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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领导南梁政府工作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制定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照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已无立足之地，危困重重，濒临绝境，弱小的红军到哪里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刘志丹、习仲勋等力挽狂澜，及时、正确地回答了这一战略重大问题，作出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和策略决策，开创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在危难当中挽救了西北党和红军。这个重大决策，事实上也为后来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准备了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北上陇东，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为了慎重初战，务求必胜，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甘肃合水县城。10月18日，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克合水县城，国民党合水县长康磷带少数人弃城逃跑，敌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红军毙、伤、俘敌县党部书记长、民团团总等以下300多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反动官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一些军用地图。红军威名大震，陕甘边的贫苦人民欢欣鼓舞。合水战斗胜利后，红军打开了监狱，解救了被关押在狱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80余人，其中有前西北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二大队长杨培盛。这时，刘志丹得到了照金苏区陷落的消息，立即回师照金，但败局已定，无法挽回。 　　10月下旬，红军主力在宁县盘克塬与退出照金根据地的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以及游击队汇合。10月27日，红军主力在庆阳三十里铺歼灭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40余人，并且捣毁了帝国主义者开设的天主教堂，抓获2名反动主教。战后，红军主力在转移至庆阳城壕川时，与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500余人遭遇。紧急关头，杨森率领12名骑兵突然出击，打乱了敌人的阵势，随后主力红军投入战斗，以少胜多，击溃了500多人的敌军，俘敌10余人。 　　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陇东地区调集重兵“追剿”处于外线作战的红军部队，敌杨子恒旅的一个团赵文治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骑兵营充当先锋，紧追红军。针对这一情况，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采用疲敌战术，先牵着赵文治部兜圈子，待敌军疲惫不堪时，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 　　红军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与敌军巧妙周旋，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转了个大圈子，疲惫不堪。10月28日，红军主力转移至庆阳县北川毛沟门村，敌军虽经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但仍尾追而来。毛沟门村位于东西方向的一条山沟中，南北两面都是大山，地形十分有利，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认为歼敌时机成熟，决定在毛沟门村歼灭这股敌军。28日拂晓，敌赵文治部向红军发动进攻，情势非常危急。王泰吉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从北山坡冲下去，趟过小河，顽强阻击，顶住了敌人的凌厉攻势。红军抢占制高点，控制了有利地形。王泰吉又赶到山顶上组织部队反击，他果断地命令骑兵连全部下马注意隐蔽，准备冲杀，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坚守山头，又命令把手榴弹全部收集起来送上前线，集中使用。当敌人一窝蜂似地向山上涌来时，王泰吉手提驳壳枪高喊：“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随后他又喊道： “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我们一起冲锋把这一股敌人消灭掉!”在王泰吉的号令下，密集的步枪、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得敌人不是倒地一片，就是抱头鼠窜，后面的敌人不战自溃。红军展开全线反击，在冲锋号中，王泰吉身先士卒，带部队直冲山坡，顷刻间将多于我军三倍的赵文治团完全击溃，敌军全线崩溃，四处逃跑，溃不成军。谭世麟见势不妙，带着他的骑兵营仓皇逃遁。红军追击作战一直持续到晚上，获得胜利，毙俘敌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弹药、辎重不计其数，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追剿”。 　　毛沟门战斗后，军情稍有缓解。鉴于照金根据地已经陷落，刘志丹及时向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了研究解决今后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①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秦武山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集中全体与会同志的智慧，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1．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2．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这样，就解决了“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关乎全局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习仲勋后来说：“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②明确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于习仲勋来说，是其思想认识的一个新的飞跃。从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再到明确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习仲勋的思想发展呈现出逐步深化着对革命规律认识的轨迹。 　　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经历使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成员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要想保存革命力量，壮大红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决定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决定，因为南梁的地理环境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适合开展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建设。 　　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包括玉皇庙川、脚扎川、荔园堡川、二将川、凤川、豹子川等与陕西交界的广大地区，方圆几百里。这里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对于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当时，林镇、南梁一带的295户农民中，无地户多达198户，他们大多为庆阳大地主韩少文、李弟的佃户。这一带的2万余亩土地中，仅韩少文、李弟及当地几户中小地主就霸占了1.8万亩，每年收地租4000—5000石。南梁一带兵匪横行，又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这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发展主力红军的良好群众基础。 　　南梁地处陕甘边境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当时，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驻防庆阳，陕西军阀杨子恒部驻守平凉，军阀井岳秀所属的高双城部驻延安，张廷芝部驻靖边一带，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南梁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的理想地方。 　　南梁地区是陕甘边红军的摇篮和发源地，群众受革命的影响较为长久。1928年初，清涧起义军余部曾经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1930年一1931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都曾在这里活动，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层在这里休整。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进行过打土豪、分浮财的土地革命斗争。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对党和红军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便于红军在这里立足和发展。 　　在解决了到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后，就必须解决怎样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这一策略问题。当时，在整个西北乃至北方地区，除陕甘边区外，还没有任何的红色区域，陕甘边区红军孤立无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会受到敌人的重兵“围剿”，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根据地建设模式，南梁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也同样会面临陷落的命运。“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据此，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集思广益，逐步提出了划分关中、陇东、阵北三个游击区，“红军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③的一套完整的根据地建设新模式。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发展。 　　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认识到，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更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习仲勋说：“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④由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的策略方针，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区创造的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当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我们知道，在下围棋时，任何一方要想在对方的包围中生存，必须“做眼”，而且必须做两个以上的“眼”才能生存和获胜。