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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学生运动与加入共产党

张邦英

我于1927年，参加西安学生运动，是我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人生观的重要时刻。从此以后，便以党为家，和许多同志一起共同战斗，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迎来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 　　当1926年西安解围以后，我于次年初又回到了西安民立中学继续读书。这时，正值北阀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全国处于革命高潮时期。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推动下，西安的政治形势，呈现出一派蓬勃的革命新气象。各界人民群众反帝、反军阀、反官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广为传播，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向导》等一类小册子，都可以买到、看到。这对许多人，特别对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影响很大，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阅读了一些自己能够读得懂的，也比较感兴趣的革命书籍和进步的刊物。使自己初步知道一点革命道理。 　　这时，进驻西安的冯玉祥国民联军，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不仅装备精良，武器多是俄式水连珠步枪、绿皮大炮和机关枪；而且有苏联的赛夫林、乌斯曼诺夫、希尔科夫等人做军事顾问，还有中共党人刘伯坚任该部政治部主任。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政治教育都很出色。如军事训练上，劈力、刺枪、打拳、翻杠架、跳木马等都很严格。政治教育上，常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公买公卖，纪律严明，不搔扰百姓。冯玉祥本人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表，经常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行动，言谈也比较随便。这和我过去所见到的其它军队迥然不同，他们很象一支国民革命军，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在推进西安等地的国民革命和我个人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西安的学生运动象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发展起来。广大青年学生不仅反帝、反军阀、反官僚，并积极反对旧文化、旧教育，提倡读进步书刊，读书勿忘革命。号召参加进步团体，鼓励到社会上去进行革命宣传。许多学校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讲演会、辩论会，出墙报，演新剧，促进了学生的思想。许多学生纷纷加入学生会，使西安学联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我所在的民立中学许多学生，就是这样作的。并曾哄走了两个教员，一个是教社会进化课的田杰生，思想非常反动，以后成了国民党反共能手。他用旧的唯心观解释人是如何进化的。另一个是教拼音字母课的高培之，教课中宣扬“群子群而不党”，引起我们班里进步学生的反对，在下面起哄，只好下台，以后不敢再来学校了。我也就是在积极参加各种学运的活动中，于1927年春，经由渭阳中学调来民立中学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张汝慎同学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使我懂得了现社会的黑暗是由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掠夺造成的；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坚决推翻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打倒帝国主义，使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为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从而确立了自己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入团不多日，又被张汝慎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被指定我担任民立中学的区分部书记。实则空有其名，目的在于掩护进行团的工作，更好地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即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和其他同志一起，多次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界在国民党省党部、易俗社露天剧场、莲花池公园、皇城等处举行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和请愿、游行示威。这时，在民立中学的党、团员，能记起的有张汝慎、陈汝舟、薛明岗、李芝川、曹雯和我等。因为这些同志经常不断出面组织学生的革命活动，曾遭到对学运不满的或有反动思想的一些学生的反对，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进行斗争。而在一天晚上，把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写在一大张纸上，趁夜深人静时，贴在一排学生宿舍的墙上，辱骂我们是“共激分子”、“暴徒分子”、“赤化分子”、“共匪”等。我们不但没有被他们的谩骂、恐吓所吓倒，反而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 　　在西安的学生运动中，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起了很大作用。这两所院校都是1927年2、3月间，在共产党的倡仪和帮助下，由驻陕国民联军总司令于佑任、副总司令邓宝珊等人创办的。中山学院重点培训政治和群众运动人才，并设有妇女运动班。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都是共产党员。中山军事学校重点培养军事人材，校长史可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也都是共产党员。中山学院还设有苏联顾问。学生也多是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党、团员，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学运工作搞得很活跃。省立一中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运搞得也很积极。