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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七章 情系塞北 |
| 黄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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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天高气爽，寥廓的塞北大地，沐浴在一片和煦的秋阳里。被历史遗弃的古长城，带着累累伤痕和无数痛苦的回忆，向东北蜿蜒而去，消失在天际。
榆林南门外机场上，一架从西安来的军用飞机刚刚着陆，伫候已久的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率领师部官佐和榆林各界代表，就匆匆迎了上去。
“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长来了。”
身穿咖啡色长袍的邓宝珊，健步走下舷梯，笑容满面，双手抱拳，朗声说道。
比邓宝珊还年长数岁的高双成，戎装笔挺，马靴雪亮，肩章帽徽武装带，样样俱全。举手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用满含期待的目光注视着邓宝珊，说：
“军团长!欢迎你来领导我们抗战。”
两双厚实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给榆林握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欢迎的人们，注视着邓宝珊一行，不禁暗自嘀咕：这个文静儒雅的大高个儿就是邓宝珊?一个军团长，怎么才带来四个人?……
但是，在坐困愁城的高双成心目中，邓宝珊的到来，却胜似十万雄兵——
这榆林，历来是兵家必争的边塞重镇。秦始皇抗击匈奴，派大将军蒙恬和公子扶苏长期在此驻守，修筑长城。北宋时，文武双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在此抵御过西夏铁骑的入侵。明朝，沿长城边防线设置九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榆林是最中间一镇。城北红石峡的峭壁上，至今留有“威镇九边”的明代石刻。这地方，东带黄河，与晋西北仅一水之隔；北枕长城，连接地处毛乌素大沙漠的伊克昭盟；西经三边，直通甘肃、宁夏；南走延安，跟陕甘宁边区唇齿相依。对抗击日寇西侵，保卫西北大后方，无疑是一个重要屏障。
高双成所部八十六师，连同地方团队，约计15000余人，原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部队，驻扎陕北已23年。井岳秀，乃辛亥革命西北先驱人物井勿幕胞兄，当年也是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后统辖陕北23县，却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去年，井岳秀因手枪失火而死，旅长高双成继任师长。由于多年秉承蒋介石的意志跟红军敌对，地盘一天天缩小，此时仅占有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四县。国共重新合作后，双方虽已停止战斗，但看到红军重兵压境，高双成总担心将自己吞并。同时，随着日寇西侵，归绥、包头、太原相继失陷，榆林不仅成了抗日前线，各地溃退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蜂拥而至，挤居一处，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使出身行伍、只知带兵打仗的高双成也无法周旋。如何应付这复杂的局面?南京政府曾派一位大员前来坐镇。谁知那大员皱着眉头，看看荒凉破旧的山川城郭，二话没说，又匆匆爬上飞机返回。因此，接到任命邓宝珊的通知，高双成真是喜出望外!虽然，两人只是在20年前有过一次短暂的交往，可是，邓宝珊那顾大局、讲信义、重然诺的可贵品格，还是给高双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1917年的冬天，正被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缉的邓宝珊，受胡景翼秘密召唤，离开北京，经归绥、包头潜往榆林井岳秀防区，欲返回关中参加“反段讨陈”运动。在榆林，他劝说井岳秀及其主要将领，对胡景翼给予支持。井岳秀首鼠两端，对陈树藩和胡景翼都不想得罪，对邓宝珊的态度极其冷淡。而且，他在部队完全是封建军阀家长制那套作风，部下都喊他“十哥”、“十爷”，根本不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只有高志清和高双成，对邓宝珊的主张在暗中表示同情。临别时，高志清还送给不名一文的邓宝珊200块银元，作为盘费。但是，年轻的邓宝珊却毫不气馁，反劝高志清和高双成同舟共济，帮助井岳秀带好这支部队……
现在，国难当头，自己的地位也在风雨飘摇之际，能够有邓宝珊这样一位心胸宽广、足智多谋、素孚众望的上级，来与他共渡时艰，高双成当然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夜，秋风阵阵，钟楼檐角，铁马丁冬。榆林城内外，不相统属的各种番号的杂牌部队，惊魂未定，乱作一团。高双成请邓宝珊住进他师部院内的西花厅，亲自安排好侍从和警卫之后，当即就榆林的局势，跟邓宝珊迫不及待地来交换意见。
“军团长!接到通知，我就在盼望你啊。现在的榆林，可热闹哩!”心直口快的高双成开门见山地说道，“东北面，日本人一天天逼近；南面，共军陈奇涵，在绥德设有警备司令部，火停了，气还没有消。这四个县的地盘，各路诸侯俱全：察哈尔、绥远两个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白凤翔骑六师，白海风蒙旗独立旅，何柱国东北军残部……都在征粮要草，拉伕派款。别说榆林百姓叫苦连天，连伊克昭盟的蒙旗王公，也日夜惊恐不安。这样下去，就是日寇不来进攻，自己人也难免由乱生变……”
邓宝珊屏声静息地听着，慢悠悠转动一双眼珠，细细思谋。
离开兰州之前，他对全国的抗战形势，已作过一番认真分析。根据国际力量对比，按照国共两党地位和彼此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这场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将是长期的，也将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最后胜利的取得必须依靠全民族的觉醒。而一个民族的觉醒——科学与民主的诞生，必然使任何独裁统治难以为继。因此，国共两党，在抗日胜利之前不可能彻底决裂，但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合作。对榆林来说，必须首先处理好他与高双成的关系；同时，也必须与共产党捐弃前嫌，互助互让，事事以大局为重，不断协调与周围各个部队以及蒙族王公的关系，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示人以诚，不引起高双成的疑虑，邓宝珊飞赴榆林时，才仅带了四名随员。现在看来，跟心直口快的高双成相处，并不困难。但是，如何才能尽快稳定榆林的混乱局势呢?听了高双成的介绍和分析，邓宝珊才总算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头绪。于是，点起香烟，提个神儿，用商量的口吻微微笑道：
“立卿兄!你的处境，我明白；我呢，是个光杆司令，你也知道。刚才，你对榆林局势的分析，很清醒，很有道理。看来，日寇侵占归绥、包头之后，一时还不会离开交通线向纵深进犯。咱们是不是先干这么三件事情：一、慰问外地逃榆部队，稳定伊克昭盟；二、调整防卫部署，加强各部协防；三、与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联络，进一步改善关系。”
高双成想了想说：“前两件事就按军团长的意见办，与八路军联络的问题嘛，让我再想想看……”
邓宝珊点点头：“这个问题，我知道你有困难。打了那么多年，一下子要和好，部队在感情上有疙瘩，也难免。不过，从你解除姜占奎的旅长一事来看，说明你很有远见。”
“不解除不行啊!”高双成摊开双手，苦笑道：“时移势易，可老姜死抱住井师长那一套不放，还天天喊要消灭共产党，要不解除他的旅长职务，放掉他抓的杨玉峰、刘绍让那批共产党员，榆林的局面还能维持到今天!”
邓宝珊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团结抗日，这可是顺乎人心的历史潮流，谁搞分裂，就只会成为民族的罪人。立卿兄!现在你我是同撑一条破船，在黄河峡谷中弄险，务必大胆而又谨慎，船稍一偏，就会被恶浪打翻!……”
高双成品味着这段话，会心地点了点头。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邓宝珊和高双成亲自出头，领人牵猪抬酒，对溃逃到榆林的部队和机关，进行了一次慰问和安抚。同时，将对日寇的防卫部署，作了统一调整：
由高双成挑选八十六师的精锐部队，组编为五个游击支队，布防在包头滩上，组成第一道防线。由白海风旅驻守萨克旗至郡王旗之间，与驻守伊克昭盟沙王府的八十六师一部，组成第二道防线。由马占山、白凤翔、何柱国、八十六师的左世允旅、杨仲璜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部，分段担任黄河防务。经过这番部署，不仅加强了对敌防卫，稳定了伊克昭盟，还减轻了榆林群众的负担，改变了混乱局面。
不久，新一军新十一旅开抵三边、榆林一带。军团部在榆林城内钟楼巷找了院房子，正式办公。经邓宝珊再次提议和高双成商量，派军团部副官石佩玖和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持邓、高二人信件，去绥德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会见了司令员陈奇涵。陈奇涵接信后，亲自来榆林拜访，彼此就协防事宜，进行了友好商淡。接着，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高岗，也先后来跟邓宝珊和高双成作了深入的交谈。双方本着互助互让的原则，就如何和平相处的一些具体事宜，达成了重要默契。
1938年2月，大雪初晴，日寇扫荡隔河相望的山西保德县城，窥视河防，波及府谷。邓宝珊命令驻守府谷的杨仲璜团，配合续范亭的山西新军两面夹击，大获全胜。
此后，为了巩固与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邓宝珊派新十一旅二团团长史钫城，率领两个营驻守榆林到延安之间的公路沿线，便利人员往来，维护交通安全。
不久，蒋介石在武功召集军事会议。邓宝珊借赴武功之便，于返回途中应毛泽东挽留，在延安停住了一个星期，初次会晤了毛泽东主席。
9月间，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山西河曲召开军事会议，邓宝珊应邀出席。
秋日怒涨的黄河,在岩石裸露的峡谷间狂奔乱跳，像千万只猛虎在咆哮。经过近十天的跋涉，当邓宝珊带领总参议高志清、参议寇子严、金伯韬、《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等人，来到河曲对岸的黄河渡口时，傅作义派出的渡船，已在岸边等候。邓宝珊留下骑兵卫队，带领随从脚踏惊浪，稳步上船。船夫们一声呐喊，齐心协力向彼岸撑去。惊心动魄的拼搏中，只见一副副古铜色的臂膀，在阳光下飞速晃动……
“宝珊兄——!”