用“做眼”来比喻刘志丹、习仲勋等创造出来的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是再恰当不过了。 　　刘志丹、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开辟根据地的新模式，它是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从此陕甘边区的革命进入了辉煌的大发展时期。 　　二、莲花寺整编，红二十六军进军南梁 　　莲花寺，位于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口。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林木茂密，环境十分隐蔽。包家寨会议之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来到这里。一个多月的外线作战，连获全胜，使部队情绪高涨，但是几百里的无后方的艰苦转战，也使部队极为疲惫。于是，陕甘边区特委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决定在莲花寺一带将部队休整—下，并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及所属部队进行改编。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政领导同志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⑤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约280余人，王世泰⑥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骑兵团由红四团一、二连编成，约18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陕甘边区特委和刘志丹、习仲勋等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在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在各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习仲勋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工作。 　　由于陕北一支队在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地形较熟，刘志丹、习仲勋等决定派队长强世卿、政委魏武率领一支队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回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因此，莲花寺整编时，该部100余人未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刘志丹、习仲勋等还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一批优秀干部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举行欢送大会。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在会上讲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以安定为中心，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活动地区逐步向四周发展，以达到与南梁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挥陕甘边区红军的好传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红军主力在南梁中心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区党的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这次整编中，刘志丹、习仲勋等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建立了四十二师，加强和扩充了主力部队，对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实现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敌人的地主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一带消灭地主民团武装40余人，随后奔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转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沟门时，遭到敌二五六旅—个营和地主民团武装200余人的联合进攻。刘志丹利用葡萄沟门庄子两侧的有利地形，命令红三团设伏待机，派一小部分部队佯装游击队，将敌军诱进埋伏圈。但敌军几次遭红军打击，进军慎重，行动缓慢。到了离村庄二、三里的地方时，停止了前进，使红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下令撤出战斗，返回南梁。 　　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地区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反动武装。当时，张延芝匪部营长梁邦栋率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新兵营在荔园堡、阎洼子一带为非作歹，随意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为此，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地区的反动据点。骑兵团秘密运动到荔园堡的东、西两山，包围了梁邦栋营的匪军。接着，红军派出一支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秘密进入荔园堡内，突然向梁邦栋营发动了袭击，敌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这时，红军骑兵团疾驰而来，梁邦栋带领残部拼命向山上逃窜，山上的红军也发起攻击。在骑兵团的两面夹击下，敌军被围困在老鸦沟的半山腰中，突围无望，只好缴枪投降，全部当了俘虏。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闻风披靡。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家洼、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地主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红四十二师的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两路部队于南梁会合，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这时，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乎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建立第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后方留守处，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范围，红四十二师还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人员，带领伤病员及后方机关，来到了平定川一带，一面照顾伤病员，一面着手组建游击队。 　　三、重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莲花寺整编前后，习仲勋在艰苦转战中患了严重的伤寒病，行动困难，暂时不能跟随刘志丹和主力红四十二师部队进行长途行军和作战。习仲勋的严重病情牵挂着刘志丹的心，离开主力红军后面临的安全问题也让刘志月放心不下。在刘志丹的亲自安排下，习仲勋住在莲花寺附近豹子川的一户非常可靠的贫农李老五家中养病。主力红军走后，敌军在这里不断骚扰，白天习仲勋住在这里很不安全，李老五就把他送进山里隐蔽起来，晚上再接回家中吃饭。他不辞劳苦，日夜奔忙，无微不至地保护和照料着习仲勋，就这样度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在李老五的精心呵护下，习仲勋终于恢复了健康。在这期间，习仲勋开始从事了南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据后来任南梁政府保卫大队中队长的王殿斌回忆：“1933年11月，刘志丹来南梁，在芋子庄开会、宣传，留下习仲勋、张策、吴岱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会、工会。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开展，白家洼子村会张社宗负责、芋子庄村会王建保负责，老庄河村会邵凤山负责，焦台沟村会张子修负责，白峁村会田月喜负责。”⑦从王殿斌以及王生金等许多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习仲勋最早来到南梁豹子川一带，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时间是在]933年11月间。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习仲勋的心情格外高兴，他仿佛在南梁的山峁河道中看到了根据地的美好前景，黄土高原上郁塞肃杀之象一变为清和明媚之象。1934年春节前，大病初愈的习仲勋来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全面领导南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习仲勋回忆说：“当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即以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二十六军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创造大块的陕甘苏区。据此任务，我们的方针是准备与成立武装，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及二将川这些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因这一带的群众很落后，高岗与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工作。并在该地缺乏牛羊的情形下，发动他们配合游击队分牛羊，就这样的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⑧ 　　当时，习仲勋吸取照金斗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工作方针：先通过打土豪，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在此基础上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再逐步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波浪式地向四周发展。根据这样的工作方针，习仲勋等领导游击队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和二将川地主武装。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打了华池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没收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大部分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在华池悦乐上堡子的粮仓，开仓三日，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在此基础上，习仲勋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开始，南梁贫苦农民也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和共产党的政策，经过教育发动，才逐步觉悟起来。家住林镇的王殿斌回忆说：“红军到后，群众都吓跑了，为了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群众，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等等，走时对住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群众慢慢就不怕红军了。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很好。”⑨在群众觉悟水平提高后，习仲勋再去逐步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赤卫军等武装组织。 　　