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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身革命生涯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早年的生活 　　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习家庄(今属中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富平，因其物阜财丰，富称沃壤，利甲关中，民风淳朴，取“富裕、太平”之意，包含了老百姓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的纯真目标。富平县地处陕西省的关中渭北地区，是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属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东邻蒲城、渭南，南接高陵、临潼，西连耀县、三原，北依同官(今铜川)，桥山的余脉由北伸入富平县境内。习仲勋的家乡家庄位于石河川中游，距离富平县城15华里，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一个宁静恬怡的小村庄。习仲勋出生时，家里有十余口人，当时习家已经过几代人的省吃俭用，置下了七八十亩田地，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经过全家的辛勤劳动，基本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这为习仲勋后来上小学，读师范，接受正规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家庭经济条件。 　　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富平”这个吉祥的地名并不能给老百姓真正带来福气。习仲勋的童年时代，他的家乡陕西富平也和全中国一样，正处于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此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民国的年号虽然已有了，但统治关中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在政治上专横跋扈，结党营私，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在军事上穷兵黩武，纵匪殃民，向滥觞于习仲勋家乡富平及三原、白水一带的陕西靖国军势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对外出卖陕西的棉业和铜元制造权，换取日本洋行的借款，对内大开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祸国殃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在封建军阀的长期战争和分割下，连年战乱，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痛苦不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流行的《灾民泪》歌谣反映了陕西人民悲惨生活状况：“心似滚油煎，炮火更连天，既无柴又无米，实在真可怜！还有那开花弹，城里天天见，倘若是遇着了，一命丧黄泉。”陈树藩还极力钳制新文化新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大多数学校仍然以进行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伦理教育为主，老气横秋，死气沉沉。 　　当时，在渭北的富平、三原地区，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与孙中山保持着联系，成为一支坚决反段(祺瑞)驱陈(树藩)的重要政治和军事力量。1919年2月，北洋军阀政府与南方军政府的南北议和开始后，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于当年4月划界停战，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8县的全部或一部，及渭南的河北一带，划归陕西靖国军管辖，形成了靖国军管辖区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在陕西靖国军的管辖区内，民主空气比较活跃，新思想的宣传比较自由。由于有了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存在，加上五四前夕陕西已有了一批学生相继出国或赴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求学，他们在外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把新思潮传至家乡，与家乡青年不满现状、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心理要求紧相呼应，造成了五四运动后以三原为主的渭北地区新思想传播活动从震荡到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形势，这些因素后来成为习仲勋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环境条件。 　　渭北地区社会环境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倒退的反复较量，在习仲勋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给他以深刻的人生启迪。受这一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习仲勋养成了追求光明，憎恶黑暗，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性格品质。 　　习仲勋是在渭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团结和睦、三代同堂的农民家庭里长大成人的。父亲习宗德和母亲柴菜花都是朴实的庄稼人，他们忠厚、友善、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的耳濡目染，深深地影响着习仲勋的人生品格，形成了他勤劳朴实、忠厚善良、忍让负重、吃苦耐劳的道德风范。习仲勋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常跟随父辈们下地参加田间劳动，掌握了不少种田的本领。以至在数十年后，他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依然能够熟练地和周恩来总理那样推着一辆独轮小车推土运石。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自己从小在农田耕作，会犁、耧、耙、耱等多种农活技术。 　　1922年，习仲勋刚满9岁时，父亲送他到离家二里以外的都村小学上学，这所小学今天被命名为“仲勋小学”。