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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先生在包头前后

杨仲璜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邓宝珊先生在榆林想尽各种方法避免参加。一九四七年二次榆林战役后，他决心不在榆林和解放军相对抗，于是离开榆林，住在西安和三原家中。蒋介石和胡宗南、傅作义等为了保住榆林这个战略要点，以利于垂死挣扎，再三催促邓宝珊先生回榆林坐镇，但他始终置之不理。一九四八年夏，傅作义又派冯钦哉来到三原劝邓回到榆林防地，在此无法推托的情况下，才同冯钦哉一起乘机返榆。接着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彻底失败，解放军大举入关，进逼平津。傅作义处境危急，乃急电邀邓宝珊飞赴北平，共商大计。 　　由于平津吃紧，傅作义将他在绥远一带的部队东调，就和邓宝珊先生商定，由榆林二十二军抽调一个师接守包头防务。于是二十二军就派我以驻包头指挥官名义，率新十一师和八十六师二五八团的阎寿珠营开赴包头。在我部未到达之前，傅部即已先行出发，离开包头，临行前仅给包头警备司令孟昭第留兵一连，邓宝珊先生也先我部一天由北平飞抵包头。当我带队渡过黄河，天已傍晚，即用电话向邓报告部队进行情况，邓说：军队黑夜进入包头，有扰群众，命令当晚住包头南二里半一带，翌日天明后再进城。我即遵照执行。 　　我部进驻包头不久，又奉命将新十一师改编为二二八师，我仍任师长，在邓的指示下，对防务进行了部署，构筑了防御工事。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解放军绕过归绥来打包头，经邓和董其武主席电话联系后，才知道解放军西进的大致情况。邓把我叫去，首先问我现在该怎么办。因为我已看出他早就不愿与解放军打仗的思想，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按解放军现在到处胜利的情况看，不能再打了。按榆林两次作战情况和包头的具体条件相比，我们要守住包头是不可能的。解放军现已接近包头，我们只有提前撤退为好。”邓说：“那我们就西撤。”我说：“好。”他又问：“你要几个小时才能安排好撤退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答：“需要四小时。”他说：“就这样办，到西山咀再讲。”我请他乘汽车先行。 　　在我带队撤到距包头六十华里处，邓宝珊由距包头一百二十华里的哈叶胡同，派汽车来接我。到后，他对我说：“我们一下撤到西山咀以西，太对不起董其武了。我计划进驻西公旗，你带队住这里，看情况再讲。”我即照办。他于第三日从西公旗乘汽车来到我部所在的哈叶胡同，对部队讲了话，大意是我们撤离包头，是为军民不受损失，这几天部队纪律和军民关系都不错，今后更要注意。这夜他和我住一个房间，谈的很多。主要是说：“蒋介石失尽人心，兵无斗志，势必覆灭。共产党深得人心，定要成功。”并说：“毛主席亲去重庆和谈，蒋介石一意孤行，失掉良机，对他个人事小，为害人民事大。”同时为了统一指挥，避免混乱，又亲笔命令西公旗保安司令郝游龙，和伊盟奇玉山等部统归我指挥。第四日下午，他返回西公旗。第五日我派王永清团长和郝游龙司令带队去哈叶胡同东南二十余里的仓库背粮。第六日我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再去背粮时，听说解放军已进驻该地，即打消原意。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就令王永清团长带九个步兵连住哈叶胡同，我带所有部队移住北山脚的召庙中。是晚十时左右，解放军即来进攻哈叶胡同。当时由于电台发生故障和各方失掉联系，我和邓在电话中研究，原计划天明后再支援王永清团，拂晓前哈叶胡同打的非常激烈，我认为支持下去，要受更大的损失，遂和邓研究后决定撤退。此役王永清只带少数部队突围而出。邓带少数人和汽车西撤，经五原、临河退住陕坝。我带队向后山撤退，经大佘太退住五原。几天后邓从陕坝来五原看望部队，并通过各县给部队筹发皮大衣一千五百件以作补充，邓住五原两日后仍返陕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军撤离包头东调，邓宝珊即带我部返回包头。这时解放军已歼灭了新保安的傅作义部三十五军，天津也被围，这就截断了傅部从海上南撤和西撤绥远的两条道路。北平解放，迫在眉睫，傅作义急电邀邓宝珊去北平共商对策，董其武又奉傅命从归绥来包头，亲促邓速去北平。邓即日乘飞机前去。临行时对我们讲，去北平一星期左右即返回。并反复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关心部队生活，加强锻炼，严申纪律。”邓到北平后，即参与和平解放北平工作，并一直住在北平。 　　邓宝珊在榆林所指挥的部队自二二八师进驻包头以后，二十二军和所属八十六师仍驻榆林。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即决定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方式，邓宝珊晋谒毛主席以后，就给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来电话说，他在石家庄附近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绥远、榆林再不打仗了，要部队自行学习，以后再整编。由于榆林部队粮食困难，他曾提出可以移住五原，临时就食。随后榆林部队在中共西北局争取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宣布起义。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毛主席、党中央派傅作义、邓宝珊两先生来到绥远，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邓宝珊先后给我们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他未从正面谈起义问题，谈的多是蒋介石失败的命运根本无法挽回，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是人心所向。他举的事例很多，并说历代封建帝王以昏庸殃民亡国，蒋介石以卖国殃民失败。失尽人心，还能有什么办法?从古以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今天共产党深得人心，开倒车是不会有出路的。在广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后，有人说广州也“完”了，邓即说，早就应该“完”了。当时蒋介石派徐永昌到包头说服傅、邓，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傅、邓为了送走徐永昌，将起义通电迟发了几天。在徐走后，我问邓：“为什么不把徐永昌留在绥远?”邓说：“他和蒋介石多年的关系，奉命而来，不能不回去复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欢庆。事后邓嘱回绥远的同志对我们谈：全国解放，国家民族有了前途，我们多年的同事，也都能各得其所了，望同志们安心学习，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而前进。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