通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南梁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认清了封建剥削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认清了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有出路，表示要为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斗争。习仲勋、张策等又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组建农民联合会。经过习仲勋的认真筹备，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首先在金岔沟成立，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此后，习仲勋等在白马庙、玉皇庙一带相继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又在南梁、小河沟村、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地建立5个赤卫大队，约达1000余人，用梭镖、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积极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作战，巩固保卫南梁根据地。同时还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仅华池一地就成立了12个雇农工会，每个工会选举了一名主席。1933年11月25日，在小河沟的四合台，建立了南梁地区的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权。⑩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南梁的荔园堡和周围的几道沟川，广大贫苦农民都被组织起来了。 　　在当时，雇农工会和贫农团这样的群众组织只吸收雇农(长工、无地的农民)、贫农参加。农民联合会这种组织由贫农和中农参加，雇农也可以参加。农民联合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在当时，实际上是临时基层红色政权性质的组织。农民联合会通过选举产生主要负责人。它的任务是组织农民，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维护社会治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打土豪，分财产等。赤卫军主要由贫苦的青年农民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递步哨，每个村都设哨口，白天一人，夜间两人，负责值勤；传递消息，一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红军报告，当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送的信大都是用纸折叠的一个角，在上面插上一根鸡毛，表示情况紧急，这些信传递很快，一村转一村都按时送到了政府和红军手中；清查外人，对进入本地区的陌生人立即报告给乡政府进行审查；打土豪，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赤卫军打击土豪劣绅，没收财产和田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赤卫军还同地主武装进行战斗，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根据地的安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后，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路和第三路游击区各地游击队纷纷建立。 　　第二路游击区的地方武装力量主要包括： 　　庆阳游击队，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活动于华池县二将川、柔远川一带。据马仰西回忆：“杨培盛的抗日义勇军，是庆阳游击队的前身。这个游击队经过习仲勋同志的改造，正式成了庆阳的工农游击队，人数：二三十名，习仲勋同志任政委。”(11)为了搞到武器，庆阳游击队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敌据点，收缴民团枪支30多支，手榴弹70余枚，接着又将作恶多端的二将川民团团总赵富奎的眷属10余人抓获，迫使赵富奎交出65支枪。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到1934年夏，庆阳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骑兵队。一支队长张志孝，二支队长邵怀德，骑兵队长马福吉。 　　合水游击队，张振东任队长，孙铭章汪政委。(12)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动于东华池、太白一带，张振东利用他曾与东华池民团团总张怀治“换贴”的关系，将游击队埋伏在堡子外，自己进入敌巢，与张怀治叙“兄弟情谊”，乘张怀治不备，下了他的枪，并迫使他下令全团缴枪，共缴获步枪25支，摧毁了这个反动据点。接着，游击队吸收了2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然后向合水方向开展游击活动。几个月内，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到1934年夏，合水游击队发展到180余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朱虎虎、二中队队长赵生、三中队队长夏松柏。 　　保安游击队，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时只有10余人，不久，在豹子川吸收了10余名新战士，队伍扩大到30人。他们抓紧修理主力红军部队留下的破旧枪支，很快武装起来。这时，保安一带的贫苦农民30余人前来参加游击队，使保安游击队扩大到了60余人。随后部队向洛河川一带出击，在金鼎山歼灭敌张廷芝部一个排，缴枪30余支。在游击活动中，保安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一支100余人的地方红军武装。 　　安寨游击队，曹满栋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2月在南粱成立，安塞游击队刚组建时仅有七八人，为缴获敌人武器，化装成农民，进入义正川民团盘踞的据点，突然袭击敌人，缴获步枪15支。此后，安塞游击队进入安塞境内活动，不久发展到50多人。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继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之后，南梁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柔远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同主力红军互相响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3年1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斗争的方针和南梁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习仲勋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1934年1月上旬，为了促进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栒邑等地的游击活动，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歼敌合水固城民团，正宁王郎坡民团、南邑堡民团等战斗的胜利。这时，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劝阻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认为他有许多老同事、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坚持要去，师党委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任政委。王泰吉离开部队后东行，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一个旧相识、时任淳化县第四区民团团总的马云从出卖，遭敌逮捕，惨遭酷刑折磨，但威武不屈，后被押往西安，2月12日被敌杀害。王泰吉的英勇就义，使陕甘边党的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给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期间，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在正宁、栒邑、淳化一带活动，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扩大地方红军武装，使第三路游击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第一任总指挥张以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杀害，由王安民担任第二任总指挥，后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同栋接任．政委张仲良。 　　第三路游击区的地方武装力量主要包括： 　　宁县一支队，杨德民任队长，乔占才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4年冬组建，是一支战斗力强、影响较大的地方武装。当时，庙湾夏玉山民团的杨德民率七八人起义后在长武一带活动，党组织派罗金财等人去该部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杨德民接受教育，表示愿意加人游击队，后又收编了潘老幺的农民武装。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即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宁县一支队，由杨德民任队长。不久宁县一支队与宁县二支队合编，仍称宁县一支队，后来杨德民患病离队，队长先后由张占荣、(13)樊登甲、王得胜、崔瑞山担任，乔占才任政委。这四任队长在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在宁县一支队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党组织派王秉祥到宁县一支队任队长，他与乔占才一起，打开了局面，领导宁县一支队由失败转向胜利，队伍发展到200余人，曾在盘克塬的南仓、金村的木瓜塬、九岘的柴桥子、合水的吕家堡等地多次打击消灭敌人，声威大震。宁县一支队后来扩编为新宁独立营。 　　宁县三支队，王德宽任队长，李土新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4年秋季成立。当时，因受革命思想影响，宁县平子半坡村民刘永培、杨兴才、王占义等，联合正宁县永正乡西堡柱村农民王清殿等人，仿效平子游击队的方法，组织了40余名农民武装，在1934年10月发动“半坡暴动”，杀死豪绅地主赵新玉、赵老五等人，后在平子游击队的帮助下，到正宁湫头塬一带寻找红军，受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的欢迎。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这支暴动队伍编为宁县第三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指示其回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随后，宁县三支队在北柴桥的南沟，中部县的上畛子、鸭子梁等地多次消灭土匪民团，袭击宁县平子镇敌据点，处决劣绅魏奎元，两次攻克梁掌堡、麻子掌的反动据点，处决民团头子庞老五、梁廷珍、汪兆明等。后来王德宽叛变， 卜富民、杨兴才先后继任队长，刘永培、刘五才先后任政委。 　　正宁四支队(又称平子游击队)，何秉正任队长，殷云山任政委。这支地方武装于1933年11月成立。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正宁县的5名催款人员在榆林子一带勒索钱则，侮辱妇女，为非作歹，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贫苦青年农民何秉正带领十几名贫苦农民杀了这些国民党贪官污吏，夺取了5支枪，在榆林子与平子交界处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随后，这支队伍进入合水一带活动，与红军取得联系。1933年11月，平子游击队正式成立，有50余人，分为两个分队。从此，这支游击队便由农民武装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平子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被改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四支队，通常称为正宁四支队。不久，何秉正、殷云山调离，刘玉才继任队长，郭乘坤任政委。 　　