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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五章 血沃中原 |
| 黄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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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历史，犹如中国的黄河，滚滚九曲风涛，蜿蜒南北折转，不时泛滥，不断改道，迟迟不肯入海?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岳任直系西路军司令，被吴佩孚调往河南，协助冯玉祥攻打与奉系联合的河南督军赵倜。赵倜以优势兵力，将驻守郑州的冯玉祥部张之江旅和直军靳云鄂师重重包围。6月，冯玉祥发电向胡景翼求援。胡景翼的陕西陆军第一师，东出潼关援助郑州。
时为胡景翼部岳维峻旅第三团团长的邓宝珊，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和本团官兵，乘火车疾驰东进。邓宝珊在第一线指挥，部队一下火车就迅猛冲击。一场战斗打得激烈而又快捷，伤亡很小，解除了郑州之围。战斗结束后，邓宝珊从勇敢善战的普通士兵中选拔了一批基层骨干，16岁的杨嘉瑞被提拔为班长。
郑州解围之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郑州第一次相会。早在西安就与冯玉祥相识的邓宝珊，也同冯玉祥再次见面。不久，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但因河南是吴佩孚的地盘而难以就任，又改授为陆军检阅使，去驻兵北京南苑。孙岳兼任大名镇守使，辖河北42个县。胡景翼部驻扎在顺德至安阳之间的京汉铁路沿线。这样，冯、胡、孙三家部队的驻地，从北京到河南就联为一气。
此时，同在“华山聚义”的何遂，正担任孙岳的参谋长。胡景翼派邓宝珊商请孙岳同意，在孙岳辖区的何遂和徐永昌团驻地邯郸，设立了一个陕军第一师教练所，由何遂与邓宝珊共同负责为胡部轮训军官。在此期间，邓宝珊结识了孙岳的许多部下，特别是跟徐永昌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而垄断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气焰日益嚣张，丑闻越来越多，他们买官鬻爵，镇压工农，钳制舆论，收买猪仔议员贿选总统……闹得乌烟瘴气。曹锟为贿选筹款，仅对孙岳的大名镇守使辖区，就摊派银币32万元?而且，由身为直隶省长的曹锟之弟曹锐，交给孙岳一个名单，诬陷名单上所列的人为贩卖毒品的“金丹犯”，令通通抓起拷问索款。弄得孙岳叫苦不迭。
对于冯玉样、胡景翼的部队，曹锟、吴佩孚则一面利用，一面伺机消灭。对这些部队不仅待遇极低，而且常常尅扣，有时好几个月无饷可领，甚至连军粮也无以为继。特别是曹锟的爪牙李彦青，对冯玉祥更是仗势欺辱，百般刁难，惹得冯玉祥万分痛恨，又莫可奈何。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以俄为师”，邀请苏联顾问，接受苏联援助。消息从广州传来，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孙中山也先后多次派人潜入北方，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秘密活动。而且，还派孔祥熙将他亲手书写的一部《建国大纲》，面赠冯玉祥。这使走投无路的冯玉祥，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面对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自从接受改编后心情一直十分苦闷的胡景翼，常常找岳维峻、李仲三、邓宝珊、刘守中等“华山聚义”的老同志交换意见。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等革命主张，邓玉珊热烈拥护；对曹锟、吴佩孚的一系列丑恶行径，邓宝珊深恶痛绝。他力劝胡景翼伺机易帜，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旗下来。对邓宝珊等人的言论，胡景翼心中暗暗同意，但起初不明确表态，只是静静地观察着、等待着，等待着风云突变……。
这年秋天，败退出关的奉军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大肆扩军备战，步步逼近山海关。曹锟急调担任直鲁豫巡阅使、拥兵十数万、坐镇洛阳的吴佩孚进入北京，任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兵分三路：第一路彭寿钎，直发山海关；第二路王怀庆，趋喜峰口；第三路冯玉样，出古北口。胡景翼部移驻通州。孙岳部卫戍北京。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紧锣密鼓，正在敲响。
一天，胡景翼找来邓宝珊，拿出两封信，神情严峻地说道：
“宝珊?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就看你的了。我已派李仲三兄找过冯焕章，他虽已同意联合反对曹、吴，但对是否请孙二哥参加，心怀疑虑。认为孙是曹锟的老朋友、老部下，他的部队又是曹的卫队，不大可靠。此事，我再三考虑：没有孙岳参加做内应，仅凭胡、冯两家，定难成功。现在派你辛苦一趟，一是劝说冯焕章解除疑虑，二是劝说孙二哥能主动去见见冯焕章。你看如何?”
邓宝珊接过两封信，严肃地回答道：
“立生兄?你能将此事交我去办理，这是对我邓宝珊的看重，我还有啥话可说呢?对孙二哥，我保证说服他去见冯焕章；对冯焕章，我也能说服他解除对孙二哥的疑虑。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对你、对冯、对孙都得有这个条件……”
“噢?什么条件?”胡景翼困惑地问道。
邓宝珊抬起头，深邃的目光直视着胡景翼，缓缓说道：
“事成之后，得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胡景翼“扑哧”笑出声来：“这还用说吗?宝珊，别人不理解我，你也不理解我?……”
“不?凡事预则兴，不预则废。预先未做充分准备，中途受人挟制，临渴掘井，发违心之言、办违心之事的教训，你我都有啊?”邓宝珊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在北方的将领中，冯玉祥是一个杰出人物。当年参加滦州起义，也不能说没有革命思想……但是，矜才使气，多疑多变，到底能不能成为革命梁柱呢?还很难说啊……
胡景翼沉吟半晌，说：“好?起草通电文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拥护孙中山先生明确写进去……这一点请你放心?”
邓宝珊便带着胡景翼的信件，进了北京。
他先去见孙岳。此时的孙岳，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副司令，负责城防，司令部设在贤良寺。邓宝珊见到孙岳，寒暄几句，正要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不料孙岳却打断他的话，诡秘地笑问道：
“哎，有一个当今的重要人物，你认识不?”
“谁呀??”邓宝珊见孙岳神情异样，不禁感到纳闷。
“是我们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过《晨报》主编，五年前领导过五四运动，如今又帮助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邓宝珊想了想说：“噢?你说的可是正被通缉的李大钊先生?”
“对。我们这位河北老乡，胆子真大，还派人给我这个曹大总统的亲信，送来了一封信呢?”孙岳说着，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邓宝珊。
邓宝珊接过信封，只见上书：
“孙禹行仁兄玉展，李大钊托。”
抽出信笺一读，他马上联想起这几年陆续刊登在《晨报》和《新青年》上署名“守常”的那些文章，许多问题忽然一下融会贯通。他一边将此信奉还孙岳，一边取出胡景翼的信来，笑问道：
“对李大钊先生的意见，孙二哥准备怎么办?我这里还有胡立生给你的信呢。”
孙岳读罢胡景翼的信，连连点头：“对，咱们再也不能跟贿选政府同流合污了。你转告立生：孙中山先生的代表徐谦也来找过我和冯焕章。我跟冯焕章已约定，找机会在陶然亭见面，请立生也参加吧?”
