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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辟渭北游击区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初见刘志丹 　　两当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习仲勋，习仲勋被迫于6月间秘密潜回家乡富平，但他心里仍然牵挂着陕甘边区，牵挂着刘志丹、谢子长，他向中共富平区委的负责同志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心情。因一时半会党组织还无法与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习仲勋只好暂时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秘密组织力量，开展群众工作。 　　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斗争经验的党的骨干，习仲勋善于思考问题。当时，习仲勋从自己几年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兵运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已经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他热切希望能在武装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去冲锋陷阵，尽快使党纲织摆脱被屠杀的白色恐怖的危险处境，打开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西北地区两个传奇般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历经磨难，终于发展起来。 　　1931年7月，刘志丹受陕西省委指示到平凉陈硅璋部中继续从事兵运斗争，任陈部第十一旅旅长，建立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开展整训工作。8月间，在早胜事件中，刘志丹从事的兵运斗争再次受挫。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 　　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林锦庙胜利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后，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部队共约700余人。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共360余人。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总指挥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按照以陕西渭北为重点的预定方针，南下陕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回师陇东。3月19日，陕甘游击队发起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结果失利。当晚，陕甘游击队撤至正宁县西坡后，总指挥部决定在正宁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下旬，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织下，在新庄子召开了有寺村塬一带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选举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等任副主席，①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等分配给农民，镇压恶霸豪绅。 　　4月13日至14日，陕甘游击队发起了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未果。4月20日，陕甘游击队接到栒邑县地下党组织报告称，栒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驻防，防守不严。当晚，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经一夜的急行军，于21日拂晓偷袭成功，歼敌两个连及民团，俘敌300余。4月下旬，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在栒邑县的驻地，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谢子长到靖远搞“兵运”工作，将部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五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仲远。嗣后，三支队西进永寿、礼泉、乾县、邠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五支队南下三原五字区活动。 　　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集结于栒邑县清水原。为了统一指挥部队，陕西省委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为扑灭陕甘边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调动数旅兵力，向陕甘游击队发动“进剿”。刘志丹指挥红军游击队转战鄜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经九次苦战，至5月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 　　正当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却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陕西韩城一带，使部队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中损失惨重，剩下300余人。6月下旬，刘志丹、阎红彦率陕甘游击队返回陇东，决定以桥山中段的山区为依托，在陇东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发展，同时，将三、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阎红彦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改任二大队长。 　　7月23日，李艮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开展反右倾斗争。8月13日，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王郎坡敌军据点，部队伤亡60余人。此后，李艮又命令红军进至五顷塬据守。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敌军的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敌军突破，部队又退到三嘉塬地区。8月19日早晨，敌人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红军奋力拼杀，后巧借大雾，突出重围。陕甘游击队伤亡惨重，转移到马栏镇时，只剩下200余人。 　　8月底，陕西省委重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 　　对于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一带活动的情况，两当起义失败后已经回到家乡富平的习仲勋是从同村的周冬至那里得到消息的。习仲勋与周冬至曾经是都村小学的同学，关系密切。1929年，关中大早，周冬至父亲外出借粮时饿死异乡，全家生活无着。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周冬至随母亲逃荒要饭到照金山区，投奔到其父的结义兄弟王明发家中，后在老爷岭定居下来。1932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照金关帝庙里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地主老财们正在这里欢度元宵佳节。突然，枪声四起，南下渭北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奇袭耀县民团，全歼敌人，缴枪30余支。21日，在谢子长主持下，陕甘游击队于香山召开会议，词论省委关于在三原、富平城周围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会议认为，这两县敌人兵力雄厚，地处平原，不便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会议决定陕甘游击队在同官、宜君一带的山区活动。②红军在照金一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周冬至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这年7月，周冬至回到老家富平探亲，见到习仲勋，便将陕甘游击队到照金活动的消息悄悄告诉了自己的好友习仲勋。③ 　　习仲勋内心非常敬佩刘志丹、谢子长，向往红军游击队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恨不得马上出发，到陕甘边区去，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战斗。但是，习仲勋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习仲勋积极寻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参加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1932年7月间，习仲勋在富平县城碰巧遇见了在立诚学校上学时的同学、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的程建文(即陈建中)。习仲勋向程建文倾吐了自己想去红军游击队的急迫心情，程建文听后，立即指示习仲勋到三原县武字区去找党组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后来，习仲勋在三原县武字区与三原县党的负责人唐玉怀接上了组织关系。经唐玉怀介绍和派遣，习仲勋前往陕甘边区，参加陕甘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此后，习仲勋与周冬至一道离开了富平，经过百余里的艰难跋涉，辗转来到了耀县老爷岭，暂时住在周冬至家中，打听陕甘游击队的消息。