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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八章 水流千转 |
| 黄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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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了!胜利了!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千疮百孔的中国欣喜若狂。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老百姓，甚至点起破棉袄当火炬，敲着脸盆去游行。
在被爆竹焰火照亮的夜空下，目睹满街狂欢的人流，邓宝珊的眼睛里，既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也流露出深深的忧郁……
董钊自到榆林，构筑工事，调动部队，积极准备进犯延安。邓宝珊不愿卷入其事，大部分时间在三原家中赋闲。高双成去世后，胡宗南借吊唁之机飞赴榆林，与董钊合谋，架空邓宝珊。由于接任二十二军军长的左世允，坚持与延安友好，继续与邓宝珊密切合作，使董钊的阴谋难以施展，胡宗南才迫不得已亲自去三原敦请邓宝珊。邓宝珊一拖再拖，直到董钊离开榆林后，才于去年冬天返回榆林。
返回榆林不久，毛泽东委托榆林派驻绥德的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专程给邓宝珊送来一信。信曰：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的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恰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12月22日
这封信，以及由刘绍庭转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使邓宝珊对时局的看法更为清醒。
这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邓宝珊奉命离开榆林去重庆述职，并参加国民党六大。经于右任、徐永昌、傅作义推荐，邓宝珊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重庆的甘肃籍官员和学生，纷纷前来祝贺。邓宝珊心知肚明，知道这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又一个小把戏，意在拉拢他这个杂牌军将领。但只能一笑了之，不便明言。而且，通过参加这次大会，邓宝珊进一步明白：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也不能容忍任何异己势力，他要消灭所有民主力量，把中国彻底引向黑暗。
人在苦闷、沮丧、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远去的先祖。此时的邓宝珊，就陷入深沉的忆念里。在一个郁闷难熬的夜晚，他向兄长般的于右任，倾诉了自己的家世，并请于先生为他的父亲邓友斋撰写了一篇墓表。这篇墓表，是研究邓宝珊的珍贵资料，谨照录于此：
天水邓太翁友斋墓表
三原于右任撰并书
天水邓友斋先生既殁之三十有八年，其哲嗣宝珊自榆林述职来渝，请为文表其先德之墓。宝珊苦志孝思，又与余为数十年患难交，曷可辞。按状邓氏明初自江南凤阳石桥镇西徙秦州，始迁祖三传至禧祖者，族寖繁衍，占籍州治及邓家门隶青石、柔远、向化三里，科第蝉联，一州称盛，谱牒在焉。翁之曾祖考讳炳，字文远，妣氏阎。祖考擢，字拔庵，妣氏张、氏陈，历世教授，庠序有声。拔庵翁生翁昆弟二，长礼贤，早逝。翁讳尚贤，友斋其字，自髫年岐嶷异常，沉默寡言笑。奉亲纯孝，好读书，晓经史大义，菲薄举子业。奉讳后家渐中落，遂弃儒而商，屈抑廛市中，以诚信孚众。每遇急难，翁折冲其间，悉得其平。同光之际，军谣岁饥并至，翁仗义助饷救荒，岌岌若不及。与从兄成斋、从侄松岩雍雍相依，敬宗收族，殚力以赴。无少长，皆敬畏之，里中称邓氏三贤焉。配何氏，生女一，适左。继配昝，生子三，长子盘，次宝珊，次镜吾；女二，适王，适孙。翁晚年督教诸子綦严，常谓：吾以家累，不能竟所学，汝等宁无一人继吾志事者?言辄泣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疾终于家，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葬城北天靖山武家滩祖兆之次，庚山甲向。时子盘方弱冠，宝珊才十四龄，四壁萧然，儋石屡空。夫人昝抚育酸辛，且失明，次年亦逝世。弥留时谕宝珊曰：汝自为之，今后我不能管汝矣!宝珊凛夫人遗命并耳熟翁所谕古豪杰事，思有以自立，遂奋志出阳关。辛亥革命用能树帜西域，民十以来转战秦豫燕赵，赞翊中兴，其根荄忠孝有自来矣。为人子者承志广孝之意，庶其无憾。而翁之畸行谮德，洵有足风末俗而式来兹者在。因伐石而表诸其阡。
孤哀子 子盘 宝珊 镜吾
孙 成城 丑娃
立石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月 日
这篇墓表是于书的代表作。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书法选》称：“于右任撰书的著名的《邓友斋墓表》……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书法佳作。于先生在书法创新上的胆识，气魄，天分以及他用同一笔法(草法)统一三种书体于同一书作的成功创造，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这篇墓表，碑石刻就于陕西三原，并未移置于天水邓氏墓地，现作为文物保存于西安碑林。碑石完整清晰，高约220厘米，宽86厘米，正面书“天水邓尚贤先生之墓”，背书墓表全文。
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六大从重庆回来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在举国若狂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他似乎已听到了内战的枪炮声。当孩子们要他谈谈抗战胜利后祖国美好的未来时，他紧闭的唇角只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
但是，饱经忧患的将军，虽然有一双阅世颇深的眼睛，但面对风云变幻的历史，却还是显得有点儿天真。当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的时候，当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当国共两党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时候，他竟由衷地相信：内战可以避免，和平即将告成。
谁知，就在邓宝珊由不安转向乐观之际，现实，却向他提供了相反的教育——
战场上的滚滚硝烟，毕竟不是谈判桌上的甜言蜜语。内战已不再是天边的乌云，不等一声雷响，就成了倾盆大雨，连邓宝珊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
10月25日，奉命开往绥远“抢摘”胜利果实的新十一旅，经过激烈的内部冲突，其第一团在安边举行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出突然，邓宝珊毫无精神准备，感到在榆林再难以住下去，便应傅作义的邀请，去了包头。不巧，为了摆脱困境的邓宝珊，却反而陷入是非之地。他到达包头的那天，解放军贺龙部队，已向包头、归绥步步逼近，他只好乘最后一列火车赶往归绥。傅作义问他如何对付兵强将勇的贺龙部队，邓宝珊只回答了两个字：“集中。”于是，傅作义把部队集结到归绥、包头两座城市，同兵临城下的解放军攻守交锋。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但是，面对城外日夜不息的隆隆炮声，傅作义同邓宝珊的感情却与日俱增。有段时间，傅作义甚至听从邓宝珊的劝告，准备起义。由于援军忽到，解放军撤离，才又改变了主意。
1946年1月10日，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同时发出停战令。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召开。
就在这次中外注目的重要会议召开之日，邓宝珊离开刚刚解围的归绥，去北平看望自卢沟桥事变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女儿团子——已在日寇轰炸中遇难的崔锦琴夫人的惟一遗女。父女俩在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战乱之后久别重逢，已长成大姑娘的团子和姨妈崔雪琴，望着愁眉不展、骤然苍老的邓宝珊，相对唏嘘。由于归绥两个多月的围困，加上见到女儿引起的伤痛，邓宝珊感到心力交瘁，便在北平孙家坑五十一号的四合院里住下来，一面思考，一面休息。
为什么非打不可呢?痛定思痛，他越思越胡涂。想来想去，对画家戴本孝的“最分明处最模糊”的画论，似乎倒有了一点儿领悟。
