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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六章 忧满黄河 |
| 黄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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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29年——民国十八年的特大旱灾，和冯玉祥的四年统治之后，甘肃的局面到底如何呢?可以看看旅陕甘肃民众甘灾救济办事处，发向全国的一则通电——
天祸吾甘，灾歉频仍。民九地震惨变，元气尚未恢复；近年旱戾肆虐，灾祸又复相寻，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冯玉祥又复盘踞甘肃，肆意蹂躏。横征暴敛，人民之膏脂已竭；敲骨吸髓，搜刮之方法弥多。征粮派款，动辄千万，苛捐杂税，任意诛求。壮丁强迫当兵，牛马拉作军用，中原白骨，半属陇上健儿；四野膏腴，遍地掬为茂草。又复挑拨回汉感情，演成屠杀惨剧，田庐化为灰烬，财物变为烽烟。幸存之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愁云惨雾，到处弥漫……
这电报并未夸大其词。据官方估计，当时甘肃死亡的人口，竟达200万人!冯玉祥在河南向军政人员讲话时，也直言不讳地供称：
部队离开甘肃时，征用骆驼五万余头，大半在河南热死。羊二十余万只，均未给价。发行银行钞票、流通券、军需券至数百万元，均未清理……
而且使邓宝珊更为不安的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本不想把留在甘肃后方的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队调出，后来由于邓宝珊的劝告，才将部队几乎全部调离，仅留雷中田一旅之众守备兰州。邓宝珊当初作此建议，意在减轻家乡的沉重负担。不料事与愿违，冯部离甘后，蒋介石的势力乘虚而入，收编土匪武装，培植地方军阀，马廷贤盘踞陇南，马仲英占据河西，陈硅璋割据陇东，鲁大昌霸占洮岷，李贵清窜扰陇中……征粮派款，抓丁拉差，攻城掠地，混战不休，使甘肃的局面更加糜烂。
邓宝珊困坐黄浦江边，忧心如焚，遥望西天。每当晚霞映空，残阳如血，他眼前就浮现出一座座烈焰升腾的茅屋，耳畔就传来一声声家乡父老在血泊中痛苦的呻吟……
谁能收拾甘肃残局，昭苏民困呢?甘肃的有识之士，想到了闲居上海的邓宝珊。1931年春天，陈珪璋的师政治处处长孙伯泉和省方代表秦峻峰，前往上海秘密去见邓宝珊，邀请他返回甘肃。
邓宝珊听了孙、秦二人的来意，对家乡父老的一片好心十分感激。认为家乡遭此浩劫，自己出言有责，应该回去为桑梓略尽绵薄之力。但是，如何回去呢?甘肃已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作为反蒋失败的将领，要回甘肃也并非易事!于是，让孙、秦二人到南京去找于右任商量。于右任说：
“我同意宝珊回甘肃，如果以政府名义前去，须他来南京一行。可他连人家蒋的面都不见，叫我怎么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他，得来京一趟!”
二人返回上海，转达了于右任的意见。邓宝珊为难地说道：
“我是反对蒋介石的，怎么能到南京去，作茧自缚，让他摆布呢!”沉吟片刻，又说：“我一定要回家乡，但如何回去，还得再想办法，你们转告兰州父老和陈汉卿(陈珪璋字)，要维持好地方秩序，一切不能大意……路过南京，请你们再向于先生转达一下我的意见。”
结果，邓宝珊回甘肃的事，暂被搁置下来。
此后不久，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又给进退无路的邓宝珊以巨大的打击和震撼。
首先，是死心塌地投靠了蒋介石的岳维峻，被蒋介石派去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时，兵败被俘。得到这个消息，邓宝珊悲伤不已。作为老部下，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营救岳维峻。于是，他秘密通过朋友关系，提出一条建议：自己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去参加红军，以交换释放岳维峻。在这个根据地负责的张国焘答应，只要能交一笔巨额赎金，即可将岳维峻赎回，邓宝珊得此诺言，就同岳维峻的亲属到处筹集赎金。可是，赎金尚未交清，岳维峻在根据地病故，营救之事也就作罢。
接着，大胆反对蒋介石的邓演达，终于被阴险毒辣的蒋介石派特务秘密杀害于南京。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同邓演达过从甚密的人士，都受到严密监视。
有一天，邓宝珊正在卧室闲坐，突然闯进几个特务进行搜查。他对特务故意大喊大叫，以便引起住在楼上的葛霁云注意。葛霁云迅急将机密文件扔进壁炉，才使歪眉竖眼的特务扑空而去。
这次搜查虽然扑空，但嗅觉发达的特务，不久即查获到邓宝珊以夫人张玉燕的名义写绐朋友的一封联络反蒋信件。特务们与法租界巡捕房串通，出其不意地逮捕了邓宝珊，并准备立即引渡给南京政府。
幸好，乐于助人的张玉燕，同当时上海著名的女律师郑毓秀关系十分亲密。事件发生当晚，她就去请郑毓秀出面交涉。富有正义感的郑毓秀，与法租界当局很熟悉，租界法庭的一些推事还是她的学生，经郑毓秀和一些朋友营救呼号，多方奔走，据理力争，法租界当局才将邓宝珊释放。这才使邓宝珊未成为邓演达第二。
邓宝珊刚被释放，杨虎城便派续式甫先后两次到上海来见邓宝珊。此时的杨虎城，因在中原大战中讨伐冯玉祥的胜利，而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一手掌握着陕西的军政大权，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实施他的“大西北主义”。所谓大西北主义，也叫“大陆国防政策”。这是杨虎城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以陕西为基地，依托甘肃，联结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帮助，逐步摆脱蒋介石控制，在西北独立干一番事业。为此，他准备请邓宝珊与他合作，帮助他收拾甘肃的局面。
1931年夏天，邓宝珊与续式甫到达西安。经邓宝珊建议，杨虎城派其秘书长杜斌丞前往平凉慰问陈珪璋部队，并约请陈珪璋亲自来西安跟杨虎城和邓宝珊会晤。陈珪璋的参谋长汪飞西认为，杨虎城要实现其大西北主义，必将进军甘肃。平凉是甘肃门户，首当其冲，与杨虎城见面后如果提出进兵问题，无法应付，还是不要亲自前往西安为妙。陈珪璋起初尚有疑虑，后听杜斌丞说，邓宝珊已到西安，他是代表杨、邓二人来此专程相请，同在西安共商大计，出于对邓宝珊的信任，陈珪璋便慨然应允。
陈硅璋到达西安，杨虎城盛情款待，极表亲切。经邓宝珊劝说，陈珪璋对杨虎城进军甘肃的计划完全赞同。杨虎城提出，待甘肃局面安定，就进军宁夏，并许诺保荐陈珪璋任宁夏省主席。陈珪璋为了联络感情，并以其次子拜杨虎城为义父。临别时，陈珪璋一再表示：敞开大门，欢迎陕军入甘，欢迎邓宝珊早日回乡主持大政。
正当杨虎城策划进军甘肃时，甘肃的政局又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这年8月，南京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之后不满一月，雷中田与马文车受下野后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暗中指使，发动“雷马事变”，捕押马鸿宾，成立了临时省政府。倒台后潜居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从碧口乘虚而入，自称“兴国军总司令”，企图来甘肃浑水摸鱼。他经武都、天水至兰州，一路拉陇地方势力，大肆招收门徒，图谋东山再起。经吴佩孚调解，雷中田释放了马鸿宾。吴佩孚一时赢得西北回族将领的同情，由青海省主席马麟领衔，甘、宁、青、新、川的十八位将领竟联名致电蒋介石，拥戴吴佩孚出山!
