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爱国人士及侨胞 > 续范亭 > 艺术再现

续范亭与毛泽东 7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高建中

1936年的冬天，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内战。他调动大批军队逼进潼关，并亲自坐飞机来到西安，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进攻陕北的红军。 　　西北的局势突然地紧张了起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各地的电报不时地拍来，电报员紧张地工作着，一封又一封电报不时地送往毛泽东的住处，气氛紧张但表面又显得平静，已经是夜深人静了，毛泽东还在伏案工作着。警卫员贺清华又一次地接到了秘书送来的一封电报，他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电报的内容，趁给主席送开水的时候，顺便将这封电报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随后，他转身去倒开水。 　　就在贺清华转过身来的时候，只听毛泽东在他的背后，以平静的口吻，自言自语地说出了一个零人震惊的消息： 　　“怎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给扣住了!” 　　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就这样首先传到了毛泽东这里! 　　“是吗?”贺清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睁大了眼睛，迟疑地问道。 　　“电报在这里啊!你看看。”毛泽东说着，将手中的电报递给了贺清华。贺清华接过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事实果真如此，贺清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转身就要走，要把这个惊人的大好消息告诉同志们。毛泽东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嘛!还有事情哩!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还有博古同志到这里来。” 　　瞬间，西安事变的消息冲破了黑夜的寂静。各所窑洞几乎同时亮起了灯光!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也是很不平静的。一年多以来，对于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中央和他本人几乎是用尽了各种方法，竭尽全力地进行联络和说服教育工作。其各种情景，顿时，浮现在他的脑海： 　　——那还是在1935年11月下旬的一天，陕西长武县城外的大路上，有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由一个老乡带路，由北向南而来。这位中年人叫汪锋，他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任军委委员。他还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杨虎城的西北第十七军中的地下党员，也是由他来领导。这一次，他是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派遣，代表红军去同第十七路军谈判的。 　　此次临行前，在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东村，身披一件蓝色上衣的毛泽东向他交待说： 　　“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先生和他的中下级军官多有反蒋抗日的思想，我们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方针，一定会在这些部队发生影响，我们的口号应当是‘西北大联合’。你这一次去与他们建立统战关系，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谈得不好，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要做好思想准备呀!” 　　汪锋说：“我对杨虎城有一定的了解，他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将领，他是主张抵抗日寇入侵的，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时，他就向蒋介石提出过请求，要率领他的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我看我的这一次谈判有可能成功。最重要的，我有您写的亲笔信啊。” 　　果然，杨虎城热情地接待了汪锋。他仔细阅读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并就有关问题三次与汪锋进行了会谈。杨虎城说： 　　“中共提出的全国各界各方联合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兄弟坚决拥护。上个月，我见到了贵党的《八一宣言》，便觉得贵党不以党派之争为利，而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幸运之事。日本亡我之心天下人皆知，如此大敌当前，我们作为军人，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友好，互不侵犯，一致对敌。对此基本立场，我们可以签订协议。” 　　1936年4月，毛泽东再次派王炳南与杨虎城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建立秘密联系和交通站、同时做抗日救亡工作等四点协议。从而，红军建立了与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关系。 　　——也是在1935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一个很不平常的宴会。客人是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的一些官兵。 　　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在这些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这些官兵，接受了叶剑英、伍修权和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已经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抗战热情。毛泽东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满意，决定和周恩来一起宴请这些客人，进一步做工作。 　　宴会上，毛泽东向这些特殊的客人讲话说：“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国的记者采访我时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抗战的问题。他问我，在什么条件下，中国可以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我说：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我还告诉这位记者说，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我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深信他们是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我们同是炎黄子孙，对于日本侵略者，我们的枪口是一致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能够坚决地站在抗战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最后打倒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这次宴会，对于这些特殊的客人来说，是一次难忘的教育课。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定立场和鲜明的态度，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精辟的分析，使这些俘虏兵深受感动。他们之中有一位团长名叫高福原，他当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宴会以后，他就主动找到彭德怀说：“东北军的官兵，是一致要求抗日的，张学良、王以哲也是这样。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心情是很普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张学良那里。如果张学良知道了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 　　彭德怀听他这样说，问道：“你敢回西安去，做这项工作吗?” 　　“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明早?!” 　　“好吧!欢送你!” 　　说着，彭德怀给了高福原200元钱。第二天，又派骑兵送他到了他的上级王以哲的防区。 　　就是这个高福原，先是说服了他的上级王以哲，接着，说服了张学良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一个星期以后，高福原乘坐送给养的飞机来到了红军的司令部附近，投递下了报纸和刊物。以后，又受张学良的派遣，专程来到了红军的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从此，红军沟通了与张学良的关系。 　　——1936年春节就要来到了，前来“围剿”红军的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已经在甘泉被我红军围攻多时。他们缺粮缺柴，连马匹都杀光吃光了，他们既少接济，又无援助，处境危殆……正在紧张地部署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零星的迎春的鞭炮声中，想到了被红军围困的这些东北兵，便立即指示围攻甘泉的红军：为了争取东北军积极抗战，现在我们要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放他们回去!而且要热情地欢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撤出了战斗。并且在路旁列队唱歌，烧茶送饭，夹道欢送东北军的官兵回去过年。这些来“围剿”红军的东北军的官兵，被深深地感化了，他们激动地流着眼泪发誓，再也不来打红军了! 　　在此同时，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的名义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确定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给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五十一军军长兼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张学良写了亲笔信，亲自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对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工作，1936年4月9日，在延安的天主教堂，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了高级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这是共产党对争取东北军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此后，双方派出代表建立了正式的关系，中共中央在东北军中设立了电台。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标志红军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关系开始正式形成。 　　对于已经建立了联合抗战关系的张学良，毛泽东以诚相待，及时地通告情况。