船还没有靠岸，身穿普通士兵服装的傅作义，已率领高级军官和先期到达的马占山、何柱国等在岸边迎迓。
“宜生兄——!”
邓宝珊屹立船头，向傅作义举手敬礼。跳下船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嘹亮悦耳的军乐声中，傅作义陪同邓宝珊检阅了欢迎队伍，然后，一起骑马进了河曲县城。
第二天，傅作义主持召开了河曲各界欢迎大会。傅作义致词，邓宝珊发表了关于团结抗战的长篇演讲。此后，一连六天，主要是与会各方相互拜访，举行宴会，分别交谈。三十五军参谋长鲁英麟、总参议张濯清、绥远抗日自卫军总司令张钦、第二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延安代表南汉宸、中共晋西北负责人罗贵波，都跟邓宝珊来交换过抗日协防的意见。
有天晚上，邓宝珊和傅作义在高志清的卧榻上抵膝而谈，越谈越兴奋。在荡气回肠的黄河涛声中，两个年岁相仿、经历相近的将军，整谈了一个夜晚。
“……宝珊兄!前年春天，你就王若飞一案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王若飞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可惜，不能为我所用……今年初，我派周北峰去延安，他还有信给我呢。看来，他还不知道你曾经营救过他……”
“共产党里人才就是多嘛!因为，人家用人搞的是五湖四海，不大考虑同乡、同学这一套。因此，能够晋才楚用，人才济济，”
“这一条很重要!可蒋先生、阎先生就缺这一条……”
“阎先生不只是不会用人，眼光也太狭小。多年内战，他就凭山河之固，天隘之险，钻在山西这个蜗牛壳里称霸。山河关隘保护了他的安全，也使他的头脑大受局限。这次抗战，他还按老经验办事，对日寇的力量估计不足。吃了败仗，不检查自己，反怪部下不争气，叫张培梅枪毙李服膺，杀鸡给猴看。叫你死守太原，以保山西，结果，孤军孤城，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这怎么行呢?”
“那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指挥?”
“宜生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初期阶段，敌强我弱，不能与城共存亡，不宜过早以主力与敌硬拼。应该养精蓄锐，避实击虚，选择适当时机和适当地形，予分散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保人重于保城。自古两国交战，全师为上，如果被敌人消灭了，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目前应以小部队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拖住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等待战略转移和战略反攻阶段，再与日寇进行决战……”
“嗬!你这见解，怎么跟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样?”
“不只是共产党，白崇禧将军也有这个意见!”
“咳!太原守卫战前夕，周恩来离开太原时就告诉我：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不足为训。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可惜，我没有认真去听!”
“听话，比说话还难。一般人往往忽视话的本身，先看出自何人之口。其实，村夫野老，也可能有济世之谈；英雄圣贤，也难免有欺世之论。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我曾多次接触，他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最热爱祖国、最有觉悟、最有民主意识的中国人。他生在南方的书香门第，长在贫困动乱的北方，既有南方人的灵秀锐敏，又有北方人的慷慨执着。后来，留学日本、西欧，又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看看国共两党，像他这样身兼南北、学贯中西的人，恐怕还数不出第二个来呢!至于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不全是俄国的翻版，不仅温和，而且灵活，富有人情味，跟照抄照搬俄国经验自称‘特殊材料’的那些共产党人，大不相同……”
“哈，一个国民党的将军，想不到对共产党的事务这么精通!”
“何言精通，不过略知一二罢了。”
“那依你看来，我该将部队撤到何处休整，才比较合适呢?”
“你做过绥远省主席，难道就没有听过这句话：黄河虽大，只富河套宁夏!地理很重要，当年，刘邦屯驻汉中而成帝业啊……”
傅作义点头微笑，深表赞同。两位处境相似的国民党杂牌将军，虽系初次相识，却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去河曲城外观看傅作义部队的炮兵射击演习。邓宝珊一行刚出东门，忽然三架敌机飞临城区上空。他们急忙隐蔽进附近的树林，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满城烟柱已腾空而起。死伤军民六七十人，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北峰也被弹片炸伤。府谷、保德、神木、榆林，也同时被炸。
但是，敌机一走，大家从地下爬起来，拍拍满身尘土，在傅作义亲自指挥下，射击演习照常进行。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产生什么决议，但由于大敌当前，与会各方都能坦诚相见，使晋、陕、绥三省沿边地区的局势，得到了进一步稳定。
遗憾的是，愉快而友好的河曲会议将要结束时，从榆林尾随邓宝珊而来的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特务头子包介山，却突然跳出来作了一番蹩脚的表演——
“报告傅司令、军团长：我有确凿证据，周北峰是共产党，应该驱逐出部队。”
傅作义微微一笑，看看邓宝珊，说：
“周主任是阎长官派来的，即使有问题，我得送还阎长官。何况，他刚被敌机炸伤，人，总得有点心肝!”
邓宝珊虎起脸，对包介山冷冷地说道：
“是啊!包主任，你是八十六师的政治部主任，再急功近利，也不能包揽三十五军的事务。你从榆林辛辛苦赶到河曲，就是为了干这么一件事情?……”
包介山碰了一鼻子灰，才夹起尾巴狺狺而去。
邓宝珊从河曲返回榆林不久，新一军番号取消，新十一旅、八十六师、胡景通的骑六师，合编为二十二军，高双成任军长，胡景通任副军长。邓宝珊改任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董其武为副总司令。
到了年底，陈奇涵奉毛泽东之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再次来到榆林。会见了邓宝珊。信曰：
宝珊仁兄左右：近月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藉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戎绥!
弟毛泽东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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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毛乌素大沙漠北沿的伊金霍洛荒漠草原上，正是一年的黄金季节。一簇簇茂盛的红柳，花枝招展，婆娑起舞，一丛丛茁壮的芨芨草，精神抖擞，坚忍不拔。金黄的鞭麻，淡紫的甘草，以及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野花，都在抓紧时机，展示着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页……
邓宝珊一行，由精通蒙语的神木县十八台自卫队长张世华作向导，从宏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园出发，在西斜的烈日下，翻过一道道沙梁，策马北行。凭借往日的记忆，邓宝珊边走边仔细察看地形，在一片起伏的波状沙丘间，终于找到了那个他梦牵魂绕的小草滩。两顶蒙古包和畜圈一如当年，只是经过21年的无情风雨，显得更加陈旧破烂。
很少有外人探访的蒙古包前。突然有一伙远客光临，几只忠于职守的长毛猎狗，立刻发出惊诧的吠声。邓宝珊让张世华先去向主人说明来意，自己下马慢慢来到包前。
老牧人一家喜出望外，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虎头虎脑小孙子，一起出来迎接贵客。经张世华介绍后，邓宝珊首先向老牧人夫妇问好：
“阿毛三?”
“三，三!”全家齐声回答。
白发苍苍年过七旬的老牧人，睁大眼睛将邓宝珊上下端详了一遍，回头对儿孙说：
“他就是我当年在沙梁下碰见的那个后生，现在做了大官。面貌体态没有变，只是显得老气些了。”又笑着专对儿子说，“劳耐!那时你去包头换货，你俩没有见面。今儿他来了，有缘!有缘!”
邓宝珊叫随从送上礼物：一条榆林产的提花毛毯、两瓶汾酒、两块砖茶、两盒点心、两包白糖，还有用红纸包着的1000元法币。然后，向老夫妇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
“老伯父、老伯母!些许礼物，聊表敬意。”
老牧人双手抱拳，不知说什么话好，结巴了一阵，用他熟悉的那句汉语说：
“谢大人赏——!”