回民支队(又称回民游击队)，王世平(回族)任队长，王世英(回族)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秋季成立。当时，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个地方聚居着300多户，2000余名回族群众，他们多是不堪剥削压迫、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一带逃荒来到这里的。在红军的革命影响下，l933秋，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取名为“回民支队”。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被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十六支队，又称“正宁十六支队支队”，回民游击队共有20余人枪，经常与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虽几经改编，群众却一直亲切地称呼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屡建战功。 　　后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相继组建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政委赵德荣(14))、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鄜甘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活动，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时期，第一路游击区遭受了挫折。1933年11月15日，陕北一支队由陇东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陕北一支队指战员求战心切，对敌情估计不足，11月20日，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能攻克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陕北一支队由政委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了摆脱困境，陕北一支队分两路继续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因损失过大，得不到补充，被迫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有不少革命骨干坚持战斗，为后来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此，在南梁革命根据地中，革命群众组织和乡村红色政权普遍建立，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正式形成。到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经过短短4个月的发展，已经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栒邑、淳化、耀县、宜君和中部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党又将领导整个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任务交给了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只有20岁。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在会上被选举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15)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16)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粮食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此期间，由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活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解体，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和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确保四十二师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等任委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主席。红四十二师师长由杨森接任，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 　　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大队，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 　　随着陕甘边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陕甘边南区的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在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的配合下，首先恢复了正宁县寺村塬一带的根据地，接着照金苏区也逐步恢复。5月，为了加强陕甘边南区的政权建设，习仲勋领导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陕甘边南区成立了第三路游击区办事处，代行政府职能，任命黄子文为主任。在发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进行政权建设，率领各地的游击队不断袭击敌军，拔掉了正宁南邑、鄜县直罗镇、宁县麻子掌和中部小石崖等敌据点，整顿被敌人破坏的革命组织，清除奸细，打击反动分子，救济贫民，为建立陕甘边南区根据地进行不懈的努力。 　　至此，经过刘志丹、习仲勋等的不懈努力，陕甘边区党和红色政权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建立了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开始呈现燎原之势。 　　四、参与领导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不断发展，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的开辟，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从1934年2月开始，国民党陕甘军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敌使用部队有8个团正规军及各地方民团，总兵力达1万余人，分八路向南梁革命根据地中心区逐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达到全歼陕甘边红军，摧毁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罪恶企图。 　　其具体“围剿”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栒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六个团陈兵堵截。敌人的用心十分险恶，妄图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干部紧急召开会议，制定和研究反“围剿”的方针和军事计划。大家认为，敌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和困难：一是战线过长，无法集中兵力作战，只能分片分段地“剿防”和“追剿”，无法立刻形成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都是杂牌军，有的还遭受过红军的沉重打击，心存疑虑，各军阀之间都想扩大地盘，保存实力，因而各自为战，不执行统一的指挥，因此各部之间很难协同作战。据此，刘志丹、习仲勋等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在军事部署上，以习仲勋、杨琪等率领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防御打击“进剿”之敌；以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敌军，使其不能分兵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打击和消灭敌军。在作战的策略上采用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虚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敌军的“围剿”。 　　2月上旬，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出师作战，习仲勋带领根据地干部群众热烈欢送出征的红军将土。据当时在刘志丹身边工作的张明科回忆：“1934年2月5日，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南梁堡西边的荔园堡召开大会，宣布部队北上安定，和谢子长的部队会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同志，还带领群众敲锣打鼓给我们送行。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军队行动的真正意图，仅从这盛大的场面和隆重的送行感到这次行动意义的重大，战士们个个情绪高涨，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7)此后，红军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敌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4月2日，红军抓住战机，以少胜多，在西华池歼灭国民党军甘肃警备二旅的王子义团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毙伤敌军近百名，俘敌500余人，缴枪600余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炮弹数十枚，骡马50余匹。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将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经过短暂的休整，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活动。5月初，在淳化县三里原，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将敌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敌据守村落负隅顽抗，红军经过激烈拼杀，全歼敌军180余人，取得了三里原战斗的胜利。 　　从三里原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机密文件中，红军得到了敌人重要的情报：因西华池大捷震动陕甘，国民党反动派调整了“围剿”部署，以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一个团仇良民部和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人；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鄜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堵击；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作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与此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第三路游击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晁团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邢团在马栏镇、转角镇一线进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敌人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合围歼灭于照金地区。 　　敌情严重，形势紧急。三里原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部署。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月中旬，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南梁。