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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将军在榆林

石佩玖

一九三七年九月，侵占平津的日军，迅速向西推进，太原和平绥铁路西段的归绥、包头都已吃紧。国民党晋、绥部队在交通线上难以抵御，向山岳地带溃退。在这种形势的发展下，晋、陕、绥三省之间的榆林，在军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榆林在陕西省的东北部，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它东连晋西北，西经陕西省西北部的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到宁夏，南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北毗伊克昭盟至包头、归绥。因此，榆林在晋、陕、绥边区的广阔地域之间，是一个中心城市，各方面的部队都曾撤退到这个地区，如果不加以约制，势必造成混乱局面。所以需要有一个能够多方面协调，善于运筹的将军坐镇安抚，以收重振军旅，协同御敌之功。 　　邓宝珊将军，早年佐襄胡(景翼、陕西靖国军的创始人之一)、冯(玉祥，北伐时期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规划运筹，久负盛名。他交游广泛，在国民党晋、绥和西北的杂牌部队中素有渊源。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人颇多接触，西安事变时会晤过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赞同，认为是团结全国人民救亡图存之大计。早在一九三五年何应钦签定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以后，他就感于寇深国危，亟图联合华北杂牌部队共同抗日，曾亲访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晋、冀、鲁的军政要人，但各图保全实力，毫无同仇敌忾之心。邓大失所望，怅然返回兰州，准备待机出而抗战。“七七”事变的炮火，震撼了全国各阶层人民，也激奋了新一军将士，人人义愤填膺，请缨杀敌。是年十月，日寇西侵的战火已经烧到察哈尔，蒋介石便把驻甘肃的新一军、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八十六师，合编为二十一军团，以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率甘肃部队前往榆林坐镇，指挥晋、陕、绥边区的所有部队，从平绥路西段的侧翼抗击西侵日军，同时也有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邓以抗日目的已达，立即欣然成行，仅带参谋长俞方皋、参谋赵一清和两名译电员，由兰州经西安飞榆林。所属的甘肃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和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陕北开拔。当十一旅到达安边、宁条梁，一六五师师部到达西峰镇，其先头部队的蒋云台到达定边、环县时，太原和归绥、包头，相继失守，蒋介石突令邓在甘肃境内的部队停止前进。不久又把驻定边的蒋云台旅撤回甘肃，后来终于被蒋帮嫡系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分别将新十旅和一六五师吃掉。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已开到陕北的邓总部和新十一旅，在经费和装备上则大肆尅扣，每月只给邓总部经费一万元，新十一旅一万四千元。在八年抗战期间，邓部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缺吃少穿的艰难生活，每月每个官佐只发维持费二十元，士兵两元，特别在抗战胜利后期，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的岁月里，更是备受其苦。 　　一 　　驻榆林的八十六师，原为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部队，驻陕北已有二十多年之久。所部兵力连同地方团队约有一万五千多人。早年曾统辖陕北二十三个县，总揽军政大权，根基牢固。一九三六年井岳秀死于手枪失火，旅长高双成继承其事。高字立卿，行伍出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八十六师的防地缩小，仅有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四县。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高双成部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与陕北红军敌对多年，虽然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由于形势和政策的转变，双方停止了战斗，但高在这方面依旧忧心忡忡，怕红军大军压境，自己不能匹敌，失掉几十年艰苦经营的这块地盘；二是日寇侵占晋、绥后，各部队的溃军涌来，拒之不可，不拒则势必造成混乱局面，自己难予应付。这时，恰巧邓宝珊奉令坐镇榆林，使高双成有了一个足智多谋、运筹有方的上司，思想就比较轻松了。邓是个“光杆司令”，仅有的新一军，本来只有两个旅，带到陕北的又只有一个新十一旅，人们讥笑为“新半军”，所以在实力上要依赖于高。这就是邓、高互相依存的因素。经过几年的共事，彼此逐渐加深了解，高直至逝世为止，始终对邓以礼相待，从未表露出轻视情绪。邓对高亦谦虚有礼，依如股肱。 　　邓抵榆之日，高率部队和榆林党政机关人员，在南门外飞机场迎接。邓一下飞机，就紧握高的手说：“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来了。”高则恭恭敬敬地举手敬礼，口称：“军团长，欢迎你领导我们抗战。”高迎邓住在他的师部西花厅，后在钟楼下找了一院房子，侍从和警卫都是高派遣的。当时，太原和绥、包相继沦陷，察哈尔和绥远两个省政府及所属机构，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东北军何柱国的骑二军军部及所属骑三师和骑六师共有七百多人马，骑六师师长白凤翔部随即改成热河先遣军，蒙旅独立旅白海风部，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刘效贤部、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还有察哈尔和绥远东部各县的党政人员与一部分地方人士，都纷纷撤退到榆林地区。军纪废弛，不相统属。这个地区，粮秣从来困难，加上这么多的外来人马，就更加无法供应。所以不但榆林地区人心惶惶，苦于征粮要草，就连伊克昭盟各族的王公官员，也都十分恐惧，无所适从。当时邓、高对形势作了研究分析，认为目前日寇不会离开交通线向纵深地带进犯，最重要的是安抚逃亡部队，稳定伊克昭盟。 　　首先，邓对榆林和伊克昭盟的部队进行了调整和部署：由高双成挑选精练部队，连同自愿归附八十六师的绥远地方武装，编组了五个游击支队，以王永清、段宝山、邬青云、王伯谋、陈秉义为支队长，布防在西起羊圈洛巴，东至新民堡一线的包头滩上。刘效贤部驻守昭君坟一带，东接王永清防地。并派八十六师的团长张杰带该团驻在东胜，指挥策应包头滩上部队，封锁包头至萨县河防，是为第一道防线。白海风旅驻扎萨克旗至郡王旗之间，并为确保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的安全，由八十六师派兵一营，驻在榆林至沙王府之间的十八台，该营分兵一连驻沙王府，是为第二道防线。晋西北和绥远接壤的黄河南岸防务，由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担任，监视河曲、偏关、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县的日寇动向。白凤翔部起初被指定驻达拉特旗的十里长滩，后来过河转敌后。何柱国的骑二军军部和骑三师先驻在神木、府谷之间的木瓜镇，白凤翔走后，何分兵一部驻扎十里长滩。府谷河防由八十六师二五八团杨仲璜部防守，左世允旅长驻神木，指挥策应东胜和府谷两面部队，势如犄角。神木贺家川南至军渡的防务，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担任。这样就稳定了伊克昭盟，也减轻了榆林地区人民供应粮秣的压力，从而安定了危局。 　　一九三八年二月，晋西北的日寇扫荡山西的保德县城，波及陕西的府谷县城(两个县城只有黄河之隔，彼此可以呼应)，当即被驻府谷的八十六师张团和杨仲璜团迎头痛击，晋西北的“新军”从侧后截击，日军仓惶溃退。因大雪初晴，山路泥滑，敌军行动困难，被我军截住一个后方医院，击毙日军二十余人，生俘二人。一九三九年夏，日军二次来犯，亦被我张、杨所部击退。同时据报，鄂托克旗有日军的特工活动，邓即电令驻安边的新十一旅派骑兵一连驻到阿拉庙，并派步兵一营进驻召黄庙。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章文轩派了一个参谋来榆林谒见邓、高，保证没有通敌情事，邓遂把阿拉庙、召黄庙的部队撤回，以示信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绥远东盟投降日本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蒙联军总司令王英、李守信等合谋，企图把成吉思汗的灵榇东移归绥，以号召蒙族人民投降日本。邓为了争取蒙族人民内向，团结抗日，一面保举逃亡在榆林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为蒙旗宣慰使；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的灵榇内移，以安定蒙族民心。是年五月，邓奉令为“移灵大员”，由沙盟长率领蒙旗各王公和邓主持，在扎萨克旗东北三十里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的墓地，举行了隆重的移灵大典，各旗王公官员都亲来祭奠启灵，基地护灵人员全部扈从，大、小苏尔定(成吉思汗当年所用矛头)前导，灵榇居中，部队随后。当时拍了电影，沿途各地派部队分段护送，浩浩荡荡，经过榆林、绥德、延安、西安，迁到甘肃省榆中县的兴隆山。从此，沙盟长和达拉特、准格尔、杭锦、郡王、乌审等旗的王公官员，每年都亲来拜见邓一次，感谢对他们的保护，邓每次总是优礼款待，多所馈赠。 　　一九四○年，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伊克昭盟守备军司令，带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两个师，进驻桃力民。桃力民的位置，在伊克昭盟北部的黄河右岸，介乎五原、三边、包头、榆林四角的中心。在这里驻下重兵，有两方面的企图：一是向东北推进，可以进攻包头、归绥日军；另一方面加紧对蒙旗的控制，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但陈长捷统率的军队，对伊盟人民大施高压政策，百般蹂躏。蒙民不堪其苦，遂于这年夏天，挟持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与国民党驻军进行对抗。陈长捷派队进剿，沙王被迫南逃到乌审旗的西南部。邓、高闻讯后，派总部副官处长彭尔玉和八十六师副官主任王公弼前往调解，造反蒙民误认为是陈长捷的部队，进行阻击，将王公弼打死，彭尔玉俘虏。经过盘问，获悉是榆林派来的代表，便热情接待了彭尔玉等。旋经邓、高电报往还，多方调解，蒋介石迫于无奈，撤销了陈长捷的伊盟守备军司令职务，蒙旗人民情绪才安定下来。 　　在抗战的前四年中，榆林几遭敌机轰炸，死伤甚众。包头滩上在每年黄河封冻后，日伪军在飞机侦察掩护下，出动数十辆汽车，运载大批部队，对黄河南岸进行残酷扫荡，把我军据点夷为平地，对群众实行杀光、抢光和烧光。我军也经常派遣小部队渡过黄河，在包、绥铁路沿线和包头飞机场进行破坏活动。除一九三八年冬季配合傅作义部反攻包头外，未曾进行过较大的战役。伊盟的安定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二 　　邓军团(当时榆林人这样称呼，后来称邓总部)的指挥范围，包括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至神木县贺家川一线的河防部队。那时“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县警备司令部设在绥德。邓到榆不久，就和高双成商定，派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和我(军团部副官)，持邓、高信件去绥德，和陈奇涵司令员商谈了彼此协防事宜。陈司令员随即亲到榆林见了邓、高。接着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陕北联防司令员高岗，延安联络员李启明等先后到榆，和邓作过几次长谈，态度诚恳，气氛融洽，达成了双方和平相处的默契。一九三八年三月，邓派新十一旅第二团第二营副营长张润民带两个连进驻鱼河堡，行前邓曾给张面授任务是维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从这时期，新十一旅第二团的两个营(一九四一年九月以后是一个营，一九四五年十月以后又是两个营)除担任邓总部的警卫外，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就住在榆林以南的三岔湾、归德堡至鱼河堡一线的公路上，担任上述任务。榆林在抗日战争时期，经邓、高同心协力，赖以安定，与陕甘宁边区相安无事。