习仲勋步入都村小学那座坐北向南的中山型门楼的朱红色大门的那一刻起，他的整个人生道路也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习仲勋非常喜欢这里的学校生活，学习十分用心，除了刻苦学习国文(后改为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等课程而外，还须熟背诸如《三字经》等多种蒙学经典。习仲勋从接受小学教育之时起，就表现出聪颖的天资和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他能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得滚瓜烂熟。在校期间，习仲勋与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的家住同村的低年级学生周冬至结为好友。在课余，性格活泼的习仲勋与小伙伴们一道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中无忧无虑地嬉戏，村子西边的涝池旁、打麦场，常常是小伙伴们尽显活泼天性、嬉戏玩耍对阵的地方。因习仲勋在组织游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天赋，那时，小伙伴们亲昵地称他“习司令”。 　　二、接受革命思想 　　1926年春，习仲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高小部上学。他的人生历程，在立诚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在这里，习仲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了自己长达76年的革命生涯。 　　立诚学校位于富平庄里镇，距离习家庄大约20余里路，是一所环境幽静典雅的学校，国民军著名将领胡景翼为该校题写了“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21字校训。校园内，两层的藏书楼，楼檐四角翘起，呈展翅欲飞之势；半圆形门窗的东洋式教室，水磨青砖墙面，弓形屋顶，透露出儒雅的韵味。 　　习仲勋刚来到富平立诚学校，新气息就扑面而来，他很快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1926年3月，习仲勋的老师严木三经三原党组织通知，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此后，严木三在立城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立城党小组，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①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揭开了序幕。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中间就开始了。起初，是由少数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在关中、陕北等地的学校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有了这个条件，就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期间，西北革命运动以西安为中心，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队、政权、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党员发展到几千人。”② 　　当时，在富平乃至在整个关中地区，新思想的传播在各个学校早已成为一种新时尚。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陕西开始得到传播。从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回陕和来陕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开始时都在一些学校任教，他们的工作对象和接近的主要群众是学生，他们最先的工作任务是宣传和组织学生，开展学生运动。习仲勋在这个时期进入立诚学校求学，必然会受到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期间，具有新思想的教师在各个学校都非常受欢迎。王尚德在渭南赤水职业小学、李子洲在三原渭中学、魏野畴在榆林中学、王复生在咸阳中学，通过讲授历史、语文等课程，批判旧的封建文化，向学生宣传、灌输民主、科学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魏野畴认为：“若用现在出版的课本作教材，那就牺牲光阴多了，那无异把粪给学生吃。”他使用自己编写的教材，聘请王复生来咸阳中学任教。他在给杨钟键的信中高兴地说：“新教员王先生讲一点社会主义，我极力欢迎这样人物来陕。”李子洲、王尚德、王复生等在语文课中选讲《中国青年》、《新青年》、《先驱》、《向导》、《共进》等进步刊物上的一些文章，启发学生的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他们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利用业余和假期时间阅读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在这些革命思想传播者的引导下，各个学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中广泛传播开来，从而为关中地区乃至整个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陕西早期的党、团组织建立于大革命时期。当时，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工农运动，在北方掀起了支持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高潮。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陕西早期的党、团组织刚刚成立，就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把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1924年6月一1925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陕西普遍建立起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西安第二支部、西安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华县支部、澄城特别支部、绥德特别支部、延安支部、榆林支部和安定军队支部等纷纷建立，有力地促进了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青年运动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陕西地区的建立时间早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1925年底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政治上实际上起着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作用，因而在陕西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习仲勋最初就是在立诚学校深受共青团组织的影响而接受革命思想的。