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爱国人士及侨胞 > 邓宝珊 > 全文图书 > 邓宝珊将军

一个公正廉明的楷模 ——一九三四年邓宝珊先生解决双岔事件回忆

黄正清

邓宝珊先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的前辈。抗日战争中，他率军长期驻守榆林，对稳定绥蒙陕北的局势起到了良好作用。在此期间，他和共产党有过多次接触，关系处得很好。还几次到过延安，接受过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和傅作义将军一道起义以后，又长期担任甘肃省省长重任，对甘肃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十分值得景仰和怀念的人物。回忆在一九三四年时，他以国民党新一军军长的身份，奉派到夏河处理双岔纠纷事件，我曾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对于他的公正廉明的工作作风，有过很深切的感受。现在趁邓宝珊先生九十诞辰的时候，把它写了出来，用以寄托我的无限哀思和怀念之情。 　　一 　　大约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偶从上海《申报》上看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院务会议的一项决议，要把拉卜楞寺地区划归青海省管辖，顿时很感吃惊。因为这个地区原来就饱受青海军阀马麒的残酷统治，是经过了无数藏族同胞的流血斗争，才摆脱了马麒的控制，把拉卜楞寺区改为夏河县，划归甘肃省兰山道管辖的。现在行政院又突然来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这一地区的藏族人民又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在藏族人民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我看到这一消息之后，立即一面打电报到南京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请求改变这个决定；一面起程到兰州谒见绥署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面争这个问题。 　　我由夏河动身到达兰州郊区七里河时，朱绍良已派汽车前来迎接。当我到省政府时，正值省政府会议散会，在中山堂前面见到了邓宝珊先生。这时邓先生的职务是新一军军长兼省政府委员。他刚刚出席了省府会议从中山堂出来。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和我打了招呼，没有交谈。第二天我专诚到山子石邓先生公馆去看望他。邓先生对我非常客气。在谈到夏河的归属问题时，邓对我的意见热情支持，并鼓励我到南京请愿。我原来以为见到邓先生时，最多不过泛泛谈上几句话而已，所以对他这种关心藏民疾苦，热情支持藏民的正义请求，并且积极鼓励我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的长者风度，当时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和钦佩。 　　第二天，我在邓先生和其他热心人士的支持之下，决心上南京找蒋介石说理，便把这个意见向朱绍良作了汇报。朱也答应了。我随即前往南京。在南京我见到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向他们作了详细陈述和力争，终于由行政院自己下令撤消了原来所做的不合理的决议。 　　二 　　我和邓先生的第二次接触，是在邓先生衔命处理夏河双岔西仓纠纷事件的时候。 　　夏河拉卜楞地区共有二十五个藏族部落，过去各部落间，常因抢伐森林，争夺草原而发生争端。这些争端往往激化而至械斗，甚至持枪对抗。当地官府和甘、青两省的军阀有时也暗中挑拨，从中坐收渔人之利。双岔、西仓两个部落的纠纷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双岔和西仓两个部落之间，有一个纵横开阔、水草富饶、森林茂密的林场，藏语叫阿涅达赖，意即插剑祭神的地方。这里的森林和草山，双岔和西仓两个部落之间，常常为抢伐森林和争夺草山而发生纠纷。西仓头人唐隆郭娃后来索性投靠青海省主席马麒，倚仗马家军阀势力欺压双岔人民。一九三三年驻岷县的新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派了一个骑兵团进驻临潭一带后，双岔土官阿拉木教又投靠鲁军。这样双方各有后台，并且都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矛盾自然就愈演愈烈了。 　　双岔和西仓的矛盾终于激化起来。一九三三年旧历八月，唐隆郭娃在青海马麒支使之下，带领武装趁雾袭击了新十四师骑兵团，打死了团长谷开基，歼灭了鲁军近一个连的兵力。与此同时，唐隆郭娃纵容所带领的人对双岔部落大肆抢掠、烧杀，西仓、双岔两寺院均毁于战火。