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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党组织与进行游击战争

张邦英

耀县地处陕西渭河以北、桥山山脉的南端，是八百里秦川与陕北接壤的一个地方，是通往陕北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有这样的说法：“进可以取泾原，退可以入北山”。过去，耀县南门外专门修有牌楼，上面赫然写了四个大字“北山锁钥”，显示了这个地区的特征。这里的老百姓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另外不少的农民喂养大牲畜，有骡子、驴，利用农闲给商人驮脚或贩卖粮食、煤炭、瓷器，以补充生活的不足。那时，老百姓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和反动军阀的战争浩劫下，兵荒马乱，市景萧条，民不聊生，生活实在困难。尤其北部山区的老百姓，很多都是佃农，他们在豪绅地主的高租、高利贷残酷剥削和土匪经常的骚扰下，更是苦不堪言。广大的农民群众对豪绅、地主、官府、军阀十分痛恨。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在南方胜利进行了，革命声势震动很大，在陕西就发生了杨虎城、李虎臣的部队，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围攻西安的战争，叫二虎守长安。战争是在1926年3月开始，进行了8个月，到10月或11月间，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的帮助下，解了西安的围，这一战争的胜利，不仅打击了直系军伐吴佩孚的南伐北攻的计划，配合支持了国民革命军以后的大举北伐，对陕西共产党的发展和许多地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年秋，耀县有个刘峨山，他原来是在三原师范读书，思想比较进步，很可能那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的身份一下说不清楚。在本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一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步青年进行抗粮、抗税、抗款、反对军伐战争的斗争。这时，我已十六岁，刚上了西安民立中学，还不到一年，因为刘镇华开始围攻西安，西安当局就动员许多人，特别是没有家的人、学生，离开西安城向外疏散，减轻城市的负担。于是我和在校的一位同乡冒着前线炮火的危险，经过三原就回到耀县。 　　回到耀县不多时，我就积极参加了耀县的农民斗争活动，并参加了在耀县第一高小礼堂召开的农民代表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加的会议。会后，到农村进行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税的斗争。在孝义坊雷家堡召集的东区农民群众大会上，我第一次登台给农民讲演。大会后，我们和参加会的我村的人回到泥阳堡，同愤怒的农民一起将设在我村边官路上的税卡砸啦，税旗也扯了，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从此耀县有了农协和国民党县党部。以后，在本县教育界等许多人员中逐渐形成新旧两种力量：一种是年轻的，有进步思想的；一种是年老的，有封建落后思想的人。进步的和落后之间，进行明争暗斗。 　　1927年初，正当第一次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西安革命浪潮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这时我继续去西安民立中学读书，由共产党民中支部书记张汝慎(二八年参加渭华暴动牺牲了)，先后介绍我和本县的曹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那个时候是国共合作么)，名曰在民中作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实则是为了掩护进行团的工作。1927年暑假我在党、团组织动员下，住了中山学院署期军事政治训练班。这个学校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校长刘含初。那时，曹雯回了家没有去住。同年秋，我和曹雯在白色恐怖下一同转入了共产党。一天的晚上在东关女子尊德中学的一个教室里和其他附近中学的十多个同志，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进行了宣誓。这年冬季，我担任了民中支部书记，曹雯也在这个学校担任过团的支部书记，一起搞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的文化教育，参加讲演、游行、散传单、贴标语、挂红旗的活动和斗争。渭华暴动期间，我们民中的支部改为特支，我又任特支书记，担任东路秘密交通，给渭华党组织转送文件。我曾以学生的身份用了将近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给临潼县一个学校交通点送过一次文件，几乎出了问题。     　　