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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陕甘边区的兵运斗争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在苏雨生部的兵运斗争 　　1930年1月，年仅16岁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长武县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两年多兵运斗争的生涯。那时，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最大的牺牲精神，是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做兵运工作的。习仲勋曾以共产党嫌疑的身份被敌关押，他在敌人军队里活动，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被敌人发现，就会被处死。而年龄幼小的习仲勋却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投身了兵运斗争的伟大实践。 　　对于尚未成年的习仲勋来说，兵运斗争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都不尽如意，他面临的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 　　从“天时”因素来说，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栒邑起义相继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影响、争取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损失殆尽，已经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的基础。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怎样才能成功地创造西北红军?可以说谁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对此，刚刚投身武装斗争事业的习仲勋必须自己探索、实践，而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来到敌人的军队中从事秘密的兵运斗争本身就是一件更为危险的事，前景如何，是他无法预料的。 　　从“地利”因素来说，习仲勋以前从未来过陕甘边区，人地两生，加之地情社情极为复杂，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民不聊生，他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陕甘边区包括甘肃的华池、环县、庆阳、宁县、正宁、镇原和陕西保安、安塞、定边、靖边、延安、甘泉、鄜县、栒邑、同官、耀县、淳化、宜君等县域的广大地区，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桥山森林绵延其中，沟壑纵横，交通阻隔，距离西安、兰州等中心城市较远，地形极为复杂。 　　这里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官府的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封建压迫极其沉重，广大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据史书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寸草不生，颗粒未收，……饥民号寒，哀鸿遍野，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全省灾民多达二百四十四万余。”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有五十八县大旱，继以霜冻、虫害、冰雹、洪水、饥疾并发，瘟疫流行，人民十室九空。于是，饿殍盈野，白骨曝日，鹰鸢啄目，狼狗曳肠，甚至气馁未绝，即被狼狗活噬。或为群蝇生蛆于耳、目、鼻、口，而饥人食尸，甚至夫妻相食，父子相食、易子相食、窃子而食之惨情，亦皆发生。全省灾民达250余万，饿死者140余万，病死60余万。 　　1928年，陕西渭北地区春荒严重，农村饥民以树皮草根充饥。地主豪绅乘机逼租逼债，残酷压榨农民。栒邑县清水原恶绅程茂育，伙同省府的催粮委员，对缴不起粮款的农民鞭打绳索，并威胁农民说：“我一手拿的生死薄，我一手拿的勾魂笔，叫谁死谁就得死，叫谁活谁就能活。”1929年，陕西发生蝗灾，加上军阀土匪的劫掠骚扰，渭北一带满目创痍，十室九空，挣扎在死亡线上。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各地军阀之间的混战不断，各派系政治势力，如走马灯一般相继进入陕西、甘肃，与陕甘地方军阀势力竞相角逐，干戈不休。他们为了发展势力，一个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不断地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在农业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居重要地位的陕甘边地区，尤为各派系势力引颈觊觎，他们相互拼夺，递相搜掠，更投陕甘边地区人民于苦难的深渊。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兆钾镇守陇东时，其野心勃勃，苛暴益甚，强征巨额枪支借款，迫使宁县人民奋起反抗，杀死为虎作伥的吏绅，包围县城，掀起抗捐抗暴的斗争高潮。后刘郁芬主持甘政，其所部国民军与甘军的战火燃遍陇东，各军所到之处，强征暴敛，敲骨吸髓，蹂躏百姓。早已苦不堪言的灾区，反复遭受兵燹，则百姓命运何如，可想而知。及至国民军人陕，后方兵空。于是强徒暴起，啸山聚伙，劫官掠民，横行无忌。散兵游勇，盗贼土匪，更趁火打劫，结伙肆虐，幸存饥民，也往往揭竿而起，打富济贫，拼命求生。严重的匪患，使陕甘边地区百姓的生活更加悲惨。 　　如此兵匪天灾，千古奇劫，连国民党当局也为之心惊。