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的变化以及国共谈判的进展等情况，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我们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召见刘鼎，派他迅速赶到西安，将中央决定“联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提请张学良在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抗战的形势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使张学良感到了震惊。他一方面赞同中共中央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政策转变，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 　　“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刘鼎火速赶回了陕北，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学良提出的这一问题。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 　　“请你再次转告张学良先生，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张学良非常高兴。他表示：“中共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今后，我一定以劝蒋抗战为己任。东北军和蒋先生的关系，我也一定按照毛泽东先生的意见处理。” 　　至此，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祖国的大西北，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 　　这种抗战局面的形成，也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12月12日的那一夜，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几乎是一整夜的会议。13日，毛泽东继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事变来得突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认识清楚，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会议的气氛很是热烈。 　　在热烈地讨论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对于事变的分析，一直站在了统一战线的立场上。他在报告中说：“蒋最近的立场虽然是中间的立场，然而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于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放在了中间立场，而没有放在亲日派、降日派中，这其中就包括着有争取的可能性。 　　当时，仅仅是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全国各方面的态度还不是很明朗。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实际了解也还不多。还不可能做出一套完全稳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综合各个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讲道：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途上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许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他还说，我们应当把抗日援绥(当时傅作义正领导其部队进行绥远抗战)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不把抗日与反蒋并列。 　　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暂不发表宣言。 　　在这以后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中，毛泽东依然是始终明确地站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上：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张学良、杨虎城，电文说，(一)全体红军和全苏区人民坚决支持张、杨二将军的革命事业。(二)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的指示，准备大举进攻西北。(三)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第一，立即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西北援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各编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第二，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第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电文指出西安事变是“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之所为”。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以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电文呼吁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南京政府诸公“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12月15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6日这一天，致电张学良，通报了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提醒其应注意的问题，坚定了张学良的信心。他说，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世界，除日意指为赤化外，法国、英国取调合态度。国内纷扰已极，江浙金融界出现恐慌现象。望兄坚持到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侧，胜利前途是伟大的。 　　同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拟请阎出来阻止南京政府对西安的进攻，该电报主要说了三件事，即：一、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请阎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二、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希望在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三、立即建立无线电联系。 　　自西安事变后，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电文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文还说：“如贵党能实现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西安事变已经发生6天，国内外各种势力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已渐明朗，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各方人士接触会谈，对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广泛而深入。他及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报告和结论：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之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战不利的。 　　“现在是黑暗和光明两方面都在发展，不过光明是被黑暗掩盖着。”“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的是要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的前途，有失败的前途。如果在这次的战争中，抗日军方面打了几个胜仗，将使光明势力方面更强大起来。” 　　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在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产生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 　　“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另一个文件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其中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提出四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 　　12月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后，毛泽东当晚8时致电周恩来，说明，“国际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周恩来在接到了毛泽东的这一封电报以后，很快将共产国际的意见告诉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共产国际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一致的，与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也是吻合的。这一封电报，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向陈立夫提出了五项合作抗战的要求：(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戍)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障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自由，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12月24日，经过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的艰苦努力，蒋介石终于基本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就面临着什么时候放他回南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的自由。 　　12月25日，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他表示愿负全部责任去进行谈判中的各项事情，要蒋介石、宋美龄当天就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并愿意送蒋走。周恩来、杨虎城对谈判的条件同意，但是认为在蒋走之前，还需要有一个政治文件表明他的态度，并不同意蒋介石25日就走，也不同意张学良去送。可是，张学良在25日下午3点多钟，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告知，就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乘车直奔机场。等周恩来得到消息，乘车赶往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就背信弃义，他立即下令将张学良扣押起来，致使这位爱国将领蒙受了千古奇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同时，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10年内战的局面的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结束了。在这一事变中，应杨虎城之邀来到了西安的续范亭，又是经受了怎样的一次洗礼呢? 　　 续范亭与毛泽东/高建中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