这电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下令杨虎城派兵入甘驱逐吴佩孚。这年11月，杨虎城便派其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进入甘肃。途经平凉，陈珪璋亲自率领部队，配合孙蔚如一起向兰州挺进。在定西击溃雷中田守军，顺利占据兰州。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甘肃地方部队李贵清和石英秀部，先后被孙蔚如改编，李部被编为新十旅，石部编为新十一旅。
不幸，杨虎城的陕军入甘，又给甘肃造成一场新的祸患——
孙蔚如、陈珪璋部进驻兰州后，成立了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孙蔚如任委员长，以陈珪璋等八人为委员，以孙部旅长杨子恒为兰州警备司令。陈珪璋大力宣传，邓宝珊即将回甘，深得甘肃各界人士欢迎。孙蔚如暗自焦急，他知道邓宝珊在西北素孚众望,诚恐一旦回甘，势必影响自己的地位，便不顾大局，伙同旅长杨子恒密谋，于1932年2月15日，将陈珪璋诱骗到省政府后花园内杀害，企图以此来阻止邓宝珊返回甘肃。
事变发生当晚，驻兰陈部孙志远旅被全部缴械，驻守平凉及陇东一带的陈部郭天池、蒋云台、张自箴、李彦和、谢绍安等旅，同时也遭到陕军的围击。除蒋云台旅撤至固原一带，等候邓宝珊来甘肃外，其余部队，有的投降陕军，有的溃散。
此事传入青海，马麟深感唇亡齿寒，极为愤慨，当即与邓宝珊派往西宁的代表王新令商量，致电迁移到洛阳的国民政府：
“陕军侵入甘肃，地方武装被解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如果中央不管，青海即出兵征讨，以安黎庶。”
当时，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进攻上海，又爆发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十九路军正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日本在沦陷后的东北所扶植的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国民党中央接到马麟的电报后，认为上海抗战势将延及全国，大西北为抗日后方，如果继续骚乱，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经杨虎城推荐，行政院长汪精卫召集临时中央会议，实行“军民分治”撤销孙蔚如的临时维持委员会，提出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的议案。会上，何应钦首先表示同意，当即通过。只有马福祥，对邓宝珊的任命表示反对，说这议案应该通过由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刚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反驳说：
“国难当头，办事要讲求效率。中央委员们都在场，还一定要通过军事委员会吗?”
马福祥虽然再没有说什么，但在会后仍然到处奔走，努力为其子马鸿逵活动驻甘行署主任的职位，大肆反对邓宝珊返回甘肃。跟邓宝珊一起“华山聚义”的陕西中委刘守中问马福祥：
“先生和邓宝珊都是甘肃人，为何反对呢?”
马福祥哈哈一笑：“我不是反对邓宝珊，他身边有共产党啊!”
刘守中知道，这位老资格的马福祥，是西北回族诸马在国民党中央的代表人物。于是，他满怀忧郁地劝告邓宝珊，要跟实力雄厚的杨虎城密切合作：
“宝珊!你是个光杆，没有力量，要紧紧拉住虎城!”
当时也住在洛阳的邓宝珊，笑着说：
“我和虎城还分什么彼此!刘先生，你看该咋办就咋办吧。”
刘守中和杨虎城又经过一番磋商，再次向国民政府建议，遂正式发表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
但是，当邓宝珊与杨虎城联袂回到西安，获悉陈珪璋被谋杀的意图和真相之后，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和尴尬!
这是偶然地误会?还是有意地捉弄?
邓宝珊痛心疾首，五内如焚，怒不可遏，立即去找杨虎城当面质问。杨虎城极力辩解，说此事由孙蔚如一手造成，他事前毫无所知。邓宝珊质问孙蔚如，孙蔚如又推诿于杨子恒。一件谋杀朋友的血案，竟在合作者之间推来推去，谁也没有责任!
邓宝珊一气之下，匆匆收拾行装，乘火车离开西安，前往北平。杨虎城闻讯赶到住处去亲自挽留，邓宝珊已经启程。
邓宝珊到达北平后，各方好友纷纷婉言相劝，杨虎城也一再来电催促他返回。面对北平街头一群群从关外流亡来的难民，和一队队高呼抗日口号挥舞旗子示威游行的学生，邓宝珊的胸中在不停地波翻浪滚。怎么办呢?北平家中的四合院，使他感到那么憋闷：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只有义无反顾地回到甘肃去。可是，从陈珪璋被谋杀的不幸事件中，他忽然想到，在自己未去甘肃之前，最好能向下野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做点解释。因为，他已经得悉，冯玉祥并没有真的隐居，雷中田与马文车发动“雷马事变”扣押马鸿宾的这幕闹剧，就是由冯玉祥在暗中导演的。
于是，邓宝珊派车接来住在西山养病的李世军，请李世军代表他去泰山向冯玉祥陈情，说明他去甘肃任行署主任的政治意图。不料冯玉祥一见李世军，不仅不理解邓宝珊的苦衷，反而凶相毕露，大骂杨虎城和邓宝珊是蒋介石的“走狗”，连李世军也几乎险遭不测!李世军回北平后报告了他泰山之行的经过，邓宝珊痛惜地说：
“怪我多余!不过，我认为道义上应该在未去甘肃之前，向他讲一声……”
李世军一声长叹：“咳!岂止多余——”
“嗯!”邓宝珊看了李世军一眼，说：“这事太教你受委屈了。可是，不管冯先生对咱们如何误会，我总算尽了当年共事的友谊，问心无愧!”
邓宝珊决定携崔锦琴夫人一道离开北平。临行前夕，在北平上学的甘肃籍学生隆重集会，热烈欢送。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大厅里，在精心布置的一盆盆鲜花之间，学生们围着身穿长衫的邓宝珊问长问短。甘肃第一代女大学生沈滋兰请邓宝珊讲话，邓宝珊勉励大家放开眼界、关心国事，学好专业，立志回甘肃为桑梓服务。他热忱恳切的话语，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
为了约请“华山聚义”的老朋友续范亭为参谋长，返回途中，邓宝珊还到太原小住了几天。八面玲珑的阎锡山，送给邓宝珊山西造手提式冲锋枪100支，五十瓩电台一部，并介绍了卫虚若等数十人作为邓宝珊的部下，一起到达西安。
此时，邵力子在西安已经等候20多天了。这位给蒋介石担任过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人物，跟邓宝珊一见如故，脾气十分相投。杨虎城待邓宝珊稍事休息，即设筵饯行，催促赴任。同时，介绍自己的参谋处长王鼎五任邓宝珊驻甘肃行署的参谋处长，以及参谋李春煊、副官雷天和等数十人随行。
但是，正当邓宝珊和邵力子动身赴任去兰州之际，蒋介石却突然发来一道密电：
葛霁云速离邓部，不准随行。
这是什么缘故呢?邓宝珊和葛霁云当然都很明白。面对从小一起长大，又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达八年之久的老朋友，邓宝珊拿着电报纸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该说什么话好。葛霁云却摘下眼镜，一边轻轻地擦着镜片，一边安慰邓宝珊说：
“宝珊兄!不必感伤，这是意料中的事，临别之前，我只希望你注意：目前的蒋介石，一手把持中央，有权、有钱、有军队，还有特务，中国的任何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对地方反蒋军事力量，不要有过高希望。跟蒋介石斗，就必须跟共产党合作，就必须首先斗政治，就必须十分讲究策略。我知道，你对我党的一些做法，并不赞赏，可这也是逼出来的……环境使然!中国没有第三天道路可走，既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一边。谁想搞西方议会民主那一套，恐怕只是天真的梦幻……”
邓宝珊细细琢磨着葛霁云这番话，琢磨了几十年。
一别成永诀。葛霁云跟邓宝珊分手后，曾去马仲英部工作。后与马仲英同赴苏联学习，又返回国内，惨遭杀害。但是，这位甘肃省最早的共产党人，牺牲于何时何地?至今尚无确证，仍是一件悬案。
2
回来了，兰州!