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黑牛撅， 　　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敌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部队稍事休息、吃饭，转兵西北，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敌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遂即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经一昼夜急行军，次日早晨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岘子。由于人马极度疲劳，部队准备休息。不料，敌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问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前卫部队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带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峁通道上阻击，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由于敌我骑兵混战一团，红三团阻击部队火力无法展开，敌骑兵部队攻势猛烈，红三团阻击部队抵敌不住，向沟底森林撤退，敌人继续追击。红三团先锋连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终于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敌冯钦哉部一个营及200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由于在高凤坡战—斗，红军损失严重，刘志丹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坚持内线斗争的习仲勋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立即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因主力红军在外线作战，南梁根据地内部仅留下少数游击队员和习仲勋等地方干部坚持战斗，无力抗击敌人重兵进攻，敌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于5月9日窜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匪军所到之处，烧房屋，毁窑洞，砸碎锅碗、水缸，赶走群众的牛羊，放火烧粮，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共计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仅在小河沟、老庄河就烧毁群众藏粮10余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梁大地。 　　在国民党匪军的烧杀抢掠面前，受到刘志丹、习仲勋革命思想哺育的南梁人民为保卫党的干部和红军的物资，英勇无畏地同敌人展开了悲壮的斗争，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阎洼子村群众的护枪斗争，就是其中一例。 　　阎洼子村，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上，是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红军在转入外线作战时，曾将各种枪支60支，子弹两口袋(约五六千发)，马鞍、马蹬40套，以及当地群众给部队捐献的几千个鸡蛋、数千枚铜元，10余石粮食，留存在这里。当接到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发出的敌人要对南梁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通知后，全村的父老乡亲在于部武生荣的带领下，迅速进行坚壁清野。他们在本村的一个大场边上，挖了一个长坑，将红军留存下来的东西全部埋藏起来。乡苏维埃主席武海潮，又将红军打土豪得来的30头牛赶进深山密林中隐藏起来。全村的乡亲们只有—个心愿：红军留下来的东西，决不能让敌人抢去。 　　5月10日中午时分，国民党匪军窜至阎洼子村搜查。在埋藏军用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引起敌军的怀疑。一个敌营长立即指挥十几名土兵动手挖了起来，听到这个消息，全村人都顾不得敌兵在家里乱搜乱抢，纷纷向大场里赶去。 　　这时，埋藏在上层的几口袋粮食已被挖了出来，继而装在一口大铁锅里的两千颗鸡蛋也被刨了出来。但敌人还在继续挖，眼看一场大祸就要来临! 　　在这紧急关头，老雇农武万有挺身而出。大吼一声：“不能挖老百姓的东西!”在武万有的带动下，乡亲们一齐围上去斥责敌人，并坐在土坑上面，任凭敌人拳打脚踢，枪把捣，鞭子抽，死活不肯离开这个地方。这样，闹腾得敌人实在没有办法再挖下去，只得抓住带头“闹事”的武万有，离开了大场。 　　红军的军用物资被保护住了，而武万有却遭到敌人毒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抛到荒郊野外。乡亲们发现后才抬回家，但留下了终生残疾。 　　在此同时，敌人分兵“清剿’’南梁根据地的其它村庄，进行骇人听闻的洗劫和烧杀。 　　九眼泉村的李青山，人称“李炮匠”，是红军修械所的工人。一天，他在自家院畔上望见转咀子川台上过来几名搜查的骑兵，误以为士红军回来了，高兴的跑出院子前去接应。当他走近时，发现这几个骑兵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才知道不是红军，转身就走。敌兵喊了声：“站住!”随即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搜身。李青山与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了出来，敌兵立即把李青山五花大绑，拉到了南梁的阎洼子村。 　　谭世麟匪军为了从李青山口中掏出红军的机密和坚壁起来的物资枪械弹药，对李青山采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烙等酷刑，李青山被敌人折磨的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未屈，一字不吐! 　　恼羞成怒的谭世麟匪军，从李青山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便大发淫威。13日晚，敌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于部和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拉到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敌人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去。英雄的革命烈士们在惨遭活埋前与万恶的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搏斗。他们被敌人用铁锨砍下土坑，又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双手被捆绑着，就用牙咬，用脚踢，用头撞敌人。李青山被敌人推下土坑后，敌人还向他盘问红军的枪炮在哪里，他仍骂不绝口连续几次扑上去和敌人拼搏。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发出了一声冷笑：“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军，留着他再用刑!” 　　敌人为了能从李青山口中最后得到情报，又把他拉回来，软硬兼施，又折腾了半个晚上，结果还是—无所获。面对这个钢铁汉子，谭世麟匪军也无可奈何，于次日凌晨把李青山杀害在阎洼子村半坡上。李青山牺牲时年仅34岁，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保住了主力红军坚壁物资枪械弹药，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情操。如今，他的英名镌刻在高耸人云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在此前后，穷凶极恶的仇良民、谭世麟匪军，还用锄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梁优秀儿女和人民英雄爱戴刘志丹、习仲勋，心向红军和红色政权，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红军的军需物资，保护人民群众免遭毒手，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南粱人民的英雄气节面前，仇良民、谭世麟匪军一筹莫展，只得于5月14日狼狈地退出阎洼子村，窜进刘志丹故乡——保安县楼子沟，把复仇凶焰集中在刘志丹家属身上。幸得乡亲们报信，刘志丹的家属提前逃出。谭世麟未抓到刘志丹的家属，竟将他的一位同族弟弟和妹夫拉去杀害，还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抢劫毁坏了所有东西，并以自古罕见的卑劣手段，掘开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千古唾骂的罪行。 　　习仲勋得知消息，派人将躲进深山老林里的刘志丹父母和妻子女儿及家人接到南粱。刘志丹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血性男儿，他对自己的父母、亲人怀着深沉的爱，但为了革命，他早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竟顾不上看亲人一眼。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刘志丹说：“军务实在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后来，刘志丹见到亲人，得悉抄家掘坟的事后，他强压悲愤，对亲人们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 ，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 　　红三团在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和麟县地方民团200余人激战终日，将敌击溃。然后，红三团神速北上转战洛河川。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经过慎重研究部署，给来袭之敌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700余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就命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后路。红军则先发制人，抢先一步占领山头，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敌军的集团冲锋，然后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喊杀声震天动地，向敌人发起冲锋，红军以英勇顽强的作风，一鼓作气冲下山去，将“敢死队”歼灭大半，其余敌人望风披靡，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风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残敌大败而逃。 　　此时，红军骑兵团在中部县小石崖休整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敌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习仲勋等带领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入保安柳村洼，直捣张廷芝匪军的后方，夺取了大批财物和20余匹骡马，震惊了敌人。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起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敌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入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敌军骑兵，重创敌军，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70余支，战马40余匹。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共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起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敌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1934年5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满载着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凯旋回到南梁根据地。 　　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迅猛的发展。