但榆林部队的情况错综复杂，除主力八十六师和新十一旅(这两个部队后合编为二十二军)外，还有察哈尔第一游击军张励生部，及反动地主武装编成的所谓保安团。这后两个部队，靠反共吃饭，寻衅捣乱，制造事端，搞了许多麻烦。就两个主力部队来说，也是情况各不相同，出现的问题各异，现记述如下： 　　八十六师由井岳秀、高双成先后经营二十多年，控纵自如，外来势力不易侵入，特务也不敢轻易捣乱。例如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陕北红军时，高为应付汤恩伯，曾接受汤派来的徐之佳为八十六师参谋长，由于部队内部团结，徐之佳和蒋介石所派的政治部主任包介山等，便无隙施其伎俩，致使这一伙特务们在八十六师钻不进去，破坏不了。这支部队，在井岳秀时期，为了保住陕北地盘，也曾执行蒋介石围剿命令，对陕北红军的革命活动，进行过镇压，以旅长姜占奎执行最力。在榆林迫害了许多革命青年，因而与陕北红军的关系紧张。另一个旅长高双成，不轻易杀人，被捕的陕北共产党人杨玉峰、刘绍让、王寿长、刘海泉等等，据说都是高释放的。高任师长后，解除了姜占奎的旅长职务。此后高和陕北红军的关系，趋于和缓，比较容易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还存有戒心。关于高双成的顾虑，我曾听过邓宝珊和高的一次谈话。一九三八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高和他的副师长刘滋庶(字润民)两人正在和邓谈话，适有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副司令韩祥符要求见邓，我去传达，走到门外，听见邓正在说话，我便站住细听，只听邓说(大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它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就不能再打内战了。全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共团结抗日就可挽救危亡，否则就是民族的罪人。所以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现在国共合作了，但还不巩固，要巩固，就得双方互相谅解，共同努力，拆除过去敌对壁垒，互助互让，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肖劲光、高岗、陈奇涵等来榆林，就是谈我们之间合作问题的。共产党的原则是‘互助互让’。就是他们要巩固和扩大，也帮助我们巩固和扩大。肖、高等一再地说明，他们放弃暴动政策，不挖友军墙脚，不在友军内搞秘密组织，要我们放心。同时他们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如果从我们做起，我们能真诚实现这个原则，八路军就不会侵犯我们，共产党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高双成接着说：“他们也和我谈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打了几十年，一下子和好怕做不到，军团长说得很透彻，我心里的疑虑就解开了，以后就这样办。”至此我才进去传达，高、刘告辞而出。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但高双成在邓宝珊的影响下，始终保持“互助互让”，和平相处，从未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发生过摩擦。蒋介石曾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但邓总部和二十二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往来人员给与方便，不仅货运无阻，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蒋管区转购一些陕甘宁边区急需的短缺物资。中共方面则允许邓总部和二十二军(包括驻三边的新十一旅)通过陕甘宁边区从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和由关中接收壮丁，双方真正体现了“互助互让”的原则。高双成逝世后，灵柩运往蒲城安葬，经过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举行了祭奠大会。左世允(字协中)继任二十二军军长后，继承高的作法，和中共“互助互让”关系，一直保持到一九四六年秋季。 　　察哈尔第一游击军是一九三八年秋季来榆林的，总司令部设在榆林城内。总司令名叫张励生，据说是察哈尔人，他也兼任察哈尔省主席，来榆后为了联络各方关系，曾和高双成、马占山、邓宝珊等人换过帖。参谋长魏自愚，原是邓的新一军参谋处长，和邓由兰州带来的官佐相好。张励生来榆时只有三、四百人，便在陕北大肆招纳扩充，曾给三边的张廷芝，米脂的杜立亭、高景明等以中将支队司令的名义，到处搜罗队伍。这支部队的第一支队司令徐宗尧和新成立的杜立亭、高景明等部，都驻在榆林东南地区的通秦寨、打火店、清泉寺一带，军纪很坏，官兵不时越界，潜入陕甘宁边区的佳县、米脂境内，抢劫奸淫，被当地群众捉住惩罚过几次。邓为避免和边区发生摩擦，通过魏自愚的关系使其自动移驻榆林城以北的牛家梁、五道河子一带。当地人民又不堪其扰，纷纷上告。我们曾秉承邓意，对魏自愚以探讨方式提出察哈尔游击军应当在察哈尔敌后活动的问题。魏明白我们是婉言逐客，经过和张励生研究，并征得傅作义的同意，于一九四○年秋季转移到桃力民去了。但张励生收编的三边恶霸地主武装张廷芝的第二支队，却不肯移动，仍驻在安边堡东北三十里的堆子梁，后来与其堂弟陕西保安第十三团团长张廷祥合谋，火并新十一旅未遂，给邓制造了一次麻烦。 　　新十一旅，原是三边地方人士所组成，但发展在甘肃。这次开回三边，就连长以上大部分官佐来说，既是“光荣抗战”，又是“衣锦还乡”。就少数连长和大多数排以下官兵来说，则是甘肃人居多，所以人们把这个部队称为邓的“子弟兵”。这个旅在一九三八年初，因日寇进犯府谷，曾由三边调到榆林，驻在城南的秦家庄、三岔湾、刘官寨、归德堡和米家园子等地待命。是年秋，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邓，仍令新十一旅驻防三边。除第二团团长史钫城带两个营，仍驻在三岔湾、归德堡和鱼河堡的公路线上维护交通安全，并以一个连担任邓总部的警卫外，其余全部移驻三边的安边堡、宁条梁、小桥畔、堆子梁、白泥井和砖井六个据点。该旅的许多军官和陕北红军有同学、同事或亲戚朋友等关系，多年阔别，现在回到家乡，少不了要探亲访友，所以新十一旅的官佐去陕甘宁边区和驻定边县的警三旅探亲访友的颇多，边区和警三旅的人来新十一旅探亲访友的也不少。就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新十一旅和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平相处，不搞摩擦，就被国民党的特务们和地主武装所暗算，酿成了一场巨变。 　　靖边县金凤坪的恶霸地主张兰亭、张玉亭和两个儿子张廷芝、张廷祥弟兄，都是盘踞三边几十年的地头蛇，不但剥削欺压当地群众，也组织所谓保安团队，对陕北革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际，张家的反共武装被迫撤退到安边堡和宁条梁一带，凭险据守。后来在一九三八年至三九年期间，张廷芝被察哈尔第一游击军收编为第二支队，张廷祥被陕西省保安处收编为保安第十三团，这两个部队和新十一旅同驻在三边。皖南事变时，胡宗南和熊斌一面调集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一面对邓宝珊采取了不可告人的阴谋伎俩：一是一九四○年冬，胡宗南突给邓一电报说：“兄部新十旅李贵清部，经弟整顿充实，改编为暂十五师，由刘志宏师长率领，如兄需要，请即调榆。”邓看电报后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人事全非，恐不为我用。”邓哼了一声说：“增兵之计。”于是复电说：“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这就制止了胡宗南增兵榆林，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二是榆林和三边的特务分子串通地方反共武装，指名诬告新十一旅的军官通共，为对新十一旅下毒手制造借口。蒋介石的侍从室三番五次电邓查办，邓总是以“亲朋往来”解释，使特务之诡计未能得逞。三是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邓，叫邓转饬新十一旅派队协助驻宁条梁的陕西省保安第十三团，给被困的阎家寨子送粮。邓给熊斌复电：“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边区一百多里，在我无足轻重，如果派兵送粮，就会引起摩擦，影响国共团结，不如撤出。”接着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也电称：张廷祥奉陕西省保安处电令，要他派队协助给阎家寨子送粮。邓给刘复电说：“已转请熊主任核夺，可暂缓送。”事过一月，未见熊斌复电；刘旅长亦未报告是否派队送粮，只是说阎家寨子已经失守。 　　一九四一年九月，胡宗南、熊斌等和驻在三边的地主武装张廷芝兄弟上下合谋，串通一气，策划了一个解决新十一旅的圈套。张廷芝参与杀害刘宝堂，原因是张廷芝被张励生收编为察哈尔游击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曾亲去甘肃固原县找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要枪，以扩充队伍。但刘宝堂却暗中给高桂滋打电报说“张数世为匪，祸害陕北”。因此张廷芝怀恨在心，非杀刘不解。至于张廷祥的发难，则是陕西省保安处长徐经济策动的。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初，有一个魏高参来安边，自称是西安办公厅的点验委员，在桃力民点过二十六师、骑七师和察哈尔第一游击军以后，来安边点验察哈尔第一游击军的第二支队和陕西省保安第十三团。于是把驻在堆子梁的张廷芝第二支队调进安边城内。九月三日点验这两个支队，下午张氏兄弟设宴款待点验委员，把新十一旅驻安边的连长以上正军官请去赴宴。席设两地，旅、团、营长和点验委员、县长等在张廷祥团部，连长等在玉升店。席间张廷祥击毙了刘宝堂旅长，张廷芝扣押了十多个连长，并派队分头发动进攻，解除新十一旅驻安边部队的武装。新十一旅排以下官兵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天明，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放回被扣的营、连长，带队撤至城外七十里的白泥井。当安边事变之日，第一团的少校团附牛化东因事去定边，牛与陕甘宁边区驻定边的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早年有同事关系，贺与牛商定，贺带部队在安边附近的长城外埋伏，作为援兵，由牛化东到白泥井组织反攻。推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曹又参(名汉杰)为指挥官，牛化东为副指挥官，事先派人进城，以同乡关系说妥安边城内的保安队中队长杜廷芝、夏品三两人开城门迎接。九月十日凌晨，新十一旅进入安边，击毙了张玉亭，把张廷祥捉住，活祭了刘宝堂灵牌。张兰亭、张廷芝父子带队逃跑，被新十一旅派队追击，在乌审旗西南部的白城子击溃。张兰亭带家属逃到波罗，张廷芝在草地流窜，士兵逃亡殆尽，只剩了二十七骑。正在走投无路之际，碰上了陕北保安指挥部派往安边安抚杜、夏两个中队的代表杨俊卿，杨便把张廷芝带到波罗，指挥部的参谋主任杜蔚亭一见大怒，把杨俊卿砸了一杌子，骂道：“你这个昏头，带来这个祸患，叫指挥官怎办?”指挥官胡景通为人广泛结交，但这件事却把他难住了，他认为把张廷芝收下不交，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但张廷芝是来投生，而不是寻死，如果交出，就是自毁声名，以后谁还敢来投靠，终于冒着风险收容了。邓也深悉五弟(胡景通)的为人，当时未予追究。过了一段时间，胡景通由波罗到榆亲自对邓说：“自古‘杀降不祥’，我在陕北罗致了很多人，编成保安团队，增加了你维持这个局面的力量，如果把张廷芝杀了，今后谁还敢来哩!”邓点头默认了。接着由邓总部政治处主任朱耀武和榆林党务办事处主任徐玉柱打了个圆场，叫胡景通把张廷芝送到二十二军军部处理，军部感到不好处理，有意放走，张廷芝便逃到包头，投奔了蒙伪军。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暗算”未成，又来了一个“明调”。决定把新十一旅由三边调到桃力民整训，把驻桃力民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换防三边。延安方面认为，这不是“换防”，而是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进驻靖边县的毛团库囵，指挥三个团包围了新十一旅所驻各据点，从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上旬，夜夜进攻各据点，声言先消灭新十一旅，再迎击二十六师。邓派副参谋长于浚都到三边见王震，王震说：“狼要来吃羊，我打狼来了。”于是邓便明了了延安进兵三边的用意，便打电报告急。这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后期，在全国人民反对分裂、要求团结的抗议声中，形势趋于缓和的时候，蒋介石被迫收回了“换防”命令。王震返回绥德时，曾和贺晋年亲到安边，宾主尽欢而别，三边赖以安定卞来。 　　三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驻河曲的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电邀邓宝珊去河曲参加军事会议。