邓宝珊一听冯、孙之间的误解已经消除，心里既感到庆幸，可也有点隐忧，向孙岳试探性地问道：
“不过，孙二哥想过没有：推倒曹、吴之后，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呀?”孙岳不假思索地回答。
邓宝珊又问：“实现这一条有把握吗?”
孙岳哈哈一笑：“老弟?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现在，八字还不见一撇，你问我，我去问谁呀?”
邓宝珊欲言又止，心事重重地与孙岳告别，又去旃檀寺冯玉祥司令部。
冯玉祥见到邓宝珊，十分器重，一口一个邓先生，待为上宾，请进宽敞明亮的书房，两人促膝密谈。邓宝珊看那书房，窗外花木扶疏，室内一尘不染。墙上挂一张中国地图，凡列强割据霸占的我国领土，皆用箭头和鲜明的颜色一一标出。地图两旁，是八个遒劲的大字：“卧薪尝胆”，“誓雪国耻”。临窗大书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文房四宝之间，搁着几部书：一部颜色发黄的、线装的《易经》，一本黑皮烫金、装帧考究的《新旧约全书》，相互映衬，格外醒目。
冯玉祥衣着朴素，举止稳练，谈吐浅易而诙谐。看完胡景翼的信，笑眯眯地说道：
“嘿，立生兄真是个有心人?上次他派李仲三兄来，谈到禹行兄，我不过随口说了个‘人家是曹三爷的卫队旅长’，其实，我哪敢不信任孙二哥呢?又劳邓先生来解释，真是……担当不起啊?”
邓宝珊不卑不亢地说：“冯先生不必客气?立生派兄弟来，也不专为解释此事，还想请教冯先生，将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
“依立生兄之见呢?”冯玉祥身子微微向前一倾，反问道。
邓宝珊见冯玉祥不肯吐露自己的意见，也绕了个弯子说：
“听说，冯先生跟南方的使者已有密约，这恐怕不是谣传吧?”
冯玉祥注视着邓宝珊，眼珠儿一转，闪烁其词地答道：
“密约，还谈不上。不过，按我个人的意图是要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但是，事情既然由三方联合，也得尊重立生和禹行的意见……”
邓宝珊一听，十分高兴地说：“冯先生?只要你有此意图，事情就好办?兄弟此番前来，就是要听你这一句话。”
冯玉祥朗声大笑，又说了一些恭维邓宝珊的话。言谈之间颇有拉拢邓宝珊跟他干事之意，邓宝珊佯装不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理睬。谈话结束后，请邓宝珊吃了顿便饭，派人送回通州。
过了几天，在凉风送爽、芦花摇曳、僻静荒寂的陶然亭，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聚义盟誓，约定伺机发动政变。
不久，冯玉样部队开往古北口。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驻守通州外，也开往喜峰口。吴佩孚见冯、胡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心腹隐患，而山海关前线又连连告急，便率领本部人马东进驰援。
1924年10月19日，趁北京空虚之际，邓宝珊代表胡景翼前往滦平与冯玉祥会商，决定秘密班师回京。此事在冯玉祥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部鹿钟麟旅悄悄进入北京。此时，孙岳夫人崔雪琴，还借跟其结拜姊妹曹锟夫人孙菊仙打牌，将曹锟蒙在鼓里。结果，一枪未放，于次日凌晨，由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由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强迫交出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成功?
10月24日下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旃檀寺冯玉祥司令部开会。会议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邓宝珊因在“北京政变”中的特殊贡献而崭露头角，升任为胡景翼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成为整个国民军中引人注目的少壮派将领。不久，即被派往南线，去阻击漳河一带沿京汉路北犯的吴佩孚部队。
但是，“北京政变”后，局势复杂而迅速的变化，远远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张作霖与吴佩孚握手言和，奉军长驱入关；段琪瑞东山再起，重新粉墨登台，入主北京政权；冯玉祥则到京西天台山隐居，对抱病北上的孙中山避而不见。北京，出现了一个由段、张、冯同床异梦的联合政权……
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为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全部开往河南，邓宝珊留驻北京从事联络工作而最后出发。就在他离开北京的前夕，就在他面对白云苍狗般不断变幻的政局嗟叹不已的时刻，发生了一个影响他整个人生历程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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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大钊负责。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也由李大钊主持。这样，在北方，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合作，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制定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琪瑞和张作霖的正确策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许多负责同志，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做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由于邓宝珊已成为国民二军乃至整个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这就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著名学者，化装为一名出诊行医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隆冬的风雪，轻轻敲开了邓宝珊在北京寓所的小院大门。
此时此地，能见到久所仰慕的李大钊，邓宝珊惊喜过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他安排副官徐耀斌去门外警戒，吩咐夫人崔锦琴亲自在院子里望风，将李大钊和那位国民党左派朋友请进书房，拉下窗帘，促膝密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孙中山谈到列宁，从五四运动谈到尊孔读经，从陈炯明叛变谈到段琪瑞重新登台，从李大钊在苏联的见闻谈到目前面临的斗争……。这次谈话，不仅使邓宝珊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而且使他在冰封雪盖的中国大地上，终于听到了春的脚步声。
临别的时候，李大钊从手提的出诊箱里取出两份中共北方区委办的《政治生活》周刊，送给邓宝珊。他摸摸两撇浓密的髭须，摘下眼镜一面擦拭着镜片上的水雾，一面深情而诚挚地注视着邓宝珊说：
“邓先生?我知道你是个讲信义的人。大丈夫处世就应当如此，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到了河南，请向胡先生致意：如果国民二军需要苏联顾问，我可以替他聘请。至于你刚才谈到的秘书长一事，我很快就给你派来——派一个保证叫你满意的人……”
邓宝珊坦直地说：“太感谢你啦，守常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只恨我邓宝珊见到你太晚了。我们不仅需要苏联军事顾问，需要秘书长，还需要大批革命同志来帮助我们训练军官，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大钊戴上眼镜，站起来，紧握住邓宝珊的手，目光炯炯地说道：
