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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开辟照金苏区 　　1933年春，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离开渭北游击区，回到照金，参与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是年，习仲勋还不到20岁。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栒邑、淳化三县的边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们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年，习仲勋曾经在这里领导特务队，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为照金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工作基础。 　　1933年初，红二十六军从陇东地区南下后，投入了照金根据地的创建斗争。在此之前，1932年9月，刘志丹将特务队交给习仲勋领导后，与谢子长一道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北上保安。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奔袭保安的战斗中失利，部队伤亡严重。10月，陕甘游击队退往陇东子午岭南梁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荒无人烟地区。为了克服困难，谢子长在合水莲花寺主持召开了队委会会议，决定分散活动，发展革命力量。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掩护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经过艰苦斗争，英雄的红军熬过了严寒，克服了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陕甘游击队筹集到大量粮款物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2月上旬，各路游击部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迎接创建根据地的新任务。 　　还当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一带从事根据地建设时，中共中央于4月20日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提出：“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正式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在泾渭三水之间创造较大的根据地。 　　1932年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南下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钉二十六军。1932年12月19日，红军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县的杨家店子(今属栒邑)集结。20日，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召集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稍山主义”等等。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强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到上海“受训”。在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勉强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来。杜衡不相信陕甘游击队的各级干部，他把杨仲远、吴岱峰、杨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枪全部收缴，还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自己任命产生。 　　12月22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24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栒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诞生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栒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为此，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首战焦家坪。红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了焦家坪，全歼敌民团60余人，然后进军香山寺一带。此时正值年荒，农民流离失所，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即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数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度过年荒，歼灭了照金和栒邑民团各一部，接着奔袭淳化，攻占铁王镇，横扫了照金腹地和外围的反动势力。在此基础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寺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此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薜家寨地区。这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扩大到300人，并成立了随营学校。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3年1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由照金南下，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栒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2月上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了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活动了20多天时间，并在湫头塬与三嘉塬的交通要道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民团，击毙敌团总赵世坤。3月，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在三原心字区全歼敌军一个排。 　　这时，习仲勋回到了红二十六军，任红二团先锋连指导员，参加了此后红二十六军创建照金根据地的一系列作战行动。4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奇袭了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南村堡民团据点，消灭了栒邑土桥河工队和邠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开辟了红军新的游击区域。在此基础上，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李平任总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辖渭北、泾阳、富平3支游击队，共300余人。随后，又在渭北组建了10余支游击队。 　　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向红二十六军发出了指示：“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指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①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3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正式在照金建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这是19岁的习仲勋第一次担任统帅全陕甘边区所有的游击队武装的重要领导职务。刘志丹鼓励习仲勋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要。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② 　　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给革命工作造成危害。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加强了边区20余支游击队武装的政治领导工作，整编各县游击队，加强党的工作力量，并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彻底整顿，先后淘汰一些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游击队，开展积极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习仲勋等还大力开展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1933年，刘志丹在照金苏区见到习仲勋后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做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他让习仲勋多作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③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去做工作，一村一村地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收效显著。