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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宝珊先生

沈求我

邓宝珊先生逝世已经十六年了，他一生的丰富阅历没有能够记载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今年是邓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将编辑出版邓先生的史料专辑，以资纪念。我自抗日战争期间认识邓先生以来，前后将近三十年，特别是解放后他担任甘肃省省长的十几年间，我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深受教益。现就回忆所及，为专辑提供一些史料，借以表达对邓先生的深切怀念。错漏之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 　　(一) 　　八年抗战，邓宝珊先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榆林度过的。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继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是这一地区国民党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他的总部驻在榆林。 　　榆林历来是一个军事重镇，城北红石峡的岩壁上还留有明代所题“威镇九边”的石刻。它北接伊克昭盟，南邻陕甘宁边区，是贯通南北的咸(阳)榆(林)公路的终点。抗战初期，绥远黄河以北的大部地区沦于敌手，日寇又有渡河南侵的动向，而从绥远撤退的一部分军队分布在伊盟、三边到榆林一带，加上原在榆林的地方部队，情况复杂，号令不一，这时候邓先生从中协调各方，共同对敌，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武汉沦陷，国民党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的方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榆林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胡宗南一再企图把榆林的国民党部队推向反共第一线，从北面包围边区，当地的特务、反动分子也配合进行反共宣传，并制造了一些事件，使邓先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面对重重压力，邓先生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拒不参与反共阴谋，同边区和八路军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直到抗战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对此，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邓先生的信中作了高度的评价：“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二五○页) 　　我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应张仃同志之约到榆林绥蒙指导长官公署边疆文化研究组工作。到后不久，经汤昭武同志介绍，认识了邓先生。汤是在邓先生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公开职务是总部秘书。此后，我跟邓先生经常往来，每月总要去一两次，每次几乎都谈个通宵。汤昭武、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分社社长段复生、记者孙季白(承佩)、高鲁(董英)等同志有时也同去。我在榆林的一年期间，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当时邓先生对发生的几个事件的处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九月，张继率领国民党战地慰问团到达榆林。同来的有作家老舍、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在榆林各界欢迎慰问团的大会上，继张继讲话之后，贺衷寒大肆宣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在这样场合公开发表反共言论，自抗战以来在榆林还是第一次，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孙季白同志讽刺地说：贺衷寒嗥叫似狼。邓先生对贺的讲话也大不以为然，特别是对贺偏偏要在榆林讲这样的话更为不满。而一些反动分子却似乎从中摸到了什么气候，汉奸、特务、来路不明的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就乘机响应。九月十七日晚，榆林文化界在职业中学礼堂集合，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并欢迎老舍等来榆，邓先生也应邀参加并讲了话。会将结束时，赵尺子突然起立发言，诬蔑抗战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喊口号闹起来的”，“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声称“抗战是国策的流产”。赵尺子的汉奸、反共论调，激起了与会者的一致愤慨，大家齐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以示抗议。会后，老舍、张西洛、汤昭武、段复生、孙季白和我到杨令德家商议，一致同意把赵尺子的汉奸言论公之于众，进行声讨，并把这个败类开除出榆林新闻记者协会，要求当局将其驱逐出境。这场斗争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邓先生虽然不便亲自出面，但明确表示赞成我们的行动。赵尺子多次求见邓先生，都被拒绝。南汉宸同志来榆，也指出赵尺子的表演不是偶然的，要我们把斗争进行到底，打击汉奸、特务的气焰。最后赵尺子完全陷于孤立，不得不离开榆林，去西安暂避。 　　在这前后，邓先生的部队新十一旅中也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部队大部分驻在三边一带，同八路军留守部队的防区相邻，平时尚能友好相处。但是，新十一旅的成份比较复杂，国民党对它进行拉拢、分化、挑拨、煽动，企图制造事端。有一个连就受人利用，同当地八路军发生冲突，被包围缴械。事件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故意渲染，唯恐事态不继续扩大。一天晚上，我去邓先生处，见榆林三青团负责人、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夫妇在座，正谈到这个事件。杨说了一番挑拨的话，大意是共产党、八路军“不讲信义”，“不给邓先生面子”，要邓采取“强硬态度”。邓先生一直不置可否，只说了句“谢谢你的关心”。杨走后，邓先生对我说：他讲他的，我有我的主意，我已经给毛先生(即毛主席)发了电报，请他派汉宸来一趟，商量个解决办法。不久，南汉宸同志到了榆林，八路军也把人枪送还新十一旅，双方言归于好，事件就此平息。 　　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的旧军在山西西部向新军(抗日决死队)进攻，被八路军和新军所粉碎。这就是“新旧军事件”。邓先生知道消息后，对阎锡山很是反感。他过去多次同阎打过交道，深知阎的为人老奸巨滑，见风使舵，死抱住山西这块地盘不放，是个典型的封建军阀。他说：阎锡山搞什么“唯中论”，“二的运用”，无非是玩弄权术，这次栽了个大跟头，完全是自作自受。一九四○年初，阎锡山在晋西北的专员白志沂、保安副司令钟有德率领残部逃过黄河，到达榆林附近。邓先生和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商议，指定白、钟残部暂驻榆林北郊的一个小村内，不让进城。白、钟无奈，耽了不久，就率部去了秋林。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绥德事件”。绥德是八路军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国民党在那里设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何绍南是个“摩擦专家”，一贯反共，经常挑起纠纷，并在绥德横征暴敛，群众深为痛恨，当地开明士绅刘杰三、霍子乐、贺连城、刘绍庭等也对何很不满，就连国民党委派的绥德县长同何也有矛盾。一九四○年初，党中央为了加强保卫边区，把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从山西抗日前线调回。王震同志接替陈奇涵同志任警备区司令员，同何绍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何见势不妙，逃往西安。不久，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发表原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为绥德专员。可是，三月间包介山赴任时却把化了装的何绍南藏在车内，秘密带到了绥德，不料被发觉，何、包见阴谋败露，便仓皇烧毁文件，带领少数亲信和保安部队逃出城去，八路军也未阻挡，“礼送”出境。