皋兰山和白塔山夹峙下的河谷盆地里，在一片灰濛濛的城郭田园之间，黄河像十条被困锁的巨龙，七拧八扭，左右挣扎，浊流滚滚，喘息呻吟……
秋风残照里，血红的夕阳把满河惊涛涂抹得灿烂辉煌。古老的大水车，依然用单调的音节在疲惫不堪地吟唱。河边挑水的水夫们，拖着瘦长的影子，裸露着酱紫色的脊梁，依然跟23年前，一般模样!
没有带任何随从，邓宝珊穿一身便服，在黄河铁桥头当年他打过苦工的地方踽踽独行。饱含泥腥味的河风迎面吹来，吹拂着身边几棵已被岁月掏空的左公柳。注视着那枯木朽株上婆娑起舞的柳丝，遥想当年在此建功立业的左宗棠，他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1932年6月18日，邓宝珊就任驻甘行署主任，至今已三个多月了。表面上似乎是衣锦还乡，人来客往，不断碰杯。不断鼓掌，一片恭维，十分热闹，但全是官场应酬，戴着面具演戏，实际上，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上下掣肘，左右使绊，不仅使毫无实力的邓宝珊哭笑不得，有口难言，连堂堂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直冒虚汗，一筹莫展!
首先是蒋介石，为了阻止杨虎城与邓宝珊合作，使用“以回制汉”的手段，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将其十五路军由河南调到宁夏。在青海方面，任命马步芳为第一百师师长，马步青为骑五师师长，从两侧加强对甘肃的监视。同时，又调嫡系部队蒋鼎文、毛炳文两个军开进陕西，使杨虎城也不得不俯首听命。
其次，甘肃的局面仍然处于割据状态。驻甘各部队虽然名义上由行署统一指挥，但陕军飞扬跋扈。孙蔚如对邓宝珊入甘，公开表示不满，说什么：“我们把饭做熟了，却来了个婆婆!”特别是听说蒋云台派人来见邓宝珊接洽投邓，竟公然找上门来声称：“你不能收蒋云台，等我将他打服后，再交给你!”逼得蒋云台只好去投靠鲁大昌。而驻陇东之杨子恒，驻陇南之马青苑，更各行其是，不把省政府和行署放在眼里。至于占据洮岷一带的鲁大昌，因当年邓宝珊在北平时曾请援引而被邓拒绝，对邓宝珊的态度也十分傲慢。
同时，由于连遭天灾人祸，民生凋敝，达于极点，不仅浩繁的军费难以维持，连兰州、平凉等地学校教师的薪金也一再拖欠。教师罢教索薪，学生上街游行，跟省政府发生冲突，被驻兰陕军利用，掀起了一场反对邵力子的运动。虽经邓宝珊出面调停，将学潮暂时平息，但仅仅是扬汤止沸，却无法釜底抽薪，兰州的社会秩序，还是不得安宁。
就在调停这次学潮中，邓宝珊认识了宋恪等人，对甘肃政界错综复杂的关系，增加了更多见闻。那是在激愤的教师学生同省财政厅长发生冲突、治安当局决定要抓人的时候，邓宝珊暗暗将几个为首的师生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了起来。其中有一个甘谷口音的中学教师，引起了邓宝珊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是他的老朋友宋子安的本家兄弟，于是，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邓先生!”出身贫寒，靠自我奋斗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的宋恪，注视着邓宝珊说，“甘肃是甘肃人的甘肃，我们不是反对你，是在反对南京……你以后别跟邵力子那么热乎，不然，西安就不高兴。”
邓宝珊问：“那这场学潮到底是谁发动?”
宋恪坦率地回答：“发动的当然是我们。不过，在南京和西安之间该如何处置，邓先生得格外留心……因为，你自己并没有实力啊，而甘肃的一些地方势力，对你也并不那么欢迎!”
因此，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邓宝珊对驻甘行署的成立问题一拖再拖，态度十分冷静。他在山子石的皖江会馆找房子将家眷和随从安置下来，把编余人员和来投奔他的家乡子弟编了个教导队，让特务营长杜汉三兼任队长，驻在东校场训练之后，只是搭了个行署的空架子，迟迟不去充实机构，对外办公。每日除协助省主席邵力子安置流亡，进行救济，调解纠纷，恢复秩序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他知道，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报神，到处都驻有陕军。甘肃是他的家乡，人家决不会让他在这里生根，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
但是，偏偏是他的一些亲戚和天水同乡，不仅不理解他的苦衷，而且连连给他招惹麻烦：
有的跑到他的公馆，大喊大叫，要官要钱!
有的打着他的旗号，到处钻营，招摇撞骗!
就在今天，就是小时候跟他百般作对的那位三舅应虎，也弄得他狼狈不堪——
两个月前，三舅就跑到兰州来了。他在邓宝珊的公馆里住了半个多月，说是要回家，邓宝珊给他缝了套衣裳，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盘缠，还给他买了一斤兰州安泰堂饮誉西北的名贵补药“还少丹”。谁知他离开邓公馆后，并没有回天水，一头扎进赌场，输个精光，又来找邓宝珊要钱。外甥只好给舅舅又给了一笔钱。不料今天中午，这位老舅又穿得跟讨饭花子一般，蹲在省政府门口哭喊，说是邓宝珊从小父母双亡，是他当舅的一手抓养成人，如今当了大官六亲不认……哭天抹泪，惹得许多人围观，连警察也赶不开。消息传来，邓宝珊派人去苦苦劝说，好歹将他拉进公馆。当他浑身洗换、酒足饭饱之后，邓宝珊亲自问道：
“舅!你这么闹活人，到底啥事不投你的心病?”
“嘿——”三舅笑笑，“这还用问?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当了行署主任，就不能给你几个表哥表弟，一人弄个县长干干?……再说，我请风水先生看过，你能当大官，还是凭靠我们昝家坟里的脉气哩!”
这话把邓宝珊噎了个哑口无言。怪谁呢?这难道仅仅是这位老舅一人的观念!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就由这些观念，在主宰、滑润、周转吗?