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国民党南京内政部长薜笃弼，在视察甘肃灾情后，致行政院电称：“……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民间情景，实际上远甚于官方所述。整个陇东，是“赤地千里……愁云迷漫”。 　　从“人和”因素来说，一方面，在大革命时期，陕甘边地区远离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区域，这里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革命活动还比较少，群众的觉悟比较低，整个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受到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未受到急风骤雨般的革命战争的冲击和打击。习仲勋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危险的兵运斗争，更增加了不少风险。另一方面，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敌人军队中尚无组织基础，也无任何兵运斗争的成功经验。习仲勋的兵运斗争生涯是在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始的。当时，中共优秀军事干部如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这支部队内部，但都遭到了失败，刘志丹甚至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16岁的习仲勋打人这支敌人军队中竟然能从事两年多的兵运斗争，最后瓦解了敌军一个营的兵力，成功地举行了起义，确为一个奇迹，这从一个方面也充分说明他已具备应对极其复杂环境的超常才能，具有过人的组织禀赋。 　　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是军阀苏雨生的部队。苏雨生原系包头一带土匪头子。1929年，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将自己在甘肃、宁夏的大部分部队调到河南准备开战。为了稳住后方，冯玉祥收编了苏雨生的部队，委任其为骑兵第4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一带。骑兵4师共辖三个旅，苏雨生把带来的老部队编为第—七旅，旅长是包头土匪马大牛。这个旅全都是骑兵，大约有1000多人马。另收编陕北谷莲舫部为第八旅，石子俊部为第九旅。这2个旅都是步兵，每个旅有2个团，每个团有4个连，每个连实际只有数十人。当时，苏雨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代表到陕北榆林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联系，乘此机会大肆扩军。他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投靠他，他就收编。中共陕北特委也曾利用苏雨生扩军的有利时机，派刘志丹、谢子长打人苏雨生部开展兵运斗争。刘志丹任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刘、谢二人利用公开身份在苏雨生部安排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为后来的靖远起义和西华池起义打下了基础。 　　1930年，苏雨生下属的八、九两个旅在宁夏宁安堡发生哗变，脱离苏部，还抢劫了苏雨生的军械处，由此引发了一场军阀混战。刘志丹、谢子长分析了形势后认为，军阀混战，你打我，我打你，狗咬狗，我们党的力量不能为军阀作无谓牺牲，决定脱离苏雨生部。后来，刘志丹、谢子长脱离苏雨生部，又来到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中开展兵运斗争。 　　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后，被迫投靠了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杨虎城将其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驻防邠县(今陕西彬县)、长武一带。杨虎城对苏雨生并不信任，给其部队的供给标准很低，苏雨生部与杨虎城部，苏雨生部内部官兵之间矛盾尖锐。对于苏雨生部的状况，中共党组织非常了解。1932年6月，在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联席代表会议上，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曾经对此作了这样的专项汇报：“三旅因为不是杨虎城的嫡系，是老蒋的黄埔唐子封。①因成立的军队大部分是土匪收编来的，生活非常之苦。兵士小米饭都吃不饱，饷没有的，伙食费所余的钱，都被官长吞没了，兵士一个钱都拿不上。鞋袜没有，许多兵士在冬天都是赤足，有时上操时兵士把病号的鞋脱下穿上。冬天没有铺萆、被子，都在冷地上睡觉。病号非常多。官长对兵士又非常刻薄，随便打骂。”②这个汇报基本上反映了苏雨生部的实际情况。 　　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兵之间的矛盾，为共产党人在苏雨生部开展兵运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中共陕西省委对苏雨生部的兵运斗争非常重视，又一次派刘志丹等到苏雨生部从事兵运斗争。当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太白起义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并在陕甘边界初步开展了游击战争。但因南梁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张皮塬突遭陇东军阀陈硅璋第五旅蒋云台部③的袭击，队伍在战斗中损失严重。193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派人与苏雨生再次谈判，将处于困境中的南梁游击队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副团长，驻防陕西省栒邑县职田镇，以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条件成熟时再把部队拉出来。