画家讲的是艺术，其实，历史、政治、宗教、法律……何尝不如此呢?因此，面对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倒显得有点儿过于冷静。整天揪着长长的眉毛，低头不语，有时竟如同老僧入定。因为，他终于明白：国共两党已失去了抗日救亡这个进行第二次合作的基本条件。现在，双方都想消灭掉对方，问题只是手段和时间……但是，他当时又认为，国共两党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一方要完全吃掉另一方，不仅十分困难，简直不大可能。如果不能继续合作，必然是反复无常的动乱，旷日持久的分裂，长期对峙的战争；必然弄得民穷财尽，国力锐减，使人民不得安居乐业，使祖国难以繁荣昌盛。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制止内乱，促使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和平建国呢?在北平闲居期间，他跟北平军事调停小组国共双方代表，多次进行了晤谈，但也没有谈出个究竟。中共代表老朋友叶剑英，只是乐观而又自信地告诉他：他们一定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完全打败国民党，打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不过，邓宝珊始终认为，国共两党之争，不可能只是一场逐鹿中原的权力之争，不可能完全依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要看谁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自由和富裕……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当三月间重庆通知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时，邓宝珊认为这是可以向国民党中枢表达自己意见的最好机会，便带着女儿团子，匆匆飞赴榆林，稍事休息料理，就转赴重庆。
这是一次什么会议呢?这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调集大军准备进攻解决区的军事会议。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在4月1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及东北停战协议，现在只是实施他的军事部署罢了。
会议开始，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首先发言，提出并要求大家保证“三个月打垮共军，六个月消灭共军”。嫡系将领们齐声附和，纷纷表态，竭力主战，会场上一片呛人的火药味儿。杂牌的将领们也大部分跟着起哄，应付场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察言观色，进退两难，心存等待。邓宝珊坐在末席距蒋介石最远的座位上，默默地微眯着眼睛，一副入迷的神情，仿佛正在听戏。
等将领们的发言冷落下来之后，毫无表情的正襟危坐在会议桌一端主席位置上的蒋介石，忽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说：
“邓总司令!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全副戎装的邓宝珊霍然站起，看了蒋介石一眼，故意放慢语调说道：
“委员长!我看打不得。第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容易胜利了，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尽，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就会崩溃……”
嗬!竟敢在此时此地，当着蒋介石的面唱反调，泼冷水，这不是揭龙鳞，捋虎须吗?将领们张口咋舌，面面相觑。跟邓宝珊关系亲密的傅作义、徐永昌几位，竟吓得为邓宝珊紧攥着两把冷汗。谁都以为，一场雷霆般的震怒将会发作，不知高低的邓宝珊将会大祸临头。
不料，听完邓宝珊这逆耳之言，蒋介石却点点头，咧开薄薄的嘴唇，嘿嘿笑道：
“很好!宝珊说得很对。这个仗确实不能打了。散会。”
怒目金刚骤然变作笑面菩萨，一场戏真演得出神入化!
4月9日，邓宝珊携女儿团子，与高桂滋、赵寿山等同机飞抵兰州，下榻于老友马锡武家中。
次日，他领着女儿去崔夫人墓地扫祭。看了地方名流张维撰写的墓志铭，和于右任题写的“慈爱园”门额，又到枣树沟防空洞坍塌出事地点，默默地站了一阵。团子趴在地上泣不成声，邓宝珊除劝慰女儿外，只说了一句话：
“这样的土质能挖防空洞吗?”
对崔夫人和子女的出事，却没有指责任何人。
不仅如此，连对留在兰州经管家务的随从副官杨子实，在崔夫人逝世后盗卖遗物小卧车一事，也得到将军意外的宽容。对杨子实这一贪财欺主的举动，大家都很不满，邓宝珊一到兰州，都担心他如何向邓宝珊交待。杨子实却依仗自己跟邓宝珊是天水同乡，若无其事地说：
“我把总司令的一辆小卧车卖了，钱也已经花了。”
谁知邓宝珊竟说：“卖了就卖了，够不够花?不够花时我给你再想办法。”
杨子实只好红着脸回答：“够了。”
4月14日，由乡绅水梓、张维主持，兰州各界在青年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邓宝珊、高桂滋、赵寿山三位将军。擅长辞令的水梓，首先致欢迎词：
“……我们欢迎邓宝珊先生，是欢迎一个久别归来的家人，共聚一堂，叙天伦之乐。他带上甘肃子弟兵出去抗战，功在国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高桂滋长官、赵寿山将军是陕西人，从来陕甘是一家，他们在抗战期间，都为国家尽了很大的力，我们一如家人一样欢迎他们两位。”
临到邓宝珊致答词时，他缓缓走到讲坛前，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全场400多人，先悲戚地说道：
“我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这句沉甸甸的简单话语，包含着多少国仇家恨，寄寓着多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焦虑和隐忧啊!女儿团子在后边掩面而泣，整个会场针落如雷，仿佛听得见一颗颗受伤的心，在微微颤栗。过了足足三分钟，邓宝珊才接着讲：
“大家欢迎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七年多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看到父老健在，内心很喜悦。刚才主席谈我功劳在国家，我有什么功劳呢?有功劳的是全甘肃的数十万壮丁，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十几万三陇健儿……”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邓宝珊停了停，又继续讲：
“我这几天看到的兰州市容，确实比以前好得多了，可是没有一处建筑是为老百姓盖的!抗战胜利，是用壮丁的血和汗，母亲、妻子的泪水换来的!今天抗战胜利了，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应该给孤儿寡妇一个稍微喘息的机会，而不应该别有什么图谋……”
同九年前送别时的讲话前后呼应，真挚的感情交流，心与心的共鸣，激起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仿佛第一次发现：这就是邓宝珊!
接着，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兰州女子中学，甚至兰州市举办的全市小学生野营活动，都纷纷来请邓宝珊去给他们讲演。
邓宝珊有求必应。在兰州大学前身的甘肃学院，他以自己最喜爱的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个不息的奋斗过程”为题，向全体师生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讲演。他结合自己复杂而曲折的经历，从参加伊犁起义讲到护法战争，从戒除赌博抽烟的恶习讲到投师学习文化知识的艰辛，讲了榆林的三大：风大、沙大、困难大，也讲了他三去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将理性的思考和形象的描绘水乳交融在一起，将复杂奥妙的人生哲理，讲得那么深入浅出而又妙趣横生!在讲演结束时，他还以惊人的记忆力，背诵了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关于人生的一段精辟议论，来同全体师生共勉：
“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敌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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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华北、中原……一场残酷无情的全面内战，卷起滚滚浓烟。戴着美国生产的高级白尼纶手套的蒋介石，终于背信弃义，在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支持下，将血迹未干的中国拖入了战争深渊!