8月，习仲勋听说陕甘游击队在照金以西的杨柳坪一带活动，立即动身前往，终于在杨柳坪找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也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 　　对于这次与刘志丹的见面情况，习仲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 “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象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④ 　　谈到这次谈话的收获，习仲勋又说道： “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待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⑤与刘志丹的见面，使习仲勋思想上收益很大，他在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从此，根据地建设工作始终成为他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 　　习仲勋刚到陕甘游击队后不久，敌人就开始分三路“围剿”红军。第一路是敌驻陇东之甘肃警备旅第九十七团、九十八团，自宁县、正宁从北向南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卫团，从邠县、栒邑自西向东“搜剿”；第三路是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从南向北扑来。刘志丹、谢子长认真研究敌情后，决定将陕甘游击队带到栒邑、耀县、淳化交界的照金一带山区，这里北面和子午岭山区相接，重峦叠嶂，地形险要，便于游击队活动，不利敌大部队作战。9月11日，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到达照金附近的杨柳坪时，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在副总指挥党谢芳的带领下，逼近照金。陕甘游击队“以退为进”，撤出杨柳坪，向西后退10余里，诱敌进驻照金。敌以为我军“逃跑”，戒备松懈。当夜，红军回戈照金，拂晓前借着大雾，杀了个回马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人。当敌人从梦中惊醒时，已成瓮中之鳖。激战1个多小时，即全歼3县民团300多人。9月15日，敌何高侯的一个团向照金进发时，刘志丹、谢子长又将红军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利用有利地形，指挥游击队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突袭，击溃敌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剿。不日，敌军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反扑。红军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锋芒，决定撤离照金。 　　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赶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刘志丹汇报工作情况。刘志丹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将习仲勋留在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为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创造群众条件，为此，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⑥谢子长也对习仲勋鼓励说：“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⑦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刘志丹将陕甘游击队的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下，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开展游击运动。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叫程双印，曾经参加过栒邑暴动，军事指挥能力较强，刘志丹还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作战。刘志丹把这样一支队伍交给习仲勋来坚持照金斗争，一方面说明他对习仲勋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照金根据地开辟斗争的重视。 　　二、开展渭北游击活动 　　主力红军撤离后，习仲勋率领第二大队特务队在照金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为创建照金根据地积极准备条件。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特务队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耕者有其田，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思想，将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秘密建立革命组织。 　　一天，习仲勋、周冬至召集青年积极分子在谢家岭冯大爷家开会，专门研究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大家积极响应，并宣誓：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甘洒热血为人民，誓死如归不变心，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习仲勋就带领周冬至等从几十里外的地方抓来了一个地主，并给其家留言：“必须用枪支弹药和银元来赎人，否则，立即处决。”没过几天，那个地主家属只好用3袋子弹和500银元将人赎回。接着，他们又摘了几次这样的游击活动，为组织游击队筹集了经费。⑧ 　　当时，斗争环境极为艰苦，特务队内部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叛变的严重事件，特务队程双印被叛徒杀害。陈克敏叛变事件的发生，给根据地创建工作带来严重危害。为了保存特务队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整顿了特务队，健全了组织，决定由第五伯昌代理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特务队到耀县的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活动。不久，因遭到敌人的进剿，被迫离开照金地区，转入渭北游击区。 　　渭北的武字区一带是习仲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大革命时期起这里就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武装斗争。渭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发展，为后来陕甘边照金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932年9月中旬，习仲勋带领特务队来到渭北的三原武字区，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活动在原富、耀边地区。当时武宇区已在同年3月中旬建立了一个游击队，队长孙铭章，下设3个分队，由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任分队长，共有队员40余名，长枪30余支，短枪4支，活动在西至心字区，东至富平石河川，北至耀县西原，南至心字区、武字区的原畔。8月1日，在武字区游击队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共有队员40余名，30余支枪。习仲勋带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来到武字区后，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10月，习仲勋等率领渭；比游击队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的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帮助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土豪，保护群众分粮斗争。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3天，300余名群众参加，分粮300余石。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杀豪绅，抗粮杀差人，使耀州县政府不敢在那里收款收粮。”富平的都村、淡村、盘龙一带的农民联合会，开展了群众分粮、杀豪绅的斗争，同武字区的区域连接了起来。“富平国民党、地主豪绅的统治也达不到那里。” 　　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好转，使党内的“左”倾情绪膨胀起来。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指示渭北游击区“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开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⑨据此，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党团会议，决定在11月6、7、8日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盛大地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庆祝十月革命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中共三原县委书记代表党、团组织讲话，随后，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赤卫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讲话，习仲勋率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参加大会。会后，以习仲勋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参加大会的1400余名群众向武字后区的马额民团示威。7日，参加大会的群众达到了2000余人，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报告。会后，2000余名群众整队游行，习仲勋率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武装护卫，荷枪实弹做前导，从武字区下原出发，在距离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返回武字区。8日，举行游艺大会，散发传单7000余份。