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刘志丹抓紧时间筹集粮款、武器，整训和扩大部队，3个月后队伍又扩充到200多人。6月，由于当地豪绅的告密，苏雨生将刘志丹骗至邠县扣押，并派骑兵包围了补充团，补充团部分人员突围进入东山，大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刘志丹被扣押后，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师生关系，积极疏通渠道，使刘志丹在被扣押了20多天后获释。 　　就在这一时期，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也打人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中开展兵运斗争。习仲勋来到苏雨生部第三旅二团二营后，在该部成立了秘密党小组，推选任二团团副的李秉荣为组长。1930年间，习仲勋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庙宇，与李秉荣等同志第一次召开了党的会议，按照陕西省委的要求，发动党员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开展游击活动。④ 　　在刘志丹被苏雨生关押后，习仲勋曾与刘志丹工作过的补充团的地下党员秘密联系，研究该部的兵运斗争问题。据王世泰回忆，他与习仲勋的第一次会面就在这个时期。王世泰对习仲勋说，部队中还有20余名共产党员，大家打算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苏雨生在此时已经有所警觉，戒备很严，夺枪行动不易成功。另外，这里地处西(安)兰(州)公路的交通要道上，敌人活动方便，即使夺枪成功，部队也不便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就会很困难。习仲勋讲话很有说服力，给王世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习仲勋不到17岁，但说话和思考问题，已经能从宏观到具体，考虑周全，显得比较成熟老练。⑤ 　　刘志丹出狱后，习仲勋吸取了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兵运斗争的思路，将党的工作重心和基础放在了基层，开始在士兵中开展扎扎实实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团结、教育广大下层士兵的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武装起义打下牢靠的基础，习仲勋与党员李特生、李秉荣等下到连里去，团副李秉荣当三连连副，营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习仲勋也去任二连见习官，后任特务长，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当时，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采取的基本工作方针是：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提高其政治觉悟，在促进士兵更加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党的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习仲勋等还组织、发动士兵，明确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经过半年的工作，在二营各连都建立起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0多人，并建立了中共营地下党委，选举习仲勋为党委书记。⑥ 　　1931年初，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混战，陕西军阀杨虎城部与陇东军阀陈硅璋以及军阀毕梅轩之间的大战相继爆发，苏雨生部按照杨虎城的指令也投入了战争。对于这些军阀之间的混战，习仲勋领导营地下党委团结广大士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战前，习仲勋向广大士兵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的主张，得到了士兵的积极响应；在军阀混战开始后，习仲勋又及时提出了“力争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尽量避免士兵作无谓的牺牲，通过开展这些工作，逐步赢得了土兵的信任，提高了下层士兵的政治觉悟，促进了士兵的革命化。⑦ 　　1931年夏末，苏雨生部背叛杨虎城，欲经陇东，北窜宁夏，杨虎城所部向苏雨生部发动进攻，围攻邠县。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营地下党委会议，讨论应对措施。会上，党委成员认识上出现了分歧，“当时，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邠县不能守，跟上苏雨生跑出去，一是考虑到跑来跑去都是军阀，为了求得稳固的地位，作进一步的活动，主张叛变苏雨生投降杨虎城，结果执行了后一种意见”。⑧习仲勋持后一种主张。会议经过认真分析利弊得失，作出了使部队脱离苏雨生，保存党的力量，继续进行兵运斗争的正确决定。按照营党委会议的决定，习仲勋向二营营长王德修建议不要跟苏雨生走。王德修原是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司令，后编入苏雨生骑兵第三旅第二团任二营长，与苏雨生貌合神离，王德修接受了建议，继续留在杨虎城部。后来，苏雨生很快垮台，二营的番号改为十七路军补充二团二营，⑨部队开到凤翔驻防。 　　虽然二营没有跟着苏雨生走，但杨虎城对这支部队依然不信任，歧视和压迫仍十分严重。杨虎城视其为“杂牌军”，“是杨虎城的补充兵团。大凡补充兵团总不外乎三差：一是器械装备差；二是物资服装差；三是生活待遇差。该部所用的枪，都是杂七杂八的破枪，大多是陕西造的。还有一些是土造的，只有连长有一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长枪。子弹很少，衣服常常不按时发，有的士兵没鞋穿，赤着脚上操。不按时发饷，就连伙食费所用的几个钱也不按时给。在国民党军队中，吃空名字，克军饷，是很普遍的现象，士兵生活十分困苦。”