1928年冬，我在民立中学毕业。这时，正是陕西省委、西安市委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时候。组织上把我和曹雯二人用写密信的办法(用药水写在一本老书空白处)，介绍到参加过渭华暴动在耀县西街一个面房帮助他亲戚踏箩的一个同志那里(他是渭南人，叫冯鸿儒，这人现在还活着)，我们三人就形成一个党小组。翌年我在一高当教员，曹雯在南街女小当教员，分别在青年群众中进行一般的宣传活动。我担任教学中有三民主义一课，常利用向学生讲三民主义，说些革命的道理，传播一些共产主义的思想，曾引起一些反映。有个教员叫李鸿文，过去在泥阳堡当过我的初小教师，特别关照我，有一次对我讲：“邦英，你要注意，在教课时不要出圈子，以免引起麻烦!”我当时经常接触的除曹雯外，多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和小学教师，有杨再泉、安仁、任浪花、张仲良、刘纪峨，还有刘景山等人，同他们谈论一些当时社会的黑暗真象和青年的出路等问题。就这样，过了8、9个月。 　　1929年年秋、冬之间，冯鸿儒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辞而别，使我们失去了党的联系。当时，感到失去了精神依托，苦闷异常；为等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心急如焚、立坐不安。一直等到1930年初春，还不见上级来人，我就下决心出去找关系。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一部分同志转入农村，一部分同志转到国民党的部队，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于是我就毅然放弃了教学，丢下自己的书籍、行李，未给学校打召呼，仅给曹雯说了一下，就到陕西讨逆军中去找部下的刘峨山，看他是否同党内某些人有关系。这时冯玉祥已经背叛国民革命，跟蒋介石勾搭起来。陕西一部分地方势力组织讨逆军(即讨冯军)，有一定进步作用，负责人是甄寿山、杨万青。当我到了所属驻防三原部队的时候，听说刘峨山已阵亡，还有和他在一起的雷天一在该部当营长，我过去对他也比较熟悉，只好在雷营作客。不多时这一部队开到凤翔，营部驻扎在凤翔师范学校，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穿便衣的人，从一个教员的房子里出来，这人似乎在西安学生联合会作过工作，其穿着、神态很像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人。于是我马上走进他出来的房子，经观察、翻文件，确认他是我党地下人员，遂经过他联系找上了组织关系，真是高兴极了。随后党组织决定，让我留在部队里作党的营委书记，进行兵运工作。并告诉我，他叫周志学，在部队当学兵队的队长，并告诉我联系的信号、办法。这个同志后来就在这个部队到甘肃拉兵变时牺牲了。 　　从此我就在军队中搞兵运工作了，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营书记官。积极进行交朋结友，建立发展党的组织，联络人员，准备随时举行兵变。1931年春，部队转到甘肃驻固原、镇原时，先后介绍了杨再泉、张仲良加入共产党。张仲良当时在该营一个连当文书上士，杨再泉当时是另一连的司务长。不久，大概到1931年夏，该部被杨虎城收编，从甘肃经过彬县到了泾阳，张仲良同志要求回家，他对这部队也不满意，我说：“好!”你先回去一下”。他在回去时经三原武字区和王屈贤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回去后和在县的杨再泉(先走的)、曹雯、刘林圃取得联系，由他先介绍了陈学鼎入党，后由刘林圃介绍了宋子歧。首先建立了阿姑社支部，以后在野狐坡、城内等建立组织。成立了特支，仲良任特支书记。 　　1932年春，正值民国18年大旱之后，这年也是大旱，苛捐杂税也很重。当时在上级党号召下有12、3个县，发动农民进行反抗斗争。耀县在仲良和唐天杰等同志的领导下，用农民传羽毛信的旧习惯等办法集合了几千人，进行了一次反苛捐杂税的围城“交农”斗争，烧了县城的西城门。在这次斗争中，仲良同志以共产党嫌疑被唐子封反动军官关押两个多月，没有搜出什么证据，后在陈学鼎、赵连壁等人活动下举保释放。 　　我当时仍在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联络了两个多排力量，约70多个人，准备进行兵变。其中有个李森当排长，咸阳人，大革命时在本县作过党的负责人，以后到了十七路军改名梁励生。解放战争时期，该部起义时他起了一定作用。曾两次向组织申请兵变，到当时在陕甘边一带活动的刘志丹、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中去，而组织上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这时我就要求自己去刘、谢部队里工作，不久，得到批准。我便于1932年6月间离开杨部，从甘肃天水回到耀县，见了张仲良同志，得知耀县党的工作情况。我即去三原县北城职业学校找了渭北特委，还和习仲勋(那时大概做团的工作)接了头。随后仲良和我一同去三原武字区长坳下地窑，参加了一次渭北特委关于发展革命武装等问题的会议，那时已经用短枪进行放哨了。约于同年8月间，在泥阳堡成立了耀县县委，仲良任书记，我当时主要协同县委一起工作，没有担任具体职务。 　　