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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起义与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

张邦英

1933年7月21日，驻扎陕西西安北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近千人，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和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举行了起义。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对于恢复和发展红二十六军，促进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立，曾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义经过和作用 　　王泰吉耀县起义不是偶然的。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学习，立志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麟游起义和渭华暴动，曾一度被国民党关入南京“中央监狱”，出狱后到杨虎城部任副旅长等职，1931年担任了骑兵团团长。一个时期内，他虽然与党失去联系，但是革命意志没有消蚀，仍寻找时机，待机而动。1933年上半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其他根据地的斗争也取得了许多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在王泰吉骑兵团驻防区内的红二十六军、游击队的活动和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正值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后，继续南侵，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在我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冒(共产党员)将军在日寇攻陷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王泰吉起义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加之，王泰吉对国民党统治和所在部队的现状不满，又受到他周围的谭国帆等革命同志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便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率部起义，打开西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局面。经过他的老朋友共产党员何寓楚及李赋言、余海丰同志的帮助，王泰吉于1933年6月间，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了联系，并对起义作了秘密部署，当时在王部当班长的泰吉的侄儿，共产党员王振民(以后改名王英)，在起义前后也从中进行了疏通与党的三原中心县委联系和联络一部分士兵的活动。起义经过两个来月的准备，终于7月21日，以号音为令，宣告举行。 　　对于这次起义，省委很重视，除派扬声为代表到王泰吉部任政治部主任进行具体指导和派龚洪春等同志帮助工作外，省委书记杜衡(以后叛变)曾于起义前和起义当天两次来到耀县，这时我任耀县县委书记并召开县委会议，对如何配合王部起义作了传达、布置。起义开始后，王泰吉部队迅速收缴了县城内雷天一民团和胡景铨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许多在押犯人，树起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并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同时，他们在耀县党组织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奸商屯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进行了肃清反动分子的工作，逮捕了高干臣等一部分反动豪绅、地主，没收、分配了他们的许多财产；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伪南区区长张恒义，人心为之大快。 　　在这次起义中，耀县县委在上级指导下，始终把建立革命武装，配合王泰吉起义，作为重要任务。起义的当天，张仲良同志也从西安派回。我们一起在县委会上进行了分工，一面发动党员、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一面利用社会关系，将北区赵连璧民团的约四十多人争取过来，并作了必要的整顿，打死反动团副朱瑞宣。另外，又从王泰吉那里搞来十九支毛瑟枪，从雷天一的军需手里弄来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和几箱子弹，组成一支约有一百人、六七十支枪的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这支武装一成立，即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在孙家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破坏该村我党组织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分了白家庄财主周老四的粮食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起义几天后，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其他杨虎城部队响应，王泰吉部队主动撤离耀县，向三原方向行动，在途径三原心、武革命根据地时，受到了当地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使起义官兵很受鼓动舞。