邓宝珊连晚饭也没有吃，就悄悄溜出了公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黄河边。
啊，黄河!你也有满腹忧愁?看你流淌得多么艰难!一路风尘，给你增添了多少沉重的负担?流吧，千万别懈怠，带着你的使命，也带着你的负担。你要将负担卸在哪里，哪里就预示着一场灾难……
邓宝珊慢慢走着。夜幕已隐没了白塔山的塔影，铁桥上的灯光在河面投下一串昏黄的光晕。谛听着拍岸的涛声，他忽然想起了龚自珍的两句诗，“常恐胸中波澜尽，晨妆梳洗看黄河。”他低声吟咏着这诗句，想了想，离开河边，朝“骏川成”水烟坊走去。
骏川成水烟坊的主人，就是当年开过义顺店的马尊义先生。邓宝珊自到兰州，已经多次去看望过这位疏财仗义、扶危救困的老乡兄。想起当年在马尊义的脚骡店当小伙计的那段日子，邓宝珊总是感念不已。可是，这位待人宽厚、助人为乐的普通商人，对做了官的邓宝珊却一无所求，谈话依然直呼其名，拿邓宝珊当兄弟看待。两人之间毫无官民尊卑之感，感情如窖藏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醇。
“宝珊!”这般时分，独自而来，马尊义似乎已尽悉邓宝珊的难言之隐，不等邓宝珊开口，主动说道，“你还没有吃晚饭吧?家常便饭，来，一起吃点——今天的事，我已听说了。树大招风，靠着大树有柴烧，树倒猢狲散……从古至今，如此这般!这事，明儿我帮你解决。”
邓宝珊在马尊义家吃了晚饭，深夜才回到公馆。崔锦琴夫人一见，好生抱怨。说她已给三舅又一笔钱，并答应给表弟在兰州安排差事。邓宝珊心中一阵苦涩，只好默认。
后来，在各方催促之下，驻甘行署终于开张办公。不久，孙蔚如部调出甘肃。临行，将李贵清的新十旅和石英秀的新十一旅交给了邓宝珊。
1933年元月，因地方割据，财政困难，派系斗争严重，邵力子无力应付，便以述职为名去了南京，将省主席职务交给邓宝珊暂时代理。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第一师进驻天水，并将胡部杨德亮第五团开到兰州，组织了一个军警督察处，由杨德亮兼任处长，加强对邓宝珊的监视，并为蒋介石特务在兰州的罪恶活动，建立了一个掩护机构。
经过这一番布置之后，4月间，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突然来兰州巡视。
蒋介石一见邓宝珊，倒十分和气。一口一个邓先生，说了许多恭维和勉励的话：
“邓先生!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我主张，革命军人首先要开诚布公。特别是在困难当头，内患不休，抗日剿共军事都十分紧迫的时候，大家更要和衷共济。……甘肃是你的家乡，兰州是西北重镇，战略地位很重要。你要体谅中央的困难，多做工作，把甘肃建设成抗日剿匪基地——对你的军事指挥才能，我早就很赏识：郑州解围，攻占马厂、击溃憨玉昆……都打得很漂亮!……”
但是，不管蒋介石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邓宝珊还是不卑不亢，若无其事地听着。
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邓宝珊已经获悉：邵力子已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推荐他接任甘肃省主席。蒋介石此行，除了布置围剿陕北红军之外，显然还有考察杨虎城、邓宝珊在西北的地位和作用的意思。
考察结果如何呢?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传来将任命刘镇华为甘肃省主席的消息。一听到任命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刘镇华，西北各方人士，立刻纷纷发电报反对。邓宝珊也派其行署秘书长王新令赶往南京，敦促邵力子仍回甘肃，王新令先去见于右任，于右任说邵力子已不再去甘肃，将接任陕西省主席。刘守中与邓宝珊关系很深，他已向蒋介石举荐刘守中继任甘肃省主席，蒋尚未答复。王新令对蒋介石控制西北消灭异己的意图尚未看穿，向于右任说：
“最好由宝珊任主席……”
大胡子院长微微一笑：“最近政府提出防止军人干政的提案，各省主席要任用文人。虎城的陕西省主席也刚被免去，人家还能让宝珊任甘肃省主席?你先去见汪院长，探探情况。”
王新令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取出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的电报给王新令看。电报云：
“于院长保举刘守中为甘肃主席，我意朱绍良虽系军人，但离职日久，为人稳练，请与于院长商酌发表。”
王新令看毕，汪精卫一本正经地说道：
“此事委员长已决定，就这样办了。”
王新令向于右任说明情况，即以邓宝珊派来欢迎的名义，去见了朱绍良，6月底，朱绍良与其秘书长李勉堂和王新令同机飞抵兰州，就任甘肃省主席。
朱绍良，字一民，福建闽侯人，曾两度留学日本，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位蒋介石心腹人物的出任甘肃，是蒋介石为控制西北而精心布置的一着棋。这只笑面虎一到甘肃，极力拉陇地方绅士和军人头领，与马麟换帖立盟，结为拜把弟兄，跟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往来甚密，对马鸿宾、马鸿逵，盛世才也频送秋波，千方百计建立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立足西北的政治资本。
朱绍良初来时，虽然对邓宝珊满腹疑忌，但尚不能不存一点儿客气。可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官绅们，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田昆山为首，用攻击邓宝珊的办法，来向朱绍良献媚取宠。他们大肆造谣，说邓宝珊在代理省主席期间，将禁烟罚款40万元中饱私囊。邓宝珊的部下新十旅旅长李贵清，也被人拉拢煽动，附和反邓。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弄得邓宝珊啼笑皆非，恼怨莫名!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贪污案还没有查出个名堂，教导队里又发生了共产党员梁干丞被捕杀的案件。
粱干丞是中共陕北党组织于1931年冬天派到甘肃进行建党工作的。1933年4月，继孙作宾担任了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其公开身份，为邓宝珊部导队的政治教官。他待人和蔼可亲，多才多艺，深受全体学员的爱戴。9月的一个黎明，军警督察处长杨德亮，突然领兵包围了教导队所驻的东校场营房，逮捕了梁干丞。不久，梁即被杀害。
这下，给邓宝珊的政敌，又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反对邓宝珊的无名帖子，撒遍了兰州。说教导队红了!说邓宝珊过去勾结冯阎讨蒋，现在又和杨虎城密谋控制西北，反对中央!说邓宝珊长期跟共产党打得火热，邓宝珊的行署里还窝藏着不少共产党……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邓宝珊就是共产党!
就在这攻击邓宝珊的紧锣密鼓之中，朱少良给邓宝珊送来一个通知：
“据报你署主任秘书岳跻山、秘书王教五有共产党嫌疑，请予免职。”
怎么办呢?照此办理，不仅断送了两个朋友，以后还不知会出现什么鬼名堂。干脆不理!
可是，恰在此时，却真有一位共产党员，来到了邓宝珊家中，此人是谁呢?就是给他当过五年随从副官的杨嘉瑞。
杨嘉瑞是葛霁云发展的共产党员，1930年9月讨蒋战争失败后，离开邓宝珊进入洪湖根据地，在贺龙部下升任红军团长。在“左”倾路线统治洪湖根据地的恐怖时期，由于跟贺龙同志站在一起，几乎被杀害。辗转逃出后，便到兰州又来找邓宝珊。
“邓先生!我是共产党员，还当过红军团长，现在处境很困难……”杨嘉瑞向邓宝珊如实讲了自己惊险的遭遇，还说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问邓宝珊能不能给他提供掩护和方便。
邓宝珊推心置腹地说：“嘉瑞!共产党我是同情的，我也尊重你的信念。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不要听信‘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成的’这句说。当年在北京时，我也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这话不符合马克思，也不符合列宁的意思。……一讲‘特殊材料’，就总觉比别人高明，老想教训人，指挥人，就像大革命时苏联派来的那些顾问……好了，不谈这些啦。既然你现在有困难，就留下跟我干吧。将来，来去自由，主随客便!”
杨嘉瑞不仅留到了邓宝珊身边，还与常黎夫、马玉章、周益三几个党员建立了一个特别支部。这使邓宝珊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了直接联系。直到1936年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甘肃，贺龙写信派人来，才将杨嘉瑞送回红军。临别时，还送给杨嘉瑞200块银元，一件羔子皮袄……
正在邓宝珊处境艰危之时，蒋介石为消灭异己，用以毒攻毒之计，在西北又布置了一着棋。他一面命令北平军分会任命以盗掘东陵而臭名昭著的土匪司令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部由山西经绥远、宁夏开往青海，一面又密令马鸿逵对孙殿英在中途截击。这事令马麟、马步芳、马鸿逵都十分震惊，连朱绍良也深感不安。朱绍良知道自己是个光杆主席，既怕孙殿英与马鸿逵合作推进到甘肃，将他推倒；也怕孙与马打起来抵敌不住，退到甘肃，他无力对付。
邓宝珊深知蒋介石对自己不放心，估计他的行署主任已为时不久。见此情势，便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与马麟联名向蒋介石电保朱绍良任甘肃绥靖主任。此举很符合蒋介石与朱绍良的心意，因此矛盾也得以缓和。朱绍良遂联合马鸿逵和马步芳，将孙殿英部在宁夏境内击溃。
9月28日，甘肃绥靖公署成立，朱绍良任主任，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宣布撤销。但是，邓宝珊的政敌，还是以邓宝珊的部下有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口实，死死揪住邓宝珊不放。恰在此时，在省政府中山堂里，发现共产党的传单一张。反对邓宝珊的人们便火上泼油、乘机鼓噪，弄得大家疑神疑鬼，人心惶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以免政敌们浑水摸鱼，邓宝珊进行了巧妙的还击。在一次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上，他站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以表示要离开兰州，用临别赠言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讲道：
“……近来兰州发现了很多谣言，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并不在脸上刻字，哪能肯定谁是谁不是呢?就是蒋委员长的左右，又有谁敢保险没有共产党呢?如果跟共产党有过交往就算共产党嫌疑，那党国要人谁个跟共产党没有交往?……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一切处以镇静，切勿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
当晚，朱绍良偕其秘书长李勉堂，带着几瓶白兰地，来到邓公馆。李勉堂一见面，就笑容可掬地说道：
“邓先生今天讲得太痛快了!我们希望和邓先生长久共事。这样的态度最好。”
朱绍良一边跟邓宝珊举杯对饮，一边用试探性的口气问：
“邓先生!你是甘肃人，甘肃人反对你，连李贵清也反对你，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不奇怪——”邓宝珊细细品着白兰地，慢慢回答：“李贵清搞那点人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要极力叫它保存下来，朱先生是中央大员，委员长的左右手，李贵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见机而作，弃暗投明，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邓先生太豁达了!”
