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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一章 “中央军中的中间派”

赵荣声

一 　　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重要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三面一齐来，使得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使得革命的发展减少了许多阻碍。 　　四十年代之初，我党对于当时的阶级分析，“中间势力”凡七种：即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党派等。“中央军”是蒋介石自己最亲近的嫡系军队，向来是蒋介石用以打击异己的老本钱，和“中间派”三个字怎么能联系到一块呢?在许多很“左”的先生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把国民党和中央军都看成铁板一块，把他们全部看作自己的敌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自己孤立起来，使自己打不开困难的局面，使自己失败。 　　正确的分析当时的社会上有多少种力量，并以不同的办法运用之，这是当时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一词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该书所作的注释是： 　　国民党的“中央军”虽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其中也有些军官或个别部队在抗日时期中，对反共不甚积极，或采取中立态度。“中央军中的中间派”就是指的这一部分人。 　　这一时期的卫立煌，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央军中的中间派”。 　　卫立煌当时的表观，除上面介绍的一些以外，还可以记述几点： 　　(1)保留八路军洛阳办事处 　　前面已经讲到，蒋介石为了缩小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在一九三九年封闭了除掉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以外所有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和通讯处，甚至不惜使用血腥手段，制造平江惨案和竹沟惨案，惨杀了许多新四军人员。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害怕八路军的办事处呢?因为这时候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局，没有抗战到底的信心，不愿进步，只想后退，害怕共产党阻碍他对日本投降，不愿成立联合政府，不给共产党合法的地位。如果共产党有一个办事处即有了一个合法的据点，对顽固派即多一个眼中钉肉中刺。比如说各地青年在黑暗之中找不到共产党，如果找到办事处就找到共产党了。青年人想投奔延安或上前线，办事处能够给以介绍，或组织集体的行动；共产党的各种宣传文件和报刊，有地方散发；受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进步人士有地方可以躲藏转移；甚至秘密的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可以假借办事处来作掩护，利用办事处的电台和延安保持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派刘向三带领一批干部和一个警卫排，从延安来到洛阳，筹备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带了朱德、彭德怀签署的公文和林伯渠写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程潜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是实力派，不敢答应，他对刘向三说：“你带的信我看了，八路军第二战区管辖，这里是第一战区，没有设办事处的必要。我写个回信，你们回去吧。”刘向三据理力争，程潜听了，光打哈哈，就是不说行还是不行。经过刘向三再三交涉，程潜才答应成立一个十八集团军驻洛阳通讯处。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以为十八集团军随他一同划归第一战区建制，在洛阳建立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经常联络，很有必要，他就同意把十八集团军驻洛阳通讯处改为办事处。为了手续完整起见，他还用第一战区卫立煌的名义向重庆的国民党军委会去电报备案。虽然蒋介石没有同意，重庆没有批复卫立煌的电文，但是洛阳办事处设在卫立煌势力范围之内的洛阳城，只要卫立煌承认它，它就能够存在。有了它，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就可以常住一战区，从延安到晋南以至河北、山东各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就有了联络点、中转站，八路军和新四军来往的干部就有地方可以中转休息，河南省地下党组织就有掩护场所，前方有些需要的物资可以在洛阳筹办，自己设有电台，国民党地区的各种消息，多一个渠道向延安报告…… 　　卫立煌不但常常接见路过洛阳的八路军将领，并且常常和延安互通函电。卫从其长官部电台发出的电报，其内容总会被军统特务查悉；卫就改变办法，当他向延安或八路军总司令部发电报时，他就把自己的电报交给联络参谋，由洛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用八路军的密码代为拍发。从内容上说，这些电报讲的都是团结抗日互相勉励，站在爱国立场讲话，并无反蒋等等秘密。只是在黑暗的统治之下，人们没有说话的自由，处处都有特务在侦察，不得已而如此。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狭隘立场来看，卫立煌相信共产党甚过于国民党，什么话都愿和共产党讲怕被国民党知道，就是“中了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到了后来，袁××叛变投降变成了军统特务之后，向戴笠邀功，一定会把卫立煌叫他拍电报也算罪状一条。一九四二年卫立煌在洛阳撤职，蒋鼎文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到洛阳接事之后第一桩重要的公事就是指挥封闭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洛阳办事处的重要性和卫立煌和共产党关系的密切了。 　　(2)善待被捕的八路军人员 　　晋南范汉杰部和八路军摩擦，捕捉了不少八路军人员，解送到了洛阳；十四军和八路军在同善镇的兵站冲突，捉了一些人解送洛阳；另外非止一次零星地从山西解送了八路军人员来到洛阳，包括山西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凡是被捕的八路军人员和共产党嫌疑犯都要解送到西北劳动营(即集中营)、洛阳办事处，分别处理。