但是，这支部队在起义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部队中党的力量过于薄弱，全团仅有党员一、二人，起义时虽派去几位同志，但一时发挥不了核心骨干作用。起义的准备时间较短，政治思想工作很差，许多官兵对抗日义举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胜利信心。部队军纪松弛，兵心涣散，有相当多的官兵借起义之机发了洋财，不愿打仗。领导用人不当，轻信坏人，起义前未对本部不可靠人员作适当处理；起义中将耀县正在卸职的伪县长、委任为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收缴了雷天一民团的枪，可是他当时见了泰吉同志假装他也要参加抗日，并说我过去在他以前的部队中工作时就向他谈过打红旗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一起打红旗的时候了，便信以为真，不仅将收缴的枪支全部退回，还任命他为第一支队队长，派着去打耀县、三原边界的王茂臣反动民团，然而他一开出城就驻扎西原稠桑，按兵不动，暗中与西安当局勾结，起了瓦解起义部队的作用。指挥上对敌估计不足，采取了向敌人统治中心三原一带行动的错误方针，加之对前来进剿之敌也没搞清，当部队进抵桥头镇辘轳把时，被杨虎城部孙沧浪特务团一打即溃，退到耀县小坵后，又遭敌进击，整个部队或歼、或降、或逃，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只剩下一百多人。 　　在王泰吉义勇军退到照金根据地的前一、二天，陈学鼎、张仲良(任耀县游击队正、副队长)和我(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政治指导员)所带的耀县游击队，经过若干天的斗争，先进入照金根据地，遂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挥下，于高山槐打退了前来进攻的雷天一民团，毙伤其一部；接着，与义勇军、当地游击队一起，打了照金后沟寨子，消灭了张彦宁民团，收缴了全部枪支；收缴了全部枪支；次日，又配合同前来进剿的孙沧浪军队打了一仗。经过这一仗，义勇军又受到一些损失，连同遣散走的人员，尚余不足百人。不多天，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由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从心、武区也到达照金根据地。三支部队与当地革命武装汇合一起，共有四、五百人，三百多支枪，使照金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离开后(于1933年5月，去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在终南山失败)的困难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王泰吉起义总的看是失败了，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所剩不多，但是起义本身却是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对扩大抗日影响，发展革命武装，增加红军力量，改变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的局面，鼓舞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打击。以后，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部队不断吸收新的成份，成为红二十六军恢复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陈家坡会议与部队统一指挥 　　上述几支部队汇集照金根据地后，由于当地山高林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当时我们耀县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分别住在薛家寨下边黑田峪的岩洞和附近山村，吃的多是群众只磨不筛的麸子面饼和包谷渣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人饭后胃里发烧、拉肚子，有些战士说怪话。虽然部队在当地党政和游击队的帮助下，从周围其地方搞来一些粮食，及时解决了这一困难，但当时遇到的更重要问题，还是对这支部队怎样领导，以后如何行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对此，陕甘边特委和部队的领导同志，于8月14日，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从省委前来担任义勇军政委的高岗和特委书记秦武山，团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以及红四团的杨森、黄子祥、王伯栋，耀县三支队的我和陈学鼎等同志。这次会上曾发生了很大争论，焦点是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集中行动，可以使部队形成一拳头和一支坚强的力量，提高士气，相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分散行动，就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当时情况下，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消灭的危险。以黄子祥为代表的极少数同志认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困难很多，行动不便，主张各回各地，把他们的部队带回渭北地区去。这种意见遭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经过一个下午又一晚上的讨论，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将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第三支队组成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解决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 　　总指挥部成立后，先于8月27日在让牛村打击消灭了雷天一民团一部，随后又打了庙湾和柳林镇等地，消灭了夏玉山的部分民团。