朱绍良笑了笑。
邓宝珊也笑了笑。
3
行署撤销了，邓宝珊如何安置呢?起初说是西北边防督办，又说是甘肃警备司令，最后发表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名为一个军，其实还是那两旅四团之众，连军部特务连、骑兵连在内总计6000余人。因此，被人戏称之为“新半军。”
新一军编成后，原行署参谋长续范亭走了。朱绍良见缝插针，保荐其亲信张性白为参谋长。邓宝珊明知来者不善，但也只得接受。
部下们主张收编散兵游勇，扩充兵额，增强实力，邓宝珊断然制止。连张学良送的500支手枪，阎锡山送的500支冲锋枪，他也各收十支，其余如数奉还。许多部下强烈不满，邓宝珊只有一句话：
“我们既不能给百姓造福，更不能祸害地方!”
邓宝珊认为：玩枪杆子，决不能迷信枪杆子!此时此地，扩充实力，除了加重家乡负担，祸害地方，还会招风惹事。兵不在多而在精，与其扩充兵额，不如提高素质。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规定，各部队排以上军官的补充、提升，必须是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为了提高部队素质，也为了抵制蒋介石黄埔系统对部队的渗透和控制，邓宝珊一面选拔新一军的原有军官，保送到南京、洛阳、天水等地的军校或训练班去进修，一面在军部举办军官教育队，将分配来的黄埔九期的学生全部调为教官。此举一箭双雕，既有利提高部队素质，也使黄埔系军人一时无法直接掌握兵权。
但是，任你百般周旋，跟所有杂牌部队中一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中央和杂牌之间的斗争，一直使邓宝珊穷于应付。
这两旅部队，早在孙蔚如收编时，就有共产党组织活动。孙蔚如把它交给邓宝珊后，两年之间就发生过两次兵变。一次在1932年秋天，杨虎城送来步枪1000支、重机枪20挺，邓宝珊派军士队学员去接运。行至六盘山，被军士队长共产党员李华峰率领一部分人哗变北去，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一次在1933年春天，驻守兰州水北门的一个班，在共产党员贺晋年策动下哗变，去参加了谢子长的部队。这两次兵变，使邓宝珊受到很多指责，也使他左右为难。
另一方面，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吞并这支部队的活动，始终都在进行。张性白任新一军参谋长后，当即撤换了军部通讯队长和骑兵排长，换成了黄埔学生。接着，来了30多个政工人员，在军部和两个旅部都设立了政治处。军部政治处长先为黄正山，感到不得力，又改派为蒋介石的外甥俞镛。这些人，每有集会，便作反共宣传，经常是老一套，嗡嗡乱叫，叫得人耳厌心烦!
他们不仅在明处叫，还在暗处咬。继杨德亮兼任兰州市军警督察处长的胡宗南骑兵团长林树人，装出一副斯文模样，自称弟子，几乎天天拿着诗词字画，恭恭敬敬，向王新令登门求教，一坐就是半天。跟邓宝珊同乡，在北伐时期就跟邓宝珊患难与共的王新令，起先还满怀戒心，可看对方一直那么恭谨，还真将恶魔当文人雅士看待。直到胡宗南的另一部下因与林树人不睦，向邓宝珊揭穿了这场把戏，才知是来诱骗秘书长王新令，在新一军的后墙上挖窟窿。
不幸，他们对王新令的工作虽然以失败而告终，暗算新十旅一团的阴谋却终于得逞!
新十旅一团，由杜汉三的特务营和教导队扩充改编而成，这是邓宝珊在甘肃所组建的惟一嫡系部队。团长杜汉三、团副王子瑛，都是天水人。杜汉三跟葛霁云家住同巷，跟邓宝珊都是儿时的伙伴。王子瑛与杜汉三在陇南讲武堂同学，参加邓宝珊的部队，还是杜汉三引荐来的。由于梁干丞案件，朱绍良早就在注意着杜汉三的行动。可这位浮躁而鲁莽的团长，却与共产党员公开来往，把大幅的抗日标语贴满一团驻地定西通衢。特别在西安事变之后，竟毫无顾忌地宣传抗日拥共主张，甚至在他的团部礼堂里还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对杜汉三的不讲策略，邓宝珊深为忧虑，但几次劝告，全然不听。出于爱护，他曾想调杜汉三去任旅参谋长。找杜汉三征求意见，不仅不同意，还牢骚满腹，怪怨邓宝珊脾气太软。碍于深厚的交情，邓宝珊便没有采取断然行动。结果，由朱绍良打电话将杜汉三骗离定西，派特务头子傅子赉为团长，在事先已被收买的团副王子瑛协助下，接管了这个团。从此，邓宝珊就真成了光杆，严格说来，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了。
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谨慎地维持脆弱的平衡，邓宝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得不躺在烟榻上装聋卖哑。有时去三原，一住就是半年，部下戏称他“邓半年”。有时好些日子白天不出公馆，只在晚上去看秦腔，一张口就是何振中①的戏如何长短，惹得部下骂他：“国难当头不知耻，梨园大捧何振中!”就在他卧室的窗前骂，希望能激起他一点火花，可他却听而不闻，依然故我……
邓宝珊麻木了吗?麻木了，倒免于痛苦；可他却很清醒，只能细细地咀嚼痛苦!