何、包等到达米脂、榆林之间的镇川堡时，邓先生和高双成下令制止他们前进，就地住下。何、包要求进城汇报，也遭拒绝。当时国民党根据何、包的报告，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企图大造反共舆论。而邓先生则如实反映了事件的经过，揭露了何、包的谎报，使国民党自知理亏，不得不草草收场。“绥德事件”在榆林被当作何绍南的丑剧，成为人们的笑柄。邓先生曾说：何绍南想以反共邀功，迷了心窍，失败后还想推卸责任，嫁祸于八路军，真是荒唐透顶。三月下旬，南汉宸、袁任远同志偕刘绍庭先生再次到榆，带来毛主席致邓先生的亲笔信，双方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未受“绥德事件”的影响。何、包在镇川堡，实际上处于当地驻军八十六师的监视之下，不敢轻举妄动。四月初，我随南汉宸同志等离开榆林，过镇川堡时天色已晚，在镇北一家客店住宿。考虑到何、包残部也在这里，我们都很警惕，防止发生意外，而何、包等却龟缩在镇内，一夜毫无动静，天明，我们一行就顺利地通过了镇川堡。 　　邓先生当时在榆林所处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他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自己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归他指挥的二十二军(原为八十六师)是陕北的地方部队，多年来一直统治着这个地区。此外，这一带还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游击军、伊盟蒙旗各王公的部队，以及其他各种番号的杂牌队伍，情况非常复杂。有一次，邓先生深有感触地说：维持榆林这样的局面真不容易。我没有多少实力，只有两个旅，结果还被胡宗南吃掉了一个。初到榆林，我只带了几个人，为的是消除高立卿(高双成字)的疑虑。一见面，我就说：立卿兄，我给你当帮手来了。以后，我经常同他往来，有事和他商量，以诚相待，经过一段时间，他逐渐对我有了认识，这才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对其他一些人，我也是一样。我从不向他们发号施令，和他们朋友相处，使他们放心。至于对边区和八路军，我一向主张要团结友好，不搞摩擦。榆林这个地方，南有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八路军，这是最革命、最进步的，北有蒙古的王公，这又是最落后的，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差别那么大，只要彼此能够相安无事，我也算尽到责任了。 　　在榆林，国民党还设置了不少机关，记得有以赖拂霆为主任的新一军政治部，以徐之佳、包介山先后为主任的八十六师政治部，以徐玉柱为首的国民党榆林党务督导处，以刘桂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平绥路特别党部，以富文为专员的榆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榆林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县分部，蒙藏委员会绥蒙工作组，边疆通讯社，等等。它们直接受重庆、西安国民党的指挥，都有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情报的任务，有的还对当地杂牌部队和伊盟各蒙旗进行监视和拉拢分化。榆林城内有十几个国民党电台，经常发送情报。对邓先生，这些组织的头头表面上很恭敬，背地里搞他的情报，特别是邓先生和边区的往来以及在邓先生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每次南汉宸同志等来到榆林，国民党特务就很紧张，到处探听消息，进行监视。汤昭武同志和邓先生总部参议、进步人士寇子严也是特务注意的目标。国民党中央曾几次来电向邓先生要这两个人，都被他设法应付过去。对于国民党特务在榆林的活动，邓先生是很讨厌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制止，有时谈起来也感到棘手，认为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终究是隐患。不过，由于邓先生在榆林地区的声望，国民党特务也还不敢过分地胡作非为。 　　一九四○年春，我离开榆林后，同邓先生还保持联系。汤昭武、杨令德等同志来信也常提到邓先生的情况。一九四三年初夏，邓先生去重庆，路过西安，我们见了面，没有多谈。十月间，邓先生从重庆回到西安，要去三原家里暂住，约杨明轩同志、续式甫、孙白琦先生和我同行，在三原住了十几天，听他谈了一些情况。 　　邓先生说：我这次到重庆，来电报要我走宁夏到兰州坐飞机，不走延安，我没有听，还是经过延安。连我走哪一条路都要过问，真是无聊。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重庆，蒋(指蒋介石)找我谈了几次，指责共产党搞割据，八路军不听指挥，说他有力量叫共产党就范。我一再劝他大敌当前，抗日为重，打内战只能亲痛仇快，是打不得的。何况要消灭共产党、八路军，谈何容易。这些话，蒋当然不爱听，你不爱听，我还是说，说得很委婉，使他觉得我是在为他着想，讲得也还有些道理，慢慢地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了，后来再不提打的事了。蒋这个人刚愎自用，他的左右都看他的神色行事，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实话，这怎么行呢!我这次把该讲的话都讲了，多少还起了点作用。 　　邓先生还谈到一九四一年富文借机向他寻衅的经过。富文原是国民党十三军汤恩伯的参谋长，汤部走时保举他任榆林专员，很不得人心。皖南事变后，富文企图打击邓先生，便指使手下的人突然搜查邓总部总参议高志清的家，扬言要抓他的大烟灯。高是邓先生的老友，过去是红帮“大青山”的龙头，人称“高大哥”，也当过师长，后来脱离军队，老境冷落，邓先生任他为总参议，实际上是为他养老。他住在金刚寺内，很少与人往来，有鸦片瘾，这是大家知道的。当时，在榆林，抽鸦片烟并不算一回事，邓先生自己也有这个嗜好。而富文明明知道邓、高之间的关系，却竟然对高发动突然袭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居心是十分明显的，这就不能不激起素有涵养的邓先生的勃然大怒。他对我说：那天晚上，高大哥家的女佣人跑来报信的时候，我真气坏了，立刻派警卫连把这伙人抓来，他们供出是奉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命令来抓大烟的。我说：不管谁的命令，高志清是我们的总参议，为什么不给我们事先通知，你们抓大烟，为什么翻箱倒柜，抢夺财物，你们查大烟是假，抢钱财是真，是一帮土匪，便下令就地正法。在场的荣耀宸(即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他们再三劝说，我才把他们交给警卫连先关起来再说。回到窑洞里，我越想越气，为了这口嗜好，倒被富文当作把柄，居然欺侮到头上来，这烟是断乎抽不得了。本来第一口烟已经烧好安在枪上，我再没有拿起来抽。第二天，富文想来解释，我不见，以后又来了多次，警卫都不让进来。榆林的群众纷纷揭发富文的种种劣迹，他自知再耽不下去，便辞了职。他临走时，群众拦住要和他算帐，几乎脱不了身，最后才狼狈地走了。邓先生还说，富文敢这样干，以为自己是国民党的嫡系、汤恩伯的亲信，有恃无恐，原先我是不肯和他罢休的，继而一想值不得，反正他也耽不长了。邓先生戒烟后，身体很快健壮起来，解放后谈起此事，他笑着说：要不是那一次我发狠戒了烟，恐怕早就死了。 　　邓先生从三原回榆林时，仍然经过延安，同毛主席再次晤谈。他还受南汉宸同志之托，从重庆代购一批药品带到延安。但是，经办此事的总部副官长于建屿(浚都)却从中牟利，把药价提高了一倍。为了此事，南汉宸同志还作了检讨。后来邓先生得知，对于建屿十分不满，认为边区那么艰若，于还要乘机敲诈，实在太不象话。从此，邓先生对于逐渐疏远。解放后，于建屿多次要求去甘肃，邓先生始终不肯答应。 　　一九四五年夏，邓先生又到重庆出席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再次同他见了面。当时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已垮台身死，日本侵略者也面临覆灭，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大家关心的是胜利后的国家前途问题，也就是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内战的问题。邓先生同萨空了、盛家伦同志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打内战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八年抗战，疮痍满目，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迫切希望国内和平，国际形势也不容许中国打内战，万一打起来，国民党既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倒国民党，必然旷日持久，于双方都不利。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邓先生认为估计得有些过份了。他说：蒋介石是靠美国的，美国不让他打，他不会打。现在回想起来，邓先生当年是反对内战的，但是他对美蒋勾结蓄意发动内战，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还是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后来当内战全面爆发时，一度处于被动，以致违心地打了两次榆林战役。