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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二章 “飘泊西南天地间”

赵荣声

一 　　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到卫立煌部下当秘书时，级别是同少校，一九三九年升同中校，一九四〇年升同上校，从这一点上看，卫立煌对我还是器重的。但是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急剧地向反动方面逆转，种种反共倒退的措施步步向下贯彻，在我们这个军事机关里空气也日益沉重。一九四〇年夏，第一战区接到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凡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全部都应当是国民党员；凡是未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都要集体入党；有不愿入党的，不得继续在军队里任职。 　　我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呢?自己难以决定，就去请示刘子久。子久同志说：“现在我们党有规定：‘党员在被迫参加国民党的时候，就参加。’你要继续在这里工作，应当参加。”我因而在此时参加了国民党。 　　我参加国民党还遇到一个小波折，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卫立煌对我是很袒护的。 　　在长官部举行集体入党宣誓大会的前一天，机要室几十个准备入党的人员都已填好了表，接到参加大会的通知，唯独没有发一张表给我填，也没有告诉我明天开大会。我觉得有点蹊跷，就询问机要室里面管事务的上尉蔡书记。蔡书记说：“大概你不天天来办公室，把你忘记了。”我就叫他找一张表来，他说：“表有的是，你找谁当介绍人呢?”至此，我才知道没有发表给我，是没有人愿意给我当介绍人。 　　机要室这么多的人参加国民党，几乎全部都由孙鼎禾当介绍人。这个在庐山受过训，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党棍孙鼎禾，一九三八年在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工作团的时候，受到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的压抑，几乎被开除职务，后来在工作团里管总务，实际成了一个司务长，对我怀恨久矣，因为卫、郭对我不错，他一直没有法子除掉我。今天时来运转，到了他扬眉吐气的日子了。他介绍了很多人入党，唯独不介绍我入党，正好是他报仇的机会，至此我只好去询问戴允孙。戴允孙说：“那怎么办呢?”说罢这句话就“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下文了。 　　直到开宣誓大会那天上午，我还没有填表。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处在矛盾的心情中，不很积极。因为从思想感情上说，参加国民党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何况听说今天到场监誓的是一个由重庆来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同时我又考虑，要想留在这里工作，不走这个形式还不行。最后我只好去找卫立煌，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到了他那里把这件事情向他讲清之后，他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你回去，我叫他们马上给你办。” 　　我回到机要室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戴允孙对着电话机一连说了七八个“是，是，是……”然后说，“这个事情由我来办吧。”挂上电话筒以后，戴允孙告诉我：“刚才是郭参座来电话，说到你入党的事，参座他愿意当介绍人。我看这个事情何须惊动参座呢，我给你当介绍人不好吗?”这样，我才于当日下午和长官部所有人员一样，参加了第一战区长官部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大会，没有被排挤出去。 　　这时我虽然过了一道难关，留下来了，但从全国来看，摩擦的空气日浓。皖南事变以前，长官部内已很紧张，此时和日军没有什么战斗，而参谋处每夜的电灯通明，忙忙碌碌，一望而知，那是在作摩擦的准备。许多反共的军事调动，李百诗不断来告诉我。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摩擦发展到了最高峰。重庆宣布“新四军叛变”，动员国民党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骂新四军，“破坏抗战”，同时又以“整顿军令军纪”为武器，整肃各个系统的军队，包括其嫡系的队伍。一九四一年春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大会，宣读上级文件，号召大家揭发可疑的、思想上靠不住的人，我们机要室开小会讨论，孙鼎禾公然发言说：“思想复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谁能够保证在座的人就没有呢?我看就靠不住。”机要室内的人三分之一是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来的，懂得孙鼎禾的话是对着工作团遗留下来的我说的。戴允孙马上把话岔开，不让孙鼎禾再说下去。这并不是戴允孙照顾“世交”，对我优容，而是戴允孙久历宦海，老于世故，如果公然把我揭发出来，就是指摘卫立煌用人不当，他对卫不好交代。看得很明显，卫立煌不想把我辞退，要是硬要把卫立煌愿意留用的人逼走，是会引起卫立煌对他自己不满的，他犯不着。何况戴允孙已充当了我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假使在我身上出了麻烦，对于戴允孙自己也不光彩，所以他把孙鼎禾的话压下去了，把事情拖下去了。 　　需要补充叙述一下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不但特别党部活跃起来了，而且反共的特务机构早就奉上级的命令开始组织起来了。一九四〇年春季，还是在河北摩擦没有结束之前，长官部就按照上级命令，秘密成立了一个所谓“防奸匪组”。由参谋处处长季鼎生和机要室主任戴允孙担任这个“防奸匪组”的正副组长，抽调了参谋处情报科的参谋和机要室的秘书王铸(过去是戴允孙在合肥安徽省立第四中学当校长时的学生，到洛阳后才投奔戴允孙来的)等十余人，作为该组的办事人员，专门办理有关反共的“公事”。把各集团军司令部中的“防奸匪组”所报来的秘密情报加以综合，向上汇报；并把上级发下来的反共材料，分发给长官部各处室和下属机关传阅。戴允孙从不把反共秘密刊物拿给我看，连陈元、丁致中、吕霞先、孙啸凤等等半数秘书都不给看，理由是“你们并不经常上班，有些传阅文件也没有多大意思，就送走了。” 　　更进一步，一九四〇年春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奉上级命令成立了一个专门反共的“联合汇报秘书处”。由机要室同少将秘书冷*(左亻右隽)(号隽人)担任该处的主任秘书。