陕、甘、宁三省军阀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于是又调兵遣将，于1934年10月中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的“六路进攻”。第一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经吴起、金佛坪沿河西岸直至保安金汤镇、芦方坪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张廷祥部200余人，由铁角城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三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另一部，经宁塞川五城镇到金鼎山一带，向洛河两岸推进；第四路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五一二团二营高玉亭部和旦八寨民团，向麻地台川、义正川一带进攻；第五路是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一部向下寺湾、丈八寺、黑水寺一带进攻；第六路是陇东警备第二旅第六团和甘肃骑兵旅向庆阳、合水一带的革命根据地进攻。敌“六路进攻”的特点是，分路向根据地的边沿蚕食，逐渐向中心区域推进。 ． 　　面对陕甘宁三省军阀所谓的“六路进攻”，刘志丹、习仲勋决定：留少数地方红军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红军猛烈向敌后大胆穿插迂回，消灭其一路，破坏敌人联合进剿的计划。在敌人的六路兵马中，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可以说是红军的老冤家。从南梁游击队到陕甘红军游击队，直至红二十六军，红军不知和这股敌军打了多少次仗。但因该敌在惯匪张廷芝的多年苦心经营下，马匹肥壮，武器精良，其匪兵又多是凶悍亡命之徒，战斗力较强，故而红军一直未能将其全歼。南梁根据地创建以来，这股匪军经常对我边沿地区袭扰，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发动群众影响尤为严重。在这次“六路进攻”中，该敌也想乘机捞点稻草，占点便宜，竟然窜进南梁根据地吴堡川一带，烧杀掠劫，为非作歹。为了消除南梁根据地和红军的心头大患，刘志丹、习仲勋决心给张廷芝部以致命性打击。10月30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保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诱敌追击，骑兵团则选择有利地形中途设伏。在保安游击队的引诱下，骄傲的张廷芝果然上了钩，他率领匪徒向保安游击队紧紧追击而来，钻进了红军骑兵团的伏击圈。霎时，枪声骤起，杀声动地，骑兵团跃马挥刀，迅猛冲杀，将张廷芝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张廷芝见势不妙，带领匪徒拼命逃窜，骑兵团穷迫不舍，一口气追击敌军60里，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荒而逃。这次伏击战，骑兵团砍杀张廷芝部悍匪70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战马，给张廷芝以沉重的打击。张廷芝“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仓皇地逃出了南梁根据地。 　　此时，红二团出击洛河川，歼灭旦八寨民团50余人，击退了高玉亭的进攻。红二团和骑兵团还袭击了楼房坪的张廷芝匪军。红三团挺进头道川，消灭了新寨、白家屯等地的民团。红一团也连续打击了湫头、麻子掌、梁掌堡、直罗镇、王郎坡等反动据点的敌军和民团。由于红军在敌后发动攻击，各路敌军首尾难顾，加之见张廷芝落了个惨败而归的下场，更是不敢贸然进兵。于是，这次所谓“六路进攻”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五、支援陕北游击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在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影响和支援下，陕北游击战争逐步开展起来。1933年7月，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个游击区。后陆续创建了陕北第二、第三支队。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加强对陕北游击队的领导，恢复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2月3日，郭洪涛、李铁轮等领导吴堡县抗日义勇军举行暴动，成立了陕北第四支队，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地区。3月l8日，陕北第五支队在绥德成立，活动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11个县，逐渐形成了安(定)清(涧)、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区。1934年5月，敌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进入游击区烧杀、抢劫，进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四、五支队，共300余人。7月17日，在谢子长指挥下，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此后，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对陕北游击区的“围剿”行动更为猛烈。由于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仅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7月25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共同协调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 　　7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洼子村召开联席会议。阎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应陕北特委的要求，分析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势，讨论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18)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军委主席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政委惠于俊、红四十二帅帅长杨森、政委高岗及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队支队干部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先由杨森代表红二十六军党委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会议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作出两项决定：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撤销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谢子长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会议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的错误。 　　会议的“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和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问题，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那“五顶大帽子”。(19)     　　在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1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区的工作，坚持了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阎洼子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确立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但是，在阎洼子会议上，对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错误的。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顶着压力，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坚持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阎洼子会议结束后，陕甘边区特委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调到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阎洼子村会议上的争论，引起了习仲勋的深思，使他对于“左”倾错误的认识更加清楚。后来在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严肃地批评了强加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梢山主义也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他的风趣的语言感染了与会的每一个人，博得了与会同志一阵笑声。(20) 　　在阎洼子村会议前后，陕北游击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民团，已经进入安定、绥清、神府、佳吴四块游击区腹地。在谢子长率一、二、五支队去南梁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及7月间组建的第七支队积极袭扰敌人，开展异常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刘志丹、习仲勋派出的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和谢子长率领的陕北一、二、五支队从南梁来到安定，参加反“围剿”斗争，扭转了危局。8月17日，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在安定县金武家塌一带包围了敌军一个连，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该敌全歼，缴枪近百支，首战告捷。接着，红三团挥戈东进，于8月25日在清涧张家圪台，又歼敌两个排40多人，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8月26日，红三团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击溃敌军一个连，拔除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据点。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河口战斗后，红三团挥师北上，在横山的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 　　刘志丹、习仲勋派出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四战四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游击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团掩护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9月中旬，红三团凯旋而归，回到南梁。 　　此后，陕北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新局面被打开，各地的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共1000余人，赤卫军达2000余人。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会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全团共200余人。由此，陕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了。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进行的开辟根据地的斗争，10月初，刘志丹、习仲勋再次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与陕北九支队一道，在清涧县折家坪全歼敌军一个连。10月10日，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协同作战，击溃敌军驻安定县长蛇湾的一个连，歼其大半。