1932年秋9月，我们原来所在的杨虎城下属马青宛部发生内哄，当时雷天一所依靠的那部分势力失败，他就乘机带了七、八个人和枪及家眷，潜回他家小王咀村。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想利用过去的关系，把他那几枝枪搞来，组织游击队。于一天的傍晚去到他家，不料还未来的及开口谈，就被驻小坵镇杨虎城的一个连的部队包围，并打伤了一个人，遂把我们一起押到小坵镇。由于当时刘志丹、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曾到三原心武地区活动，因此他们便怀疑我是共产党，进行活动，审问了好几次。我当时有点害怕，怕的倒不是别的，主要是怕他们去抄我的家，一旦抄出家中存放的党内许多文件，那就糟了，幸亏他们没有这样做，自然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把我关押了三天两夜，就放了。结果枪也没搞到，反而被关押受审一顿，身上穿得衣服、鞋也被他们换成破的，很狼狈。路上先到仲良家里，他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了，随后说了当时情况，他就连忙给我拿饭吃，当我回到家中时，家中存放的党内文件和我过去积累的一些进步性文稿，却被我父亲烧毁了。遂将雷天一解到西安，不久，被任命为耀县民团团总。  　　这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组织上考虑仲良曾被捕过，不便继续在县里工作，他自己也觉得待下去有危险，决定我任县委书记，原拟调他到渭北特委做巡视工作，不知道以后怎样去西安凿井队。1932年冬我任县委书记后，以在孝义坊二高当教员作掩护，继续发展阿姑社、王益、西原、野狐坡、孙原、城内等党的组织。先后介绍我村、刘家那的张福生、张考娃、冯瑞秃、刘安、刘行安、张学生等入了党，建立了泥阳堡、刘家那的党的支部。1932年春，曾和耀县县委其他同志组织领导了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和帮助农民向地主借粮、借钱度春荒的斗争。同时，领导西原、野狐坡、南三保、阿姑社以北的许多农民，组织起来，拿起土枪、大刀、长矛、折腰子等武器，夜间到地主家里进行分粮斗争。为了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曾托陈云山用我家里卖了牲口的三、四十元大洋去买枪。他是耀县西原人，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抽大烟，结果枪没买来，人也不见，钱也没了。这时，我就亲自找到阿姑社和我相好的同学左国章，给他许了好些愿，从他手里搞了一支捷克制造的手枪，暗里交给野狐坡等党的组织，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不多时，这支枪被雷天一民团发现收缴，并捉捕了好几个人。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吃了一惊，怕他们进行追查，好在很快就发生了王泰吉耀县起义，我们搞起了耀县游击队，在同雷天一民团一次作战中，又将此枪夺回。这也是敌我斗争中一件有趣的事。 　　上级为了了解我们武装分粮斗争的情况，渭北特委派了冯西玉同志来耀县巡视工作。一天夜里他跟西原野狐坡等地的农民群众一起去参加分粮斗争，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还没分粮哩就被民团冲散了，半夜返回我家时，不慎掉到河里，衣服也浸湿了，过了一天后才把他送走了。这期间，我们还做了掩护上边同志的工作。如1932年秋冬之间，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赤色根据地临时工作的程建文、周凤鸣(女)、于世庄(女)，因为敌人搜剿，由汪锋(中心县委书记)带来耀县，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学生打扮，在当时的环境下，很不好安置，经我再三考虑，把他们三人安排到城外刘家河刘景山家里(他是我的同学，上海大学毕业，曾在西安师范教书，同情共产党)。安全地住了一个多礼拜送走了。记得汪锋一人当天走时，我将自己用五块多大洋刚买的一双皮鞋卖了，给他作了路费。 　　1932年底，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二团消灭了耀县照金周围地区的民团敌军，搞起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建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名曰照金苏区。并相继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特委、革命委员会，后方设在土儿梁，后移到当时只有一、两户人家的薛家寨。这里山高沟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四周梢林甚多、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加之敌军、民团常去“围剿”，所需物品等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县党组织经常和照金根据地发生联系，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困难问题。