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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走上革命道路

张邦英

我是如何从青年时代参加到革命行列的呢?回想起来，这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有其个人的志向和一定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 　　一 　　我于1910年出生在旧社会陕西省耀县泥阳堡村的一个农民大家庭里。该村位于县城以北五里高塬区域的一个塬边上，方圆面积不大，地势却很险要，东、西、南三面环沟，过去筑有内外城墙。据说这里曾是晋朝县城的所在地。县志上有“汉祋祤、晋泥阳、唐铧、宋耀”的记载。离解放十多年前，全村仅有六、七十户人家，只有一家卖小杂货的货郎是个外来户，其余都是姓张的，分为四大户，共敬一个祖先。村里人相互间多称兄道弟，呼叔唤侄，带有若干封建家族色彩。各家都靠种地和利用农闲季节赶上自家的牲畜驮运粮、煤、瓷器等为生。好些人家终日勤劳，而不得温饱。 　　我父亲兄弟四人。四叔父是个很用心的人，在县城内与别人合伙开了个“振兴湧”杂货铺，生意清淡，很不景气，有时稍有收益，有时还得赔钱，只能勉强维持。由于那时官府的捐税很重，兵灾不断，铺子常常关门。因此，四叔父曾一度回家务农或外出赶脚。大伯父和二伯父都在家务农。二伯父是个能干的庄稼人，主管家事，家教很严。我父亲排行第三，叫张老三，官名张纪，是个勤劳淳厚的农民，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地里耕作，农闲季节，就和本村部分农民一块，赶早贪黑地赶着牲畜到耀县附近的铜川、宜君、富平、三原和甘肃省的正宁等地驮运粮、煤、瓷器等赚点钱。我的那些伯、叔母也都能织会纺、勤俭持家的劳动妇女。 　　我们叔伯兄弟小时也是四人，一个比一个大一岁，从小就经常跟着大人或单独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家务，如从井里绞水、割草、喂牲畜、锄地是常事，到了严冬季节寒风凛冽，还常穿着空心棉袄、棉裤去大路和野外拾粪，或上山坡打些烧炕的柴禾，基本上没有闲暇玩耍，就连盛夏酷暑季节到河里洗洗身子，凉快一下，往往也挨二伯父的训斥。那时，我们全家连姊妹共有二十多口人，平均每人有六亩旱地(是全县人口的平均数)和够用的耕畜、农具。总的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随着家庭人口逐渐增加，居住拥挤，便设法另盖了一院房子，才勉强够住。村里及邻村人们一度把我家看成是殷实之家，而实际是户大家虚。经常在兵荒马乱与官府要粮、要款、要税的催逼下过日子。 　　我三岁左右，母亲就去世了。在父亲特别是伯、叔母们的照顾下，自幼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有时父亲带我到离本村四、五里路的雷家堡我外祖母家去过年。那时外祖母已七十多岁高龄，独居一人。虽有一叔伯舅过继给她，但不在一起生活。她老人家对我非常喜爱，常把做得好吃的东西拿来给我，总担心我这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受到什么委屈或被野兽伤害。我一去她家，她就留我多住些日子，不愿让我回去，我也常帮她抬水，照看家门边的庄稼，跟着伯、叔舅和婊兄们到山坡里为她打烧柴，直到她去世后，我才不去了。这时，我也长大，到耀县县城上了高小。 　　当时，我家伯、叔兄弟好几个，在那时的家庭和社会条件下，他们一般只读了几年小学，便辍学农务了。只有我，既上了高小，以后又进了中学。这除因我没有了母亲和比别的兄弟读书成绩好些外，主要还是父辈们受旧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寄予很大希望家里能有个读书人。这样，既可以荣光耀祖，给家里“撑门面”，又可不受别人的欺侮。记得二伯母常给我们兄弟剃头，每剃一次，头上总会有一两处破伤，疼得直缩脖子，而她看到我头上长着两个旋，很喜欢，常对我说：“双旋滚过鸡蛋，长大做个州县。”因此，家里花费了很大力气来供我上学，我自己也尽量刻苦学习，省吃俭用，勉强在中学毕了业，总算没有辜负家人对我的期望。此后，随着家庭人口不断增加，几位叔、伯父相继去世，家里负担加重，而我们几个兄弟也能独立劳动了，于是也就逐渐分家了。 　　这就是我幼年时，我的家庭所给我的教育和留下的难忘印象。 　　二 　　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能耳闻目睹当地老百姓深受封建地主、军阀、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压迫和蹂躏，十室九空，终年过着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生活。 　　那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地方上大、小军阀很多，经常听到或看到的有刘镇华、郭坚、田逸民、井岳秀、冯子明、曹俊甫、高进娃、李虎臣、芦占魁、胡老三等人。他们招兵买马，购买枪枝、弹药，争夺地盘，发展个人独霸一方的势力。随时随地征定粮饷，到处拉夫拉差，强占民房、学校，打骂百姓，为非作歹，我小时就曾几次跟随家里的牲畜支差到数十里以外的地方。