邓带总参议高志清(陕北哥老会的龙头)、参议寇子严(保定军官生，进步人士)、《大公报》记者杨令德、《扫荡报》记者耿坚白，还有参议金伯韬和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电务、厨师等十余人和骑兵卫队一个排，于八月二十四日由榆林出发，前往河曲参加军事会议。我为前站先行，尾随的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第一天晚上驻在距榆林东北七十华里的榆树湾，邓因中暑感冒，休养治疗一天，即带病赶路，经神木到府谷。驻两县的八十六师的旅长左世允、团长杨仲璜，列队迎送，盛宴款待。抵府谷之日，驻府谷黄河对岸山西省保德县城的骑七师师长门炳岳亦过河在府谷城四十里处迎接。当晚门师长陪邓参加了府谷县党政军各界的欢迎宴会。第二天早饭后，邓过河到保德回拜，门炳岳陪邓视察了本年二月间日寇进犯保德时破坏情况，所见房屋颓垣断壁，遍地弹痕瓦砾，景况凄惨，令人目不忍睹。观者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回到门的师部以后，两人谈话中，门说傅作义反攻归绥时，令他在马蹄渡口防守，傅不应该以骑兵作阵地防御，以致不能发挥骑兵作用，使我遭受重大损失。傅不负疚自责，反而指责我没有截住日寇援军，使他反攻失败，自己指挥不当，还要诿过于人。当时门的情绪激动，溢于言表，邓以和事佬的口吻说：“湘文兄(门字)要豁达大度，不予计较，和衷共济。”再三劝门一同去河曲参加军事会议，门终不肯行。邓于当晚返回府谷。第二天由府谷起行，九月三日到达麻地沟，傅作义已派人在此候接。翌晨到达河曲对岸时，渡船已靠岸等候，除一排卫队留下外，随从人员一齐上船。傅作义穿士兵服装，率领高级军官和先到的马占山、何柱国等在岸边迎迓。邓在渡船靠岸时，肃立船头，向傅举手敬礼，上岸后与傅、马、何等一一握手问好，并由他们陪同检阅了欢迎队伍，大家骑马一起进了河曲县城。 　　一九三八年夏，傅作义反攻归绥失败后，退驻晋西北的河曲。当时在晋、陕、绥这个三省边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除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和榆林的邓军团外，还有东北军的残部何柱国的骑兵军一部分，国民党军委会直属的骑七师门炳岳部。在东北最早抗日的马占山将军，收编了一部分伪军和绥远地方抗日武装，名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部驻在府谷和准格尔旗之间的哈拉寨。在第二战区的北线上，有这么多的将领和部队，但都互相观望，各自保全，对抗日布局，莫衷一是，一筹莫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才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所以傅作义在河曲召开了军事会议。 　　河曲会议的头两天，邓和傅、马、何及三十五军的参谋长鲁英麟，总参议张濯清，绥远抗日自卫军总司令张钦，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以及中共方面由延安来的南汉宸同志和在晋西北的负责人罗贵波同志等，作了礼节性的拜会。九月五日，傅作义主持举行了河曲各界欢迎大会，傅、邓、何都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和衷共济、抗战到底的演讲。会议期间，天天下午在关帝庙大摆筵席，先是主人的欢迎宴会，后是每个客人的答谢宴会，最后在张钦家里吃了“荞面苦蕾”。最后一天九月十二日上午，去河曲东门外参观傅部的炮兵射击演习。我们跟邓刚出东门，忽然敌机三架飞临城区上空，我们急忙隐蔽到附近树林时，城内已遭轰炸，烟柱腾空而起，南门内有数处民房炸坏，听说死伤六、七十人，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北峰在南门口被弹片炸伤。敌机走后，炮兵射击演习照常进行。是日下午敌机轰炸了府谷、保德，次日上午又炸了神木。当时傅、邓认为是汉奸告密，遂结束了河曲会议。十三日上午邓、马、何先后渡河返防，邓一行经神木返回榆林。 　　这次河曲军事会议，并没有产生什么报告和决议，而是各方面的人士作了一次聚会，交谈和协商了一些问题，是一次重要而微妙的会议。这个会议，奠定了抗战期间晋陕绥边区的安定局面。先是这年夏天，续范亭和阎锡山的骑兵军长赵承绶到榆林，和邓作了几次长夜谈。接着南汉宸由延安来榆林，交换了在晋西北和榆林协调防务的意见，邓又派我把南汉宸送过黄河。南去后约一个月，阎锡山驻晋西北的将领杨爱源、孙楚来榆林，和邓谈论了山西抗战形势的发展问题，然后经绥德、延安去秋林见阎锡山。不久就由晋西北把他们的部队向南转移。至此，晋西北就只剩下傅作义的部队。河曲会议期间，罗贵波、南汉宸、续范亭和邓在总参议高志清的卧榻灯下彻夜聊天，交换协防意见。有一夜，邓和傅两人也在高志清的卧榻上抵膝漫谈，邓向傅谈了抗战前一阶段中，阎锡山在指挥上的一些问题，邓说：百川先生在二十年的内战中，凭借“山河之固，关隘之险”，保住了山西，这次抗战，他还按老经验办事，低估了日寇的装备，一开始就打了败仗。他认为是人不争气，叫张培梅枪毙李服膺，以整饬军威，实际是杀鸡给猴子看哩，叫你(指傅)死守太原，以保山西，使你受了重创，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我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在初期阶段，不能与城共存亡，应充分估计敌我态势，就是孙子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敌强我弱，不宜过早以主力与敌硬拼，应该养精蓄锐、避实击虚，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地形，予分散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保人重于保城。自古两国交战，全师为上，如果被敌人消灭了，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现阶段应以小部队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拖住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等待战略转移和战略反攻阶段，再与日寇进行决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当时傅对邓的论述，微笑点头，表示赞同。最后傅问：你看休整地点，哪里合适?邓说：黄河虽大，富了后套宁夏。接着又说：地利很重要，昔日刘邦屯汉中而成帝业…… 　　河曲会议后不久，听说傅作义率部转移到绥远省西部的五原、陕坝，成为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邓宝珊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董其武为副总司令。董到榆林和邓见面酬酢了几天，就去绥西了。驻十里长滩的何柱国骑兵军，经榆林、绥德、延安南调了。这样，晋陕绥边区的国．共之间，就减少了摩擦，从而安定下来。晋西北只剩下一个国民党专员白志沂，经常搞些摩擦。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被“礼送”出境，经榆林去秋林了。 　　河曲会议的气氛本来是愉快的，但那个尾随而来的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却跳出来表演了一番，使傅、邓有些不悦。包介山竟向傅作义提出周北峰是共产党，要傅驱逐。傅说周北峰是阎长官派来的，如有问题，我当送还阎长官。包介山是想逮捕周北峰向国民党邀功的，经傅这样一说，也就无计可施了。 　　四 　　邓宝珊将军去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长后，中共方面不断派有关负责同志到榆，和邓、高(双成)协商解决双方在陕北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抗战的头两年，延安、榆林之间的邮电往来没有限制，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都给榆林的部队、机关邮赠，邓经常阅读这些报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战地文工团，曾两次来榆林演出抗战话剧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备受榆林军民的热烈欢迎。重庆电影制片厂导演应云卫去伊克昭盟摄制《塞上风云》时，途经榆林由吴茵、黎莉莉、舒绣文等演出了革命话剧。榆林地方青年也排演了《家》，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参赞石华严，由内地招来沈求我、姚曾依等从事抗战的文化人和画家张仃、陈小漪。还有从各地来的文化界人士孙承佩、段复生、董英、沈逸千等等，在邓的鼓励支持下，大搞文化艺术活动，鼓励军民抗日情绪。李公朴、老舍也先后来过榆林，和邓畅谈多次，一时榆林的团结抗战气氛很是浓厚。为了加强延、榆之间的联系，邓、高曾派绥德士绅、前八十六师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为榆林驻绥德办事处主任，刘经常往返延、榆之间，转达彼此意见。一九四○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强令缩编。刘绍庭带上毛主席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到榆林，转达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要求邓宝珊认清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准备投降日寇的阴谋，起而反对分裂、坚持团结抗战。邓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表面上保持了沉默，实际上采取了抵制，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抵制了胡宗南的“增兵之计”和反对给阎家寨子送粮等等。 　　在晋西北和延安工作的，还有两位对邓深有影响的老友，一个是续范亭，过去是邓的“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的参谋长，改编为新一军时，由于胡宗南派了一个名叫张性白的当了参谋长，续范亭改任新一军的总参议。抗战前夕，续范亭痛恨蒋介石只打内战，不肯抗日，为唤醒国人同仇敌忾，曾写下《敦促抗日绝命书》，在南京中山陵园剖腹自杀，被游人抢救得生。抗战开始后，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太原沦陷后，转战到晋西北的岢岚县一带，领导当地抗日“新军”，后任新一师师长兼岢岚行政公署主任。另一个是南汉宸，过去是中共在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南曾为省政府的秘书长，掩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人士。南于抗战初期在晋西北工作，是续范亭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这两位老友，在邓到榆林的头两年中，先后两次到达榆林，和邓住在一起，常常促膝长谈，探讨各种问题，对邓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起了启发作用。邓宝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趁去西安参加武功会议之便，乘汽车经过延安，中共中央对邓备极礼遇。毛主席和邓也作了长谈，对邓后半生所选择的方向起了促进作用。 　　抗战初期，绥德专区各县，设有两个政府：一是边区政府派的县长，住在农村，领导群众生产；二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的县长，住在县城吃冤枉(当地群众的咒骂语，意为当县长不干好事，干坏事)。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有名的“摩擦”专家，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蠢动起来，随即遭到了边区人民的反对。中共方面为了对付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就把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调到绥德，兼任“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员。何绍南是个大狐狸，见势不妙，就溜之大吉了，却保举榆林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为绥德专员。包介山赴绥德接任时，在车里夹带了化了装的何绍南，被发现后，便仓皇烧毁文件，率领所部一面开枪，一面逃出城去。这就是所谓“绥德事变”，国民党曾借此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包、何当时企图进入榆林，为邓、高所阻，只准他们在镇川堡暂住。事后王震亲到榆林会见邓、高，说明他到绥德以后，仍按“互助互让”原则办事，绝对不和友军搞摩擦。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屏障，国、共双方都很重视。按理说，有邓这样一个主张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将军左右其间，堪称任用得人。