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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邓宝珊先生

杨令德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绥远、包头相继沦陷，伊盟、陕北榆林岌岌可危。在此紧急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急任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命其急赴榆林坐镇。二十一军团所辖部队，主力为高双成的八十六师，其余都是地方杂牌军。邓本人只有“新半军”，武器装备差，人数不多，一切依赖高双成的八十六师。高是继承井岳秀(井死去不久)统率这支部队的，因而高也就肖规曹随成了陕北榆林的“土皇帝”。邓实际是“光杆司令”。他之来无非是以其在西北的威望同这些地方实力派千丝万缕的关系，达到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共同抵御外侮的目的而已。 　　高双成所部八十六师虽只一师编制，但所属还有些地方团体，人数庞杂众多，散布于神(木)、府(谷)，北至包头滩上，南至米脂等处。其后并扩编为二十二军，直至抗战终了。 　　邓是著名的“袍子将军”，一般不穿军服。抵达榆林时亦不拘军礼，对高双成说的第一句话是：“立卿兄(高字立卿)，我来可以给你当个参谋。”高较邓年长，行伍出身。在紧张动乱中，他也极需仰仗邓这样一位足智多谋、谦虚有礼的上司来替他运筹惟幄。所以高对邓总是以官衔相称，执礼始终不衰。 　　一九三八年邓过西安，北上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时，途经延安停留，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此时邓有不少老友，如南汉宸等都在延安。邓与毛主席作竟夜谈，也会晤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是邓首次同毛主席的见面和长谈，以及后来几次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晤谈，对他后半生的行止，影响极大。 　　邓在榆林就任二十一军团长后，这一带人心逐渐稳定。此时绥、包沦陷，绥远地方人士以及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官方机构，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初就不断涌到榆林，在榆林设立了绥远省政府临时办事处。原在绥远的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亦由参赞石华严率领移驻榆林，土默特旗总管荣祥、蒙旗独立旅长白海风亦由伊盟来榆林。其后荣任蒙旗宣慰使，设公署于榆林，白编为骑三师，驻榆林附近颇久，绥远地方人士逃来榆林者亦不少。邓对以上军政人士均加以安抚，遂使一些人在整个抗战时期留寓榆林。 　　这时北战场上，即晋绥沿黄河一带边境及伊盟、包头滩上，国民党的军队日多，正规军有傅作义部、何柱国部、门炳岳部。马占山于绥包沦陷前夕，也收编一部伪军及绥远当地散兵游勇，组成东北挺进军，退至伊盟。这些都是外来部队。原有的是高双成部，伊盟各旗的保安部队，再加上一些本来就是土匪部队而组成的以抗日为名的地方武装，如“绥远抗日自卫军”之类，真是大军云集，民不聊生，军需粮秣供应之困苦，自不待言。 　　这时傅作义奉命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于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就举行了“河曲会议”。 　　“河曲会议”是军事会议，邓于八月二十四日从榆林出发，随行者有总参议高志清，参议寇子严等，和骑兵卫队，经神木、府谷、保德于九月三日抵达河曲。笔者以汉口《大公报》特派员身份随行。 　　邓一行于八月三十日到达府谷，次日，驻保德的门炳岳即来与邓会晤。当时门与傅作义龃龉，执意不去出席。八月三十一日邓由府谷渡河入保德会晤门，门于断垣残壁、一片瓦砾中接待了邓。邓一向肯作和事老，劝门出席“河曲会议”无效。当晚复渡河返府谷，九月三日到达河曲。 　　“邓军团”(当时私下如此称邓)一行人马九月二日由府谷动身，九月三日午间渡河抵达河曲。傅亲自到河岸迎迓。这是傅、邓第一次见面。邓肃立船头郑重向傅行军礼，口称：“总司令好!”傅部在河岸上已高悬“欢迎革命先辈邓副总司令”的巨幅标语，邓当然感到满意。 　　马占山、何柱国已先到了河曲。九月五日举行了河曲各界欢迎会，傅、邓、马都在会上讲了一通抗战到底一类的话。所谓河曲军事会议，并未看见这几位将军如何运筹惟幄，密商大计。这次在河曲惟一有意义的事，大概只有傅、邓诸人同罗贵波、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的会晤。当时汉口尚未陷落，蒋介石尚未公然掀起反共高潮，傅、邓与八路军正保持联系，所以在晋西北、陕北榆林这一区域，国共双方合作，阻力还不大。邓由寇子严相伴，通过与南汉宸、续范亭在河曲的商谈，彼此当然有所默契。这与抗战期间邓在榆林的一切举措是有关系的。 　　九月十二日上午，傅部在河曲东门外举行平射炮演习，这是“河曲会议”最后一个项目。是日早，邓率随员牵马由东门出城，尚未上马，忽然三架敌机已飞临河曲上空，人马方隐蔽于树林时，河曲城已烟柱冲天而起，除南门内外炸塌房屋不计外，炸死、炸伤六、七十人，连上学之小学生，亦惨遭炸死，死尸横陈，瓦砾遍地，人人愤恨日寇之残暴。