我的村和家里，可以说成了那里的秘密交通站、情报站、购物站。党员张福生在村边大路旁开的一个骡马小店，成了联络点，往来照金和西安的一些同志，常在这里和我家歇宿。当时照金根据地的修械所(主要修枪、翻装子弹、造炸弹等)的工人，以后曾作过西北工委书记的惠子俊，大家都叫他惠氏和现任旅大警备区政委的桂生芳，来去西安与照金之间，就是在这里住的。还专门指定刘安同志，搞了一副筐担，昼伏夜出，经常为照金根据地购送油印机、油墨、蜡纸和其它纸张、医药、火药以及传递情报等，听说后来被敌人发觉，将他捉去杀害了。此外，还送去那里急需的长于雕刻印章、缮写油印、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卫生厅长的杨再泉和忠实可靠、作占勇敢曾任刘志丹同志通讯员、团长的张富存以及刘崖等一部分农民战士。 　　1933年7月21日，驻防耀县的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在耀县举行起义。起义时，耀县党积极的配合了这一行动，并搞起了一支革命的武装——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的具体做工作是省委派来的杨声(刘映胜)作的。起义中间，高岗也到耀县，住在南雷家王泰吉部队政治部。起义前二、三十天，省委杜衡(以后叛变)曾来到耀县，在曹雯家里召开了县委的秘密会议。着重讲了王泰吉要进行起义和为什么要起义的原因，要我们县党组织进行配合，作好准备。起义开始的那天，杜衡和杨声一起又在曹雯家里又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时张仲良也被从西安派回，参加这次会的有杜衡、杨声、仲良、曹雯、宋子歧和我。会上对起义中要做的具体工作作了研究布置。县委在起义中做了许多配合起义部队的工作，组织了事先已准备好的一部分市民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协同起义部队人员，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指定当时在税务局收税的任浪花(又名任天贤)参加肃反，捉拿城内隐藏的反动豪绅以立功赎罪。随即参加了起义部队，以后曾当过红军一个师的参谋长。接着县委又发动农民和市民群众参加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枪毙了曾杀害许多革命群众的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最大的雷、段两家地主的财产和官商堆积的粮食，群众非常高兴。 　　起义一开始，我们就和仲良、学鼎、曹雯等一方面发动组织阿姑社等村的党员群众成立耀县游击队；另一方面利用同北区民团团长赵连壁的同学关系，和他暗中商量，以其当时有病、需要人代替为理由，将他的四十来个人的民团，委托给我党陈学鼎来指挥，还写了个手续，为了把这部分民团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一天，我们便把游击队员和民团武装调到方巷口，以训话的名义集合起来，民团站在前排，游击队站在后排，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就把民团的枪夺过来了，当时我也在场，还讲了几句话，随手打死了该团反动副团长朱瑞轩，吸收了其中大部分比较好的为游击队员，从而使这支武装就掌握在革命人民手里。   　　这支武装一建立后，首先捉拿和处死了事前由陈国栋带起义部队一排人去捉未成的阿姑社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楚兄弟三人，把他家的粮食、财产等分给了群众，并召开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众烧毁了他家的土地和债务的契约好几匣子，群众莫不称快。接着，游击队由孙家原党支部书记蔡凤凯引路，到本村捉了一个作恶多端、企图破坏我党地下支部的兵痞、流氓张廉明，结果了他的性命，为群众除了一害。耀县游击队的这支武装，除了收缴北区民团的枪三十多支外，从王泰吉那里搞来俄国造毛瑟枪十九支，我又利用雷天一部下一个军需人员的关系，搞来存放在仓库的七九步枪十来支，子弹四、五箱，共计长短枪六十多支，八、九十人，两匹马。 　　王泰吉起义后的第七天，主动向三原进发。我们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于当天将游击队和县委几个负责同志在城北十多里的白家庄集结起来，发动群众，分了一家地主周老四的粮食。前边的两匹马中有一匹马还是从这个村子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拉来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我任党代表、政治指导员。下分三个中队，陈国栋任第一中队队长，安仁任第二中队队长，张治怀任第三中队队长。经过这段紧张工作和斗争后，又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出发了，向东北方向前进，经过墓坳、道东、高山槐附近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部队会合。一两天后王泰吉的义勇军也到了照金根据地。