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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和马鸿宾的来往

张润民

一 　　自一九四三年我在邓先生身边工作以来，很少见到马鸿宾与邓先生的函电来往和军事方面的联系。听邓先生说过，他与马鸿宾认识，还是一九二七年冬在关中三原见过面。 　　一九四七年末，榆林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我在宁夏督促运粮，接到邓先生来电报说：“马子寅(马鸿宾号)患眼疾，你代我去探望他。”并嘱我务要“谨慎”，当时我领会可能是“谨言慎行”吧! 我心想不通过马鸿逵去，会引起他的怀疑。翌晨，我将原电面陈给马鸿逵，他看完后说：“好的很!叫张队长给您派个车，叫李文卿(马鸿宾部驻宁办事处长)陪同你去。”我与李联系后，备了些礼物，次日拂晓由他陪同前往中宁。途中李还介绍了许多马先生的情况，并嘱我说河州话(马和我的老家都是临夏，临夏旧名河州)，他认为你还没忘本，就高兴了。下午四时后到中宁，八十一军参谋长马少亨等接我到交际处住下。许久，马惇靖军长(马的三儿子)来看我，寒暄后说：“主席六点钟请你吃家乡便饭。”到时由马少亨、李文卿陪同，带上礼物，在马的私邸晋谒，他见我就说：“乡亲来了，好的呱，请坐，请坐。”他衣着特别朴素，不象高级将领，俨然是一位道学先生的风度。我因头一次见他，很拘束，只是以很恭敬的态度致了问候之意和说明了邓先生来电报的情况。他说：“多谢了，邓先生军务这样忙，还关心我的这一点小病，又叫你亲来看我，实在不敢当。”我又以试探性的口气和以官场中常用的外交词令恭维道：“主席德高望重，治军有方，邓先生常常谈及，深表赞佩。”他说：“乡亲，你不知道，我虽是戎马一生，但不懂政治，不能与邓先生比，他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象陕北那样局面，他能应付下来，与共产党交往得那样好，别人是办不到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开饭时，陪同的还有马惇靖、马少亨、谢介夫(八十一军参谋处长)等，莱肴简单，先手抓(羊肉的吃法)，后面片。席间马边吃边谈，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他问我邓先生身体状况，我说自戒了嗜好(鸦片)以后，身体发胖，精神还好。他说：“好得很，鸦片烟是洋人运来叫中国人亡国灭种的毒品，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他把几十年的老瘾都戒了，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二、他又问到兰州的邓夫人和儿子女儿在防空时遇难的事，经我回答后，他又说：“这是我们国家弱的缘故，军阀连年内战，小日本才敢来欺负我们。”他还背诵了几句《四书》：“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三、谈到与解放军作战时，他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很郑重地说：“共产党不好打，要是好打，江西早就打完了。我常对他们(指马惇靖)说，打共产党要特别小心，人家的变化多端，莫叫人家把你吃了。我们打了三次，送了三次礼。徐海东来了，在平凉我的团长马开基要打，我下命令不要打，要‘避其锋’，他不听话，结果送了一个团；彭德怀来了，冶成章旅长在环县曲子镇要打，我又下命令不要打，让开路叫人家过去算了，他又不听话。结果他的腿子打折了，还当了俘虏，我的骑兵旅叫他送了礼，把他放回来以后，我去看他，他面带愧色，十分懊丧地对我说，没有听主席的命令，我不知道共产党那样奋勇。我对他说，你这个猴娃子才知道蒜是辣的了，迟了，一个旅没了，你这腿子也打折了，他放声大哭；羊马河我还是叫他们(指马惇靖)不要打硬仗，结果又送了一个多团的礼。我们和共产党军队打了三次，送了三次礼。”接着又说：“现在胡宗南在边区节节败退，恐怕要弹上大豆哩(临夏一带小孩将大豆放在炕上，让对方先把大豆摆上，另一方用手指弹，弹上为赢，弹不上为输，常常以一方输尽为止)。”四、最后他用很重的语气说：“甘肃人不团结，是经过同治，光绪和民国十七年的回汉互相残杀所造成的，也怪回回，也怪汉人的官。刘郁芬来了，不但打河州的回回，也造成了汉人与汉人的不团结。李长清的死，张兆钾、宋有才、韩有录的失败，以及黄得贵、陈珪璋的死，鲁大昌叫胡宗南编掉，都是汉人与汉人不团结的结果。你去见了邓先生说，我们要以‘前车之覆’引以为戒，互相帮助，团结一致。我老了，不问政事了，希望的是西北回汉团结好，还希望邓先生多做些领导工作。我看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到一起的。”现在我回忆起这一段讲话，好象是对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两部起义的预示。饭后，还谈了一些家乡琐事。我告辞时，他还送我到房门口，我请他留步，他长长地说了一声好；我说明早走再不向主席辞行了，他说：“挡驾。”他又说：“回去以后向邓先生多多的问好。老三(指马惇靖)，你给乡亲安排好住处。”出了门，马惇靖便对我说：“今天你代表邓先生来看老人，老人高兴得很，上次青海安高参来了，先把马步芳说的兵精粮足，不可一世，老人听了不耐烦了，便下了逐客令说：‘我老了，不管事了，有什么事你和他们去谈就完了’，把我也弄得很为难。”次日，回银川后，马鸿逵问我：“你和我们的圣人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二马不和，不敢说实话，只说谈了些邓先生的情况和邓先生的家庭事。一九四九年春节后邓先生由榆林乘飞机抵宁夏，我把看马先生的事详细报告了邓先生以后，邓先生说：“好，你算完成了信使任务。” 　　二 　　一九四九年九月，傅作义、邓宝珊两先生衔命来绥，指导绥远部队起义，国民党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奉蒋介石之命乘机来包，破坏绥远起义，马鸿宾同机抵包，住于复聚恒银号。一个晚间，他去包头皮革厂与傅、邓两先生谈的很久，深夜才回。入睡前我问马鸿宾：“长官(此时马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职务)此来有什么事?”他说：“我没有什么事，我来看一看大家。”次日，我对邓先生的副官处长彭尔玉说，想此老来包，必有要事，仅说看看大家，真是‘沉而不漏’。在闲谈中，我插嘴问了一下邓先生，马长官干什么来了?邓先生微笑着说：“干什么来了?就是为的起义，他提出要和绥远一块起义，又对起义后他本人及家属子女部下的前途与安全有些顾虑；其次他也受了蒋介石的反动宣传和欺骗，对共产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就对他说了，既要起义，就得打消所有不必要的顾虑，不要轻信谣言，误入歧途。共产党的政策是欢迎起义的，也是优待起义人员的，将来对起义人员不论是官是兵，一定给予妥善安排，现在前头有北平起义的例子，你要解除怀疑。”邓又说：“我也给他安顿了，你不但要领导你的一个军起义，对马敦静(马鸿逵的二儿子)更要好好说，你是长官，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千万不能叫地方受蹂躏，生灵遭涂炭，不要罪上加罪。”他对我说：娃娃们大了，听不听我的话不敢说。我说：“你回去先作好卢忠良和马全良等的工作，事情就好办得多了。”马于九月十八日与徐永昌同机飞抵宁夏，邓先生与傅先生亦同回北平。八十一军马惇靖部，不顾徐永昌的百般阻挠，与绥远董其武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和毛主席制定的“绥远方式”以及傅、邓两先生的亲自安排和指导下，同日起义。而宁夏兵团则在马敦静随徐永昌逃走后，亦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卢忠良、马全良领导下和平解决。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