周北峰也在河曲南门被炸负伤，所幸他在城门沟内卧倒，仅中炸弹碎片。附近已有十数人炸死。 　　这次邓一批人由榆林来河曲时，另有一小批人尾随于后，为首的是国民党派到高双成军的政治部主任包介山，包是“军统”特务，沿途邓与之不即不离，行止总保持一定距离。包来显然是察访傅、邓与八路军的交往，包并且公然向傅提出，要打周北峰的主意。因为周曾为傅部向延安求援，不少从延安来的青年及少数共产党员，已成为傅部政治部的骨干，最初周北峰还为政治部主任。包介山此行，可以说是奉命“捉拿”周北峰来了。傅当然不能答应，诿称周系阎锡山派来，将送周至阎处处理。而周又于此的负伤，经过治疗，仍有一小块碎片始终未能取出。包介山“捉拿”周北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敌机飞离后，平射炮演习还是举行了。这一天下午敌机又轰炸了府谷、保德，次日轰炸神木。 　　“河曲会议”一下子被炸散了。十三日，邓、马、何诸人先后渡河离开河曲。马当时已驻扎于哈拉寨，何部骑兵游弋于十里长滩晋绥伊盟边界，邓一行经神木返回榆林。 　　(二) 　　邓回榆林不久，二十一军团即改组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任总司令，傅部的董其武一度任副总司令，董曾到榆林一次，但也不过挂名而已。 　　一九四○年以前，榆林与延安间，人事来往，邮电通讯，尚能保持。从一九三八年初起，先后由延安来榆林与邓联系的有高岗、王震、南汉宸、袁任远诸人；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亦可订阅。《黄河大合唱》曾在榆林公开演奏，广泛传播；应云卫率队来伊盟拍摄《塞上风云》，在榆林由吴茵、舒绣文等演出抗战话剧；绥盟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由西安招聘来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画家张仃、陈小漪夫妇、姚曾依、沈求我等，还有从别方面来的王毅然、段复生、孙季白(承佩)、高鲁(董英)等，这些青年活跃了榆林沙城的文化艺术。所有这些人都受到邓的热情接待。邓在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榆林城南门外新修的窑洞内，常常与这些文化人谈古论今，通宵达旦。 　　在此期间，李公朴还特意由延安来榆林。此时榆林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紧，国民党榆林办事处，是专区一级的党部，即原来的“肃反委员会”，不用说是专门反共的，办事处主任荆宪生、徐玉柱都是CC系调统人物；高双成任军长后，八十六师师长由蒋介石嫡系黄埔四期的徐之佳担任，当然高对部队还是掌握极牢；榆林专员富文等也是蒋之嫡系人物。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邓为榆林地区最高军事首脑，高为这地区“土皇帝”的权力地位虽然得以保持，但也够多方应付的了。 　　蒋介石掀起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后，先是暗中布置什么防止“异党”、“奸党”办法，后来甚至公开叫嚣，到处挑动“摩擦”，此时不但邓，连同在邓影响下的高双成也都设法抵制这些勾当。国民党榆林办事处的机关报《陕北日报》，邓两度推荐笔者兼任主编，与荆宪生等约法三章，该报只转载国民党中央公布的稿件，不刊登上述一类诬蔑之词。《陕北日报》还辟专栏副刊，甚至出现过以《斯大林的烟斗》为题而引起风波的短文。另外，在邓的支持下，也出版过《塞风》杂志等书刊。此时老舍以及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等也随国民党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的北路慰劳团(总团团长张继，北路慰劳团团长贺衷寒)来到榆林，榆林文化界人士召开过一次“九一八”纪念晚会，邓也出席了。就在这个晚会终了前，突然一个中统特务赵尺子请求发言，大肆攻击共产党，闹了个不欢而散。赵尺子来路不明，“七七事变”前夕，他到绥远组织了一个什么“边疆通讯社”，有几位颇能写作的东北青年在他手下勉强维持生活，到了榆林以后，有的青年已离开了他，他以“边疆通讯社”为招牌，招摇撞骗，专出反共的零星小张刊物。当时榆林有新闻记者协会的组织，赵亦为成员之一。事后因为赵在欢迎老舍晚会上的这篇讲话极为恶毒，群情激愤，便登报声明开除赵尺子记者协会会员资格。赵尺子从此在榆林声名狼藉，不久就跑到西安去了。 　　榆林文化艺术的小小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共势力对榆林控制日严，不少外来青年先后离榆他去，有些就到了延安。从此榆林直至抗战终了，再未见什么新的杂志书刊出版。 　　邓宝珊此时仍设法抵制反共。延安不断派绥德开明士绅刘绍庭往返榆林，互通声气。邓左右亲共的参事寇子严与中共方面有联系，邓的二女儿友梅在延安学习了一个时期，亦来榆伴邓。还有他的一位秘书汤昭武是地下党员，蒋介石侍从室几次电邓追查，邓始终坚持汤无问题，力保到底。所有这些，引起榆林特务非难不小，而邓硬是顶住。老共产党员内蒙人杜瑚(如薪)，一九三八年来榆林从事地下工作，后在伊盟策动地方武装，组织抗日力量，特务纷纷电告国民党中央缉拿杜瑚，蒋介石侍从室也电邓追查，邓不予置理，并告笔者将此情况转达于杜。