这个冷隽人是一个多年吃党饭有过较长反共经验的安徽人，曾经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资格很老，到洛阳投奔卫立煌，本来是想在河南省当一个厅长或什么官，那知没有达到希望，只挂一个高级秘书的名义，名额算在机要室人员之内。现在担任这个反共的联合汇报处主任秘书，本来驾轻就熟，冷隽人看到没有多大油水，主要依靠王铸帮他做具体工作，他自己有些觉得官瘾过得不足，兴致不高。这个联合会报秘书处虽然规定每周开会，实际上是半个月乃至一个月才开会一次，无非是传达上级的反共指示，进一步加强反共的意志，共同商量做些见不得人的坏事。 　　我处在这样的形势下，活动的范围大大缩小。孙鼎禾在集体入党时将了我一军，没有成效，估计他会暗中和特务勾结，控告我是从八路军来的。我有些想走。但是时局怎么发展呢?假如国共真的分裂了，形势会变成怎么一个样子呢?假如国共暂不分裂，形势又会变成怎么一个样子呢?卫立煌旁边要是没有人常常向他做工作好不好呢?我觉得自己连国民党都参加了，下了这么大的本钱，白白地走了也不甘心，那怕还有很少的活动机会也不能放弃这个阵地。因此我一直没有走。 　　燕京大学同学佘贻泽(现名杨公素)①在洛阳出了事，使我的处境更加困难。 　　佘贻泽四川人，是燕京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比我高好几级。抗战开始后进入卫立煌的嫡系军队九十三军刘戡那里当秘书。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整肃军风纪的时候，九十三军参谋长魏巍②投奔八路军，刘戡军长逮捕了一些平素和魏巍接近的人。此事发生时，佘贻泽正好请假回四川省亲去了，没有被卷入旋涡。后来佘贻泽假满返回前方，途经西安，遇见刘戡军长，刘戡叫佘贻泽回返晋南军部以前，先到洛阳长官部文副参谋长那里接洽一些事情，佘贻泽便到洛阳来了。 　　佘贻泽来到洛阳西工，先至我家，谈起魏巍投奔八路军和九十三军部一些人被捕的情形，我告诉佘：目前政治形势空前紧张，刘戡是一个非常坚决的反共分子，大家都知道的，你们几个同事都被捕了，你不如躲避一些时候再说，不要回军部去了，也不必去见文副参谋长。佘贻泽此时尚未加入共产党，不很在乎，觉得刘军长在西安时对他很热情，不会有问题，迳往长官部谒见文朝籍。文朝藉留其住在长官部招待所里。到了晚间，他便被这个副参谋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派人捕捉去了。 　　按照刘少奇同志留下的嘱咐，我是不应当卷入这件事情的；但是长官部不少人都知道佘秘书与赵秘书同学，平时佘贻泽一来洛阳就光临寒舍，过从甚密，现在要躲也躲不开。我平常听说，在洛阳逮捕的进步青年，一解送西安就凶多吉少，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文朝藉。仗着平日帮助文朝藉学文化，有点交情，我跑到文朝藉家中去询问。文朝藉说： 　　“刘军长从西安打电话给我，叫我见了佘秘书，就把他扣下来。要是他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派人去捉他。现在他自己找上门，要是我不扣，刘军长找我要人，我怎么回答呢?这件事将来怎么办，要看刘军长从重庆回来怎么说。” 　　我在文朝藉这里碰了钉子，只好去找卫立煌，碰巧这时卫立煌因公到重庆去了。后来我又想到：洛阳的警备司令虽然是文朝藉，文朝藉只管警备司令部的重要事情，并不常到警备司令部里去。该司令部的日常工作由独立第五旅旅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高增级主持，从这方面疏通，或者有点办法，我就找了一位和高增级关系较好的××陪我去找高增级。高增级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有××出面说情，他更不好拒绝，答应看情形帮忙。当时，高增级就打电话给洛阳劳动营③叫把文司令下令扣押的佘贻泽，特别优待。 　　因为佘贻泽是文朝藉亲自下令扣押的，高增级不能释放，还必须按照一个要犯看待；但是文司令并没有说他有任何罪状或嫌疑，只叫“扣起来”。只能算是暂时的“拘留”，不算关押。对于这样一个两可的人，经过高增级一个电话，佘贻泽便享受了与众不同的待遇，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没受审讯，没吃苦头，可以看书看报，可以和外面通信，也可以在营内人员的陪伴之下外出，还来过我的家。佘贻泽的哥哥佘克明是重庆千厮门一家商行的老板，颇有资财，寄给我很多钱，似乎是叫我买通关节，用行贿的方法营救佘贻泽。我已经找过了高增级，并在托人进行保释，根本不需要用一个钱，我必须把钱交给佘贻泽本人。我记得旧小说中讲到往牢狱中送银子，过手的人都要扣下一半，最后一点也要被人吞没，我只好穿上哔叽的军服，佩带长官部的证章，亲自到劳动营看望佘贻泽并亲手送钱。佘贻泽有了钱就大肆挥霍，请客送礼，不断出去上饭馆，陪伴的人慢慢松懈下来，佘贻泽找个机会就逃跑了。 　　我自己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面有战区政治部注意我，里边有孙鼎禾想排挤我，佘贻泽一跑，责任都落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变得更为不利。劳动营逃跑犯人原是家常便饭，无足为奇；现在传说佘秘书是到洛阳城内澡塘洗澡时“光着屁股跑掉的”，绘声绘色，便变成了吸引人的新闻，也把赵秘书进入劳动营和佘秘书共商逃跑之计说得活灵活现。特别讨厌的是洛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陈倬，曾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高参，现在正和副司令高增级闹矛盾，为了打击高增级，不惜血口喷人，说他早就知道赵秘书也是一个共产党…… 　　凑巧此时(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突然发动中条山战役，日军飞机连日轰炸中条山的后方基地洛阳，炸得很惨。日本人看见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萁豆相煎，团结大受损伤。国民党的军队士气低落，律纪荡然，便轻而易举地把中条山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洛阳各大机关纷纷扣留民间的牛车，拉夫，各顾自己逃命，佘贻泽“光屁股从澡塘逃跑”的新闻才被淹没。我乘这个机会向戴允孙要了一个任务，护送机要室里的家属们疏散到豫西伏牛山区的卢氏县去。经过“九岭十八盘，三关四洛河”，一去数月，从此没有再到长官部上班。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一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的卫立煌，自从中条山战役失败，开始走下坡路。其实，中条山战役时，卫立煌并不在洛阳，他正在四川听训。何应钦亲自遣兵调将，亲自在洛阳指挥，举止失措，要负直接的责任。蒋介石为了掩盖他自己“反共第一”、“分裂政策”招来的祸害，把打败仗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卫立煌一个人身上；甚至于还借此发泄对于卫立煌不替他积极反共的仇恨。一九四一年夏季，首先由河南籍监察委员郭仲隗在监察院和参政会提出弹劾卫立煌失去中条山的议案，国民党政府撤除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另行委派河南籍的老政客李培基来继任。 　　