⑩在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做士兵的工作，或是先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联络感情；或是利用同乡同里的关系，以致结交兄弟建立私人间更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的口号，提出保障平等待遇的要求，发动士兵开展斗争。这些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军阀内部新编部队与其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为后来的起义创造了群众基础。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又派来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来到部队从事兵运斗争，党的力量得到加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深化，各派军阀处于一片混乱和不稳定状态。补充二团二营由凤翔进驻凤县。1931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几个县，杨虎城派陕西警卫第一师马青苑部到天水攻打川军，补充二团也奉命进驻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进攻川军。战后，补充二团在凤县、两当一带驻扎整训，时间达半年之久。当时，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习仲勋等的斗志，营党委积极开展兵运活动，开始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首先，积极发展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当时习仲勋在敌军中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按照党组织决定的方针，发动党员进行极其秘密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广交朋友，通过个别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也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那时，在敌军中工作的总的目的，是为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进行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壮大红军力量。(11) 　　在普遍提高士兵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营党委积极培养进步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除新收编的机枪连外，其余三个连共有党员百余人。1930年4月间，在一、二、三连都成立了党支部。到1931年冬，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排长、班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党员的，也转变为革命的同情者。当时主要负责人有习仲勋、李秉荣、吕康若、李裕初、左文辉、许天洁、李特生、郭立三、高祥生、张觉、刘世民、石文杰、吴进才、张克勤、刘书林等同志。中共陕西省委也先后派李杰夫、陈冠英、第五伯昌、孙作宾、刘林圃等人来帮助和指导兵运工作。(12)     　　其次，领导士兵积极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启发士兵觉悟。在习仲勋等领导下，该部队士兵群众提出了明确合理的斗争要求：(1)各连士兵要冬衣、好衬衣；(2)士兵要发炭火；(3)病号要医疗费，由办公费内开支；(4)生病士兵要发耳扇手套，由此发动要维持费；(5)二连反对三排长斗争；(6)三连重新算伙食账。(13) 　　习仲勋等以公开身份作掩护，通过党的组织，采取个别串连、召开秘密会议、散发秘密传单——《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以及书写张贴革命标语等方式，鼓励广大士兵向长官进行斗争。士兵群众向长官算经济账、伙食账、服装军械账，要求公开账目，民主管理，争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要敢于起来进行斗争，只有斗争，穷苦人民才能翻身解放，才能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士兵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活动，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声讨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贫苦农民和穷苦士兵剥削和压迫的种种罪行，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残酷压榨、掠夺人民，是农村破产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宣传党和红军的路线政策。因为士兵多系乾州、礼泉人，多是大荒之年农村破产青年农民，为了活命而投军混口饭吃的，党组织的宣传和教育使他们受到很大触动，许多人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后，萌发了革命思想。 　　再次，严格约束部队，制止官兵的违纪行为，维护群众利益。补充二团二营原系杨虎城收编的土匪部队，军纪败坏，残害百姓。习仲勋等在整顿军纪方面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当发现士兵抢拿老百姓的东西，习仲勋等就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东的来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便遭到痛打，农民非常气愤，进城伸冤求救。