7月间，在胡宗南再三催促下，邓宝珊迫不得已回到榆林。此时，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反包围，正在激烈进行。胡宗南派来的徐保，表面极其恭顺，但对邓宝珊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邓宝珊佯装悠闲，千方百计想摆脱左右为难的局面。可是，延安和西安在搞拔河比赛，邓宝珊成了双方手里的一根绳子，任你绞尽脑汁，也无法抽身事外。
邓宝珊刚回榆林，延安就派人来策动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反戈起义。同邓宝珊关系深密的胡景翼五弟胡景通，为人忠厚，不忍撇下邓宝珊自行其是，没有答应。于是，延安又派人去做胡景翼六弟陕北保安副指挥官胡景铎的工作。10月间，胡景铎在横山县所属的波罗镇举行起义。胡景通奉邓宝珊之命带了四个营去进行招抚，走到无定河边的响水堡对岸，被解放军新四旅包围，激战半夜，率残部突围而出。解放军乘胜追击，将榆林西南的响水、石湾、镇川等外围据点全部占领。
胡宗南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派专机飞赴榆林，以“通共”罪名来逮捕胡景通。邓宝珊将一领名贵狐裘奉赠来人，百般好言遮护，才将此事搪塞过去。
从此，胡宗南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榆林的控制。命令榆林专员徐玉柱、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冒着隆冬的风雪，驱赶军民采石拉沙，挖掘冻得生铁一般的土地，扩建了榆林机场。不等1947年的春天来到榆林，就派其副长官高桂滋前来传达作战部署，并将其整编二十八旅空运榆林，还叫一个名叫蔡棨的高参，坐镇榆林督师监军。
而在此前后，毛泽东、朱德、续范亭又多次来电来信，劝告邓宝珊当机立断，见机而作，投身革命。在这些电报信件中，他们分析形势，陈述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邓宝珊深受感动。他们甚至提出，如果邓宝珊带领部队举行起义有困难，还可以独自离开榆林，只要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延安帮他组织一支“西北民主联军”由他担任总司令。特别是续范亭于1947年初写给他的最后一信，更使邓宝珊心驰神摇。信曰：
宝珊老弟如晤：
严寒把我冻结在绥德了，回晋与否明春再定行止吧。来此身体确有转机，请释念。看了淳化帖，如睹故人，笔体稍变，请勿疑。数年以来，我的哓哓不休，绍庭的仆仆风尘，毛朱的意气勤恳，诸好友的属望殷切，皆集中于此时此事，纯粹的为国为友，非有他求也。而朱、毛对你的期待亦可谓特殊无二，为国家虚心，为人民惜材，一而再，再而三，岂有他图哉?!这次绍庭兄去能做最后之决定，甚盼。只要宣布了脱离内战，我们估计将来的影响与成绩当可与西安“双十二事变”并驾齐驱，其利国利民为何如哉!革命史上的精彩当占几页耶?我又头晕了，余由绍兄面详吧。祝你们的健康 友梅近如何?念，念。
范手上
元月7日
过去我写的信，激切之处颇多，但我以为《春秋》责备贤者，应当如是也。但凡知道你的人，都对你抱绝大希望。看了你的身体，都说至少尚能奋斗二十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如此变化的中国，而欲以静态处之，绝对不可能也。周副主席此次回来，谈到你的问题，他说将来能有资望统一指挥起义的民主军，长江以北，只你一人而已，非过语也，可见此间当局切盼殷且诚也。
范又及
邓宝珊读完此信，踌躇再三，彻夜难眠。凝视着信纸上加了着重号的那半句活：“欲以静态处之，绝对不可能也”，仿佛大梦初醒，直如醍醐灌顶!到底是半生相交的患难知己啊，这一针，穴位选择得真准。“静心戒欲”“宁静致远”“静观待变”“以静制动”“静坐常思己过”……几十年来，自己不就是把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些格言，作为处世良方吗?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现在，再也难以静得下去了。但如何才能动静适宜、进退得当呢?时间、地点、条件，还需掌握火候，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早产的婴儿往往早夭，即使存活下来，也难以健康长寿。自己是个光杆司令，如果贸然从事，不仅可能事与愿违，也许劳而无功，成为天下笑柄……
邓宝珊把几个心腹幕僚找来，关起门，不见任何人，苦苦研讨了两天，才给续范亭复了一信。要续范亭转告毛泽东和朱德：他“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有位幕僚惋惜地说：“邓先生!既然人家请您树起西北民主联军的旗帜，您何不现在就采取行动?”
邓宝珊半晌默然，低头许久才表情痛苦地说：
“共产党也是讲实力的。可我没有实力。树起那个旗帜来，有谁响应呢?只能成为南京的靶子，转眼化作泡影。何况即使站住了脚，到什么时候也是受人歧视的杂牌……”
这就是邓宝珊当时的处境、态度和担心。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初期，他无力一开始就采取主动，不得不背着沉重的包袱，忍受着被历史误会的巨大危险，在夜色的保护下去迎接黎明。
就在邓宝珊犹豫不决的这个关键时刻，形势急转直下，延安和榆林之间也停止了信使往来。1947年3月初，以蒋介石接班人自许的胡宗南，在指挥部队准备进犯延安前夕，将邓宝珊派专机接到西安，跟淝水之战前的苻坚一般，将他的用兵大略卖弄了一番，眯*(左目右奚)着被梦想的胜利陶醉得闪闪发亮的小眼睛，问邓宝珊道：
“老兄!你看小弟的这盘棋如何?”
邓宝珊看看这位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皮里阳秋地笑着说：
“胡先生这一记铁沙掌当然厉害，不过，毛泽东要跟你玩起太极拳来，恐怕会掌掌落空——”
“不!”胡宗南双手抱拳，煞有介事地喊道：“只要老兄肯助小弟一臂之力，光复延安，马到成功。”
邓宝珊哈哈一笑：“好，无定河边见吧!”那潜台词儿是两句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但浮躁而骄横的胡宗南，根本没有心思去听。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侵占延安，24日，电令邓宝珊派榆林部队向绥德推进，配合从延安北上的董钊兵团南北夹击。电报中说：“陕北共军已经溃散，其主力将由绥、米过河东渡，望转饬所属，同心协力，共擒渠魁，以成不世之功。”邓宝珊看完电报，良久不语，沉思半晌，才对几个幕僚说道：
“胡部以20余万之众，尚扑延安一座空城。榆林有何力量，能与共军较量?……叫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派刘松山团出击一下就行了。”
参谋处长赵一清不满地说：“总司令!你怎么老是粘粘糊糊的……人家给了你升官的机会，还踌躇什么?”