当时，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进展顺利，并很快就扩大到了栒邑、耀县一带，游击活动也随之扩大起来。在各区、乡、村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游击队，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均由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组成，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卫根据地，习仲勋等还发动根据地群众在薛家寨据险筑堡，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建成防守严密的红军后方基地，先后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机构。 　　通过这些活动，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到4月底，以薜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从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了一个可靠的后方，使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有了一个依托点和落脚点。 　　二、全面负责党政军工作 　　随着创立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党的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陕西省委提出了设立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紧急任务，并先后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照金具体筹备。”④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史克泰任团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习仲勋领导照金人民深入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游击战争。 　　随着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照金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就成为摆在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面前的一项迫切而又紧要的任务。据此，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认为边区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 “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如果没有红色政权做后盾，革命武装就不能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游击战争就会受到极大的妨碍，根据地就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为此，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创立红色政权的工作。 　　1933年4月5日，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⑤这时，习仲勋又与周冬至这个早年在家乡的挚友并肩战斗在一起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粮食、经济等组织机构。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老六任粮食委员，杨宇霆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杨载泉任秘书长。习仲勋和周冬至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迅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军等群众团体，组织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实行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其中心工作是开展游击活动，扩大苏区。由于习仲勋等领导人员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为了保卫红色政权，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区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配合红二十六军又在桃渠原、照金、香山、芋园、老爷岭、马栏、七阶石一带相继建立了24个公开或秘密的基层革命委员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骨干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在根据地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至此，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 　　在建党建政的同时，习仲勋和陕甘边区特委的金理科、周冬至、李妙哉、王满堂等领导同志，还深入山寨，组织群众，在苏区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⑥在根据地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昔日的泥腿子今天掌握着红色政权的印把子。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委员会不仅从政治上摧毁封建统治势力，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分配是按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进行的。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⑦习仲勋回忆说：“早在1932年我们就开始了分土地，这时就有一些经验。其中主要内容为：1．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就种一年休息一年；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冈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4，田、苗—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阶级划分是依据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7．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8．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⑧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斗争蓬勃兴起。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当时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斗争。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⑨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做法，他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主张，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认真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于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⑩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11)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错误方针，使根据地的建设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军力量比较薄弱，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红军与某些民团建立了暂时的统战关系。由于建立了这种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和红军关系友好，他们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帮助很大。但居于红军领导地位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1933年1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友好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遭到一些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由刘志丹继任参谋长。此后，夏玉山遂联合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这时，杜衡又借口说，敌军可能占领香山寺对于红军不利，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和广大群众的不满。因树敌多过，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薜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2月，国民党正规军3个团纠集庙湾夏玉山民团，联合进攻照金苏区。