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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与国民军

王劲

在民国时代活跃于北方军事、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中，邓宝珊是值得敬仰和研究的一位。这是因为他一生的活动，和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发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一、他是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热忱参加者，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均身临战斗。在他后来的历史活动中，这个革命的优良传统的影响始终没有泯灭。二、他是两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加者，在历史上曾长期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合作和支持。三、在民国历史结束的前夕，邓宝珊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参与了一九四九年一月震惊中外的北平和平起义。这次起义有利加速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进程。 　　本文拟将邓宝珊一生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国民军时期作一综述，粗疏浅陋，敬请指正。 　　一 　　邓宝珊，名瑜，以字行。甘肃天水人，清光绪二十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生在一个改儒习商的家庭里。父亲邓尚贤，通文墨。邓宝珊十三岁时，父母已先后去世，依兄嫂生活。此时家道中落，衣食困难，仅读了两、三年私塾的邓宝珊不得不辍学到省城兰州谋生，寄食在同乡、父执马尊义所开的“义顺店”里。一九○九年夏，湖北新军协统杨缵绪部开赴新疆伊犁驻防，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当时他年龄实际不满十五岁，虚报为十八岁。因他身材长得魁梧，由于生活的磨炼，脸上已有了些老成之气，征募者因此不疑，编伍西行。 　　到伊犁驻防后，邓宝珊以一个普通新兵，因粗通文字被指定为司书。这时他业余拜师，发愤读书，见识大增。第二年，邓宝珊经人介绍，认识了伊犁同盟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冯特民。时冯特民因革命需要，正谋在陕甘士兵中发展力量，邓宝珊在他的启发下，有了民主革命的觉悟，遂于同年(一九一○年)七月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党人密拍电报，要求冯特民等发动新军起义响应。一九一二年一月七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领导人除冯特民外，还有李辅黄、杨缵绪等。邓宝珊当时在李辅黄带领下，手提马枪一枝，内仅装五发子弹，参加了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衙门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伊犁革命政权建立后，宣布“五族共和”，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二月初，邓宝珊随杨缵绪所率部队开往以东的精河、沙泉子一带，与清军王佩兰部激战。邓宝珊所在连队的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十七岁的邓宝珊挺身而出，代理指挥。然而敌军来势凶猛，革命军方面渐有不支之势，邓宝珊向前来阵地督战的杨缵绪建议：采取包抄敌人左翼后路的办法来扭转战局，夺取胜利。杨表示首肯，命令邓率队迂回到敌人后方进行突袭。邓立即率队出发，一举成功，使革命军化险为夷。此役结束，邓宝珊因战斗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并被保送到将弁学堂学习，毕业后升任参谋。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窃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一九一三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杨增新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邓宝珊亦在被通缉之列。在冯特民的帮助下，邓潜往宁远城的俄国领事馆，取得护照，假道西伯利亚，又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家居短时间后，邓宝珊于一九一四年前往陕西，得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相会于华山。又通过刘结识了河北孙岳，福建何遂，山西续西峰、李岐山、续范亭，陕西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岳维峻、张义安等，组成“共学团”。他们在华山玉泉院以听陕西学人郭希仁“讲学”为名，共同策划驱逐陕督陆建章，进而讨伐袁世凯的行动。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华山聚义”是西北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认为是国民军建立的远因之一。它的参加者基本上都参与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斗争，后来又是在西北响应护国、护法斗争的重要人物。以“华山聚义”为缘起的这些活动，使他们结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乃是后来国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军的骨干力量。在“聚义”的成员中，邓宝珊最为年轻，加之他的体格好，担水、劈柴、背粮等事，就主要由他承担。邓宝珊不仅乐于任事，而且虚心好学，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以及爱交朋友，讲信义，重然诺的作风，是他后来名气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时，邓宝珊和国民军中冯玉祥之外的两个核心人物——胡景翼和孙岳，发生了他们最早的历史关系。 　　驱陆、反袁斗争中，邓宝珊在三原一革命党人家地洞内制造炸弹，被密探发现，陆建章下令围捕，邓宝珊逾墙而走。后来，邓宝珊又和二十多人装扮成商贩，袭击陆建章驻临潼栎阳镇的警备队，欲夺武器，又被觉察。巷战中邓宝珊身挟自制炸弹，边战边退，得以撤走。虽然几经坎坷，但反袁运动已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火，陕西的驱陆斗争在此形势下终于取得了胜利。不久，袁世凯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驱陆成功后，陈树藩取代了陆建章，邓宝珊在陈部胡景翼团为“十大连”连长之一。 　　为时不久，新任陕督的陈树藩投靠了北洋军阀段棋瑞，陕西民党又发动了“反段倒陈”运动。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号召护法，民党人士起而响应。十二月，各路“靖国军”起，此时邓宝珊在胡景翼的补备营营长张义安处担任教练。他与董振五等协同张义安周密布置，成功地发动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三原起义”。