形势十分紧迫，如不及时解决，很可能由此演化成更大的战斗，给藏族同胞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亲赴现场调查之后，以夏河保安司令部的名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甘肃省政府和甘肃绥靖公署作了汇报，请求上极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朱绍良因怕事情闹大，对此也极为重视，立即以绥靖公署和甘肃省政府名义，会衔派邓宝珊先生为查办大员，裴建准、马驯为帮办大员，限期起程到夏河查办此案。 　　邓宝珊先生担任查办大员的消息传到甘南，我心里感到十分高兴。邓到夏河时，我亲赴数十里外的沙沟迎候。嘉木样五世活佛亦亲率拉卜楞寺十八昂谦及全体僧众、县长邓隆和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及各机关、法团群众等二千余人，也都郊迎于距夏河十里之外。郊迎时还“放桑”(燃烧松枝柏枝)以表敬意。嘉木样五世和邓先生都在欢迎会上讲了话。 　　邓先生一行抵拉卜楞寺稍事休息后，即发表我和邓隆为查办大员公署顾问，我和邓隆当即陪同邓等一行到了黑错(今合作)，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秉公处理了这次重大纠纷。处理时对于肇事双方，进行了巨额罚款。以后，并由甘肃省政府以命令规定，将这些罚款大部用于修复寺院。以邓先生为首的查办公署确乎做到公正廉明，没有丝毫中饱贪污。关于处理详细经过，张润民同志在《邓宝珊处理双岔事件前前后后》①一文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我要着重说明的是邓先生在处理这次纠纷中的公正态度和廉明的作风，以及藏民群众对他的深刻印象。 　　过去若干年来，官吏们一向把所谓查办“番案”，看作对少数民族敲诈勒索的肥差事。举一个例来说，我记得就在这次案件发生的头一年，夏河县和陌务头人发生械斗，甘肃省派兰山道尹杨思、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和马国良、马麒到夏河查办，他们这次查办，我们藏民光是送给他们的现款就将近一万白洋，所有查办人员的酒食供应还不在内。但他们索取了大量财物之后，问题并未彻底处理。邓宝珊先生这次查办就迥然不同，他早就宣布了要打破陋规，不接受任何馈赠，更不许查办大员公署任何人员向藏民索取贿赂。但我们最初并不敢相信，仍然循例备办了马匹、钱款、皮毛等礼物。使人大出意外的是，这些物品邓先生一概拒收，甚至连查办大员公署人员的伙食也由他们自己办理，没有接受我们的供应和招待。邓先生还备了酒席，宴请双方的头人。听说邓的这些作风，当时的帮办大员裴建准很不满意，经邓先生再三说服，意见才一致了。所有这些，在甘肃历代到藏区办案的人员中，藏民同胞确乎是第一次见到。 　　三 　　一九四五年夏，我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又和邓先生相遇。邓先生还特地宴请了格桑泽仁和我。格桑泽仁以后多次我提起往事，对邓先生流露出一片敬慕之情。我记得我和邓先生在重庆时曾谈到过时事。邓先生对我并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很不满意，对抗日胜利后国家的政局很不乐观。他曾说：“看样子，盟军的胜利是指日可待，我们抗战也快到结束的时候了。但是，将来的时局将是怎样，这个很难逆料，蒋先生是不会放弃他的反共政策的，内战恐怕终难避免，目前的情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邓先生说这话时，可说是忧心忡忡，语重心长。而其向往和平，反对内战的心理，则已情见乎词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邓先生担任了第一任甘肃省长，我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甘肃省副省长，因而又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使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不少的教益和帮助，懂得了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同到北京开会，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好些朋友、同志。傅作义将军、邵力子先生和齐白石老人，都是由邓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他还特地请白石老人给我画了一幅画，刻了一方图章呢! 　　邓先生之所以能在全国人民心目中赢得景仰和令人怀念，不仅仅是由于他早已心向革命从而参加了和平起义，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在解放以后为人民作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因为他在旧社会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公正廉明的好人。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也算是我对邓先生认识的蠡测管窥吧! 　　① 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