但不料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反对。当时榆林的特务甚多，大头子有榆林党务办事处主任徐玉柱、荆宪生，榆林专员富文，邓总部政治处主任朱耀武，调统室主任郝杰三，军统特务张尔雄、郝登阁，八十六师参谋长徐之佳(后为师长)，政治部主任包介山(后为徐克钜)，从西安派来的有王绍猷、褚大光，由兰州派来的有张立平，由陕坝派来的有秦光南、赵青云，不明其来历的还有马华野、寸士杰、尤在中，以及以“边疆通讯社”名义出现的中统特务赵尺子等等。起初蒋介石没有发动反共高潮，这些人尚不敢在榆林轻举妄动，迨至皖南事变发生，便对邓总部的秘书汤昭武及所属新十一旅进行了控告和突然袭击。一九四○年冬，刘绍庭携邓信去延安，在榆林南城门口被调统室主任郝杰三指派的特务们阻挡，邓的次女友梅送行，她把特务们唾了几口，特务们无可如何，各自散去。后来蒋介石在重庆亲自问邓：“你有个女儿是共产党?”邓答：“是的，思想认识不同，有什么办法呢!肺病第三期了，快要死的人了!不然，也不会来榆林。”在日机几次轰炸榆林后，邓即迁居城外，在东南郊的金刚寺旁边，挖了四眼窑洞，起名“桃林山庄”，将总参议高志清和亲共的参议寇子严，迁居在他住地的后沟窑洞内，并把机要室和电台搬住旁边，延安来人多在寇家夜谈。邓的次女友梅最后一次由延安学习归来，也住在旁边窑洞养病，直到病逝。邓常给人说：“友梅是在反共气氛中窒息而死的。”言下甚为伤感。 　　国民党榆林专员富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反共老手，他看到邓与延安往来，又是个“光杆司令”，便想借故打击一下，向其主子邀功。一九四一年六月，富文暗中指使榆林东南郊的青云乡乡长高怀亮，带几个自卫队兵，潜往邓住的“桃林山庄”后沟内，以查大烟为名，抓了总参议高志清，并翻箱倒柜，进行搜查。邓闻报后非常震怒，立即派卫队把这些人抓来，下令杀头。富文闻讯也慌了手脚，三次由城内来“桃林山庄”求见，都被拒之门外。翌日上午，富文请上高双成，绥境蒙旗副指导长官朱绶光以及蒙旗宣慰使荣祥等一同给邓下话赔情，高、朱、荣等拉邓打“麻将牌”，才把此事暂搁一边。高双成回城后，为了使榆林的特务们收敛一下反共活动的气焰，曾备了两桌酒席，把富文、徐玉柱等特务头子们请去，还请了几个机关的头头，由于浚都、徐之佳和榆林警备副司令张屏藩作陪，有意地且吃且谈，给榆林的特务们敲了警钟。高师长说：“我高双成在陕北二十多年，向来是宽厚待人，也没有人来和我故意为难。现在有人在我头上撒尿。这，我可受不了!我这个人，人对劲了怎样都行；人要欺侮我，我不管他是谁，‘天高皇帝远，捶头子胜过知府’(这是民间流行的两句谚语，古时的知府，等于国民党时期的专员，暗指富文，意思是，我有武力收拾你)。我希望在榆林的各方面的同事朋友们，看清当前国内形势，都各自克制一点，不要惹事生非。如果一定要搞麻烦的话，那就等着看一下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意即看一看我的厉害)据于浚都事后告我们说，当时富文、徐之佳等张口结舌，状极狼狈。从此，榆林的特务活动，表面上有所收敛。当时在榆林没有发生过特务捕人、暗杀等事件。 　　高此举体现了对邓的真诚拥护。高的夫人对邓也很敬重。一九四一年，河南省的济源、温、孟等县群众，不堪日寇蹂躏，兼之水旱灾荒严重，逃难来榆林者三百余人，饥饿疾病交加，日有死亡。二十二军有河南籍官佐严佐民、王炳如等组织了同乡会，发起募捐赈济，《陕北日报》登载了这个消息。邓看报后对高双成说：“我要劝嫂夫人捐赠十万，以襄善举。”高说：“就请总司令命驾。”邓亲去高宅一谈，高夫人立即慷慨解囊，捐助法币壹拾万元，连同榆林军政机关捐助，共计三十多万元，给难民办起了一个毛纺厂，逃榆的三百多名难民，赖以生活。 　　富文对邓的这次欺侮，不仅引起了榆林将士的愤慨，也引起了西安军政头目们的不安，对邓采取了一些拉拢手段：一是撤销了富文的榆林专员职务，代之以傅云，傅原是洛川专员，军统特务，也是反共老手，这样“更换”的拙劣用心，就可想而知了)。富文离榆飞往西安之日，由于榆林地方士绅白介澂、王国藩、白伯英、崔焕九等联名告富文贪赃枉法，榆林地方法院院长李藩侯还导演了一出“三义庙拦路逮赃官”的喜剧。消息传出后，榆林城内军民纷纷跑去助威，富文只好俯首就捕。随即由徐之佳、徐玉柱等出面保释。不久李藩侯也被免职。二是胡宗南给邓来电，绐三原的张夫人送了一些衣料物品，我们代拟的复电稿中有“承赐衣物，至为感荷”两句，邓把后一句改成“至感体恤”。三是此事过后不久，一九四三年，邓去西安时，胡宗南异乎往常的优礼款待，从抽屉中取出厚厚一叠电报说：“这都是告你的，你看看，我不相信这些。”邓回答说：“我不看，我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经常在忧患之中，事物总是发展的，历史自然会说明问题。”据邓事后对人说，胡宗南对其拉拢的原因是：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阴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嗾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所谓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座谈会，发电文，胡说“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配合这次反共高潮，调动河防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邓看清了这个诡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蒋介石的反共措施，采取了“虚与应付”的态度，如对“防止奸党奸军活动办法”，建立“防奸小组”等等，都是公文一转了事；遇有上级查询到“陕北奸军异动”的电报，就复电说：“已转饬所属查报矣。” 　　一九四三年六月初，蒋介石电邓，要他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邓看电报后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于是整顿行装，带副参谋长于浚都、《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等和卫士十余人，骑马起行，取道延安赴重庆。六月八日由榆林出发，十日到达绥德，由在绥德工作的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接待，开了欢迎大会，徐向前同志和邓在会上讲了话，刘绍庭随邓于十七日到达延安。延安派队伍在郊外欢迎，安排在交际处住下，毛主席即日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及其随员，在座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前邓和毛主席一见面，邓先说：“毛先生发胖了!”毛主席回答说：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所致。接着毛主席说：“你的身体也好得多!”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同志致欢迎词，会后演出节目。毛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同志又分别为东道主，天天下午在交际处摆宴款待。第一天朱总司令给邓讲述了他参加云南蔡锷护国之役的详细经过。第二天贺老总讲了红军长征中的山川风物。两位将军的谈吐，使人有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第三天毛主席亲自主持宴会，大家围坐院内乘凉漫谈。毛主席平易近人，谈吐幽默，引得满座春风，常常发出笑声。毛主席把胡宗南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比作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一担鸡蛋招摇叫卖而已。”谈话间邓问毛主席高龄?毛主席说：“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辰。”邓说：“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在北平为您祝寿。” 　　邓在延安停留一周，和毛主席单独会谈数次。会见过了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几位老人，看过几次话剧和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的演出。据邓由重庆返回榆林后对新十一旅第一团团长曹又参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还给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见解十分精辟，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 　　邓从延安南下，六月底到达中部(黄陵)，因雨停留数日。当地国民党驻军师长徐保，因其岳父武勉之是邓的老友，以父执待邓，招待甚为殷勤。随即改乘火车至三原家中小住，即转西安，和胡宗南等军政官员来往拜会，酬酢了好几天。七月十日左右一天上午，周恩来、林彪由重庆经西安回延安，来邓处，与周、林进行了亲切会晤。七月十三日经宝鸡飞抵重庆，与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孙蔚如、杜斌丞等同住在“胜利大厦”。在重庆，时值酷暑，加上政治空气污浊，先后被蒋介石召见和参加会议六次，邓在身体和思想上颇受煎熬。另外，还先后参加了孙科，孔祥熙、徐永昌等的宴请，专诚拜谒了宋庆龄、冯玉祥，也会晤过郭沫若和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人士，总想探求一条和衷共济、民主建国的新道路。可是这个愿望，在国民党永不放弃独裁统治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为了了解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情况，邓一直住到九月。全会结束后，邓听蒋介石在会上演说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但又说共产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会议根据蒋介石“演说”的精神，通过了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并选举蒋为国民政府主席。据说会上有许多反共的将领们叫嚣“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邓感到内战的气氛非常浓厚，瞻念国家前途，认为在将来打败日寇之后，定会陷入内战漩涡。为了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便硬着头皮在最后一次蒋介石召见时，向蒋进了忠告。蒋问：“你需要什么?”邓却回答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略微一哂，未予作答。事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抱怨邓说：“你讲那话不要‘沙’了!”(关中方言称头为“沙”)从此，邓便忧心忡忡，有不想在榆林再呆下去的念头。邓在重庆期间，外间盛传邓可能调任甘肃省主席，但因蒋对邓颇为顾忌，仍叫他回了榆林。九月下旬，邓离渝飞返西安，胡宗南对邓内心反对，表面推崇，为了拉邓反共，曾把邓在同盟会时期的老友杨明轩、刘蔼如和邓的随员于浚都、杨令德一齐宴请，表现得很不自然。邓看破其居心，便虚与委蛇，表示引退。胡宗南乘机便说：“榆林重任，还请老兄担任，我给你物色一个帮手。”事后不久，即派其心腹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并把驻桃力民的二十六师、骑七师归其指挥，准备进窥榆林，取代邓位。 　　邓在西安和各方面的大员、老友晤谈酬酢旬余，即回三原家中，直到过了五十生日(农历十月十三日)，才由胡宗南派汽车送到中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处，由中共方面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迎进边区，次日即抵延安。邓因盛夏在重庆、西安两地，长期身心兼劳，到延安已是秋尽冬初，别是一个天地，身心为之舒畅，不料却突然患起病来。毛主席对邓的病况非常关心，除亲自慰问叙谈外，并请李鼎铭先生诊脉，处方治疗，旬日而愈。邓在延安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的展览，并和续范亭两人以来宾身份，在劳模会上讲了话，讲话中，除赞扬边区军民的生产成绩外，还特别强调了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重要意义，并高声对劳模们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其时天气已冷，边区政府为邓的随员们制备了冬服。邓一行于年底回到榆林。时董钊已先到榆林，邓对董钊作了一番情况介绍以后，恐引人怀疑，不便骤然离开，便暂呆下来，于一九四四年春季去三原家中休养。 　　董钊在榆林半年，起初大肆折腾，修筑了一些城防工事，并视察了桃力民和榆、横、府、神的部队，企图挥师榆林，大显身手。一九四四年，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去世，由旅长左世允继任军长，左为人老成谦和，但不及高有决断、有魄力。高尚赖邓以维持局面，左岂能舍邓而附董，何况二十二军的军官们和共产党相处多年，已看清了国、共的兴替。