撤换省政府主席一事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卫立煌从此一蹶不振，如同一个人身体不健，缺乏抵抗力，百病丛生。所有顽固派对他各式各样的攻击都一齐冒出来了。一九四一年八月间，卫立煌见我和靳明久居卢氏乡间，不回长官部也不请假，就叫戴允孙打电话叫我回洛阳。我回洛阳后，夜晚去见卫立煌，问问他近来身体如何，不谈时局，不谈政治，有些象《庄子》中所说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味道。这时汤恩伯的十三军已开入洛阳，长官部仍由独立第五旅担任警卫，实际上已置于十三军军长张雪中的“保护”之下。我考虑此时留在卫的旁边，对卫没有好处，自己也很危险，不如暂时离开洛阳，找一个安全港暂时去避避风。此时刘子久同志已去淮北，我和子久介绍给我的戴日三同志商量，日三也赞成我们这么做。 　　七七事变以前，靳明和我在北平读了两年的书，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南下，参加抗战，大学才算上了一半。此时听说燕京大学筹备在成都开学，我觉得回学校去躲避一个时期，倒是一个好办法。混他两年，把我们“左”的形象冲淡，从燕京大学沾染些美国的“民主”、“自由”色彩，穿上笔挺的西装和丝绸的旗袍，回到卫立煌那里去，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就会改变些，我们将来的工作就好做了。我把回校读书的想法报告了卫立煌和郭寄峤，我说我当了四年的秘书，今年才满二十六岁，再读两年还不到三十岁。毕业以后再来跟你们工作，不是很好吗?他们两人都同意我这个意见，表示愿意资助我们旅费和学费，将来在学校毕业后，仍然到他们这里来，仍然是他们的人。 　　这个意见决定之后，我就在机要室请了三个月的假，先回安徽老家去探亲。这时我们已有一个孩子，此行另有一个目的是把孩子送给他的祖父母。我家祖籍在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几代人都居住在省城安庆，只有坟山在太湖。一九三八年，在日军沿江东上之前，我们全家以及我父亲当校长的那个六邑中学，都离开安庆搬到太湖县山中，那里一直没有沦陷。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们离开洛阳，经过颍河、淮河、淠河，沿着插花地带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太湖县我祖父的墓庐。 　　我们回家之后，原拟过了阴历年就回洛阳，正式办理请长假(国民党军队中的习惯语，军官辞职谓之“请长假”)的手续。哪知刚过春节，就在安徽报纸上看见撤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消息。卫立煌既已撤换，我就不好再到洛阳去了，只有延缓行期。写信给洛阳的朋友探问，观望一下再说。过了些时，听一个从河南来到太湖的人谈起河南新闻，说到卫立煌去职之后，由蒋鼎文继任他的职务。蒋鼎文到职不久就封闭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叛变，投奔特务，捉去很多共产党员。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我想幸而回老家避开了一场危险，如果此时还在洛阳，恐怕难免被袁××出卖。 　　又过了一些日子，河南报纸上登出了袁××的自首启事。我们遂决定暂时不回洛阳，等待卫立煌的确信再说。太湖县僻处天柱山侧，大后方的邮件靠肩挑步行，月余才能到达，直到一九四二年秋季，我才得知卫立煌到了成都，赋闲于少城支矶石街，没有职务。后来我又接到戴日三同志从成都来信，他说他已到了成都，帮助孟用潜办“工合”，催我们到成都去。我们正准备启程，忽然遇见一件意外的事：日军突然扫荡太湖县，我们全家一齐钻山，躲至西北乡深山中亲戚家，被困数月。及至日军退去，路途畅通，已是一九四三年的春节之后了。我和靳明启程经过河南、陕西，前往成都。 　　二 　　卫立煌在成都赋闲，寂寞无事，见我和靳明从安徽走了两个月的旱路才到成都，很高兴。他说：“你们都还年青，读书是有希望的。我愿意帮助你们深造，替我们安徽省培养几个人才也是好事嘛!” 　　自从日美太平洋战争开始，美国教会在北平办的燕京大学于一九四一年冬季被日本军封闭，许多师生来到成都，借华美女子中学的校舍又挂出燕京大学的招牌来。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已开课一年。我们到成都时，离秋季开学还有几个月。卫立煌安排我们住在成都西门外苏坡桥离杜甫草堂不远的谢家大院郭寄峤和文朝藉的成都寓所中，等待开学再搬入学校。此时郭寄峤已被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借去帮忙，充当了重庆卫戍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在重庆做官；文朝藉仍留西安行营当副参谋长。郭、文两家在成都的寓所，比邻而居，是当时城内有钱人为了防空特在乡间新建筑起来的竹筋挂灰的四川式平房，室内地面是黄土夯实的，比较简陋，倒也宽敞。这时文家只有其大公子夫妇住在这里，有空房，我们就下榻在文家。郭家有郭寄峤的母亲和三个读中学的侄女，有厨子做饭，有勤务兵和保姆打杂，我们每餐都到郭家吃饭。 　　为什么卫立煌对我们来成都表示欢迎，同时又把我们安排到城外十里去住呢?后来我才从别人闲谈中闻知，卫立煌撤职来到成都赋闲，还受到特务暗中监视呢。 　　卫立煌和我们谈话时，没有谈什么政治，也不谈他从洛阳撤职下来的经过等等，他只是谈了些闲话，然后询问我：“你们怎么回老家一趟，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说：“交通太困难，大部分靠步行。只有在皖北坐了几段民船，省了点力气，没有省时间。本来我们去年下半年就准备动身来成都了，忽然碰见日军扫荡，大路、小路都封锁了，我们只好拖迟了。日本军队本来没有准备在一九四二年扫荡皖西山区，是临时的行动，被我们碰上了。原来长江旁边有一个宿松县，还保留在中国人手里，没有沦陷，这个宿松县有一门高射炮，是当时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派驻在这个武汉外围小县的，后来一直没有调走。一九四二年秋天，天气很好，几个高射炮兵把高射炮抬出去擦拭，晒晒太阳，怕炮弹年久失效，想放几颗炮弹试试。正当他们摆好高射炮要放的时候，沿着长江飞来一架日本飞机，飞得很低，高射炮兵以这架日本飞机为目标放炮，说也真巧，一炮就把这架日本飞机打下来了，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天下真有许多巧事，你知道这个日本飞机是个什么飞机呢?原来坐在这个飞机上的是日本驻华中的派遣军总司令，这架飞机在宿松县坠落，次日就连续有十几架次日本飞机飞来望江、太湖一带寻找。没有寻着，日军很快又派了很多步兵由九江、安庆以及湖北等几个被占领的城市分头进军宿松、望江、太湖一带，到处搜索，顺便扩大战果，日本兵又由太湖、岳西山地扫荡一直到立煌县，把安徽省政府和李品仙主席公馆都烧光了……” 　　卫立煌又问：“你们回家还遇见一些什么新鲜事情?” 　　我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淮河上面飘着许多‘元宝’，淮河旁边的人把水上的浮尸叫做‘元宝’。少则个把小时一个，多则几分钟一个，有时接连来了几个，有的泡得又白又胖，有的已经腐烂发绿，远远淌过来，擦着我们的船边向下飘流去，不知怎么死的，也不知那里来的。河边上的人都看惯了，见了没有一点表情。 　　“正阳关和界首都是中日双方对峙的战地，奇怪得很，现在公然成为中国和敌伪自由通商的要道。