其中确实是共产党员和问题严重的须要解送西安劳动营。当时第一战区如果按此办理，这些被捕的人就要吃尽苦头了。卫立煌不愿意叫这些八路军人员受苦，特别命令长官部特务团团长卫旭东，在西工营房群当中特务团的后院辟出一间营房，关押这些八路军人员，虽然是破旧营房，无窗无门，也无家具，其伙食与特务团内的士兵相等。不加审讯，不加虐待，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许出来，没有自由。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些被捕人员避免了进劳动营的灾难，不受政治上的迫害和侮辱。后来这些人都先后由八路军派人接回去了。一九四〇年朱总司令到洛阳的时候，也过问这件事情，问得很仔细。他对于卫立煌这么做，没有意见。假如卫立煌当时不是把这些人暂时关在他自己的特务团后院，而交给特务们，这些人的遭遇将不堪想象。解放以后，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有人到我这里外调，询问某某人在洛阳被关押是什么性质?其经过如何?表现如何?我都按照实际情形回答了：这些被捕的八路军人员，我一个不认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总的说来，知道他们关在西工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后院，性质和进劳动营根本不同，那不是“叛徒”。 　　(3)保护国民党军队中的思想进步分子 　　记得一九三八年在中条山时，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把司令部中思想不稳、行动可疑的人名单报上去。那时正是战地工作团受卫立煌重视的时代，一定是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工作团中有些人可疑，因而招致蒋介石打出这个电报来的。当时卫立煌倔强，不在乎，不但不报工作团内人员的名字，反而把他司令部中几个坚持国民党顽固派立场的分子名单报上去。记得其中有一个第九军军部参谋处长、黄埔七期的苏北人李汝和专和工作团人员抬杠，也被卫当作思想不稳的人报上去了，因此不久李汝和就离开卫立煌的系统，后来到辽沈战役时，成为范汉杰的参谋长，专门和卫立煌过不去。 　　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这一系统受人控告的次数最多，赵寿山多次被人告为共产党员，说他送自己的孩子到延安去进抗大就是明证。这些杨虎城的旧部，是在西安事变当中表现积极的陕西地方军人，当然是国民党顽固派最不放心的，其地位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最不佳。有一回，我在文件中发现一个三十八军“共产党分子”的名单，抄了一份送给刘子久同志，请这些人小心。有一回重庆直接来电报给赵寿山，要他几个团长到重庆去受训，实际是进集中营。赵寿山为此汇报孙蔚如，孙蔚如叫赵寿山自己去找卫立煌，卫说：“我给你们承担。”免了这几个团长到重庆受训的灾难，让他们在洛阳西工第一战区干训团混了一阵就算过了关了。 　　另外被控告过的人很多，事过数十年，名字早忘记了。仅记得冯玉祥的旧部刘汝明的兄弟刘汝珍容纳共产党，受到的控告也不少。韩复榘的旧部孙桐萱，暗中和共产党拉关系，送了多少钱多少东西给八路军，也被人告到第一战区。对此，卫立煌付之一笑。川军李家钰、滇军曾万钟部队都和八路军走得近，好象哪个军队里都有嫌疑分子。象新五军孙殿英手下的邢肇棠、新六军高树勋等部的共产党更多，卫立煌根本不管。洛阳警备司令部受第一战区和特务系统双重领导，常在洛阳地区办捉共产党的案件，文朝藉这个兼警备司令向卫立煌报告，卫立煌不愿意听也不能阻止，只好告诉文朝藉：以后这类事情不要再报告我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4)喜欢从八路军来的客人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客人，风尘仆仆，是从晋东南来的陈波儿同志。她说她从太行来此，在出发以前问过朱总司令，到洛阳以后找什么门路，朱总司令叫她先找赵秘书。我和陈波儿谈了一阵，并看了朱总司令写给卫立煌的亲笔信，即直接送陈波儿到卫立煌的办公室，免除了什么登记等手续。卫立煌见了陈波儿，非常高兴，对于陈波儿代表晋察冀战地妇女儿童献给他的一面绣着“华北卫星”的锦旗很喜欢，挂在他自己的卧房之内，一直到后来离开洛阳，没有换过。当日，卫和陈波儿谈了半日，留她吃饭，听说陈波儿将要经过西安循川陕公路去重庆，卫立煌认为很不安全，建议她改由河南南部、老河口第五战区，经第五战区李宗仁处去重庆，才较平安。陈波儿听了卫立煌的话改变了她原定的行程，卫立煌派车子送她出河南地界。 　　李公朴是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停留了一个时期，然后又从晋西北开始，访问了晋察冀及其他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后来在重庆的沈钧儒、陶行知等打电报邀他到重庆去组织中国民主党团同盟(即民盟的前身)。当李公朴离开八路军总司令部，渡过黄河，来到洛阳时，卫立煌殷勤招待。这位卓越的民主人士也运用他雄辩的口才，生动地介绍各个根据地的进步实况，两人畅谈竞日。临行时，卫立煌赠送旅费，派车送出河南省境，让他到第五战区李宗仁处，转去重庆。 　　新四军的彭雪枫同志数次来洛阳见卫立煌，报告他们打日本开辟根据地的好消息，卫立煌给以嘉奖。对彭雪枫他们生活艰苦的情形非常同情，批发给他不少东西，其中包括制军衣的布匹等等。彭雪枫最高兴的是给了他一套五万分之一的江苏、安徽等处的军事地图。后来新四军第四师的发展，有这套地图比盲目瞎摸好得多。一位当年《拂晓报》的编辑，还记得彭雪枫数次称赞卫立煌赠送这一套地图。现在在军事博物馆之中，保存彭雪枫同志的遗物不多，其中有卫立煌所赠送的笔帽上有一个白圆点的犀佛利牌钢笔，那是一直插在彭雪枫同志的衣兜里直到他最后一天的。 　　(5)关于洛阳战地文化服务处 　　还在我们一九三九年初到洛阳不久，经过几个原先在战地工作团工作过的陕北公学毕业生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只有十几个人员的小机关——洛阳战地文化服务处的朋友们。他们是汉口郭沫若所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一个下属单位，负责向战区供应书报，当然其中有洛阳市上买不到的进步报刊。我和靳明对它有兴趣，并且看到这些工作人员能够吃苦耐劳，真心为抗战服务，所以很支持他们，给他们帮过很多忙，也向卫立煌推荐。卫立煌接见过他们，给予他们鼓励，认为这个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适合战区中军民的需要。 　　几个月之后，这个战地文化服务处中有人被捕。郭沫若所领导的第三厅的下属机构，本来就受特务注意，此其一。这些“可爱的”左派青年中有一个在外面胡乱吹嘘自己到过延安进过陕公，给顽固派抓住了把柄，此其二。加上特务们发现他们和延安通信频繁，得到证据，此其三。开始是捉去一个，后来把这个服务处的主任也捉去了，相继捕去了好几个。 　　这几个没有经受过考验的“进步”青年，在刑具前面吓慌了，胡说八道，承认这个，攀供那个，除了说卫立煌支持他们，并说赵荣声和靳明是两个延安来的共产党。