“好?这些要求我们都能满足。再见吧，邓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目送李大钊乘坐的马车在风雪黄昏中渐渐远去，邓宝珊才折身回来。这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到达天津，便叮咛崔锦琴，他明天去开封之后，只要孙中山先生一到北京，就赶快给他写信。
邓宝珊到了开封，下火车没有休息，就去见胡景翼。他将自己同李大钊在北京的接触，向胡景翼一一作了汇报，并劝胡景翼执行孙中山“联俄、联供、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同时，还将李大钊对陕军当年驻守河南时，拒不执行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命令的高度评价和称赞，也转告了胡景翼。胡景翼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决定请求苏联援助。结果，使他成为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取得苏联援助的人。
1925年初，为了消灭直系军阀余孽，阻止败退南撤的吴佩孚死灰复燃，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准备继续南下，直捣武汉。但是，盘踞豫西一带的刘镇华得力干将憨玉昆，却勾结奉军张作霖、晋军阎锡山，与武汉的吴佩孚此呼彼应，对国民二军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不解除侧背威胁，就无法进军武汉。于是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除指挥自己的第七师和李虎臣、蒋世杰两个师外，还指挥孙岳国民二军的徐永昌、叶苓部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米振标部的毅军等兄弟部队，去协同攻打憨玉昆。
这憨玉昆，本是豫西的一个惯匪，后任刘镇华的镇嵩军第三师师长。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后，派憨玉昆留守豫西。吴佩孚败退之际，这家伙乘虚占据了吴佩孚的老巢洛阳，招兵买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将军队扩充到10万之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自称“豫军总司令”，扬言要将国民军赶出河南。他气势汹汹，挥师东进，与邓宝珊指挥的部队，在洛阳以东的巩县接火。
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指挥官的任务格外复杂艰巨。如何部署兵力，如何团结友军，如何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发挥各家部队的优势攻敌之不备，不仅需要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需要坦荡的襟怀，宽厚的气度，和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作风。对邓宝珊来说，这不仅是他从军以来所独立指挥的最大战役，而且也是他第一次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尽管身边的幕僚们认为憨玉昆的部队是一些由土匪匆忙拼凑的乌合之众，但邓宝珊在运筹帷幄时还是十分慎重。他认真听取了各家将领的意见，决定在正面战场采取守势，右翼依托黄河，也不部署重兵，而将精锐之师集中在左翼，轻装速进，向敌后迂回。
战斗打响后，邓宝珊一直在第一线指挥。巩县一仗，敌人败退，撤到黑石关。憨玉昆亲自指挥八个旅，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凭借险要地形，要与国民军决一死战。邓宝珊把攻打黑石关的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三个师，让他最得力的部下刘继邦旅，担任先锋。
夜，残月斜挂，浓霜铺地，冻僵的中州原野，仿佛停止了呼吸。总指挥部里，马灯下，对着摊在桌上的军用地图，邓宝珊向刘继邦交待完任务以后，用敬重的目光凝视着这位在三原起义前就跟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叮咛道：
“继邦?这一杖，对你、对我、对国民二军，可都是个严重考验啊?憨玉昆是惯匪出身，这一带又是他的老家，千万不能轻敌?”
刘继邦点点头，说道：“师长，我的任务，你放心?我还琢磨，樊钟秀也是豫西人，能不能请他起更大的作用?”
邓宝珊一听，刘继邦把“更大”二字咬得特别重，立刻心领神会。送走刘继邦，就亲自打电话给驻地距总部不远的樊钟秀，请来议事。
此时的樊钟秀，已非昔比。当年，他离开陕西靖国军后，接受直系改编，被吴佩孚派往江西阻击孙中山北伐；后投向孙中山，在镇压陈炯明的叛乱，解除广州之围中受到孙中山嘉许，被委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他刚刚率部返回到老家河南，协助国民军对直系军阀作战，其地位和声望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在憨玉昆的部队中，有不少同事和老乡，这对帮助邓宝珊制订作战方案，能提供许多情况。
现在，面临一场恶战，邓宝珊又跟樊钟秀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樊钟秀听完邓宝珊的意见，扳着指头儿默默想了想，立刻亲自修书两封，派身边的两名亲信随从，向憨玉昆部的李有才和袁英送去。
进攻黑石关的战斗打响了。寒风凛冽的黎明，随着一阵密集的炮声，一条血色的光带，映红了西边阴沉沉的天空。刘继邦在电话上报告：尖刀团已突破敌人防线，敌人顽强反扑，双方在激烈争夺。邓宝珊下令后续部队火速推进，指挥身边的马华瑞、伍郎亭两个旅，亲自去前线增援。
这真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战斗。惯匪出身的敌人，虽然缺乏统一的有力指挥，却一股一股全是疯狂的亡命之徒。他们头缠青布，额贴神符，口里念着咒语，双手端着刺刀，蜂拥蚁攒般乱冲乱杀，跟国民军紧紧胶着在一起，使轻重火力都难以展开，只能短兵相接，肉搏格斗。双方直杀得横尸遍野，血染戎衣，难分难解?国民军杀退一批，又是一批。他们哇哇大叫，继续拼命……
邓宝珊来到前沿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阵，便命令刚提升为排长的杨嘉瑞，挑选数十名精壮士兵，穿起早已准备好的敌人的服装，悄悄沿一条隐蔽的小路向敌后绕去。
战斗进行到下午，憨玉昆鸦片烟瘾大发，喷嚏连连。他正躺在设在一座破庙的指挥所里点灯吸食鸦片，突然庙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杨嘉瑞已跟他的卫队接火。憨玉昆慌忙指挥卫队，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杨嘉瑞朝那破庙放了把火，立刻烈焰腾腾，浓烟四起?
看到指挥所火起，一心想邀功请赏的惯匪们，马上望风而逃。邓宝珊组织全线出击，憨玉昆的八旅之众，在一天内被击溃。
接着，驻守崿岭口的憨军李有才部接受樊钟秀劝告倒戈，与樊部一起向敌后包抄。憨玉昆收编的土匪袁英部，也听从樊钟秀意见，在前线反水而去。憨玉昆腹背受敌，狼狈退撤。邓宝珊指挥各家友军，强渡洛水，会攻洛阳。憨玉昆抵挡不住，气得暴跳如雷，眼见部下土崩瓦解，只好弃城乔装，逃上邙山，学了乌江边上的项羽。
邓宝珊占领洛阳，马不停蹄，继续挥师西进，又连克陕州、灵宝，直抵潼关，河南全境为国民军占有。此役速战速决，前后仅36天，歼敌十万之众，是国民军成立以来最漂亮的一次战役。
后来，孙岳被命任为陕西督军，邓宝珊又协助徐永昌进军西安，打垮刘镇华。国民军势力直达陕甘边境。刘镇华逃出陕西，只身偷渡黄河，去投靠了阎锡山。
但是，在国民军节节胜利、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4月10日，胡景翼在开封因疔毒不治，也离开人间。
胡景翼的早逝，不仅使邓宝珊十分悲痛，也给国民二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胡景翼去世后，邓宝珊在给胡景翼父母赠送的照片后面题写了一首诗。这诗，既反映了邓宝珊当时的心境，也反映了整个国民二军的处境。诗曰：
遍地哀鸿泪，
来思雨雪霏。
干戈犹未定，
何时解戎衣?