这些事实，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南京大公报办事处高集同志家里见到范长江同志，谈起了邓先生。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已很明显，我们议论了一些不属于国民党嫡系的将领的态度，大家认为邓先生很可能不会介入。到了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两次榆林战役，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我在江苏吴江家乡见到报纸，很感意外，给邓先生写了封信，表示遗憾。不久接到他的亲笔回信，写的很含蓄，意思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附有汤昭武同志一信，内有“伤心人别有怀抱”等字句，暗示打这两次战役并非出于邓先生的本意。 　　一九四八年五月，邓先生到南京，来信约我见面。他住在南京豆菜园励志社招待所，同来的有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协中)和胡景通等。当时正值国民党“国大”开会，邓先生那里宾客满座，我去了几次都说不上话。一天，他约我第二天下午来谈。届时我去了，他领我到他的卧室里，并交代他的副官王焕文下午不见客。他开头就说，去年十二月底在榆林读到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广播记录，感到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民党的失败已无法挽回。他说：我这次来，是想看看南京的情况，这几天据我观察，至多一年，国民党就完了。这话我跟谁都没有说，我只是考虑以后怎么办。我说：邓先生看得很对，现在该怎么办已经很清楚，你下决心就是了。他说：榆林这两仗打得不好，不然事情要好办得多。我说：这已经过去了，邓先生还是考虑今后的出处。他说：抗战胜利后，毛先生给我来过信，要我过去担任西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队伍带不过去，我一个人过去也行。我想一个人过去有什么作用，犹豫了很久。后来榆林修了飞机场，胡宗南又把徐保的队伍调来，还派董钊当我的副总司令，情况起了变化，同延安的来往也逐渐断了。刘绍庭最后一次来，在城门上被搜查，以后也不来了。接着，邓先生谈了两次榆林战役的经过。他说：榆林围城前一天傍晚，人都进了城，我还在城外，心里很矛盾，汤昭武跟我在一起，他很焦急，劝我不要进城，当时我身边只带一个警卫连，想等三岔湾那个团的消息后再说，后来接到报告说那个团被打垮了，解放军正向榆林前进，我想情况这么紧，已经来不及了，这才进了城。这个仗我本是不愿打的。第二次围城我不在城里，解围后才去的。邓先生还谈到一九四六年归绥(今呼和浩特)围城的经过。他说：围城前，傅先生(傅作义)来电要我去，到后第二天，解放军就包围了归绥，攻势很猛，城里的队伍有些支持不住，傅先生很着急。一天夜里，他和我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要想别的办法，我们商量，不如发个通电，退出内战，要求和平。傅问我叫谁来起草电稿，我知道他向来做事很密，这样的事更不愿意叫左右知道，就说那找杨令德来起草好了，他同意后就把令德找来，连夜把电稿写好，准备第二天发出。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第二天，我去看傅先生，发现他的态度又有了变化。他说：兵法历来主张“有围必缺”，给被围的部队留个缺口，现在共产党把四面都团团围住，一点出路都不留，这是存心要消灭我们，既然这样，除了死守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电报不发了，把稿子烧了吧。我看傅的主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同他一起留在城里指挥，其实我本来不是去帮他守城的。后来解放军撤退，归绥解围，傅先生认为我能够和他共患难，把我当作知心朋友，交情就更深了。邓先生同我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他对两次榆林战役感到很后悔，对今后能不能转过弯子来又感到没有把握，心情是沉重的。我说：邓先生只要下决心，以后机会总会有的。他说：看情形再说吧，反正这个仗我是再不打了。之后，我又去了几次，找不到机会再谈，于是便向他告辞，他留我多住几天，并要我跟他一道走。我说：你客人多，应酬很忙，我先回去，以后你需要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来。临行时，我给他留了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从解放区电台广播中知道邓先生到了北平，并担任傅先生的代表同解放军谈判和平。不久，北平和平解放，邓先生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跟傅先生一道为人民立了大功，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上海《大公报》曾经登载了一篇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通讯，内有这样一句话：“只有邓宝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傅作义的锁。”南北通邮后，我写信给邓先生，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 　　以上是我认识邓先生前十年中所记得的有关情况。这里还要追述的是，抗战初期，邓先生在延安见到毛主席后，对毛主席非常钦佩。以后每次路过延安，毛主席都约他长谈。他们之间经常有函电往来，据邓先生回忆，单是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就有十几封，可惜后来大部散失了，只剩下现在刊载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的两封信，其中一九四四年那一封信还是汤昭武同志保存下来的。记得一九四○年春南汉宸同志到榆林去会见邓先生时，我在招待所里亲眼看到他拿出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信封很大，是白色的，上面写着“邓宝珊将军”几个大宇。这封信后来也找不到了。在榆林，邓先生的案头经常放着毛主席的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那时他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的油印本，常和我们谈论毛主席在这些著作中所阐明的观点，认为毛主席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主席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跟毛主席谈话印象很深，说毛主席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非常幽默，引人入胜。他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张国焘借祭黄陵的机会叛逃后，在延安干部中引起震动，毛主席亲自向干部讲话，开头就说：我今天向大家讲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开小差的故事，全场哄然大笑，觉得张国焘事件也就无足轻重了。邓先生对毛主席的健康也是很关心的，一九四三年在西安曾告诉我：这次见到毛先生，身体比过去好多了。他知道毛主席爱吸纸烟，每次都要送些好的纸烟。一九三九年邓先生患牙疾，毛主席特地派牙医师梁智来榆治疗。 　　邓先生跟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很熟识，对周副主席的毅力、识见、才干、风度尤为钦佩。他对贺龙、王震同志的印象是襟怀坦率，肝胆照人。他和南汉宸同志是多年知交，感情很深，可以倾心相谈。续范亭同志和他早年一起参加“华山聚义”，后又当过他的参谋长，关系密切，常有书信往来。榆林战役后，续老为他写了一首诗：“厨师不要夸，先看炒腰花；将军不要夸，请看为谁打。”他知道后说：批评得好。 　　邓先生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那里人才济济，生气勃勃，上下一致，艰苦奋斗，是个创业的局面。尽管生活很苦，全国有志青年还是纷纷前来，这不是偶然的。他的女儿友梅抗战初期也去了延安，有人担心会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劝他把友梅叫回来，他说：孩子有自己的志向，不必勉强。一九四一年，邓先生的夫人崔锦琴和两子一女在兰州躲警报，不幸因防空洞塌陷而全部身亡，他得讯后悲痛异常。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安慰邓先生，便让友梅到榆林陪伴父亲，同时治疗她的肺病。友梅秉性刚直，疾恶如仇，曾同刁难刘绍庭先生的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总部的官僚习气也直言指责，引起一些人的不满，邓先生毫不介意。后友梅因病情恶化在榆去世。 　　(二)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我到北平后就去看邓先生，当时他住在隆福寺孙家坑孙白琦先生家里，孙是孙岳的儿子，邓先生和孙岳是连襟。