幸而此事发生在卫立煌声威盛旺的一九三九年，洛阳很多事情都由卫立煌说了算，卫说这是坏人因为私仇诬赖他的部下，他知道赵、靳二人是可靠的，不用提问赵、靳。这样才把这事顶回去了。当时洛阳战地文化服务处人员当中也有一个没有吓慌的人，叫做祝公健，四十年代继续和我们做朋友，六十年代还见过面，一九八三年公布的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还有其名，成了民主建国会的成员。 　　(6)袒护“工合” 　　一九四〇年，有个燕京大学的前辈校友孟用潜到洛阳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强行拉我兼任该办事处的成员，我退回了该办事处郑重其事送来的聘书，但是实际上帮助他们做过一些事。陪孟用潜去见卫立煌和郭寄峤，帮孟讲过一些话，后来卫立煌了解到“工合”是一个真心为抗日战争服务，而不是一个官办的衙门，很支持“工合”和孟用潜。 　　“工合”原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新西兰人艾黎任秘书，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外国宣传募款，基金达数百万元(罗斯福夫人也赞助过)。到了一九四〇年已在十六个省建立了二千多个基层的工业合作社。一面开办许多小矿山、小工厂、作坊、生产组，制造抗日时期内地缺乏的工业品，以满足军需和民用；一面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也解决了一些技术工人失业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因为有两大关键问题，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忌妒和破坏，“工合”困难重重。其一是从美国、香港筹募来的办合作社资金，分配给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一视同仁，国民党当局最为害怕，他不愿有一个钱送往延安，他更怕史迪威主张军火将来也按这个办法分给国共两方，所以国民党官方利用其统治工具，处处给“工合”出难题，捣乱，恨不得马上扼杀这个新生事物。其二是“工合”是民间的团体不是国民党官方的衙门，专录用吃苦耐劳的青年，不要国民党、三青团那些党棍子和领钱不做事的人。顽固派把持不了它，一开始就扬言“‘工合’是一个分子复杂的地方”。 　　数十年前孔祥熙携带一把雨伞离开山西，得到过孟用潜父亲的帮助，今天孟用潜利用世交去找孔祥熙，孔祥熙不能不买帐，这对于“工合”总部在重庆的建立，起过一些作用。后来“工合”在宝鸡、甘肃慢慢搞热闹起来了，都不及孟用潜在晋豫区搞得活跃。“工合”晋豫区办事处之下设有晋南办事处、洛阳办事处，禹县、鲁山、嵩县、卢氏等县办事处，编制庞大，只要有工人七个以上就可以组织合作社，“工合”就贷款给他们搞生产，一方面把工人组织起来，一方面向工人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方向正确。由于“工合”基层干部当中很多来自陕北，加以在山西新旧军冲突时，“工合”和各合作社都支援新军反对旧军，因此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敌视“工合”，与之为难。大特务吴勃海在长官部里对我说过：“孟用潜是个老共产党，北伐以前，他在广东当过鲍罗廷的秘书。”我以这话告诉孟用潜，孟用潜笑而不语，不知道是承认还是反对。 　　从陕北出来的人到了河南没处落脚，立刻钻进“工合”，即有了藏身之地。他们对工人们进行进步的宣传，这是“工合”好的地方。但是“工合”中也有许多很“左”的朋友，文化娱乐时间，公然在“工合”晋豫区办事处里扭起陕北的秧歌舞来，还有几个夸夸其谈，恨不得把他们的“进步”贴在脸上。我有时进城看望孟用潜，不敢在孟的办公室里多坐，总是和他在十字街口一个叫“一分利”的包子铺里吃小笼包子，告诉他外面有许多不利于他们的消息。 　　朝鲜画家韩乐然由孟用潜带来找我。我不敢多和进步人士来往，他既然来到我家，我也不好拒绝，只好陪他去见卫立煌。韩乐然很能干，政治态度很明朗，在晋南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做过一些工作。后来他到陕西活动，为胡宗南杀害。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朝鲜的共产党员。 　　当年工合的卢氏办事处主任张松涛是陕北公学学生，曾任国民党河南军管区的官员，是刘子久介绍给我的。 　　一九四一年冬季，特务们要捉孟用潜，孟用潜逃至长官部卫立煌那里，等到天黑之后，卫用他自己的汽车把孟用潜送至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金谷园，然后乘陇海路的火车逃走。 　　(7)改造河南大学的设想 　　河南省原有一所省立河南大学，抗战开始后迁至河南西部嵩县、镇平等地，为国民党内的顽固派CC和中统、军统特务所把持。校长王广庆，是前清科举中的监生，曾任河南张钫的秘书，思想陈腐，是各派反动力量的总代表。他们不是教育青年，而是压迫青年、催残青年、毒害青年，向学生们实行法西斯专政，不断把较有头脑的学生逮捕送进劳动营。 　　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之后，多次和我谈论河南大学。对学校办成这个样子，他也是愤慨的。他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不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不把他们的积极性发挥起来，管得象个囚犯一样，是不对的。卫立煌和河南大学的第一次来往，是从积存的军粮当中调拨了一些面粉给河南大学，表现了他对于学生的关怀。 　　作为一个坚决抗日的军人，想起临汾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的热闹情形，想起延安抗大的朝气蓬勃景象，卫立煌很想对河南大学进行改造。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连一个省政府主席都多方留难才批准下来，更不会让他对河南大学进行大改大革了。况且他自己手下也没有这方面的干部能去代替河南大学中一些学阀和党棍子。 　　在多次交谈之后，我替他拟定了一个逐步改造河南大学的方案：不必把河南大学办成延安抗大那个样子，但可以把河南大学办得较为开明一些，以五四运动以后的老“北大”为榜样，有点学术气味，有点民主气味，有点抗战气氛。保住原有的范文澜、嵇文甫这样一些名教授，先换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由这些新的学校领导人移风易俗。 　　我说现在河南人在学术界负有盛名的，首推冯友兰。他是唐河县人，留学欧美，也去过苏联，见过世面，现在研究哲学，新出了《新世论》等书，在知识界很有名望。他和CC派及别的派都没有关系。但从他的思想上说，他在书中最后讲要“应帝王”，他还是想做官的。把这样一个人找来，地方上不会反对，国民党不反对，教育部和重庆都通得过，事情由他去办，我们不出头。 　　教务长请谁呢?我想起了曾经在曲阜山东省第二师范学校当校长的宋还吾，乃山东曹州成武县人，在北伐之前就到过广州活动的进步国民党员，曾对封建顽固势力展开激烈的论战。