邓宝珊啼笑皆非，想了想，也觉得不能不认真敷衍，便叫参谋处拟了个作战部署命令，于次日召集将领开会决定：以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新十一旅旅长于浚都分任中路正副指挥，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推进；以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副师长张云衢为左翼正副指挥，向佳县推进，以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为右翼指挥，向横山推进。这个部署看起来面面俱到，其实是虚张声势。出发之前，邓宝珊就命令中路只进到距榆林70多里的鱼河堡，左翼只进到80里的清泉寺后，便就地待命，以观战局变化。仅让右翼胡景通攻占横山、波罗、响水等地，以出师告捷的战绩，改变其因六弟胡景铎起义而所处的困难境地。
当上述部队各自进行到指定地点，胡宗南又来电报说：“顷在瓦窑堡地区发现大部共军流窜，尚无北上模样，已令董钊兵团折回追剿，希北线部队在原地待命。”这些部队便原地未动。而就在他们“待命”期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重大的胜利，打得胡宗南损兵折将，精疲力竭，已经难以招架了。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曾派飞机接邓宝珊去延安一行。胡宗南为了欺世盗名，吹嘘他的“不世之功”，谎报蒋介石他俘虏共军若干若干万人。此事引起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纷纷要求前来延安采访这些被俘的大批共军。胡宗南怕牛皮吹破，连忙在延安郊外设立了五个战俘营，从自己的部队里挑选了一批伤员和瘦弱的士兵，每人发给两块大洋，叫他们化装成被俘的解放军，供外国记者参观。邓宝珊来到延安时，这幕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正在上演，可恬不知耻的胡宗南却完全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他把西安那一套排场全部搬到了延安，每日歌舞饮宴，寻欢作乐，用悠闲的华尔兹舞步消磨时间。但是，正当这位得意忘形的将军坐在自己华丽的客厅里向邓宝珊卖弄他的下一步计划时，一阵隆隆的炮声震得房子都在轻轻晃动。他慌张地走到窗前，瞅着迷蒙的黄土山梁，向邓宝珊问：
“土匪……嗬!土匪还这么厉害?”
邓宝珊只是笑了笑，没有做声。
从延安回来，邓宝珊就在认真考虑，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女儿友梅的病，越来越沉重。自从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她就一刻也不能安静，跟爸爸常常吵架，吵得很凶。这位坚贞的女共产党员，有好几次冒着高烧冲出窑洞，要去找转战陕北的同志们，弄得邓宝珊伤透脑筋……
可是，8月2日，邓宝珊突然接到一个情报：彭德怀率陕北解放军主力七个旅，正分三路向榆林挺进。邓宝珊摇头一笑，对身边的幕僚说：
“不会吧。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他们要进榆林，总应该先派人打个招呼，来一个先礼而后兵。”
但是，接二连三的情报证实，彭德怀确实兵分三路，正向榆林逼近。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宝珊，这才浓眉紧锁，满面乌云，心情显得那么沉重而矛盾。打，还是不打呢?他揪着长长的眉毛，自言自语，苦苦考虑了一天一夜，还是难以决定。
8月4日，邓宝珊召集新十一旅第二团营以上军官在桃林山庄吃饭。他想就如何对付即将兵临城下的彭德怀，听听这些家乡子弟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劝他：
“邓总!赶快进城。集中兵力，依城固守吧。即使你跟共产党有多深的交情，远水也救不了近火……”
可邓宝珊还是说：“我不进城，把你团调来作卫队吧。我跟共产党接触多年，除上次在归绥帮傅作义守城，还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共产党里有我的对手，也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今日刺刀见红，以后还怎么见面!”
大家听他虑事如此深远，不禁连声叹息。
因为，直到此时，邓宝珊还并不完全相信彭德怀挥师北上，是要真打榆林。兵不厌诈啊!自从胡宗南侵占延安，他就专门派人收听中共新华社和邯郸广播电台的消息。他从这些消息中分析，彭德怀是逗引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山沟里捉迷藏，团团转。等把胡宗南拖得晕头转向、有气无力了才收拾。他估计，彭德怀挥师北上，不过是朝榆林虚晃一枪，目的是为了将胡宗南主力调出延安……
不料，事实却粉碎了邓宝珊的想象。当晚十时，彭德怀三路大军的先头部队，就逼进到距榆林城数十里的通秦寨、镇川堡、响水堡一线，跟榆林守军展开激战。站在金刚寺山坡上向南眺望，漆黑的夜空中，炮火如电闪雷鸣。
8月5日上午，邓宝珊匆忙召集会议，不得不采纳将领们的意见，除神木外，撤出外围全部据点，集中兵力，守卫榆林。6日清晨，满天乌云翻滚，各部队仓促进入预定防区，抢筑防御工事。只有驻在三岔湾的原准备调来作卫队的新十一旅二团，和驻在高家堡的李含芳团，在撤退中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使原定的计划，不得不临时修改。
8月6日下午，邓宝珊命卫队将桃林山庄的五眼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带领几个幕僚，看看他住的正中那眼窑洞，没有说一句话，缓步走下山坡，迁居进城，他已得到情报，此次攻打榆林的部队里，有他的老朋友王震。他想，王震也许会把指挥部设在桃林山庄吧?让老朋友住住这一干二净的窑洞，也可能不无作用!
傍晚，解放军抵达近郊。邓宝珊估计，对方会马上发起进攻。入夜，他爬上城内驼峰山，站在戴兴寺山门口朝城外察看，看能否找到一条跟王震进行联系的路线。胡宗南的心腹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尾随而来，摩拳擦掌地嚷道：
“邓总!共产党也欺人太甚。你看，你过去给他们帮过那么多忙，现在还是翻脸不认人。丢了延安，来打榆林，还不是欺软怕硬!……下令吧，只要邓总下个命令，我徐保冲出城去，跟共军拼个刺刀见红!”
徐保话未落音，半空中一声惊雷，直震得山摇地动。滂沱大雨，应声而至，雨骤风狂，彻夜未停。攻守双方都伏俯在泥水里，淋得落汤鸡一般，一枪未响，熬到天亮。
8月7日晚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城外飞机场、三义庙、东岳庙、官井滩等阵地于当晚弃守，收缩兵力，集中守城。此后，解放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轮番猛攻，双方围绕着九里三长的砖包城墙，激战四昼夜之久，直杀得横尸遍野，城无完堞，不分胜负。打到11日凌晨3时，解放军派敢死队身背炸药包，匍匐摸到城下，一声巨响，炸开小西门，双方便在炸塌的城墙豁口上拼起了刺刀。
这刺刀整整拼了一个昼夜，拼得血流成河，天昏地暗。拼得双方都焦头烂额，可谁也休想前进一寸!彭德怀和邓宝珊都熬得两眼血红，守候在电话机旁亲自指挥。彭德怀散出传单，普发油印文件，描写邓宝珊的形象：“高个子，长方脸，有几颗白麻子，方口。”命令部下：“只可活捉，不许伤害。”邓宝珊看到传单，咬咬牙，哼了一声，将他的警卫营派往第一线。
这个警卫营，几乎全由邓宝珊的陇南同乡所组成，虽然很少亲临前线，但训练有素，士气旺盛，全营伤亡殆尽，没有一个逃命!营长受伤被俘，彭德怀用酒席招待，亲自好言劝慰，都毫无所动。榆林解围后，发给路费，并赠马一匹，将其释放。
刺刀拼到8月12日深夜，解放军忽然主动撤退。原来，胡宗南部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由靖边沿长城星夜兼程，驰援榆林。到13日清晨，解放军全部撤走，榆林解围。下午，钟松赶到榆林，连邓宝珊准备的饭都没有吃，就匆匆朝榆林东南去追击解放军。结果，于8月20日，被彭德怀在沙家店歼灭。
榆林解围，各方贺电雪片般飞来，南京的报纸还发了号外。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吹嘘的这次“重大胜利”，邓宝珊不仅不以为荣，反而更加痛苦和忧虑。解围的第二天晚上，他亲自指挥总部人员打扫完一片血肉模糊的小西门战场，掩埋好阵亡官兵的尸体，拖着沉重的脚步归来。新十一旅参谋长石佩玖前来看望他，谈到这次战役，邓宝珊鼻子一酸，悲愤地说道：
“你知道，我原准备先把二团调回来，守住金刚寺，再派汤昭武去通秦寨找彭德怀商谈榆林问题。于浚都这个‘白板’①，听了徐保的话，没有按时撤退，把二团给我断送了。我本不准备和共产党打，被迫打起来了，首先损失的是我带出的家乡子弟兵，能叫我不痛心吗?幸好，小西门被你们堵住了，不然，真不堪设想啊!我早就反对内战，结果却卷入内战。这次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如果共军再次攻打榆林，困守孤城，弹尽粮绝，怎么办呢?”