因为邓、高政治态度比较一致，他们的部队控制了榆林地区，有形无形抵制了蒋党嫡系势力，这就是抗战时期榆林的微妙局势。当王震同志来榆林那次，笔者曾前往访问，事后邓告笔者王寓所招待人员，均系特务化装者，使笔者生平第一次始有“人间到处有陷阱”之感。笔者的甥儿袁煒四十年代初由解放区来榆林一次，因其暴露身份，便迅速使其离开榆林，中间我曾疑被榆林特务拦捕，曾向邓询问，邓答：“他们捕人，我是知道的，袁煒未被捕，你放心好了。”后知果然如此，袁已安抵米脂。可见国民党军统、中统在榆林的特务，因有邓的制约，尚不至如其他国统区那样滥肆捕人，偶有此种行为，邓也是知道的。这就是局势“微妙”之所在。 　　傅作义率部把绥远党政军机构由河曲移往绥西，在陕坝粗具规模，经过五原战役，日寇不再西进，局面逐渐巩固以后，反共高潮起来，比榆林还要凶狠得多。这之前，傅本人亲来榆林一次，与邓、高会晤(中间傅、邓参加过蒋在陕西召开的武功会议)，这是傅与榆林军政首脑的一般联系，也是傅、邓一次较长时间的接触。武功会议是蒋介石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的会议，陕坝的情况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方面，蒋党派军统人物张彝鼎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由中统的张庆恩为书记长。当然他们底下还有不少人，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对于当年在榆林、河曲由延安请来的人，比较客气些的是“礼送出境”，叛变的予以高官厚禄，共余不少押送西安集中营，更有当时即暗地杀害的，至于无辜被张庆恩逮捕，酷刑致死致残的，亦大有人在。 　　在陕坝《奋斗日报》上连国民党《中央日报》还没有公然刊过的什么“奸党”字样也出现了，还连篇累牍地刊登什么某人脱离“奸党”的声明。经邓同意，笔者直接电傅，指其不当。傅在榆林设有办事处，经常与邓保持联系，笔者与傅有电报往还，在邓、傅间也发生过穿针引线的作用。 　　榆林遭敌机连续轰炸几次以后，邓的总部由城内迁至城东南角金刚寺窑洞里，荣祥的蒙旗宣慰使署设在附近的南峁庄，阎锡山派来的绥境蒙旗副指导长官朱绶光驻于城北的红石峡，马占山也几度来榆林住过，高双成的八十六师师部始终设在城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已无力在陕北一带滥肆轰炸了，抗战后期，榆林城内，比较安定。 　　高双成部有一个秦腔戏班子，唱戏是惟一的娱乐。每逢邓、高、荣、朱等这些大官的生日，总要在他们的官邸唱三天戏，算作“与民同乐”吧。 　　“庆寿”聚会的次数毕竟是有限的，平时每隔十天半月，这样的“聚会”还是要举行的。邓、高、朱三人轮流请客，马占山在当时是最阔气的东道主，城北红石峡朱处、城南金刚寺邓处与城内高处，每逢这种聚会，总是大干几昼夜。 　　“皖南事变”以后，榆林的气氛大为改变，蒋党嫡系在榆林的反共活动日益加紧，邓的处境也就更加“微妙”。邓、高等的酒食征逐，也有其某种政治上的一致性(对反共持消极态度，并防止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因而引起那些专门反共的人的不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邓离榆林南下时，当地高双成部列队送行，士兵尚穿着棉军装，褴褛不堪，因为国民党中央的夏装尚未发来。十日到绥德，八路军列队迎送，则一律为夏季服装，军容整肃，战士脸色红润，邓登时不胜感慨。 　　绥德开了欢迎会，徐向前同志和邓在会上讲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在绥德任职，负责招待邓一行人。绥德开明士绅刘绍庭陪同邓于六月十七日到了延安，停留一周。在此期间，邓与毛主席单独晤谈数次。此为抗战期间邓第三次来延安，前两次已与毛主席作过竟夜谈多回。邓这次甫抵延安，毛主席即在杨家岭新建之中共中央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及其随员。在座者有朱总司令、贺老总、南汉宸、续范亭、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还有其他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可谓济济一堂的盛会，也是给予邓的殊荣。接着又在交际处一连三个下午举行宴会，分别由毛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同志为东道主。毛主席是第三天下午亲来交际处出席的，宴会前后，同大家围坐院内，漫谈颇久。毛主席平易近人，出语幽默，谈笑风生，真是：“雨露阳光在眼前”，满座都是幸福感。 　　在延安停留期间，邓同“五老”都见过面，也参加过晚会，观看了几次话剧、京剧的演出。白天街头演出讽刺“蒋独裁”的小戏，对邓触动不小。 　　从延安南下，至边区与国民党交界处，中间有空白地带，这是胡宗南搞的勾当。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是所谓“中央军”防地了。也是到处部队迎送，军衣倒不是榆林边上那种褴褛不堪的棉服了，但士兵一般是面黄饥瘦，比起解放区丰衣足食，精神抖擞的战士来，当然就差的多了。 　　六月末到中部(即黄陵)，因雨阻停留数日，当地驻军师长徐保系邓的老友武勉之的女婿，以父执待邓，招待尤为殷勤。在中部停留这几天，可以看出蒋军师、团长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之一斑。