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曾写到他因为《子见南子》话剧和孔子后裔争论的事。此人思想进步，办学经验丰富。现在他正在洛阳，如果把他找来当河南大学的教务长是很合适的。我把宋还吾的情况向卫立煌大致讲了一遍，卫说不急，先把校长找到，再换教务长不迟。 　　我心里早准备了一个秘书长，是刘子久同志介绍给我的共产党员戴日三。日三同志是过去山东省共产党发祥地之一曲阜山东第二师范学校里的教职员，比我大十来岁，资格老。如何向卫立煌建议去抓河南大学，都是日三同志代我出的主意。至于我准备将来向卫推他出来任河南大学秘书长，事先并未向卫立煌言明。 　　聘请冯友兰的事我向卫立煌自告奋勇。我以前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和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夫妇很熟。他们在二十年代参加过创造社，同情左翼文化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仍然如此，在和少数学生接触时，公然大骂国民党，赞成共产党。因此我在陆侃如教授的住宅中借了一间房子作燕大共产党刻钢版印油印传单之所，成为燕京校园里美国教授夏仁德家中一间进步的密室之外另一间密室。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后，北平左联改为北平作家协会。孙席珍等人请陆侃如、冯沅君去开会，陆、冯总是派我当代表，因此我和陆、冯师生情谊甚笃。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陆侃如、冯沅君到了四川三台县山东大学教书，此时我就写信给陆侃如、沅君两教授，请他俩代为恳求沅君教授的大哥冯友兰来当河南大学校长。不久我收到四川三台陆、冯两教授的复信，说已写信代约冯友兰回河南了。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我又收到陆、冯教授的来信，附来冯友兰的信，这位名教授说他不想回河南，但他可代请另一位有声望的河南学者徐丙昶(旭生)教授来当河南大学校长。我把冯不来，推荐徐丙昶的事报告卫立煌，卫立煌说徐来也好，你再写信。我又写信托陆、冯两教授代为邀徐旭生。过了几个月，徐丙昶的信来了，也是不愿意回河南。多次书信往还，辗转经年，事情还是没有办成，这时卫立煌的河南省主席地位早已动摇，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改造河南大学的设想。原先我们准备推荐当河南大学秘书长的戴日三同志，我又根据刘子久同志的意见，把他介绍给文朝藉，当上了洛阳警备司令部里的秘书。 　　(8)枪毙石友三 　　在民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在无数次军阀内战当中，有一个最善于翻云覆雨朝秦暮楚，“倒戈”次数创全国最高记录的军阀，叫做石友三。他最初为冯玉祥部下，后来弃冯投蒋，不久又反蒋投阎，后来又投张学良，跟着又反张。 　　到了一九三三年中日塘沽协定时，石友三已经成为汉奸，当上了日本军队的别动队。后来看见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图谋在这个半独立的派系中升迁，又从日本方面反正，跟宋哲元当了一个冀北保安司令。抗日战争开始时，张友渔带了许多爱国青年进入石友三的军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石友三听了以后，对于八路军表示仰慕，并且好象良心发现似地说道： 　　“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只有王八蛋才当汉奸!” 　　抗战开始那年冬季，石友三成为宋哲元下属的一八一师师长，随着抗日的队伍退到冀南和豫北，一面借重进步青年装成愿意和八路军友好，一面又派人和日本暗中勾结。次年石友三升为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长。当鹿钟麟到河北当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企图复活老西北军的势力，搞出一个局面的时候，曾经把石友三这个在西北军中混过多年的老伙计依为基本力量之一。重庆的蒋介石看见自己嫡系军队已无力远去冀察，为了树立和八路军对立的力量，抢劫八路军在敌后发展的根据地，特别给予石友三以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及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这样的高级头衔。 　　前一章在记叙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曾经讲过，当朱怀冰率部和八路军摩擦的时候，石友三为了保存实力，不敢来和八路军大打。但是为了讨好蒋介石和日本，石友三又逐步驱逐其军队中的进步分子，站在和八路军敌对的立场，多次杀害八路军的地方工作人员。当其率部驻在河北省最南端和山东濮阳、濮县的时候，一面当他的总司令，鱼肉人民，一面和日本联合攻打八路军，甚至于和日本军队勾结起来镇压其自己部属中的抗日派。 　　鹿钟麟在河北自身难保，指挥不了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遥遥接受第一战区卫立煌的节制。卫立煌久闻石友三和日本人关系密切，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向其规劝：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勾搭，当汉奸遗臭万年。石友三表面不得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实际还在搞自己的一套。 　　到了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石友三投降日本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打算委派石友三为汉奸伪政权的河北省长和河北省保安军司令，给多少枪械多少军饷均已讲妥，只剩一些小项目还在讨价还价中。卫立煌乃电告石友三说：“你和日伪的往来，已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重庆也知道，但我并不轻信，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听说你想当省长，当省长并不难，我把我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让给你做如何?假使你愿意做，我向中央保荐，一定成功，你的尊意如何?”石友三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感谢和谦逊，发誓要“追随钧座抗日到底，不敢二心。” 　　石友三部下有个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虽与石友三是西北军的老同事，实际与石有利害矛盾，且思想不一，不甘心随石当汉奸，早就想把石友三干掉。在石友三司令部中有个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臧元骏，自己带有电台。