到处为家日，
群龙无首时；
前途无限事，
唯有此心知。
胡景翼死后，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军长。邓宝珊率领七师驻守陕州。
为了拉拢邓宝珊，分化瓦解国民二军的力量，段琪瑞任命邓宝珊为豫西镇守使。邓宝珊坚辞未就，没有上当。在陕州，他办了一个“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天水同乡胡重差为所长。通过李大钊，聘请来志明、马合池捷耶夫、瓦林等三位苏联顾问。从各团选拔了一批基层青年军官来培养训练。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之外，还有政治课，讲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19岁的排长杨嘉瑞，就是第一期学员。时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的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也曾一度在这个传习所里担任过政治教官。
黄河之滨的大操场上，配合着整齐的步伐，“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有力呼喊，是那么振奋人心?悲壮豪放的《国际歌》旋律，伴随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惊涛，更使这些驰骋疆场的热血男儿，心潮澎湃。桐荫深处的课堂上，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言论，在启开一扇扇心扉。王若飞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和热情洋溢的演讲风采，不时引起学员们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邓宝珊也常常带着随从副官徐耀斌前来听课，坐得端端正正，一坐就是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李大钊实践前约，给邓宝珊派来了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秘书长——葛霁云。
“啊?是你——?”邓宝珊看完葛霁云带来的李大钊的亲笔信件，膛目结舌，审视着自己童年时的这个小伙伴，万感交集，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西装革履的葛霁云，扶扶金丝眼镜，洒脱地笑道：
“没有料到吧?宝珊兄?我们会在此时此地重新聚首……守常先生，还托我给你带来一些书呢?”
“哎，守常先生办事太周到了?太周到了?”邓宝珊感激地说，“你这个大学生老乡，往后可得好好帮我一把啊?”
“宝珊兄?我们是互相帮助，合作共事，同乡，同学之外，还是革命同志。我初来乍到，环境生疏，有办事不周的地方，你也得批评指点?”葛霁云谦虚而诚挚地说着，还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讲了讲。
自从葛霁云来到身边，邓宝珊如虎添翼，十分信任。此后，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与邓宝珊在一起共事，达八年之久，两人建立了终身难忘的革命情谊。通过葛霁云介绍，还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了邓宝珊的队伍，使这支部队在北方众多的军队中，显得特别富有生气。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准备北伐。国民军同情支持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撕下与冯玉祥等联合的面纱，公然与国民军为敌。8月，邓宝珊被任命为北路司令，率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及高桂滋独立团，北上与奉军作战。
邓宝珊接到命令，先派刘继邦旅去攻占保定。由于奉军北撤时炸毁不少桥梁，兵员辎重难以运输，邓宝珊派马文彦找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康景星，发动组织工人架桥铺轨。在铁路工人的大力支援下，刘继邦旅顺利地占领了保定，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第二天，邓宝珊赶到保定，非常高兴，亲自去慰问铁路工人，并奖给大洋3000元。
此时，冯玉祥的张之江部已将天津包围，但守敌李景林兵力雄厚，双方相持，久攻不下。为了迅速打下天津，邓宝珊决定集中本师部队和史可轩、高桂滋及国民三军徐永昌部，会攻马厂。
马厂(今河北青县)在天津西南，易守难攻，为天津门户，历来是屯兵之所。国民军连攻数日，伤亡惨重，未能攻克，各部将领，十分忧郁。
时值仲冬，地冻天寒。在夜色掩护下，邓宝珊带着担任过苏联红军工兵营长的军事顾问瓦林等人，亲自到前沿侦察。大片的高粱早已收割，只有一捆捆高粱秆，还在地埂上堆着。开阔的原野上，流淌着一条大河，河东岸是马厂。守军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着河面。宽阔的河面结了层薄冰，冰上冲锋，载不住人；涉水强攻，又受到浮冰阻挡。怎么办呢?邓宝珊伏身在前沿的战壕里，望望身边的参谋和苏联顾问，谁也想不出个主意。邓宝珊又观察片刻，忽然，对身边的参谋微微一笑：
“传我的命令：沿河各部队一律动手，将地边的高粱秆分别捆扎成若干四方墩子，备用。”
对这命令，谁也不解其意。但人多手快，眨眼之间，捆成的高粱秆方墩，堆积如山。接着，邓宝珊又下令，给这高粱秆方墩里赶快浇水。不到半夜工夫，高粱秆全部冻结。邓宝珊命士兵将它们通通投入河中，霎时一座浮桥就在河上出现。将士恍然大悟，齐声称赞。苏联顾问瓦林也翘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说：
“你，将军，苏沃洛夫，聪明——?”①
拂晓，浮桥搭起，部队抢攻渡河，迅速攻克马厂。激战中，邓宝珊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身负重伤。李景林见马厂失守，慌忙退出天津。
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善后督办，邓宝珊为帮办。因孙岳已在陕西任督军，由邓宝珊代理主持天津军务。
在攻打马厂期间，李大钊由北京潜来前线，再次与邓宝珊会晤。两人就当前的形势和国民军应取的策略交换了意见，同时，由邓宝珊领衔，于12月13日，发表了由李大钊起草的通电：
……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兹特郑重宣言：此战之目的，不仅在颠覆张作霖等之个人势位，而在根本廓清军权，交还于民众，一任民众自由行使。……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决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们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成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马陈词，伫候明教。
3
在命邓宝珊率部北上的同时，岳维峻按照自己“花打四门”(即四面出击)的错误战略方针，还派兵南下湖北，东进山东。结果，树敌太多，兵力分散，纷纷失败。迫使邓宝珊的北路军，不得不于1926年初，匆匆撤回河南。经过这番波折，整个国民二军伤亡惨重，就邓宝珊的第七师而言，各连能作战的官兵，已不足50名。此时，冯玉祥已通电下野，准备去苏联考察，国民一军撤往察绥，奉军占据北京。张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沿津浦、陇海两线，向国民军大举进攻。
如何摆脱吴佩孚、张作霖南北夹击、四面受敌的危险处境?在国民二军的高级将领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邓宝珊、史可轩等向岳维峻建议：