联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陕甘区共青团负责人吴化子，常到这些学校和其它进步团体作讲演，很受大家的欢迎。 　　二 　　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流血惨案，公开背叛了国民革命后。而西安等地的革命形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处于高潮，西安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在陕甘区党、团组织的领导及于佑任等国民党正义人士的支持下，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蒋斗争。陕西学联发出了声讨蒋介石的通电，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五一”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并且把西安钟鼓楼染成了红色，满城(也叫皇城，是满清时，满族人居住的地方)改为红城，将整个五月称为“红色五月”，以表示西安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决心。         　　在此期间，驻西北的冯玉祥国民联军仍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出师河南，直接参加北伐，与北进的国民革命军共同讨伐直系军阀，受到了陕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五月五日，当他的部队东出潼关，迅速克复了洛阳、郑州、开封等地，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记得还在冯军出师的前半月，西安的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和其他群众团体数万人，在莲花池公园举行了拥护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大会。会后组织了游行，并到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请愿。西安各界还组织了前敌宣传慰劳队(慰劳队中还有妇女界的王叔贞等人)，对将士们鼓舞很大。 　　不多时，从北平传来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在领导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残酷绞死的消息，激起了西安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悲愤。这对正在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西安各界人民群众，得此噩耗后，更加义愤。于5月16日，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驻陕联军特别党部，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了追悼李大钊大会。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佑任首先讲了话。记得他一开头讲：“同志们，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4月28日在北平绞杀了李大钊等二十多位同志…”，他那沉痛而又愤慨的讲话，使我非常震惊，觉得自己的头一阵阵地发紧，好象头发都竖了起来，愤恨帝国主义、军阀对革命者竟如此残忍!? 　　西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与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1927年7月间。由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倒向了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开始反共。西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这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期间，我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下到中山学院“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同我们一起学习的多是西安各中学的青年党、团员。当时学院的情况，随着西安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内容和以前大不一样，主要上的是军事方面的课，如单人教练和班、排、连教练很多，一切行动军事化。吃饭时间只给十分钟，哨子声一响，不管吃完没吃完，都得撂下碗筷。政治课几乎没有。院长刘含初等共产党的负责人也不大公开露面了。其它许多学校的学生会和各界群众团体的活动开始停了下来，军队等许多组织开始进行“清党”。浓重的白色恐怖阴云，笼罩了西安。 　　记得一次在红城召开的(有许多军队也参加了)群众大会上，冯玉祥的部下国民联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在讲话中宣布了三条反共原则，大意是：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内作为顾问，不准许兼任其它职务；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违反“三民主义”之宣传。从此以后，西安及陕西其它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在冯玉祥军队的支持下，向革命阵地展开了进攻。先后逮捕、关押了许多党、团员，杀害了党在陕西地区的重要负责人史可轩、刘含初等同志，使西安以及陕西其它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他们这种反革命行径以及在全国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行为，激起了许多进步和同情革命的人士的强烈不满。当时，陕西省立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员、浪漫诗人柯仲平，在他出的一本小册子里有：“人头贱卖了，人头贱卖了，人头贱过冬瓜价!”的悲愤之词。 　　三 　　在此白色恐怖形势下，西安党、团组织的全部工作，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党的支部、小组等会议，多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或天黑的时候召开；有时干脆几个人边走边谈，也是开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这时党、团内部有一部分人动摇了，有的不干了，有的消极了，有的自动脱离组织了。而绝大多数同志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依然坚持斗争，继续进行党、团的工作。许多学校的党、团组织在上级党的指示下改变了斗争策略和方法，把合法的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采取办墙报、搞读书会等形式联系群众。