邓宝珊不禁一阵心酸。宾主进帐后，主人用奶茶、酥油、炒米待客，邓宝珊跟老牧人慢慢叙谈——
那还是1917年的冬天，老牧人赶着晚归的羊群正在回家。忽然，他发现沙梁下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咦!是活人还是死人?他走近仔细一看，是一个面色黑红、浓眉阔口的汉族青年，在昏睡不醒。身穿青布棉袍，头戴灰呢礼帽，脚上一双布鞋，磨烂的后掌缝里，还沾着干结的血迹……
好心的老牧人，凝视着这个与自己的儿子年岁相仿的青年，大声呼唤。那青年惊醒坐起，连忙欠身说道：
“老伯!我由包头前住榆林。昨天半夜起身，一天多没敢歇缓。今儿过午走到这里，干粮吃完了，水葫芦也空了，饥渴困倦难耐，便躺下休息。不料睡到这时，多谢您把我叫醒……”
牧人听不懂青年的汉话，伸手指指即将西沉的太阳，把手掌往地下一按，又指指前面的沙漠，在地上划了好几个圈圈。意思是：天快黑了，住下吧，夜间过沙漠会迷路，走上一夜，还绕着一座沙丘在转圈儿呢!
可是，青年也不懂牧人的心意。牧人急了，拉青年一把，指着羊群吆喝。青年便赶着羊群，随牧人而去。翻过两道沙梁，来到一个三面环沙的草滩边上。两顶蒙古包，一个畜圈，一眼水井，井边一个长木槽，牧人的妻子正往木槽里打水。羊群一拥而上，喝完水，自动进圈。青年帮牧人收拾好圈门，一起走进蒙古包内。
火盆里的羊粪烧得正旺，大铜壶中飘出扑鼻的奶茶香。牧人的妻子端上酥油和炒米，在三个碗中各盛半碗炒米，先给青年双手递了一碗。青年接过放下，向主人双手合十顶礼，接着泡米喝了一碗茶，待碗中炒米软后，拌上盐和酥油吃起来。饥肠辘辘的青年，饱餐一顿，酣然睡去。因为他只会几句蒙语，与主人无法交谈。
次日天刚亮，牧人叫起青年，款待他吃了手抓羊肉和羊汤泡米饭，送给他一双哈登(短筒毡靴)，又给他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牧人的妻子还送上装满水的葫芦。牧人指指南面的沙漠，说：
“阿毛三，牙步、牙步!”
这句话青年一听就懂，意思是：您好走。于是，向好客的牧人深深鞠了一躬，说：
“三，阿毛三，升。”
意思是：您好在好在。牧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青年边走边依依惜别地回头张望。牧人目送青年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现在，大家听邓宝珊和老牧人讲述了当年的这番奇遇，对老牧人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由于老牧人的儿子劳耐会说汉语，又有张世华翻译，老牧人还同邓宝珊就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您在榆林当总司令，来伊金霍洛有何公干?”
“投降日本的东蒙德王，和汉奸王英、李守信等勾结日寇，企图把成吉思汗灵榇抢去，以便欺骗蒙族百姓。我报请中央移灵，国民政府委我为移灵大员，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和马占山将军为副大员，前来移灵。要把大汗的灵榇移送到安全的后方去。”
“好啊，这下德王就没法迷哄人了。……可您能把日本人堵住吗?我们这里不会遭殃吧?”
“我在包头滩布兵驻防，从神木到达拉特旗的黄河防线，也有重兵把守，请老伯父放心，鬼子是过不来的。”
“今晚，请您在我家吃饭过夜吧!”
“谢谢了，今晚我要在陵园宴请沙王和各旗王公，请伯父和劳耐兄弟前往作陪。”
“那怎么行啊!我们祖祖辈辈是沙王的子民,怎敢和王爷在一起吃饭……”
“不必顾虑，老伯父是我的恩人，我向王爷们说明，王爷就不见怪了。请上马吧!”
“那我就大胆了。”
夜，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30里处的成吉思汗陵园，一改往日的肃穆气象，灯光人影、笑语喧喧。高大宽敞的帐篷里，邓宝珊、马占山、伊盟沙王和各旗王公以及老牧人父子，频频举杯，开怀饮宴。邓宝珊向大家介绍了老牧人父子，并讲述了他当年蒙受一饭之恩的故事。王爷们大受感动，在沙王带头下，各向老牧人敬酒一杯。酒酣耳热的沙王，望着邓宝珊，敬重地说：
“总司令!想不到你对我们蒙古人这么情深义重。上自大汗的灵榇，下自一个普通的牧人，都在您心里搁着。”
“王爷!”邓宝珊缓缓站起来，深沉的目光看着大家，慢慢说：“蒙古人、汉人、藏人、维吾尔人……都是同胞弟兄。成吉思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德王投降日寇，这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只有团结抗战到底，才能告慰成吉思汗的在天之灵。想想看：如果在我们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这块土地上，居然心甘情愿地插起了膏药旗，那我们还配作成吉思汗的子孙……这次移灵，承蒙各位王爷帮助，希望我们能继续同心协力，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王爷们听着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谈，一边举杯，一边点头。
第二天，在陵园前面广阔的草地上，按照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祀仪式。从伊克昭盟各旗赶来的数千名蒙古族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奏着悦耳的马头琴，同奉命移灵的蒙汉王公官员，护灵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激动人心的盛典。
当年，成吉思汗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遗体安葬在了霍洛伊金草原。但是，不仅没有堆砌坟头，而且派一队骑兵来回驰骋，等第二年春草发青后，谁也再无法辨认。安放在银棺中的，只是他的衣冠，可这衣冠，就如同佛教徒敬奉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一样，已成为蒙古族人民崇敬的圣物。
祭祀由伊盟盟长扎萨克旗的沙王主持。祭祀完毕，在披挂珠缨、装扮为菩萨的16名舞女的陪护下，将安放在灵包内成吉思汗夫妇的灵柩，缓缓抬上了灵车。同时，将成吉思汗生前所使用过的武器——蒙语称之为“苏鲁锭”的用敌人的头发作缨饰的长矛，也装进了灵车。然后，仿佛当年欢送这位一代天骄率部出征一般，军乐大作，骏马嘶鸣，彩旗飘扬，香烟缭绕，数百名喇嘛手数念珠，跪伏在地，虔诚地祝祷。灵车，在一派庄严而热烈的气氛中，由四匹骏马牵拉，在护灵部队前导后送下，徐徐向南而去。
到了榆林，改乘汽车，经过延安、西安、兰州，将成吉思汗的灵柩，一直运到了远离前线的大后方——甘肃著名风景胜地榆中兴隆山。灵车所过之处，沿途都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举行路祭。
移灵活动，对蒙古王公中投靠日寇、分裂祖国的卖国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绥蒙局势，增强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移灵活动，当时拍了电影，在国内外放映，对宣传中国的抗战，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秋天，移灵活动结束不久，立法院副院长张继和复兴社特务头子贺衷寒，率领战地慰问团到达榆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随团同行。
邓宝珊主持召开了榆林各界欢迎慰问团大会。一生多次左右摇摆的国民党元老人物张继，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不冷不热的慰问讲话之后，贺衷寒接着讲演。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介石的心腹、复兴社的常务干事，撇开抗日不谈，却大肆宣传他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在这样的场合，狼嚎似的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在抗战以来的榆林还是第一次，自然引起各方面的纷纷议论。
对一贯狐假虎威的贺衷寒其人，邓宝珊本来就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其选择在榆林大放厥词更为不满。他十分清楚，这位复兴社特务头子不仅在攻击共产党，而且在榆林和延安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然而，要进行反驳，又不便亲自出面。
在此之前，邓宝珊已接待过访问榆林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颇为了解。现在，对热心抗日宣传的著名作家老舍，自然十分欢迎。除集体宴请之外，还将老舍单独请到自己的书房，品茗长谈。
“……邓先生!你问重庆各界对抗战的看法?抗战、抗战，显然是一个并不协和的二重唱，我来榆林，就是想听你的声音。”
身穿西服的老舍，温和的目光透过近视镜片，望着邓宝珊文雅地说。
邓宝珊笑笑：“我是个军人，能有什么声音!不过，我倒喜欢中国不止有一种声音。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人们才会有个比较。知道谁在实心实意抗战，谁在浑水摸鱼，欺世盗名。”
“有意思。单凭这句话，我就认为你并非仅仅是一个军人!”老舍说着，顺手拿起茶几上一本延安出刊的《团结》杂志翻了翻。“如果仅仅是一个军人，恐怕也难以在榆林这样的地方应付局面……”
邓宝珊沉默片刻，说：“舒先生!你们作家写小说，贵在含蓄，高明的作家总会相信读者的眼光。说到声音，有时确实会‘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我想，对欢迎会上个别人的言论，你也许并不欢迎……”