汤恩伯在界首设立了一个‘四省边区物资管理处’，名为管理对沦陷区的通商，实则汤恩伯的代理人自己垄断走私。什么是禁止出口的军用物资他们就贩运什么；日本人需要什么，就运什么。比如桐油，在后方列为军用物资，不许自由买卖，在界首公然一船一船地向日本那方面运。而从上海运到这里的是新奇奢侈品，真是五颜六色，应有尽有。据说运到重庆可以赚几倍的利钱。和我们同乘一条船的，有从上海来的舞女，听说成都要开跳舞场，特地从上海请来的。 　　“最使我伤心的是走进河南地界，见到很多饿死的人。我这才懂得河里为什么有那么多浮尸，连埋葬也顾不上了。有一天天没黑，我们走到叶县境内，找一个鸡毛店歇宿，这个鸡毛店的伙计向我们兜揽生意说：“副官④，今天晚上给你找个姑娘做伴好吗?价钱便宜，一夜只要一斤馍馍。”我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人不值钱到了这个地步，真惨!河南的人民实在太苦了。我一路听见人们咒骂水、旱、黄、汤是河南的四大害，一点也不错。” 　　卫立煌说：“前年我们在河南，已有旱象，后来我们走了，接着就发生了空前的大旱。接我的手办省政的人，光想对上面讨好，不顾人民的死活，还是拼命向老百姓征收军粮，征过了头，怎么能不饿死人?如果我们还在河南，无论如何也要替人民叫唤几声，不会饿死这么多人的。” 　　我住在城外，数日进城一次。可以看得出来，这时卫立煌心情很乱，和我们尚未谈几句话，就穿起灰色的绸长衫逛大街去了。在街上没逛多久，又匆匆回来。我看他所订阅的报纸当中，没有重庆《新华日报》，按照他被人暗中监视的情形，订阅《新华日报》恐怕要招惹是非，我只好替他增订《华西晚报》⑤和《华西日报》。有时我在祠堂街零买几张《新华日报》，碰到有意义的新书我也买几本带回来。 　　我见卫立煌这个时候心情不稳定，翻翻书报不很细读，不象在中条山那一段吸收新思想吸收得快，四川军人严肖虎(卫在陆大时的同学)常来，他一来我就远远避开。后来听说，著名军事学家杨杰常来和卫议论天下大事，我都回苏坡桥去了，没碰见过。 　　跟卫来到成都的戴允孙、吴君惠、温广汉、叶刚武以及几个高参，每人都在成都少城租赁房屋居住。此时这些人都没有职务，没有薪金收入。有的过去有些积蓄，有的光靠卫立煌每月送给少量的生活费。他们告诉我，这叫“烧冷灶”。有一个参议张心田说：“委座早就讲过，‘卫俊如缺乏政治头脑，不能独当一面，但是能打。’只要认定他‘能打’这一点，就有办法，早晚定要起用。国民党的军官，哪个不打败仗?打了败仗下台歇一歇，不久还会上场。好比打麻将牌中间的‘做梦’，歇了一圈还是要上去。”他们都很有信心地烧冷灶，并叫我也耐心跟着“烧冷灶”。 　　盛夏的一天，郭老太太过生日，卫立煌由城中来拜寿。吃过寿面，我陪他去逛邻近的杜甫草堂。这个草堂，年久失修，破落得不成样子。他不知道已去过多少趟了，并不是去游览风景，只是感到无聊没处去，信步就走进去了。他见我是初到成都，不熟悉草堂的特点和历史，就向我介绍杜甫草堂的情形，我看了那绿树成萌，禾苗旺盛的江村非常高兴。经过赤地千里水旱黄汤的中原到此，感到四川的确是天府之国。我不由得想起“清江一曲绕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之类的诗句，没想到这些对于现实环境描绘得极其生动的诗句引起了卫立煌对杜诗的兴趣，回去即命我把他书柜中的杜甫诗集找出来。他从此就把自己彷徨的心情寄托在这些诗篇之中去了。“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他吟诵着那一些写出他的心声的佳句。 　　卫立煌从幼年在卫氏义学中开始学诗以来，基本上读的都是唐诗，我见他现在居住在支矶石街——那里属于成都少城，宋朝大诗人陆游也在少城居住过，我就找来几本陆游的诗，选择一些折叠页码给他看。下面这首诗首先引起他强烈的共鸣。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好，这首诗好。”卫立煌高兴地说。陆游处在南宋小朝廷执行投降妥协政策的时代，希望参加抵抗外族侵略而不可能，僵卧孤村，梦想铁马冰河；卫立煌自己所想的是继续去抗日，但是把他从抗日的战场上罢免下来了，特别感到陆游诗句的亲切。后来他在读了另一首诗之后又发表了议论。这首诗是：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卫立煌说：“按照现在这个搞法，搞到我死掉的时候也见不到抗日的胜利。我也只好希望将来到了死了之后，儿孙们在家祭的时候报告我收复失地的消息了。” 　　另外一首诗中吸引卫立煌的句子是：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卫立煌说：“对呀，坏事的原因就在这里，妥协投降的掌握政权，坚决抗敌的冤枉受害，混账!” 　　最使我难忘的是《病起书怀》这首引起卫立煌感慨的诗。这首七律的原文为：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卫立煌低吟多次，然后带念带讲说给我听： 　　“‘病骨支离纱帽宽’的现象我还没有。‘孤臣万里客江干’倒和我差不多，我也离家数千里，从江淮地区流落到长江上游岷江旁边，和陆放翁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说得真对，就是我现在不当什么官，我爱国的热情也不比别人低。‘事定应须待阖棺’讲得最好，我们恐怕等到盖上棺材盖子，也等不到抗日的胜利。‘天地神灵扶庙社’，中国早该亡国了，到现在没有亡，靠老天菩萨的保佑，不是自己的力量。‘京华父老望和銮’，沦陷区的父老们多么热烈地等待我们凯旋回去啊。‘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出师表》到今天依然有重要的意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古今都是一个道理，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也来读读《出师表》。” 　　自古以来，伟大的文学作品鼓舞人们的斗志，寄托失意者的情怀，没想到今天它在卫立煌的身上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三 　　卫立煌在成都的生活和心情，前文已经讲了不少。卫立煌怎样由洛阳来到成都的经过，前面叙述得不够详细，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九四一年春天，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对新四军突然袭击之后，于一月十七日发布命令，解散新四军。这年三月，重庆开国民参政会，共产党的参政员拒不出席。蒋介石在这次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大弹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加以辩护，对共产党大肆攻击。蒋介石做到此处犹未满足，想起前一时期卫立煌在北方和共产党和平共处非常不满，尤其对于一九四〇年卫立煌和八路军划订防区一事感到生气，那实际上是允许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蒋介石在开罢参政会之后带着余怒把卫立煌叫去埋怨了一通，并暗示要撤去卫立煌的河南省主席职务。卫立煌听了不服，一气之下就什么也不想干了，请假到峨眉山去休息，蒋介石立即照准，于是卫立煌忙中偷闲，带着温广汉去峨眉山漫游。就在此时，何应钦到洛阳巡视，日军进攻了中条山。