由于反段的各路部队不相统属(如胡景翼为靖国军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虽同为靖国军旗号，但无统一指挥)，为此，经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共同商定，迎于右任从上海回陕，组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八月，总司令部在三原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改编各部为六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的第四路之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胡景翼接受了时任直系陕西督军冯玉祥的改编，称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这次接受改编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九二○年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失势，在北京组成了直、奉两系军阀的政府，直军阎相文、冯玉祥等率部入陕，陈树藩败逃南山。此时，陕西靖国军数年来所揭橥的“反段倒陈”的政治目标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他们又未能提出新的行动方针。于是就有一些军人为了保存实力，酝酿接受改编。胡景翼部队改编后，邓宝珊为该师岳维峻旅二团团长。邓对胡接受改编是不同意的，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曾派人向孙中山先生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其时，孙中山致函邓宝珊，信中批评胡景翼的受编是“受奸人蒙蔽”，“变更靖国军名义，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希望邓宝珊“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并以“有志者事竟成”一语相勉。 　　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之战爆发后，胡景翼奉命出兵潼关以东，攻打与奉系联合的河南军阀赵倜。六月，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胡部李纪才、弓富魁的队伍大破赵倜军。 　　陕西靖国军的活动，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西北进行的斗争的余绪。尽管这一活动有着严重的缺点，如成分复杂，阵线不十分清晰，斗争目标和口号不鲜明，军纪不严等，但仍不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有进步意义的运动。靖国军的活动，客观上也为国民军的诞生准备了部分条件：国民军陕军系统的力量就是这时集结起来的；陕军的许多重要将领，都是这时成长起来并显露头角的。邓宝珊虽系甘肃人，但其军事、政治活动和陕西民党人士联系甚密。他是陕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二 　　一九二四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进行中，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发动“北京政变”，使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宝珊“北京政变”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政变后组建国民军，邓任胡景翼二军七师师长，开始了他作为北方军事、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 　　国民军的建立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支力量的组合。事情的经过是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战斗正酣之时，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忽从热河前线调兵回北京，囚禁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十月二十三日，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等人名义，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的一切职务。二十四日，冯玉祥等组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正在山海关前线的吴佩孚闻变大惊，恼怒之余企图分兵反扑，但终因腹背受敌，力量不支，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人由海上南逃。 　　冯玉祥倒戈反吴，除了个人利害的考虑(吴佩孚压抑冯玉祥，夺其河南督军职务，又克扣冯部军饷，十一个月之久不发)之外，主要是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影响。另外，从主观上讲，还应注意到冯、胡、孙三人都有一定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基础。冯本人是由清末新军中的爱国士兵升任军官的，武昌起义后他曾与施从云、王金铭在滦州密谋响应，失败后解职。清帝退位后复得军职，一九一四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一九一八年，冯玉祥于奉命南下攻打护法军时，在武穴通电主和，为段祺瑞免职。督陕期间，冯玉祥谋求与靖国军合作。此前，冯派任右民赴粤，得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极赞成冯到陕西，并嘱与靖国军合作，还向任右民介绍了陕西靖国军的人物和历史。冯玉祥在陕西与胡景翼的往还，除了拉胡易帜受编的主要目的外，也有这一因素起作用。胡景翼于一九一○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陕西举兵响应，任第一标标统。民国成立后，胡赴日本留学，一九一四年归国后，曾参与反袁和陕西靖国军活动。孙岳亦为老同盟会会员，清末曾在第三镇充当下级军官，因参加滦州起义被迫离职。 　　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胡、孙等三人就已秘密联系，决定利用机会，实行政变，冯并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暗中联系，利用他们与直系的矛盾，约以配合。此后，胡景翼派李仲三、刘守中、邓宝珊联系冯、孙及郑思诚、米振彪，共谋讨伐曹、吴大计。十月十九日，邓宝珊代表胡景翼前往滦平与冯玉祥会商，议决秘密班师回京。冯玉祥的回忆录中这样讲述此事：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胡景翼字，又作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棚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由于在促成冯、胡、孙联合组建国民军过程中的积极态度和贡献，及国民军正式成立，邓宝珊升任了二军七师师长，参加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的通电。接着，被派往前线对吴佩孚军作战。 　　国民军是由北洋军阀系统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力量和陕西地方势力中有进步倾向的力量结合而成的。“北京政变”正是该集团发动的一次有民主意义的军事行动。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结束了直系军阀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政变后，北方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国民会议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在北方，李大钊(北京)、邓颖超(天津)参加和领导了这一运动。