中共渭北特委的汪锋、渭北团特委的程建文和武字区的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还化装演出了新剧。一时间，歌舞升平，渭北地区的群众陶醉在幸福的生活里，完全忘掉了近在咫尺的磨刀霍霍的敌人。 　　渭北游击区连续三日的庆祝活动极大地震动了敌人。11月9日，敌人纠集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6个县的民团和三原、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营的兵力，对武字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捕人、杀人。敌人占领武字区后，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原、沟一起搜。甘涝池村留在村内的30余人全被抓走，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抢走，黄子文家的10余间房屋被烧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被迫分散转移，渭北游击队被敌冲散，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对于渭北游击区遭到的失败，习仲勋在1945年7月延安召开的中共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回忆道：“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失败。”⑩ 　　武字区遭劫后，习仲勋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到心字区。后来，心字区也遭到敌人的“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第五伯昌、程国玺带游击队去栒邑活动，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习仲勋又回到心字区，在这里仍是无法立足，李杰夫回省委去了。 　　11月中旬，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来到富平西区。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后，我与李豫章同志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11)在富平西区，习仲勋坚持革命斗争，发展了岳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淡村支部，建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一支有20多人的游击队，然后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时间，参加分粮的贫苦农民就由十几个人，发展到一两千人，他还将富平县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家的粮食和财产都分给了穷苦人民，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久，康尚武带领游击队来到了富平县的都村。习仲勋对游击武装进行了补充和整顿，康尚武担任游击队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后来，习仲勋带领游击队到了殷家堡，在那里成立了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这时，在泾阳成立了苗家祥游击队，耀县南三堡也有张仲良领导的农民游击活动。渭北游击战争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委员贾拓夫先到武字区，后到富平县。在富平县城内，贾拓夫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省委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的决定，同时，以李冲宵、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冲宵。新的中共渭北特委派郑彦青去白水巡视工作，贾拓夫和李冲宵回到武字区。杜衡又从省委来到渭北，在武字区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的新指示，由7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渭北特委，金理科为书记。会议讨论了反攻武字区的计划和重建中共武字区委员会等问题。 　　12月中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在武字区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取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由7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为书记。1933年3月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杨声任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李俊藻任常委，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当时，组织上派习仲勋先后任共青团富平西区委委员、共青团武字区委书记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和武装斗争工作。习仲勋在三原三中以及驻军王泰吉部中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 　　中共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相继成立后，以反攻武字区为中心任务，恢复红色武装。习仲勋等首先将冲散后陆续回到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南原和武字后区各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南原游击队和武字后区游击队各有20余人。不久，黄子文将这两支游击队合并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各有20人枪。     　　1933年1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相继回到武字区。21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富平尚村组织300多人分了土豪的粮食。23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与敌军激战半日。24日，第一中队遭敌袭击。26日，两个中队会合，共有40余人，枪20余支。 　　1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下辖3个中队，50余人。2月，富平的都村、淡村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武字区又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渭北游击区的红色武装得到了发展。7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 　　渭北游击战争是陕甘红军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在渭北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经历，也为他后来领导整个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在渭北游击区的工作 　　在习仲勋等领导的渭北游击队的支持下，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中共三原县委、共青团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各分会、雇农工会、少年先锋队的代表共28人。大会选举1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5人为主席团委员。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成立少年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开展肃反，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种植鸦片等12项决议。会议还通过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宣言和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东北义勇军的通电。渭北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部。这时，刚刚到达渭北游击区的习仲勋担任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的职务，参与了游击区的各项创建工作。 　　为了加强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依照陕西省委10月4日和6日关于“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立刻实现扩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吸引后区、肃字区、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的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共渭北特委常委会的意见，10月18日，渭北游击区召开了村代表会，改选了渭北革命委员会。改组后的渭北革命委员会，由6人组成主席团，黄子文为主席。随后，三个村的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妇女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的代表也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权。 　　在渭北游击区红色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习仲勋参与领导了土地革命斗争。渭北的土地革命斗争是先从打土豪、分粮食开始。早在1931年5月，武字区的武装赤卫队建立后，就采取白天分散，晚上集中的办法进行活动。主要是在耀县西部、富平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心字、武字两区，领导和掩护群众收割豪绅地主的庄稼，抗粮、抗税、抗捐、抗债。8月间，发动了反区公所、反地亩契税和反豪绅的斗争。10月，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上群情激奋，斗争区长薛荫堂，迫使其取消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大快人心。