经过这几次战斗，使周围敌人不敢对我照金革命根据地轻举妄动，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作战胜利的信心。接着，部队向西行动，并在七介石附近，与强世清所带的陕北安定游击队汇合。9月25日中午，当部队进至彬县的底庙时，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的民团，仓促出动六七十人前来打我，被我骑步兵合击，迅速歼灭。随即，部队乘势智取张洪镇。当时挑选了十多名机警的战士，换上民团服装，暗携短枪，并从被俘人员中找了一个曾对红军有一定认识、交过枪的班长宋飞(以后参加了红军、作了领导干部)，一起装成民团，沿大路向张洪镇进发，大部队利用秋庄稼作隐蔽，随后紧跟，说好到城下时，由宋飞答话，以其团队被红军缴械放回为由，在敌一时分辩不清的情况下，开城而进。整个部队经过三十多里的急行军，并越过一条深沟，于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城下。敌人果然上当，以为是他们的人回来了，才知乃红军战士，迅速缴了城门卫兵和城内一部分敌人的枪。此时，民团团总和他的小老婆还在炕上抽大烟，直到见我们的人冲进他们的房间，才恍然大悟，连忙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一起同冲进来的我军班长芮四扭打起来，被跟进来的王安民同志当场击毙。部队随即控制了全城。这次战斗共缴枪八、九十支，并释放了全部在押犯人。没收了伪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许多布匹、粮食和钱财，镇压了伪县党部书记和几个群众最愤恨的反动豪绅，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次日，部队冒雨返加照金。 　　部队回到照金时，适逢阴历8月15，正好这天刘志丹和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等同志也于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后返回。大家相见，十分高兴，一起过了一个胜利而又欢快的中秋节。志丹同志回来后，遂被任命为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同他一起南下的杨琪、吴岱峰、高锦纯、牛刚、黄罗斌、刘约山、魏武、王兆祥、康健民、王有福、芮四、赵清法、苏世杰(小名七仔)等二十多位同志，先前已陆续回来，多数又到部队工作，使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得到了加强。一、二天后，部队经宜君西部向甘肃行动，于10月18日奔袭了合水县城。事前，部队曾在合水城东四十里的黑木原停留了一天，准备云梯等登城工具，同时封锁消息，侦察地形、敌情。18日晚，趁天黑人静，部队悄悄地向合水县城急进，鸡叫前到达城下。由已组织好的三个突击队，从城东面的南北两角登城。北面的突击队首先登上城头，收缴了几名守敌的枪接着南面的突击队也占领了南城头，随即，主攻连紧跟上去，迅速攻占东城楼，歼灭了许多敌人，打开城门，使大部队顺利进城，继续扩大战果。这次战斗除少数敌军和一些伪政府官员，从西城门仓惶逃跑外，共消灭赵文智部下一个连和部分民团，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天色已明。我军一面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犯人，营救革命同志，一面向市民进行宣传，扩大红军的影响。同时，没收了伪政府和杜老爷等几家豪绅、地主的许多财物、大洋，逮走了伪税务局长和十几个钱多势大的土豪。部队于当天日暮时撤出，向宁县塔儿原转移。 　　在我主力部队北上攻打合水之前，由于我军连续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打下旬邑县城张洪镇，对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势力震动很大。蒋介石曾电令邵力子、杨虎城迅速肃清照金薛家寨“残匪”。于是，杨虎城趁我主力部队攻打合水之机，调集孙沧浪特务团和耀县、宜君，淳化等几县民团两、三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在敌人连续5、6天进攻、炮轰的情况下，我党政领导机关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和张秀山、吴岱峰(当时担任游击队指挥)所带的防守部队，先后撤离薛家寨，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附近淳、旬边界继续坚持斗争。接着，甘肃伪政府调杨子恒部配合陕西驻洛川的冯钦哉部和驻延安的井岳秀部，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这时，我军已打完合水，在由宁县向庆阳一带行动中，继续消灭了三十里铺、城壕川的民团。10月29日，部队在毛家沟门，对尾追我军的甘肃警一旅赵文治团进行了反击。当天，该团约千人，从三面向我扑来。敌人步步紧逼，我军在泰吉、志丹指挥下，且战且退，待退到村后的山上时，又发现庆阳五属谭世麟民团近百名骑兵，已集结在我后侧的北梁上，相机而动。在此危急关头，我军立即命令一个连强占有利地形，顶住正面敌人，同时组织附近其它部队猛烈反击，奋力冲杀，迫敌退却，并乘胜追歼了许多敌人。此时，谭世麟的骑兵见势不妙，不战而逃。这一仗，大挫了敌人的锐气，打退了敌人的追剿。 　　包家寨会议与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三路游击队 　　随着我主力部队的发展，为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同志，于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包家寨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改编和根据地建设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耀县战士在全团占一半，有“耀半团”、“老三团”之称)的一、二连和先锋连，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以后叛变)；原红四团改为骑兵团，仍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改编后，四十二师共辖两个团约四百多人、战马几百匹。