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女儿团子和副官王焕文。他看到我很高兴，说收到了我的信，接着就谈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其中许多情况已见有关资料，这里只补充一些史实。 　　邓先生说：我到北平时，傅先生亲自到机场接，回来在汽车里，傅先生突然打了自己两个嘴巴，我很惊奇，忙问这干啥，他板着面孔一言不发。我看他心情沉重，也就不便多说。到住所后，傅先生告诉我一件事：一九四八年秋，蒋介石到北平召开会议，布置军事。一天，正在开会，蒋接到一个电话，对大家说南京有要事，须得回去一趟，放下会议就走了。后来知道，所谓要事，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查办利用发行金圆券进行投机倒把的案件，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押起来了，宋霭龄不答应，闹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就打电话要蒋介石赶快回去。傅先生说：一个孔令侃竞比整个华北还要紧，我们卖这个命还有什么意思，我对蒋这个人是看透了。他要我把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去，我没有执行。美国人也找过我，说要直接援助我，希望我保住华北，自成一个局面，我也没有答应。傅先生还说：南京方面据石家庄天主教堂神父密报，共产党中央确实在平山，要我派支快速部队发动突袭，我觉得没有把握，又不愿意，应付一下就过去了。 　　邓先生说：傅先生派飞机来接我，我就料到决不是为了打下去，一定是商量走和的路子。我来之前，周北峰已经出过城，同解放军有过联系，但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定下来。傅先生需要一个可以商量又可以当他全权代表的人，于是就想到了我。我跟傅先生早就认识，但彼此互相信任是在归绥围城以后。傅先生向来做事是很密的，轻易不透露内心的想法，何况和平谈判这样大的事情，万一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傅先生同我商量时，连最亲信的人都不让参与。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北平城里大部分部队属于国民党嫡系李文、石觉所率，傅先生自己的部队不多，怕局面稳不住，出大问题；二是故宫城墙里藏了几万吨黄色炸药，国民党特务又多，要搞个爆炸，全城都完了。由于我们注意防范，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邓先生说：我两次出城谈判，都走的傅先生部队的防区，布置很严密，来回也安全，就是通过布雷区时有些危险。第二次出城，双方达成了协议，徐冰同志带电台跟我进城。临行时，交给我一封致傅先生的信，我没有看，放在口袋里，回来拿出，没有加封，一看内容，对傅先生的批评很尖锐。我深知傅先生的性格，要是他看了这信，一定受不了，万一发生变故，岂不功败垂成，就没有交给他。二月一日解放军进城前夕，广播了这封信，傅先生听到后问我，我才把信交给他，他怪我早不给他，我笑着说，早给了你，怕你一下子发起脾气来，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我们总算把北平保全下来，对全国人民也有了个交代，其他就不必计较了。经我这样一说，傅先生的脸色才逐渐缓和下来。 　　邓先生还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派飞机送来一封信给傅先生和我，要我们坚守北平，他有办法，劝我们万万不可同解放军谈和，否则后患无穷。傅先生对我说，局势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蒋介石还说他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李文、石觉看到大势已去，也再不想抗拒，只要求允许他们离开北平，我们答应了，并且表示愿意走的都可以走。这些人一走，排除了心腹之患，我们也就放心了。 　　邓先生谈到傅先生的近况时说：傅先生近来心情很好，兴致也高。他个性很强，刚解放时有些想不开，难免闹情绪。自从和我一起到石家庄见了毛主席，谈话以后，他的疙瘩就解开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北平，又多次见面谈话，他的心情就更好了。有一次，毛主席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傅先生说他和我想到后套修水利，办农垦。毛主席说：修水利也不一定去后套。毛主席还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毛主席还要我们组织一个党派，他说：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个党吧。傅先生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我也说：我们不会办党。毛主席替我们想得那么周到，我们都很感动。 　　邓先生还就两次榆林战役问过毛主席，他说：榆林那两次仗是不是可以不打?毛主席说：第一次打榆林，我们是知道的，目的是牵制胡宗南的部队，配合陈赓部队过黄河。第二次，是彭德怀同志计划的，围城打援，后来因为粮食困难才撤了下来。邓先生说：毛主席把胡宗南用兵风趣地比作大少爷推牌九，越输下的赌注越大，输红了眼，把老本也赔上了。 　　八月间，邓先生对我说：我想请周副主席吃个便饭，他忙得很，不知有没有时间。后来，周副主席欣然应邀，他非常高兴，亲自安排菜单，并请陈半丁先生的厨师操作，还邀傅先生和南汉宸同志等作陪。事后，他说：周副主席那么忙，能够前来，耽了那么长时间，同大家谈得那么好，跟孙老太太(孙岳夫人)也见了面，非常周到，真叫人佩服。 　　那一段时间，邓先生比较清闲，会客访友，跟傅先生一道听听戏，逛逛琉璃厂等地。他同齐白石、陈半丁先生很熟，当时登门请他们作画的很少，邓先生和傅先生就有意向他们求画，多送润笔，以资周济，两位老画家很是感激。齐白石先生爱吃湖南菜馆“曲园”的名莱清蒸甲鱼，邓先生有时就专门接他去吃。齐老也引邓先生为知己，有什么事肯同他谈。当时齐老年近九旬，深居简出，对党的政策很不了解，常常有些不必要的顾虑，邓先生总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使他安心。齐老一向不用点心招待来客，而邓先生去时，他破例掏出挂在腰间的一大串钥匙，把屋里的大木柜打开，取出点心招待，邓先生告辞时，他又打开柜子，先把点心放好、锁上，再同邓先生握别。齐老的画一般也是不送人的，谁来求画都得给钱，润例就挂在屋里，可是却给邓先生送画，落款写明“白石老人赠”，还说：这画我是不要钱的。邓先生和齐老的往来，一直到齐老逝世。 　　九月初，邓先生跟傅先生奉毛主席、周副主席之命去绥远。九月十九日，在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董其武先生率领下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邓先生在包头的部队由他的副总司令俞方皋带领，也一起联名宣布起义。绥远问题解决后，傅先生、邓先生偕董其武、孙兰峰先生等同返北平。邓先生回来后的一天，派王焕文乘车到光明日报社接我，说邓先生有事要谈。见了面，邓先生说政协开会他要发言，让我起草个稿子，我答应了。接着他就谈了这次到绥远的经过。他说：这次绥远起义，有些地方比北平还困难。一是孙兰峰、刘万春、鄂友三起初反对得厉害，做了许多工作，才勉强在通电上签了名。孙兰峰来北平时，在火车里还一直撅着嘴，不说话，到毛主席请吃饭、谈话以后，态度才转变了。刘万春是兵团司令，实力派，开头也很顽固，谈了多次，才同意了。鄂友三最嚣张，扬言要把队伍带进大青山打游击，这个人向来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最使人担心。二是以张庆恩为首的一批特务，到处造谣煽动，张贴标语，骂傅先生和我，我们的名字都被加上反犬旁，很捣乱了一阵。三是徐次辰(永昌)坐飞机到包头，带了蒋介石的信，信封上只写傅先生的名字，再没有提我。蒋的打算是要傅先生把绥远的部队撤到西北，同马步芳、马鸿逵会合，保住西北，再图恢复，并对傅先生多所恭维。傅先生当然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这一来，多少也动摇了一点军心。次辰和我们是老朋友，也不好撕破脸皮，只能心平气和地同他谈。最后他也说这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反过来劝他：如果你觉得回去不好向蒋交代，不如和我们一道回北平。次辰叹了口气说，既然这样，你们干你们的，我身体这么坏，跟蒋又多年，这辈子只得跟到底了。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包头，同机走的还有张庆恩等一批党特人员。邓先生说，绥远问题虽然有这么些曲折，因为临去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交代得很明确，傅先生在绥远多年，有基础，有声望，做了许多工作，还有董其武先生的态度始终很好，事事听傅先生的，加上绥远的军队和人民确实盼望和平，所以最后还是圆满解决了。他说：我在包头的部队里也有人反对起义，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多数官兵是赞成的。 　　邓先生还说：这次跟徐次辰一起来包头的还有宁夏的马鸿宾，我同他见了面。他是想起义的，不过还有点不放心。我跟他谈了北平和绥远的情况，劝他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和马鸿逵在宁夏也深谈过，他当时也不想打下去了，不过舍不得他的财产。