在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国民军倾向革命，削弱、牵制了北方军阀的军事力量，使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有了可能，给尔后南方北伐造成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这里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李大钊同志可能是促成“北京政变”的有影响的人物。日本朋友伊藤武雄在一九二一——一九二六年曾在北京生活，和李大钊过从甚密，他最近回忆悦：“一九二四年十月，直奉军阀战争时，冯玉祥在北京举行兵变，宣布废除吴佩孚所颁布的反动政策，并撤销了逮捕李大钊的命令，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冯玉祥的这次兵变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的。”①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国民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一九二六年党的决议曾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国民军的诞生，他们和国内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他们内部的反帝情绪，都表明革命运动在促使某些军事力量去发挥新的作用。关于国民军的前途，党认为必须直接联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待国民军和直、奉军阀的斗争。因而十分重视国内革命总形势和中国北方反帝、反军阀运动之间的联系。指出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党的这些估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三 　　“北京政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冯玉祥等的革命倾向使各派军阀都对他们施加压力。因此，冯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又迎接段祺瑞来京，以减轻这种压力。然而此举却使“北京政变”打开的局面变得复杂化了。张作霖违背了同冯玉祥的前约，于十一月将奉军开入北京。张作霖入关后，很快与吴佩孚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军。在此情势下，冯、胡、孙等一方面利用段祺瑞与奉、直军阀周旋，另一方面保持倾向南方革命政府的姿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寻找援助。 　　一九二四年底，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进行活动。一九二五年的国民军，仍处在发展中，冯部时已扩充到七、八万人，合以二、三军共有十七、八万人，成为北方除奉系之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段祺瑞上台后，在奉系的主持下，决定撤销国民军名义，冯玉祥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称，并被派到张家口去担任西北边防督办。但国民军各系统实体未变，“国民军”名称仍继续沿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认为，争取这样一支倾向革命的武装是有意义的。邓宝珊时已成为国民军二军乃至整个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北京政变”后，邓与冯玉祥的过从也密切起来了。冯氏在京西天台山“休养”时，邓是座上常客。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军将领的几次通电中，邓常领衔。此时，邓宝珊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接触，在北京，他认识了李大钊。 　　一九二五年初，胡景翼到河南任督办，他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人。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在河南击溃刘镇华支持的憨玉昆部，憨兵败自杀，刘镇华逃往山西。此后，邓宝珊驻兵陕州，段祺瑞曾任命他为豫西镇守使，辞不就。这时他在所部开办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另外，聘请了志明、马合池捷耶夫、瓦林等三位苏联顾问，他们分别是苏联红军的军长、师长和工兵营长。学员大部分是各团选送的下级青年军官。军事课程之外，有政治课，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此年，李大钊还派邓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担任秘书长。邓与葛此后共事八年，一直深相信任。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行将进行北伐。由于国民军同情支持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加紧压制和排斥国民军。八月，邓宝珊部北上与奉系作战，占保定后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十二月十三日，邓在天津马厂附近领衔发表李大钊起草的通电，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民众病军阀之祸国久矣! 去年本军班师，其目的即在消灭军阀乱国之大患，首以武力归之国民，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不料反动军阀张作霖，……伸张其一系之势力。……以故民众愤怒之所郁结，遂爆发而为反奉之战争。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放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 　　天津之役，邓宝珊指挥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并高桂滋一个团，会同三军一部，攻占了马厂。在国民军会同作战下，奉系李景林被迫放弃天津，由海路逃往山东。在激战中，邓本人亦负伤。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善后督办，邓宝珊为帮办。但孙岳此前已去就任陕西军务督办，所以邓实代主天津军事。 　　胡景翼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在河南开封得疔毒，治疗不愈而殁。临危遗嘱部下与冯玉祥和国民党合作到底，并保荐岳维峻继任河南军务督办，即将国民二军交给岳维峻接替主持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国民军渐次放弃开封、郑州，继而放弃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为了缓和局势，以退为进，冯玉祥并通电下野，决定赴苏考察。国民军挫败的原因之一是北方奉、直军阀为了对付南方革命力量，采取了先稳定北方的策略；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军领导人不能明确地依靠人民革命力量，对帮助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表示他们并没有“赤化”。苏联顾问对此颇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整个国民军的方针的。国民军领导人的游移态度，使他们和军阀之间的斗争更多地带上了武装集团斗争的色彩，缺乏鲜明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意义。 　　就国民二军的情况而言，胡景翼死后岳维峻治军松懈，也是加速它在河南溃败的原因之一。邓宝珊部队于一九二六年年初，调回河南战场后，经过数次战斗，损失不小，最后于二月下旬的驻马店一役和二军全体一起遭到大败，不得不北撤西退，并在撤退中自行溃散。