此事被习仲勋知道后，他立即向营长工德修建议整顿军纪，得到同意后，派人抓来了几个肇事士兵，对他们处以关禁闭的惩罚。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军纪大有好转。党组织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鼓舞群众的爱国热情，打击封建军阀势力，同其它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坑害老百姓的行为作斗争。当时，陕军顾鼎新部由关中调汉中抵御川军北犯，路过凤县，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凤县百姓惊恐不安，到处躲藏。习仲勋等闻讯后，连夜书写和张贴了“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顾鼎新到达凤县后，见到这些标语，大吃一惊，为了顾其面子，又怕惹出是非，便下令不准土兵在此地胡闹，并派清查队日夜纠查，从而使凤县的老百姓免遭一场大灾难。 　　习仲勋还对地方恶溺欺压群众之事予以制止。当时，凤县有一个靠卖莱为生的李老汉，在街市上卖莴笋，恶霸地主龙文明，依仗权势，抢夺李老汉的莴笋不给钱，李老汉前去索要欠款，龙文明蛮不讲理，逼迫李老汉缴纳十块大洋的税款。李老汉万般无奈，痛不欲生。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对李老汉说：“不要给他钱，有我承担。”第二天，龙文明派家丁来收税，并要抓走李老汉。习仲勋挺身而出，以军人身份阻止了恶霸的不法行径，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这件事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也使广大士兵群众对地下党组织的信赖和依靠感大为增强。  　　二、发动和领导两当起义 　　经过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基本具备了。这时，一件军阀部队调防的小事成为引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1932年3月间，补充二团二营官兵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驻守凤县、两当县的补充二团二营要与驻在徽县的部队换防。因补充二团二营士兵大部分是乾州、礼泉县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陇南山区徽县去，抵触情绪很大，人心惶惶，“士兵情绪甚是沸腾”，“要求途中哗变”。(14)习仲勋召集营党委成员开会认真研究了形势，认为乘换防之机发动起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举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营党委立即派地下党员刘书林(公开身份营部文书)以到西安买东西为名，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营党委有关举行起义建议，并请示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中共陕西省委在听取了补充二团二营党委代表刘书林的汇报后，经过慎重研究，同意营党委的发动起义的意见，并对起义工作作了五点指示： 　　(一)坚决组织革命兵变，更加强领导开展士兵斗争，以更提高士兵的斗争情绪，加强革命兵变的发动，使每个兵士都了解“为什么要变”?“变以后于些什么”?把党的游击战争纲领得到每个兵士的热烈拥护。党所提出的革命兵变纲领，经过各种形式，在兵土中热烈讨论过，使每个兵士，都有创造红军、为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 　　(二)建立士兵委员会，加强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使士兵委员会成为准备和举行的中心领导机关，兵变以后的指挥部，吸收最积极、有威信的分子到士兵委员会中工作。 　　(三)加强营委领导，营委中提拔积极的士兵干部参加，把长官不积极的同志撤换。支部工作切实建立，把党的策略，使每个同志了解，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 　　(四)兵变后的方向，要由凤县到西路的麟游，约四天路程。以麟游为根据地，开展西路灾荒区域内的游击战争，以与陕甘边境汇合。 　　(五)凤县兵变(15)后，必须马上把电报截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自己的纲领，逮捕官长、豪绅地主，没收他们的家产粮食，分配给地方贫农雇农。两、三日后，即往麟游开。因为那时四面都是重兵驻守，凤县的农村密度稀薄，粮食很少，不能维持，所以必须很快的离开。(16) 　　为了加强对这次起义工作的领导，陕西省委决定，派省委军委书记刘林圃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陪同，立即前往凤县，向补充二团二营党委传达省委指示。刘林圃、张克勤到达凤县双石铺的当天夜晚，习仲勋及时召开营党委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委的指示。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会议研究决定： (1)刘林圃协助营党委书记习仲勋领导兵变； (2)举行兵变的时间定在换防途中，地点定在两当县城； (3)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西栒邑县与刘志丹部会合； (4)兵变后部队的行军路线由刘林圃负责确定。为了保证省委军委书记刘林圃的安全，营党委将他安排在双石铺北面山上一个庙里隐蔽住宿。 　　几天后，补充二团团部突然下达了“二营立刻开往徽县换防”的命令。4月1日，二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到双石铺后和二连一起向两当县行进。刘林圃身穿便衣，在部队前一里多行进，以便进行具体领导。当日黄昏到达两当县城，各连住在既定的地点。晚上8点，在北城门外一家马车店，习仲勋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上，习仲勋简要地向大家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并向大家介绍了省委特派员刘林圃，刘林圃随后向党员干部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讲述了全国革命形势和举行兵变的重大意义，分析了起义的有利条件，以及起义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边红军会合的计划。