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他就租了陈纳德的飞机，打算把财产先运出去，亲自安顿好，再回宁夏走第二步。他这个算盘没有打好，到了重庆，蒋介石就不让他回来了，还要他下命令给部队继续抵抗，他也不敢不服从。尽管这样，宁夏问题还是会很快解决的。后来宁夏解放，邓先生告诉我：听说宁夏快解放时，马鸿逵的兵大部分都把枪撂下跑回家了。他的兵都是抓的本地壮丁，谁开小差，全家反坐，靠这个办法来控制部队，怎么能长久，一旦大局变化，军心涣散，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这同项羽的垓下之战一样。 　　开国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先生为水利部部长，邓先生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发表后的一天下午，王焕文到报社来找我，说邓先生正在外面车上，要我一同到他家去。我上了车，邓先生说他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到了家里，邓先生说：今天毛主席约我去谈话，告诉我，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我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一定照办。毛主席说：那好，你把稿子拟好送给我看一看，我替你发。邓先生对毛主席的关怀非常感激，他说：我没有想到的，毛主席都为我想到了。那天晚上，我帮邓先生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同志的电稿，向他们问候，并表示如果可以，他希望先到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再去甘肃。第二天，邓先生把电稿送给毛主席。过了两天，毛主席转来了彭德怀、习仲勋同志的复电，对邓先生表示祝贺和欢迎，并同意他的要求，词意恳切，邓先生很受感动。他本来因为两次榆林战役的影响而对去甘肃工作多少有些担心，这时候也就释然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随邓先生前往归绥参加典礼。中央为傅先生、邓先生派了专列火车，一切安排得很周到。归绥城内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成立大会前一天晚上，在杨令德家里，邓先生告诉我，刘万春的发言稿写不出来，要我帮他起草。以后，刘万春也来了，大家商量了个内容，我写好后又推敲了一下，交给了刘，他当时面有难色，似乎不想发言，邓先生还劝了他一阵。开会时，我因熬了夜没有参加，听杨令德说刘万春发了言，但是神情很不自然，同其他人不一样。邓先生说：他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不过已经发了言也就行了。 　　在归绥期间，邓先生接到张德生、王世泰同志从兰州发来的电报，说甘肃省人民政府拟于一九五○年一月八日正式成立，请邓先生前往主持。当时，陇海铁路灵宝大桥被国民党破坏，尚未修复，全线不能通车，乘汽车时间又来不及，邓先生说只有向周总理电报请示，可否派飞机送我们前去，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周总理的复电，决定派飞机于一月三日送邓先生到兰州。这样，我们就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离开归绥，元旦上午到达北京，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一月三日上午，我们到达机场，齐燕铭同志前来送行。我们乘坐的是原中航的客机，机舱玻璃有几块已被破坏。起飞前，机场指挥员说，机器还是好的，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带上几顶降落伞。于是，我们又学了一下使用降落伞的方法。中午过后，飞机起飞，除了机组人员以外，舱内只有邓先生和王焕文，我和爱人带三个孩子，共七个人。邓先生一上飞机就盖着大衣睡了。飞机飞得很平稳，就是高空的寒风从窗洞里扑进来，冷得难受，沿途不停，一直飞了五个小时，在暮色苍茫中降落于兰州东郊机场，张德生、王世泰同志等前来欢迎。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邓先生和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三位副主席以及委员宣布就职。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甘肃行署随之撤销。 　　当时距离兰州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不过四个月，战争遗留的痕迹还到处可见。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兰州是一个烂摊子，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晚间工作要在电灯下面点上蜡烛。居民喝的黄河水十分混浊，一缸水淀清后缸底留有厚厚一层泥沙。工业十分落后，毛纺厂用的还是左宗棠时代织呢局的旧机器。商业凋零，人民生活困难，投机倒把活动猖獗，物价不断上涨。兰州作为省会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特别是各族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就更加贫困了，可以说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邓先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在工作中依靠省委的具体领导，同时认真学习和熟悉党的方针政策。解放后第一任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第二书记王世泰同志和副书记孙作宾同志对邓先生很尊重，有关重大问题都同邓先生充分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平素经常往来，互相谈心，彼此之间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使邓先生感到非常欣慰。 　　二月间，邓先生去西安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和第一次委员会议，同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见了面，并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他在会上代表甘肃省人民政府作了工作报告，受到了彭德怀、习仲勋同志的赞扬。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张德生、王世泰同志花费了许多精力，特别是德生同志多次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力求切合实际。这种高度的负责精神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使邓先生深为佩服。 　　在西安期间，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多次和邓先生交谈，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邓先生在谈到他的印象时说：彭老总是很严肃的，但并不是难以接近，他待人诚恳，说话坦率，我们很谈得来。习仲勋同志年富力强，很有气度，是个人才。他说：我这次见到西北许多负责同志都是很好的，我很高兴。 　　邓先生在西安还参加了杨虎城先生的追悼大会和杨先生遗体安葬仪式，并在《群众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哀思。 　　之后，邓先生回三原家里住了几天，就同刘绍庭先生和我一起乘车经西兰公路回到兰州。过去，邓先生每到一地，都要逗留多时，朋友们戏称他为“邓半年”，而这次竟然没有住几天就主动提出要回兰州，一改以往的习惯，这是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都很高兴。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八年邓先生逝世的十八年中，他一直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为甘肃各族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邓先生在甘肃工作期间，始终同省委负责同志不仅在工作上密切合作，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十八年中，甘肃省委负责同志更换了三次，最初是张德生、王世泰、孙作宾同志，接着是张仲良、霍维德同志，后来是汪锋同志。他们都和邓先生相处得非常融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经常来往，倾心而谈。遇到重大问题，省委负责同志总要听取邓先生的意见，充分商量，取得一致。邓先生有什么事情，也总愿意跟省委负责同志谈，征求他们的意见。邓先生家里，省委负责同志常来晤谈，商量工作，也漫谈家常，有时谈到深夜，有时一起吃饭，很自然，很亲切，一点没有隔阂。邓先生谈到省委负责同志时，总是说他们很好，从来不曾有过不满的言词。