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决不放弃对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的报答。1934年的冬天，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
甘南夏河拉卜楞地区的藏族部落，经常为争夺森林、草原而发生械斗。当地官府和甘肃、青海的军阀，有时也暗中挑拨，坐收渔人之利。其中的双岔、西仓两个部落，纠纷愈演愈烈。双岔和西仓之间，有个水草丰饶、森林茂密的林场，两个部落经常在争夺这块地方。起先，西仓头人唐隆郭哇投靠青海的马麒，欺压双岔百姓；后来，双岔土官投靠师长鲁大昌，跟西仓对抗。同时，双岔寺的赛赤佛，也因宗教纠葛而跟双岔土官发生矛盾，与西仓头人和马麒暗通。鲁大昌两次派人去调解，不但没有平息事态，唐隆郭哇在马麒支持下反而乘大雾袭击鲁大昌骑兵团，打死团长谷开基，消灭鲁部一个连。赛赤佛见事态扩大，将双岔寺金银财宝挟卷一空逃往西仓。亲自纵火焚毁了双岔寺院。鲁大昌部被迫撤退，唐隆郭哇纵容部下对双岔部落大肆烧杀抢掠，双岔部落组织反击，西仓寺院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形势十分危险，如不及时解决，一场更大的战祸，将在甘南草原出蔓延。
夏河保安司令黄正清亲赴现场调查之后，向省政府和绥靖公署报告，请求迅速采取措施。朱绍良怕事情闹大动摇自己的统治，对此十分重视。考虑到此事棘手，便决定派在甘肃人民中素著威望的邓宝珊为办案大员，裴建准、马训为帮办，去就地查办。
邓宝珊接受任务后，即向各界公开表明处理此案的方针：公开廉洁，不收受任何财物，不带兵进行威胁，以和平方式解决。出发前夕，还向随行官佐，约法三章。并派出骑兵两名，携带省政府和绥靖公署会衔的《不受任何招待》的布告，去先行沿途张贴。
11月28日晨，裴建准、马训及部分随员先行启程。邓宝珊声言次日动身，为避免省城各界欢送。却于当日下午，轻骑简从，悄然而行。
消息传到甘南，黄正清一听是邓宝珊来办此案，十分高兴，去年冬天，两人已有过一次友好的交往。那时，黄正清为夏河县的归属问题到兰州上访，并准备去南京请愿。从开诚布公的长谈中，黄正清发现，这位多年带兵在外的将军，不仅关心藏族同胞的疾苦，热情支持藏民的正义要求，积极鼓励他去南京请愿，而且，对甘南藏族的民情事务，也有深入的了解和钻研。
邓宝珊到达夏河时，黄正清亲赴数十里外的沙沟大寺迎候。嘉木样五世活佛率拉卜楞寺全体僧众、县长邓隆与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及各机关、团体2000余人，于夏河十里之外的马莲滩搭起帐篷，以最隆重的礼仪——放桑②，进行郊迎。黄正清翻译，嘉木样五世致词，邓宝珊即席讲话：
“……此次奉命前来查办双岔案件，以息事宁人之愿望出发，当广泛征求各方面对处理此案之意见。特别希望嘉木样大师、黄司令、邓县长全力帮助，参酌番理番规，秉公和平处理，以敦促汉番及肇事各方之感情。务使双方相持已久之纠纷，得以适当公正解决……望肇事各方头目及活佛等遵照政府指示，即日前来，听候处理。所有沿途各寺院的僧众及民众，亦须安心生产，不可妄生惊疑，以免滋扰。”
邓宝珊与黄正清、邓隆、格桑泽仁等反复恳谈之后，电请省政府同意，聘请黄正清、邓隆为顾问，移驻黑错(今合作)，就地办案。他首先会同两位帮办、两位顾问及随行官佐，用十天时间，对案情进行了客观审慎的全面调查，分别向肇事各方晓之以理，耐心规劝，使态度强硬的唐隆郭哇和赛赤佛，低头认错。然后，快刀斩乱麻，经过亲自复审后，在黑错寺院召集肇事三方及各部落头人、僧俗民众千余人，进行了深服人心的公开宣判。之后，邓宝珊又召集拉卜楞地区25个部落的头领，进行了训诫，宣布了解决部落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发展甘南文化教育十六条规约。明确规定：“寺院头人不准打人，虐待部民。藏民子弟若能送学校受教育者，准优免当兵义务，头人不得干涉阻碍。”各头人临别时，邓宝珊还以省政府名义，赏给银质奖牌、砖茶、绸缎等物。但对头人们敬献的礼品，除哈达之外，则一概不收。
此案办理，公开廉明，得到甘南藏族同胞的一致称赞。但是，在邓宝珊的随员中，却啧有烦言。特别是帮办大员裴建准，因为在上次办理“番案”中大捞了一笔油水，对这次的空手而归深为不满。经邓宝珊批评劝慰，并从公杂费中开支买了十几只羊，犒劳了大家，才平息了碎语闲言。
1935年初，邓宝珊一行从甘南到达新编第十四师驻地岷县。该师虽系新一军编制序列，但驻地边远，割据成性，邓宝珊鞭长莫及，一直未进行整训。此次办理双岔案件，高瞻远瞩，也解除了十四师的后顾之忧，使师长鲁大昌，对邓宝珊顿生好感。当邓宝珊到达岷县时，鲁大昌亲率一连骑兵，驰赴该县边境欢迎。
次日上午，二郎山下，锣鼓喧天，鲁大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请邓宝珊检阅了部队，还观赏了专门组织的社火表演。随后，邓宝珊提出了整训该部的意见，鲁大昌表示心悦诚服地接受。从此，该师副营级以上军官，在军部军官教育队进行轮训，使部队的素质逐渐提高。对该师的军饷粮秣也由省库统一拨发，不再就地征派，大大减轻了该师防区陇南十余县群众的负担。
经过这两件事情的处理，邓宝珊在家乡父老之间赢得了新的声誉。朱绍良为了巩固自己在甘肃的统治，便转而拉拢邓宝珊，但邓宝珊心中有数，只是闪展腾挪，虚与周旋。
此时，进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四川。蒋介石见红军有北上进入陕甘之势，急令陕、甘、青各部队设防堵截。驻防兰州、定西、靖远、会宁等地的新一军，也手忙脚乱，到处抢修碉堡。红军过境时，朱绍良派邓宝珊进驻定西，督率所部进行堵击。邓宝珊心照不宣，命驻守华家岭的新十旅十团。一见红军，即自行撤退。新十一旅驻会宁县城的两个连，被红军突袭入城包围缴械后，将两个连长用军乐队欢送出城。朱绍良闻报，大动肝火，直接命令旅长刘宝堂：“限立即率部收复会宁县城，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宝堂迫不得已，集结部队反攻会宁，将县城包围。入夜开始攻城，打到夜半，邓宝珊电令立即撤退。次日撤到定西东部一带，与红军对峙起来，朱绍良命令坚守。因上次徐海东红二十五军过境时，该旅未曾出击，朱绍良一直怀恨在心，想乘此机会拼掉该旅，邓宝珊婉转劝说：
“这么大的战事，牺牲一个旅有啥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
朱绍良碍于情面，才含恨下令撤退。
新一军跟红军接触中的表现，除了为保存实力，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随着《何梅协定》的签订，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已全部丧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憎恨，也激起邓宝珊的强烈愤慨。而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却使邓宝珊极为称赞。为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战，这年夏秋之间，他穿梭般奔走晋、冀、鲁、陕，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杨虎城、张学良，分别进行了恳谈。因此，对内战只是消极应付，十分厌倦。
这年冬天，为了围剿红军，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东北军调驻陕西。朱绍良因兰州东关火药库爆炸，造成兰州市民600多人的伤亡而引咎辞去甘肃省主席，由张学良部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继任。朱绍良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
在张学良来兰州处理完火药库爆炸事件之后，专门来家中看望邓宝珊，对邓宝珊笑眯眯地说：
“邓先生!陪我去你的家乡天水看看如何?天水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出过纪信、李广、赵充国……一大批将军!”
21年了，邓宝珊自从去陕西参加“华山聚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水。尽管家乡父老谈论起这位“邓家二爷”③来，全都引以为荣，可邓宝珊觉得实在有愧于乡亲的信任。有那么多家乡子弟跟着他南征北战，血染沙场，只是给亲人带来不幸，却没有干出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此，他既思念家乡又怕回到家乡，生怕自己回乡招摇，搅扰得乡亲不得安宁。可现在既然张学良提出要陪同去看看，作为主人，无论如何都得答应。
一听到邓宝珊要陪同张学良巡视天水，连那纪信祠门口牌楼前的一对石狮子，也仿佛兴奋得瞪大了眼睛。人们奔走相告，亲戚、邻居、同学、朋友，以及小时候的那些伙伴，准备了邓宝珊最爱吃的东西，也准备了满肚皮的希望、委屈和牢骚。当邓宝珊陪同张学良在天水街头一出现，欢迎的人群立刻挤得水泄不通!