每逢革命纪念节日或召开群众性大会时，总要设法利用夜晚等机会去贴标语、散传单、挂红旗等秘密活动，扩大革命的影响。所谓挂红旗，就是用印有镰刀、斧头的红纸做成小旗子，在旗柄一端拴条细绳子，另一端系块小石头，走到有电线的地方，把它扔上去，使旗子悬在空中，我们民立中学的同志就常常进行这样的秘密活动。记得石敬亭在红城那次讲话的大会上，我们几个党、团员身上带着组织上印好的传单，趁机撒在人群中。印象最深的是在自己作学校墙报插画栏编辑时，常用恢色比喻的形式在墙报上写些鼓励大家的稿子，说明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要拿起青年人的勇气，努力奋斗，继续前进，为此曾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当时的教务主任于君唐出于同情革命和爱护我们之心，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最近外面的情况不好，你要多加小心，不要再那样写了，以免遭到不幸。”再就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我和曹雯一起晚上出去贴油印的小标语、撒小传单，为了不被人发现，十点以后才出发，那知警察早有了戒备。当我们边走边贴传单，到了东关门内一条大街时，道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突然迎面出现两名警察冲着我们喝道：“干啥的?”我俩顺口说：“是后面崇道中学的学生，肚子饿了，去鸡市拐买饭吃。”警察见到我俩可疑，又喝道：“这时候还有卖饭的?!举起手来!”于是走在我前面的曹雯张开双手在身上拍了一下说：“什么也没有。”警察信以为真。遂接着喝道：“快回去!”当时吓得我俩心直跳，就怕警察搜身。因为还有些没贴完的标语传单在我的衣袋里。 　　西安的政治形势恶化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继续进行反帝革命斗争，扩大革命影响，于1927年秋，曾发动、组织、领导西安市各学校举行了一次“非基运动”。许多学生都参加了。手执各色标语旗子，分几路在大街上进行游行示威、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经济侵略，同时由各学校派出代表，我当时为民立中学的的领队人又是学生的代表，到教育厅请愿，受到杨明轩厅长的接见。然后列队向北大街体育场集中，准备召开大会，会前搭的讲台。当各校的学生开始进入会场时，被西安当局已事先调动好的武装警察所包围，不准许集会。当学生代表与警方交涉无效后，游行队伍遂被驱散。这次游行、集会中有几位同志被逮捕了。从此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西安几乎再没有举行过什么群众集会。 　　我就是在西安的白色恐怖下，于这年8月间在东关女子尊德中学转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是在一天的傍晚，东关地区的几个中学和个别小学的十三、四名共青团员相继来到尊德中学的指定地点等候，待天色完全黑下来后，我们被领进一个室内，排列成前后两行，忽然灯一亮，看到对面墙的中间悬挂着马克思的像，像的下面贴着党员誓词，给人以非常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时，由站在最前面的一位同志带领大家举起右臂宣誓。大意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党员要遵守党铁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不怕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通过这次宣誓入党，给我莫大鼓舞，增加了我进行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成为我以后在革命进程中，不避艰险，坚决斗争的力量所在，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 　　四 　　在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记得陕西党曾出版过一个秘密油印刊物——《红旗》。这在当时革命遭受挫折，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对同志们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从它短短的几句发刊词可以看出，非常生动，具有很大的战斗性。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霹雳一声，红旗呱呱坠地，指引着署光在前，同志们奋斗!奋斗!”与此同时，在陕西党内的文件和贴的标语、口号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印象深刻的是“以赤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还在一个文件上，登了准备在西安城内举行暴动的计划，并画了个行动路线图，标出军械库、电台和一些夺取得重要目标的位置。这显然是根本办不到的事，而对我这一希望革命早日胜利的幼稚党员来说，既惊呀又高兴。 　　1927年冬，当西安革命处于低潮、学生运动全部停止，民立中学的两个前任党支部书记张汝慎、李芝兰先后调去做其它工作，由我接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时，虽然党的组织转入了秘密状态，西安等地有些党员遭到逮捕、屠杀，而我们民中的党组织依然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于一九二八年继续发展了高禄瑞等同志入党。上边同我们经常接头的先是程士城，以后是马云藩(后来叛变了)。当渭华暴动时，上级决定将民立中学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承担东路秘密交通的任务，主要是把上边的文件及时送往临潼县，再经临潼县转送到渭华前线。我曾亲自送了一次文件。西安距临潼县城六十华里，当时沿途敌人戒备很严。我特意穿上“八大块”的学生装，戴上学生帽，把很厚一摞子油印文件用纸包了好几层，然后再用一块大手帕包起来，象课本一样，提着走。一路上边走边想，准备着进县城时怎样对付卫兵的盘查和被逮捕的思想准备。由于我走得很急，不知不觉地走了大半天。这时天色将黑，猛拾头一望，骊山象一片黑云，前面便是临潼城西门，两旁站着几个卫兵，我心里有点紧张，唯恐文件被查获，只好硬着头皮不慌不忙地向城门走去，没想到他们以为我是回家的学生，连问也没问就进了城，这才放下了心。于是我迅速地按指定地点和规定的暗号找到联系的人，随手把文件交给了他，接着他对我说：“这里情况不好，昨天城里已发生捕人的事，今晚说不定要查店，在城门未关前就出城为好。”因此我只好连夜返回。由于来回跑了一百多里路，筋疲力尽，脚上也打了泡。回到学校时，已快天明了。这时校门还关着，我便利用门旁的一棵树攀登翻墙进去，不料被人听见。第二天，学校追问此事，结果在看校门人员的掩盖下，马马虎虎地过去了。待渭华暴动结束后，始知原同我们一起在民立中学学习、工作的张汝慎同志，也在参加这次暴动中不幸牺牲了。他那种积极的革命精神，我一直是非常怀念的。 　　1928年底，我和本县曹雯一同从民立中学毕业。当时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来才知道)，党组织用秘信方法把我们介绍到本县一位来自渭南县参加过渭华暴动的同志冯鸿儒那里，接上党的关系。此后，便在耀县的青年学生、教职员中从事革命活动。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