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基础上，1925年10月下旬，魏野畴、安存真、雷晋笙、刘含初、吴化之等创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安存真，隶属于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5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西筹建西安地委。黄平万到西安后，先参与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黄平万任书记。此后在赤水、三原、渭南、富平等地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或党支部，共有党员50余人。 　　1924年6月以后，早期的团组织和党组织开始在陕西各学校陆续建立。1925年秋，受大革命风暴的影响，立诚学校共青团小组正式成立。1926年1月，共青团富平特支在立诚学校建立。5月，中共立诚学校党小组成立。中共党、团组织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方法上，除了利用课堂和组织读书会外，还采取举办平民学校和讲习班、讲习会，推荐和创办革命刊物等方式。这些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刚刚进入立诚学校学习的习仲勋，他很快成为党、团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为了提高习仲勋等青年学生的思想认识，立诚学校的党、团组织积极向习仲勋等一批青年学生介绍党、团刊物和马列主义著作。《中国青年》、《新青年》、《先驱》、《向导》、《中州评论》、《共进》等刊物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等，都开始在立诚学校学生中得到传播和普及。 　　党、团组织还先后创办了一些进步团体，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开展进步活动。在当时传播进步思想的各种青年社团组织中，可以说1923年8月李子洲等创办的共进社以及后来的渭北青年社的活动对习仲勋的成长有着直接影响。习仲勋在立诚学校的启蒙老师严木三先生自三原第三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是共进社的积极分子，严木三本人还于1924年初发起组织了“青年同志共进社”，联系进步学生，传阅革命书刊，研讨中国之前途，宣传马克思主义。③严木三受聘担任立诚学校校长职务后，在立诚学校积极发展渭北青年社成员，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经撰文赞扬说：“立诚青年社，在富平县立诚中学内，社员三十余，皆能实地工作者。富平青年社四十余人，在富平县高小内者为多。”渭北青年社的活动对习仲勋的成长发挥了直接的启蒙作用。 　　习仲勋在立诚学校学习时，立诚学校已跟随浩荡的时代潮流，逐步由鼓吹民主主义思想的阵地，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阵地之一。习仲勋就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中，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期间，除了大量的课业知识学习外，最重要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他后来回忆起往事时，仍十分怀念自己的老师、时任共青团特支书记的严木三。他说，严木三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的文章和进步报刊杂志的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复述和讲解，同时介绍一些重要报刊文章让大家阅读，进而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加入党、团组织。 　　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习仲勋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开始了自己辉煌的革命生涯。 　　1926年3月，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勋即参加了进步青年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参加了学生运动。 　　当时，全国大革命风暴初起。在陕西，早期的党团员和党团组织所在地的学校，都先后成立了学生会。1924年一1925年，在西安、渭南、三原和榆林等地，先后成立了西安学联、陕东学联、渭北学联和陕北学联。在学生中还建立了进步学生组织。1923年一1925年期间，先后在华县咸林中学建立了“青年励志团”，在三原以严木三发起的“青年同志共进社”为基础建立了“渭北青年社”，在西安建立了“陕西青年社”和“西北青年社”，在绥德建立了“陕北青年社”等等。这些组织是当时团的外围组织，其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员，是培养和选拔团员的场所，也是各学校学生会和各学联的核心，党、团组织经常通过这些组织和其中的党、团员去做学生会和学联的工作，团结广大学生参加校内外的一些活动。习仲勋参加的渭北青年社”，积极发展社员，发动和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在当时渭北地区影响相当大，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进步学生团体。 　　学生运动开始是在校内进行的，主要是组织学生会，代表学生参加一些学校的校务活动。随着学生的日益觉悟，学生参加校务会议和校务活动的要求和积极性更为普遍。 　　1925年5月以后，学生运动逐步由校内活动扩大到社会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陕西全省学生开展的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这是陕西地区学生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一事件，对于许多西北地区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刘志丹等的成长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正在富平都村小学学习的习仲勋，虽然年仅12岁，但也因受到进步教师的引导，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即由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逐步开始参加了政治和社会活动，从而大大拓展了他的人生活动空间。 　　