退出信阳，缩短战线，避开郑州四战之地，将部队撤到黄河北岸，与国民一、三军靠拢，集中力量对付南来之敌。然后，北撤察绥，与各军联合，共同抗击张作霖和吴佩孚。
不幸，以胜利自居的岳维峻，被马屁政客包围，骄横自是，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而且，引敌为友，在二军内部培植宗派，向河南人民乱摊乱派，引起许多进步人士和河南人民的不满。对邓宝珊等人的建议，不仅不予采纳，甚至还认为是一种怯敌退避的懦弱表现，给以严词驳斥，并命令邓宝珊急速率部南下去援救信阳。
邓宝珊的心情十分矛盾。明知挥师南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为了维护团结，囿于封建义气，再没有据理力争，却委曲求全地服从了岳维峻的错误命令。
早春时节，颍水两岸人口稠密的中州原野上，杏花绽苞，麦苗返青。邓宝珊、田玉洁、李纪才、李虎臣、冯子明……除了留守黄河北岸的弓富魁部之外，主力近八万多人，浩浩荡荡开往信阳。前锋刘继邦旅刚抵达驻马店，信阳前线的国民二军部队，已惨遭失败，向北溃逃。早先收编的一些直军部队，见吴佩孚重新得势，纷纷倒戈。河南各地的民团组织“红枪会”，也乘机蜂起，四处截杀。转眼之间，烽烟遍地，草木皆兵，分不清前方后方，辨不出敌军友军，变成了一场犬牙交错，无法指挥，纷乱如麻的大混战。
惊烽四起的夜晚，邓宝珊双目炯炯，紧握话筒，正跟旅长刘继邦联系。突然，话筒里一声惨叫，电话线被切断，刘继邦的旅部遭到包围。邓宝珊急与杨嘉瑞率师部警卫团亲自去援救。经过一阵猛烈的冲杀，突入重围，才知刘继邦早已牺牲……
邓宝珊抱起死不瞑目的刘继邦，不由痛哭失声。
随后，吴佩孚占领郑州，岳维峻收集残部逃往洛阳。再次负伤的邓宝珊，只身潜入甘肃同乡宋子安在郑州开设的永安医院，得以脱险。后来，不等伤口完全愈合，找到跟红枪会有联系的樊钟秀，在樊钟秀亲自护送下到达洛阳。
留在洛阳的国民二军残部，尚有二万余人。但岳维峻无意坚守，下令西撤，准备进入潼关。途经陕州，不料驻守陕州的麻振武部叛变投敌，勾结刘镇华、阎锡山拦路截击，将国民二军残部的武器收缴而去。部队溃不成军，四散逃命。邓宝珊乘木船渡过黄河，只带葛霁云、孟练百、杜汉三、徐耀斌、杨嘉瑞等数名亲信随从，经晋南逃回三原。
随着这场惨不忍睹的大溃败，由吴佩孚撑腰，刘镇华踩着国民二军的血迹重新爬起，纠集十万之众，向关中杀来，将西安围困。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率其所部仅一万余人，苦守西安达八个月之久。西安郊区的十万多亩麦子，被刘镇华付之一炬；西安城内的五万多军民，惨遭牺牲?
邓宝珊回到三原家中喘息未定，刘镇华派麻振武就向三原杀来。邓宝珊无力抵抗，撤往乾县，收集旧部，重整旗鼓。他在乾县办了个军官教导队，由团长黄展云担任队长，聘请李大钊派来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教官，加紧培养军官，编练人马，准备援救西安。
不久，广东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占领武汉三镇。面对革命形势的重大发展，李大钊委托于右任去苏联邀请冯玉祥回国，并写信给冯玉祥，提出“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冯玉祥、于右任在共产党员刘伯坚等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完全采纳李大钊信中所提出的方针，举行“五原誓师”，宣布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组成国民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冯玉样就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部长。冯玉祥并委其二师师长孙良诚为援陕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
10月下旬，冯玉祥先头部队到达乾县。于右任、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苏联顾问赛夫林和翻译马文彦，在乾县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确定组成国民联军第二、第三军。多数人提议邓宝珊为总指挥，邓宝珊坚辞不就，婉言谢绝，笑着说：
“我就当个代表吧?”
从此，邓宝珊即以二、三联军迎接冯玉祥援陕部队“代表”的名义，统一指挥西安城外的联军部队。
按照邓宝珊在乾县会议上提出的迂回兴平、进攻咸阳的作战方案，激战一周，敌军败退撤出咸阳。但是，当孙良诚挥师追至咸阳东南郊之三桥镇时，却遭到顽强反击，联军伤亡甚重，双方对峙，相持不下。孙良诚想撤，赛夫林坚决反对，总指挥和顾问意见不一，便连连发电催促副总指挥邓宝珊，速来前线商议。
此时，不巧邓宝珊双腿正在生疮，步行骑马都有困难，不能立刻成行。孙良诚迫不及待，便派马文彦道乾县催促，用一顶轿子将邓宝珊抬到前线。
11月中旬，联军在三桥镇猴儿寨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邓宝珊听取前线敌我形势的详细报告后，胸有成竹地说道：
“西安城西一线，敌军防守严密，看来不宜正面硬攻，良诚兄继续牵制三桥之敌即可。由吉鸿昌旅偷渡渭河，经未央宫一带佯攻西安北郊，将敌军注意力引向城北。再派一支骑兵，插向子午，迂回南山，直捣西安城东韩森寨刘镇华司令部。诸位以为如何?”
对邓宝珊提出的这一作战方案，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得到与会者和苏联顾问赛夫林一致赞同。并决定由邓宝珊亲自率领骑兵，去完成袭击刘镇华巢穴的任务，邓宝珊慨然应诺。
散会出来，邓宝珊的老朋友、翻译马文彦担心地问邓宝珊：
“你腿疼，骑不成马，咋能去啊?”
“作战打仗，命都不要了，还管腿疼不疼?”邓宝珊圆睁双眼，大声说道：“文彦兄，成败在此一举啊?进军后，如胜，我将追敌直出潼关。你不要进西安，可速去三原，请于右任先生到西安主持善后?”
次日拂晓，吉鸿昌混成旅偷渡渭水，在未央宫方向发起佯攻，战斗十分激烈。
晚间，乘夜色掩护，邓宝珊将自己双腿绑在马上，率领马鸿逵的骑兵四千，吉鸿昌骑兵一千，衔枚疾走，绕道南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韩森寨，将刘镇华司令部打了个人仰马翻。
敌军失去指挥，全线混乱，联军城内外各部队一起出击，刘镇华军迅速溃败。第二天，西安解围，历时八月之久的西安守卫战，胜利结束。
1927年1月，冯玉祥、刘伯坚等来到西安。原第二、第三联军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确定不设省政府，由驻陕总部统一行使军政职权。葛霁云、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王尚德等许多共产党员，都在总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个“驻陕总部”，其实就是国共合作的临时军事政府。
在邓宝珊支持下，驻陕总部创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等任教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以后的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期间，邓宝珊与一起合作共事的共产党员，始终真诚相待，彼此支持，亲密无间。特别是跟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对刘伯坚，对这位跟周恩来一起主持过中共旅欧总支工作的四川农民的儿子，邓宝珊由衷地钦佩和爱慕。那坚贞的信念，高洁的品质，过人的胆略，出众的文笔和充满魅力的演讲，给邓宝珊以多么巨大的启迪、激励、感染和鼓舞啊?“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的饷。”听刘伯坚演讲，成为国民联军官兵的一种享受。每逢刘伯坚去西安北院门中山学校演讲，座无虚席。身为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几乎每讲必听?