卫立煌早就指示臧元骏，如果石友三执迷不悟，一定要当汉奸，找个机会把石友三干掉。所以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高树勋和臧元骏等在经过缜密的准备之后，把石友三扣押起来。卫立煌立刻向高树勋发出电报：“立即正法。”这样一来，这个最狡猾的军阀石友三就被枪决了。卫立煌保荐高树勋升任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把队伍调到洛阳来整训。 　　二 　　一九三九年夏冬，重庆有个作家访问团来访洛阳。卫立煌对于这个作家访问团的来到表示热烈欢迎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他和国民党顽固派有很大的分歧，他不赞成国民党当局大搞分裂、倒退，他害怕出现投降妥协的危险。 　　重庆作家访问团是一九三九年六月，由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协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邀请了一批作家，组成一个战地访问团来华北访问。 　　未启程以前，重庆报纸上就登出了中央社的消息，报道这个访问团的成立和组成人员名单及其访问目的地。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访问团中包括了袁勃和杨朔，——消息中虽未写明他们属于哪个单位，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和记者。自从郭沫若的第三厅烟消云散以后，有这样一个由官方组织起来的访问团，其中竟然有不少进步作家，更难得的是当中还包括了共产党机关报的成员，完全是一个统一战线的阵容，这不能不看作大后方出现的一件新鲜事。 　　就在报纸上登出这条消息的一两天内，卫立煌询问我：“看见报纸上作家访问团的消息没有?”我说：“看见了。”卫说：“注意到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是他们的目的地没有?”我说：“注意到了，他们来得很好。”卫又问我：“你认识这些作家吗?”我说：“不认识。但是看过他们写的书，看过他们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卫说：“影响很大吗?重庆来了密电，叫对作家访问团的活动严加防范呢，说其中不少是异党。我看啦，几个拿笔杆子的，有什么可防范的?我们打了仗，他们来给我们作宣传还不好?有什么可怕?我不管那一套，热烈欢迎!” 　　一年多来，卫立煌在山西与八路军接近，开始接触进步书报，但是对于文艺方面还是很陌生。于是我向卫立煌介绍了一些文艺界的情形，接着告诉他重庆有个“文协”，全名叫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一个团结了国内绝大多数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来参加抗战的文化团体，他们抗日意志很坚决，这次参加访问团的都是“文协”的成员。我又找了几本《抗战文艺》和其它文艺杂志给卫看。次日卫告诉我：“很好，‘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文艺就是要为抗战服务嘛。” 　　重庆有一个机关叫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光从招牌上看，使人感到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衙门。实际上妙得很，这个机关虽然堂而皇之，确实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内的一个部门；但这个机关所作所为则与军事委员会其它部分颇异其趣。原来这个战地党政委员会并不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正统组织，而是抗日时期，多年反蒋的李济深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日，蒋介石为了羁縻李济深，因人设事临时增设这么一个新庙，有地方摆菩萨，叫你有个名义，有地方领薪水和办公费而已。蒋介石原先要李济深主管这个机关，后来又不放心，蒋介石自己还要兼任这个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请李济深任第一副主任，又请周恩来任副主任，周恩来识破这是骗人做不出实事的机关，不就。 　　李济深把假戏当作真戏来演，找来自己系统的旧部和进步人士，竟认真研究起战地党政问题来了。他们注意到各地国共摩擦日益增多，成为不利于抗战的重要问题……。如果李济深的机关真要做点事情，真要过问战地党政，这就触犯了蒋介石的独裁，这是决不允许的；如果出头来管摩擦的问题，那就更犯忌讳了，因为摩擦的起因在于顽固派。因此想管事又管不了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便想出一个妙法，和“文协”商量，请一些作家访问战地，表面上是采访抗战事迹、宣传抗战，实际上是请作家们去看看战地摩擦的真象，请作家们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卫立煌对于李济深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是怎么一个机关和国民党怎么看待李济深，本来都是清楚的，重庆来密电叫他防范作家访问团，他也不感到意外。目前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作家们光临他所指挥的军队采访，给他带来很大的鼓励。 　　卫立煌决定要好好招待这些作家，派高级秘书叶刚武少将主办这一工作，叫我也参加，并且从副官处抽出会唱京戏的王思宏副官等几个人来办具体事情。叶刚武打电话给第一战区政治部，请他们也派人来参加接待，战区政治部没有理睬。作家访问团到洛阳后的一切活动，也始终没有看见战区政治部的人露面，其态度完全符合重庆密电的要求。 　　在作家访问团即将来到洛阳之前的数日，一天夜晚，卫立煌忽然想起此事，问我接待工作筹备得怎么样了?我向他汇报完了之后，又说：“我们洛阳还关了一个作家，也是这个‘文协’的会员，要是访问团来了问起此事，还不好回答咧。”卫立煌说：“有这回事?关了一个作家，我怎么不知道?”我就告诉卫，这个作家叫黄碧野①，广东人，曾任《阵中日报》编辑，是被吴勃海关起来的。卫立煌就立刻打电话给戴允孙，叫他查询此事。很顺利，在作家访问团到洛阳之前，碧野已恢复了自由。 　　由郭沫若授旗，循川陕公路乘汽车北来的作家访问团，在宝鸡换乘火车，经西安来到北方抗日重镇洛阳。当火车驶入洛阳车站时，站台上已陆续聚集了不少各军政机关的欢迎代表，军乐队穿上整整齐齐的礼服，摔着金光灿灿的洋鼓洋号大吹大擂。当火车徐徐停下来时，作家们在车窗中看见车站上这么热闹，不知道洛阳在办什么喜事，猛然听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亲自到车站欢迎作家访问团，大家都感到出乎意料。 　　作家们被迎到洛阳铁路十九号房——当时洛阳最高贵的贵宾招待所。他们是：团长王礼锡，副团长宋之的，团员叶以群、杨骚、袁勃、杨朔、罗烽、白朗、葛一虹、方殷、陈晓南、李辉英、张周、钱新哲(兼秘书)。 　　