但是，此时的邓宝珊，实在找不到适当的出路和借口，只能硬着头皮从包头凋运军粮和弹药，将这个危险的局面支撑下去。
10月10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寻找出路，10月19日，邓宝珊飞赴张家口去探访傅作义。不料他一到张家口，正好碰上蒋介石亲自来北平召集华北将领开军事会议，他和傅作义被一起召到北平。在这次会议上，傅作义被委任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邓宝珊、冯钦哉、上官云相、吴奇伟、郭宗汾等人被委为副总司令。对邓宝珊守住榆林，蒋介石很高兴，笑容满面，予以嘉勉。此时的傅作义踌躇满志，其他将领也慷慨激昂，对打败共产党好像很有把握。惟独邓宝珊，愁眉深锁，缄口不语。会议休息时间，他试探了一下傅作义的口气，原来傅作义虽对蒋介石已不抱什么希望，但对自己拥兵华北，独立与共产党周旋的前景，却颇为乐观。话不投机半句多，邓宝珊只好欲言又止，惆怅而回。
不出邓宝珊所料，就在他离开榆林期间，彭德怀第二次攻打榆林。从11月2日至16日，围城半月，相持不下。此事使蒋介石也大为头痛，在其日记中写道：“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运城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后采，由马鸿逵派其子马敦静率部驰援才得以解围。为了感谢马鸿逵，邓宝珊于1948年初，曾去宁夏一行。
解放军两次攻打榆林，没有将榆林打开，却给邓宝珊上了最深刻的一课。从此，他才似乎明白：瓜熟未必蒂落，水到也不一定渠成，古圣今贤那一个个聪明无比的脑袋，虽然都一再宣称自己掌握了什么天机或规律，但对扰攘纷繁的大千世界，都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在这段百忧煎心的日子里，邓宝珊只有过一次开心的大笑，而且还是为34年前的事情——
当年邓宝珊逃出伊犁时，酒醉压伤的那个崔营副并没有死。营副的儿子现流落甘肃酒泉，生计无着，写信给邓宝珊，盼能念与其父在伊犁的情谊，帮他找个饭碗。邓宝珊笑得热泪盈眶，为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举动未造成人命过失而深自庆幸。几十年来，滴酒不沾，就是为了这件事啊!他马上挥笔给兰州的朋友写了一信，请他们将故人的儿子妥善安置。
3
1948年3月底，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召集的“行宪国民大会”，于南京锣鼓开场。
石头城里，一时冠盖云集，鱼龙混杂。国民党的前途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并未使即将树倒猢狲散的权贵显要们有所收敛。一场瓜分权力的勾心斗角，闹嚷嚷如蝇争血。这是“蒋介石统治中国21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演的这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道是在做喜事，还是在出丧。”
大会开始后不久，邓宝珊、左世允、胡景通一个一个，从榆林先后分别到达南京。他们不是来参加这场热闹的演出，而是来当特别观众。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通过跟各方面人士的接触，看看国民党这棵已被蛀空的大树，在人民解放斗争的风暴面前，还能支撑多少时辰?
邓宝珊一到南京，他所下榻的豆菜园招待所里，立刻宾客盈门。在榆林相识的沈求我，专程去看望他，去了几次都插不上话。邓宝珊知道沈求我跟新闻界有深厚的关系，而且离开榆林后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联系，现在来找他，也许有什么重要看法，便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吩咐随从副官王焕文闭门谢客，在他的卧室里，同沈求我作了一次倾心长谈。
几句寒暄之后，邓宝珊开门见山地告诉沈求我，去年底他在榆林，对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广播记录稿，作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确实都有了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二十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孤立蒋介石的问题，已经解决。国民党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不能不赞同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还说，他对毛泽东这一观点，很感兴趣：“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谈到这里，邓宝珊满怀兴奋地说：
“求我!毛先生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这一观点，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对真诚拥护孙中山学说的那些国民党人，必将是一个巨大的吸引。中国的根本问题，确实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主要是患寡，人家才主要是患不均。我们陇南乡下，有几十亩地的人就被称为财主，一辈子吃着自己熬的土盐，连铺带盖，炕上只有一条毛毡……正因为这样，多种经济成分势必长期并存。这就是建立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经济基础。我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想认真看看，独裁的南京政府，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沈求我问：“看出结果了没有呢?”
邓宝珊的目光变得冷峻起来：“据我这几天观察，南京政府至多还有一年时间!这话我谁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办?”
“邓先生!你看得很准。”沈求我意味深长地说，“该怎么办也很清楚，只要你下决心就行了。”
邓宝珊叹息道：“榆林这两仗打得不好，不然事情就好办多了。”
沈求我也有同感：“事不由己嘛，那两仗打得确实叫人遗憾!原来我们估计，按你的倾向、处境和经历，内战开始就可能举行起义，不料却会有如此遭遇。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
邓宝珊半晌默然，点了点头。
此时，继成都各大学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请愿游行之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为反饥饿而开展了绝食斗争。邓宝珊深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听听大学生的声音，也许能使自己的头脑更为清醒。于是，便派车去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将在那里读书的已经小有名气的天水同乡霍松林接来。
霍松林久慕邓宝珊大名，但还无缘相识。当他跳下吉普车，跨上宾馆二楼，邓宝珊已在客厅门口含笑相迎。两人一见如故，都十分健谈，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历史、哲学、文学、绘画、书法、戏曲，简直无话不谈，从此成为忘年之交。一连几个星期日，邓宝珊都派车接这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前去聊天。
有一次，他们从时局谈到猜谜。邓宝珊看看风华正茂的霍松林说：
“我也很喜欢谜语，在兰州、榆林都办过灯谜晚会。我说说我编的几个谜语，你猜猜如何?”