接着，红三团与独立一团挺进安定县玉家湾，敌高双城部一个炮兵营闻风而逃，红三团返回南梁根据地。 　　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陕北三支队在神木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全团共200余人。接着，陕北二支队在大冯家山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全团共300余人。1934年11月中旬，为了加强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工作，刘志丹、习仲勋和陕甘边特委派杨琪到陕北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陕北军民的英勇战斗，逐渐使被敌分割的苏区连成一片。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任副主席。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红军陕北独立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团。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被动，处于固守据点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则在更大的、更广泛的区域内猛烈地燃烧起来。 　　六、扩大南梁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下旬，在刘志丹、习仲勋的主持下，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的荔园堡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词讨论，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七月决议》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抗日工作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人了大发展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习仲勋后来总结说：“与敌人斗争，主要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建立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了农民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21) 　　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得到了扩大。 　　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恢复。根据《七月决议》提出的恢复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任务，在习仲勋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第三路游击区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相继组建了平子游击队、回民游击队、新正五支队、特务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共达1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各游击队积极打击地主豪绅，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原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原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南区红色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队力量的日益壮大，1934年9月，红四十二师以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为骨干，组成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后，配合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地方民团反动武装，使南区革命根据地的基层红色政权得到恢复和发展，相继在以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的正宁、淳化、耀县、宁县、中部、宜君、同官各县的一部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由此，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 　　为了适应南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南区筹建一个统一的政权机构——南区革命委员会，以便于有效地开展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1934年9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的小石崖正式成立，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随着形势的发展，南区革命委员会于1935年7月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后义移至南邑，张邦英继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区革命委员会所辖区域南与渭北游击区相呼应，北与南梁中心区相连接，它领导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诸县红色政权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扩展。为保证华池中心区红色政权的巩固，习仲勋领导第二路游击区各武装力量积极在东西两线扩展南粱根据地。 　　在东线，1934年春，第二路游击区的革命武装从保安县境内沿洛河向东推进，到同年秋已经在以下寺湾为中心，西起方家河、东至石门子的百里大川建立起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东进依托黄龙山，可连接甘泉、鄜县、宜川、洛川地区的游击区，直抵韩城，威胁关中；北去安塞、延长，可与陕北苏区衔，在战略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游击战争开展的过程中，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武装也达1000余人。1934年10月10日，红四十二师以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为骨干组建了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红二团组建后，积极战斗，迅速使游击区变成了正式的根据地，并在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县相继建立了正式或临时的红色政权。 　　在西线，庆北地区的局面也逐渐打开。1934年2月，习仲勋等带领庆阳游击队在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恶，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先后建立了3个农民联合会和十几个农民联合会小组。6月，在杜家河召开了农民大会，选举成立了庆北办事处这～县级红色政权组织。办事处下设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文化等委员会，马仰西任办事处秘书长兼文化委员长，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办事处机关设在田窑李培福家中。不久，庆北办事处改为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庆北办事处成立后，领导庆阳县城以北今华池县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人民，组织赤卫军、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许多农民联合会这种群政合一的组织。“农民联合会是半政权性质的，他们代表农民管理地方上一切行政事宜，如召集群众开会，传达上下级之意见，以及革命之各种设施，并且领导农民分配豪绅地主之牛羊、土地之斗争事情等。”(22)由于庆北苏区东与南梁中心区相接，因此，就成为南梁中心苏区西部的重要屏障。 　　在开辟庆北苏区的斗争中，习仲勋率领游击队还向环县扩展红色区域。1934年11月，刘志丹、习仲勋带领红军游击队从华池进入环县八珠塬及樊川一带活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八珠一带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所以红军游击队一来，这里的多数群众都跑了。只有当地农民李凤存因与刘志丹早就相识，没有离开。习仲勋找来李凤存，要他帮助把逃走的群众找回来。习仲勋对群众讲了话，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情、谋利益的，大家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谣言。共产党是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是为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斗争的先进组织。共产党游击队是人民的队伍，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懈奋斗，一定能使我们穷人翻身做主人。群众听了都很振奋。一天，侦察员报告说，环县土匪赵老五一伙在苟家塬一带抢劫，习仲勋立即派游击队出发，前往苟家塬解救乡亲们。中午，游击队与这伙土匪遭遇在苟家塬的一个崾岘，游击队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当场打死打伤几名土匪。匪众见势不妙，扔下伤员逃跑。习仲勋安排游击队对俘虏的土匪及伤员进行治疗和教育后，释放回家务农。这件事在苟家塬传开后，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游击队有了更深的了解。当天，苟家塬的乡亲们积极张罗着为游击队做饭做菜，犒劳游击队员。为了庆贺游击队胜利归来，李凤存宰了一只羊慰劳游击队，习仲勋吃着羊肉加黄米饭，高兴地说：“真香，真是美味佳肴。”后来，习仲勋在1935年初，再次带领庆北游击队来到八珠塬一带活动，并召开了群众大会。习仲勋在讲话中说：游击队要坚持集中行动，分散打扰的原则，广泛开展对敌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扩大革命武装。(23)党和红军在环县的活动，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向北延伸和发展到环江两岸。 　　总之，在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得到了恢复，南梁中心区在东、西两线都得到进一步扩大，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高涨。红军先后解放了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甘泉、鄜县、正宁、宁县、栒邑、耀县、淳化、宜君等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扫除敌人的反动据点，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乡村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联合会，贫民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东到洛河、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到耀县。此时，除华池中心苏区直接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外，先后建有赤安县革命委员会、甘洛县革命委员会、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安塞县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正宁、宁县、栒邑等县的工作委员会。这些红色政权建立后，领导人民迅速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各项社会工作，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从而使陕甘边根据地更加巩固。 　　在此同时，刘志丹、习仲勋为使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相互配合，还派骑兵团北上安定，支援陕北的革命斗争。骑兵团在陕北横扫敌军，鼓舞了陕北军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陕北苏区政权建设的开展。