蒋介石的腐败无能，早为人们所共睹，背后有人曾把蒋胡军比喻为“秋后蚂蚱，兔子尾巴”，所以他们对董钊采取了表面顺从，内心抗拒的态度，凡事口头答应，行动迟疑，或者讲些困难，进行软拖。后来董钊感到棘手，无法施其伎俩，便回到西安，向胡宗南建议，仍让邓主持榆林军事。胡宗南也感到内外交困，缺乏长策，便亲去三原促邓返榆。邓始迟迟于一四四年秋末返回榆林。 　　抗战后期的榆林，就抵御日寇西侵而言，早巳随着时移势转，日寇无能进扰了。二十二军布防在包头滩上的五个游击支队，已经陆续撤回，与八十六师的骑兵团合编为骑兵第六师，胡景通当了师长。但就中央军对伊盟的军事部署而言，却从北面对“陕甘宁边区”加强了包围。蒋介石早把二十六师和骑七师调驻桃力民，就是为了进窥榆林、三边集结兵力。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逝世后，胡宗南亲飞榆林吊奠，其用心也是把邓在榆林稳住架空，以便使董钊有所作为。可是董钊在榆林折腾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到力不从心，就返回西安了。邓在这一段时间的处境，非常微妙，在军队内部孕育着新的矛盾，但在表面上却平静无事。 　　一九四五年五月，邓宝珊飞重庆参加了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一文所指出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在这次会议期间，于右任、徐永昌、傅作义等推举邓宝珊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蒋介石对邓疑忌颇深，不能容纳异己，而给邓宝珊以监察委员，会后邓一直逗留重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抢收”胜利果实，曾把驻桃力民的第二十六师调归傅作义指挥，在绥远东部和察哈尔西部抢占解放区。又令驻三边的新十一旅开往绥远。当时该旅正在向两极分化，矛盾已经尖锐，邓据报后于九月底飞榆林安抚，但新十一旅第一团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安边起义，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出突然，邓感到在榆林处境维艰，适晋绥解放军有进攻绥远之举，傅作义再三电邀邓去帮他，邓为避开榆林困境，遂带骑兵一排去归绥。邓抵包头之日，解放军已逼近绥、包，邓坐包头去归绥的最后一列火车到归绥，傅作义大喜，迎住新城的“德王府”中，问邓如何应战。邓说：“集中”。傅作义遂把部队集结在归绥、包头两城，固守起来。这次解放军攻城战斗非常猛烈。在归绥，傅作义的守军损失惨重，仅一百零一师郭景云部就损失了两个多营。包头有何文鼎由卓资山跑回的五、六百人，新收的“蒙伪军”、“皇协军”等三千多人和傅的一少部分军队，由董其武、何文鼎指挥守城，采纳了冯钦哉的建议，把接收日寇的物资散发给这些部队，并许下仗打胜了改编成正规军。因此这些部队就拼命与解放军对抗，双方损失都重，据说蒙伪军森盖防守包头东北城外的转龙藏制高点，损失尤重。一九四六年初，绥包解围后，邓去北平和崔夫人遗女在一起团聚了一个月，其间和叫“北平军调小组”的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进行了晤谈。春节后经归绥飞榆林，略事料理，旋奉召飞重庆。 　　五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且在一月十日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蒋介石不愿遵守这个决议和停战令，一面继续在各个战场上调集大军，准备进攻解放区。一面于四月初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首先大肆叫嚣“三个月打垮共军，六个月消灭共军”。其他嫡系将领也都随声附和，一齐主战，会场上一片火药味。会上蒋介石问邓宝珊“你的意见如何?”邓回答说：“打不得。第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容易胜利了，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竭，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会崩溃。”一时会场上蒋的嫡系将领们面面相觑，有的人且为之咋舌。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却假惺惺地说：“还是宝珊说得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发动内战的会议。会后蒋介石在各战场上继续增兵，三个月后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邓宝珊携女儿团子和傅作义将军同机离渝飞兰州。翌晨傅作义乘机飞归绥，邓和女儿在兰州新关街的马锡武家中住下。 　　邓宝珊这次回兰州，有双重伤感：一是痛恨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二是五年前日机轰炸兰州时，防空洞坍塌，其崔夫人和子女都罹难。邓在兰州广武门外有一花园，作为死者的基地，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为之题了“慈爱园”三字。邓这次携女归来，黄土一抔，不见伊人，他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四月十四日下午，兰州各界以水梓、张维为首，在青年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邓宝珊、高桂滋、赵寿山将军。甘肃巨绅水梓致欢迎词：“我们欢迎邓宝珊先生，是欢迎一个久别归来的家人，共聚一堂，叙天伦之乐。他带上甘肃子弟兵出去抗战，功在国家，是一位凯旋将军。高桂滋长官、赵寿山将军是陕西人，从来陕甘是一家，他们在抗战期间，都为国家尽了很大的力，我们一如家人一样欢迎他们两位。”邓宝珊在致答词时首先说了一句“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就是这一句话，使四百多位欢迎者屏息无声了!女儿团子在后边掩面而泣。与会者都深深感觉到邓的这句话，包含着国恨家仇的双重意义。邓接着说：“大家欢迎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七年多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看到父老健在，内心很喜悦。刚才主席谈我功劳在国家，我有什么功劳呢!有功劳的是全甘肃的数十万壮丁，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十几万三陇健儿。”会场上响过了一阵热烈掌声之后，邓接着说：“我这几天看到的兰州市容，确比以前好得多了，可是没有一处建筑是为老百姓盖的!抗战胜利，是用壮丁的血和汗，母亲、妻子的泪水换来的!今天抗战胜利了，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应该别有什么!”与会者又都体会到这是一种反对内战的呼吁，又一次发出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邓还在甘肃职业学校讲过主张国共和解、团结建国内容的话。在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至公堂，以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个奋斗不息的过程”为题，给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演，结合自身经历，讲了在榆林的三大(沙大、风大、困难大)，也讲了他三次去延安的情况，勉励师生奋斗前进。六月中旬，邓由兰州转西安，在三原家中住下。其时中原和东北已经大打起来，胡宗南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全国内战已经开始，胡宗南再三促邓回榆林。邓迫于形势，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底返回榆林，事与愿违的问题便接踵而来了。先是，中共陕北联防司令部政委兼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派绥德专员曹力如以及刘文蔚等人，由二十二军驻绥德办事处副官田子恒陪同，到榆林找胡老五(景通)，策动他效法高树勋反内战起义。胡景通回答说：“邓先生给我哥当了一辈子‘长工’，我要给邓先生当‘长工’。邓先生和延安交好，会掌握气候，我不能单走。”因而延安方面又派人去做陕北保安副指挥官胡老六(景铎)的工作。最后一次是绥德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师源到榆林会见胡景通，师源和老五、老六都是同乡同学关系，榆林的特务就注意上了，有人就故意传出“奎僧(胡景通的字)就是第二个高树勋”的消息。这时胡景通本想去波罗举义，已将马备好要走，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劝阻道：“你撇下邓总怎么办!”胡景通在感情上不忍撇邓，就在榆林呆下了。师源表示想见一下老六，胡景通便叫邓总部的秘书黑文轩给波罗打电话，叫胡景铎接待师源。师源去后不久，邓先生接到情报说胡景铎准备异动，邓把此事没有对胡景通说，而把胡景铎叫来劝说了一番。胡景铎回到波罗，对部属们说：“事情泄露了，指挥官(指胡景通)叫我们赶快举事。”所以胡景铎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以骑六师的名义，带张志亚、张伟如、王永清等团在波罗起义。胡景通闻讯后带了四个营去响水“招抚”，因故未进响水驻在响水对岸的白*(上山，下俭的右半部)，夜间被解放军的新四旅包围，激战半夜，拂晓前胡景通突围而走。经过这一战斗，波罗起义的一些军官，才明白这次起义不是胡景通同意的，于是王永清、张伟如等便带队跑回榆林，王永清在途中把中共伊盟工作人员赵通儒俘虏到榆林，邓对赵以礼相待。至此，榆林外围的横山、波罗、响水、石湾、镇川等据点便全部解放。接着八十六师驻通秦寨的一个连长梅廷栋，也率部投奔了陕甘宁边区，扩编成警四团。以此之故，胡宗南便给胡景通坐上了“通共”罪名，在榆林第一次战役后，胡宗南派专机来捕胡景通，邓给来人赠一狐裘，经解释而去。胡景通正处内外交困中，习仲勋同志又派波罗起义的张志亚，王达生、薛洪道等十余人回榆林，帮助胡景通动员邓宝珊起义，并亲笔给胡景通写了一封信说“榆林军队是国家的，你把它一摊子端了，归向人民。”这些人到榆林后，并没有给胡景通说明此事。 　　一九四六年冬，胡宗南令榆林专员徐玉柱伙同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发动榆林军民修筑南门外飞机场，群众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元旦春节，大雪初晴，城内外所有房舍，都披上了一层冰霜，好象白银世界，群众讲迷信认为“百草挂孝”，乃不祥之兆，深为不安。果然，到了三月头，胡宗南派其副长官高桂滋飞榆，传达进攻延安的作战部署，给榆林空运来了整编二十八旅，还派了一个蔡棨高参驻榆督师。与此同时，延安方面派刘绍庭携朱总司令和续范亭先生的信件，到榆林见邓。信中的大意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一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三十五个旅，其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能力已经枯竭，今后只能是采取重点进攻的步骤，以挽救其垂死统治。估计蒋介石将要侵犯延安和召开伪“国大”会议，以作最后挣扎。但这样一做，却适得其反，他的一切欺骗行为更暴露无遗了，只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进展。蒋介石总崩溃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望当机立断，见机而作，归向人民。邓当即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夜，邓按到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电报(后来我们听说是三月二十日侵占延安的)，并令邓派榆林部队向绥德和周家*(上山，下俭的右半部)之线前进，配合由延安北上的董钊兵团夹击共军。电报中还说“陕北共军已经溃散，其主力将由绥，米过河东渡，望转饬所属，同心协力，共擒渠魁，以成不世之功。”邓看电报后，良久不语，半晌才说：“以胡部二十余万之众，尚扑延安一座空城，榆林有何力量，能与共军较量?”这时邓内心不愿与共产党作战，先对几个幕僚说：“叫二十八旅旅长徐保派刘松山团出去一下就行了。”可是参谋处长赵一清反对说：“你这人怎么老是粘粘糊糊的，人家给你升官机会，你还踌躇什么?”邓觉得在表面上不能不虚与应付，就说：“那就由参谋处拟一个作战部署命令。”二十五日召集榆林各将领开会决定：一、派二十八旅旅长徐保为中路兵团指挥官，新十一旅旅长于浚都为副指挥官，率所部经鱼河、镇川、米脂，沿咸榆公路向绥德之线前进。新十一旅派第二团由归德堡绕道至响水堡附近，支援右翼兵团。二、派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为左翼兵团指挥官，副师长张云衢为副指挥官，率所部两个团经清泉寺、打火店、通秦寨，向佳县前进。三、派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为右翼兵团指挥官，军参谋长张之因为副指挥官，带保安、骑兵等三个团，收复横山、波罗、响水后，经石湾向周家*(上，山，下，俭的右半部)之线前进。邓的这个部署，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应付局面。当时叫中路进到鱼河堡，左翼进到清泉寺，观战局变化。