老百姓经常提心吊胆，慌慌不安。许多人一听说“粮子”(指吃粮当兵的)来了，或者看见大路上过“粮子”，便急忙挟上包袱，携儿带女，赶着牲口，跑到亲戚家或较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等那些队伍过完或驻定后，觉得没有多大的危险了，才敢回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芦占魁的队伍，从绥远开来耀县一带，他们都是骑兵，有些当官的一人有两匹马。人人头上留着长辫子，老百姓称他们是“长帽根”军队，全是些乌合之众。他们强占民房、商号、学校，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这时我仅有七、八岁，跟随家里几个大人逃到别村亲戚家避难。家里只留两三个大人看家。有一天我父亲曾被他们剥去上身的衣服，吊在房梁上，用点燃的一束香火头在脊背上烫，逼要钱、财，父亲痛得实难忍受，无奈只好说出了暗藏在一个地方妇女们仅有的一点点。走亲戚时穿戴的衣服和首饰，这才罢休。当时的土匪也很多，往往是兵匪不分或明兵暗匪，他们乘机拦路打劫，抢夺民财，常常搞得路断人稀。有许多农民在赶牲畜出外驮运东西时，往往被他们连东西带牲畜一起抢走，空手而归，哭笑不得。此种遭迂我家就有过两次。 　　由于军阀混战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加在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非常沉重，各种捐、税、粮、款多如牛毛，随时可看到官府的差役拿着鞭杆和绳子，在乡保人员的带领、协助下，逐村逐户地催粮要款，如有交不出的，便遭到他们的殴打、捆绑，逼得人藏、鸡飞、狗跳墙。豪绅地主的高租，高利贷剥削也很残酷，凡借了他钱、粮的，一般都是驴打滚的利息。他们多是逢收割季节或年关要账，这时穷人就愁上愁。一些还不起租、债的贫苦农民，只好四处求借，春季借一斗，秋后还一斗半，真可谓是：“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灾荒之年，更是苦不堪言，缺吃少衣，接借无门，只好以糠*(左米右夫)、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既白粘土)充饥。象我们那样较好的家庭也不例外。好些人家走投无路，被迫流落他乡，沿门乞讨，以致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时的洋人(指外国列强、帝国主义)，趁我国政治腐败，国弱民穷，军阀混战的机会，不断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侵略，企图瓜分我国大好河山。我小时就看到洋人在本县传教；他们为掠夺延长石油，强制在沿途老百姓耕地里栽电线杆，引起群众的不满。 　　记得1921年我上初小四年级时，一次老师派我去县城第一高小取宣传品，在街上看见高小的教员、学生们正在游行、演讲、贴标语、散传单。一所天主教堂的门前插着一面旗子醒目地写着：“救我祖国，同胞一心、亡国条件，死不承认”。由此我才知道这是英、美、日、德等国在“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共管主张。我上高小以后，又从教史、地老师的讲课中，得知以往外国人杀我同胞，侵占我土地，逼我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同时还听到一些在上海、北京、西安上大学的学生回来说，北京东交民巷是外国的租界地，巡捕常不准中国人通行，上海黄浦滩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以及洋人如何用炮舰在上海吴淞口、武汉等地威胁我国等等。 　　耳濡目染社会的黑暗现象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满和仇恨则油然而生。因当时年幼，仅知道要救国救民，而不懂得如何去作。尽管在国共合作的1925年，我从高小毕业时，本县已经有了“三民主义”军官学校，也曾和同学们一起列队参加了在本县城隍庙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还听了国民军杨虎城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仍不知道怎样救国救民。 　　三 　　1925年夏，我高小毕业后，和一位同学去西安考中学。乡下人初次到西安省城，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觉得处处都很新鲜。给我的首先一个印象就是西安巍巍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箭楼，还有那一辆辆马拉轿车在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奔跑和发出一连串震耳的咯啷啷响声。     　　我俩住在红府街耀县会馆里。除准备考学外，还抽时间游览了城内一些比较繁华的街道和名胜古迹。