2月4日，渭北游击队在照金芋园阻击庙湾夏玉山民团，掩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冲出了国民党军骑兵团、特务团和夏玉山民团的包围。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的游击队积极袭扰和打击敌人，使敌人疲惫不堪，被迫退出根据地。3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取得外线作战胜利后，返回了照金根据地。 　　4月下旬，国民党正规军4个团及6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败仗。这时，杜衡去省委汇报工作。杜衡离开后，陕甘边区特委、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边区革命委员会及红二十六军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金理科、习仲勋、李妙哉留在苏区，领导游击队、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12)此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转入外线，向西进击，在栒邑地区消灭了一些敌人的民团，后转兵北上，到宁县盘克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5月上旬，部队进入宜君地区稍事休整，并与陕北一支队会合，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力量。随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继续西进，到达宁县金村庙，消灭了一些民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兵变部队，部队发展到近500人。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后，习仲勋等领导了内线的反“进剿”作战，照金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以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术袭击敌人，取得了很多胜利。加之，此次“进剿”的总指挥王泰吉原系共产党员，同情革命，不打红军，并对上假报战绩，使这次“进剿”草草收场。 　　照金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凝结着习仲勋的智慧和心血。当时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回忆说，习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省委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原则提拔上去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习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13) 　　三、坚持陕甘边区斗争 　　照金根据地终于创建起来了!习仲勋感到无比欣慰。不料，一场始料未及的大灾难又降临到他和陕甘边区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当头，又把陕甘边区的革命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6月初，习仲勋遭遇了自己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当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还在外线作战时，根据地附近的几股民团和叛徒陈克敏匪帮经常窜进根据地骚扰祸害群众，习仲勋、黄子文等边区领导干部亲自带领政治保卫队和游击队开展保卫边区、保卫群众的斗争。—天，当习仲勋、黄子文带领政治保卫队来到陈家坡保卫群众麦收时，突然遭到敌人重兵的伏击，情况万分危急，习仲勋叫黄子文带着队伍赶快走，自己带着1个班的人员留下负责掩护，阻击敌人。黄子文带着队伍突围后，敌人拼命进攻，在激烈的战斗当中，习仲勋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其他游击队员也大都受伤，敌人乘机冲了上来，抓住了身受重伤的习仲勋。一个名叫周致祥的民团小头目押着习仲勋，半路上，周致祥趁其他匪徒不注意，悄悄放了习仲勋。习仲勋刚挣扎着跑出不远，几十个匪徒就发现了，他们边放枪边喊叫地追了上来，习仲勋跑到一条大沟坡旁，奋力滚了下去，结果在坡下被一棵树挡住了，匪徒们打了一阵枪后离开了，习仲勋乘机逃脱。原来，周致祥虽然是民团小头目，但他同情共产党，曾经向习仲勋写信要求参加红军。当时习仲勋还没有来得及核实清楚信里内容的真伪，周致祥就暂时留在了民团中，这次正好救了习仲勋。习仲勋脱险后，先到柳林的贫苦农民郑老四家中，休息治疗了四五天，几天后又被黄子文、周冬至带领群众用担架送到薛家寨养伤。 　　6月1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返回照金。这时即将到来的一场灾难也降临主力红军和照金根据地。当天，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领导干部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也回到照金苏区，又开始指手画脚，顽固地推行“左”的错误方针。杜衡被敌人的疯狂“围剿”吓破了胆，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并提出4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14)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5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人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和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志丹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15)但杜衡对刘志丹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当时，习仲勋也认为红军不能离边区，如远离根据地部队行动困难，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解决。但习仲勋因身负重伤，无法出席这次重要会议，他将自己的上述意见认真梳理后，由金理科带到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会的其他同志大都主张应当以陕甘边区为中心，不要离开苏区。但在杜衡的个人专断领导下，联席会议还是作出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6月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踏上了南下渭华的悲壮征程。22日，红二团在三原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再次提出同刘志丹等一致的意见，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提出异议，杜衡拒不接受意见，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23日，杜衡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敌地方民团一部，击毁杨虎城部军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这时，杨虎城知道了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渭华的警备旅，到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调商洛一个团在南山峪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尾随追击。敌人总共调动了5000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余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刘志丹带领红二团坚持战斗两个多月，后在敌人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16) 　　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的“左”倾错误断送了。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的形势急转直下。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惨痛消息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又将习仲勋曾经参与创建的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扩大后正式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参谋长王伯栋，经理处长杨玉亭，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区发动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遂告陷落。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成员杜衡、贾拓夫、高岗等人。会议正在进行期间，发现有形迹可疑人员进进出出，以后又发现特务盯梢，即决定会议马上停止，由贾拓夫到账房开钱，袁岳栋、杜衡首先离开。但袁岳栋、杜衡刚到门口即被敌人特务逮捕。乘着混乱的机会，贾拓夫、高岗破门而出，逃离了福盛楼饭馆。(17) 　　袁岳栋、杜衡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出卖了自己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省委的一些文件被敌人抢走，西安地区的大批党员陆续被敌人逮捕，省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在加紧“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同时，敌人还在西安成立了以特务头子宋志先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并向渭北、陕南、临潼等地派去了肃反委员，利用叛徒疯狂破坏党的组织。