一起打了后沟寨子，消灭了张彦宁的民团，接着又和前来进剿之敌孙苍狼(孙友仁)特务团打了一仗。再过了十来天，大概是10月10日左右，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受敌人“围剿”，从武字区也到了照金根据地，这几支部队都会合在一起了。当时秦午山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团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周冬至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妙斋是游击队总指挥，张秀山是政委。耀县游击队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为了统一部队的领导，打击消灭敌人，8月l4日陈家坡会议决定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下属黄子祥、杨森的红四团；王泰吉的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为主力部队。 　　接着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与以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刘志丹等同志的指挥下，英勇奋斗，同其它部队一起打了高山槐、让牛村、庙湾、柳林雷天一、夏老幺等民团，转战陕甘边、陕北许多地区，打了许多仗，消灭了很多敌人，很快地壮大起来，成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当耀县第三支队和义勇军及一部分少先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时，耀县的指占员占了半数以上，有“耀半团”之称。在发展陕甘革命武装，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耀县起义，是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耀县党的几位负责人都忙于起义中的许多工作和搞革命武装，撤走时也比较仓促，对于全县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没有作出安排，到了照金不多时，由于同我们一起去的曹雯当时在游击队作经济员，身体不好，早已染了旧社会一点大烟毛毛瘾，在部队是不允许的，于是叫他回家继续在当地做地下工作，他一回去就被雷天一民团关押起来，回想这个问题，我有责任，当时是我给他谈的。不应该叫他回去，因为他在起义当中已经暴露了，回去很易发生问题，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个人不错，以前对党做了好些工作。听说现在瘫痪了，可以在生活上适当加以帮助。为使耀县党的组织继续发挥作用，陕甘边特委于8月间，又派仲良以特派员的名义和宋子歧一起回耀县白区，进行了三、四个月工作，活动困难，仲良又回部队，和我们一起行动了一个时候，以后到了三路游击队。耀县党的工作由宋子歧负责，1935年他到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适逢陕北进行错误肃反不幸被杀害了。以后耀县党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自产生了耀县游击队，并成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到耀县以至铜川许多地方活动，相机打击消灭敌人，进行物资人员补充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很大地支持、拥护。参加红军游击队的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同志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民团抄了家，捕押了家里人，我父亲就是被县政府捉去，在监狱里关押了很长时间，无耐我的继母只好免强住在城内一个亲戚的家里为他做饭送饭，心身受了很大的创伤。以后因多次受惊神经失常，跳井而死的。 　　现在耀县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你们和许多青年人，不要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牺牲的同志，要继承他们以往的革命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奋半，努力工作，把现在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搞上去，使耀县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事在人为，耀县的条件也不错，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取得重大成果。 　　*本文根据1983年耀县县委何云鸿、郭志文、柳育良同志，走访张邦英同志时的谈话录音整理，后经张邦英同志重新作了修改审定。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