因为剋扣军饷(当时斥为“喝兵血”)十分严重，所以士兵连饭也吃不饱。而军官则狂嫖滥赌，不见他们干正事。 　　在三原小住，即至西安。一到西安，就是拜客、会客、吃饭、看戏，忙的不可开交。西安地方大，官大官多，更是花天酒地，“后方紧吃”那一套。十日左右，一天上午周恩来副主席和林彪来邓处晤谈，当时周副主席从重庆北返，即回延安。邓把笔者马上叫去介绍与周、林相见。握手之后，邓才告诉笔者到外边大客厅打发那些来客。原来门外汽车停了不少，客厅里来了不少胡宗南以下的这个长那个长的，也有金融大亨，若干头面人物。对他们既不能说明邓与周副主席晤谈，只好含糊支吾，就这样把这帮人打发走了。 　　七月十三日，邓带着他的长女惠霖由宝鸡直飞重庆，于浚都和笔者由宝鸡乘联运汽车后去。 　　从七月抵渝到九月，在酷热中煎熬了两个多月。邓到重庆酬酢更多，陪都的乌烟瘴气，在大后方当然是首屈一指，不堪言状的了。 　　这期间，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等先后到达。同邓在“胜利大厦”住一起的还有杜斌丞、孙蔚如诸人。邓这次既然是“赴渝述职”，当然是要谒见蒋介石的了。此外还拜会了一些重要人物，并赴过宋庆龄、孙科、孔祥熙的宴会。那时王炳南是宋的秘书，到宋处都是由王亲来迎送的。邓也第一次和郭沫若会晤，那是由创造社元老、邓的老友郑伯奇介绍认识的。 　　在山城郊外邓还拜会了冯玉祥，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无酒有肴，大盘大碗，“大块文章”。临时能备办这样一顿好饭莱，在当时的重庆说来，也是不多见的。邓对冯毕恭毕敬，呼之曰“先生”而不名。冯是邓的老上司，也是邓颇敬畏的，故在冯前执礼甚恭。他们共事多年，也同样失意多年。 　　傅、邓都同《大公报》有较密切的关系，其时张季鸾已逝世，傅特至报社张季鸾灵位前致祭，邓还冒雨赴大公报特为举行的宴会。张季鸾曾为胡景翼国民二军“行人”(即与各方面联络之“特使”)，傅三十年代前在天津即与《大公报》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了“友谊”。 　　八月底至九月初的几天，邓离渝北返前，特至山洞于右任官邸小住，与于盘桓些时日。那时因为防空，这位大胡子院长在远离重庆比较安全一个叫山洞的地方度夏。灯前饭后，他周围一些青年人(秘书一类的小官，有时他的儿子于望德也在内)议论时事，颇显得慷慨激昂，往往甚至咒骂蒋介石。于则默不作声，但亦不加干涉。这种情况，当时在别处也属罕见。“于无声处听惊雷”，蒋家王朝崩溃预兆显见，有心人已是“心照不宣”了。 　　邓到重庆是“奉命述职”。两个月的时间内前后受到蒋介石的六次接见(有几次是单独接见)。最后一次是八月下旬在蒋的黄山官邸。蒋催他回榆林。此行邓只从蒋处领到一笔钱，除了开支，所余无多。此外别无所获。不过他同各方面的接触颇为广泛。同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人士也都接触过。离渝北上，是径飞榆林还是循原路经延安而返?一时定不下来。邓是执意要循原路而返，就是要到西安经延安返榆林，曾嘱笔者到曾家岩去接洽，迨向《新华日报》打听好去法后，邓说延安已可以通过，不必再接洽了。他也没有进一步细说，就这样决定九月中旬先飞西安。从酷暑煎熬中的重庆飞抵西安，马上感到秋高气爽，凉快宜人。这天午后，从重庆起飞，同机有傅作义、胡宗南、高桂滋诸人。随员一批，杂物成堆。于浚都就受南汉宸之托，为边区购了不少药物，当然是得到邓的同意的。北返非经过延安不可，这也是小小原因之一吧。到机场送行的人不多，可能动身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什么人知道。邵力子此次在渝，多次访邓晤谈，这一天还由邓寓直送邓至机场。 　　邓回西安住了多日，依然无事忙。同胡宗南往来自不用说。邓同胡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开始的。胡表面上对邓极为推崇，邓当然是虚与委蛇了。在西安未多逗留，只是胡单独宴请邓，晤谈几次。这次回到西安，时间比较充裕，除邓单独与胡会晤外，胡还特意宴请邓和杨明轩、刘蔼如、于浚都和笔者诸人一次。刘蔼如当时已年过七旬，一生淡泊，擅长老庄哲学，为人朴实无华，曾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抗战初期曾到邓处小住。胡因邓而拉拢刘，后竟任陕西省政府委员，解放后不多年，老人随即悄然逝世。杨明轩较邓年长，而晚于刘，西安事变时为杨虎城委派之红色教育厅长。抗战开始，陪杨由欧返国后，曾一度到榆林晤邓。此次邓往返西安，杨曾住邓三原家中。杨在西安得赵寿山保护，住赵军中，胡几次约见为杨所拒，此次由邓挽杨相会。过后杜斌丞遇害，李敷仁被刺杀，杨知不免，即潜赴延安。 　　胡宗南这次特意宴请邓及其友好，无非是联络感情，妄图供其驱使，结果相反。大家认为胡装模作样，内轻佻而外矜持，更显得可笑，一句话是看不起蒋介石手下的这员反共大将。邓过延安南来时，毛主席把包围延安的几十万胡军比作以卵击石，谓胡宗南不过挑了一担鸡蛋在“示威”而已。参加了胡的宴会后，邓即回三原家中，十月间过了他的五十岁生日，原路人马由胡宗南派汽车送至延安。越过无人地带，边区前沿负责人为习仲勋专员，迎邓过夜，次日即抵延安。 　　南下时为炎夏，北返时已入寒冬季节，由南汉宸等张罗，还为于浚都和笔者制赠了皮大衣，住在交际处，招待十分周到。邓到后便病了。高额深目、削颊微髭、身体瘦小的米脂开明士绅、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通中医，来为诊脉处方，服药数剂，不大见效。毛主席单独接见几次后，邓病始愈。