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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宝珊先生几段往事

胡景通

今年十一月十日是邓宝珊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他为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先长兄胡景翼(笠僧)随同冯玉祥先生发动“北京政变”，创建国民军。在同北洋军阀的战斗中，驰骋中原，运筹帷幄，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国解放前夕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邓先生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风雨同舟，奔走策划，明辨大是大非，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以家世及共同军旅的关系，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与邓先生接触频繁，受到的教益是颇多的。现谨就我所能回忆的几段往事，追述如下： 　　邓先生名瑜，字宝珊，原籍甘肃天水。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时期，邓先生多是战斗在陕西，因而一般人、甚至和他相识多年的国民党要员中，也有人认为他是陕西人。民国初年，陕西的郭希仁、刘蔼如诸先生，为了储备革命力量，反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在华山玉泉院建立“共学团”，以讲学为名，从事革命活动，即以后所谓的“华山聚义”。邓先生同先长兄胡景翼即在此相识。他们在长期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朋友。从那时起，我们兄弟也都同邓先生成了知交。 　　一九一六年，陕西讨袁世凯逐陆建章战役胜利后，陈树藩夺得了陕西的军政大权，先长兄担任陕西陆军第一旅二团团长，邓先生即在该团任连长。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号召护法，陕西民党起而响应，这时陈树藩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公开投靠段祺瑞，与革命党人为敌。当时二团驻扎在龙驹寨(即今陕西丹凤县)集中训练，忽接陈树藩电令：“调邓瑜连长即日来省，面示机宜。”先长兄与邓反复考虑，认为奉命去省，恐遭不测，遂决定邓先生奔赴直隶(河北省)大名镇守使孙岳(亦系“华山聚义”同志)处暂避。不久，陕西民党人士酝酿讨陈，先长兄当即密召邓先生绕道晋绥，通过井岳秀防区回陕。邓归来后，住在张义安的补充营营部(在三原)，秘密共商讨陈计划。一九一八年初，发动三原起义，对陈树藩进行讨伐。同年九月，于右任受孙中山先生之命，正式建立靖国军。当时邓先生不但是三原起义和树立靖国军旗帜的主要参与者，还担任过制造炸弹的任务。在袭击陈部曾继贤(子才)旅时，他带着二十几名士兵包围了曾旅驻在三原第一高小的机关枪连，就是用几颗炸弹把敌人吓得一枪未发而投降的。在当时能获得几挺机关枪就算是了不起的武器，可惜这几挺机枪在西峰、朗亭被缑章保部一个营长诈降偷袭蒲城时丢掉了。在三原起义时，先长兄没让邓担任一个支队的带兵官，是相信他能和各部同志合得来，所以先让他担任右翼前敌总指挥，后改任第四路总指挥，率领张义安、冯子明、李虎臣、康指定四个支队，从右翼经过户县向西安进行包围。战斗中，张义安、董振五相继阵亡。因邓与义安这个支队有历史渊源，才继振五之后担任这个支队的司令。在每次战役中，无论是几个支队或与各路部队联合作战，邓都担任第四路总指挥。 　　一九二○年，先长兄返回三原，被推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以后又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起，率部东出潼关，邓宝珊是前卫指挥官，指挥弓富魁、李纪才和他的本团，他在前面拽着，先长兄在后面推着，就这样连拉带推地，才将岳西峰勉强地夹在中间，东出了潼关。郑州一役，消灭了响应奉张的河南督军赵倜。在这一阶段中，所有重大决策，无不是先长兄同邓先生反复商量后决定的。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取得胜利，国民二军进入河南，正拟继续南进，直逼武汉，以图肃清北洋军阀余孽，阻止吴佩孚死灰复燃。