看到邓宝珊回乡的此情此景，联想到沦于敌手的东北大好河山，多情善感的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也许是为了取得邓宝珊对自己的支持吧，在从李广墓回来的路上，张学良对邓宝珊悄悄说：
“邓先生，请你推荐个人吧?给你的家乡推荐个专员。”
邓宝珊想了想，便将同西北各派势力都有联系、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安立绥，向张学良作了推荐。
1936年春天，继张学良甘肃之行后不久，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珍又来到兰州，专程探望邓宝珊。
一日饭后，杨虎城同邓宝珊商讨完军务，躺在邓公馆的烟榻上闲谈。谈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军费越来越感到困难时，默坐一旁的邓夫人崔锦琴忍不住插话说：
“咳，还说你们军队呢，连我当这个家，也常常缺油少盐，十分难作……”
邓宝珊没有吭声，狠狠瞪了夫人一眼。
杨虎城微微一笑，掏出一张两万元的汇票，对崔锦琴说道：
“夫人说的也是实情。这点钱，给倩倩小姐买糖吃吧!”
倩倩是崔锦琴的小女，当时就在身边。邓宝珊慌忙摇手，谢葆珍已把汇票塞到了倩倩手里。
邓宝珊对家事很少过问。隔了些日子，崔锦琴拿杨虎城给的这笔钱，购置了兰州广武门外一座名叫“仰园”的花园。这地方在清朝原系先农坛，民国初年变卖官产，为曾在北洋军任职的武威人韩子瞻购得，筑墙建亭，种树栽花，一手经营，成为名园，兰州人俗称韩家花园。
购置此园，由崔锦琴一手操办，邓宝珊毫无所知。当事成之后，崔锦琴笑眯眯地告诉邓宝珊时，邓宝珊气得半天没有喘声，在院子里转了一阵，才缓缓说：
“购置产业干啥?天水老家当掉的房子，我都不想去赎!我是个穷光蛋，当了军阀，是社会、环境使然……可我再不愿拿钱去卖地主——什么邓家花园?就叫崔家花园!……”
4
平地一声雷，震撼中国，震惊世界，历史急转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答应抗日，进行兵谏。
事变发生之前，朱绍良、于学忠被蒋介石召往西安参加进攻陕北的军事会议。甘肃省政府事务由秘书长周从政负责。事变当天下午五时，周从政指挥驻兰州东北军包围绥靖公署，将朱绍良特务营缴械，扣押国民党中央在兰州的一些高级官员。对新一军和其他杂牌部队，一如往昔，态度未变。
听到这惊心动魄的消息，邓宝珊内心十分高兴，但他没有出头露面，只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捉虎容易放虎难!……”
他同时发出两条命令：一是将驻静宁的新十一旅调离，给东北军让开西兰公路；二是对国民党中央在兰人员提供掩护，解决食宿，给予帮助。
随着西安事变变幻莫测的戏剧性结局，内外交困的杨虎城，承受着他无法承受的压力。蒋介石体面地回了南京，张学良成了阶下囚。准备讨伐西安的中央军云集潼关，与驻防大荔的杨虎城部冯钦哉暗中勾搭，已进逼华县。东北军群龙无首，主战的少壮派与主和的高级将领发生严重冲突，军长王以哲被杀害。用装备差、人数少的陕军抵抗中央军，只能是以卵击石。南京态度强硬，命令东北军和陕军撤出西安，开往指定地区进行整训。蒋介石告假养病，暗中操纵，表面撒手不管。日本和苏联互相进行宣传战，都谴责张学良、杨虎城，赞美蒋介石，都攻击对方策划了这次事变。杨虎城派李志刚、米春霖为代表去南京陈情，事情毫无进展……
怎么办?怎么办?
杨虎城进退维谷之中，想到了虑事深远的邓宝珊，派专机把他接到西安，准备请他出面斡旋。
邓宝珊一下飞机，东北军的一群少壮派军人，即在亲手捉过蒋介石的张学良卫队长孙铭九带领下，拥到杨虎城处来见邓宝珊。杨虎城见孙铭九等人进来，便大声对邓宝珊说：
“我们要和中央军大干一下，请你来帮助我们做军事指挥……”
邓宝珊心领神会，立即笑道：“干别的不会，搞军事我还可以胜任!”
孙铭九一听，无话可说，只有大喊口号：
“拥护邓宝珊将军领导我们!”
“打垮中央军，打击内战派!”
“消灭国贼，一致对外!”
待孙铭九等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杨虎城才直截了当地提出，请邓宝珊代表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
邓宝珊考虑片刻，说：“我去就去，你总得拿出个主意!”
杨虎城心力交瘁，喟然长叹道：“我的处境你明白，西安是不行了。你去看着办吧，只要不危及部下，怎样我都接受!”
1937年2月初，岁暮天寒，春节前夕，邓宝珊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从西安飞往奉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
溪口是奉化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剡溪北岸，山环水绕，有三里多路的一条长街，约有六七百户人家。蒋家在溪口的祖宅，大小49间，相当宽绰，名叫“丰缟房”。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美离婚不离家依然是丰镐房的主妇，蒋介石便在附近风光宜人的武岭南麓乐亭之前，盖了幢二楼三底的小洋房，与宋美龄回乡时在此居住。
邓宝珊经过层层森严的岗哨，在戴笠的陪同下走进小楼。蒋介石身穿长袍便服，在一张安乐椅上躺着，临潼跌伤的腰背尚未痊愈。见邓宝珊来给张学良和杨虎城求情，打着宁波官话，怒气冲冲地喊道：
“唔，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杨虎城?他跟上张学良会比跟上我好吗?……现在把国家弄成了这个局面，他还有脸跟我来讨价还价……”
蒋介石气得脸色发白，越说肝火越旺。邓宝珊却神情自若地看看窗外武岭秀丽的山色云影，从容不迫地劝说道：
“委员长不必发这么大的脾气。特殊的事件，要想出特殊的办法来解决。委员长是英雄，我希望英雄而能兼有圣贤之心……”
这句似乎不经意之言，却使蒋介石的火气顿时消减下来，低头踌躇良久，语气缓和地说道：
“……好吧!你回去休息，等我考虑好了再答复你。”
邓宝珊告辞出来，披上大衣。站在门口的戴笠翘起个大拇指，点头笑道：
“邓将军胆子大，真会说话!”
次日上午，蒋介石又约见了邓宝珊，答复三点：一、张学良不能回去，东北军要调出陕西；二、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考察，费用由中央负担，陕军交孙蔚如暂时负责；三、中央军开进西安，对陕军进行整编。
邓宝珊当天飞返西安，向杨虎城报告后，又代表杨虎城去太原跟阎锡山秘密磋商。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表示，只要能保住实力，其他都可按蒋介石的意见去办，从太原回来，顾不得休息，邓宝珊又同孙蔚如去南京商谈陕军整编问题，经过20多天激烈的唇枪舌剑，于三月初才回到西安。
为了“恢复感情”，蒋介石命杨虎城亲自去见他。3月28日，邓宝珊陪杨虎城、于学忠又去杭州见蒋介石。蒋介石住在澄庐，那天宋子文、宋美龄，任杭州海关监督的蒋介石的大哥蒋介卿等都在座。这一次，蒋介石主要骂张学良，给杨虎城听：
“……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还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绝对服从领袖。可现在他的行为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苏联、日本、美国……哪家报纸不在谴责他?他也没有军人品格。打不赢共产党，就投降共产党；他还嚷打日本!如果打不赢日本，他还不是投降日本吗?”蒋介石越骂越声色俱厉，用干瘦的手指敲打着茶几，仿佛在面对面质问张学良一般咬牙切齿地吼道：“部队在前线拼命的时候，秘密飞到陕北同敌人讲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又怎么对得起长官?这种行为，还是人吗……”
在蒋介石怒不可遏之际，宋美龄却扭动婀娜的腰肢，端出一盘红艳艳的苹果，分给在座诸位。她拿起把精巧的银质小刀，朝大家甜甜的一笑，一面熟练地削着苹果，一面插说一些轻松的话语，尽量来冲淡紧张的空气。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缓缓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叹声说道：
“可悲呀可悲!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会跟着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不过，只要能洗心革面，改恶从善，我还会既往不咎。唐生智不是也背叛过我吗?后来，不还是重新起用，照样信任!虎城和学忠，可以把这个意思给部下讲讲……”
蒋介石像煞有介事地说着，拿眼角的余光偷觑了一下邓宝珊，希望邓宝珊也说几句来给他捧场帮腔。可邓宝珊双目微眯，养神一般，装作没有看见，一言未发。次日，蒋介石又单独约见杨虎城，决定杨虎城出国考察。
5月27日，杨虎城在西安数万送行者的泪雨中起飞，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到西安。飞机上除了杨虎城和三名随员，还有周恩来和邓宝珊。换穿西装的杨虎城，望着机翼下白云缭绕的大地，低头不语，沉痛难言。周恩来和邓宝珊不断地给他谈古论今，以解除难耐的烦闷。飞机到达上海。邓宝珊陪杨虎城与提前到此的家人相会后，一起住到宋子文家中。为了远行者的安全，直到29日护送杨虎城登上出国的轮船前，邓宝珊一步也没有离开。
返回西安途中，邓宝珊在南京又见到了蒋介石。为了对深浅莫测、软硬不吃、难以驾驭的邓宝珊再次进行拉拢，蒋介石就于学忠免职后甘肃省主席的人选问题，向邓宝珊征询意见。
“邓先生!你看，甘肃省主席一职，由谁担任比较合适?”
