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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邓宝珊的两次通电

(一) 　　(衔略)“民众病军阀之祸国久矣!去年本军班师，其目的即在消灭军阀乱国之大患，首以武力归之国民，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不料反动军阀张作霖，与其党羽李景林、张宗昌等乘机而起，伸其一系之势力，由北而南，淫威所届，凡反抗帝国主义之民众，非惨罹屠杀，则横遭禁锢，所有士农工商各团体，非封即禁，无一幸免。以故民众愤怒之所郁结，遂爆发而为反奉之战争。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今者奉命北指，直捣津鲁，驱彼凶顽，救民水火。兹特郑重宣言：此战之目的，不仅在颠覆张作霖等之个人势位，而在根本廓清军权，交还于民众，一任民众自由行使。否则一军阀仆，一军阀来，则一年一战之结果，不过以人民之痛苦流离，兵士之断头流血，反复回演争权之惨剧而已，非本军为自由而战之意义也!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放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马陈辞，伫候明教。”(十二月十三日)。 　　(二) 　　“宝珊等环甲数年，荷戈数载，非有争城略地之心，尤以越职干政为戒。惟念军人对于国内战争，非认定组织国家之目标，与解决政治之途径，将使生者相寻于私斗，死者见摈于国殇，长此喋血牺牲，无从得其代价，言念前途，同深浩叹!前曾联电缕陈，计荷赐察。比者事机益迫，来日大难，国事一日不定，军人之职责一日不完。用敢申述前议，加以概括，揭为二事，贡诸国人。其一为国法问题：论者以国乱频仍，由于无法，以恢复法统之主张而起嚣然。宝珊对于此义，不无疑问。无论法之本身支离破碎，久已自乱其统，无法收拾，即令乞灵刍狗，存朔饩羊，而此项主张，出自军阀议员，何异口衔天宪，朕即国家，矫诬民意，莫此为甚!日来无耻政客，匍匐军阀之前，以法为市，对甲言约，对乙言宪，朝如可复，夕即可毁，名为恢复法统，吾侪国民誓不承认!吾人爱国尤胜于爱法，重法必先以重民。关于法统之各问题，应付诸国民会议，以求最后之分判，舍此实无何人具恢复法统之职权与资格。至于国民会议之组织及召集各方式，宜以中山之民会宣言为根据。段氏之钦定条例，与各省区长官委派代表办法，应一并取消，庶足以表示大公，而得其真正民意之所在。其二为政府问题：宝珊等以组织国民政府为彻底改造政局之法，已如前电所述。在民会未成立期内，应由现政府维持现状，对外谋法权税权根本解决，对内与长江西南协定大计。宝珊为国家全局起见，绝无党派及任何关系。论者或以现政府由段氏命令所产生，对于段之去留，与阁员之进退，均多疑问。此则不然。段氏失政酿乱，祸国殃民，于国为罪人、于民为公敌，彼之任命阁员，本为交出政权，束身待罪之地，宣言俱在，口血未干，为去为留，均其各人私见，无足论列，亦无待犹豫。彼既不能因阁制之成立而始留，又安能用他方之表示而始去?国家之祸乱已极矣，阴谋操纵，谁为厉阶!海内贤豪，当为国家计安危，不当为独夫计祸福。事至今日，惟有一致努力，自效于国民之前，岂容托命于元恶大憝之下，此则国人所应自决者也。以上所陈，并关大计，宝珊等内迫热诚，不敢有所顾忌，深冀邦人君子加以省览，共襄国是。尤盼现政府与段氏，为人格自爱计，当机立断，毋作乱速乱，以重国民之怨。临电激切，并待后命。” 　　(摘自《国民军革命史》 　　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后期，我和李锡九先生相遇于包头。当时李先生在华北抗日第九军团担任顾问，我和他住在一起，他曾对我说：北伐初期，李大钊先生为了团结旧军队中的一些军人，转向革命，以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号召。当时联名通电的电稿(按指十二月十三日稿)，系李大钊先生起草并由他带赴石家庄、开封等地争取其他将领签名。起初，胡犹疑不决。李对胡说：“邓宝珊已签名了”，胡才签名。此后又签了许多名字，终于把邓的名字放在最前头。这个通电一发，各地报纸均发“号外”说：“中国北方军人将领联合起义，响应北伐军出师北伐。”“邓瑜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云云。 　　窦志安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