只叫右翼兵团进占横山、波罗、响水等地，让胡景通出师告捷，以挽回其因六弟波罗起义而遭到的指责。这些部队都进行到各自的指定地点待命。忽于四月初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说：“顷在瓦窑堡西南地区发现大部共军流窜，尚无北上模样，已令董钊兵团折回追剿，希北线部队在原地待命。”因此，中路兵团指挥部便驻在归德堡，把十一旅二团撤驻榆林以南二十里的三岔湾，一团撤驻榆林西北六十里的红*(左土右冬)，右翼兵团段宝山骑兵团驻在榆林西南至波罗之间的二十坑，其余均在原地未动，就这样“待命”了四月有余。其间，胡宗南侵入延安的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在青化砭被歼灭，李昆岗的一六七旅在蟠龙也被歼灭。当时我是新十一旅参谋长，跟中路指挥部驻在归德堡，有一次进城见邓，邓说：“我叫蔡希廉专收新华社和邯郸广播电台消息，看情况彭德怀把胡宗南在边区引上兜圈子，把他拖得精疲力尽了才打呢! ”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邓突然接到一个情报，说彭德怀率陕北共军主力七个旅，分三路向榆林挺进中。邓起初不相信这个情报，顾谓左右说：“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兵力，他们要进榆林，总应该先派人打个招呼，来一个先礼而后兵。”但是情况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后接二连三的情报证实，解放军确分三路向榆林进兵，邓才心情沉重下来。四日，邓召集新十一旅第二团的营以上军官在桃林山庄吃饭时说：“我不进城，把你团调来作卫队。”是晚十时，侦悉解放军三路部队的先头，已到达通秦寨、镇川堡、响水堡之线。五日上午邓召集会议，采纳了将领们的意见，除神木外，把所有外围据点一律放弃，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郊，并对城防作了具体部署。至六日清晨，各部队均进入指定防区，构筑防御工事。惟独新十一旅二团被解放军的三路纵队包围在三岔湾，同时驻高家堡的李含芳团已被解放军歼灭，从而破坏了原定计划。三面来的解放军把四个营层层包围，该团无法突围，遂进入碉堡抵抗。终因众寡悬殊，激战至下午三时，被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和几次冲锋所击溃，于是又作了重新部署。 　　六日晚，大雨竟夜，没有战事。七日晚十时，解放军开始对榆林发动攻势，是夜榆林守军放弃了飞机场，三义庙、东岳庙和官井滩的部分阵地。此后，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日向榆林发起进攻。战斗甚为激烈，及至十一日晨三时许，解放军用炸药将小西门炸开，只有少量部队猛扑进城。守城部队伤亡惨重。直至十二日晚，得悉胡宗南的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所部由靖边沿长城线星夜兼程援榆，才松了一口气。是夜城外四周，只有稀疏枪声。及至十三日晨，解放军已全部撤离，向榆林东南撤走，榆林解围。 　　解围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去见邓，邓气愤地说：“我准备先把周效武调回来，守住金刚寺，再派汤昭武(邓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去通秦寨找彭德怀商谈榆林问题，于浚都这个‘白板’(麻将牌中的一个牌名，意即头脑简单)听了徐保的话，把二团给我断送了。我本不准备和共产党打，被迫打起来了，首先损失的是我带出的家乡子弟兵，能叫我不痛心吗!幸好，小西门被你堵住了，不然，就不堪设想了!”接着话题转到钟松身上，邓说：“钟松到榆林，连我备下的一顿饭都不吃，就急急忙忙去配合二十九军，想夹击米、佳之间的解放军，要把它赶过黄河，我看是钻彭德怀的口袋去了!彭德怀这一次是使用的‘攻榆打援’战术，不打榆林，把胡宗南的部队分散不开，分散了才好各个歼灭。”不多几天，果不出邓所料，就听说钟松的两个旅，被解放军歼灭在沙家店了。据胡景通事后追述，解放军在沙家店的胜利，与新十一旅第二团在三岔湾被俘的团附慕寿山和第一营的连长边大为也有偶然的联系，慕、边二人被俘脱逃回来，向邓汇报被俘和逃回情况，他们说解放军打榆林时把弹药打完了，撤退时很混乱，沿途把许多枪炮埋掉了，准备过河去山西。当时胡宗南派驻榆林的监军蔡棨和榆林专员米志中适在旁，蔡棨立即把慕、边二人谈的“情况”视为至宝，由徐保电台密报胡宗南。这个假情报恰中胡宗南想把共军主力赶过黄河的企图，所以下令钟松兵团立即向米、佳地区进攻，梦想把解放军赶过黄河，以成所谓的“不世之功”，谁知却进入了解放军的伏击圈而被歼灭。 　　榆林解围后，各方贺电雪片飞来，邓不以为荣，反更忧虑。经过这次战役，外围据点全失，只有通往包头的一条公路，经过伊盟的沙漠草滩，路基很坏，而且驻高家堡的边区警备部队，和驻乌审旗的伊盟军分区部队，不时出没在榆林至扎萨克旗之间，这条路很难保持畅通，所以榆林已成为一座死城。榆林部队经过这次战斗，减员甚多，而且武器陈旧，弹药缺乏。城内军民三万多人的粮食，几乎全部要从包头运来，如要继续保住榆林，防卫能力就大为减弱，倘解放军再来攻榆，兵败城破，自己如何下场?自己早就反对内战，而又卷入内战，如果沦为牺牲品，确是于心不甘。邓当时内心的痛苦，除少数几个左右外，莫之或悉。这时邓还找不到适当出路和下台的借口，只好想法解决这些问题暂且维持局面，以待时机。九月中旬，傅作义由张家口飞榆，带来宣化葡萄等水果和接收日寇的军毯慰问守榆将士。傅走后，邓对左右透露：傅和他对时局的看法很有距离。傅虽然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但他自己觉得大军在握，尚有一定办法。邓则认为专恃武力对付共产党是不行的。在傅作义未受重创以前，不能和他谈这些。这次只谈了榆林最急需的军粮问题，傅指定驻包头的第八兵站副监、旋改为三十二分监马良弼筹调一个汽车队，专为榆林运输军粮。 　　沙家店战后，胡宗南忙令北上各部沿咸榆公路向延安龟缩，当时正值雨季，大雨连绵二十多天，重武器拖泥带水，行动艰难。但是解放军却沿公路两侧迅速南下，在清涧又布置了一个伏击圈。十月九日，胡宗南派飞机把邓接到延安。这时正是解放军包围清涧前夕，邓看到胡宗南在延安的场面非常讲究，什么都是由西安搬来的，趾高气扬，以胜利者自居。第二天，桌上的报话机中，就不断传出激烈的枪炮声和隐约的喊杀声，胡宗南在房中来回踱步，口中不时叫喊：“土匪——土匪——土匪还这么厉害!”邓在旁边说：“啊!我在榆林已经领教过了，他用数倍于你兵力，打你一个薄弱部分，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于十月十一日在清涧被俘。至此，胡宗南便神志慌乱，语无伦次了。一次，他问邓：“你看战局如何发展?”邓说：“看情况，共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今后战争将进入我们区域，是运动战中的歼灭战，以消灭我军主力为目的，你看如何?”胡听了哼哼点头。 　　邓从延安回来以后，对人说：“胡宗南的雄才大略，也不过如此!我是败兴而去，败兴而归。”这时邓认为蒋介石败局已定，该到为自己和傅作义寻找出路的的时候了，遂于十月十九日飞往张家口晤傅。适逢蒋介石亲到北平，召集华北将领布置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傅、邓均被召到北平。蒋曾当众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对邓守住榆林予以嘉勉。被召见的华北将领们，在蒋面前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恭维话，好象都抱有必胜信念，惟独邓宝珊深有所思，缄口不言。这次邓去张家口专诚晤傅，却碰上傅作义接受新命，正在扩展，所以邓则满腹心事，一语未曾道出。回张家口后，仅与张家口市长秦丰川，傅的总参议张濯清等人私下谈了一次，咸认为傅的实力支撑不久，但目前不能对傅直说。邓这次在张家口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建议傅作义起用了刘万春。刘万春原是三十五军副军长兼骑四师师长，日寇投降后，为傅作义的先遣部队，侵占了绥远东部和察哈尔西部的一些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被迫向绥远撤退。一天晚上退到卓资山附近宿营，是夜解放军击溃了卓资山的蒋军嫡系二十六师何文鼎部，事后蒋介石以刘万春坐视不援何师的罪名，令傅作义将刘万春撤职查办，押解来渝。傅作义以尚未查明属实为理由，将刘万春管押在归绥军法处。这次经邓斡旋，由傅、邓联名电请前军令部长徐永昌说情，释放并恢复了刘万春的三十五军副军长职务。 　　在邓宝珊离榆去张家口的次日，就有消息传来：绥德、米脂的解放军准备干粮，要二次进攻榆林。十月二十九日侦悉，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镇川一带。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一架运送弹药飞机被预伏在飞机场西边河岸的解放军尖兵部队击中起火，押送弹药的总部副官李作栋被击毙，驾驶员被俘，城内才知解放军已临城下。原来昨夜驻三岔湾的新十一旅二团二营，被解放军攻击，且战且退，拂晓退至南门外，左军长令驻在三义庙掩护飞机场，解放军也在飞机场附近潜伏下来，所以城内不知解放军已至城郊，及至飞机失事，才急忙关闭城门，布置防守。是夜十一时起，解放军进攻凌霄塔和官井滩两个阵地，三日下午三时，以凌霄塔和南城为重点进行猛攻，激战至十二时，凌霄塔下阵地，大部分被解放军占领。人心极为恐慌，从十一月八日起，攻城次数显然减少了。解放军这次攻城，每天早晚两次，重点是南城和北关，一开始就不如上次那样猛烈，城内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慢慢围困，粮尽自开；二是仍然“攻榆打援”。遂密切注意解放军的动向。旋发现解放军在城东南的两个死角地方打地道，守军对之作了破坏。至十一日早三时，解放军把炸药放在另一处的城墙脚下点燃，轰隆一声，将一段城墙外皮炸塌了宽约十公尺厚约二公尺。我打了两个照明弹观察，只见攻城解放军已越过大坝，纷纷向东南山上撤走。我在此次战斗中受了重伤。至此，解放军再未攻城。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忽然自城西南方向传来隐约炮声，想系宁夏兵团与解放军接触，炮声至十四日上午始息。当日下午又闻炮声十分激烈，仍在西南方向，终夜未停，天明始息。十五日马鸿逵来电话说其子马敦静带四个旅援榆，失去联络，请榆林速派部队前去接应。耽延至十六日晨，又接马鸿逵来电，始悉宁夏兵团在野茅滩、袁大滩与解放军作战，有一个旅受重创，现正向榆林前进中，是日围城解放军已全部撤走。十九日宁夏兵团抵榆林，下午二时，邓也率卫队一连和二十多辆粮车进城。当晚在榆林师范礼堂举行了欢迎大会，招待了宁夏兵团营以上军官。由于榆林粮秣困难难驻重兵，宁夏兵团于二十一日全部启程回宁夏。 　　从一九四八年起，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已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向蒋管区陕西省的宜川地区和西府地区进军，所以榆林的紧张局势，就顿然和缓下来。这时邓宝珊表面上悠闲，思想上却很沉重，他既捉模战局的发展，也考虑自己的行止。一九四八年初的一个夜晚，邓和亲近幕僚闲聊，谈到解放军二次攻榆的情况时说：“彭德怀二次攻榆，还是个攻榆打援战术，使用的调虎离山计。他先在绥米大肆吆喝要进攻榆林，然后把榆林围起来，攻而不猛，是要我们向上告急。他估计胡、博都抽不出援兵来，蒋介石只有叫马鸿逵派兵来解榆林之围。这就叫调虎离山之计。彭德怀为什么要打一下马鸿逵呢?原因是他要向蒋管区进攻，怕马鸿逵乘虚进攻边区，所以把宁夏兵团调出来收拾一下，马鸿逵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左右便问：“去年春上，朱总司令和续范亭先生来信，劝你见机而作，现在内战既见分晓，你何不及早举义?”邓犹豫地说：“共产党是讲现实的，我没有力量，起不了多大作用。即使以个人的声望举起西北民主联军的旗帜，有谁来响应呢!过几天还不是破灭了吗?”邓沉默了一阵以后又说：“我要去宁夏一下，谢谢马少云(马鸿逵)对榆林的援助。” 　　一九四七年夏天，胡宗南占领延安以后，马鸿逵就出兵侵占了三边。邓宝珊曾派上校参谋张润民和新十一旅二团团附王子商，经三边去宁夏见马鸿逵，一是向马鸿逵说明，我把三边丢了，你把三边收复了，派员前来道贺；二是要求由三边给榆林支援一点军粮；三是想把马鸿逵在三边收新十一旅的人和枪要回来。马鸿逵对张润民回答说：“人已经遣散了，枪是些破烂货，拿回去也没用，就不必了。军粮可以在三边拨付。”可是解放军第二次进攻榆林之前，陕甘宁边区的警备部队也反攻到三边，宁夏部队撤回，拨付军粮一事，也随之告吹。榆林第一次战役后，国民党中央政府粮食部和联勤总部派两个专员到宁夏，解决给榆林运送军粮问题，邓又派张润民去陪同，从此张润民便以邓的代表身份住在宁夏。一九四八年春节后，邓带副官处长彭尔玉等飞宁夏，宁夏主席马鸿逵倾城出迎，城内和沿途建筑物上插上旗帜，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西北长城、国家干城邓宝珊将军”的标语。马鸿逵亲率四十三名文武官员在机场迎迓，向邓一一介绍握手致意，然后乘汽车检阅欢迎队伍。是日风雪交加，天气寒冷，邓通过长蛇阵一般的小学生队列时，下车步行，不断地说：“天气这样冷，看把孩子冻的，不敢当，不敢当!”邓住在城内富丽堂皇的宁夏银行，当天下午在“云亭纪念堂”摆了四十桌酒宴，宁夏省党政军学商各界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欢迎宴会，马鸿逵陪邓观赏了他的秦剧团的所有精彩节目，直至深夜二时方休。第二天由马福祥(马鸿逵之父，字云亭)的遗孀、国民党监察委员马庶臣宴请，第三天由马鸿逵的宠妾刘慕侠设家宴款待。据说这样盛大的欢迎场面，和蒋介石到宁夏时完全一样。第四天晚上在宁夏银行北厅，邓和马作了长时间的会谈，由西北战场谈到东北战场，由中原谈到华东。