张仲良同志在甘肃工作的后期，犯了错误，邓先生也很难过，认为他是好人办了坏事，感到甘肃工作受损失，自己作为省长也有责任，并在一些场合作了自我批评，始终不同意把责任完全落在仲良同志一人身上。张德生同志因病逝世后，邓先生悲痛异常，认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西北工作的很大损失。可以说，在邓先生同省委负责同志的关系上，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一个生动的范例。 　　邓先生待人接物，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使干部和群众感到容易接近。他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每年总要下乡视察，足迹遍及全省各县，一些边沿偏僻的地区他都去过。尽管路途相当艰苦，他也不以为意。一九五三年秋，邓先生到甘南参加甘肃藏族自治区成立典礼后，取道临潭去卓尼，这段路只有二十公里，但因路基很坏，又逢天雨，汽车经常陷入泥坑，邓先生就同大家一道下车，踏着泥泞步行，花了将近十个小时，才到达卓尼，我们担心他累了，他却说没有关系。一九五六年秋，邓先生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会宁县视察，他提出要到该县北部最干旱的硝沟坪去看看。那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黄土高原割裂成一道道很深的沟壑，汽车上坡要人推，邓先生一路和我们一起推车、步行。回来时，天黑，又遇雨，河水暴涨，车不能过，只得下车爬坡，到夜里九时才抵县城，邓先生也不以为苦，并为能够亲自到了甘肃最干旱的地方而表示高兴。邓先生每到一地，总要深入农村，到群众家里，同他们谈庄稼，说家常，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一次，他去定西县内官营符家川一个水利工地视察，见到民工的干粮里掺有油渣，就去附近群众家里调查，了解到这个地方缺粮严重，回来就责成定西专署立即运粮救济。邓先生下去视察，生活上一切从简，不给地方增加负担，给下面的同志留下很好的印象。邓先生在兰州的家里有个花园，于右任先生曾题名为“慈爱园”，园内花木很多。牡丹、芍药尤为名贵，每当春暖花开，干部、学生、幼儿园的孩子纷纷前来观赏，他都热情招待。园内苹果也很有名，他常以此招待客人。邓先生的热情好客，联系群众，当时是遐迩闻名的。 　　邓先生非常关心甘肃的生产建设，希望迅速改变甘肃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他提倡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解决干旱问题。全省大中型水库，他差不多都去看过。兴修小型水利，他也积极支持。兰州每年的植树造林，他和省委负责同志带头参加。甘肃粮食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未能过关，这在邓先生思想上是沉重的负担。甘肃的工业建设发展比较迅速。一九五二年天兰铁路通车后，兰州地区开始了大规模建设，邓先生高兴地参加了炼油厂、化工厂等工地的义务劳动。他亲自出面，多次慰问并招待前来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同他们建立了友谊。一九六一年夏，我从甘南回来，邓先生告诉我，苏联专家撤走时，不少人都流了泪，可见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由于几个大型骨干企业的建成投产，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到五十年代末，兰州已经基本上有了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规模，面貌大为改观。邓先生对此十分欣慰。他说，从左宗棠办制造局、织呢局到解放前，兰州几十年没有变化，有数几个工厂的设备陈旧不堪，而解放不过十年，许多现代化的工厂都建起来了，这是最生动的新旧社会对比。邓先生同文化界有广泛的联系。一九五○年，以沈钧儒先生为团长，萨空了、朋斯克、马玉槐同志为副团长的西北慰问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前来慰问，随团的有以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等主要演员组成的京剧队，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此后，邓先生又亲自或通过文化部门，先后约请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尚小云、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杜近芳、常香玉等著名京剧和豫剧表演艺术家来兰演出，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给当地戏剧界以观摩切磋的机会。著名京剧演员雪艳琴(黄咏霓)解放前因遭遇坎坷，离开舞台，多年隐居在临潭西道堂，经邓先生多方帮助，终于冲破束缚，后来到北京中国京剧院任教。邓先生还重视保护文物古迹，经常听取这方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对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等著名石窟更为关心，对甘肃博物馆的建立也给了很大支持。邓先生一直兼任甘肃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爱国卫生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间，他经常到各机关、居民区检查卫生，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一丝不苟，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他还关心山区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多次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邓先生对教育事业也很重视，认为要改变甘肃文化落后，必须普及教育。他每到学校视察，总要勉励学生勤奋学习，将来为国家为地方出力。他同各方面的专家、教授也常来往，对他们很尊重、很关心。盛彤笙同志是著名的兽医专家，创办西北畜牧兽医学校成绩卓著，邓先生深为器重。一九五七年，盛彤笙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邓先生很是惋惜，但又爱莫能助，曾对我说，这是个人才，太可惜了。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邓先生是很遗憾的。 　　邓先生在甘肃期间，为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甘肃人，解放前又在甘肃任过行署主任，交游广阔，甘肃各族各界人士几乎都和他有过交情。解放后，中央任命邓先生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这个任命本身就对甘肃各族各界人士起到安定的作用。邓先生到甘肃后，就同各方面人士接触，广泛交谈，用他自己的体会解释党的政策，他既善词令，说话有份量，又了解对方，讲得有针对性，往往使人悦服。土地改革开始前，有些人士因为家庭是地主，感到忧心忡忡，纷纷来找邓先生，邓先生就向他们解释党的土改政策，鼓励他们端正态度，拥护土改，用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谅解，过好土改关。当时，邓先生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但他还是主动把花园旁边一块十五亩的果园菜地交给政府，由群众经营，反映很好。甘肃的土地改革进行得相当顺利，主要是由于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认真执行民族统战政策，减少了工作中的阻力，保证了土改的健康进展，而邓先生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甘肃的民族团结，也是邓先生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甘肃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一向存在严重的隔阂，发生过多次民族纷争的悲剧。解放后，西北局确定甘肃工作应当考虑多民族的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省委和政府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邓先生也向熟识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做了许多团结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民族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尽管有些反革命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在某些地区制造动乱，但都很快平息下来，没有继续扩大。在解决这些事件过程中，邓先生和省委负责同志都重视发挥当地民族宗教代表人士的作用，鼓励他们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平息动乱、安定人心的工作，很有成效。