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当晚举行起义，具体行动部署是： (1)起义具体时间，当天午夜12点开始起义行动，以许天洁鸣枪为号；(2)起义行动的指挥，推选许天洁为起义行动总指挥；(3)起义行动开始后，对各连的反动连长坚决镇压，对各排长中不是党员的，要将其枪械缴获，将人带走； (4)起义行动的分工，由吕剑人负责第一连工作，并收缴机枪连的枪械；二连一排长高祥生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占领营部，解决营长王德修及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本排战士分别据守南、西、北三个城门； (5)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城门外集合。会后，营党委和全体党员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月2日零点，一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山城两当的夜空，接着，县城四处接连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习仲勋发动和领导的两当起义正式开始了。 　　各连士兵发动起义后，先后镇压了一连反动连长韩生信、二连反动连长唐福亭、三连反动连长张遇时。激烈的枪声惊动了机枪连，该连代理连长亲自跑到连部大门口了解情况。这时，吕剑人带领第一连起义士兵已经冲到机枪连部门口，前来收缴机枪连的枪械。机枪连代理连长困惑地大声问吕剑人：出了什么事情?吕剑人机智地说：“有情况，你来!”该代理连长茫然地向吕剑人走去，但还未及走近吕的跟前，就被吕身后的第一连的一名起义士兵击毙。这时，机枪连官兵有了警觉，开始向第一连的起义士兵还击，双方进行着激烈战斗。因机枪连拼命抵抗，第一连的起义士兵未能及时解除其枪械。为避免伤亡，第一连的起义士兵撤出了战斗。 　　按照既定的计划，第二连一排长高祥生带领全排战士去占领营部，抓捕营长王德修。王听见枪声后，预感情况不妙，立即逃跑。高祥生带领部队砸烂营部大门冲进去后，发现王德修早已带着老婆翻墙溜掉，并连夜翻越两当县城墙，躲进了西山，抓捕营长王德修的计划未实现。 　　鉴于两当起义行动中，各连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当晚，习仲勋、刘林圃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起义行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当晚，3个连的200余名起义士兵迅速撤出了两当县城，在北城外窑沟渠旁集合。刘林圃简要地向起义战士讲了话，他号召大家说：“我们起义是为了会合刘志丹的部队当红军去，大家愿意不愿意?”起义战士一致高喊“愿意!”随后，起义部队连夜沿两当河北上。经70余里的急行军，上午9点许，部队到达太阳寺吃饭休息。习仲勋、刘林圃在此又召开了营党委会议，研究了部队整编事宜，决定再次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在随后召开的全体官兵大会上，刘林圃代表省委给起义战士讲话，宣布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支队政委，吕剑人任第一连连长，高祥生任第二连连长，许天洁兼任第三连连长。(17)经过整编，一支新生的红色武装诞生。 　　当日下午，起义部队从太阳寺出发，继续北进。此后几天，起义部队在深山密林中艰难行进。在陕西宝鸡县西部的渭河边，战士们手拉手，涉水渡过渭河。部队到达通洞峪时，遇到当地反动民团武装的骚扰，这些民团依托寨墙向起义部队射击。起义部队为争取主动，撤出战斗，绕道前进。经过赤沙，到达香泉时，敌保安团再次截住起义部队去路，敌人卡住山头负隅顽抗，战斗一时不能取胜。在习仲勋、刘林圃的指挥下，许天洁带领部分起义土兵，抢占了敌人背后的山头，向敌后背发起攻击，敌军阵脚大乱，我正面进攻的部队趁势猛攻，两面夹击敌人，敌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逃。起义部队夺取要隘后，继续前进，后经娘娘庙，进入千阳县境内。起义部队到达高崖镇时，得知高崖镇有敌人把守，许天洁带领40人的突击队连夜奔袭，攻占高崖镇，缴获了几支枪和部分物资。后来部队经花花庙，进入灵台县境，在页岭又遇敌军阻击，国民党军队杨子恒部占住山头，起义部队攻击不克，只好转兵向南，到了麟游县的崔木，在这里的蔡家河，与国民党军孙蔚如部又打了一仗。起义部队一路转战千里，与国民党军和民团连续作战5次，疲惫已极。 　　由于一路行军作战，昼夜不得休息，给养又很困难，战士忍饥挨饿，备受辛苦。面对这种情况，指挥部在崔木开会，这时，起义部队领导层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有部分同志发生动摇，企图依存别人，休息整顿，主张投刘文伯部。另一部分同志正确意见是：我们刚刚脱开杨虎城的虎口，又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亭口移动，与陕甘游击队取得配合，如果联系不成就到武字区去与农民配合活动。结果执行了前一种意见。”(18)会议最后决定，派习仲勋、左文辉去侦查西兰公路是否有敌人把守；派刘林圃、吕剑人到乾县，与刘文伯部谈判，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休整。部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到永寿的岳御寺驻扎休整。不料，部队在行军途中撞进了土匪王结子的巢穴。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起义部队被王结子的部队包围，许天洁立即集合部队，占领北面一个山岭阵地，抗击敌人。由于敌众我寡，战斗中伤亡严重，战斗力减弱，加之连日的昼夜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另外，起义战士多是乾县、礼泉人，思乡心切。起义部队抵敌不住，被迫后撤。在撤退途中，军心涣散，土兵大多逃亡，部队溃散。原计划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汇合的目的未能实现，两当起义终于失败。 　　