这几天正逢举行生产劳动模范大会，续范亭和邓以来宾身份应邀讲话。邓对他通篇讲话中的一句，特别提高嗓门(那时没有扩音器)，一再重复。这一句话是：“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讲得慷慨激昂，痛斥蒋介石不抗日而反共的罪恶，且追述他为主张抗日而在孙中山陵前剖腹明志之壮举。续在抗战前夕，任邓新一军参谋长，后愤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因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唤醒国人。抗战开始，续转战晋西北，积劳成疾，此时在延安疗养。他患肺病，已颇严重，而忧国忧民感慨尤深，每日与邓谈至深夜，多推许毛主席而痛斥蒋介石。续刚正不阿，肝胆照人，邓以兄事之。 　　旧历年前回到榆林，此后由于国际形势好转，日寇败局已定，包头滩上，伊盟一带，军情缓和，榆林平静。一九四四年冬高双成病逝，左世允(协中)继高为二十二军军长。左系早期保定军官生，在井岳秀、高双成部多年，资深望重，老成谦和，但要应付榆林当时越来越复杂的局面，还比不上有魄力、有决断的高双成。高且赖有邓宝珊那样一个“上司”来维持门面，左就更须依靠邓收拾这个残局了。邓于抗战末期，即欲离榆林他去，一九四三年的重庆之行，外间即曾盛传邓或调回甘肃，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把他打发回榆林来。高双成逝世，胡宗南即飞榆来吊唁。实际上也是奉蒋命使邓留榆，稳定军心，企图从榆林、伊盟地区加紧包围边区。一九四三年后，所谓“中央军”已加强了在伊盟的部署，何文鼎军进驻伊盟桃力民一带，名义上虽归邓指挥，实则为以后继续增加兵力开辟道路。此时榆林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言，是平静无事，可是内部国民党中央的军事，特别是特务的渗透，则更加紧。而邓则不时通过绥德开明士绅刘绍庭之往来，与边区保持一定之联系，处境真也够“微妙”的了。 　　一九四五年夏，邓飞重庆出席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与傅作义同时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片混乱声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人们就把这个“胜利”叫作“惨胜”。从此，蒋介石就更加倒行逆施，傅作义与邓宝珊的关系也更密切，而且更有一番十分错综复杂的经历。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榆林城灯笼火把，爆竹齐鸣，锣鼓喧天，确实也热闹庆祝了一阵，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同全国一样，陷入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困惑之中。这时何文鼎军已从伊盟调赴绥远，归傅作义指挥，原驻中部(黄陵)的整编二十六旅徐保部，不久亦率全军北上进驻榆林，作为反共的主力军。邓宝珊于日本投降后，由重庆返回榆林，深感蒋介石发动内战，迫在眉睫，本欲离开榆林，但亦无法脱身。徐保进驻榆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来的监军。徐虽表面上对邓表示恭顺，而邓则自知其处境更为困难。 　　邓本来就是“光杆司令”，没有实力，也就没有地盘，在榆林虽不愿恋栈，还得硬着头皮呆下去。这时榆林的蒋帮嫡系人员，因为有了所谓“中央军”的重兵压境，更是有恃无恐，对邓也有形无形地施以压力，对邓的次女邓友梅、参事寇子严、秘书汤昭武等人，更大肆攻击。当然邓有他自己的甘肃子弟兵“新半军”和左世允的二十二军，在榆林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别人也奈何不得。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惨胜”以后一个时期的榆林情形，大致如此。傅作义部回到归绥的情况就比榆林热闹多了，送走了残留的日军，收编了伪蒙军，安置了为虎作伥的汉奸，总之是包罗一切，“团结”一致，坚决执行蒋介石反对八路军、抢夺地盘的部署。到了冬季，傅部杂牌军对解放区的蚕食、进攻，不断遭到失败，形势极为紧张，于是有包绥围城之役。绥包铁路未断之前，不少从陕坝“凯旋”的官儿们，把“劫收”的胜利品带上又返回绥西去了，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在此时，邓宝珊带了少数随员与骑兵卫队，从榆林到达包头，又匆匆乘绥包铁路几乎是最后一列火车赶来归绥。傅作义大喜，把邓迎入归绥新城“德王府”，以贵宾礼招待起来。邓抵绥之次日，绥包铁路中断，傅派董其武、何文鼎由归绥飞包头守城。何军已在进攻解放区时受了很大的损失，包头守军主要倚靠所谓“十路军”(由伪蒙军改为此番号的)和一个所谓“交警队”。“十路军”是日本装备，“交警队”是军统武力，美国装备，二者武器俱较傅部精良。那时在包头还有个无聊的冯钦哉，专讲些阴阳宅、堪舆学一类鬼话。就这样，在包头折腾了一个时期。归绥与包头交通断绝后，在围困中一筹莫展，邓在此紧急时期来到归绥，可以说是无意中与傅“共患难”了。这样邓、傅之间也加深了感情。邓来不久，一夜忽对我说：“傅有意与延安方面求和”，嘱我草拟电稿，由他从榆林与南汉宸联系。过了两三天，邓又说那个电稿不用了，傅有顾虑，怕蒋知道，引起麻烦。 　　