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不满，除掉看到卫立煌做的事情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压制共产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这两个“重点培养对象”联合倒卫，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胡宗南在西安数年，羽毛丰满，急于把他的老上司蒋鼎文顶走，自己好更放肆地当他的西北王，给蒋鼎文找了一个出路，让蒋鼎文到第一战区去取代卫立煌的位置。汤恩伯从第五战区退到豫南，屯兵三年没打过仗，他是蒋介石在胡宗南之外第二个给建军之权的亲信，非常迅速地扩编成为四个集团军的正规军和四十多个游击纵队，凡四五十万人。他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和苏鲁豫皖党政分会主任了，认为自己升任司令长官的时机已到。胡汤都想第一战区，暗中联合倒卫，说八路军在华北坐大，已成不治之症，都是卫立煌纵容起来的，还有什么什么劣迹。落井下石，使得卫立煌的垮台，成为必然之势。 　　胡宗南，浙江人，黄埔一期“天子门生”中第一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太保，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爱。蒋给了他一个别的将领都没有的建军特权：能成立多少个师就给多少个师的番号；保举谁当什么官，谁就当什么官。他的军队器械装备最精良，粮饷最充足，所以三年之间，胡宗南在西安就扩充为四五十万军队而成为西北王。他坚决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袭击八路军的后方，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另外，军统头子戴笠当初是胡宗南部下的副官，由胡向蒋推荐而被重用起来的。戴笠经常在蒋面前夸奖胡宗南。胡宗南得到特务的支持。他们彼此勾结，关系极深。凭胡宗南这样的实力和卫立煌争权，卫立煌当然不是敌手。 　　汤恩伯崛起于第一战区的东南角，早对卫立煌有严重威胁。卫立煌特为汤恩伯的事到第五战区访问过李宗仁，明为商量两个战区的防务，实则共同商量对付汤恩伯的办法。无如蒋对汤偏爱极笃，卫不能撼摇他，李更没办法，结果卫、李两人在一起发了两天牢骚而散，汤在豫南的气焰更为高涨。汤恩伯是蒋介石建都南京以后才任用为随从参谋和中央军校第六期大队长的，在剿共时期受到卫立煌的指挥，资历尚浅，打起仗来不败的时候很少。但汤是浙江人，且为蒋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能够直接通天。他在河南叶县极为频繁地给蒋写信，摸到蒋介石反共、吞并杂牌军队、建立法西斯统治的思路，出了许许多多坏主意，表示他日夜都在忧蒋之所忧。他知道军统特务是蒋介石的耳目，就尽力交接戴笠，有戴笠为他讲好话，他也更得蒋的信任，蒋给他以更大的权力。我曾听汤恩伯部下的干部介绍汤驾驭部下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挥金似土，杀人如麻”。第一战区长官部有个高参到汤恩伯处联系什么事情回来，在长官部里向许多人宣传汤总司令那里有许多好处，他到叶县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级招待所，最妙的是这个招待所不但陈设富丽，而且到了每晚关门睡觉之时，必有非常艳丽的仙女下凡①，推门含笑而入，伴宿至天明悄悄离去，真是令人魂消魄荡。长官部里面的人都这么容易被汤恩伯的小惠所收买，到了汤恩伯全力倒卫之时，卫自然无抗衡之力。 　　前面讲到蒋卫当面闹僵之后，卫立煌请假到峨眉山休息。蒋介石立即派何应钦到第一战区巡视，为免去卫立煌的本兼各职作准备。卫立煌率军驻守中条山以来，到现在已是第四个年头，打退了日军八次进攻，敌骑一直不能渡过黄河，社会上对于卫立煌的舆论甚好。一战区多数队伍都是非嫡系杂牌军队。平时卫立煌对待这些军队都很公平，体贴这些军官的心情，分派作战任务和军需物资，必求公平合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杂牌军不害怕卫立煌象胡宗南、汤恩伯那样吃掉他们的队伍，不会把原来的带兵官调成挂名的副职，所以放心大胆信服卫立煌。在作战时，这些军官也很听卫立煌指挥，因为稳住阵地就可以稳住自己的地位，也不甘于望风溃败，自取灭亡。因为如此，蒋介石打定主意要撤换卫立煌的时候，先让何应钦和这些将领交换意见，让他们安心。同时何应钦也来找卫立煌的毛病，作为撤换卫立煌的根据。 　　何应钦大摆其官架子，到了洛阳之后，首先在河防部队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中抽调象样子的阵容开到洛阳，举行阅兵仪式。同时召集全战区的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大部分师长、兵站总监、分监以及军以上的政治部主任等等，在长官部里举行盛大宴会，分别传见。高级军官单独谈话，次要的三四人一批，乃至六七人一批。在这些谈话中，也有人谈了一些一战区的弊端，如士兵的生活太苦，买卖壮丁之风严重，军官走私等等。但对于卫立煌个人的劣迹则讲的很少，他们对于卫立煌能否回一战区继续负责，则各有想法，心情不定。 　　因为各集团军的高级将领都来洛阳，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和何应钦的周旋上来了，对于日寇的防御顿时松懈，日本军队先挫败了北段刘茂恩的队伍，又于五月七日起对中条山全面大举进攻，乘着五月九日的大风和五月十一日的大雨，把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 　　中条山是背靠黄河，横卧在山西省南部的一条山脉，东接太行西至稷山，绵延三百余里。从其北面的上党盆地至其南面的黄河，宽约一百里至一百五十里不等。守军凭北麓高峰向北防守，利用石山挖成一些堡垒，山北日军屡次进犯，均无结果而退。此时中条山的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率部把守；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第五集团军曾万钟率部把守；西段平陆一带，由第四集团军孙蔚如率部把守。如果卫立煌在洛阳，一闻警报就渡过黄河直接到前方，并向八路军通电报约其在敌后举动，危机不难应付过去；这一回何应钦坐镇洛阳发号施令，又管事又不管事，自己负不了那个责任又不通知卫立煌回来，以至中条山完全丧失，无法挽回。当时有些人怀疑何应钦这个亲日派暗中和日本通气，不是没有原因的。 　　蒋介石看见第一战区当时这种景象，更换卫立煌是便宜了他，不如仍然让他回去承担责任，设法把溃败的军队尽量转移出来。于是卫立煌又奉命从峨眉山回到洛阳，收拾溃散的军队，加强黄河的防务。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这时卫立煌的基本队伍第十师归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指挥，刘自己的队伍首先逃跑，他抓住第十师作他司令部的掩护部队，为此第十师不得不在阳城以东沁河沿线尽力阻止日军。日军采取的是自东向西横扫战术，不在一点上胶着，直插沁水绛县，与同蒲线东犯的日军采取合围态势。以致第十师孤悬在总退却线以北。大约八月底，第十师已无法南撤。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便把一个团留作刘茂恩总部的后卫，另三个团突围北上，钻到敌后空虚的地方去。这个方针不能说不是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后来在敌后的这三个团，在八路军的掩护下，西渡汾河，又过黄河到达韩城，再转潼关东下，回到洛阳以西的渑池集结休整。