关中各地，如三原、富平、高陵、大荔、合阳、渭南、华县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先后被敌人破坏，在敌军警备师、警备团、十七路军、绥靖公署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陕南、甘肃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仅在渭北一地，就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余人。杜衡等人叛变投敌后，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开列了各县党员的名单，带领密探特务，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在杜衡的出卖下，敌人很快就逮捕了前来西安汇报工作的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重要于部。白色恐怖笼罩陕甘地区。1934年，新任的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再次来到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遭敌逮捕。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掉了组织联系。(18) 　　一时间，腥风血雨弥漫陕甘大地，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处在了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根据地军民苦撑危局，继续坚持着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的局面非常危急。红二十六军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40余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习仲勋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因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习仲勋等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他们采取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习仲勋等在淳化、栒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周围，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全力保护着这个危急中的红色区域。 　　1933年初夏，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由三原移防耀县。党曾多次指示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王泰吉也派人与三原县委书记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后经陕西省委研究同意，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1700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部队迅速肃清了耀县的反动武装，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起义部队还打开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接着，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向三原进发，本想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也来参加起义。不料在辘轳把一带被敌孙友仁团击溃，1700余人的队伍大部分逃散，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王泰吉率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耀县起义时，习仲勋身上的枪伤还未痊愈。当得知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他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栒邑三支游击队来到耀县让牛村准备迎接王泰吉，途中碰到一些溃散的士兵，才知道王泰吉率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已从西边奔向照金。习仲勋即向西追赶。傍晚的时候，在薛家寨下的绣房沟，习仲勋与王泰吉以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官兵终于会面，双方都很激动。 　　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地说：“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习仲勋说：“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泰吉却以自责的口吻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战士说：“你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 　　习仲勋笑着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耀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有着重要意义。当时，陕甘边区革命正在处于低潮的时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渭北游击根据地陷落，杜衡等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陕甘边区革命遥相呼应的陕南红二十九军也已失败。在这种形势下，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发动耀县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陕甘边区革命的烽火又现出耀眼光芒。在它的支援下，陕甘边区革命武装力量得到扩大，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并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功绩不容忽视。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在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他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情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 　　四、主持陈家坡会议 　　耀县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张仲良、封正宝等带领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也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等6支地方红军部队，还有淳化、栒邑等10余支游击队。那时间，各路红色兵马都在照金汇合，习仲勋在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后继续坚持保存照金根据地的意义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凸现出来。 　　但此时危机依然存在，由于来自渭北游击区、耀县三支队、红四团、王泰吉领导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等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的干部初到照金，对于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和对于革命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分歧严重。从总的倾向来看，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部分干部看到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败，陕西省委被破坏，耀县起义被敌镇压，渭北游击区陷落，红四团也退到了照金苏区，因而感到陕甘边区的革命没有前途，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红军，统一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的主张，认为我们还有红军，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正确统一党和红军干部的思想认识就成为习仲勋的急迫任务。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在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张秀山，红4团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连以上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15日的上午，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这次会议上激烈争论的首要问题是：红军主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19)在会上，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不同意将红军主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4团应回到三原地区去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了，红军又从渭北游击区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减员很大，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仍然留恋渭北地区，要求红军主力队伍打回武字区，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习仲勋等坚持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领导，统一行动。