邓在围城中无所事事，傅几乎每到深夜即来邓处晤谈，也没有涉及什么重要事项。 　　在这期间，邓极力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是主张国共和谈，成立联合政府的。他屡次同笔者谈及，他不愿作封建官僚军阀的保镖，他在国外没有存款，也绝不去做“白华”。他虽在围城中一筹莫展，但还是乐观的。他这风度，对傅、特别是傅部的一些高级干部，不能不有所感染。同时，在傅部个别军官及绥远地方个别人士之间，也起过一些调和作用。如傅起用刘万春等，即是经邓斡旋促成的。还在围城期间与傅“共患难”的绥远地方士绅，如省参议会议长张钦，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前者于抗战期间与邓相识，后者在榆林与邓相处更久，他们都受邓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的思想影响较深。围城期间，绥远新城弹丸之地，邓也没有什么活动地方，只能到相距咫尺的张钦处闲谈(其时荣祥也移居张处)。在此期间，邓的反蒋发动内战，称许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发挥得更多。后来张、荣等人积极响应参加“绥远起义”与此大大有关。 　　绥包解围已在一九四六年初，邓当即飞赴阔别多年的北平。这时平绥路早已交通断绝，归绥包头一段火车，于这年春节前恢复通车。春节过后，傅部留在陕坝的大部军政人员、眷属又陆续“凯旋”而归，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蒋帮嫡系人物、特务组织，也全班人马搬回来了。乌烟瘴气，有甚于前。 　　邓在北平住了个把月，春节后不久即又飞回归绥，很快就飞回榆林原防了。邓在北平期间，北平军调部已成立，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北平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谈判。邓派笔者与徐冰同志约定同叶见面的时间、地点。很快叶和邓就会见了，可能谈了不止一次，谈话内容不悉，邓在北平故旧甚多，每日宾客盈门，酬酢频繁。重要活动就是和叶的晤谈。还有当时在北平的不大公开的民盟负责人士，邓也派笔者事先往约时间、地点而晤谈过(绥包围城和邓此次正在北平期间，笔者又一度当了邓的私人秘书)。 　　当时的北平，“劫收”大员满天飞，闹得“有条(金条)有理”，天怒人怨。另外，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横冲直撞，酗酒肇事，乱砸跳舞场，强奸女学生，肆无忌惮，无所不为。街头则到处见有啼饥号寒，卖儿卖女之人，惨象不忍卒睹。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春节后飞离北平返榆林的。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两年，邓宝珊在榆林受了煎熬。他和高双成的旧部，无不厌战，有的如胡景铎等，一九四六年秋在横山起义；有的想离开榆林向绥远移动。可是蒋的嫡系如徐保进驻榆林，邓也奈何他不得。经过榆林一次围城，邓本来命令他在榆林外围的甘肃子弟兵迅速撤退，不准与八路军接触，但因受到徐保的牵制，未及时退回，致遭惨重损失。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侵入延安，一时似乎不可一世。邓由榆林飞延安与胡会晤一次。见胡的“雄才大略”只不过是把西安的“排场”都搬来而已。西安来的西餐厨师，西安来的身着雪白的罩衣的侍者，西安来的这、来的那，酒食征逐，依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那一套。邓此行是败兴(不是“乘兴”)而来，又败兴而去。南下找胡宗南，一团漆黑，北上找傅作义看看吧，于是邓于十一月底飞抵张家口与傅会晤。这时傅在张家口已感到难于应付，傅部各驻地和邓部从榆林不断传来告急电报。有时傅绕室彷徨，邓苦坐凝思，彼此久久不语。邓在张垣期间，榆林来电，催促其飞返榆林，以后有一天连来数电，说榆林机场已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有一架由西安抵榆林的飞机在降落时被击毁，请邓千万不要乘飞机返榆。邓只好由张垣飞包头，渡黄河从旱路返回榆林。 　　邓这次在张家口与傅会晤，满肚子话竟不能对傅说一句。因为傅此时以蒋王朝为正统，邓则认为蒋的败局已定，现在是考虑他自己出处的时候了。中共已辗转告知要他当西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他对此时是否即奔赴解放区，犹豫未定，同时榆林蒋介石嫡系军队压力甚大，邓也不能贸然有所行动。所以他就派人到太原去见阎锡山，观察探听一下情况。 　　在张垣期间，有一夜在秦丰川家里约有傅的高级幕僚张濯清等少数人谈了一次，分析当时的形势，咸认为蒋介石败局已定，傅部目前保有的实力，支撑不了多久，失败也是肯定的。但这只能是背着傅谈谈，邓、张这些人此时都不能对傅直说。 　　邓就是在这样毫无所得的情况下，由张家口飞抵包头，次日邓由包头渡河，经东胜返回榆林。 　　傅自从侵入了张家口，颇折腾了一阵子。一九四七年夏天，傅就成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孙兰峰任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一时傅的势力范围，除察绥两省外，也扩展到河北部分地区，北平至包头的铁路也勉强通行过几天，但已是到处挨打、穷于应付的局面了。