老舍会心地一笑，点头表示赞同。
但是，一些具有特殊嗅觉的东西，却马上从贺衷寒的言论中，嗅到了他最喜欢的气味。9月17日晚上，榆林文化界在职业中学礼堂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同时欢迎老舍先生等人访问榆林。
邓宝珊应邀出席，并同老舍都作了热情洋溢而又充满风趣的讲话。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活跃。不料，会议即将结束时，来历不明的“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突然跳上椅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同胞们!请不要再受共产党的蒙蔽和欺骗!抗战、抗战，不就是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游行、喊口号闹起来的?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终于流产……”
这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激起与会者的一致愤慨。大家齐声高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数的森林煤矿……”
用催人泪下的救亡歌声，把这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轰了出去。
会后，在邓宝珊授意下，由老舍、张西洛、汤昭武、沈求我、杨令德等文化界人士出面，将赵尺子的汉奸言论公之于众，召集各种会议并在杨令德主编的《陕北日报》上，进行了批驳和声讨。同时，由杨令德主持的榆林新闻记者协会，决定开除赵尺子会籍，并要求当局将其驱逐出境。人人喊打的赵尺子，为了赖在榆林，多次求见邓宝珊。邓宝珊始终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迫使以“边疆通讯社”为掩护的中统特务赵尺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去避居西安。此事恰如其分的处理，对心怀叵测的贺衷寒及其在榆林的特务走卒，给了一记巧妙的耳光。
不幸，贺衷寒来榆林的活动并非事出偶然。随着蒋介石对《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的秘密发布，从1939年冬天起，在全国范围内，接连出现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陕北，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先是“绥德事件”。绥德既设有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也有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何绍南，是个著名的摩擦专家，一贯反共，横征暴敛，常常挑起事端。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从山西调回三五九旅，由旅长王震接任警备司令，同何绍南针锋相对。何绍南被王震斗败，逃往西安，包介山继任绥德专员。包介山赴任时，却将何绍南化妆藏在车内，秘密带到绥德。事情败露，被八路军“礼送”出境，何绍南、包介山便想躲到榆林。当何绍南、包介山走到米脂和榆林之间的镇川堡时，邓宝珊、高双成下令制止他们前进。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谎报国民党中央，妄图煽起反共舆论。邓宝珊如实反映事件经过，使何绍南、包介山贼喊捉贼的闹剧，一时成为笑柄。而榆林和延安的关系一如既往，未受任何影响。
接着，新十一旅和八路军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件。这个旅大部分驻守三边，成分比较复杂，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平时尚能友好相邻。但在贺衷寒来过榆林后不久，受反共分子的挑拨煽动，其中有个连队同八路军发生武装冲突，被包围缴械。事件发生后，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幸灾乐祸，大肆渲染，妄图挑起更大争端。三青团负责人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夫妇，登门拜见邓宝珊，火上泼油，说得唾沫乱溅：
“邓先生!打狗还看主人哩。新十一旅是先生从甘肃带来的家乡子弟兵，可不能叫人白白欺负!共产党不给先生面子，先生也得给共产党一点儿颜色看看……”
“是啊，共产党从来就不讲信义嘛!听说先生当年在河南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最得力的刘旅长，就是叫共产党偷偷戳死的……”
“嗯，这回先生要不态度强硬，就会危及先生的威信!”
“对啦!连我们榆林教育界，也会愤愤不平……”
校长夫妇鼓动如簧之舌，说了一段水平不错的相声，邓宝珊却只回答了一句：
“谢谢你们的关心!”
其实，事件一发生，邓宝珊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请派南汉宸前来商谈解决。不几天，南汉宸到了榆林，八路军也将俘获的那个连队送还新十一旅。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惟恐天下不乱的人阴谋成为泡影。
通过以上这类事件的处理，蒋介石对大辩若讷、外方内圆的邓宝珊，更加感到难以对付。于是，对于特别重大的机密任务，便绕开这位总司令，直接命令军长高双成去执行。
1940年春天，日寇向晋西北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八路军在晋西北的留守机关，准备撤过黄河，返回延安。在这强敌压境的紧迫时刻，蒋介石暗施毒计，不让邓宝珊知道，直接发给高双成一份十万火急的亲译密电。命令高双成速派兵两团，堵死螅蜊峪、宋家川等地沿黄河通往山西的所有渡口，用武力阻止八路军过河。并断然警告：如违抗命令，将停发军饷。
但是，自以为耳目遍地的委员长，却并不十分了解邓宝珊和高双成的关系。当延安获悉此事，派刘绍庭连夜来榆林探询，高双成也只轻轻回答了一句：
“你回去告诉毛先生，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
蒋介石见高双成按兵不动，发电又催。邓宝珊微微一笑，让高双成向蒋介石复电云：
“共军在横山以东集结3000余人，企图北犯榆林，打通神府，自顾不暇，无兵抽派……”
蒋介石接电，虚实莫辨。告诉胡宗南，将计就计，以此作为向榆林增兵的借口，准备进一步包围陕甘宁边区。于是，胡宗南电告邓宝珊：
“兄弟新十旅李贵清部，经弟整顿充实，改编为暂十五师，由刘志宏师长率领，如兄需要，请即调榆。”
邓宝珊看见电报，鼻孔里哼了一声，说：“增兵之计。”复电胡宗南：“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将一颗吱吱冒烟的手榴弹，又轻轻给扔了回去。
原来，为了削弱邓宝珊的兵力，李贵清新十旅和鲁大昌一六五师，在奉命开往榆林途中，被蒋介石、胡宗甫设置圈套，分化瓦解，以整训为名，进行了彻底改编。不仅李贵清、鲁大昌、蒋云台等主要将领被调离部队，夺去兵权，营级以上军官也全由黄埔系军人换班。现在，把经过大动手术的部队移花接木，调往榆林，胡宗南可谓用心良苦。可惜，在老谋深算的邓宝珊面前，却只能自叹技穷……
3
为了免遭日寇空袭，邓宝珊派人在榆林城东南郊三里多路的金刚寺附近山坡上，挖了五眼窑洞，盖了两排平房，起名为“桃林山庄”，将他的总司令部，从钟楼巷迁移到了这里。山下小河萦绕，山上疏林掩映，春天桃红柳绿，冬月琼玉满枝，听着金刚寺的暮鼓晨钟，在这兵荒马乱之中，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1941年6月16日深夜，19岁的随从副官榆林小伙子王焕文，将邓宝珊从梦中唤醒。译电员拿着兰州发来的一个电报，说当天下午日寇空袭兰州，崔锦琴夫人及子女身负重伤，要邓宝珊火速返回。
邓宝珊看完电报，想了想，给驻兰留守处长郝梦九，口述一个复电。要郝梦九负责为崔锦琴夫人和子女求医治疗，说军务在身，国事为重，他暂时还不能返回兰州。
次日天刚透亮，兰州又来一电。两个译电员面面相觑，谁也不忍心去告诉邓宝珊。愣了一阵，两人才硬着头皮，走进了一直亮着灯光的中间那眼窑洞。
这是真的吗?接到第一个电报，再也没有合眼的邓宝珊，一看这第二个电报，耳鼓里一声轰鸣，顿时天旋地转!他咬紧牙关，使尽全身力气，强自克制着自己，身子摇晃了几下，终于没有跌倒，直僵僵坐下来。脊梁骨凉飕飕地直冒冷汗，木然凝视着窑洞窗口透进的一线微光，把电报交给译电员，说了声：“不要向外宣扬!”就再也没有言语……
真的，这是真的!祖国在流血受难，多么巨大的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
6月16日下午，风和日丽，崔锦琴从兰州街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归来，叫醒正在午睡的三个孩子：女儿倩倩、儿子允文、允武。吩咐他们擦了把脸，便分头坐下来温读功课。
“妈妈!我的仿格儿写得时间太长了，模糊不清，你给我写个新仿格儿吧。”允文翻开大楷本，轻轻说。
崔锦琴看了看，找出一张结实的纸片，拿小刀裁好，折成二十八个方格儿，想了想，执笔伏案，一笔一画，用劲秀的柳体楷字，给儿子书写了一首唐诗：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写完，崔锦琴看看站在身边的允文说：
“你爸爸很喜欢杜甫的诗，一有闲暇，常常吟咏，我也听会了不少。写这一首，给你做仿格吧。
允文满意地点点头，衬上妈妈写的新仿格练起大楷来。刚写了一半，突然传来防空警报声。母子四人，来不及收拾任何东西，被随从副官杨子实等人匆匆拉上汽车，向城外枣树沟防空洞疾驰而去。
“轰隆——!轰隆——!”