“驱吴运动”的起因是1925年5月4日，军阀吴新田的匪军对西安第一中学学生进行了野蛮的残害，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四”大惨案。惨案发生后，陕西党、团组织领导全省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开展了空前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军阀吴新田，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1921年，吴新田随阎相文入陕。1922年春，吴新田借口追剿陈树藩余孽进驻汉中，被任为陕南镇守使。从此，吴新田便一直残害陕南人民，横征暴敛，奸淫劫掠，无恶不作。陕南人民在吴的搜刮下，民穷财尽，十室九空，挣扎在死亡线上。 　　1925年，在军阀刘镇华的勾引下，吴新田率兵进驻关中，代理陕西省督，帮助刘镇华抢夺河南地盘，进行所谓的“胡憨战争”。刘镇华失败后，由于吴新田与皖系军阀有着血缘的关系，北京段祺瑞政府便于4月30日正式任命他为陕西省军务督办，代替刘镇华压迫陕西人民。对于段祺瑞政府的这一罪恶决定，陕西人民坚决反对，认为这个穷凶极恶的魔王必定给陕西人民带来更加严重的祸害。果然，这个魔王上任不到几天就制造了一场“五四”惨案。 　　5月4日，西安第一中学学生在操场上踢球，将球踢出了墙外，被吴新田部二十八团匪兵拾去。学生前去要球，匪兵不但不给，反以砖头、铁锨乱打学生。接着，在匪军官的指使下，竟吹军号，集合大批匪兵，冲进学校，以砖头、铁锨、刺刀、棍棒等凶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乱打乱刺。匪兵们将操场上的学生打散，又追到宿舍行凶。结果，造成40余名学生被打伤，其中4名学生伤势严重，2名学生的耳朵连脑部，均被割下大块，命在旦夕，其余学生被匪兵或刺穿臂膀，或刺穿手掌，刺伤腿部。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西安第一中学全体学生立即罢课，发表宣言，向全陕西人民揭露吴新田匪军的滔天罪行，并要求各界予以援助。西安49所学校的学生闻讯后，一致起来抗议，支援西安第一中学学生，组织了学生后援会。5月5日，西安举行了全市总罢课，坚决声讨吴新田纵兵行凶的罪行，要求严惩行凶匪军官兵，解散肇事匪军二十八团，向学生道歉，医治受伤学生，赔偿损失，并永远保证保护学生。各校学生坚决表示，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学生们的这一正义斗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坚决支持和积极领导，并从各个方面进行工作，鼓励各界人民一致支援学生。接着，三原、富平各校学生也在三原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罢课，并派代表来西安，表示全力支持西安学生的斗争。 　　对于吴新田匪军的暴行，陕西各界人民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5月6日，西安各学校教职员数百人，冒雨在西安第一中学开会，研究通过具体支持学生进行斗争的17条办法，并成立了西安全体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作为开展具体工作的组织。西安各学校校长，其中不少人虽然从来就不爱护学生，但此次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迫于舆论压力，齐集教育厅表示对此事件不满，要求吴新田给学生以满意答复。西安其他各界亦都筹划办法，对学生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 　　对行凶之事习以为常的吴新田，对这一严重事件和由此引起的学生激烈抗议，置之不理，视若罔闻，不作任何答复，这就进一步激怒了学生。西安党组织及时正确地提出了从根本上驱逐吴新田匪军和彻底打倒军阀制度的口号，得到了全市学生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从而使斗争进入了“驱吴运动”的新阶段。 　　5月14日，陕西旅京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发表宣言，对西安学生的“驱吴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声援，并希望陕西各界团结一致，尤其是学生与教育界，应始终作此运动的中坚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罢课罢教，游行示威，讲演宣传，争取各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坚决打倒吴新田，掀起争人权、争自由、打倒军阀的政治运动。 　　为了驱逐吴新田，西安各学校学生选举出最进步最勇敢的分子，成立于西安市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吴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在学联的领导下，学生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他们整天在街头巷尾，画漫画、散传单、贴标语，大力揭露吴新田纵兵行凶、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宣传驱逐吴新田的道理。吴新田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学生太嚣张，严禁学生在大街上集会，指使匪兵在街头对学生耍无赖，进行挑衅，扬言打死不偿命，并在各学校门口，密布岗哨，监视学生的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继续坚持斗争，并将斗争扩大到全省范围，党的组织机构由西安转移到了三原，以三原为中心，领导陕西人民进行了更加广泛的“驱吴运动”。此时，西安学联亦迁到三原。党组织通过学联继续领导西安各学校的罢课斗争，并多次召开驱吴大会，教育学生了解坚持“驱吴运动”的重大意义，发动学生组织讲演队，大力动员社会各阶层群众，一致起来参加“驱吴运动”。 　　为了进一步扩大学生队伍，壮大斗争力量，把全省学生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党组织通过学联，派代表到各县去宣传联络，很快得到了关中、陕南、陕北各地学生的响应，纷纷致电，表示全力支持。7月7日，党组织又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3人，代表关中、陕南、陕北等地13个学生联合会。在魏野畴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谋求学生永久利益和关于驱吴斗争等13项重要决议案，并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执行机关。会后，即组织了5个宣传队，分头到富平、蒲城、高陵、汉中等地进行宣传活动。驱吴斗争很快发展到了高潮。 　　为了使驱吴斗争更加广泛深入，把农民、士兵群众都动员到驱吴斗争的行列中来，党组织在三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魏野畴作了政治报告，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把驱吴斗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会议提出了“到农民中去”、“到部队中去”的政治口号。 　　