就在一九四七年底，傅到北平不久，涞水一战，傅部军长鲁英*(上鹿下各)兵败自杀，师长李鼎铭阵亡，傅本人哭泣一夜，但仍宣传在涞水打了大胜仗。进入一九四八年，傅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一再挣扎，到了这年十二月底的新保安之役，傅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张家口最后解放，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首脑孙兰峰只身而逃，傅的另一军长安春山也于进援新保安时，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北平。这时董其武困处绥远一隅，傅也只好困处北京城内了。 　　邓在榆林，经过一九四七年两次围城以后，进入一九四八年更是心灰意冷，急欲脱身。上半年在三原家中呆了一个时期，但榆林的残局还得回去收拾，于是一部分二十二军的部队和邓残余的甘肃子弟兵，逐渐移往包头滩上，将总部部分人员移驻于包头，与董其武部靠拢。这时他已成了傅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来胡景通任开到包头的二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一九四八年底，包头一度解放时，邓事先率部退至河套地区，未受损失。董其武在绥远惊慌了一阵子。 　　一九四八年底，傅的“本钱”可以说已经输光了，他困处在北平城内一筹莫展。这时邓也率领残部由陕坝回到包头，傅派专机把邓接到北平，共商大计。其时飞机只能在北平城内降落。傅亲自迎接邓，共乘一车返回官邸。就在汽车上，傅不断狠狠打自己的耳光，弄得邓也不知所措。原来自从新保安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解放以来，傅总是这样不断地“自批其颊”，以泄怨恨。在他左右的王克俊、阎又文等人，也急得无可奈何。为了防止意外，亲随卫士都是徒手侍奉。傅的女儿冬菊，当时地下党员，奉命昼夜陪伴他的父亲，加以宽慰。北平和平起义也于此时逐渐酝酿成熟。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李济深即由香港给傅写一亲笔信，派梁漱溟的大弟子张云川秘密携至北平，由梁的另一弟子李渊庭辗转递到傅的手中。李济深的信，劝傅背弃蒋介石，投向解放军，有扩展第三势力之意。傅当时手头尚有“本钱”，对李来信置而不理。现在时移势异，有邓和冬菊的劝说，有北平地下党的各种策动，傅始决定响应党提出的北平和平起义的号召。 　　先是，傅部一个办报的崔载之出城与解放军联系，因无结果，接着派周北峰偕同张东荪，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出城接洽。张东荪此行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一切谈判事项由周进行，周先后见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诸人，商定了北平和平起义的条款。周在傅部始终处于客卿地位，此行尚有某种不便之处，于是又由邓宝珊作为傅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聂荣臻等多人见面，作最后决定。本来周第一次出城所商条款，包括天津和平解放在内，而傅竟拖延了时日，邓出城挽回和谈陷于破裂之危局时，天津已经解放，傅讨价还价的幻想破灭了，只得由邓负完全责任完成这件事。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最后邓与周返回北平复命临行时，有一封由聂荣臻等高级将领签署的致傅作义将军的公开信，交周转傅，周不敢答应，将原信交邓，邓阅后收起，返回北平后亦未即时交傅。邓认为此信当时傅决不接受，如立即交傅，反会使和平解放发生波折。经过邓与周秘密往返北平城内外的商谈，北平于一月底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进入北平城)。一切就绪之后，定于二月一日出版《人民日报》，第一天就要刊登邓尚未交傅的那封公开信，此时邓始把信交傅，傅气得发昏，但又不好对邓发作，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追认”了事。因此《人民日报》推迟一天于二月二日出版。 　　这期间，傅总是闹情绪，直至偕邓飞石家庄附近与毛主席见面后才大有转变。邓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毛主席会晤过多次，傅是首次见毛主席。当时着军装，行军礼，庄严肃穆，不苟言笑。嗣与毛主席单独作较长时间谈话一次，此后傅好象变成另一个人了。不但“自批其颊”那种举动没有了，心情神态也马上变得轻松愉快起来。邓事后对人说：不知毛主席是如何以一席话能把傅宜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的。邓这次对毛主席说不该打榆林，毛主席说两次围攻，有一次还是该打的。 　　傅、邓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是尽了大力的。酝酿起义，极为秘密，稍一不慎，便会出乱子。因为傅本身没有什么实力了，但北平城内外，仍有所谓几十万“中央军”，而且北平城内特务也在破坏和谈。邓与周北峰往返北平城内外，不但在城外遇到过“中央军”的盘查和误入地雷群的危险，就是往城内也是有人欲得而甘心的。