在刘茂恩身边的那一个团等刘的总部撤退后，已完全被日军包围，团长阵亡，余部经析城山南撤，落后被打散的士兵，也在地方游击队的帮助下，陆续南渡黄河，回到渑池。卫立煌事后得知他多年带领的第十师有三个团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穿过敌后，长途转移，完整地回到后方，他怎能不衷心感激呢! 　　这年秋天十月十三日，日军由郑州以北黄河决口以西处渡河，进占郑州。郑州是南北交通咽喉，一旦失守，则中原难保，卫立煌严令各军奋勇收复已失阵地，不许后退，他自己也进驻设在郑州和洛阳之间的黑石关前进指挥所，亲自指挥。这时防守郑州正面的是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所部的三十八军赵寿山部，战况激烈，十分危急。受命赴援的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所部强调客观困难，说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因为这时谣言盛传赵寿山是共产党，有些人对于援赵就另有一种看法，迟迟不前。卫对于此事非常发火，在电话中责难孙桐萱所属的薛师长，并严厉告诉他，如在限定时间不能到达某地点，“我枪毙你!”后来援军都到达了前方。赵寿山部于十月三十一日打退了日军，收复郑州。 　　从郑州转危为安到一九四二年新年，洛阳暂时稳定了三个月。蒋介石撤换卫立煌的工作也准备好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正式宣布：卫立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两个司令部从参谋长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均不更动。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对调，实际上是削除了卫立煌的军权。自此，从陕西到苏鲁豫皖边区——胡宗南、蒋鼎文、汤恩伯三个反共积极的浙江同乡联成一线。“西安行营”和它在“西安事变”之后初建立时已完全不同，名存实亡，是个转转公文的机关，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卫立煌尚未动身之前，蒋鼎文已先一步来到洛阳，他怀着一股侦探的敏感心情，打算一到洛阳就能抓到卫立煌什么私通共产党的把柄。他乘着卫立煌在前面屋里和别人谈话的机会，一个人蹑手蹑脚走进卫立煌的卧室，在卫立煌床边小床头柜上看到一本翻开的大厚书，啊哈，这不就是一个证据?俊如兄实在用功，睡觉之前还看马克思著作!蒋鼎文兴高采烈地抓住了这本厚书，把它抱起来，以为凭此可以领赏。仔细一看，它并不是马克思著作，而是一本基督教的圣经。卫夫人朱韵珩生前有个习惯，总在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本圣经。朱韵珩去世以后，卫立煌伉俪情深，内室仍然保持朱韵珩时代的摆设，依然放着朱韵珩常常阅读的圣经，没想到倒被老朋友蒋铭三兄抓了把柄。实际上卫立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确实有。不但有，而且很多。每次陕北和八路军来人，所赠礼物中均有书籍，朱德总司令送的尤多，从一九三八年以来，我也替他买了不少。历年的《解放》、《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都是全套的。因此卫立煌卧室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六七个大书架竟装得满满的，其中有些书上还有卫立煌自己画的重点符号、写的字。卫立煌一见调令发来，首先命令青年副官张仲杰烧去了这些书，正是蒋鼎文来到洛阳数日之前的事。 　　蒋鼎文放下了圣经，在参谋处跨院里的司令长官官邸花园中又抓住了货真价实的罪证——窑洞。卫立煌在山西抗战时住的多为窑洞，冬暖夏凉，在窑洞中别有一种滋味，在洛阳时见其居住的房屋旁边的花园中空地甚多，便命人建了一排五口窑洞，夏天在其中睡个午觉，特别清凉。蒋鼎文认为窑洞是延安的特征，卫立煌建筑窑，证明他的脑海中处处想学延安。在窑洞前面的门顶石上，原由卫立煌题写了“惜阴室”三字，下署“立煌，一九三九年七月”，卫立煌临走前命人将“立煌”二字剜去，不愿给自己留名。蒋鼎文来了看见“惜阴室”三字下款写的公元一九三九年，而不是民国多少年，又说卫立煌心中早已没有民国了，从不写民国纪元这一点上也获得证明。 　　卫立煌到西安后，天天带孩子游览古迹，不管西北行营的事。因为西北行营的主要业务是反共、对付延安，他觉得干这样的事对中国抗日不利。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有一天夜晚，蒋介石来了电话，询问卫立煌愿不愿意去缅甸与英国军队联合作战?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已开始，日军侵占缅甸，截断了中缅国际公路，并由缅甸向云南边境进攻，中国正考虑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卫说他对于缅甸生疏，恐怕搞不好。蒋说你先考虑一下，明天再通电话。第二天晚上再打电话，卫立煌表示愿去缅甸，蒋说很好，一两天派飞机去接你。过了两天飞机真来了，由温广汉陪卫去重庆。 　　卫到重庆，即由当时担任侍从室主任的张治中招待住下，蒋介石立刻接见。蒋介石对卫立煌在华北不积极反共，把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撤下来，已解心头之恨了，而对卫立煌能打仗还是很相信的。到缅甸又不会再接触共产党，所以决定再度起用，派他带领远征军入缅，让他担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随着下达了委任令，并和林蔚、刘斐商谈了作战业务。卫立煌自己也考虑好了他的幕僚班子，带哪些人去，让谁担任什么职务。 　　卫立煌急急忙忙作好了他到远征军去的准备，只等蒋介石召见然后上任了。谁知事情起了变化，不知为什么，多日没见蒋介石召见，越等越没见动静。偶然从一位老朋友那里传来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就是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叛变共产党，投入军统特务，戴笠亲自到洛阳去处理此事去了……卫立煌一听心中嘀咕：此事不妙。要是袁××诬蔑共产党涉及他自己，把他平日和共产党来往和亲近的情形和盘托出，还是很讨厌的。于是他听说戴笠回返重庆后，就邀请杨啸天作伴，去拜访戴笠，想听听戴笠什么口气。杨啸天就是杨虎，安徽同乡，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四一二”时任的淞沪警备司令，平时花天酒地，结交青红帮和军统特务这一类人，是戴笠的好友。(一九四九年杨虎做过好事，又当别论。) 　　那知他们到了戴笠处，门上竟然挡驾，说戴局长不在家。按一般情理，一个新任命的远征军司令长官来访，主人外出不遇，事后也得来个电话寒暄两句，戴笠连个电话也不打，问题就很清楚了。 　　卫立煌和戴笠并不陌生。一九二七年卫立煌当十四师师长参加龙潭战役，抵抗孙传芳渡江反扑时，中央军官学校(已由黄埔迁到南京)第六期毕业的戴笠是十四师里的一个副官，卫立煌看到戴笠打仗不行，不很喜欢戴笠，戴笠也另有门路，请求他调，卫立煌便由他去。现在卫去看他都见不着，戴笠故意装腔作势。