在邓宝珊关怀下，经邓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三原女士王叔振结婚。邓宝珊筹办了结婚所需的一切，并主持了他俩的婚礼。婚礼热闹、隆重而又简朴，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续范亭、吉鸿昌等国共两党在西安的主要人物以及苏联顾问全部出席。大家站在上书“完成国民革命”的大红横幅喜幛下，喜气洋洋地陪着后来为革命双双流血牺牲的新郎新娘，留下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历史性的照片……
但是，就在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
消息传到西安，不仅使邓宝珊震惊莫名，万分悲痛，而且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深深地忧虑和疑问。南方的蒋介石，北方的张作霖，这似乎水火不容的交战双方，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为什么却能声息相通、密切配合呢?而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为什么冯玉祥的眼神，也突然出现了难以言传的微妙表情?
邓宝珊坐在西安东柳巷五号公馆书房里，默默无言，正在苦苦思索，秘书长葛霁云面有难色地走了进来。邓宝珊抬头看看这位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想听听对方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葛霁云却开门见山说道：
“宝珊兄?有件事想求你给办一办。”
“啥事?”邓宝珊忙问。
“我党的刘伯承同志，在四川泸州起义失败，现在来到西安。在秦中旅馆住着，没有盘费，行动也不方便……”
邓宝珊忽地站了起来；“刘伯承?就是那位川中名将?好，我这里有600大洋，你先叫门厅的于宝宣给他送去——”邓宝珊说着，背着双手来回在书房踱了几步，又回到写字台前，抽出毛笔，给陕西督办李虎臣写了个便函，对葛霁云微笑道：“帮人帮到底?这样吧，让虎臣兄凑足1000元，再开给刘伯承一张关防护照。”
葛霁云带上便函和银元，匆匆而去。
经过一番复杂的酝酿准备，这年5月1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宣誓就任总司令，出师东征。鹿钟麟指挥的东路军出潼关后连克洛阳、郑州、开封。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经商洛出荆紫关攻占南阳。两路兵马都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会师中原。
邓宝珊时任第五军军长，隶属于岳维峻的南路军方面。
正当革命紧急关头，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联合通电反共，驱逐苏联顾问，查封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所属部队中进行“清党”。7月15日，冯玉祥电令其参谋长石敬亭和邓宝珊，在陕西省党部召开大会，胁迫已被扣押的一百多名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布脱党反共。石敬亭派兵包围会场，架起机枪，杀气腾腾地叫嚷：
“谁不服从冯总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
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邓宝珊挺身而出，一面巧妙而委婉地劝阻了石敬亭，一面苦口婆心地安慰了这些共产党人。结果，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将这些共产党员分批“礼送出境”。
对于冯玉祥的突然翻脸，不仅共产党人十分气愤，邓宝珊也感到心寒。在刘伯坚被“礼送出境”去武汉的前夕，邓宝珊找刘伯坚做了竟夕之谈。
秋雨绵绵，夜黑如漆，疾风摇着窗前的百年老槐，发出阵阵狂啸。两人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越谈话儿越多，直谈到鸡鸣报晓，曙光透窗。临别时，考虑到刘伯坚的安全，邓宝珊百忧煎心，瞅着这位仅比自己年轻一岁的处变不惊的共产党人，像对亲兄弟般地叮咛道：
“伯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走后，叔振和孩子，就接到我家来住吧——只要我邓宝珊活着，就决不会叫他们受亏?你一心去干你的事……不过，发芽太早的种子，大都很难成活。前途多艰，好自为之?”
刘伯坚站起来。这个从小练过硬气功的职业革命家，顺手抓起邓宝珊桌上的一块青铜镇纸，稍一用力，将它曲成一个圆环，又拉直成为原样，诙谐地笑道：
“宝珊兄?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可种子既然已经发了芽，死活就在所不计了?感谢蒋、冯二位先生给我们上了一课：革命，不能依附军阀?孙中山依附军阀，革命半途而废；共产党依附军阀，致有今日的下场。我希望你：宁可成为光杆司令，也千万别当军阀?只要你不当军阀，总有一天，我们又会走到一起的……”
邓宝珊紧握着刘伯坚的双手，没有做声。
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风云变幻的时局，两人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彼此人格与才能的相互倾慕，对革命道义与真挚友情的共同恪守，一直穿透大革命失败后的凄风苦雨，系结着两颗赤诚的心。直到八年以后，红军长征，刘伯坚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的前夕，还在留给亲人的信中提到他和邓宝珊的深厚友情——
“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泸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泸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
对于跟自己合作共事过的其他共产党人，在他们被迫离开时，邓宝珊也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度过困境。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也通过葛霁云，得到邓宝珊送给的二百银元作路费，才辗转又去了国外……
1928年初，以陕军为班底的南路军，夹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处境日趋困难。蒋介石为了挖冯玉祥的墙脚，大肆拉拢收买西北将领。岳维峻跑到应州投靠了蒋介石，并与李虎臣、田玉洁、高桂滋、樊钟秀等密谋酝酿反对冯玉祥。邓宝珊既不愿参与其事，也不便断然拒绝，穷于应付，极为痛苦。而恰在此时，雪上加霜，冯玉祥又干了件使邓宝珊十分难堪的事情：当初由邓宝珊劝归冯玉祥指挥的弓富魁部队，竟被冯玉祥吞并解除武装?
邓宝珊痛心疾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弓富魁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为了摆脱这不愉快的人事纠葛，他将第五军由南阳东撤至驻马店后，便离开部队，只带葛霁云等亲信随从，先到郑州，后经武汉，去上海“休养”。
在郑州的永安医院里，邓宝珊与刚由国民党中央派到冯玉祥部队中担任政治部宣传处长的甘肃同乡李世军，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很能反映邓宝珊其时的心境——
“宝珊兄?”李世军针对冯玉祥的“反共清党”活动，很有感触地说，“刘伯坚对冯部政治训练方面功劳不小，冯焕章却翻脸不认人?早就有人说这位先生朝三暮四，果然很难相处。你离开，我也离开，你看如何?”
邓宝珊沉思片刻，喊着李世军的字儿，苦笑道：
“汉三?你与我不同。我是带兵的人，我把弓富魁等朋友，劝归冯部指挥。结果未过河先拆桥，弓老大被解决了，我在道义上再不愿跟冯带兵打仗了。为了打倒吴佩孚、张作霖，你可以留下做点部队政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至于冯的为人，我了解较多，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信义是谈不上的。当年，他和立生、禹行在陶然亭聚义，发誓在搞垮曹锟之后，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来了，冯被段祺瑞、张作霖恫吓，把政权拱手送给了段祺瑞，自己跑到天台山庙里去装和尚，连中山先生的面都不敢见?以后连对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的保护责任也放弃了，致使‘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放手屠杀学生……好在，今天他愿意参加北伐，你就暂时跟他工作一个时期吧。能否长期跟他?你很聪明，会本着择人而事，行止从义的精神，决定去留……”
4
这就是上海吗?