在这些人当中，袁勃在一年半以前和我同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知道我是怎样到卫立煌这里来的，可以无话不谈。这次见面之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单独谈话。我谈了卫立煌的态度和重庆密电，他谈了访问团和王礼锡的情况。我们觉得，应当拉拢卫立煌和王礼锡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这两股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力量汇合起来。王礼锡早年的历史很复杂，传说纷纭，其著作多在“神州国光社”出版。记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州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定抗日反蒋的协定，王礼锡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重要谋士，具有进步性质。今天，王礼锡以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作家访问团团长、诗人的身份来访问华北，可能有种种目的。当此克服投降妥协危险，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内部主和派即顽固派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王礼锡——也就是李济深和卫立煌一同站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立场，取得一些谅解，挂一个小小的钩。第一步是布置见面的机会，让王和卫单独谈话。为此，袁勃先介绍我和王礼锡接谈。我在招待所王礼锡的房间内拜读了王礼锡随身携带的诗稿本子，其中有古风，有律诗绝句，有吟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事情的，有与李任公 (李济深字任潮)在缙云山下月下唱和的，还有出剑门经蜀道怀念他的“心头小鹿”的情诗，至此我才知道他的夫人即陆晶清。陆原来是鲁迅先生的高足，为当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许广平一同被学校当局开除的四个学生代表之一。王礼锡另一首诗记叙他于一九三三年到达福建找十九路军，见了一位官员，这位官员不认识王礼锡，王礼锡也未亮出李济深的信函，光说自己江西人，姓王，是李任公叫来参加十九路军的。这位官员问客有何能?王说会写字。于是王礼锡被派到一个连长下面当上了“文书上士”。到了一九三三年末，李济深来到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开场的锣鼓快要打响了，到处找不到王礼锡，深为诧异，不知此时王礼锡“饭碗背啷*(左口右当)”——腰间皮带上挂了一个洋磁饭碗，正跟着士兵们在一起行军呢。王礼锡见我对他的一大本诗稿看得出神，一直看了几个钟头，并能背诵“饭碗背啷*(左口右当)”等佳句。觉得孺子可教，和我谈得很热乎。 　　作家访问团访问长官部那一天，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不是中央社驻洛阳特派员王少桐，王少桐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比较开明的、中立的)。中央社记者坐在作家访问团的作家们之间，客厅里的气氛立刻变得有些沉闷了。王礼锡和卫立煌各自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官话客气话，没有深入一步。陈晓南即席为卫立煌画了一幅速写画像，作家访问团赠送给卫立煌一幅“民族干城”的锦旗，卫立煌把它挂在客厅之内，以后长期没有更换，和悬挂在卫立煌寝室之内由陈波儿带来的八路军根据地妇女儿童赠送的锦旗，同为卫立煌在洛阳时期最喜欢的两幅锦旗。 　　当晚，卫立煌诗兴大发，自己作了一首诗，征询了吴君惠和我的意见。我们觉得不错，卫立煌便大笔一挥，写在一张大号的八行信笺上，命我送至作家访问团。诗曰： 　　“文章入伍”唱声高， 　　果见文人笔当刀， 　　今日洛阳来访问， 　　真是时代大英豪。 　　我深夜来到铁路招待所，把诗送到王礼锡手中，并和袁勃一起商量王礼锡单独和卫立煌见面的事。我大致向王礼锡介绍了卫立煌坚决抗战，不赞成摩擦的态度，希望你们去细谈。王礼锡对卫立煌坚决抗日这一点不怀疑，而对于卫立煌不赞成摩擦这一点则沉吟不语。大概一九三四年初卫立煌带兵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一事，王礼锡记忆犹新，旧印象一时洗刷不掉。 　　袁勃同志作了许多工作，王礼锡对于《新华日报》的编辑是很相信的，答应在两三日内和卫单独见面。我回去也尽量称赞王礼锡是个能人，鼓励卫立煌和王礼锡单独见面，并且决定把这个见面的时间定在三天之内。不巧得很，此时又有一个全国慰劳总会的慰劳团也由重庆抵达洛阳，给我印象甚深的是这个慰劳团之中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老舍，酒量甚大，谈笑风生，也是献旗、开会、设宴招待。这样一来，卫立煌就没有和王礼锡较为充裕的谈话时间了。作家们急于去中条山，沿途的保卫工作都作好了，那么袁勃和我商定，把王礼锡和卫立煌的单独细谈安排在访问团从中条山返回洛阳之后。 　　人事茫茫难自料，王礼锡到了中条山之后，即因患急性肝炎躺倒。抬回洛阳天主堂医院——河南最好的一家医院，已奄奄一息，没两日便魂归离恨天了。卫立煌觉得王礼锡这样一个人一到他的防地便去世，恐怕别人怀疑是他害死的，坚持要王的家属到达洛阳看到尸体才能入殓。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来电话说有作家访问团的团员们在场，家属不必来了，这才入殓。出殡到了洛阳以南三十里的伊阙——著名的龙门石窟对面的琵琶山上，在香山寺侧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坟墓附近建一新坟，把王礼锡葬于此处，由卫立煌给他写了一个很大的“诗人王礼锡之墓”的石碑。这样一来，作家访问团的活动也告结束，原先准备在六个月内访问晋、冀、豫、察、绥、陕六省的计划流了产。作家们想为加强团结、反对摩擦贡献一些力量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于是各奔一方。宋之的、罗烽、杨骚到晋东南，叶以群经老河口回重庆。 　　不久，特务头子贺衷寒率领另一个慰劳团来洛阳，名为慰劳抗日将士，实际上是来给战区里的顽固派撑腰打气，掀起反共的风浪。——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所订的欢迎日程表，安排了卫立煌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届时卫立煌没去，派参谋长郭寄峤代表他前往。贺衷寒见卫立煌不来迎接，觉得面子上太难看，一到洛阳就装病躺倒，这样迫使卫立煌不能不去招待所探望。袁守谦见卫这样对待他的后台，非常气愤，便翻腾卫立煌招待左翼作家太过份的事，攻击卫。我在外边听到这些顽固分子的活动，一一报告卫立煌。卫说：“贺衷寒算什么?顶一个军长足矣。一二战区有几十个军长，每人到洛阳都要我去迎接，我还忙得过来么!” 　　以上所述的是一件不大的事，可以看到当时卫立煌的思想倾向。 　　