两当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习仲勋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这里给我们什么教训呢?(1)起义不与红军取得配合，单独举动很难胜利。这在陕甘从1931年到1933年大小七十多次兵变中，仅有高鹏飞与红二十六军配合，才得到胜利。(2)兵变不与农民结合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也很难胜利，我们当时没有懂这一条，只游不击，击也击不了。如果不走，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那情形就会不同的。 (3)在政治上要懂得联合政策，军事上懂得游击战争。那时我们不知道与当地的哥老会、进步的军队、民团等联合，走到一处连鸡狗都跑光了，使得没有依靠，陷于孤立，在军事上不懂游击战争而至失败。 (4)部队中的动摇分子要坚决遣散，调离部队。不然在紧要关头其破坏影响比党的政治影响还要大。(5)旗帜要明显，任务要清楚，但我们在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使群众不了解。”(19) 　　两当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当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下，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在陕甘边区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进行的一次比较完整的起义斗争，是继清涧、枸邑、渭华暴动之后，西北地区较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它鼓舞了陕甘人民的革命斗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30年一1932年这两年多的兵运斗争以及两当起义，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有其突出的地位。它是习仲勋从事武装斗争工作的起点，是他第一次肩负重大工作使命，主持领导重大的革命斗争。尚未成年的习仲勋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领导天赋。两当起义也使习仲勋进一步明确了创建西北红军的基本道路，这就是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村的群众斗争、土地革命互相配合，才能成功地建立起西北红军。这个认识对于习仲勋后来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退缩，他们汲取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又找到了党的组织，积极勇敢地投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新的伟大战斗。 　　① 即唐嗣桐，此人后任陕军瞥一旅旅长，1935年7月在陕南进攻红二十五军时被击毙。 　　②杜衡：陕西代表杜励君报告，《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77页。 　　③一说是遭到谢少安（谢牛）旅的袭击，此处依据王世泰：《刘志丹和陕西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99页。 　　④刘书林：“习仲勋随军驻防风县及领导两当起义”，《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103页。 　　⑤贾巨川：《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72--73页。 　　⑥“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2页。 　　⑦“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2页。 　　⑧“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3页。 　　⑨一说是改编为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一营。这里采用习仲勋的说法，见“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3页。 　　⑩ 吕剑人：“回忆两当起义”，《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8页。 　　(11)吕剑人：“回忆两当起义”，《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7--88页。 　　(12)刘书林：“习仲勋随军驻防风县及领导两当起义”，《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104页 　　(13)李杰夫：“第三旅二团巡视工作报告大纲”，《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75页。 　　(14)杜衡：“陕西代表杜励君报告”，《甘肃省委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整机研究委员会编，第79页。 　　(15)原计划在凤县发动兵变，后来实际在甘肃的两当县城举行了兵变。 　　(16)杜衡：“陕西代表杜励君报告”，《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78--79页。     　　(17)吕剑人：“回忆两当兵变”，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第89页。  　　(18)“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3--84页。     　　(19)“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第84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