会议在志丹同志提议下，还总结了原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渭北心、武区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我军有较大回旋余地，依靠群众，战胜敌人，即所谓“狡兔三窟”。为此，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个根据地，成立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建立一路游击队，强世清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陇东南梁为中心建立二路游击队，杨琪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根据敌情变化，居中策应，配合当地游击队主动打击、消灭敌人。 　　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对全体指战员是个很大鼓舞。会议结束后，部队在东华池莲花寺进行了改编，并召开了军人大会，欢送跟随主力部队战斗三个月，已全部武装起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返回安定，建立根据地，杨森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魏武同志表了决心。随后，部队又相继派张策、刘约三、张嘉珍、阴云立、郭炳坤、李尚勤等同志，去二、三路地区做建立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工作。     　　接着，我四十二师主力挥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区域。11月20日，我军进至宜君杨家店子时，敌二三六旅五一一团的一个连，误以为是我们的游击队，趁次日晨大雾弥漫之际，前来袭击。当时我军有些疏忽，直至敌人进入街里才被发现，于是奋起迎击，且战且调动部队，迫敌退到山上与我对峙。午后，我军从正面及两侧向敌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到敌后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将敌连长李文杰以下一百余人，全部歼灭。由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很大，伤员不好安置，部队遂改变原定计划，经小石崖、尚畛子返回合水东华池一带。 　　部队在合水东华池地区稍加休整后，遂分兵两路，打击消灭当地及附近地区敌人。师部随三团向东行动，消灭了甘泉道佐铺的民团数十人；袭击甘泉县城之敌未能成功；在向洛河川的葡萄沟口行动中，反击了尾随并企图包围我军的敌二五六旅的一个营，消灭了一些敌人。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歼灭了新堡、梨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的民团和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张迁芝新兵连一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使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安于此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汇合，并再次南下，向正宁、旬邑、淳化一带行动。12月中旬，部队占领了正宁南邑的后沟寨子，收缴了部分守寨民团的枪支帮助三路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后，又返回东华池一带。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开到豫陕边境。为争取其一部分武装参加革命，王泰吉同志要求利用旧关系前去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经师党委在莲家砭会议上研究同意，泰吉同部队于1934年1月中旬经耀县、铜川到达淳化强家山的一天夜里，同一个警卫员携带两支双背脊手枪、两匹骡子和一些旅费，由少数骑兵护送到通润镇他过去的部下马云从处(当时马任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长)，心想先取得他对这一活动的支持，不料被马出买。不多天，泰吉被解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在敌严刑之下，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赋诗抒怀，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八岁。每念及此，令人十分痛惜。     　　王泰吉走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即由刘志丹担任，杨森接任师政委(原政委高岗不久前因违纪调离，任二路游击队政委)。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便在志丹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2月，部队配合三路游击队在正宁湫头原诱歼了王郎坡民团三十多人。虽一度从淳化过了泾河到麟游地区进行活动。3、4月间，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动驻扎中部(黄陵)、洛川、延安、安塞、合水、庆阳等地的八个团，近一万人兵力，重新策划对我军发动“剿围”。对此，我四十二师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相机打击消灭敌人。于是，部队由淳化经耀县向东北行动，连续打了瑶曲、小石板、店头、五雷镇、蔺家砭、崖密、元城子、李家梁的民团和国民党地方部队，消灭其一部或全部，缴枪二百多支，并缴获张迁芝、谭世林的战马五、六十匹。     　　