豪绅地主、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让他将霸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心怀不满，企图反攻倒算。崔福成的行为败露后，被武装赤卫队处决，并烧毁了他记的“变天账”。 　　1932年3月中旬，武字区区委成员和耀县张仲良、杨仲杰，以及淳化县代表20余人在武字区孙家壕开会，会期7天，讨论了游击区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4月上旬，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分配了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粮食20余石。农民联合会组织分粮委员会，具体组织农民分粮斗争。4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有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1500人之多，整个的持续的分配五六天之久，分了武字区20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城，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公所积下的粮食。” 　　10月，在习仲勋领导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有力掩护和参与下，游击区的群众得到普遍发动，土地革命成燎原之势，中共渭北特委决定在武字区南原分配土地。20日，特委召开各支联席会议，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以农民联合会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工作。26日，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27日，党团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习仲勋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的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工作。28日，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38村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经验，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习仲勋在会上也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与会者受到启发。 　　土地分配斗争开始后，渭北武字区38村的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坚决，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精神。1932年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说：三原农民“分粮斗争的开展已经深入到分土地的阶段。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坚决，一般农民说‘分粮不是根本出路，一定要分土地。’事实上农民已经自己动手分配土地。如义和村农民没收了地主杨海清的土地。”(12)上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忠带领贫苦农民分地220亩(其中公地20亩)，有10余户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口外庄的13户农民分得土地83亩，其中常庆绪分得的5亩土地一直耕种到全国解放。 　　习仲勋在渭北工作时，和黄子文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受到过黄子文的支持和引导。渭北游击区的群众领袖黄子文，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陕甘边区领导人之一的刘景范曾经赞扬黄子文，说他是个诚实人，讲实际的人。(13)早在1928年，黄子文就开始在渭北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渭北革命委员会(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兄弟俩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习仲勋在渭北游击区直接得到了黄子文的言传身教。在黄子文的影响下，习仲勋逐步提高了驾驭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能力。 　　193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习仲勋离开了渭北游击区。 　　习仲勋走后，渭北游击区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率领6个团以上的兵力，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游击区进行了疯狂的进攻。敌军进入武字区、心字区后，大肆逮捕和屠杀群众。据当年8月9日的《新秦日报》披露：仅杨竹荪团达到武字区后，其“第一营在老户沟一带获嫌疑犯百余名。”并“对各该地区中之高窑、地洞继续搜查破坏。”敌见人就抓，大肆捕杀，据一些健在的老人回忆，仅这次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就有四五百人之多。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红四团退出渭北游击区，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失陷。 　　渭北游击区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习仲勋在渭北游击区从事的军事斗争、农村根据地建设斗争、群众斗争、土地革命斗争等多方面工作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丰富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为习仲勋后来在陕甘边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渭北苏区斗争实践，使习仲勋的思想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不仅懂得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懂得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根据地必须考虑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当时的西北地区的党组织中，能够有这样认识水平的人如凤毛麟角。比如当时的陕西省委就仍然坚持截断渭河交通，建立城市苏区的观念，这种观念后来甚至酿造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全军覆灭的惨剧的发生。由此可见，习仲勋不仅是一个出色的革命活动家，他也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在革命实践中发现着、思考着、探索着客观规律，又用实践斗争去完善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习仲勋说：“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被证明是条失败的路线。”(14)为什么在渭北地区不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呢?习仲勋是这样分析的：渭北游击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红军的游击战争没有广大的回旋地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所谓“富农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的路线，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既然在渭北地区因地理条件的限制，不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那么，根据地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地区呢?当时，习仲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1933年春，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又到照金去肩负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①据当时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合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副主席庸贵荣。这盟采用《陕西代表团杜励君报告》的说法。 　　②贺晋年：“民族英雄谢子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74页。 　　③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98--99页。 　　④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6日。  　　⑤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⑦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9页。 　　⑧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99-—101页。 　　⑨陈永恭，秦生：《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25页。 　　⑩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5页。 　　(11)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5页。 　　(12)陈永恭，秦生：《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24页。 　　(13)刘景范1985年4月13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363页。 　　(14)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5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