他们刚刚钻进防空洞，大批敌机飞临兰州城上空。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崔锦琴扑向三个孩子，头顶砂石颓然下塌，就将母子四人推入永远的黑暗之中……
为了减轻前线亲人的悲痛，第一个电报，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接到邓宝珊不能返回的复电，人们才向他报告了实情。
他坐着，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地坐着。云水襟怀的将军，仿佛变成了一尊青铜雕塑，不吃，不喝，在窑洞里整整坐了两天。来看望他的人，只在窑洞门口默默流泪，谁也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安慰正在流血的心!
他最亲密的朋友参谋长俞方皋来了。为了不打扰他，把小女儿苹苹留在门口警卫室里，夫妇俩轻手轻脚地走进了窑洞。
“苹苹呢?——苹苹——!”
邓宝珊却突然挣扎着站起，向俞方皋夫妇大声问道。
俞夫人忙回答：“在门口……”
邓宝珊步履艰难地跨出窑洞，拉起那个小女孩的手，朝金刚寺旁的小河边慢慢走去。
快要干涸的河床上，一股浅浅的浊流，迎着烈日的爆烤，在乱石间苟延残喘。贫瘠的沙土里，倔强的刺蒺藜和蒲公英，却在同命运抗争。邓宝珊弯下高大的身躯，采摘了几朵金灿灿的蒲公英，轻轻插到苹苹头上，用宽厚的手掌温存地摸了摸苹苹的脸蛋儿，悄悄吩咐他去找尾随在后的爸爸妈妈；然后，绕开大路，独自朝榆林城西北的古长城，缓缓走去……
疲惫不堪的太阳，向毛乌素大沙漠中跌落下去。
愁容惨淡的月亮，从古长城的垛口间爬了上来。
青幽幽的夜空中，若续若断，如泣如诉，传来一个少女在唱榆林小调《五哥放羊》的尖细歌声：
正月里来正月正嗯，
正月那个十五挂红灯。
红灯那个挂在大门外哎，
单等我那五哥上工来……
邓宝珊在烽火台下的一个大沙丘上盘膝坐着。从华山玉泉院孙岳说亲，到保定的洞房花烛之夜，到依依难舍的新婚别……一幕一幕，叠映着娇儿爱女的明眸笑靥，在他面前不断闪过。他伸出双手向空中抓去，可什么也没抓着!
警卫们默默地站在沙丘下，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兰州又来电相催，催将军去料理后事。
眼睛哭得红肿的孙白琦，踉踉跄跄爬上沙丘，垂手站在邓宝珊面前，说：
“姨父!兰州又在催您……”
邓宝珊置若罔闻，纹丝未动。
“姨父!您……”
邓宝珊才沉重地抬起头来，长长地吐了口气，说：
“白琦，你，替我去一趟吧。告诉治丧的朋友，尽量节俭，重庆给的那十万元丧葬费，分文别动，捐给孤儿院。墓，就埋在园子的西北角……要哭，你就替我将你姨娘哭上一场……”
孙白琦连忙点头，乘机规劝。招呼警卫将邓宝珊搀下沙丘，硬扶上了吉普车。
但是，失去亲人的巨大哀痛还没有过去，一场仗势欺人的风波却逼上门来。
这天晚上，邓宝珊喝了中药，刚躺下休息。住在桃林山庄后沟的高志清家里的女佣人，慌慌张张找来。说是青云乡乡长高怀亮，带着几个自卫队的兵，以抓烟灯为名，抓了总参议高志清，正在翻箱倒柜，进行搜查……
邓宝珊一听，一脚踢翻眼前的一把椅子，立刻派总部卫队连连长刘兆麟，带一排卫兵，冲进后沟，将高怀亮等人捉来。
平日期压乡民的高怀亮，双膝跪倒在地，翻着一双死鱼眼睛，看看脸色铁青的邓宝珊，一面磕头如捣蒜般地乞求饶命，一面搬出他的主子来护身：
“总……总司令!这事与小人无关啊。抓高总参议的烟灯，可是富文专员的命令……”
不提富文犹可，一提起这个飞扬跋扈的特务头子，邓宝珊更感到怒火攻心。头一摆，下令卫队，将高怀亮等人，通通拖出去枪毙。
自恃作过汤恩伯的参谋长，身为蒋氏嫡系的榆林专员富文，看到邓宝珊与延安关系密切，脾气和善，又是个没有实力的“光杆司令”，便想趁其妻亡子丧、心情忧伤、疏于防范之际，从其老朋友高志清身上下手，以禁鸦片烟为名，搞个突然袭击，抓住点什么把柄，向主子领赏邀功。不料，邓宝珊绵里藏针，会如此强硬反击，偷鸡不着蚀把米，立刻慌了手脚，不等天亮，一连三次，赶到桃林山庄求见邓宝珊，都被门卫挡驾，拒不接见。没奈何，好容易等到天明，请上高双成、绥境蒙旗副指导长官朱缓光、蒙旗宣慰使荣祥等驻榆林的一伙军政头目，一同来给邓宝珊陪情道歉。
邓宝珊注视着高双成等人说：“我奉劝诸位，都要戒烟。不戒烟，不光要受人的气，还得受狗的气……”
富文明知是在嘲骂自己，可也只得搭讪。
高双成叫王焕文摆开麻将桌，硬拉主人参加方城之战，邓宝珊才将此事暂搁一边。
晚上，王焕文照例摆开烟盘，烧好鸦片，邓宝珊拿起烟枪，连打了几个哈欠，咬咬牙，将烟枪一折两断。从此，竟戒绝这一恶习，不再吸食鸦片!
第二天，高双成在城内军部备了几桌酒席，将富文、徐玉柱、张维屏、徐之佳、张尔雄、郝杰三等国民党在榆林的党、政、警、特、宪几个方面的主要角色通通请去。高双成执杯在手，借给大家敬酒之机，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高双成在陕北20多年，向来是宽厚待人，也没有人和我故意为难。现在有人向我头上撒尿，这，我可受不了!我这个人，人对劲了怎么都行；人要欺侮我，我不管他是谁，‘天高皇帝远，捶头子胜过知府’①。我希望在榆林的各方面的同事朋友们，看清当前国内形势，都各自克制一点，不要惹是生非。如果一定要搞麻烦的话，那就等着看一下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②
经高双成这番警告，榆林的特务活动，一时也有所收敛。
听说邓宝珊为此事戒了烟瘾，身体十分不适，高志清心中颇为不安。过了两天，这位老境冷落全靠邓宝珊扶持的陕北洪帮龙头大爷，便亲自来看望邓宝珊。他就此事向邓宝珊表示歉意，并委婉地劝告邓宝珊不必强自戒烟。邓宝珊叹息道：
“高大哥!你是我的总参议，欺服你就是欺服我，你别心里不过意。你年岁大了，跟我不同；我还真得感谢这位专员，逼我戒掉烟瘾，多活几年哩!你放心，只要我在榆林，就不能叫你受气……想当年，要不是你背着井岳秀给我200块大洋，我还走不到三原……”
感激得五体投地的高志清，跟邓宝珊一起吃了饭，由王焕文送回家去。他逢人便说：
“咳咳，交朋友不在多，一个顶十个……”
富文这次不得人心的举动，却不仅引起榆林有识之士的愤慨，也使西安的军政头目大为不安。为了欺骗舆论，笼络邓宝珊，他们撤销富文专员职务，将军统特务、洛川专员傅云调为榆林专员。同时，以胡宗南名义拍发电报，向住在三原的张玉燕夫人，赠送了一些礼物。对这抽劣的表演，邓宝珊自然明白，但也只好虚与周旋。当他看到秘书代拟的给胡宗南的复电稿中有“承赐衣物，至为感荷”之语，拿起笔来，改为“至感体恤”。
为了安慰、侍奉心情悲戚的丈夫，贤惠的张玉燕夫人打发大女儿惠霖，从三原来到榆林。惠霖带着妈妈亲手给爸爸做的布鞋，带着爸爸爱吃的三原的泡儿油糕和蓼花糖，也带着全家的嘱托和想念。她告诉爸爸，三岁的弟弟成城，也天天喊长大了要跟爸爸去打日本。她还说，妈妈不让勤务兵叫夫人，只让喊“二婶”……一个勤务兵要回家结婚没钱给新娘子买衣料，妈妈把胡宗南送的衣料拿了一块给了这个勤务兵……
同文静好学的女儿惠霖在一起，邓宝珊得到很大的慰藉。而且，恰在此时，胡景通指挥的部队，还在东胜前线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这使邓宝珊大为振奋，将敌机残骸拉到榆林进行了展览，国民党政府为此还奖励了部队十万元。
经过烟灯事件，经过长期坦城的交往，不仅高双成对邓宝珊更加钦佩，连高双成的夫人对邓宝珊也十分敬重。这年秋天，河南沦陷区群众，不堪日寇蹂躏和水旱灾荒，有大批难民逃往榆林。二十二军河南籍官佐，组织问乡会，发起募捐赈济活动。邓宝珊得此消息，对高双成说：
“我要去劝嫂夫人捐赠十万，以襄善举。”
高双成笑道：“就请总司令命驾。”
邓宝珊亲自去高公馆一谈，高夫人立即慷慨解囊。捐助法币十万元。连同榆林各机关团体捐助，共30多万元，给难民办起了一个毛纺厂，解决了300多名难民的生计。
在逃往榆林的难民中，有一个山西老乡，带着一箱字画，在钟楼下拍卖。本人并不识货，加之迫于饥寒，要价相当便宜，可一伙地痞流氓，欺客霸市，围闹起哄，干脆想白白拿去。邓宝珊听进城买菜的司务长说起此事，饭也顾不得吃，连忙亲自赶到现场。吩咐随从，追回被白拿去的字画，轰走地痞流氓，将那老乡和字画一起护送到桃林山庄。招待那老乡吃了饭，吩咐他安心住下，请来几位懂行的教师和老先生，一张一张细细鉴定。
经过认真反复鉴定，在这批字画中，竟有好几幅是明末清初书法大师傅山的作品。那几幅大气磅礴的草书，墨飞线舞，简直是一泻千里的洪流，英风透纸，又如挥刀跃马的燕赵豪侠。邓宝珊大喜过望，连连赞叹：
“这才是黄河的风度啊!真写出了黄河的气势，黄河的神韵，黄河的壮美……明代书坛的绮罗香泽习气，被此老椽笔扫荡一空!”