这还是中国的城市吗?
一直在北方的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邓宝珊，一来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立即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天堂与地狱并存，正义与邪恶为伴，生命与死亡纠缠。蛆虫在鲜花上游行，菩萨在魔窟中卖笑，盛装艳服的太太小姐，跟蓬头垢面的乞丐挤来挤去。污浊的黄浦江上，在无数简陋的驳船、帆船、小舢板之间，游弋着一艘艘威风凛凛的外国军舰。厚厚的钢铁甲板上面，黑洞洞的炮口，直指着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
邓宝珊和他的随从住进了法租界。为了安全，他不得不违背良心，向杜月笙孝敬了一笔厚礼。杜月笙，这个当年烤红薯的小贩，此时，早已由在法捕房当警房的敲诈鸦片贩而成为租界“大亨”。他，爪牙密布上海滩，控制着整个黑社会，还由于帮助蒋介石屠杀工人的特殊贡献，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座上客。没有他的许可，就没有一家妓院能够正常开业，没有一个大烟客可以逍遥地做黄粱美梦，没有一家店铺能够安稳地赚钱。
对于邓宝珊，对于这个不肯追随岳维峻等人一起投靠蒋介石的北方将领，杜月笙表面上倒相当客气，但在暗中却派人严密监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发现邓宝珊也跟一般失意军阀下野政客一样，出入舞厅、“燕子窝”(大烟馆)和赌场之中的时候，才慢慢减弱了他监视邓宝珊的兴趣……
不过，此时邓宝珊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并非完全是一种韬晦之计。回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看看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一个个先后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他确实感到有点儿心灰意冷。这些人是没指望了，共产党如何呢?对于共产党的主张，他认为确实不错，但能不能在中国实现呢?他又觉得有点儿为时过早，没有把握。而且，从亲身接触中，他看到共产党内确实有一批像李大钊、刘伯坚、王若飞、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但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将来有没有希望，还很难说。因此，离开血流漂杵的中原大地，来到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外国租界，邓宝珊竟失魂落魄似的，感到那么寂寞、孤独、苦闷、抑郁?就像大海退潮时留在海滩上的一尾鱼儿，张口鼓腮，翻转腾挪，左右无依?
对邓宝珊的心境，葛霁云自然明白。可是，革命处于低潮，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每天的报纸上，几乎都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的消息，也几乎都有软骨头们宣布脱离共产党的“自首声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党已完全转入地下活动，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十分注意隐蔽，以便保存力量。此时此地，怎好要求一个党外朋友昂然奋起呢?
但是，邓宝珊并没有真的消沉下去，在这迷乱的世界里，他依然努力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他铭记着孙中山的嘱咐：“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他也铭记着李大钊的叮咛：“大丈夫处世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在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朋友称兄道弟、极力周旋的同时，他一面密切注视着蒋、冯之间关系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盼望满天乌云中响起几声惊雷，炸开一道裂缝，透透气儿；一面跟躲入租界避难的进步文化人士暗暗接触，大量涉猎中外各种书刊，从中吸取着丰富的思想营养。
就在这段时间，邓宝珊先后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和邓演达。使他在一片冰盖下得到鼓舞，感受到一些深刻而隐秘的变化。
那是一个满天阴霾的早晨，葛霁云提着口皮箱，敲开了邓宝珊卧室的门：
“宝珊兄?我有个朋友有病，没有钱治疗，想把这口箱子出卖——”葛霁云直视着刚刚起床的邓宝珊说，“你，是不是把它留下?”
邓宝珊一挥手：“霁云?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我还分什么彼此?拿200大洋给这位朋友吧。箱子还让人家带走——嗯，这还是进口的法国皮箱呢……哎，朋友现在哪里?可以见见吗?”
“就在客厅，他也想见见你?”
“好?”邓宝珊换件衣服，跟葛霁云向客厅走去。
大沙发上，坐着一位头戴暖帽，身穿棉袍，白口罩遮住半张脸的老人，身旁一位手拿拐杖的年轻姑娘，显然是他的孙女。
葛霁云把钱和皮箱交给那姑娘，嘴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喊：
“五叔?邓先生来看你。”
老人慢慢站起来，握住邓宝珊的手轻轻一摇，没有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注视了邓宝珊一眼。
这是谁呢?晚上，邓宝珊久久难以入睡。那浓密黑亮的剑眉，那寒似冰、烈如火、钻石般神采闪射的目光，仿佛乌云下的闪电，一下就能透穿人的肺腑?邓宝珊找来葛霁云询问，葛霁云轻轻地回答了三个字：
“周恩来?”
见到周恩来后过了两个多月，邓宝珊又认识了聂荣臻——
暮雨潇潇，邓宝珊正读着他喜爱的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突然，寓所附近传来凄厉的警笛声。租界捕房的印度巡捕，显然又在追捕什么人。邓宝珊警惕地走到窗前朝楼下察看。透过朦胧的雨雾，只见葛霁云和杨嘉瑞，陪着一个人疾速地走进了楼外梧桐树下的铁栅栏门。警笛声越来越近，邓宝珊搁下手里的书，向葛霁云的房间走去。客人已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跟葛霁云在若无其事地品茗聊天。一见邓宝珊，故友重逢般地说道：
“邓先生?刘伯坚兄托我向你问好……”
邓宝珊一听此言，心领神会，朝葛霁云语意双关地吩咐说：
“朋友来了，可不敢马虎?一定要尽心招待——”
葛霁云点点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邓宝珊踱到窗口，雨雾笼罩下的夜上海，显得那么光怪陆离，迷离恍惚?一盏盏街灯，绕着一轮轮光晕，仿佛一只只模糊的泪眼。淫荡、刺耳的爵士音乐，浸润着霉烂的心。可是，跟初来上海时不同，透过眼前扑朔迷离的种种表象，邓宝珊发现，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在身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灰飞烟灭，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还牵动着自己的每根神经……
警笛声终于消失了，一直在外面望风的杨嘉瑞走了进来。客人穿起雨衣要走，邓宝珊主动送了一笔盘费，让葛霁云和杨嘉瑞从寓所的一条秘密通道，把客人护送了出去。
认识邓演达，已是1930年春天的事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被蒋介石通缉，流亡欧洲，刚刚回国，正在上海秘密策划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由于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引起邓宝珊的敬重。他一回到上海，邓宝珊立即通过朋友的介绍，设法前去探望。
北伐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的邓演达，此时虽然身无实力，但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个人声望及杰出才干，根本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大量印发郭沫若三年前所写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利用一切场合发表反蒋言论，跟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的代表频频接触，发动各方面的势力起来反对蒋介石，日夜奔走，不遗余力。邓宝珊对他的革命精神十分钦佩，但对他的麻痹轻敌、锋芒毕露，深感忧虑。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劝告邓演达提高警惕，谨防蒋介石暗下毒手。豪放洒脱的邓演达，却总是报之一笑，劝邓宝珊打定主意，去帮助冯玉祥进行讨蒋战争。
“宝珊兄?”在邓宝珊的书房里，邓演达以广东人特有的热情，对邓宝珊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大小小的新军阀，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是，权衡轻重，环顾今日之中国，蒋介石显然是国民公敌，头号敌人。为了打倒蒋介石，我们可以跟一切人搞联合，为什么就不能跟冯玉祥再次一起共事呢?……”
邓宝珊没有回答。从去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脸以后，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上海来找邓宝珊，敦请他回去。邓宝珊既没有贸然答应，也没有断然拒绝，一直在慎重思考。从感情出发，他再也不愿意跟冯玉祥带兵打仗了。可是，从他到上海两年多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出发，他又不得不承认邓演达的分析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是的，我理解你的疑虑。但即使暂时的联合也好啊?只要打倒蒋介石，回头就可以收拾其他新军阀。”邓演达继续说，“这几年，我在欧洲考察了许多国家。一个国家，要真正繁荣富强，就必须有民主政治。蒋介石在屠杀共产党，也是在帮共产党的忙。不打倒独裁卖国的南京政府，中国必将搞赤化。可赤化能否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呢?从俄国的例子来看，很难。因为，赤化的结果，还是独裁?而任何独裁，即使革命的独裁，也最终要走上压迫人民的道路……如果赤化而不独裁，当然很好，可惜恐怕不会实现……”
邓宝珊静静地听着。对邓演达关于中国前途的议论，他没有作过深地思考，只是迫切地感到：打倒蒋介石，确实是当务之急。于是，不久之后，他便答应冯玉祥的敦请，秘密去北京面见冯玉祥，共同商讨了讨伐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马的军阀大混战。冯玉祥坐镇郑州，挥师欲占武汉，早已加入蒋系的樊钟秀统兵十万，驻守许昌，与之抗衡。冯军屡战失利，寸步难以推进，莫可奈何?