对此，邓宝珊当时的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在其所著《中国革命纪事》一书中颇多记载。邓宝珊间道返回陕西后，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二军余部及河南战场上溃败归来的士兵。等待着新的机会的来到。 　　四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给遭到挫折的国民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冯玉祥一度明确采取了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使国民军走上了它最光彩的一个时期。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建立了国民联军，宣布响应南方革命政府北伐。冯玉祥等完全采纳了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十六字进军方略，挥师入陕。冯任命孙良诚为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西安被围”的形势是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刘镇华带领“镇嵩军”入陕后造成的。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队，从四月起已被围困半年之久了。邓宝珊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部队的战斗力因之大大提高。 　　十一月下旬，于右任、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和苏联顾问在乾县开会，研究解围战役方案。邓宝珊提出的战斗方案中，建议一部分部队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切断刘镇华队伍退路。国民联军因此以一部猛攻西安西郊，另一部则由邓宝珊率领，连夜绕道终南山下奔袭东郊韩森寨刘镇华的司令部，迫使刘军在两面夹攻、内外受敌的情况下，土崩瓦解。被围八个月的西安，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围了。 　　国共合作的形势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初前后西安的高涨的革命局面。一月，在西安成立了“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战时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担任总司令，邓宝珊担任副总司令，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了部、厅、局的领导职务。“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另一所是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领导骨干，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邓宝珊对当时一起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给予积极合作和支持，与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革命政府改编冯玉祥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邓宝珊时为该集团军五军军长，属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经商洛、荆紫关，于五月底到达河南。当第二集团军计划与北伐军会合时，“宁汉合流”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冯玉祥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六月十日与汪精卫会谈于郑州，六月十九日，又与蒋介石会议于徐州，使蒋、汪达成了合作反共的默契。六月二十一日，蒋、冯联合通电反共，冯玉祥并立即电令其参谋长石敬亭在国民联军中“清党”。不久，岳维峻率部到应州投靠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撤兵驻马店，后迫于形势，乃离开部队到上海暂住。时为一九二八年初。 　　五 　　冯玉祥联蒋反共，加速了“宁汉合流”，造成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同时也使国民军这样一支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武装力量走上了军阀队伍的道路。国民军的历史结束了。此后，其基本队伍或被蒋介石的武力所镇压，或被收买，逐渐归于瓦解。这是冯玉祥军事政治生涯中的大悲剧，也是中国民主革命一度失败的一个侧影。 　　当大革命转入低潮时，邓宝珊保持了同许多共产党人之间的友谊。他帮助许多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度过困境。有一些人，甚至是他原来不认识的。例如，一九二七年春，刘伯承同志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失败后，由四川入陕西，过西安时住秦中旅馆，邓宝珊赠以川资，又开具路条，帮助刘摆脱了困厄。刘伯坚为冯玉祥“礼送出境”前，与邓宝珊作竟夕之谈。刘伯坚在牺牲前给亲属的信中说： 　　“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没有丝毫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上述字里行间蕴藏着何等炽烈的革命爱憎和高尚气节，也流露了对朋友的关切，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在上海，邓宝珊还曾掩护帮助过聂荣臻，并参与了邓演达等人的反蒋活动，和一些从事反蒋活动的共产党人来往密切。 　　大革命失败后的邓宝珊，“蛰居”上海、京津。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应冯玉祥之邀赴河南，协助樊钟秀指挥作战。樊为蒋军飞机炸死后，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阎讨蒋失败，邓宝珊被叛军焦文典执送蒋介石，途中逃跑后又到上海蛰居，声言“隐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沦，作出了“共赴国难”的姿态，放松了对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制。此时，邓宝珊复出应杨虎城之邀，于一九三二年回甘肃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后改任新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邓率部到陕北榆林，出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开始了他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解放后，邓宝珊长期担任甘肃省省长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为发展、巩固爱国统一战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邓宝珊病逝于北京。 　　邓宝珊的生活道路，是一个始终爱国的国民党将领的一生。在他身上留下了本世纪前五十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记，从而也可总结出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① 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四版《革命的启蒙者与先驱》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