他倾其积蓄，收藏下了这批字画，乘女儿惠霖南去西安上大学之际，派人一并送往三原家中。
惠霖离开榆林时，邓宝珊特意为女儿饯行。塞上秋早，气爽天晴，想到儿女们将来会比自己幸福，邓宝珊的心胸也同蔚蓝的秋空一般明净。他诗情勃发，还即兴写了首小词《玉蝴蝶》，抒发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兼为女儿送行：
“秋风到边关，新凉扑人面。把酒唱骊歌，目断南飞燕。志切复国仇，勒马趋前线。挥戈捣黄龙，莫负男儿愿。”
惠霖接过爸爸的诗稿，凝眸笑问：“爸!你是不是写了个别字儿?现在只有大雁，哪有小燕子嘛……”
邓宝珊指着女儿笑道：“你不是吗?”
惠霖羞得脸儿绯红，才明白爸爸语意双关，暗指自己的小名。
惠霖离开榆林不久，二女儿友梅在延安患病，邓宝珊把她接到了榆林。
友梅的性格与温柔沉静的姐姐不同，活泼、倔强、泼辣而又大胆。在延安她已加入共产党，对革命大家庭的生活已经习惯。来到榆林后，依旧穿一身八路军的灰布军装，看到那些腐败作风和丑恶现象，便嫉恶如仇，不考虑身份场合，到处于涉指责。而且，由于肺部生病，容易感情激动，遇到不顺心的事，往往克制不住自己。有时，同邓宝珊辩论起来，也态度激烈，言辞锋利，弄得邓宝珊难以下台。
有一次，刘绍庭携带着邓宝珊的信件准备去延安，友梅给他送行。在榆林城南门口，被调统室主任郝杰三指派的特务挡住，要进行检查。友梅大怒，朝特务脸上唾了几口，护送刘绍庭安全出城，特务们恨得直咬牙，可面对总司令的千金，只好忍气吞声。
还有一次，延安派代表来榆林商洽，城防司令张呈祥在城门口要进行检查。友梅听到张呈祥给父亲的电话，抢先赶到城门口。她一见到熟识的那位延安代表，不等对方从驴身上跳下来，抢过人家的皮包拿起就走。
部下报告了邓宝珊，邓宝珊只好装作非常生气，要拔出卫队连长刘英麟腰间的手枪，将友梅枪毙。调皮的友梅，却趁刘英麟双手护枪之机，躲了出去。
事后，邓宝珊找友梅“谈判”。友梅咯咯笑着说：
“爸爸!你不是常说：国共两党是真诚合作吗?怎么，你这个大国民党，还想枪毙我这个小共产党!”
邓宝珊严肃地说：“咳，你这个小共产党，也实在太嫩。虽然在延安几年，大概因为我的缘故，也没有送你去前线锻炼。这里不是延安，你给我这个总司令得留点体面。就这，多少人在研究我和延安的关系，蒋介石、胡宗南天天在打我的算盘……”
是的，邓宝珊的忧虑，并非多余。在他跟女儿“谈判”的同时，新十一旅就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危机——
新十一旅的中高级军官，老家多在陕北，驻防三边后，与八路军相邻联防，往来密切，内部共产党的力量显著增长。胡宗南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便想背着邓宝珊，千方百计，吃掉这支日趋革命的武装。他竭力扶植陕北大恶霸张廷芝、张廷祥弟兄的土匪武装，使其迅速膨胀挤占三边，一面骚扰陕甘宁边区，一面跟新十一旅捣乱。
这天，张氏兄弟借口和解，在安边设宴，邀请新十一旅在安边连以上军官全体赴宴。新十一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这是一场“鸿门宴”，在赴宴之前曾作了周密的自卫准备。旅长刘保堂虽然跟张氏弟兄积怨甚深，但麻痹轻敌，疏于防范，过于坦直，轻信甜言蜜语，未能看穿这两个土匪头子的蛇蝎心肠。结果，张廷祥在席间杀害了刘保堂，扣押了新十一旅赴宴的全体军官，随即向新十一旅驻安边的城防部队发起进攻。
部队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布置，英勇抗击，彻夜激战，打退张廷祥匪部多次进攻，打死其骨干军官八人，给匪军予以重创。张廷祥迫不得已，请当地绅商出面调停，释放被扣人员。新十一旅也撤出安边县城，集结于70里外的白泥井。当晚，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去定边向八路军警三旅求援，警三旅即派兵一团，驻赴安边附近埋伏，次日拂晓，八路军和新十一旅配合，向安边城内的匪部反攻。部队高呼为刘保堂旅长报仇的口号，顺利攻克安边，活捉了张廷祥。胡宗南暗算新十一旅的阴谋，才未得逞。
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以换防整训为名，胡宗南命令新十一旅由三边调往伊克昭盟北部的挑力民，而将驻挑力民的二十七师何文鼎部换防三边。这那里是换防?分明是一箭双雕，既“整训”掉新十一旅，也为进攻陕甘宁边区加紧备战。延安得悉此情，速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三边，包围新十一旅各个据点，声言先消灭新十一旅，再迎击二十七师。邓宝珊速派副参谋长于浚都到三边去见王震，王震虎起脸说：
“狼要吃羊，我要打狼!”
邓宝珊明白了延安出兵的意图，便大事张扬，发电报向胡宗南告急，才迫使胡宗南收回了换防的命令。
4
1943年6月17日，中国历史所选择的最新跳板——延安。
一队着装整齐的八路军，列队城郊大路边，精神抖擞地欢迎邓宝珊一行。邓宝珊老远从马仲英送给他的那匹油光闪亮的伊犁骏马上跳下来，领着于浚都、杨令德、刘绍庭等人，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向欢迎队列含笑致意，迈步进城。
这是邓宝珊第二次到延安。延安给他的特殊的礼遇，并非事出无因。
随着5月间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内外又一次反共高潮，正在波翻浪滚。6月初，蒋介石发电报给邓宝珊，指明要他绕道宁夏，赴重庆开会。邓宝珊看完电报，一声冷笑：
“哼，真无聊!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经过延安。”
6月8日从榆林出发，10日到达绥德。由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负责接待，开了欢迎大会，徐向前、王震、邓宝珊都讲了话。在绥德住了两天，才动身前往延安。而就在他们离开绥德前夕，胡宗南则通知邓宝珊，要他于6月18日赶往洛川，去参加军事会议。这是个什么军事会议呢?邓宝珊早有情报：胡宗南想撤退河防大军，伺机“闪击”延安。因此，接到通知，他不仅没有“赶”，反而缓辔徐行，越走越慢，从绥德到延安整整走了五天。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过境，而是一次不喊口号的政治游行。延安，岂能不隆重欢迎!