霍松林自然很高兴猜。于是，邓宝珊说：“万里桥边一草堂——打一鸟名。”
霍松林脱口而出：“杜宇。”
“风飘万点正愁人——打《西厢》一句。”
“落红成阵。”
“行人弓箭各在腰——打一字。”
霍松林想了想说：“是个‘夷’字吧?”
邓宝珊“嗯”了一声，微微笑道：“这几个都容易猜。还有一个就难猜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也打一字。”
霍松林聚精会神，半晌无语。邓宝珊看他猜得很苦，轻轻提了一句：
“这个谜跟南京还有点关系!”
心有灵犀一点通。霍松林马上想到：先后在南京建都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齐和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就是“陈”；“陈”字“无边”，又“落木”，就剩个“日”了，所以谜底是个“日”字。不禁拍手笑道：
“邓先生!你这个谜编得太妙了，真是一条绝谜!”
邓宝珊却若有所思地说：“不是我编得绝，眼前的南京，不是宋、齐、梁、陈?……”
霍松林一听，才领悟到此谜的弦外之音。
过了几天，邓宝珊带着王焕文去拜谒中山陵，路经灵谷寺，见那里松木参天，一径通幽，牡丹盛开，风光迷人，想到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先生对几位甘肃学生的辛勤培养，和对甘肃学术事业的关心，便决定在灵谷寺组织一次春游赏花活动。他定好时间，先派车将汪辟疆教授，和汪教授的几位甘肃学生：民勤的马騄程、天水的霍松林、文县的刘润贤，以及应邀作陪的孙蔚如、王新令等十多人接到新街口茉莉饭店进行宴请。然后，一起去灵谷寺品茶赏花，谈诗论文。
数年前，汪辟疆曾就清末武威李云章父子的治学事迹，撰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文学月刊》。邓宝珊读后，十分兴奋。这次见到汪辟疆，首先表示感谢道：
“汪先生!您作为老学者、大诗人，关心甘肃先贤，奖掖甘肃后进，实在令人起敬。我们甘肃，明末有秦安胡缵宗，能书善文，尤精版本目录之学，其刻印初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乃海内善本。清代武威张澍、武都邢澍，都是嘉道间著名学者。至于李云章父子学术，经世致用，坐言起行，深得顾亭林、黄梨州之精义。可惜地处偏远，国人知之者不多，今得老先生悉心介绍，对我甘肃学子，实在受惠无穷!”
汪辟疆原以为邓宝珊不过一介武夫，谁知不仅谈论起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来如数家珍，对西洋文学中的莎士比亚、拜伦、雨果、罗曼·罗兰的作品也深有所知。这天，面对灵谷寺富丽堂皇的牡丹，大家请汪辟疆吟诗。久负盛名的老诗人，朗诵了一首去年咏牡丹的旧作，还特意请邓宝珊指正。
5月1日，“国大”总算收场。在蒋介石举行总统“宣誓典礼”的同时，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宝珊知道蒋介石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便于5月底怀着复杂难言的心情，再次去拜谒中山陵后，悄然离开南京，蛰居三原家中。他准备静观时局变化，解甲归田，不再出头露面。因此，蒋介石、胡宗南虽一再发电报催促他仍回榆林驻防，他都置之不理。可是，到了8月间，冯钦哉奉傅作义之命专程来到三原，一再催请出山。碍于傅作义情面，同时也想相机向傅作义进言，便同冯钦哉去榆林稍事料理后，一起飞赴北平。
9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为配合东北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决定，由华北军区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
邓宝珊与傅作义在北平朝夕相处，就全国战局的演变反复交换意见。此时，南京政府已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和暴力“限价政策”，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币。对这一经济崩溃的前兆，邓宝珊看得很清楚，认为国民党即使军事上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已油干灯尽，不过是回光返照，必将一败涂地。因为，金圆券的发行，不过是饮鸩止渴，对人民实行赤裸裸的巧取豪夺，连左右摇摆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被迫反抗，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将会更加孤立。但是，傅作义却主要着眼于军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估计不足，认为国民党兵力仍占优势，要打败共产党并非没有可能。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华北，集军政人权于一身，认为只要励精图治，一面倡导民主自由，一面学习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比如实行土地改革，就完全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因此，邓宝珊和傅作义，谁也不能将谁说服。
察绥战役开始后，又传来晋绥解放军将攻取包头的消息。傅作义感到西线空虚，为解除后顾之忧，便请邓宝珊将新十一旅从榆林调出，改编为二二八师，由杨仲璜任师长，驻防包头。10月初，邓宝珊将总部的秘书汤昭武、甄载明等人留在榆林，由总部副参谋长尹志伊等人组成总部驻包头办事处，率其移驻包头。
邓宝珊在包头构筑城防，立脚未稳，就得悉贺龙率领两个纵队，从晋北出发绕过归绥，由清水河、托克托向包头扑来。10月21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萨拉齐(今土默特旗)火车站。当晚十一时许，尖兵团到达距包头城仅100多里的磴口车站。邓宝珊为避免榆林事态的再次重演，决定放弃包头，撤往五原；但又考虑自己突然撤退，势必给归绥的董其武造成困难，会对不起朋友，便一面通知董其武，一面先退到公庙子，边退边看。24日，解放军占领包头后，派骑兵继续西进追击邓宝珊。邓宝珊一退再退，退到西山咀(今乌拉特前旗)，下令炸毁河上公路大桥，隔河阻击，解放军受挫后退回包头。邓宝珊将总部移驻到五原以西的陕坝(今杭锦后旗)，对身边的幕僚笑道：
“打什么呢?我再也不打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此时，尽管南京电台还一再吹嘘打气，东北战场，胜败已见分晓。邓宝珊天天晚上，都在收听中共邯郸电台的广播，对全国战局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
10月28日，东北解放军全歼廖耀湘兵团十万人。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人全被生俘。
11月2日，沈阳、营门被同时占领，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结束。此役总计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
11月6日，华东、中原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
11月11日，南京政府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币制改革”宣告失败。
但是，由于邓宝珊已决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对这些消息不但不再感到惨痛，反而感到欢欣鼓舞。只是注视着傅作义的处境，不能不为老朋友的前途十分担心。
“完了，傅宜生的日子完了!”邓宝珊揪了一阵眉毛，对几个幕僚说道，“林彪、罗荣桓会马上乘胜入关，同聂荣臻配合，将傅宜生的部队截成几段，分割包围，使他既不能南下，也不能西撤，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吃掉。
咳，要是他那机械化的三十五军和一〇四军被歼灭，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事态的发展果如邓宝珊所料。12月5日，东北野战军长驱入关，与华北部队配合，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12月15日，淮海战场，解放军全歼黄维兵团。12月25日，中共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战争罪犯。
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长期盘踞在宁夏的马鸿逵一下慌了手脚，派飞机到陕坝，将邓宝珊请到宁夏，就今后的出路问题，征询邓宝珊的意见。
邓宝珊同马鸿逵虽然交情不深，但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在陕西乾县相识。邓宝珊还指挥马鸿逵的骑兵奇袭刘镇华，解过西安之围。在邓宝珊驻军榆林期间，双方防区邻近，邓宝珊派张润民作为联络代表常驻宁夏，相互都有过不少支援。马鸿逵知道邓宝珊跟共产党的交往，一见面就摊开双手，气急败坏地嚷道：
“宝珊兄!怎么办?你是共产党的朋友，可我却成了战犯——共产党宣布的43名战犯，我是倒数第四名。中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战犯是要杀头的。我想把儿子托你照料，紧急了就去香港避难……”
邓宝珊劝慰他说：“少云兄!事在人为，不必慌张。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一家子的事情总好商量，为啥要逃往香港?你看从俄国逃出的那些白俄，日子过得多么恓惶!”
