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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邓宝珊将军

马文彦

我与邓宝珊将军早年结识，并在多次经历事件中同舟共济，回忆往事，许多情节除了我亲眼目击外，还有邓与我多次交谈中说给我的。事隔几十年，回忆起来难免有遗忘和错误，尚望知情者校正补充。 　　邓宝珊将军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县(现属天水市)东二十里铺邓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亲去世很早，随哥嫂生活。 　　邓宝珊少年时期，曾在家乡私塾读过几年书，老师姓周，天水人。 　　一九○八年，甘肃久旱不雨，陇南大饥，时邓宝珊已十四岁了，本来无隔宿之粮的邓家，家计就更成问题，哥哥虽尽力劳累，尚不能糊口，何况嫂嫂又百般挑剔，致使年仅十四岁的邓宝珊，毅然告别了哥嫂，离开了家乡，到兰州投靠他父亲的朋友马尊义，在马所开的义顺店中寄居了一个时期。 　　一、邓宝珊将军在辛亥革命前后 　　一九○九年，湖北新军协统杨缵绪部开赴新疆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应募从军，随杨部到了新疆伊犁驻防，从此开始了一生戎马生活。记得邓曾对我说，他之所以毅然决定应募从军，也是和他的周老师分不开的。因为周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汉时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和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以及甘肃人麴氏在西域高昌(新疆土鲁番)称王(到了唐代的高昌王麴文泰就是由汉代延续下来的)等都对他有启发。 　　当时伊犁新军中有同盟会活动，邓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来，在部队中引起了较大的骚动，邓和其他一些同盟会会员，发动平日所联系的一些士兵，在伊犁举起义旗，响应辛亥革命。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起义的成果，很快就被杨增新篡夺，并大杀革命党人，邓宝珊和其他数十人被迫逃入俄境。入俄境后，被沙俄军队全部扣押，并没收了枪支弹药和身上的银钱杂物，他们绕道西伯利亚，于一九一三年春回国。 　　经过长途跋涉，先回天水，后到陕西，结识胡景翼等，同往华山，名为讲学，实在酝酿聚义。当时邓年轻力壮，担水做饭，下山采购等任务，都由他承担，博得朋友好评。此即所谓“华山聚义”。随后邓成了胡部“十大连”中之第七连连长。 　　一九二二年春，直奉战争中，冯玉祥部张之江旅与直军靳云鹗师坚守郑州，而奉军以三师之兵力，向郑州发动猛攻，张、靳两部损失惨重。为援助郑州，胡景翼命邓宝珊为前卫总指挥，出潼关东援，部队抵郑后，立即投入战斗，奉军溃不成军，郑州围解。 　　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加紧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当时胡景翼部驻在河南，邓宝珊坚决执行胡景翼不能镇压工农之命令，置吴佩孚镇压工人之命令于不顾，因而得到河南铁路工人和煤炭、纺织及手工业工人的拥护，为胡景翼后来任河南督办，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四年秋，直奉战争复起，胡景翼当时驻邯郸密联冯玉祥倒吴，进驻北京，控制京畿。计划商定后，遂由邓宝珊秘密进入北京，联系城防司令孙岳。因邓和孙关系很好，故邓顺利完成要孙岳打开北京大门的工作，胡景翼与冯玉祥才能于一夜之间，兵不血刃进入北京，活捉曹锟，并驱逐溥仪出宫。这就是震撼全国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成立，胡景翼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督办。邓宝珊率部随胡景翼进驻河南。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胡景翼将军不幸在开封逝世，岳西峰接任河南军务督办。岳接任后，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提出所谓“花打四门”(多方进攻，四面树敌)的错误路线，欲创联吴抗奉之局面。在此紧急关头，李大钊先生来到河南，向岳提出忠告和指责，希望其在河南再巩固两年，待广东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然后南北配合共同讨伐吴佩孚。但岳不听劝阻，于是年十二月初，令北路军司令邓宝珊及史可轩、高桂滋等部北上夺取保定，占领马厂。 　　邓宝珊在接到命令后，先命刘继邦旅夺取保定。当时奉军向北撤退时，炸毁不少桥梁，为了保证运输及迅速补充兵员辎重，邓找我商量，要我组织工人沿路修桥铺轨。于是我就和工人一起，担负起架桥铺轨的任务。刘继邦的先头部队在我们前面做掩护，其余部队跟在我们后面，部队很快到达保定南面，敌我双方相距很近，而敌方情况，刘继邦并不掌握。这时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康景星提出先给保定车站奉军打个电话，就说我们是来接防的，望派人洽商办法，以便引蛇出洞，摸清情况。