邓宝珊下榻到延安东大街南头的交际处后，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招待宴请。
当邓宝珊一行来到杨家岭时，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春风满面，同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位新老朋友，在礼堂门口含笑相迎。
“毛先生发胖了!”
邓宝珊跟大家一一握手后，同毛泽东并肩步入礼堂，边走边说。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比比划划，幽默地笑道，“邓先生的身体也比上次见面时好多了!这叫不逼不上梁山。富专员逼你戒掉了鸦片烟，蒋先生逼我搞起了大生产……请吧，这满桌菜肴，都是我们部队和机关干部亲手生产出来的。”
邓宝珊钦佩地点点头，招呼林伯渠和朱德说：
“这儿林老和总司令最年长，应坐上席。”
毛泽东挥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圆圈，说：
“不，这是圆桌会议，不分上席下席。邓先生，你别看我是党的主席，吃饭，可主不了这个席呀……”
诙谐的谈吐，随和的风度，逗起满座笑声。
宴会后，接着举行欢迎晚会。叶剑英致完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演出了京剧《逼上梁山》。
第二天，朱德作东道主，又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
这位名震中外的八路军总司令，憨厚朴实得如一位老农。席间，谈到他当年在云南随同蔡锷参加护国战争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
“……我这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也真有趣。要是有人说，一个讲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还曾经虔诚地信奉过释迦牟尼，也许很少有人相信。可我在驻军昆明时，就认真研究过一段佛学，跟一位大和尚很有交情，还替他写过一篇碑文。原来，佛学也并不认为，天地间有啥子神灵。佛的意思，就是最有觉悟的人。革命，恐怕是最好的修行，真能帮助人大彻大悟!现在，拿我们一个战士的觉悟来看，都早巳超过了如来佛的水平……”
邓宝珊笑道：“总司令!听说毛先生对你的评价是：‘意志坚如铁，肚量大似海’。佛嘛，就是大肚能容。”
“可有人却容不得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啊!”朱德眨动一双透穿风云的眼睛。”所以，我这个老兵，还不能解甲归田。邓先生这次去重庆，会见各方面的朋友，可以替我们解释解释……”
第三天，贺龙作东道主，又宴请邓宝珊。
闯荡江湖、豪放不羁的贺龙，留着小胡子，叼着大烟斗。他笑眯眼睛，讲完长征中充满奇趣的见闻之后，虎虎有神地说道：
“邓先生!你去重庆!麻烦替我给老蒋捎个信：君子不记旧仇，过去的事我贺龙一笔勾销。现在嘛，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要不老老实实抗战，三天两头打共产党的主意，可得小心一点!不然，我带一支兵从甘肃向川西、云南插去，先截断他的财源……”
对性烈如火、浑身是胆的贺龙，邓宝珊十分赞赏。但对他的这番话，实在不好说什么，只能微微一笑。
邓宝珊在延安住了七天。除多次会见毛泽东、朱德、贺龙、叶剑英外，还由在延安养病的老友续范亭陪同，去探望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几位老人。临别前夕，他举行答谢宴会，毛泽东、朱德等应邀一一出席。
席间，谈论起国际国内形势，对胡宗南召开洛川军事会议的阴谋，延安显然已得到可靠情报。毛泽东伸出一个拳头，用嘲弄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道：
“看来，胡先生又在为我们失眠了。撤退河防大军，分九路闪击延安?啊呀呀，那么多美械装备，我还得多准备一些收条……邓先生，你别听他吓唬人，蒋先生的这位得意门生，其实是个草包，不过是挑一担鸡蛋招摇过市，大声叫卖罢了!”
邓宝珊看看毛泽东，置之一笑。转换话题，问毛泽东高龄几何。毛泽东回答了自己的生辰，邓宝珊若有所思地说：
“中国有毛先生，是民族之福。赶走日寇，在北平为您祝寿……”
“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连连摇手。“赶走日寇是我们大家的希望，给我祝寿却不值得。”
邓宝珊又问：“东汉末年，黄巾军不入郑公乡③，现在你们为何镇压叶德辉?”
毛泽东叹息道：“我们非常尊重学者。镇压叶德辉，是地方干部所为。当我们听到消息时，人已经死了。我们已批评了当地干部，并告诉他们以后对读书人要保护，要教育，决不允许擅自处理。”
邓宝珊恳切地说：“我没有进过学校，也懂得读书人的宝贵。毛先生博古通今，自然更明白读书人的作用，希望以后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好。邓先生对敝党知无不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邓宝珊的意见表示赞许。
6月底，邓宝珊路经黄陵。当地驻军胡宗南部整编二十六旅旅长徐保，因其岳父武勉之同邓宝珊是老朋友，接待十分殷勤。这位胡宗南的心腹，陪邓宝珊去城北桥山瞻仰黄帝陵回来，酒足饭饱，又找邓宝珊海吹神聊：
“邓先生!胡长官在西安，你在榆林，向延安南北夹击，就可以建立不世之功。嘿，说起胡长官的带兵，那可真是高明……”
“怎么个高明法呢?”邓宝珊装作蛮有兴趣地问。
“拿对我来说吧——”徐保喝了口茶，沾沾自喜地说：“那时我还是个团长。有回领来全团的军饷，手不顺，一夜输了个精光。第二天军需主任向我要钱，我就说：‘集合队伍，团长亲自发饷。’全团集合后，我讲：‘这月的饷，领来了。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晚团长把钱统统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关双饷，好不好?’大家叫我搞迷糊了，齐声答应‘好!’”
“下午，不知谁报告了胡长宫，把我叫去，拍着桌子问：‘徐保，问你一个问题：自古名将，谁是赌棍出身?‘吓得我气也不敢出，不知将怎么发落。谁知他哼了两声，却怒气冲冲走了出去。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你胡某人是怎么发迹的?还不是当年在黄埔违犯校纪，校长找你训完话假装睡去，你直挺挺站了一个下午，才博得了校长的欢心?至于说，赌棍出身的将军，我也想起，胡长官就是赌棍出身。于是，我原地立正，纹丝未动，直站到天黑。胡长官回来一看，不但没有处罚，又补发了军饷，还将我提升成了旅长。”
“噢……”邓宝珊只感到一阵恶心，仿佛碗里掉进了一只苍蝇。
到了西安，会见胡宗南。这位五短身材，拥兵40万的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一次，对邓宝珊倒格外客气。不仅对邓宝珊未参加洛川军事会议一事闭口不提，而且盛情款待，优礼有加。他操着一口浙江话，一口一个老兄，吹捧得连邓宝珊的随员，都感到有点肉麻。但是，宴请之后，却将邓宝珊单独请进他的书房，打开抽屉取出厚厚一叠电报，不阴不阳地笑道：
“老兄!这都是告你的，你看看。不过，我决不相信，你会跟异党私通……”
邓宝珊哈哈一笑，神情坦然地挥了挥手：
“我不看。我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也许还会死于忧患，经常在忧患之中。历史可能会暂时倒退，但事物总是发展的，谁是谁非，时间会说明问题。”
胡宗南讨了个没趣，见邓宝珊并不上钩，只好收起电报，讪讪地说：
“唔，我钦佩老兄的高见。往后要多支持兄弟一把，共同效命党国……”
7月中旬，邓宝珊飞抵酷热难熬的重庆，与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等一起下榻胜利大厦。
在邓宝珊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旅行。在这座空气污浊、挥汗如雨、仄逼拥挤而光怪陆离的陪都山城，他出入豪门巨室，奔走权贵公卿，在雍容华贵的长袍马褂之间，在金光闪闪的肩章假牙之间，面对紫红色镶金丝领带，面对猩红色织花栽绒地毯，同英国绅士般彬彬有礼的笑容，同石膏塑像般僵硬紧绷的面孔，碰杯作揖，握手鞠躬……苦苦折腾、熬煎了70多天!