习仲勋、张秀山等都在渭北游击区战斗过，对渭北游击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认为渭北游击区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红军的发展，明确反对将红四团开回渭北地区的错误主张。张秀山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敌人能允许红四团在那里立足吗?因为它离敌人太近了，距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决不会让红四团在那存在的。再说，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弱，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即使我们回去了，敌人打来，我们能坚持住吗?我们现在的这几支力量，如果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也认为，目前的形势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有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主力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多数同志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区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 　　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任务，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 　　会议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20)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则认为：由王泰吉来任总指挥，这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三原辘轳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以及照金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已经是红军部队，根本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来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 　　会议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21)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写信给陕甘边区特委，派高岗来边区从事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特委曾开会研究，任命高岗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政委。黄子祥、王伯栋同志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一职，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在会上，习仲勋等证明高岗来边区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 　　历史证明，习仲勋主持召开的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认识，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坚持和发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很关键的会议。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立即被陕甘边区特委任命为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习仲勋又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刘志丹，心里顿时感到有了主心骨。对于这次见面，习仲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样的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22) 　　习仲勋向刘志丹详细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作出的决定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23) 　　五、浴血保卫薛家寨 　　陈家坡会议后，在习仲勋的周密部署和协调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辖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等主力红军和10余支地方游击队。陕甘边红军主力组建后，首先进攻耀县让牛村、庙湾据点，歼灭敌雷天一、夏老么的民团武装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并与陕北一支队会师，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 　　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攻照金根据地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照金根据地，限期攻克薛家寨。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刘伯文部纠集耀县、富平、铜川的民团近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与薛家寨仅隔一条山沟的龙家寨也被土匪陈克敏占领，他勾结民团一起向薛家寨发起了进攻。 　　薛家寨，是一个在陕甘边区名声远播的山寨，据说它是薛刚反唐时修建的，石峰千仞，拔地而起，三面悬崖，高不可攀，仅西北角和兔儿梁相接，直通桥山山脉。寨东是黑田峪，寨西隔着绣房沟，能与对面山上的龙家寨遥遥相望，四周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再过两道石门，内有大小天然石洞数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一支队、五支队、七支队、九支队、十一支队在绣房沟、老爷岭一带与敌军作战。薛家寨兵力空虚，只有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留守。薛家寨是陕甘边红军唯一的后方，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游击队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都住在薛家寨。这里聚集了习仲勋等一批党和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陕甘边红军也在这里储存了大批物资，安置有伤病员，也关押了一些被俘人员。山上的气候较冷，9月份的天气，山下下雨，山上已开始降雪了。 　　一天拂晓，敌人向薛家寨发起猛烈进攻，陈克敏带领土匪从龙家寨冲过来。游击队及时赶到绣房沟，在沟口阻击敌人。不料，敌人的民团又从薛家寨的后山攻了上来。战斗激烈进行，在习仲勋的指挥下，后方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都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们打得英勇顽强，敌人的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正在危急时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率领游击队从绣房沟回援薛家寨，及时投入了战斗，敌人仓皇撤退。李妙斋看到敌人逃跑，连忙集合部队，准备反击。敌人逃跑时，在树林里埋伏下几个伏击手，李妙斋被伏敌射来的子弹击中，英勇牺牲。 　　敌人对根据地的几次“围剿”、进攻，都没有能够攻下薛家寨。9月下旬，红军攻占栒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和大批物资，这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更加惶恐不安。《西安日报》上登过这样一条消息： “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的残匪。” 　　10月中旬，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总指挥，调集了4个团兵力，并纠集周围几个县的民团，大约有6000余人，携带大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又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围剿”。敌人的部署是：以孙辅承团(附属一个炮兵营)及三原、淳化、耀县三县的民团，进攻照金根据地；以冯钦哉师的一个团在黄陵、宜君一带堵击；以何高侯团在栒邑、淳化一带堵击；以陇东赵文治团为追击部队。 　　为了粉碎敌人的新进攻，刘志丹、习仲勋等在一起制了反“围剿”斗争的部署，决定由刘志丹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主力红军主动跳出外线，北上陇东，转战敌后，消灭敌人；习仲勋领导地力武装坚持照金根据地的内线斗争。 　　10月12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照金根据地还有不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一支队、五支队、七支队、九支队、十一支队约200人仍留在照金地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个政治保卫队，这些地方武装都归习仲勋等指挥，仍然坚持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开展游击战争，保卫照金根据地。 　　