在取得以上一连串胜利后，部队士气高涨，遂配合二路游击队向合水县城前进，装着要打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调动庆阳之敌救援，然后趁虚袭击庆阳县城。4月10日，我军进到合水城附近，庆阳守敌二旅五团闻讯后，果然派团副王子义率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匆忙出动增援。次日，他们赶到合水后，得知我军已向西华池方向转移，随即跟踪尾追，企图予以消灭，并带了许多捆人的绳子。11日临近中午时，我军进抵西华池。该镇处在一条南北狭长小平原南端的半坡上，在坡北面的原边，有一道残留的古土城墙。三团和骑兵团分驻在城内外，正休息吃饭、解鞍饮马，忽然从城上哨兵那里传来一声枪响，一会儿又是一声枪响，同时，二路游击队也报告了敌人追来的消息。于是，师部迅速集合部队，将三团部署在北城外和城上的有利地形，还击敌人；命骑兵团从东面绕到敌后夹击。当骄横的敌人齐头涌来，距三团阵地百十米时，我军一声号令，骑步兵相继发起猛打猛冲，顿时一片枪声杀声，尘土飞扬，使敌人乱了阵角、指挥失灵、不知所措。这时，二路游击队也从东沟畔赶来参战。我军从三面把敌人压到西边的沟坡里围歼，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无路可走，只好缴械投降。此次战斗共进行一个多小时，全部歼灭了敌人，缴获了五、六百支步枪、二十来支驳壳枪、两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和二、三十匹骡马，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志丹同志给部队讲了话。他先说了敌人来的意图，接着表扬步骑兵这次配合得很好，作战勇敢坚决，打了个满天星，打了个歼灭战，并鼓励大家继续奋战，消灭更多的敌人。 　　经过西华池等战斗，二路地区的敌情有所缓和，许多地方的群众武装斗争和各种群众组织，也逐步发展起来。4月前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附近重新成立，选举习仲勋同志为主席。5月初，部队又转入第三路地区，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击敌人。在经宜君杨家店子到耀县北部地区时，炮轰了马兰镇，夜袭了咸榆公路上的铜川黄堡镇寨子，缴获民团二、三十支枪，没收豪绅、地主大批烟土、钱财和其他物资。5月10日，又夜袭淳化县城未能得手，师部和三团遂撤到马家山等村。次日中午，我三路游击队侦察员和正在向十里原前进的骑兵团，发现甘肃敌何高候部两个连，沿大路由西开向淳化途中，停在了离我三团、师部驻地只十多里的三里原甘嘴子。师部得知情报后，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立即命令骑、步兵迅速包围敌人。骑兵先过沟绕到敌后，三团兼程前往，从原边沟下向敌正面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冲杀，除少数几个敌人从一条小沟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缴获一百八十余支枪和部分物资。由于这次战斗激烈，敌据村顽抗，我军伤亡较大，杨森同志也头部负伤，师政委遂由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替，高锦纯接任了骑兵团政委。 　　三里原战斗结束后，师领导分析了当时敌情，估计敌人将会对我发动新的“围剿”。为摆脱敌人，将重伤员交给三路游击队，部队于当天即向北转移。在途经马兰下川的田家洞时，得到敌已开到马兰、刘家店一线的消息。于是，部队夜行军绕过刘家店子，于次日拂晓前，先后到达正宁的南邑、五顷园子。由于走了一夜，加之天黑路险，这时部队人困马乏，吃完早饭，准备休息，突然敌甘肃陇东警备司令部的骑兵马公章部，从湫头原的下原袭来。当时我军因一时弄不清周围敌情，即令骑兵团前去迎击，三团二连在五顷园子以东一个山丘上进行阻击，其它部队向东撤退。我骑兵同敌接触后，也向后撤退。敌遂向我二连阵地发动猛攻。经过短时间激烈战斗，我部伤亡三十余人，排长安仁同志阵亡，一部分被冲散，其余的随正在撤退的大部队，向两面山下和石底子撤走。敌乘虚而进，搞去我军丢在路上的两件驮载武器和许多笨重物资、驮畜等。这就是许多人常说的五顷园子战斗。虽然我红二十六军在这次战斗中失利，人员物资等方面受到较大损失，但是这一个时期来，各地的游击队和根据地，却在红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顷园子战斗，使我军分成三部分，我和黄罗斌、王伯栋带一部分并分别经黄陵、富县西部上畛子、和尚原等地，向二路地区转移。部队沿途摆脱了甘肃马公章、陕西冯钦哉部的追击、堵截，不多日先后在南梁附近汇合。5月28日，陕甘边特委和师党委一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杨森同志接任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同志调特委主持工作。会后不久，为适应当时形势，军委决定红三团和骑兵团分开行动，相机打击消灭敌人。骑兵团先南下到中部宜君县的小石崖、偏桥，后又北上到陕北安定、靖边等地，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武装。刘志丹与红三团则向保安一带行动。6月20日临近中午，三团尚在马子川宿营，驻扎该县的敌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三营营长高雨亭，率部前来袭击。当时，我红三团一连和先锋连与敌接触后，边阻击、边向山梁撤退，二连立即从山的另一处跑步前进，抢先占领了山头。双方相持战斗了几个小时，为尽快打退敌人，三团遂从各连抽调部分精干指战员，组成突击队，由世泰同志亲自带领，在全团掩护下，沿山坡向敌发起反击，很快将敌压下去，并打死打伤许多敌人，缴获一部分枪支。这时，我军即撤出战斗，向东华池方向转移。这一仗，不仅教训了高雨亭，而且对发展当地群众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作用。 　　阎家洼子会议和红二十六军继续发展壮大     　　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的一年时间里，部队在陕甘边特委和志丹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各地游击队，进行大小战斗三、四十多次、歼敌二千多人，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拔掉了敌人许多据点，并消灭了多年在桥山等地进行奸淫掳掠、苦害人民群众的贯匪杨谋子数十人。