这期间，他先后有六次参加会议和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跟这位不可一世的当时中国的头号政治人物进行了深入交谈。同时，还先后参加了孙科、孔祥熙、张群、陈诚、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等这些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的宴请。而且，还专诚拜谒了久所敬仰的宋庆龄女士，和不再左右摇摆、致力团结抗战的冯玉祥先生。跟张澜、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就和衷共济、民主建国的问题促膝恳谈，倾听了他们的声音。
如果说，来到重庆之前，邓宝珊对国民党的前途多少还抱有几分乐观，那么，经过这70多天的接触，却只留下一片灰暗。特别是看到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情况，更使邓宝珊感到沮丧。这次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使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处境更加艰难，使反动独裁的蒋家王朝正式形成。经过修正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肆意扩大主席职权，从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本加厉，变为一人专政。
由于邵力子、于右任再次向蒋介石推荐，在此期间，重庆放出一股空气，说是邓宝珊将离开榆林，调任甘肃省主席。在重庆的甘肃学生和军政人员，奔走相告，纷纷来向邓宝珊预先祝贺。邓宝珊自知这不过是一个诱饵，哭笑不得，有口莫辩。为了向同乡好友讲清形势，解释苦衷，他离开胜利大厦，到远居重庆郊外的李世军家里住了两天。跟这位20年代在北京就结识的甘肃同乡，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深夜，疏雨敲打着窗前的芭蕉。李世军问：
“邓先生!从纯军事观点而言，世界大战结局如何?”
“战争的胜败，不专靠军事，主要靠经济，蒋百里先生的著作讲得很透彻。”邓宝珊摇着葵扇，慢慢说，“从德、日两国的经济军事技术实力来看，结局必败。不过，盟军要打败它，恐怕还需要二三年时间。”
“盟军胜利了，世界能否安定?中国能否安定?”
邓宝珊断然说道：“不可能，战争一停，就会是美、苏争霸，谁也不会放弃中国这块肥肉。蒋先生完全靠美国过日子，毛先生却并不完全靠苏联，只是暂时利用苏联与蒋先生争高低。如果蒋先生站不住脚，美国可能会拉拢中共；而中共的势力如果膨胀太快，斯大林也可能会支持蒋先生……”
“那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按实力说，国民党应该比中共有利。可蒋先生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贪污腐败，违法犯纪，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中共的统战政策，将会把一切反蒋力量吸引到它周围……”
李世军笑道：“抗战胜利后，如果国民党人来一个内部改革，把全国进步力量团结在党内革新派旗帜之下，与中共推诚相见，共同建国呢?”
邓宝珊摇了摇头：“你看国民党内谁有革新气魄?”
何应钦、陈诚、阎锡山、胡宗南……李世军列举了一大串名字。邓宝珊只是摇头，对这种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没有进行争辩。李世军便转换话题，问起了毛泽东，问起了延安。
“毛先生在延安的地位和威信很高，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也远比国民党内牢靠。”邓宝珊解释说，“现在的中共，已有自己独立的政策，不再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经过整风，不仅纠正了红军时代过‘左’的做法，而且使干部的作风人为改进。……汉三!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忠厚待人，不能太精明。太精明往往太尖刻，疑忌部下，不能容人。结果，成为孤家寡人……”
这次谈话后不久，在重庆郊区长江南岸风景胜地黄山别墅，蒋介石对邓宝珊最后一次单独召见。
邓宝珊到达黄山别墅时，已是下午三点钟，蒋介石正在山顶卧室里睡午觉。邓宝珊被安排在山坡上一座名叫老草房的客房里等候，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被带去山顶客厅。全副武装的蒋介石，在一把竹椅上正襟危坐。邓宝珊行了个室内军礼，口称“委员长”，蒋介石“嗯嗯”两声，招手请坐。
“中国三个火炉子，要数重庆最热。邓先生从榆林来，很不习惯吧?”默默地枯坐了一阵，蒋介石忽然开口问道。
邓宝珊未置可否，含糊地“嗯”了一声。蒋介石却似乎没有启口的意思，只是翘着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竹椅的扶手。
“委员长!”邓宝珊想了想说：“五中全会，选举您为国府主席。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问题，大家都很关心……”
蒋介石微微一笑，避开这个话题，却逼视着邓宝珊，冷冷问道：
“听说，你有个女儿是共产党?由延安派到了榆林?”
“是的。原来在延安学习，肺病第三期了，我把她接到身边养病。人各有志，有什么办法呢!”邓宝珊毫不含糊地回答。
蒋介石叹了口气：“邓先生!我早就说过，对你的为人和军事指挥才能，我十分尊重。赤化中国，这完全是俄国人的野心。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可不能受邪说蛊惑，为异党利用。”
邓宝珊理直气壮地说：“委员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主张联俄联共。自从您在庐山发表抗日谈话，我对您领导全国抗战的所有言行无不竭诚欢迎。可现在大敌当前，如果同室操戈，岂不令亲痛仇快，国人寒心……”
蒋介石挥手打断邓宝珊的话，不耐烦地问道：
“邓先生!你到底愿意要什么?”
“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
蒋介石“哼”了一声，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微笑。召见就结束了。
对邓宝珊不合时宜的言论，连跟邓宝珊关系亲密的于右任，也颇为担心。在邓宝珊离开重庆，于右任为之践行时，这位大胡子院长伸手比划了个杀头的动作，操着关中方言怪怨邓宝珊说：
“你呀，讲那活不要‘沙’④了!”
邓宝珊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没有吭声。
路经西安，胡宗南再次进行拉拢。邓宝珊已看破其拉他进攻延安的险恶居心，虚与委蛇，表示引退。愚蠢而狡诈的胡宗南，便立刻见缝插针说：
“榆林的重任，还务必请老兄担任，我给你物色一个帮手，辅佐老兄!”
不久，即派其心腹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图谋取代邓宝珊。而且，将徐保的整编二十六旅也开到了榆林。
邓宝珊心事重重地回到三原家中，百无聊赖时就取出于右任在重庆预祝他五十岁生日的礼物“百寿图”解闷。他一个个细细玩味着那一百个形态各异的寿字，满腹惆怅，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在家里住到过了11月10日的五十岁生日，才慢慢动身返回榆林。
路过延安，索性又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从容地进行了多次晤谈。
对邓宝珊在重庆的表现，毛泽东自然了如指掌。他针对邓宝珊对国民党还保留的一些幻想，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里，同客人坐在一盆木炭火边促膝长谈，整谈了一个夜晚。
“邓先生!”毛泽东抽着邓宝珊从重庆给他带来的高级香烟，用他那舒缓的湖南话温和地笑着说，“办任何事情，光有个美好的愿望不行。即是你真心想把蒋介石拥护成华盛顿，蒋介石就能成为华盛顿吗?……蒋介石是聪明人，可不管他有多么聪明，他的政策，只能由他所代表的那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决定。”
邓宝珊认真听着，很少插话。
毛泽东站起来，一边在地上慢慢走动，一边伸出右手食指敲着自己的额角说：
“……我这里早先也没有马克思，装的是四书五经和《民约论》。可事实告诉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行。孙中山先生搞了40年，为什么‘革命尚未成功’?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蒋先生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去执行。你问我抗战胜利后怎么办?能出现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自然很欢迎!可还是那句话：办任何事情，光有美好的愿望不行……”
窗口透进了丝丝曙光，拂晓的风吹得窑洞前的枣树呼呼作响。邓宝珊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却在翻波滚浪……
有天晚上，边区政府举行文艺晚会，邀请邓宝珊观看演出，由周恩来和林伯渠作陪。对邓宝珊来说，每次同周恩来见面，似乎都能从这位博大的共产党人身上得到新的发现。这次来延安，他发现毛泽东主要是给人以说服，而周恩来则更多的是给人以感染。男性的刚强，女性的温存，东方人的谦逊，西方人的坦率，在周恩来身上结合得那么完美!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热情而有节制的举止，犀利而富于弹性的眼神，时时处处，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同情和关心。
这是一台自编的小节目，有的反映抗日，有的表现大生产，娱乐的性质很小，主要是鼓动宣传。其中有一个表现反摩擦的话报剧，还有头上贴着膏药的“蒋介石”在台上出现。而且，演到紧要之处，那“蒋介石”被边区军民一声大喊，还一个倒栽葱从桌子上滚了下来。
满剧场一片掌声、笑声，没做声的只有周恩来和邓宝珊二人。
在这样的场合看这样的演出，邓宝珊实在左右为难。回来躺在床上，他还感到惴惴不安。
谁知第二天晚上，还是周恩来作陪，又请邓宝珊看戏。这晚演出的是经过改编的传统京剧《棒打无情郎》，故事没有以金玉奴和莫稽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将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对立。邓宝珊对周恩来的苦心，心领神会，喜笑颜开地对这个剧本的改编表示了称赞。
这次在延安，邓宝珊还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在劳模会上，他和续范亭以来宾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讲演结束时，邓宝珊向全场劳动模范，向滚滚延河水，向巍巍宝塔山，放开嗓门，发出了一声明确而有力的呼喊：
“我是大家的朋友——!我是大家的朋友——!”
注：
①捶头子：陕甘方言，拳头。
②马王爷三只眼：陕甘俗语，意为厉害、难惹。
③郑公乡：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的家乡。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山东高密人，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
④沙：关中方言，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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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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