应该说，邓先生对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这一点，省委负责同志曾经给以充分的肯定。 　　中央领导同志对邓先生始终十分关怀和支持。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都对邓先生热情鼓励。一九五六年夏，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主席约邓先生到寓所吃饭长谈，详细地询问了他在甘肃的工作情况。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后不久，邓先生问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毛主席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毛主席还谈到他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邓先生说，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说，既然这样，当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今后见到什么还是不客气地提出来。这次谈话，给邓先生鼓舞很大，他把谈话内容跟许多熟人都详细讲了。邓先生对周总理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既是钦佩，又是关心，常说总理最忙最累，应当注意身体，多休息。有三件事，邓先生的感受最深，一件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甘肃定了生产一千吨的指标，到了年底，眼看完不成任务，适逢邓先生来京开会，周总理问到这指标，能不能完成，邓先生一时很难回答，总理觉察到有问题，就果断地把甘肃的指标降下来，邓先生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另一件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甘肃局部地区灾荒严重，大量人口外流，邓先生心情很沉重，但当时省委有些同志一直认为这是假象，还说农村有粮。有一位水利技术员王怀义出差到静宁，看到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直接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总理非常重视，要习仲勋同志立即查明情况，仲勋同志打电话问霍维德同志，霍维德同志如实汇报，周总理当即决定从陕西等地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及时地救济这些地区的群众度过灾荒。邓先生内心非常感激，一再说总理救了这些地区的群众。还有一件是三年困难时期，邓先生来京参加国务院会议，吃饭时知道总理亲自指示在困难时期国务院食堂一律吃素，很受感动。回到兰州，在多次会上讲了这件事情，要大家向总理学习，和群众甘苦与共。邓先生还赞扬刘少奇同志有魄力，主持会议干脆利落；朱总司令作风朴素，待人诚恳。邓先生同邓小平同志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相识，解放后也多次见面。一九五六年，小平同志到甘肃视察，回程前一天，邓先生刚从北京回来，张仲良同志约他和小平同志一起吃饭，饭后出来，他在车上对我说：“今天小平同志讲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曾经得到我送给的二百元路费才去国外。我说，我怎么记不得了。他说，当的是通过葛霁云向你要的。”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贺龙、陈毅、叶剑英同志都来过甘肃，邓先生都热情接待。贺龙同志是一九五五年代表中央来授勋授衔的，邓先生和马鸿宾、陶峙岳先生等都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邓先生对受勋很感光荣，几次国庆典礼，他都把勋章挂在胸前，彭德怀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再度到兰州，同邓先生见面长谈。庐山会议后，邓先生听说彭德怀同志受了批判，非常震惊，他始终不相信彭老总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右倾斗争以后，“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邓先生感到气氛不正常，自己很为难，也就逐渐沉默下来。六十年代初，他患了心肌梗塞症，经常在兰州或外地疗养。后来，他的夫人张玉燕突患大脑蜘蛛网出血不治去世，使他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文革”开始后，起初省委对邓先生注意保护，没有受到冲击。不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省委负责同志被揪斗，局势大乱。一九六六年底，北京来的一批“红卫兵”，同当地一些人勾结，闯进邓先生住所，抄走财物，并殴打邓先生。周总理闻讯后，责成兰州军区派飞机接邓先生到北京，加以保护，使邓先生免于再受折磨。但是，邓先生看到国家被林彪、江青一伙搞得不象样子，许多领导同志平白无故地遭到残酷迫害，他的知友南汉宸同志等被迫害致死，心里悲愤异常。他本来是心情开朗的人，这时却变得郁郁不欢，后来甚至有些精神恍惚，终日闷坐，很少讲话。这样不到两年，邓先生就去世了。新华社就邓先生逝世发了一条很简短的消息，《甘肃日报》登在第四版的最下面，当时汤昭武同志和我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订有报纸，先看到了，就告诉我。但在那样的处境下，我除了把悲痛和悼念深深地埋在心头以外，还能怎么呢! 　　(三) 　　邓先生是很健谈的，他谈过的许多往事，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这里一并把它们写出来。 　　邓先生早年为生活所迫报名投军以后，被分配到一位随军文案(俗称师爷)那里当差，那位老师爷见邓先生做事勤奋，又识字好学，很赏识他，教他读书写字，以后又让他帮助抄写文书。据邓先生说，当时每抄多少字，就可以得一些钱。他打算省吃俭用，积够五十两银子，就离开军队，回家买几亩地，自己耕作，自立门户，不再依靠兄嫂，免得受气。谁知后来得了一场伤寒症，高烧不退，神志昏迷，同伴们见他不行了，便把他抬到一座庙里，准备后事。多亏那位师爷懂得医道，开了一个药方，几服药吃下去，居然有了转机，渐渐好起来了。等到病愈，钱也花完了，家也回不成了，这才横下一条心，拿起枪杆，在军队耽下去。 　　辛亥革命伊犁起义失败后，邓先生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先到天水，后去华山，结识了胡景翼、孙岳、续西峰，续范亭、岳维峻、张义安，刘蔼如等人，这就是“华山聚义”，对邓先生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从此他便和聚义诸人在一起活动，先后参加了靖国军、国民军。邓先生说，靖国军、国民军都是各路英雄集结在一起，情况复杂，矛盾很多，他是甘肃人，又不是实力派，其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主要靠两条，一是他能顾大局，没有野心，同各方面都能相处，都说得上话，逐渐成为一位折冲樽俎、协调各方的人物，这在那样的军队里是不可缺少的；二是他能打仗，也有智谋，一些重大战役，如西安解围之战，郑州击败憨玉昆，天津马厂打垮李景林，他都起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声望。因此，那里有了矛盾，或在哪里战况紧急，往往就派他前去，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邓先生非常敬佩孙中山先生，他说，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意志坚强，毕生致力于革命，几经艰难险阻，毫不动摇，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人物。邓先生没有见过中山先生，但同中山先生有联系。一九六一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时，他拿出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一年给他的一封亲笔签名的信件，公开展览。他说，这封信是中山先生托人带给他的。当时胡景翼接受曹锟、吴佩孚的改编，把靖国军更换旗号，即所谓“易帜”，中山先生闻讯后，深为不满，因而写了这封信，勉励他继续坚持革命。这封信，他在三原家里珍藏了四十年。“文革”后，原件已找不到，现仅存影印件。邓先生还谈到樊钟秀一生也最敬佩孙中山先生。他说，樊钟秀带着军队到广东投效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亲自授予“建国豫军”的称号，他感到非常光荣。后来，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东，樊钟秀率部打着“建国豫军”的旗号，转战几千里，回到豫南。他参加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在豫南活动，仍旧打着“建国豫军”的旗号，说这是孙总理亲口封的。一九三○年，冯玉祥派邓先生联络樊钟秀共同反蒋，樊起初不答应，认为蒋介石和冯玉祥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他哪一个都不帮。