会后，党组织动员党团员和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宣传队、工作队，到三原、渭南、华县一带，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号召农民积极参加驱吴斗争。 　　党组织还派人到陕军和国民军中，大力推动驱吴斗争。在陕北，李子洲对杨虎城部及杨虎城本人都做了工作，劝他率兵南下，协助驱吴。在三原，党组织派人与国民二、三军接洽，要他们援助驱吴斗争。国民军和陕军抱着与学生和人民群众根本不同的目的终于也参加了驱吴斗争。 　　7月上旬，国民军先后由河南人陕，直驱西安；陕军杨虎城、甑寿山部也由耀县迅速进军西安；其他陕军各部也都表示了驱吴态度。在陕西人民，特别是学生和各地农民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下，各路军包围了西安。吴新田势孤力薄，不敢恋战，率着残部弃城而逃。至此，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获得了胜利。 　　驱吴斗争后，陕西尤其是关中渭北地区的学生运动由学校活动为主转为参加社会活动为主，青年运动蓬勃兴起。习仲勋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参加“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的活动。在学生运动的洗礼下，习仲勋的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26年5月，不满13岁的习仲勋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参加革命活动 　　1926年夏，大革命风起云涌。入团后的习仲勋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利用课余时间，散发革命传单，上街宣传演讲，到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等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从当时整个西北看，渭北的三原、富平、泾阳、耀县、淳化，都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三原的武字区兴起的。早在1926年11月，被誉为“北方的彭湃”、“农民运动大王”的共产党员乔国桢，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习结业后，回到陕西省三原县武字区，与共产党员唐玉怀(唐亦民)、郭明效一起，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组织群众，从村到区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成立了渭北地区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寨支部，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队。农民协会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反动的封建势力，组织起来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散地主民团，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禁烟禁赌，消灭土匪，维护社会治安，为渭北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三原县农民协会领导着6个区、154个村的农民协会，并领导有农民自卫团武装。富平县设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3个区、284个村的农民协会。泾阳县设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4个区、50个村的农民协会。耀县也设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9个区、65个村的农民协会。淳化县也在西区成立了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团武装。 　　习仲勋在农民运动的急风暴雨中，冲锋陷阵，很快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庄里镇有一个保正叫张积德，平日经常欺压百姓，为非作歹。1926年6月，党团组织决定举行清算斗争张积德的大会。习仲勋与胡景铎、白振江等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斗争大会和游行示威，清算出庄里镇大恶霸张积德贪污400块大洋赃款的罪行，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会后，习仲勋与其他学生一道冲进张积德的家，砸碎了其宅第悬挂的“名重梓里”的金匾牌，由此掀起了富平农民运动高潮的风暴。这次行动也初次展现了少年习仲勋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的品质。 　　10月，乔国桢、韩崇正等受中共西安地委的指示来到富平，开展革命活动，习仲勋与胡景铎、白振江、唐玉怀等积极参加了活动。④是年冬，立诚学校校长郗敬斋要求学生“勿谈国事”，不准学生出校集会、办刊，甚至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进步师生的极大不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习仲勋与学生党员一道，参加清算学校账目、驱逐校长郗敬斋的学潮风暴…… 　　立诚学校学潮风暴的兴起，引起了反动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严木三先生被解聘，学生中的党团骨千被迫陆续离校。1927年春节后，习仲勋和一些共青团员一起离开立诚学校，转入设立在富平县城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校址地势较高，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明朝时称窑桥寨，清末设立“湖山书院”。同治年间曾经在院内建有一座“望湖楼”，后毁于战事。1923年重修为三层砖木结构的阁楼。胡景翼将军为阁楼题写了“礼堂”、“建议”、“望湖”、“藏书”、“尊德”，5处门额。习仲勋很喜欢自己母校内的这一特殊建筑。1958年，他在视察工作途中，曾来到这里，与陕西省陪同的负责人一同登临“望湖楼”，深情地回忆起在这里读书时登临楼顶，尽收眼底的县城风景：“南门外望湖楼稻子莲花，北门外水长流桥上桥下，西门外圣佛寺一座宝塔，东门外杜村堡千家万家。” 　　