表现他自己今昔不同，抓住一点毛病要大做文章，卫也只好听之任之。 　　卫立煌被闲置在招待所里，不被召见，不闻赴任之命，经旬累月，寂寞苦闷。有一天，他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见面第一句就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这一句动人心弦的话使卫得到极大的安慰。 　　过了两个月，未闻蒋介石再提卫立煌赴缅甸的事。卫立煌觉得一直在重庆住招待所也难受，只好向蒋介石上书，请求回成都去奉养老母。蒋同意了，并批发了一笔钱——其意思似乎是养老金。卫派人到银行领出，钞票一大麻袋。这时法币已经贬值，钞票不值钱，卫立煌给每个随从抓一大把，算是酬答他们的多年辛苦了。 　　从一九四二年夏季，卫立煌开始了他在成都的赋闲生活。 　　四 　　衰××是个又高又粗壮的大汉，肥头肥脑，脸上晒得又红又黑，满腮短胡茬，和他常常唱的京剧大花脸角色非常相称。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时候，常常到马牧村八路军总司令部采访，就和参谋处里的这么一个情报科长谈过话，彼此认识。半年以后，(一九三八年夏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垣曲辛庄，袁××以十八集团军少将高参——联络参谋的身份时常来，我见了他如同见了家中来的亲人，常把许多情况告诉他。他知道我们战地工作团的进步倾向，他知道我是从八路军来到卫立煌部下的人，对我也非常亲热。 　　有一回，刘毓珩和我利用工作团下乡工作的机会，离开辛庄数十里，到徐海东旅部去看望这个红军名将，在徐海东处谈了一整夜，袁××也在座。朱总司令一再访问卫立煌，每次来到，我这个担任招待工作的人员总在半夜偷偷对朱总司令讲些话，袁××在旁边，朱总司令并未叫他回避。虽然袁××不知道我是否共产党员，怎么进到卫司令部来的，但他对于我的思想立场，非常清楚。 　　我也慢慢知道一些有关袁××的历史，他是黑龙江人，自称是明末大将袁崇焕的后代，进过东北讲武堂，在东北军中任中级军官，西安事变的时候表现得很积极。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东北军分化，袁××便跑到红军方面来了。因为他能说会道，又对于国民党军队和杂牌军的情形熟悉，遂让他担任搜集情报的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被提拔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的第二科——情报科长。 　　抗日战争刚开始，八路军开进山西，派袁××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那里当联络参谋，袁××对于旧军人生活那一套很熟悉，能够和旧军官们拉得很近乎，因此以后八路军需要和卫立煌交涉一些事情，也派袁××来办了。虽然他穿的是八路军的士兵服装——灰布棉袄，没带军阶领章和红边的符号，卫总部里的军官们听说他是八路军的少将高参，对他相当客气。一九三八年夏季，卫立煌向前方将领们广泛赠送自来水笔，十八集团军各个师长、旅长每人一支，也赠送了袁××这位高级参谋一支。卫立煌总部里的军官们远远看见这个军人衣袋上插了一支笔帽上嵌有白色圆点的钢笔，一望而知是个将级军官，无不以礼相待。垣曲县城和邵源镇，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没剩下一处完整的房屋，自然没有饭铺，卖熟肉的摊子前面就是当时最好的宴客场所了，我多次在这种地方请袁××吃烧饼夹肉。有时袁××的老婆程乔也同来，她和袁××的肥胖呈明显的对比，是个细瘦窈窕的高个子女人，听说她出身于东北最大的百货商店秋林公司大老板的家庭，他们还有儿女在延安。 　　一九三九年我到洛阳之后，卫立煌对我说，洛阳有十三个特务系统，叫我在外面交游要慎重，不要出毛病，出了毛病他也没有办法。他又说别人对我闲话很多，叫我以后不要出来接待八路军人员。此后袁××来到长官部，我就有意识地避开。但是有时我听到有意义的情况，应当让八路军知道，我仍然憋不住，找个旁边无人的机会，告诉这个八路军的代表。一九三八年春，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是刘向三，向三调走后，处长由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兼任，对外仍然用刘向三的名义。一九四〇年秋季刘子久南下到淮北区党委去后，由袁××继任洛阳办事处处长。此时严格执行我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的规定，我只和刘子久所介绍的秘密党员见面，不再到十八集阳军洛阳办事处去。袁××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白马，招摇过市，目标很大，常常从我居住的和平路木匠铺门前经过，我在窗中看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敢出来招呼他。 　　袁××经过和平路西去，往往是到长官部去。他到长官部的目的，主要是去见卫立煌。经过两年多的接触，尤其是在晋城谈判当中袁××来来往往跑了不少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的这位高参、办事处长印象还是很好的，怕他每次进长官部的大门，按照规定需要经过几道手续，坐多时的冷板凳，才能引到卫处，于是叫袁以后到长官部时，先找温广汉高秘，随到随见，温也马上把他带到卫处。袁××一般都是午后带着老婆程乔一齐来到西工和平村，先把程乔放在温广汉的家中等候，然后他单独到长官部找温广汉而后见卫。平时袁××出门，往往有特务在后面遥遥追随。他们来到温广汉家，实际也把特务们带到温家门外。袁××在长官部里和卫立煌谈至天黑，辞别之后，由温广汉带至温家，正值吃晚饭的时候，温广汉夫妇不能不留客。河南省政府委员、长官部高级秘书在洛阳算是高级官员了，温公馆的菜肴总比八路军办事处简朴的大锅饭好。为了待客，温太太还要临时添点菜，至少也要派勤务兵到西工小街上去买些油鸡酱鸭，并把悬在厨房屋梁上的腊肉蒸上一盘，斟上几杯宝丰酒。因此袁××夫妇很喜欢在温家吃饭，常常在温家吃饭。和平村的房屋，家家都是一样的，里面数间平房，前面一段短墙，墙外几颗大树。袁××在温家吃饭的时候，总有人坐在墙外大树上监视。邻居们看到这种情形，告诉温广汉，温广汉初不在意，后来他自己看见坐在树上的人，瞪着大眼睛往室内窥视，不免害怕起来，他就请示卫立煌：“以后是否可以对袁讲明，请袁不带太太同来。”卫说：“这样会得罪人。怕什么?他们还敢说你私通共产党?”自此以后，温广汉继续接待袁××，袁××夫妇不断来温广汉家中吃饭。久而久之，这顶“共产党嫌疑”的红帽子不知不觉被人扣到温广汉的头上来了。以后温广汉官运欠佳，从一九四二年起失业数年，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和袁××打交道引起的。 　　本来在黑龙江大地主家中出生，又在张作霖手下旧式军队中混过多年的袁××，投机混入革命队伍，根本没有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其腐朽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贪吃贪喝虽然是小事，但是也很明显地表现了他的人品如何。他在洛阳日久，看见这个不大的战时畸形繁华的城市与八路军的根据地不同，粉黛笙歌，种种物质享受，要什么有什么，他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的念头也就自然萌生了。