一日，樊钟秀正在许昌城内的总司令部下棋，忽报邓宝珊远道相访。樊钟秀心中诧异：正当两军对垒之际，下野蛰居上海的邓宝珊忽然出现，所为何事呢?他一声“有请”，出门相迎，只见阔别数年的老朋友，轻装简从，风尘仆仆，仅带邢肇棠一名随员，完全是一副落魄失意的模样，不禁有点儿黯然神伤?
樊钟秀立刻为邓宝珊设宴洗尘。餐毕，又请入书房，品茗话旧。樊钟秀问到今后行止，邓宝珊喟然长叹，野鹤闲云般答道：
“醒民兄?落荒之人，何言勇进?去年陕甘大旱，天水故里饿殍载道，胞弟天德亦因与村民争食斗殴而死……目前，兵连祸结，时局又如此动荡不安，我避之惟恐不及，岂能重蹈覆辙?我已决意返回三原或天水故里，去过与世无争的清闲日子。顺便前来探望，叙谈片刻，便要登程……”
“哦——?”樊钟秀一听此言，微微笑问，“这次冯阎联合讨蒋，我以重兵防守于此，以老兄之见，持何态度，方保万全?”
邓宝珊摇摇头，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深忧时局不稳，黎庶不安，国家不治，才想退居乡里。对于军事，早已厌倦，也无心研究，不便多言?”
樊钟秀霍然站起：“当初，孙中山先生致书足下，要你‘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不料你竟会一蹶不振?……前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我皆为军人，岂可坐视生灵涂炭，妄言苟安?”
“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邓宝珊沉吟片刻，慢慢说道：“可是，当今之际，争权夺利，四处杀戮，到底谁个是为国为民者呢?就拿醒民兄来说，统民十万，集结许昌，声势赫赫，可也是替人火中取栗，到头来也无非‘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于国于民，有何裨益?”
“……”樊钟秀欲言无语，低下头来。
邓宝珊接着说：“诚如兄台所言，你我不是一般军人，而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当以国家民族为己任，救民于水火，即不名垂青史，虽死亦可瞑目；弄权于乱世，侥幸飞黄腾达，亦必唾骂于后代……”
“那以兄之见，钟秀该怎么办?”樊钟秀抬头问道。
邓宝珊倾身向前凑近樊钟秀，低声说：
“蒋氏背叛中山先生，已成国民公敌，冯阎讨蒋，乃为国为民之壮举，可联合而不可相抗，望兄三思?”
樊钟秀经再三考虑，决定通电反蒋。蒋介石大怒，派出飞机多架，连日轰炸许昌。5月25日，樊钟秀不幸被炸伤，经多方抢救，终未见愈，临终之时，召集所属主要将领至榻前遗嘱：将部队交邓宝珊指挥，与冯阎合作，完成讨蒋大业。众将领一致赞同，邓宝珊为不负重望，也慨然允诺。于是，即将部队编为冯部第八方面军，邓宝珊为总司令。
邓宝珊任总司令后，严明军纪，士气大振。蒋军多次进犯，均被采用“先疲后打”战术一一打退。蒋介石见硬打不行，便来封官许愿，收买邓宝珊：许任邓宝珊湖北省主席，所部官兵各升一级，补发三月薪饷，补充大批装备。对蒋介石的这一手，邓宝珊付之一笑，不为所动。蒋介石见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以巨金收买了樊钟秀的外甥警卫师长焦文典，于9月28日率部倒戈投蒋，并将邓宝珊及其亲随扣押于许昌。
一听邓宝珊遭此不测，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即派监察院职员、邓宝珊的天水同乡杨扬村专程至许昌，通过蒋军前防总指挥何成浚进行营救。焦文典无奈，只好将邓宝珊和秘书长葛霁云、随从副官曹远峰、译电员雷和等一行八人，派士兵团一辆大卡车押解，送往武汉。
秋夜，斜风细雨，卡车行至坝陵桥，突然被一支人马截住。邓宝珊一听口音，原来是随岳维峻去投了蒋介石的他的老部下任德修。任德修跳上车来，一面扶邓宝珊下车，一面将焦文典派来的士兵缴了械。
“邓先生?”任德修向邓宝珊行了个军礼，恭敬地说：“一听你蒙难，岳先生即派我从禹州来探听你的下落。焦文典这东西实在可恶，咱们把他这几个走卒给宰掉再说?”
邓宝珊挥挥手：“焦文典阴谋得逞，也与我警惕不够有关，跟押解士兵有何关系?德修，把枪还给他们，每人再赠送十块大洋。让他们回许昌转告焦文典、何成浚：我到禹州招抚使岳维峻处去了。”
11月初，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参加，而以冯阎的惨败告终。邓宝珊不愿投靠蒋介石，在禹州岳维峻处住了一个时期，又到上海去蛰居。
注：
①苏沃洛夫：俄国元帅，著名军事家，著有《制胜科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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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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