电话打通后，果然奉军方面开出一列闷子车，由一位旅部副官长出面和刘谈判接防问题。 　　就在刘继邦和奉军代表谈判之际，我修路工人已和保定开出的列车上的工人接上了头，并详细掌握了驻守保定的奉军三个旅的情况：一个旅守车站，一个旅守城内，另一个旅则驻在营房内。随即决定夺取保定的计划。 　　刘继邦和奉军代表谈了一个多小时，未有结果。在奉军代表乘车回去时，奉军司机将我一列军车挂在其后，车内隐蔽有我旅将士。当火车行抵保定车站南扬旗外即将挂装我军的列车甩下，于是我军突然出击，很快解决了守护保定车站的奉军一个旅。刘继邦立即率队向保定城垣进攻。双方在城门口展开激战，我军由于伤亡较重，旋即退出。 　　刘继邦正在犹豫不定时，忽闻铁路工人已将保定以北一条河上的铁轨拆去一段，致使奉军停在保定以北的七节辎重车陷于瘫痪。加之康景星假装逃避国民军抓工人跑到奉军中，大造国民军来了几个军的舆论，致使奉军听到这些消息，军心大乱，遂往马厂一带撤退。我军顺利占领保定。 　　第二天，邓宝珊同苏联顾问来到保定，刘向邓做了汇报。记得缴获的战利品仅粮食一项就足够我军吃两个多月，邓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奖给工人三千元。此时后续部队也开到保定，冯玉祥的张之江部已经包围了天津，但天津守敌李景林依仗外围力量雄厚，仍在负隅顽抗，一时双方对峙不下。 　　为了迅速拿下天津，邓宝珊决定集中兵力，先攻马厂。于是组织了史可轩、高桂滋和刘继邦各部向马厂猛攻，接连几天，一直未能攻下，伤亡也非常惨重。一天晚上，邓宝珊和苏联顾问亲自到前线侦察情况。马厂西边有一条河，河面较宽，河水结冰甚薄，浮不起人。邓环顾左右，包括苏联顾问在内，均目瞪口呆，无以为计。邓微笑着对随身参谋人员说：“传我的命令，叫沿河各部队一律将附近塍地边的高粱杆分别捆扎成四方型锭子。”当时大家都不解其意，由于人多手快，不大一会，高粱杆捆成的方锭堆积如山，邓见已捆绑就绪，又命全部浇上水，大家更不解作何用处，原来让捆的时候，大家还以为备作火攻时用的燃料，现在又叫浇上水，这是干啥呢?命令虽然执行了，但总迷惑不解。由于天寒地冻，不大工夫，前边浇灌的已陆续冻结成块，不到半夜，所捆之高粱杆，经水一浇，全部冻结。这时邓宝珊将军命令士兵将冻结好的高粱杆方型锭子投入河中，霎时一座浮桥出现在面前，全体将士才恍然大悟，赞不绝口，特别是当时在场的苏联顾问也大为赞叹。 　　浮桥搭起后，部队迅速渡河，沿岸散开。天将晓，突然向马厂发动猛攻，奉军虽然负隅抵抗，终被击溃，遂克马厂。李景林则因马厂失守，立即退出天津。至此，国民军与奉军的战争暂告停顿。 　　二、大革命时代的邓宝珊将军 　　国民二军在岳西峰“花打四门”的错误战略思想指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初惨遭失败，邓宝珊从河南回到陕西三原。 　　一九二六年三月，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十万之众(实际上只有八万多)，包围了西安，欲一举消灭杨虎城部和刚从河南败退回来的李虎臣部，重做陕西督办。 　　五月镇嵩军麻振武部包围三原，邓宝珊率部撤至乾州丑秀山处(丑原隶国民二军，时任团长，驻扎礼泉、永寿、乾州三县)，至此西安外无援兵，内耗日增，形势非常危急。 　　为了挽救西北革命力量，打击北洋军阀，解救西安人民，一九二六年六月，李大钊同志代表党要求于右任到苏联请回冯玉祥。于赴苏时，我任翻译。记得当时李大钊同志亲笔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冯玉祥接受了党的主张，于九月十五日随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等抵达绥远的五原，在五原召开了誓师大会，冯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五原誓师后，冯即命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率先头部队援陕，刘汝明、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方振武部随后。十月下旬，先头部队到达乾州，在乾州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于右任、孙良诚、吉鸿昌、邓宝珊、苏联顾问赛夫林和我。会上邓提出欲攻咸阳守敌须从兴平迂回作战的方案，赛夫林非常赞成这一意见，其他人也无异议，于是作为会议的决定。 　　经过一星期激战，镇嵩军从咸阳败退。孙良诚率军追至三桥，双方对峙，战斗激烈。联军也伤亡甚重，幸后续部队陆续开到，立即投入战斗。但因战斗时间很长，士兵得不到休整，孙良诚欲撤，遭到苏联顾问赛夫林的坚决反对。于是孙连电乾州催邓宝珊速来前线共商对策。当时邓宝珊适患腿疾，步、骑均甚痛苦，迟迟不能成行，孙良诚则急不可待，并说：“宝珊若来可抵一师兵”，因而命我亲自前往催促。当我到乾州面见邓后，邓说明不能成行的原因，我无奈，向三原打电话请于右任以命令方式，催邓速往。未几，史可轩持于右任的命令来到乾州，当即到邓处面交。邓因腿疮疼痛，尚躺在床上，看了命令后连说：“去!去!”但又问我们：“马骑不成，又走不了路，咋去?”我当时早有准备，当即回答说：“坐轿去。”邓笑着说：“现在哪里来的轿?”我说：“早为你准备好了一顶三人抬的轿子。”就这样，虽然在邓夫人的反对下，邓终于起程了。