邓在谈话中列举各战场上失利情况，以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种种事实，论证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形势，想对马鸿逵有所启示。但是马鸿逵欢迎邓先生，是因邓两次守榆林，给宁夏起了屏障作用，而不是看到国民党战事失利，想与邓先生共谋后事。马鸿逵虽然在援榆林时在袁大滩损失一些人马，但未受到歼灭性的打击，所以还有轻敌思想，认为自己还可以与解放军较量一番。据张润民当时获悉，马鸿逵在邓未去宁夏之先，看到胡宗南在边区的失败，也感到自己在宁夏岌岌可危，曾再三向蒋介石要求准他扩军二十万，以图拥兵自卫顽抗解放军。蒋介石为了利用马鸿逵，答允交国防部核办。因此对邓的谈话置若罔闻，理解不了。邓送走马鸿逵以后，对张润民、彭尔玉笑着说：“少云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认识不足。国共两党的事是政治问题，不是你几根枪杆子所能解决得了的。”  　　六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又演出了所谓“行宪国大会议”的丑剧，邓宝珊于四月一日由榆林飞西安转南京，驻榆的将领左世允、胡景通和徐之佳随后也都到南京，他们不是参加伪行宪会议，而是趁国民党军政大员云集之机，探探这些权贵们对国事的看法，会一会各方面的朋友。当时南京的显贵们不但没有看出国民党已经日薄西山，反而在所谓的“大选”中勾心斗角，蝇营狗苟。邓对这种丑行怪事，深恶痛绝，后来在陕坝和我闲谈中，犹深为感叹地说：“他们打了那样多的败仗，损失军队二百多万，不知覆巢之祸将至，还争权夺利，争吵不休，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因此，邓便心灰意冷，回到陕西三原家中住下，静观时局变化。到了这年八月，冯钦哉衔傅作义之命到三原晤邓，时傅就任“华北剿总”已十月有余，所部大都集结平绥路归绥以东地区，感到绥西空虚，拟请邓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名义驻在包头，纾彼后顾之忧。邓早有相机给傅进言之心，便于八月十七日与冯同飞榆林，将防务稍事安排后，便于八月二十五日偕冯飞北平，在北平与傅作义朝夕相处一个多月，与傅研究了华北战局的演变前景。旋因晋绥解放军有攻取包头消息，傅请邓与冯于十月三日进驻包头，将新十一旅由榆林调来，改编成二二八师，以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团长杨仲璜为师长，第一团改成六八二团，第二团改成六八三团，在包头构筑城防事，准备固守。并把总部副参谋长尹志伊、副官处长彭尔玉、机要室主任蒲季邦等十余人调来，组成总部驻包头办事处。十月十九日得悉贺龙将军带两个纵队，绕过归绥，由清水河、托克托向萨县前进，有径趋包头模样。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占领萨县火车站，当晚十一时许，尖兵到达磴口车站。此时，邓把杨仲璜、王永清和我叫去说：“贺龙带两个纵队，我们只有两个团，寡不敌众，我决定放弃包头，撤退到五原。”遂由杨师长给我们下达了撤退命令。凌晨三时出发，沿包宁公路向五原撤退。于是我们分头按指定时间行动，第二天早七时，我在包头西北门外集合部队时，二里半火车站已响起了解放军的机枪点发声。中午护送邓总司令的运兵汽车十余辆已返回麻池附近，将我带的后卫部队分两批运到距包头一百华里的哈叶胡同，是夜与师部和王团汇合在一起，只有我团第二营走了捷路，后来自行退到五原。解放军占领包头后，没有立即西进，我们便驻在哈叶胡同。十月二十四日入夜，侦悉解放军骑兵部队向西推进，已过麻池，当时邓总部由蒙政会所在地的公庙子撤退到西山咀，在解放军的骑兵逼近时，邓下令焚毁了西山咀河桥，解放军被阻后，退到包头，邓遂率部移驻到陕坝。邓自认这次处理得当，别有风趣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后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傅作义、邓宝珊由北平来包头，处理绥远起义事宜时，有一夜邓和我闲谈时说，他在石家庄曾对毛主席说不该打榆林，毛主席当时说，“第一次还是应该打的。”接着笑而言他。 　　再说邓驻到陕坝后，天天晚上收听邯郸广播，十月二十九日听到东北战场上，解放军俘获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等。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当时邓说：现在林彪、罗荣桓乘胜入关，配合华北兵团，截断傅作义南下和西撤之路，北平就成了一座死城。邓还说：九月间我在北平和傅作义研究华北战局发展前景时，我给他提了两条：“上策，为国民党尽愚忠。把部队集中在唐山、秦皇岛地区，和入关解放大军较量一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由海陆两路东移南撤，保住实力，退往长江以南，还可以保持一个时期的半壁河山；下策，为个人打算，放弃平津、张家口，退守绥远，让入关解放军南下，再与共产党讲条件，不失‘封侯’之位。”在此，邓加重语气地说：“没有中策——中策么……”他一直没有说中策是什么，他把眉毛揪了一阵以后说：“两策，傅作义都不采纳。现在看来，解放军一定会把他的部队截成几段，分割包围，隔断南下、西撤道路，使他动弹不得，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他几个主力军，傅作义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迨至十二月中旬，解放军入关大军和华北兵团包围了平津，淮海战役也不断失利，马鸿逵才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处于绝境，派飞机到陕坝，把邓接到宁夏住了三天，共商大计。当时邓劝马鸿逵走和平解放道路，马鸿逵怕共产党不宽恕他，不敢在宁夏蹲下去，对邓说：“我把儿子托你照应，紧急了我就走香港。”邓离宁前对张润民说：“少云把财产转移到香港了，他叫宁夏银行和前美国空军飞虎队长陈纳德订了合同，用飞机把宁夏贮存的羊毛运往香港销售，实际上是夹带运送马鸿逵的黄金财宝。你就收拾回包头吧。”邓回到陕坝后曾对我说：“马少云闻风丧胆，不敢在宁夏呆了，把儿子托给我。我没有财产可向国外转移，也不想当‘白华’，还是走和平民主道路吧。”旬日后张润民向马鸿逵去辞行，马鸿逵惨然地说：“你跟对了人，宝珊和共产党交了朋友。我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了，共产党把我宣布成战犯，是四十个战犯的最后一名，战犯是要杀头的。”张润民乘机进言说：“主席和邓先生一同走不好吗?”马鸿逵说：“我怕靠不住。”邓在宁夏时，为了把马鸿逵拉向和平道路，曾建议马鸿逵派素著声望的马全良带一师驻在包头，和绥远的董其武加强联系，必要时和绥远一起行动。但马鸿逵怕马全良靠不住，旋派其长子马敦厚带一个骑兵旅，在临河、五原驻了月余，就撤回宁夏去了。 　　邓宝珊由宁夏回到陕坝，十二月二十二日，听到邯郸广播说，解放军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军长郭景云自杀。又悉，二十四日攻克张家口，全歼了十一兵团的一个军和七个师，军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华北局势的发展，果如邓所预料。这时傅作义电绥远主席董其武请邓去北平，商讨与共产党和谈事宜。邓令我师仍回包头，归董其武指挥。邓即带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随从副官王焕文去归绥，和董其武协商与中共和谈问题。十二月二十八日专机飞北平。后来我们听说邓曾亲赴北平郊外，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蒋介石气急败坏，把邓宝珊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这年九月，傅作义和邓宝珊联袂由北平到达包头，促成绥远起义。一天夜间闲谈时，我们问邓北平和谈经过怎样。邓感慨地对我们叙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他说：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过程，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傅作义和我们一样都是杂牌军，所不同者，我们纯粹是受排斥的，蒋和傅的关系则是互相利用。蒋把傅由山西分裂出来，是为削弱阎锡山。傅依靠蒋，是为了壮大自己。所以在过去的岁月里，傅既怕蒋吃掉他，但又依靠蒋过日子。邓接着说：起先，傅作义对战局的发展，认为自己有几十万大军在握，可以在华北创个独立局面，及至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以后，面临山穷水尽的绝境，他还犹豫不决。这时他太痛苦了，我飞抵北平时，是在天坛临时机场跑道上降落的，傅作义亲自来接，到总部吃饭以后，我俩坐下沉默了很大一阵以后，他才说请我出城与解放军和谈。我说不行，这不是草率从事的问题，我要他考虑三天以后再作决定。我当时认为，一方面要使傅作义坚定和谈决心，一方面还要得到他部下的拥护，和谈才有把握。那时傅作义只剩下三个主要将领了，我在归绥已和董其武交换了意见，董是主张和谈的。第二个是孙兰峰，张家口溃退后不知下落，无法征求意见。第三个是刘万春，在绥远没有见到，我便给他去了一个电报说，我和宜生(傅字)研究，认为华北形势以和谈为好，你的意见如何，望速电告。刘万春回电说：东北失守，华北孤立，坚守下策，和谈上策，请与傅总研究处理。这样，我对傅部属的向背就心中有数了。傅作义考虑了两天以后对我说，他已考虑成熟，决定要和。我才答应出城进行和谈。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我和周北峰等出城，步行五、六里，才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前沿部队把我们引到前线指挥部，休息了一夜，经过五天的反复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据邓后来告诉我们，傅作义想与共产党和解的心事，早在一九四六年初解放军围攻归绥时就曾想过。当时傅和邓商定，要给贺龙去信和谈，邓叫杨令德研究，拟了一个信稿。后来傅又对邓说信不写了，据国民党飞机侦察，共军已向凉城方面撤退。傅认为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不是争夺大城市，而是扩大农村解放区，所以很快就由绥包撤兵，当时如果战事再延长两天，傅作义就可能被迫和共产党谈和。据邓说，傅作义当时尚保存了兵力，解放军一撤，他就有了向东伸展的机会，一直伸展到“华北剿总”，其实也就走到困境了。 　　至于北平和谈的过程，也是煞费周折的。先是，傅作义派一个办报的崔载之出城联系，没有结果。傅又派周北峰偕同张东荪为代表，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于一月六日出城接洽。周北峰先后见到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商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款草案，但是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还未达成协议。最后由邓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聂荣臻等商谈。本来周北峰所谈条款，包括和平解放天津，因谈判讨价还价，拖延了时日，天津已被解放军攻下。因此邓去之前和谈已陷入僵局，只能由邓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草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意见一时仍统一不起来。最后邓提议，把双方意见电请毛主席核夺。第二天早上林彪来说，毛主席复电“尊重邓先生意见”，这才修改肯定了协议。还有聂荣臻等高级将领曾致傅作义将军一封公开信，交周北峰转傅，周不敢带交，将信交邓，邓怕当时交傅激起反作用，会使和谈发生波折，回来没有交傅。直到北平和谈成功，元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二月二日《人民日报》要刊登这封信的前一天，邓才把信交傅。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地区由董其武主持，名义上仍在蒋帮的领导之，实际上董其武听傅作义的指挥。毛主席曾对邓宝珊说(因为邓的一部分部队在包头)，“绥远包头的事，暂时先摆着，叫蒋介石继续给发饷，这很好嘛!”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绥远地区保持了一个和平的独特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反动活动。一九四九年春节期间，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和财政厅长张遐民、社会局长杜品三等一伙死硬的反共顽固派，与地方人士张钦、荣祥、杨令德等主和派，在董其武面前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潘秀仁等主张董其武立即向后套撤退，联合宁夏的马鸿逵和甘肃、青海的马步芳等及反动势力，占据西北，负隅顽抗。张钦等则坚决主张董其武留在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行事。董其武采纳了后者的意见，潘秀仁等便离开了绥远。主和派的张钦是绥远省参议会的议长，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河曲会议”时与邓宝珊结识，并由邓介绍和南汉宸、续范亭作过多次交谈。