经邓先生再三劝说，他最后表示，看在你的面上，我先打蒋介石，等打倒了蒋介石，再打冯玉祥。不久，樊在驻马店，遭蒋机轰炸身亡。 　　邓先生很早就同共产党人有交往。李大钊同志和邓先生关系密切。由邓先生领衔发表的响应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北伐的通电，就是李大钊同志起草的。他和陕西最早的共产党人魏野畴同志也很熟识。他非常器重刘伯坚同志，亲自为刘伯坚、王叔振同志主持婚礼。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同志被“礼送出潼关”，邓先生继续保护王叔振同志，帮助她安全离开。邓先生认为刘伯坚同志文武双全，是难得的人才，对他的牺牲深为痛惜。解放后，我把《革命烈士诗抄》所载刘伯坚同志在大庾狱中的遗诗送给邓先生，他看了以后不胜感慨。邓小平向志曾在邓先生所办的唐河干部训练班任教官，以后又主持陕西中山军事政治学校。邓先生还谈到，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决定在陕西清党，派石敬亭和他在陕西省党部召开大会，把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集合在一起，石敬亭布置军队包围了会场，架起了机枪，威胁到会的人当场自首，宣布反共。邓先生对这样做法很不满意，竭力劝阻石敬亭不要蛮干，并对到会的青年好言安慰，制止了这场可能发生的惨剧。邓先生在大革命失败后避居上海，当时他身边有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同志，都是共产党人。葛霁云同志也是甘肃天水人，跟邓先生多年，关系很深。三十年代初，葛霁云同志随马仲英去新疆，马部失败后不知下落。邓先生多方打听，最初听说葛霁云同志去了苏联，又转赴西班牙，在参加政府军同佛朗哥军队作战中阵亡，也无法证实。解放后，经过调查，才知道葛霁云同志是在新疆失败后被盛世才杀害的。总之，在邓先生左右，一直有共产党人，他为保护、帮助共产党人，也是出了许多力的。 　　邓先生在上海时，同邓演达先生来往很密。据他说，邓演达先生当时反蒋，也不同意共产党，所以他的组织称为第三党，但他的活动主要是反蒋。邓在黄埔学生中的声望高过蒋介石，北伐期间战功赫赫，蒋介石对他是既嫉妒又害怕。特别是邓利用他的声望，在黄埔学生中进行活动，组织反蒋武装，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之钉，非置之死地不可。邓先生说，邓演达胆识过人，精力充沛，一说话很有吸引力，使人听而忘倦。他曾经多次劝邓演达要小心，注意安全，邓总是笑着说不要紧，谅他蒋介石也不敢怎样。邓先生认为，邓演达的被害固然主要由于蒋介石心狠手辣，但他自己也确实太疏忽大意了。邓先生在上海也曾一度被捕，出面逮捕的是法租界巡捕房，背后指使的是国民党政府，并计划立即把他引渡到南京。事件发生后，邓夫人张玉燕连夜找到郑毓秀，郑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女律师，同法租界当局很熟，租界法庭有些推事是她的学生，经她多方奔走，据理力争，法租界当局不得不同意释放。邓先生说，要不是郑毓秀帮忙，我恐怕会和邓演达一样了。 　　邓先生同岳维峻是“华山聚义”的好友，在靖国军、国民军共事多年，关系很深。岳为人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别人，他在胡景翼逝世后继任国民二军的领导，颇多失误，导致失败。此后岳受蒋介石改编，任师长，被派往进攻鄂豫皖边区，全师覆没，岳本人被俘。邓先生在上海尽力设法援救，通过关系，同边区取得联系，当时邓先生还准备自己去边区，参加红军，以此交换释放岳维峻，后因岳病死而未果。 　　三十年代初，邓先生出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是经杨虎城先生全力保荐，于右任先生等从旁促进，蒋介石才勉强答应的。据邓先生说，当时他同杨虎城、杜斌丞先生商定一个计划，以陕西为基地，连结甘肃，控制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在西北搞一番事业。他把这个计划叫做“大陆国防政策”，因为我国海口都被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控制，只有向大陆发展，依托西北，联苏，才有出路。根据这个计划，杨虎城先生派孙蔚如部入甘，安定甘肃局面。可是，孙并未按此行事，孙部旅长杨子恒到兰州后，设计活埋了陈珪璋。陈已去过西安，向杨先生当面表示竭诚拥护，此次突然被害，甘肃地方势力人人自危，被迫起而反抗，局势非但没有安定，反而大乱起来。杨子恒的军队还抢劫了甘肃著名士绅杨思(慎之)的家，也引起了公愤。这样一来，杨、邓、杜先生原来的计划完全被破坏，邓先生对此极为震怒，曾当面质问杨、杜两先生，并拒不就任甘肃行署主任，经杨、杜两先生再三解释劝说，甘肃一些代表也前来敦促，才勉强同意赴任。他到甘肃后，尽力安抚各方，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不过，原来制定的大陆国防政策却再也无法实现了。 　　邓先生同张学良先生也有交情。他很赞赏张的豪爽坦率的性格。他说：张是当时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出身帅府，生活优裕，挥金如土，在东北时有吗啡瘾，平时裤袋里装着针具，自己随时注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曾有手令叫他不要抵抗。东北沦陷后，全国舆论同声责备，集于张学良一身，而蒋介石却装得若无其事，使张受到极大刺激。他发愤出国，戒绝吗啡，回来后锐意图新，以收复失地自勉。但是，蒋介石逼迫他率东北军开往西北，参加“剿共”，他内心深为不满。崂山一役，他的一个师被歼，更使他感到蒋介石蓄意要使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加上共产党对他和东北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东北军广大官兵不愿打内战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一切，使张终于转变态度，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邓先生说，张学良先生初到陕西时，同杨虎城先生的关系并不密切，相互之间还有些戒备。后来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白天在大街公然逮捕东北流亡学生，引起东北军公愤，张下令警卫部队包围搜查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抄到了特务发给蒋介石的许多密报，有关于张学良的，也有关于杨虎城的，张把有关杨的一部分送给杨，杨认为张够朋友，从此就互相接近起来，最后共同发动西安事变。邓先生还说，张非常聪明，会打网球、高尔夫球，也会开汽车、飞机。他就坐过张驾驶的飞机，越过红军的防区。下飞机后，张发现前座下面被枪弹打了一个洞，刚巧在张坐的两腿之间，当时没有察觉。他说，张太天真了，亲自送蒋介石回去，结果失去自由，还遭到审判。在法庭上，张慷慨陈辞，非常激动，把上将领章扯下来，向庭上扔去。 　　邓先生和杨虎城先生是多年共患难的知己。西安事变时，邓先生在甘肃，他对张、杨八大主张是同意的，但也担心事变不好解决，因而并未公开表明态度。不过，他的好友，国民党陇南交通司令马锡武(回族)通电拥护八大主张，当时人们认为这反映了邓先生的态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先生和西北军的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蒋介石对杨先生恨之入骨，总想借机报复，但又有所顾忌。杨先生则希望问题能够妥善处理，不愿再以兵戎相见。双方谈过几次，都因蒋的态度僵硬而没有结果。最后杨先生征得蒋介石同意，派邓先生为代表进行谈判。据邓先生说，当时蒋介石在杭州，他去后谈了几次，蒋还是老样子。有一天，谈到深夜，他问蒋：谈不好怎么办?蒋高声地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武力解决。邓先生笑着说：“委员长诚然是英雄，但是我希望委员长能以英雄而兼有圣贤之心。”蒋听后沉思了一阵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先休息，明天早晨再见。”第二天早晨，邓先生去蒋处，蒋说：“杨虎城出国考察，部队交给孙蔚如，就这样定了，我派飞机送你回去。”邓先生从笕桥乘军用飞机到南京，再回西安。不久，他又陪杨先生到杭州见蒋介石，见面时，蒋介石假意敷衍了一番，最后说：“虎城兄这次出国，多考察些时间。”告辞后出来，邓先生对杨先生说：“你听见没有?老蒋要你多考察些时间，就是不要你很快回来，你就在国外多住些日子。”邓先生还陪送杨先生到上海上船。杨先生到美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就打电报给宋子文，要求回国，宋复电还是要他继续考察。杨先生当时认为，自己就是为了抗日才发动西安事变的，现在抗战起来，当然应该回来参加。于是他决定取道欧洲回国，并去了西班牙，在马德里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反法西斯讲话，参观政府军阵地，在战壕里向叛军打了枪。马德里各报都在显著地位登载杨先生的消息，并附有照片。这些活动，引起了德意法西斯的不满，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提出抗议。宋子文也去电要杨先生在国外谨言慎行。而蒋介石早已密谋策划，杨先生一到香港，就被戴笠特务监视，接着又被囚禁多年，最后惨遭杀害。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