马鸿逵诡秘地一笑：“不瞒老兄：我已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托运送羊毛的飞机捎到香港去了。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我也叫共产党不能占任何便宜!”
“不，少云兄!九九归一，你总是中国人，河州有你的祖坟。跑出去，迟早还得回来啊!”邓宝珊推心置腹地说：“我没有财产向国外转移，也不想跑出去当‘白华’，已决定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这样吧：派你最得力的部下马全良，带一个师驻扎五原一带跟我联防，咱们同归绥的董其武加强联系，必要时一起采取行动。”
马鸿逵仔细想了想，觉得邓宝珊的话也有道理，可又怕马全良靠不住，便决定派其长子马敦厚带一个骑兵旅，进驻到了临河、五原一带。不过，到底三心二意，只驻了月余时间，又悄悄撤回了宁夏。
在邓宝珊去宁夏期间，董其武派兵又夺回了包头。邓宝珊回到陕坝没有休息，又去归绥就傅作义在北平的出路问题同董其武进行了磋商。董其武是傅作义的主要将领。继傅作义担任绥远主席，还一直兼任着邓宝珊晋、陕、绥边区的副总司令。两人磋商的结果，董其武对邓宝珊谋求和谈的主张完全赞同。
邓宝珊回到陕坝，当日深夜，接到傅作义从围困的北平发来的一个密电。次日，傅作义的“追云”号座机，专程来陕坝接邓宝珊前往北平。
朔风怒号，浓云密布，漫天纷飞的大雪把河套地区装点成一个白银世界。士兵铲开积雪，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天地静谧无声，邓宝珊默诵着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得意之作《沁园春·咏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带般蜿蜒的黄河，在机翼下悄悄向后滑去……
4
解放了!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
在这万人空巷、举城欢庆的日子里，傅作义却在西郊住宅里，怒气冲冲地对邓宝珊吼道：
“好啊!宝珊兄，你竟将我出——”
出什么呢!傅作义把下面的话强自咽了下去。但邓宝珊一看那扔在地上撕碎的报纸，心里已完全明白。
这是昨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北平出刊的第一张报纸，邓宝珊已经读过了。它上面全文刊登着林彪托他转交傅作义而至今尚未转交的那封公开信。难怪傅作义生气，邓宝珊读后也感到莫名其妙。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何必还要放这个多余的马后炮呢?!
但是，现在面对怒不可遏的傅作义，邓宝珊并没有马上解释。他慢慢弯下腰来，从地上捡起撕碎的报纸，背靠沙发足足沉默了十分钟，才抬起头来注视着傅作义憔悴而激愤的面容，缓缓说道：
“宜生兄!你骂吧，怎么骂都行。不过，这件事我并没有做错。如果我当时就把这封信交给你，今天就不会有一个完好的北平。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忍辱才能负重。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何必为眼前的浮名薄利耿耿于怀呢……”
傅作义眼圈一红，长吁一口闷气，再没言语。邓宝珊走后，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写了封措词激烈而情绪低沉的信，寄给了毛泽东主席。要求共产党给他指定监狱。他当即投案，将他按战犯惩办。
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米、朱德读到傅作义的这封信，当即通知在北平主持工作的叶剑英和陶铸，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来西柏坡一行。傅作义因忧虑过度而身体不适，由女儿冬菊护送陪同。
2月21日接到通知，次日上午邓宝珊就同傅作义父女，乘飞机经石家庄换车前往西柏坡。
冬日晴朗的傍晚，吉普车驶入这个依偎在太行山麓的朴素的小山村。傅作义一行被引进一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安排在一座暖和的屋子里。由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陪同吃罢晚饭，刚休息了一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就来看望他们。
“你好啊?傅先生!邓先生!我们热烈欢迎。”
毛泽东迈着轻快的步子，和蔼地微笑着，同初次见面的傅作义和久别重逢的邓宝珊紧紧握手。举止优雅的周恩来，憨厚稳练的朱德，也跟三位客人握手问好。
握见罢，朱德忙于军务而离开。其余的人，围着一盆烧得正旺的木炭火，在几把老式木椅上坐了下来。周恩来关切地看着脸蛋儿冻得通红、局促不安地坐在身旁的冬菊，笑着说：
“辛苦啦，冬菊同志!”
一声“同志”，使傅作义大为震惊，不禁眼睛一眨，朝女儿投去一个无声的疑问。目光敏锐的周恩来，马上捕捉住了傅作义复杂而微妙的心情，转向傅作义爽朗地笑道：
“傅先生!太原一别，十二年了。你生了个好女儿啊，帮助你为人民建立了功勋。”
面对周恩来诚挚纯真的目光，年轻如昔的笑声，傅作义兴奋里满含酸楚，仿佛一场噩梦初醒。胸中的冰块，骤然化作滔滔春水，许许多多问题，一下子融会贯通。他满面羞愧地说：
“咳，周先生!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可我连自己的女儿也不了解，实在糊涂!……”
“不，关键时刻你并不胡涂。”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你不仅有一个好女儿，还交了个好朋友——邓先生!这次北平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没有邓先生的帮助，你恐怕也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对某些问题，我们可能会举措失宜，造成误会，傅先生可不要错怪朋友啊!”
邓宝珊坦率地说：“毛先生!在北平问题上，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作用。其实，大家都清楚，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光杆司令，对谁都只能敲敲边鼓。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打榆林!如果不打，也许我还能早一天走和平道路……”
毛泽东笑笑：“打榆林嘛，这个，主要是彭德怀的决策——第一次是为了围城打援，将集结的胡宗南20万人马调开，打得还是应该……邓先生和傅先生如果还想带部队，我们还可以给你们编两个军嘛!”