十一月中旬邓宝珊来到三桥，国民联军在猴儿寨(后卫寨)召开了第二次军事会议，会上邓提出进军子午，迂回南山，直捣刘镇华驻在西安城东的韩森寨司令部的作战方案，得到了与会者和苏联顾问赛夫林的赞许，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定由邓亲自率骑兵经子午迂回南山，负担直捣刘镇华巢穴的任务，邓慨然应诺。会后我问邓说：“你腿痛，骑不成马，咋去?”邓愤然说：“作战打仗，命都不要了，还管腿痛不痛!”接着说：“成败在此一举，进军后，如胜，我将追敌出潼关，你不要进西安，可速去三原请于右任到西安主持善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晚，邓率马鸿逵骑兵四千、吉鸿昌骑兵一千，共五千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南山向韩森寨迂回。与此同时，孙良诚则率兵从三桥经未央宫向西安北郊猛攻，二十八日镇嵩军大败，西安围解。西安解围后，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兼管民政。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势力，提高部队素质，邓宝珊无论是民政或军事，大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如当时的财政厅副厅长兼秘书长杨晓初同志，教育厅长杨明轩同志，民政厅秘书长邹复良同志等，都是中共党员。又如在部队中，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刘伯坚同志以及副厅长惠有光、魏野畴等同志和各路政治部主任刘子丹、李大章、方仲如等同志，也都是共产党员。 　　由于得到邓宝珊支持而举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在当时的西安北院门)也就是我党在陕西所办的培养军队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林同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刘子丹任教官。这个学校对陕西以后的革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三件事也很值得一提。一是一九二七年刘伯承同志泸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西安，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多元；二是邓和刘伯坚同志有深厚情谊，不但刘伯坚同志的婚姻问题完全由邓筹办，当刘就义后，其家属一直由邓掩护，并负担全部生活费用，直到中央派人接往上海后为止；三是一九二五年以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同志为主而兴办的上海大学，为了筹措基金和掩护、培养进步青年，决定由于右任担任校长。于即向各方发出呼吁捐资兴办，邓闻讯后，即捐资两千元，以表赞助。足见邓在当时对党的革命事业，是非常同情和支持的。 　　三、“西安事变”前后的邓宝珊将军 　　一九二九年，邓宝珊将军参加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跑到上海，暂时闲居。然而邓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经常给国民联军其他领导人写信鼓动继续反蒋。一次蒋的特务机关，在天津查获一封邓宝珊以其夫人张玉燕之名写的反蒋信，遂转告上海特务机关，邓立即遭到逮捕，被关押起来。 　　邓夫人张玉燕四出奔走，寻求解救办法，最后找到了一位上海著名的女律师郑毓琇，把邓救了出来。在此期间杨虎城曾派续式甫两次到上海邀邓回陕，邓一再婉言谢绝。杨无奈转请于右任再三敦促，邓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始携眷西归，一九三二年，杨虎城即推荐邓宝珊将军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 　　一九三五年年底，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争取杨虎城、邓宝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汪锋同志，携带毛主席亲笔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信，由陕北来到西安，邓见到毛主席的信后，当即表示竭诚拥护。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决定出国考察，杨为了能安全出国，故请邓宝珊将军等人陪同他来到上海，联系各方友好人士和处理善后事宜。一九三七年五月，邓和我随杨来到上海，当时杨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因为在“西安事变”中，打死了国民党中委邵元冲和宪兵团长蒋孝先等人，因而反动派对杨恨之入骨。在此关键时刻，邓宝珊时刻提醒我，要密切注意周围情况，随时准备以生命来保护杨虎城，甚或同杨共牺牲，直到杨安全出国，邓一步也未离开。 　　(马科 何献瑞整理)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