敌人对照金根据地进攻的重点还是薛家寨。敌到处抓捕老百姓来修建到照金和兔儿梁的车道。道路修通后，敌人用马把大炮拉到兔梁山的龙家寨山顶上，敌人的指挥部也设在山顶上，准备围攻薛家寨。 　　面对敌人的大规模进攻，秦武山、习仲勋再次召开陕甘边特委会议，讨论研究坚守薛家寨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人希望红军主力部队能够尽快打回来，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习仲勋经过冷静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地方红军部队也应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不能死守根据地。”特委书记秦武山和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撤退，主张坚守薛家寨，习仲勋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鉴于习仲勋伤未痊愈，特委决定让习仲勋和黄子文先下山撤退。 　　习仲勋与黄子文刚走到薛家寨山梁下，敌人对薛家寨的进攻就开始了。敌人首先用炮兵营的几门平射炮、曲射炮猛烈轰击薛家寨。敌人的炮打得很猛烈，但由于炮兵的技术太差，打了几天，没有一发炮弹击中要害，石洞和红军修的工事也没有落上一发炮弹，红军无一人伤亡。敌人又猛攻薛家寨石门，在通往石门路上红军有一个分队把守着，阵地前沿修筑了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埋设地雷，易守难攻，敌人的进攻未能得逞。敌军对薛家寨石门久攻不下后，就在对面的山上观察红军阵地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薛家寨石门工事与后山崾岘阵地之间的悬崖峭壁上，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石缝，石缝内长了许多小柏树。在这条石缝上面，红军没有修筑防御工事，也没有布置防守人员。这是红军在防御上的一个疏忽。于是，敌人调整了部署，酝酿着新的阴谋。 　　15日，敌军调集100余人组成突击队，在夜间由土匪陈克敏带路，沿着石缝攀登，拂晓时分偷偷地爬上了薛家寨，然后散开埋伏起来。天亮后，对面山上的敌人只打了3炮，就停止了炮击。当红军从战壕里进行反击时，才发现自己身后已经布满了爬上薛家寨来的敌人，这时，敌人全部展开，向红军的防御工事发起了冲锋。红军腹背受敌，处境危急，边区党政军领导被迫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撤退；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突围部队200余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红军突围后，敌人占领了薛家寨，行动不便的红军伤病员和防守石门分队的少数战士被俘。薛家寨失守后，红军贮备在薛家寨的一些棉花、布匹、追击炮弹和100挺轻机枪的零件等物资，被敌人抢去。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先后被敌人逮捕杀害，照金根据地遭到敌人的野蛮洗劫。 　　照金根据地失陷后，习仲勋仍在照金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由于习仲勋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他得到了群众的有力掩护和精心的照料。当时，敌人在照金一带反复“进剿”，不安全，习仲勋白天躲进梢林隐蔽起来，晚上出来开展群众工作。在南李村，老贫农王大妈无微不至地照料习仲勋，她常常半夜里把习仲勋从山上叫回来，在家里吃饭，有时还把白糖给习仲勋送上山。后来，环境更加险恶，工作无法开展，习仲勋只好离开这里，王大妈又给他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本村的秦老六背上一个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放进去，将习仲勋安全送到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一带，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人率领的后方机关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会合。 　　10月下旬，习仲勋和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一道北上陇东，与刘志丹率领的主力红军汇合。 　　对于照金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习仲勋做了认真的思考，他总结说： 　　(一)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 　　(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很近，我们的群众力量不大和不够巩固。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 　　习仲勋接着说：“虽然薛家寨子被敌人占领了，可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24)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使习仲勋进一步懂得：选择合适的地理环境，对于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挫折中，习仲勋对于真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在他的思想中，对于“到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路日益清晰起来。如果说，习仲勋在他最初寻求革命道路的时候，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不够明确的，那么，当照金根据地失陷后，他对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更加清晰了，他现在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着这个革命道路勇敢坚定地向前迈进。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总是留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脚印。可是，只有每一步都能踏出为革命、为真理斗争的铿锵作响的音符的人，他的一生才能谱写成一曲英雄的乐章。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建立南梁根据地的信念即在习仲勋的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不久，习仲勋就全力投入了开辟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①“中共陕西省委1933年3月关于游击队指挥问题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243页。 　　②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③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④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666页。 　　⑤党团：指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党的七大之前称“党团”，之后称“党组”。 　　⑥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668页。 　　⑦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668页。 　　⑧习仲勋：“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⑨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⑩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11)习仲勋：“难忘的教诲”，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12)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669页。 　　(13)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132页o 　　(14)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 　　(15)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1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229--230页。 　　(17)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西省委历史简介》第一辑(1927—1937年)，1981年10月20日。 　　(18)《中共陕西省委历史简介》第一辑(1927—1937年)，陕西省档案馆编，1981年10月20日。 　　(19)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55页。 　　(20)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56页。 　　(2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56页。         　　(22)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3)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4)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102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