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创建了根据地。主力部队和各地游击队、游击小组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陕甘边地区、共有一千多人和一定战斗力的革命武装。         　　1934年7月下旬，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带领三支游击队和部分赤卫队南下，与红二十六军汇合，商讨打击国民党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等问题。为此，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甘肃庆阳阎家洼子召开了有部队连以上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除谢子长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外，着重研究了如何帮助陕北粉碎敌人的“围剿”。在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拨给了陕北游击队一百支枪，并由会议决定，子长同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率四十二师三团(当时黄罗斌任团政委)开赴陕北安定、清涧一带，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骑兵团仍留在陕甘边地区坚持斗争。 　　阎家洼子会议后，红二十六军和当地游击队根据边特委8月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文件精神，在陕甘边军委志丹同志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消灭了许多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在二、三路游击队发展的基础上，于1934年10月至12月间，将曾在黄龙山落草，不愿投靠国民党反动势力，深受红二十六军影响的梁占奎、贾德功属下郭宝珊的一部分武装，收编为抗日义勇军，任郭为司令派任浪花为政委，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党员、干部进去进行教育改造工作，使这支部队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二团，分别由陈国栋、刘景范任团长，张仲良、胡彦英任政委。还成立了红军干校，刘志丹为校长、习仲勋为政委、吴岱峰为副校长、马文瑞在校任教(以后任陕甘边东区党委书记)。到1934年底左右，我红二十六军(包括义勇军)已发展到五个团、约一千三、四百人、两百来匹战马，再加上各地的游击队，总共二千余人。这时根据地又有了大的发展。 　　一点体会     　　我自阎家洼子会议后，即离开部队，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长，不久又调到陕甘边南部地区做党委书记和游击队政委。对耀县起义和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的历史，仅回忆到此。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和我的切身经历，深深感到：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为什么能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不断“围剿”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这一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劳动人民大众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严守革命纪律，百折不挠，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岗山道路；有横跨陕北、陇东，林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山脉，作为积蓄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依托；有当地深受地主、官府剥削、压榨和军阀、土匪骚扰，生活极度贫困，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有久经革命锻炼，胜不骄，败不馁，多谋善断，对党和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深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爱戴的刘志丹同志的正确领导指挥和其他负责同志的努力，并在对敌作战中，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智而取之、诱而歼之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我军通过各种关系，在一些哥老会、民团、旧军队和其他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以取得他们的同情、中立和掩护我伤病员，为我军购买医药、子弹等方面的帮助。此外，还需要一提的是，在1933年7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陕西省委和地下党组织因杜衡叛变而遭受了大破坏，使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暂时同上级失去联系，各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某些“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特委和部队在许多问题上，能从当时当地的识际情况出发，采取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动，未走大的弯路，受大的损失。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