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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宝珊先生在榆林的片断

胡景通 张之因 高凌云 杨仲璜 姜谦祖 贾海峰 王伯谋 严佐民

我们曾在榆林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工作多年。抗日战争开始，邓宝珊先生坐镇榆林，在他直接领导下，多受教益。对他从八年抗战，重庆和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榆林、绥远起义所表现的远见卓识，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引起我们深切的怀念。在他的领导下，引导我们走向革命的道路。现谨就在榆林期间的几个片断忆述如下：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全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华东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在中条山一带，不断袭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指令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进攻太行地区八路军；在陕甘胡宗南以二十万重兵驻扎陇东、郇邑、洛川、朝邑一线封锁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驻兰州的朱绍良命令住榆林部队，从北面封锁边区。胡宗南还把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由五原开到伊盟桃力民；把新三师白海峰部调到赤老兔沟及桃力民地区，由抗日前线转向反共前线，企图扼杀共产党，置边区军民于死地。就在这样形势下，邓(宝珊)、高(双成)二人大义凛然，对破坏抗战，制造摩擦，深恶痛绝，同边区政府继续保持联系，双方来往从未间断。一九四二年，曾被阎锡山赶出山西，投奔胡宗南的陈长捷，被蒋介石任命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他亲自指挥马志超一个师，准备由静宁县开赴安边，还准备调何文鼎师，由桃力民向南推进，其一部已开到榆林附近的牛家梁。并以骑七师朱钜林部为后备队。还叫二十二军直接指挥的胡景通保安指挥官等部队，协同进犯边区。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共产党派南汉宸同志来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胡景通等进行商谈。南与邓、高私交较好，故能推心置腹地阐述了当前的抗战形势，他指出亲日派为急于配合日军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希望签订和平条约，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他说这是很危险的。这次商谈十分融洽。邓、高表示：“榆林同边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否则早被胡宗南吃掉了；陈长捷阴谋进犯边区，对我们也不利。”于是商定：榆林方面按兵不动，如蒋介石、胡宗南一意孤行，二十二军就对陈长捷部以武力阻止，边区方面在人力、物力方面尽力支援。经过这次秘密协定后，邓、高二人以粮草运输困难为借口，拖延时日，终未行动。 　　一九四三年初，陈长捷听信谗言说，扎莎旗西官府同情共产党，陈怀恨在心，把西官府诱骗到东胜县枪毙了，引起了蒙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同年四月扎莎旗保安队连长老赖带兵夜袭亲近陈长捷的蒙政委员会委员白音苍，并打死白音苍及蒙汉三十余人。陈长捷为此大兴问罪之师，抽调骑七师二十团及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包围扎莎旗，占领王府。并追赶沙王至召葛庙附近的红柳区，发生战斗，造成伊盟流血事件，激起蒙古王公牧民一致反对。邓、高为了调停伊盟事件，不使事态扩大，曾派彭尔玉(邓的秘书)、王公弼(高的副官主任)前往伊盟寻找沙王到榆林居住，保证他的安全。王公弼行至乌审旗被哨兵误会打死，对此并未影响邓、高调停的决心。嗣经傅作义将军陪同重庆方面派来的姚琮等亲去扎莎旗，共同商议除给沙王送去二百多万元赔偿费，重修王府外，并将陈长捷撤职查办，才算了事。这一进犯边区的阴谋宣告破产。 　　一九四○年三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日本侵略军向晋西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留守机关，正拟撤到黄河西岸，回到延安。在这敌寇压境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暗施毒计，他没有通过邓宝珊知道，竟直接发给高双成一份十万火急的亲译密电，令速派步兵两团，截断螅蜊峪、宋家川等地沿黄河通往山西的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停饷等语。延安方面获悉后，即派刘绍庭来榆探询。高双成说：“你回去告诉毛先生，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刘深知高说话算数，欣然返延复命。高终未发兵，只对蒋复电云：八路军在横山以东地区集结三千余人，有北犯榆林，打通神府的企图，无兵抽派等语。蒋介石有所顾虑，亦未再作深究。全国解放后，刘绍庭先生多次谈到这件事。他说，延安几位负责同志，对当时边区正处于极其困难情况下，高双成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是对革命做了一件大好事，至今念念不忘。回顾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高二位将军能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坚持“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