看了南院门、城隍庙，东、西大街两旁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店和摊贩；众多的穿着各色各样服装的人们(也有外国人)在街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城南耸立的大、小雁塔，城中心雄伟的钟鼓楼和城内镌刻着历代名人字迹的碑林；以及一幢幢洋房、学校、公园，使我目不暇接。尽管那时的西安还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东大街还是土路，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却大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社会知识。对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产生了爱慕感。从而也增强了热爱祖国的观念。 　　当时在考学校上，似乎没费多大劲，便考取了西安民立中学。该校位于西安东关，是陕西所谓的“六君子”(刘养伯、苏敏生、王敏功、孙仁至、渊龙文、于君唐)主办的，在西安教育界颇有点名气，就学的学生很多。而在办学的思想方面是比较守旧的，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不象有些省立学校先进，可以闹学潮。这时西安处于学生驱吴(吴新田)运动后数月，各校都平平静静，我是带着好好读书的想法考进这所学校的。到校后所读的书，上的课，都是按学校规定的内容，老师讲什么，就学什么。我也未能意识到找些课外的进步书籍去看，接受革命思想。就这样在学校渡过了一个多学期。 　　1926年4月间，西安发生了战争。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去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由河南经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之际，在陕西的国民革命军二、三军李虎臣、杨虎城在陕西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联合起来据守西安，被人们誉之为“二虎守长安”。在二虎守军奋力抵抗和城内各界人民的帮助下，坚守了八个月之久。在这次围城中饿死了好几万人。直到十一月，在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国民联军，经甘肃、宁夏开抵陕西后，才解了西安之围。 　　四 　　当刘镇华军队围城之初，我正在民立中学就学，西安当局为防止久围后城内吃粮等发生困难，动员各学校家住外地的学生和一部分市民向外疏散。于是，我和本县的一位同学，在一天上午开城放人时，不顾生命危险，冒着炮火。出了北城门，急速向三原方向奔去，一路上汗水涔涔，也顾不上擦。到离城四十里的草滩镇渡过于渭河，才松了一口气。到了泾河边时，遇到驻扎耀县、三原的杨虎城部队正向西安开拔。他们穿的灰军装，戴的镶有红圈的大沿帽。其中一部分部队在泾河北岸休息等船渡河。我当时看到一位支差的农民手里拿着旱烟袋，走近一个正在抽纸烟的士兵面前说：“老总，对个火?”可那个士兵一听对火，怒气冲冲，扬手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嘴里还骂：“他妈的，对什么火!?”那位农民被打得鼻口出血，不知为何挨打。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旧军队中有许多官兵唯恐在火线上丧命，一听说“对火”认为不吉利，所以火冒三丈。我所遇见的这些情形，对我这个有点爱国心的青年人震动很大，使我对北洋军阀非常愤恨，对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十分同情。 　　我回到家不多时，本县有个叫刘峨山的，曾在三原师范读书，由于受民主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于是年秋，被派在耀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和一部分进步青年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和军阀官僚的斗争。我从内心里拥护，认为这一行动是符合农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从而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曾在县立第一高小同部分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一起开了会，又到了乡村向农民进行抗粮、抗款和反对军阀的宣传鼓动，唤起农民群众的工作。曾在一次东区召开的农民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心情格外激动，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之后，还和我村的许多农民一起前往官府设在本村大路上的税卡，这时收税的人员已经不见了，遂砸了税卡，撕了税旗，大家称快。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民群众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