经过几个月的多方交涉，当时盘踞在豫西的刘镇华、憨玉昆不但不肯让出豫西，而且勾结奉张、晋阎和武汉的吴佩孚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企图消灭我军。为了解除侧背威胁，南进武汉，我军不得不起而反击。这次同我军并肩作战的友军，有孙岳所部的国民三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和米振标部的毅军。担任几个部队共同作战的指挥官任务是很复杂的，先长兄很担心西峰身为前线总指挥，不知他能否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当时，我军正面作战采取守势，右翼依托黄河，用不着部署重兵，为了速战速决，应采取左翼迂回作战。因此，才由邓宝珊担任这方面的指挥官。我军在豫西黑石关、洛阳、陕州三次决定胜负的战役中，都是同国民三军、建国豫军协同配合，经过激烈战斗才取得胜利的。记得在黑石关一役，一天就连续击溃憨玉昆亲自指挥的八旅之众。痛心的是，继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先长兄也离开我们去世了!继由西峰统率二军，不到一年也就失败了。以后邓先生常同我们说：不论一个人、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的兴败，首先是要把握好政治上的大方向。然后知人善任，气度要大，作风民主，特别是经济要公开，这样圈子就能越划越大。然而西峰继任不久，在团体中先划了个第二师的小圈圈，以致造成一些人大为不满。其次是以胜利者自居，在驻地乱摊乱派，以饱私囊，这就当然引起河南人士和老百姓的不满，纷纷起来反抗。尤其最不明智的，是违背二军的大方向，自己毫无主见，轻信人言，又被许多眼光短浅和出卖灵魂的贿选议员、马路政客所包围，与湖北督军萧耀南开了一个鸡公山会议，与孙传芳开了一个徐州会议。这种引敌为友的行动，使当时真诚帮助我们的共产党人、国民党的元老及河南的进步人士莫不寒心，不得不引身而去。二军内部也形成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正如邓先生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验证在国民二军的兴亡史上太公正了。 　　由于政治方向的错误，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溃败，将骄兵悍，纪律废弛。战略上又走了最下策的“花打四门”。当时邓先生奉命率第七师与二师的史可轩旅、高培五(高桂滋)的独立团、刘佩蓉的炮兵团，协助国民一、三两军北上河北，攻打天津，虽然打败了直隶督办李景林，而我们的伤亡也是很惨重的。回师河南时，第七师每连所留下能作战的官兵不到五十名，其他各部也可想而知了。山东方面，李纪才失败后，换上田玉洁师，也未能挽回败局，继而放弃开封，和南援信阳的各部均集结郑州。这时邓先生同史可轩、胡玉衡等都向西峰建议，避开郑州四战之地，北上黄河北岸的彰德、顺德地区，加上原驻黄河北岸一带的弓富魁、郑思成，李养泉和从豫东撤退下来的各部，再加上黄河南岸李虎臣的两个旅、冯子明的第八师、康指定的混成旅，总共尚有十万之众。只要我军缩短战线，北连国民一、三、五军，集中力量对付南来之敌，是可以应付的。然后，北撤察绥，与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张作霖、吴佩孚的进攻。这样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实行，二军就没有陕州的失败，刘镇华就收缴不了五、六万人的武器，他的力量也就不会庞大起来，以后也就不会出现西安被围八个月的惨祸。然而西峰却偏听了李虎臣等人的意见，认为从郑州西进，很快就能回到陕西，把住函谷、潼关要隘，以观变化，不相信刘镇华、阎锡山会卡住我们归路，而不顾崤函天险。邓先生说，他也未跳出封建道义的圈子，不愿落个破坏团体的罪名，明知是条死胡同，也得跟上钻进去。回想起来，不胜欷歔! 　　邓先生每次同我交谈，谈成功则推让他人，谈失败则反躬自责。对旧日往事，分析缕述，不厌其详，最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成功中汲取营养。邓先生善与人交，朋友遍天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象邓先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凄风苦雨的混乱局面中，战斗了大半生的人，最后终于投入了人民怀抱，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而倾注全力，奋斗终生。邓宝珊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