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县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25年春，共产党员王佛宗应聘到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以课堂为阵地，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习仲勋进入第一高等小学之前，严木三先生已经以国民党富平县党部主任委员的公开身份，出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校长，他同时又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富平县特支书记。当时，第一高等小学聘请的11名教师中，就有9名是中共党员。习仲勋遂以极高的热情融人了更为宏阔的革命洪流之中。 　　鉴于习仲勋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在革命斗争风浪中经受了考验，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中共富平特支在第一高等小学东侧的一间房内专门召开会议，慎重地讨论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当时的习仲勋年龄还不足14岁，特支成员的意见出现了分歧，遂以年龄太小，转入第一高等小学的时间太短为由，没有通过。后来，耄耋之年的严木三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千。他说，习仲勋的表现完全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组织只是考虑到他的年龄太小呵！ 　　1928年1月，14岁的习仲勋考入三原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诞生在五四运动的潮流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进步教师，把许多新鲜授课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参加的“渭北青年社”就是从这里发起并辐射到周边地区的。1926年3月，三原第三师范学校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运动，曾经爆发过一场长达4个多月的轰动渭北的学潮。当时，共青团三原地委在这里成立，共青团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直接发送到这里。习仲勋入校时，学校的党、团负责人是李文华和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宋文梅。 　　这一时期，习仲勋所在的三原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集团举行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开始公开走向反共道路。冯玉祥所部在陕西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陕西地区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镇压。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的领导者，不懂得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郑州会议一开，西北的国民党公开反革命了，对共产党人杀的杀、赶的赶，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遭到了极严重的损失。”⑤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习仲勋坚持开展革命斗争。7月1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原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三原地委改组为三原县委，张秉仁(张性初)任书记，领导泾阳、富平、淳化、栒邑、高陵等5个县的党组织的工作。三原党团组织转入了地下秘密活动。习仲勋多次参加三原的党团组织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采取了转变团员活动方式，实行单线联系等应对措施。漫漫长夜，路在何方?习仲勋思考着这些问题。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10月，清涧起义爆发；12月，广州起义爆发。这一系列的起义，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道闪电，昭示着革命风暴的来临，习仲勋和团员们谈论着时局的变化，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慢慢散去。 　　1928年1月12日，陕西省委发出通告，将全省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个暴动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暴动。在关中，又将三原、富平、泾阳、栒邑、高陵、淳化作为渭北暴动区。2月9日，在黄子文参与领导下，由唐玉怀主持，在三原县鲍四庙召开了40余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抗敌委员会，孙志刚任主任，李天赦任副主任，下设5个分会。2月22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游击队共有30多人，黄子文为总指挥，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这支农民武装从2月到9月，活动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的斗争，处决了曾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厚安、敌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土豪劣绅。 　　4月，中共三原县委领导三原、泾阳的农民开展了“交农”斗争。是月20日，黄子文、唐玉怀等利用掌握武字区民团实际权力的有利条件，开始联络心字、军字、力字区的群众准备“交农”。口号是：“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4月23日，以鸡毛传贴形式通知了“交农”的时间、集合地点以及各路负责人。24日，2万多农民群众扛着杈把镢头，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将三原县城团团包围。25日，围城的农民群众增加到三四万人，许多农民烧毁农具，表示不减免税赋决不种地的决心。26日，国民党三原县长马润昌口头答应免除当年粮款。27日，黄子文继续动员农民群众围城，直至县政府贴出免除粮款的告示，坚持四天的围城斗争胜利结束。富平石桥等地的农民，随武字区的农民队伍参加了三原的“交农”斗争。在泾阳，泾阳区委发动组织了万余农民，于4月26日到县城“交农”，也赢得了胜利。 　　1928年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为了配合这一斗争，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武装围攻三原县城。