邓宝珊装作认真思考的样子，考虑了一会儿后，郑重其事地回答：
“我看，胡宗南最合适。现坐镇天水，年轻有为，治军有方，又是委员长的得意门生……”
蒋介石摇摇头，一本正经地说：
“邓先生是甘肃人，对地方的情况最熟悉，跟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融洽，省主席由你担任如何?”
邓宝珊不冷不热地说：“我不行。正因为是当地人，许多事情更难办。”
蒋介石正襟危坐，脸上毫无表情，再也没有吭声。
邓宝珊在西安、三原住了一月多，才回到兰州。在此期间，蒋介石派飞机将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接到庐山，国共两党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邓宝珊回到兰州时，南京已任命贺耀祖为甘肃省代主席，邓宝珊兼兰州警备司令。但是，邓宝珊坚辞未就。
随着贺耀祖的任命，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派出与贺耀祖曾经共事、私交深厚的“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兰州开展工作。
8月15日夜，谢觉哉到兰州不几天，就来拜访邓宝珊。在邓宝珊陈设简朴的客厅里，进行了恳切而深入的长谈。
“邓先生!”比邓宝珊整年长10岁、两鬓已经苍白的谢觉哉，首先提及1935年冬天红军刚到陕北时，毛泽东写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那封亲笔信件。接着说：“这次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托我向你问好。我跟你虽然是初次相识，但听了你前天在励志社省党部的言谈，知道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邓宝珊注视着谢觉哉花镜后面的眼神，慢慢说：
“谢先生!对贵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我十分赞成。毛先生没有见过面，对周先生的行事为人，我很敬佩。作为一个军人，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使我的心再难有片刻的宁静。我已代表新一军全体官兵，上书中央，请缨杀敌……至于甘肃的抗战动员工作，对你的高见，我一定支持——”
“好!”谢觉哉翘动着两撇短须，点头笑道：“兰州太闭塞了，急需开展抗日宜传。这几天，青年学生们在街上演出的节目，你看过吗?《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深受老百姓欢迎……”
“你是说聂青田、邢华、甄载明……搞的血花剧团?我还给他们出过点小主意。”
“哦，这些青年学生你都认识?”
“聂青田、甄载明跟我同乡，刑华是我的老朋友刑肇棠的姑娘，都是伙热血青年。血花——热血开出自由花，他们这剧团的名称，也还征求过我的意见。”
“听说他们的经费很困难，服装道具都是借来的，我们能不能发动各界，给他们搞点募捐?”
“好!”邓宝珊笑笑，“那我先带头捐1000元……”
两人还就开展民运、开放言论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直谈到深夜才依依惜别，由邓宝珊派车将谢觉哉送回办事处。
在谢觉哉的启发、鼓励下，邓宝珊不仅对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工作给予有力支持，还暗暗支持自己的二女儿友梅，跟一大批进步青年从三原去了延安。
对于青年学生，邓宝珊一贯很喜欢接触和交往，发现人才，奖励后进，悉心培养。北平、南京、上海……每到一地，他总要挤出时间，设法跟那里的甘肃留学生见面。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学好专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有时还交给一些工作，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甄载明，就是他关心、帮助、营救过的许多进步青年中的一员。
1935年8月，邓宝珊因公去南京。在甘肃学生欢迎会上，正在陆军兽医学校就读的甄载明认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乡贤。甄载明毕业后，听从邓宝珊的建议，正准备返乡去山丹军马场工作，适逢西安事变发生，交通阻绝，便待在南京赋闲。不久，邓宝珊为斡旋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来到南京，便将甄载明带在身边，暂时替他办事，一起住在首都饭店。因再未带人，电报、信件、接待，都交给甄载明办理。
“载明!”有一天，邓宝珊写了张条子，交给甄载明说：“我来时没有带钱，你找军政部长徐永昌，去借点钱!”
甄载明去徐公馆，徐永昌一见条子，十分客气，二话没说，就命人取出1000银元，派车送甄载明回到饭店。邓宝珊把这笔钱交甄载明保管，只叮咛记清开支账项，如何开支再也不去过问。
甄载明有点奇怪，探问徐永昌同邓宝珊的关系。邓宝珊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跟次辰是老朋友了。我们的政治见解，虽然大不相同，但相互之间，感情一直很深。交朋友，可不能以党派划圈子啊!一个人政治上的进步，并不能保证他道德高尚。任何党派，都有可以信赖的人，都有不可交往的人……”
邓宝珊这番出自肺腑的交友之谈，在甄载明耳边回响了数十年。
后来，当甄载明回到兰州，他的工作单位已由军政部调换到新一军。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遭到特务嫉恨，曾两度被秘密逮捕，都是邓宝珊通过各种关系，将他营救出狱。
1937年9月，日寇步步进逼，张家口、大同相继失陷，太原、包头危在旦夕。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将邓宝珊的新一军(包括鲁大昌的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进驻榆林，堵击日军西侵。
新一军官兵欢呼雀跃，摩拳擦掌，立即开拔。邓宝珊命令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经平凉、西峰镇、环县、定边向榆林出发，自己只带领参谋长俞方皋、参谋赵一清和两名译电员，乘飞机先期飞赴榆林。
出发前夕，兰州各界在东校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送会。面对家乡父老同仇敌忾、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线的感人情景，邓宝珊双眸闪烁着兴奋的火花，向巍巍兰山，向滔滔黄河，宣誓一般，发表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最慷慨激昂的讲话：
“父老们、同志们、朋友们：有这么多人来欢送新一军开赴抗日前线，使我满腔热血像黄河一样在胸中翻滚!多少年，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今天，才能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去跟日寇拼命。抗战可能是长期的，也肯定是十分艰苦的，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只要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团结对敌，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炎黄子孙!……相信我们吧，父老们，陇上健儿决不会给家乡丢脸!让我们把前方和后方结为一体，在抗战的烈火中，争取国家民族的振兴!……”
飞机就要起飞了。甄载明领着一大群青年学生拥向舷梯旁，千言万语，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里喷涌。邓宝珊摇着手，深情地叮嘱他们：
“暂且留在后方吧!如果需要，我就给你们写信。宣传抗战，唤醒民众，兰州的工作也还需要你们……”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儿，顿时，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战歌声，伴和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响彻机场上空……
注：
①何振中：当时兰州著名的秦腔演员。
②放桑：将松柏枝叶点燃起火后，加放酥油、炒面。为藏民迎接活佛的隆重礼仪。
③邓家二爷：邓家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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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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