傅能把几十万“中央军”稳住，把秘密和谈之事，甚至瞒过他自己的不少高级幕僚和将领，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邓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到达北平，直到九月间偕傅赴绥远促成绥远起义，在北平住的时间是抗日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这期间有些事似可谈谈。 　　傅、邓特别是邓这半年多在北平比较清闲，邓是较有文化修养的，对国画、文物、书法，有一定鉴别能力，也熟读古今不少人的诗词，这时也影响傅欣赏一些文物古迹。对于一些著名老画也加以照顾，齐白石是邓早已熟识的，以索画为名，使傅予以重酬；对于可与齐白石并列而较清贫的如陈半丁等人，邓也怂恿傅加以礼遇，赠予画金。早在抗日战争以前，邓就以广交游见称，在文艺界也结识了不少人。此时如梅兰芳这样的艺术大师，已返北平。一次梅防邓时，邓寓所附近围观“梅郎”者渐众，竟使交通堵塞多时。傅对邓的风雅颇为称许，有时亦笑谓：“古画赝品，一经宝珊品评就弄假成真了。”邓亦不以为忤。总之，在这短时期中，傅、邓度过了一段比较轻松的日子。 　　上述片断，傅、邓电不是忙里偷闲，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许多事要处理的。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还留有一个绥远问题。这时傅的两员大将董其武、孙兰峰在归绥包头几成对峙之局。邓由榆林撤出的陕甘部队，也由俞方皋、胡景通、杨仲璜等统率驻在包头城内外，当时邓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已设在包头，这支军队是邓在北平遥控。“绥远方式”是党中央早已决定的，所以当时这一地区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但国民党政府却用各种方法加以破坏。 　　解放区派有一个以潘纪文、鲁志浩为首的代表团，住在归绥，商谈和平起义，因为特务在通衢公然杀害了代表团成员王士鑫同志，潘纪文于抚棺痛哭之后，把代表团撤回丰镇，行前董其武还设宴为潘送行(笔者亦奉陪末座，曾目睹其尴尬不堪之状)。此时归绥市上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有少数士兵在街头“示威”，炸《奋斗日报》，闹得董其武哭笑不得。董当时虽系绥远最高军政首脑，但所属杂牌部队有似土匪；即所谓正规军也步调不一，不完全听董指挥；孙兰峰由张家口只身逃出后，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和不少杂七杂八的“文武人员”，开府包头，与董分庭抗礼。所以董此时处境极为困难，可是绝大多数军政人员，地方人士，还是坚决拥董，准备起义的。傅也不断派大员如张濯清诸人来绥，协助董处理一切棘手问题。到了九月间，可以说绥远起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仍须傅、邓亲来绥包处理。于是秉中共中央指示，傅、邓于八月底由北平乘专车前往(此前绥包段铁路尚未与平绥路完全接通)，中央特发给傅劳军巨款现洋若干，傅本人亦携带劳军巨款及其他物品颇多。傅、邓到达之始，既未驻归绥，亦未进包头城，只在绥包路中间之美岱台停留下来，召见军政人员，点阅了部队，发放了饷银，安定军心。然后进驻包头，准备起义之事。董其武坐镇归绥，曾“礼送”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人员至包头。所以这时大小特务麇集包头，煽动闹事。包头城内出现有反对傅、邓的标语。另一方面在绥远的一些军政人员，地方人士，也集中到包头，在傅、邓周围展开动员参加起义的活动。最后，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专机飞来包头，妄想分化傅部，企图拉傅、邓南下。徐与傅、邓有多年交谊，傅、邓在北平起义后，徐即一度飞至河套，拉拢董其武西去，董听傅命以定行止，当然不为所动。这次徐最后竟来拉拢傅、邓，徒作梦想。 　　新政协首届会议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开幕，十月一日即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绥远起义必须于九月二十日完成。这几天北平与傅、邓电报频繁，周北峰代表傅在北平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报告，随时向傅转达周总理的指示。绥远起义的通电准于九月十九日发出。这之前，徐永昌还称病不走，想设法破坏。最后傅下逐客令，由邓婉辞告徐，徐始离去。同机而去的有国民党大小特务张庆恩、祁觉民和国民党绥远财政厅长张遐民等人。(事后笔者曾询邓为何当时不把徐扣下，邓只是说“不可能”。) 　　徐永昌走了，也带走了一批专事破坏起义的人，清除了这方面的干拢。另外有些傅部军官，包括杂牌军的土匪头子，也没有人公然反对。只是对孙兰峰赞了不少唇舌。几经周折之后，孙终于表示跟傅走到底，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通电连夜发出，傅、邓偕孙立即专车离包，过绥略作停留，赶赴北平出席了二十一日的新政协盛会。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