三 　　一九三九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不愿意程潜当这个官，马上要把他撤下去。撤程，同时卫就提上来了。 　　多年以来，蒋介石驾驭卫立煌这么一个能打仗的将领，耍的是两套手腕，恩威并重。硬的方面是只让他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利，没有养兵的权利，今天要他当什么官他就得当什么官；让他居什么人之下就得居什么人之下，自己不能选择；明天说罢免就罢免，毫不客气。软的方面是官职和金钱，戴高帽子。还有通过夫人与夫人的友谊，使卫增加一种向心力量。 　　蒋夫人宋美龄和卫夫人朱韵珩，都是美国留学生，虽然她俩留美的时间先后不同，但受了差不多的教育，又同样是基督教徒，便有了共同的语言，有“海内存知己”之感。平时她们俩常常打电话，双方都使用纯熟的英语，别人听不懂，更显得她两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抗日战争以前那几年，宋美龄每到夏天都到庐山避暑，朱韵珩也带着孩子上庐山，不但朱韵珩无须请示便可以通过层层戒备进入宋美龄的住处，即使是朱韵珩家的保姆，带着卫立煌三四岁的幼子卫道然也可以径自进入蒋夫人的寓所，每次都携带很多水果糖块回来，这种隆恩殊遇，引得其它官员们嫉忌，使得卫立煌在前方听见了安心作战，忠心报主。一九三九年十月，朱韵珩病逝于成都，宋美龄闻之，亲自坐飞机到成都吊唁，表现得很伤心，这也是对于指挥第一战区和黄河以北重兵的卫立煌施以很大的恩典。那晓得此时卫立煌的思想已有转变，已经不对蒋夫人这一套感激涕零了。 　　一九四一年春节，卫立煌带温广汉到重庆开会。我到郭家，听见郭寄峤在家里对符昭骞说，“温曼生不是东西，陪长官到重庆，怎么不干好事，专引他走邪门，要娶孔二小姐作填房。这成什么话呢?我们要打电报去反对!”自此时起，卫立煌要娶孔二小姐续弦的事，传遍远近。后来，我又闻说，所传并不完全无稽，不过所谈的并不是当时大名鼎鼎、连胡宗南都没有相中的孔二小姐孔令俊，而是孔大小姐孔令仪。众说纷纭，我写此书时原来想找温广汉订正此事，不幸尚未接触这一问题，温已去世。 　　卫立煌到重庆开会，寓居四川军阀范绍增的范庄，那是重庆有名的华贵的高级住宅。当时担任行政院总务科长的孔祥熙的小姐亲自出来指挥照料卫立煌，让卫住整个一层楼，在这一层楼中都换上新的家具。卫到重庆的次日早晨，在户外草坪上与孔小姐碰过头，打过招呼，讲过几句话。后来，就有人询问卫立煌：“你对孔小姐印象如何?如果愿意，替你作媒好吗?”卫立煌不敢说不愿意，只好说：“这话讲迟了，已经有人早一步提过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这个提亲的人觉得奇怪，又问卫立煌：“你怎么保密保得这么紧，重庆一点也没有听说呢?”卫立煌说：“谈的对象在美国，你怎么知道呢?”——实际上卫立煌并没有和任何人谈过续弦的事，又不敢当面拒绝孔小姐，顺嘴推到美国。过了几年他真正感到需要续弦了，寻找别人家里的姑娘会触怒孔府，只好在留美的姑娘中物色人，结果找到了一个在檀香山教书的韩权华。此是后事，在后两章再提。 　　当时给卫立煌提亲的事，根源遥遥出自蒋宋。目的是把独当华北一面的大将用婚姻关系联系到四大家族中来，好让他出死力保卫蒋家王朝，不让共产党拉过去。后来卫立煌回到前方，陈铁当面询问卫立煌有无和孔家谈论婚姻的事?卫说确有此事，他已拒绝了。陈铁开玩笑说：“这样一个风头十足的贵族小姐，绣球怎么会抛到你的头上呢?” 　　蒋介石除了想用婚姻关系笼络卫立煌为其效忠，防止他接近共产党，闻说卫立煌对于政治发生兴趣，又想用小组织的办法把他笼络住。在重庆，陈诚当上了三青团的书记长，俨然有小委员长的派头，自然引起其它将领的忌妒，于是胡宗南就写信给卫立煌，要和卫共同筹建一个小组织。卫对于这个事情当然没有兴趣，也没给胡写回信。适逢陈铁来到，卫立煌便把此事告诉陈铁，并与陈铁商议：“你看他的用意是什么?”陈铁以为“此事应当和胡宗南周旋，以冲淡蒋、胡对你的怀疑。”卫说：“如果胡再来信，我就请你当代表去同他商谈。”后来卫又接胡信，就派陈铁到西安和胡宗南见面。原来胡宗南所要组织的小团体，是以效忠蒋委员长为宗旨，其中成员只限于黄埔系统的同学。非黄埔系统的军人不能参加，这些人不可靠，将来要整编，让他们参加组织就不好办了。陈铁说：“卫长官不是黄埔同学，他能参加吗?”胡宗南说：“那是例外。”陈铁回来将上述情况报告了卫立煌。卫说：“我们战区大多数将领不是黄埔同学，他想利用组织来玩弄我，不干!”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蒋介石笼络卫立煌成效甚鲜，还见之于另外一段逸闻。一九四二年元旦，卫立煌在重庆开国民党九中全会。蒋介石为了给卫立煌以特殊荣誉，请卫在元旦晚上到他那里吃饭。卫立煌在送请柬的回条上签了字，表示准时赴约。稍迟，孔祥熙也来请卫立煌在元旦晚上到他家吃饭，顺便捎带了几句话。卫立煌遂决定到孔祥熙家吃饭，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贺耀祖，请他代向委员长谢辞，说他到时不能来。但因原因说得不详细，贺耀祖虽满口答应替他汇报却没有汇报。到了那天晚上，华筵初开，贵客齐来，唯独没有卫立煌。等了好久，等得蒋介石发急了，仍然不见卫立煌。蒋介石命令侍从室官员给卫立煌打电话，侍从室的官员才说卫立煌已经来过电话说不能来。这一天蒋介石的大圆桌旁设了十四个座位，请的都是朝中高级人物，少了一个卫立煌，便只剩十三席。蒋介石是个非常迷信的人，按照西洋风俗，十三是个不祥之数，决不能十三个人围桌吃年夜饭，只好临时把秘书李惟果找来凑数。李惟果是个侍从秘书，跻身于满朝文武之间，给蒋介石丢了面子，使蒋介石不快。蒋介石想到卫立煌当着众人使他难堪，更恨卫立煌这个人目无领袖，狂妄到了这个地步，要不治治他，将来更难办了。这一次年夜饭的问题，很大程度地扩大了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的裂痕，埋下了撤换卫立煌的导火线。 　　卫立煌那天不到蒋家吃饭而到孔家吃饭，是因为孔家小姐的原因吗?不是；是卫立煌怨恨蒋介石到了表面化的程度，或是卫立煌幼稚到了轻举妄动的程度吗?也不是。一股强烈的力量吸引卫立煌前往孔府，是听说孙夫人宋庆龄应孔夫人宋霭龄的邀请，前往孔府过新年。卫立煌仍然怀着当初为孙中山先生站岗的那种感情，他怎么也忘不了孙夫人当他在马背上受伤时对待他那种慈祥的慰问。尤其是卫立煌这几年在政治上觉悟提高，越想越觉得孙夫人伟大，他一定要见见孙夫人。他明明知道不到蒋介石那里吃饭要获罪，他也在所不惜了。 　　四 　　前面对于卫立煌的优点写得很多，什么原因呢?第一，卫立煌有些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满和对共产党友好的话，总是对着我这个从八路军聘请来的秘书讲。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在反共高潮期间，这么大的国民党军官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不容易了。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刻。第二，争取中间势力，也是要做工作，也要想尽方法去争取的，只要发现他有进步的倾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我都觉得弥足珍贵。