以黄子文为总指挥，孟芳洲为政委，杨致中为游击大队长，组成武装围城指挥部，以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作为武装围城的骨干力量。驻三原的杨虎城部炮兵营的中共第四军支和任副营长的共产党员张汉民，给农民武装支援了10余支枪械，并派军事干部参加指挥武装围城。三原县委还联络了地方武装力量胡景铨、马仙舟等部参与武装围城行动。 　　5月3日，三原县的武装围城正式开始。由于三原驻军已有防备，攻城未克。中午时分，黄子文带队到城西指挥部时，马仙舟突然叛变，缴了农民武装的枪械，扣押了黄子文、孟芳洲和县委交通员雷展如，导致了武装围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使习仲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意志坚定的革命骨干。在三原第三师范学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在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习仲勋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每天晚上外出秘密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多种方式向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这时，一场厄运骤然降临于这位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身上。 　　当时，三原第三师范学校的广大学生在该校党组织负责人、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的领导下，掀起了与反动校长王藩辰斗争的大规模的学潮。同时，渭北中学的党组织为反对渭北中学反动校长杨少农迫害学生，也发动广大学生开展了“驱杨”学潮。身为共青团员的习仲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成为学生运动的革命骨干分子。1927年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中心县委：“在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白色恐怖。渭中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快愈好。”这个指示中所提到的“原城”就是三原县城的简称，“渭中”就是渭北中学的简称，“杨某”指的就是渭北中学反动校长杨少农。1928年3月，渭北中学的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终于将杨少农赶出了渭北中学。杨少农气急败坏，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和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8名，共青团员3名，进步学生10余人。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派出一些反动骨干分子到学校担任校长、训导处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在第三师范学校，以校长王藩辰、训导处主任魏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将进步学生和党团员列入黑名单，企图打击陷害。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非常手段”对付第三师范学校反动教育主任魏海。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等开会，研究行动方案，决定实施毒杀魏海的行动，并指定由程建文负责实施。由于行动未成功，计划败露，三原反动政府和军警在事发后的第三日早晨，包围了三原第三师范学校，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习仲勋、李彦仓等十余名党团骨干、进步学生以及第三师范学校党组织负责人、三原中心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和另一名负责人李少华被敌人逮捕，并带上镣铐关押于三原县看守所，两个月后转入西安军事裁判所。 　　在狱中，年仅14岁的习仲勋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屈服，他坚持革命信念，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开展机智的斗争。他们阅读党组织送进狱中的理论和文艺读物，互相鼓励要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和组织。他们还组织了旨在改善伙食的说理和绝食斗争，并耐心启发同室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提高觉悟，不为反动政府卖命。习仲勋对党的忠诚和突出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誉。4月的一天，武廷俊单独与习仲勋谈话，郑重介绍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使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武廷俊并特别说明，因习仲勋年龄尚小，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不久，武廷俊在狱中被敌人杀害。两个月后，习仲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过问下，获释出狱。 　　习仲勋早年的革命活动，对于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活动使习仲勋懂得只有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摧毁旧世界，建立理想的社会。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给习仲勋以深刻的启迪。他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强大的条件下，革命不能单凭赤手空拳去进行，必须掌握枪杆子，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尚未成年的习仲勋又投身兵运斗争的艰险之中，走上了创建西北红军的艰苦征程。 　　①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28页。 　　②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4~165页。 　　③《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4页。 　　④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165页。 　　⑤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5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