邓宝珊摇摇头，看看傅作义。
傅作义说道：“对河套地区我比较熟悉，建国后让我去治理黄河，搞搞水利。对啦，北平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着手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已经说过：绥远问题将用比北平更为和缓的‘绥远方式’加以处理，现在可以谈谈协议，正式解决，不必焦急。让蒋先生给董其武主席的八万部队再发几个月饷吧!我还想，把俘虏的傅先生的人员，给你放回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呢?”傅作义忙问。
毛泽东伸出两手，莞尔一笑：“你可以接见他们，讲讲话，再送到绥远去。到了绥远，他们可以现身说法，看共产党是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傅作义赞许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深情地看着傅作义和邓宝珊，说：“对于二位在兰州、重庆、三原的宝眷，我们已通知我党在当地的地下组织，予以妥善保护。对傅先生的夫人，我们已派人接取，准备经由香港前往北平。请二位完全放心!”
对待人接物体贴入微的周恩来，傅作义和邓宝珊不能不再次深受感动。面对中共领袖的推诚相待，信任鼓励，傅作义从西柏坡回来后，心情舒畅，与以前判若两人。在邓宝珊陪同诱导下，听戏看花，日与画家齐白石、陈半丁，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尚小云谈画品曲，日子过得相当顺心。
但是，绥远问题的处理远比事先的预计要复杂而困难。当时的绥远，从外地流入很多人员，特务横行，土匪猖獗，局势十分混乱。而且，对走哪一条路，在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位主要将领之间，还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北平问题解决之后，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即同以董其武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激烈斗争。潘秀仁被迫离开后，将董其武准备和平起义的消息报告给了南京。由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当即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令其率部向绥西撤退，同宁夏的马鸿逵和甘肃、青海的马步芳靠拢。董其武借故拒绝西撤，南京政府便停发了对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使董其武所部官兵的生活陷入困境。
7月，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联合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归绥，与董其武正在商谈起义事宜，在特务嗾使下部分受愚弄的士兵上街示威游行。曾给刘万春当过马弁的连长李锡庆，用手榴弹炸死了中共代表王士鑫。同时，南京政府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赴绥远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进行分化拉拢。为了阻止绥远起义，他们将被解放军在张家口打败后只身逃出的原察哈尔主席孙兰峰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徐永昌的老部下刘万春为副司令，企图要董其武交出兵权，将部队归孙兰峰指挥。东山再起的孙兰峰，便收编散兵游勇，以特务头子张庆恩为政治部主任，移驻包头，同归绥的董其武形成对峙局面。
面对这难以收拾的残局，毛泽东，周恩来便请傅作义、邓宝珊亲自去处理。8月28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着毛泽东的“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件，乘专列铁甲车前往归绥。他们在归绥工作几天之后，9月10日来到包头。孙兰峰碍于傅作义的情面，不好公开反对起义，托病住进医院，避而不见。蒋介石得到傅作义、邓宝珊到达包头的情报，一面吩咐毛人凤指令潜伏在包头的特务赵思武：“傅、邓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一面给傅作义发来一个亲笔签名的密电，说什么“前次北平事件，已成过去，希兄痛定思痛，勿再上其圈套，否则追悔莫及”，要傅作义“接电即来重庆，我当派机前往迎接，并准备委以重任”。同时，再次派徐永昌携带黄金1900两，飞赴包头，进行拉拢。
傅作义见到徐永昌，板起面孔将蒋介石训斥了一顿。徐永昌见游说无望，便赖着不走，通过张庆恩，拖住孙兰峰，企图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如何对付相交多年而又感情不错的徐永昌?傅作义感到左右为难。眼看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期还有三天，由董其武领头，已有38位将领签署了起义通电，可孙兰峰还在医院里拒不表态。积极拥护起义的官兵，建议傅作义将徐永昌扣押起来，再胁迫孙兰峰签字，然后发表起义通电。傅作义问邓宝珊，邓宝珊坚决反对，自告奋勇来找徐永昌进行商谈。
9月18日晚，邓宝珊邀他的刚从榆林来包头的参谋长俞方皋作陪，请徐永昌和同机从宁夏而来的马鸿宾一起吃饭。
“次辰兄!”邓宝珊边吃边谈：“你我从年轻时相交至今，从来没有红过脸。想不到吧，年过半百之后，会出现今天的局面?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宜生和我，也不是没有困难……”
徐永昌叹息道：“宝珊兄!我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啊!”
邓宝珊同情地点点头：“这样吧，如果你回去后不好向蒋先生交待，是不是干脆跟我们同去北平?邵力子、张治中、李济深……这些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人物，现在云集北平，你为何就不能改弦更张呢?”
徐永昌艰难地摇摇头：“既然这样，你们干你们的吧!我身体这么坏，跟蒋先生又多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稳坐一旁、低头不语的马鸿宾，一面细细咀嚼着邓宝珊和徐永昌的这番话语，一面苦苦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位西北回族将领，行事处世的方式，与乃弟马鸿逵不同。他这次搭乘徐永昌的飞机来到包头，名曰“看看朋友”，其实是来找邓宝珊商谈他的部队的起义事宜。1947年底他身患眼疾，邓宝珊派张润民去宁夏中宁县看望他时，他就向邓宝珊捎来过想与共产党和解的信息。前天晚上，邓宝珊同他单独进行了一番长谈，用北平和平起义的具体事例，解除了他尚存的疑虑。最后，马鸿宾高兴地说：“邓先生!我听你的。我把宁夏当做一份礼物，请你和傅先生给我转送吧。”现在，听到徐永昌“听天由命”一语，他不禁为自己的出路暗自庆幸。
饭毕，邓宝珊拿出十张上好的狐皮，对徐永昌深情地说：
“次辰兄!这点儿土产，不成个敬意。你身体不好，缝件狐裘吧，塞外高寒，气候多变，你要注意。”
徐永昌低头沉思片刻，黯然神伤地说：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明天我就回广州去。宝珊兄!今日一别，后会无期，你回到北平，就替我向孙岳夫人崔雪琴女士问好吧——”
“不，我们还会见面的!”
邓宝珊紧握住徐永昌的双手，大声说。
徐永昌一声苦笑：“还有件事要请你帮忙，对张庆恩他们不要留难……”
“可以。”邓宝珊毫不含糊地说：“这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
次日清晨，孙兰峰听到徐永昌即将离开，经傅作义派人劝告，便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邓宝珊找傅作义商量，为了减轻起义的包袱，干脆通知张庆恩等大大小小的特务，凡不愿参加起义的都可以限期自由离去。下午，邓宝珊亲自将徐永昌送上飞机，马鸿宾以及大特务张庆恩等人也同机离开包头。当晚，就发表了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邓宝珊在包头的部队也一道参加了起义。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那天，邓宝珊偕傅作义等人匆匆赶回北平。
金碧辉煌的怀仁堂，修饰一新。来自全国各族各界的662名代表，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聚一堂，掌声雷动，用满腔希望和赤诚，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邓宝珊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并在那个庄严的讲坛上发了言。
接着，他又参加了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当他面对着天安门广场上欢乐的人海，眺望着广场南侧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注视着徐徐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聆听着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55岁的邓宝珊，不禁眼睛湿润起来，心潮如黄河激浪，涌起千言万语……
注：
①白板：麻将中的一个牌名，意为头脑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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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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