几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剿共先锋，此时能够变得如此，正是我党统战政策的胜利，正是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亲自对他做工作的结果，也是我朝朝暮暮全神注视着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还须保密，讳莫如深；到了现在卫立煌善终哀荣之后若干年，物换星移，八宝山墓门之木已拱，让我提供史料，哪怕我所知道的事情不全面，我也应当把过去隐蔽不彰的事情都摆出来。 　　人都是一分为二的，一个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也有他的二重性，我也要谈谈他的另一面。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时卫立煌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起于资产阶级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内讧。卫立煌被歧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不让卫立煌拥有自己的兵力。在他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年，又把他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带兵实权摘去，提升刘茂恩担任此职，并把卫多年赖以打仗的基本队伍第十四军编入第三十六集团军四川军队李家钰的部下，又把卫立煌搞成一个空头司令长官。从前卫立煌曾经对陈铁说过，“将来我有了兵力非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不可。”现在他置身于蒋介石和八路军之间，当卫对蒋切齿而又没法出气的时候，多少有点利用共产党和蒋介石的矛盾来反蒋的意味。他涉猎共产党的理论泛泛而不深入，也是只想从其中寻找反对这个“不讲信义的人”的理论根据，他所追求的东西实质是权与利。按照我们的话来说，在他世界观中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自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反共以来，曾经非止一次有国民党将领和共产党亲近过，能够利用共产党的时候还是挺亲热的，私人感情也是不坏的，一旦到了形势不利的时候，立刻翻脸不认人，又镇压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许多血的教训。卫立煌这个人究竟如何，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能完全肯定。一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面根据他抗日而不反共这一立场的性质，和他交朋友，认定他是较好的“中央军中的中间派”。 　　他既然是国民党的官，就得给蒋介石办事，也免不了要做一些推行蒋介石的政令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事。当时在河南人民的眼中，卫立煌坚决抗日是很好的；对于他和八路军友好这一点不清楚，如果知道了会对他更有些好感。但是那时我们必须替他保密。人民不愉快的是卫立煌治理省政依靠李杏村这一类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对河南的旧势力采取妥协的政策。在保甲制度之下，乡间抓壮丁，买卖壮丁之风盛行，豫西一个壮丁的一般价格是三十石麦子或一千斤棉花，卫立煌想禁止也禁止不了。河南社会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没有根本的区别，最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 　　卫立煌常常讲中条山是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他在绵延三百余里的中条山脉，利用山石挖了很多防御工事，单线防御，没有纵深的布置，不发动群众，和共产党把人民当做铜墙铁壁的理论完全不同。欧洲战争发生之后，一九四〇年夏天，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根本没有起作用。德军深入法境，马奇诺防线已经成为防御不灵失败的象征和带讽刺性的词汇。卫立煌的话未改，仍然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讲中条山是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在背后窃窃私议。后来中条山的失守有种种原因，依靠一条单纯的防线来抵御日本，这种战略思想，也有一部分责任。 　　“卫立煌剪旗袍，”也是抗战时期一幕怪有意思的喜剧。卫立煌在山西前线这一段时间，深入群众，备尝民间疾苦。他看到战地老百姓贫苦到了那个程度，还要担负繁重的支前任务。现在到了洛阳，上层士女仍然在过着享乐腐化、醉生梦死的生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觉得非常不顺眼。他记得到延安参观时，全城妇女都着军装，精神抖擞；今天洛阳满城都是扭扭捏捏，花里胡哨的旗袍，没有一点“抗战城市”的振作精神，他很想改变它一下。他跟随蒋介石多年，也跟着蒋介石强迫人民推行过“新生活运动”，他不懂得人民的生活习惯不是军政长官一纸命令就能强迫改变的，他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还讲一点“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他也没有和僚属们商量商量，脑筋一热，就贸然在一次很热闹的集会上对着洛阳高贵的太太们和新生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他要剪旗袍。他说：“你们要转变到战时生活，把你们的旗袍剪成短袄，不然日本飞机来了，跑警报也不方便。要是你们不剪，我就下命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看见大街上有穿旗袍的，都强迫给你剪短。” 　　卫立煌这么说也真这么做了，当真下命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禁止妇女穿旗袍上街。但是这个命令没有发生效果。洛阳穿旗袍的照样穿旗袍，并没有减少。只是一些官太太们在见卫立煌时临时换上短装，来个瞒上不瞒下而已。 　　塔斯社记者这时由重庆来到洛阳，他所携带的翻译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张郁廉。她到我家来看望我时，询问我：“郭寄峤参谋长是有名的能人为什么他的夫人穿着睡衣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这时洛阳的太太们收藏起旗袍，又不甘心老老实实地穿着草绿色或灰色的“二尺半”，想方设法穿着各式各样洋式或中式的短装。她们见闻不广，并不懂得哪一种服装该在什么时候穿着，所以闹出一些笑话。正好为战区政治部那些反对卫立煌的人找到了攻击卫立煌的材料。 　　① 即现在的著名作家碧野。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