一九四五年冬季，中共晋绥部队围攻绥、包时期，邓住归绥新城的德王府中，闲时常到张钦家中叙谈。荣祥此时也由榆林返回归绥，住在张钦家，杨令德临时给邓充任私人秘书，经常在一起闲谈的还有傅的总参议张濯清等人。在此期间，邓有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赞成共产党的言论发挥颇多。所以张、荣、杨等人甚受启发，能在这时积极促进董其武绥远起义，是与邓的影响不无关系的。 　　潘秀仁等去后，把绥远酝酿和平起义的情况报告给国民党南京政府，即令董其武率部向绥西撤退，董其武借故拒绝西撤，南京政府便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以作胁迫。当时绥远军政人员在生活上陷入困境，文武官员除本人和家属供给吃粮外，每个官员每月只发生活费现洋五元，士兵勤杂每人每月两元，冬服抽去棉花改为夏衣。尽管处此逆境，绥远大多数军政人员，在董其武领导下，并没有被这些胁迫所吓倒，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一是由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为绥远省卫戍总司令，统一指挥部队，纠察反动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二是在军政人员中挑选二十多人组成革新委员会，分析研究新形势和新对策，从政治上重新认识新时代，指导、教育部属转变思想，弃旧图新。还成立了革新学院，举行高级军政人员座谈会，设立督训处，学习《社会发展史》、《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傅作义北平和平通电》，帮助官兵认识走和平道路的必要性；三是令《奋斗日报》改变宣传方向，停登国民党消息，改登解放区的新闻，介绍进步文章，抨击反动政治；四是派代表去北平与华北军区协商，签订《绥远和平协议》，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贸易往来，规定临时的文化交流和货币兑换办法等等。这样，就逐步排除了各种干扰，走上了新路。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拿上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的信件，飞到绥西陕坝，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叫去，劝其率部西撤，与马鸿逵、马步芳等联合，作最后挣扎。还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准备把董调往兰州。另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官，企图把绥远部队交给孙兰峰指挥，以阻止绥远起义。孙兰峰原系察哈尔主席兼国民党十一兵团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被解放军在张家口全部歼灭，孙仅以身免，逃出张家口后住在绥远的武川县城，曾收容了一部分溃散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员，准备东山再起。这次被国民党拉拢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并把原华北剿总的调统室主任张庆恩任命为孙的政治部主任。孙、张便移驻包头市，召集绥远调统室主任祁觉民、察哈尔调统室主任祁杰等布置任务，加强反共宣传，破坏绥远起义，与归绥的董其武形成对峙局面，大有分道扬镳之势。这时董其武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为了应付国民党中央，骗取一点经费，同时防范某些部队被反动派利诱西撤，曾挑选一个充实可靠的师，移驻绥西河套，国民党中央以为董其武要西撤了，便拨发了一千九百两黄金的军费。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中共绥远省委潘纪文为首的关于绥远问题和谈代表团，由解放区的集宁县来到归绥市，住在归绥旧城，商谈绥远起义事宜。双方正在顺利进行商谈之际，某部一个连长在旧城与新城之间的马路上，以手榴弹炸伤了中共代表团的代表王士鑫，经抢救无效当夜逝世。代表团以安全没有保障，证明归绥方面没有和谈诚意，便停止谈判，由归绥撤回集宁。一时归绥城内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特务唆使下，有一少部分受愚弄的士兵，在街上游行示威。还有某部政治部主任赵元德指使士兵二十余人，夤夜砸坏了《奋斗日报》社的门窗、机器，打伤了编辑人员。察北行政专员兼保安旅长李维业，在张家口解放以后，逃到绥远的陶林、武川一带，破坏和平协议，越界杀害解放区的地方干部，抢劫牧马二百多匹。董其武镇压了李维业，枪毙了那个杀害中共代表王士鑫的连长，追查砸《奋斗日报》事件，吓跑了赵元德，打击了反动气焰，鼓舞了正义行动，从而安定了绥远局势。 　　邓由榆林带到包头的二二八师，在邓去北平和谈后，董其武将其和绥远部队一视同仁，相安无事。榆林邓总部的参谋长俞方皋，于邓去北平后，国民党中央曾对其进行分化拉拢，任命他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先是俞方皋赞同和二十二军一起在榆林起义，但因前邓总部政治处主任后为蒋介石总统府侍从武官朱耀武，及由榆林偷跑的八十六师师长后为镇海要塞司令的徐之佳，分别给俞来电，叫俞不要跟邓走，也不要在榆林起义，拖延下去，依靠外援，自有出路。同时社会上谣传董其武并没有跟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将在绥远保持一个独立局面，必要时可能另有打算。俞方皋受了这些欺骗宣传的影响，正在心无主见之际，忽闻邓宝珊在北平与周恩来总理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商定，榆林问题和绥远一起解决，便有了主意，即带总部一部分官佐和特务营向包头转移。与此同时，邓宝珊派张云衢由北平经包头去榆林，向部队传达“榆林问题和绥远一起解决”的决定。张云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十八台碰上了俞方皋及总部人员，谈了邓给他的使命。迨至榆林时，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和八十六师师长高凌云，已派军参谋长张之因为代表，和延安谈妥在榆林就地起义，延安已派曹力如、胡景铎、李含芳等同志到榆林进行起义工作。因此榆林方面对张云衢的说话有了戒忌，便送张回包头了。由于这些情况，邓所属的部队便分成两部，在榆林的由左世允、高凌云领导，于六月一日在榆林起义。 　　在榆林酝酿起义的时候，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由西安来到包头，这时南京已经解放，绥远起义也成定局，榆林问题和绥远一起解决的决定，在包头已经传开。董其武给胡景通一个“伊盟守备军”的番号，让他把榆林出来的部队和绥远在伊盟的部队组织起来。胡景通认为起义在即，没有接受。在榆林部队起义的通电发出后，国民党中央便任命胡景通为二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所以胡景通便把二十二军驻伊盟而没有去榆林的部队，编组成一个在包头的八十六师，驻扎萨克旗的山炮营营长和协华带该营到包头，编成在包头的八十六师的二五六团。驻伊盟的骑兵团段宝山部为二五七团。榆林自卫总队长高怀雄、神木十八台自卫队长张世华合编为二五八团。张云衢为副师长，姜谦祖为参谋长。 　　前面叙及，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到陕坝，对绥远部队进行分化拉拢后，孙兰峰的部队内有些反动活动。俞方皋针对这种情况，召集邓所属在包头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进行了一次稳定思想的讲话，他说：“我们谁的话也不听，只听总司令(指邓)的，总司令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绥远起义时，将邓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撤销，把邓在包头的部队统称二十二军，以俞方皋为代军长，胡景通为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傅、邓秉承中共中央指示，由北平乘专车来绥远亲自处理绥远起义问题。先在归绥略事停留，即住在绥、包铁路之间的美岱台，召见绥、包军政人员，说明形势，并给驻绥远的所有部队每人发放饷银两元，然后进驻包头，准备起义事宜。绥远的军政大员和主和派的地方人士张钦等，也都集中到包头赞助起义。这时，董其武把留在绥远的大小特务“礼送”至包头，包头城内一时乌烟瘴气，出现了反傅、邓的标语，徐永昌散布“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部署，到一九五○年下半年才能完成，到那时就可帮助蒋介石反攻，如绥远能再拖一年就有办法”等鬼话欺骗诱惑，以售其奸，均遭唾弃。新政协首届会议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开幕，宣布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傅、邓要参加这次会议，因此绥远起义必须于二十日前完成。至此，徐永昌还称病不走，企图继续破坏起义活动，傅遂请邓婉转逐客，邓便由参谋长俞方皋陪同，请徐永昌吃饭，邓即席提出：“次辰兄(徐字)，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医院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同去北平。”徐永昌略加沉思后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病不要紧，明天就走。”徐自知破坏无效，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开包头飞广州，同机离包的还有国民党大特务张庆恩、祁觉民和绥远省财政厅长张遐民等人，其余小特务也都纷纷离包西去。这就清除了干扰，没有人再敢公然反对起义，只是对孙兰峰经过几番唇舌，终于也表示跟傅走。于是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代表绥远部队，俞方皋代表邓由榆林移驻包头的部队，以及师长以上军官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于九月十九日将通电发出。傅、邓带孙兰峰立即专车离包头，在归绥稍事停留，即赶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徐永昌奉蒋介石命来包头时，同机还有驻宁夏省中宁县的马鸿宾。马系马鸿逵的堂兄，国民党北伐以前，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向西北推进，马鸿宾归顺了西北军。后马部转战到陕西，与邓宝珊在三原结识。冯、阎讨蒋失败后，蒋介石将马鸿宾部改编为新编第七师，又转回宁夏，击败西北军残部苏雨生后，马鸿宾作了宁夏省主席。一九三三年马鸿逵带他的十五路军到宁夏，取代了马鸿宾的宁夏省主席，马鸿宾部改编成第三十五师，驻防在宁夏黄河以东各县，抗日战争中又将三十五师扩编为八十一军。后因年事已高，把部队交其子马惇靖率领，自己栖居中宁。 　　邓宝珊在甘肃多年，因为没有实力，同马家没有利害冲突，特别是马鸿宾的部队，也是受排挤的杂牌军，所以彼此互相同情。一九四七年冬，第二次榆林战役结束后不久，邓认为国、共胜负已见分晓，当时马鸿宾患眼疾，邓派驻宁夏代表张润民专程去中宁慰问马鸿宾，并探询马对时局的看法。马对邓派专使探望的来意，心心相印，在与张润民谈话中，首先表达了对邓感激赞佩之意，马说：“邓先生军务这样忙，还关心我这一点小病，实在不敢当。邓先生是位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象陕北那样的局面，他能应付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非邓先生别人是办不到的。”接着他明确表示对国共战争的看法说：“共产党不好打，要是好打，在江西早就打完了。我们和共产党打了三次，就送了三次礼。现在胡宗南在边区节节失败，恐怕要‘弹上大豆’了。”言下之意，是说国民党必败。最后马鸿宾对张润民谈了今后的愿望说：“请你对邓先生说，我们要以前车为戒，互相帮忙，团结一致。我老了，不想再问政事，希望邓先生作些领导工作，把西北回汉团结好，我看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起的。”  　　马鸿宾这一番话，含蓄地表达了依靠邓先生最后走向人民的意愿。所以当解放军兵临宁夏之际，他就搭乘徐永昌的便机，到包头晤邓找出路。邓把马鸿宾安顿在包头城内复聚恒银号住下，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马鸿宾说：“我把宁夏当作一份礼物，请你和傅先生给我转送好了。”邓即陪马到南门外的皮革厂会见了傅作义，三人直谈到深夜，由傅、邓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转达了马鸿宾起义的请求。马鸿宾仍乘徐永昌的飞机，于九月十七日返回宁夏。后来，马惇靖的八十一军和绥远部队一样，亦于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改编为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三师。 　　绥远起义部队于九月二十日接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