袁××想依靠卫立煌当一个国民党的官，对卫极力吹捧，说在张学良之后，卫可以成为北方的领袖，他愿意助卫开创一番大事业。论及卫手下的将领，袁××说：“陈铁、刘戡等将领能力不行”，又说，“赵荣声秘书左倾幼稚病，早该把他弄走。”袁××为了博取卫立煌的青睐，还把共产党内的许多秘密向卫报告。卫立煌曾经和温广汉谈过，“袁××这个人神经不正常，怎么可以把许多不应该告诉我们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呢。”当时卫立煌还想不到袁××要叛变共产党，只是觉得这个人说的话越来越离谱罢了。 　　袁××想要叛变，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内的同志们不是没有察觉。洛阳办事处秘书主任徐立行和政治特派员孙超⑦这两个青年共产党员看出苗头之后，对袁××怀疑抵制，并进行暗斗，怎奈这个已经变了心的旧军官执迷不悟，反而在卫立煌那里说他们办事处里的人要谋害他，在他的茶杯里投放了毒药，他在那里实在待不下去了，表示他急切要脱离八路军，投到国民党这一方面来。 　　一九四一年中条山失守之后，卫立煌被革去上将军衔，免去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自己的地位已经难保，知道是国民党顽固派恨他过去和八路军合作，要给他难看。他正在无法之际，袁××又从另一个方面来找麻烦。自从国民党政府停止发给十八集团军的军饷以来，驻洛阳办事处经费来源断绝，使得这个没有骨头，利欲熏心的袁××感到在八路军生活实在太困难了。后来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袭击了新四军的军部，——即皖南事变，希特勒向苏联大举进攻，德军直抵莫斯科外围，袁××更是魂消魄散，一心想投靠国民党，不断地找卫立煌，要到国民党这边来，卫立煌只好推托应付，虚与委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和蒋鼎文互换官职，蒋鼎文到洛阳下车伊始，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封闭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蒋鼎文代替蒋介石把卫立煌擅自作主做的事情纠正过来，雷厉风行。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撤退，袁××把办事处里边的几十口人员分成两批，分途撤回西安前往延安。就在撤退之际，袁××露出他自己的真面目，和程乔未离洛阳，就公开的投敌叛变了。过了一个时期，袁××还在洛阳报纸上公然刊登出反动的脱党启事，终于变成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军统特务。袁××以前知道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姓名住址，叛变之后，被他出卖而致被捕者不下八十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张振寰和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等等。 　　袁××公然叛变共产党，投入军统，有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就是出卖卫立煌，向蒋鼎文揭发卫立煌这两年和共产党有些什么勾结，和共产党领袖们有些什么来往，讲过一些什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大官不满的话。揭发卫立煌说过“出身于贫农家庭，参加共产党不成问题。”说卫容纳过工作团刘毓珩等十几个共产党员，秘书赵荣声向他讲过一些什么共产党的理论书籍等等。这些材料都比过去军统、中统、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卫立煌的控告结实得多，引得蒋介石大为恼火，命令戴笠亲自彻查此案。于是戴笠派遣他的高级警犬张国焘前往洛阳，又把袁××提到重庆磁器口细细写揭发材料，这就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卫立煌已发表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又被撂置起来，卫立煌由杨虎陪伴踵叩戴笠之门未被接见的时候，也是袁××的揭发材料送到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咬牙切齿火冒三丈的时候。幸而查来查去，卫立煌的通共嫌疑不过如此而已，袁××也不能乱咬卫参加了共产党。在蒋介石看来，这还是卫立煌缺乏政治头脑，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让卫告老还乡——回成都奉养老母就算了。另外还发了一笔养老金，表示他这个委员长爱护功臣，气量恢宏。实际上蒋介石还是叫戴笠派遣特务在成都暗中监视卫立煌。我到成都的时候，卫立煌让我远远地住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旁边的郭老太太处，也是有原因的。 　　关于袁××，另外还有传说：他和特务们暗中勾结已久。有人说第五战区先有一个项××叛变，由项来拉袁入伙的。又据一九二五年入党多年来一直在做秘密的兵运工作的靖任秋同志⑧回忆：抗日初期他在第一战区新五军孙殿英部任第四师副师长、少将高参，一九四一年孙殿英打电话给第一战区长官部，控告靖任秋有共产党嫌疑，因而被捕。被捕之前，袁曾经三次约靖任秋谈话。第一次是有人面交给靖一封信，是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写的，约靖在洛阳有空袭警报街上没有行人的时候，在北大街见面。靖任秋觉得自己虽然和袁××在太行根据地见过面，但是没有组织关系，不去。隔几天又有人送信来，袁××约他在空袭警报时，在离开洛阳城五、六里路的洛阳桥边见面，靖任秋觉得郊区人烟稀少，出了事连知道也没个人知道，会搞个下落不明，仍然未去。过几天袁又来第三封信，约定见面的方式改变了，是某日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会客室见面，到时靖任秋去了，见会客室中还有李锡九等三、四个人，靖任秋到了那里和袁××点点头，没有多说话，不入他的圈套。后来听说袁××成了叛徒，靖任秋想起了那三次约会的圈套，实在太危险了。 　　这里不妨赘述一句：袁××变成了军统特务以后，继续犯下许多逮捕杀害共产党员的罪行，两手沾满了烈士的鲜血。解放之后，被我们的公安人员缉捕归案。 　　① 杨公素解放后在外交界工作，历任驻巴基斯坦、越南、希腊等国大使凡二十多年。 　　② 这个魏巍与著名作家魏巍同名，不是一个人。他跑到解放区改名白天，曾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参谋主任。 　　③ 劳动营即我们平常讲的“集中营”，专门关押政治犯和思想进步的青年。洛阳的劳动营是西安劳动营的一个分部，全名叫做军事委员会西北劳动营洛阳招生处，受西安该营和洛阳警备司令部双重领导。 　　④ 当时河南农民，把一切穿军衣的人都尊称为“副官”。 　　⑤ 当时由刘文辉资助，由一些进步文化人编辑的报纸。 　　⑥ 在汤恩伯的招待所里，每晚找些私娼来“请客”。 　　⑦ 徐立行现为航空工业部第六院党委书记。 　　孙超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已离休。 　　⑧ 靖任秋现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