这些活动的开展，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正式的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条件成熟了。 　　七、创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各县红色政权 　　1934年秋，根据《七月决议》关于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精神，刘志丹、习仲勋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为大会代表的推选办法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蔡子伟等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及其它文件。经过集思广益，习仲勋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推选办法：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选举方法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性，保证了贫雇农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中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到会的工农兵代表100多人。在历时7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人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及其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工作的经验，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的报告和讲话。 　　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组成人员是(24)：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 　　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张文华 　　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长：李生华 　　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 　　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 　　二正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 　　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 　　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 　　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录 　　妇女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 　　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 　　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宋飞 　　《红色西北》报编辑负责人：蔡子伟 　　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辖三个中队，共100余人。 　　11月7日(即苏维埃革命纪念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计3000余人。主席台上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整个会场，红旗和彩旗迎风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都讲了话。习仲勋郑重地从刘志丹手中接受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并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庄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24)     　　大会之后，在荔园堡马洼子台地上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全副武装，接受了刘志丹、习仲勋和其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驻地在南梁的寨子湾(今属林镇乡四合台村)。寨子湾，位于陕甘交界的山岭之上，周围是茂密的梢林，连接着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平定川以及瓦子川、白沙川、樊川·、麻台地川等几条主要川道，地势险要，十分隐蔽，易守难攻。刘志丹和习仲勋就在这里紧张地工作着，指挥着陕甘边区红色武装的千军万马，领导着数十万劳苦群众，从事着繁重的根据地建设。这里是陕甘边区的心脏，这里发出的一个个指令，不仅关系着陕甘边区的发展前途，后来在南方红军长征后也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习仲勋的积极组织下，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当时，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十几千县级红色政权，其中，在陇东地区的各县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如下： 　　(一)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华池”是指庆阳县北部区域，随着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与发展，在这一带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始形成华池县。1934年11月7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同时宣告成立。随后，在何沟门召开了华池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00多人，正式选举成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贾生秀任主席，李彦任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粮、肃反、青年等委员会。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四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生荣)，管辖玉皇庙、郭峁畔一；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白登贵)，管辖荔园堡、何沟门、白马庙川、白沟门、郭峁湾一带；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海旺)，管辖二将川、刘坪一带。     　　(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2月，在庆北办事处的主持下，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培福)，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党生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高登州)，肃反委员会(委员长朱培福)，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马仰西)，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兼)，县址设在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三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福；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柔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天孝；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城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兴仁。1935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许多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同年秋，在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李树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并逐步向五蛟、元城方向发展。 　　(三)庆北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王英等人在吴旗县三道川以南，华池县元城以北的地区建立了赤卫军、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成立了临时红色政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的红色政权大约存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它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之间是并列的关系。 　　(四)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的太白镇一带的地区属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年11月中旬，在连家砭老城成立了太白区苏维埃政府，潘应乾任主席、高清荣任副主席。1935年2月，在太白镇成立了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李彦任主席。同年4月，因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合水县革命委员会转移至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太白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9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在错误“肃反”中被杀害，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和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均解散。 　　(五)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正宁县南塬一带是陕甘边红军最早开辟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4年7月，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同年冬，南邑、湫头、巩家斜、西城、西沟、石家湾子以及龙嘴子回民乡的临时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三个区的临时红色政权。1935年春，成立了新正办事处，郭廷藩任主席，封振宝、杜宛协助工作，机关驻地先在槐树沟，后迁至两顷塬。新正办事处下辖湫头、三嘉、阳坡头(今属陕西)三个区革命委员会。三嘉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唐世英)，机关驻南庄子村；湫头区革命委员会 (主席赵思廉)，机关驻湫头镇。此后，新正办事处即开始着手筹建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新正县办事处遭到敌人的破坏。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正宁、栒邑、邠县接壤地区重新设立新正县。新正县委书记卢永财，副书记李科，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年部、妇女部等工作机构。在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的主持下，新正县在湫头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正县革命委员会，(26)郭廷藩任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下设财政部(部长高仰月)、粮食部(部长高学智)、军事部(部长张占英)、土地部(张崇林任部长)、劳动部(部长左怀玉)、文教部(部长张化民)、公安部(部长张有本)等七个工作机构，不久又成立了湫头坡、长乐、底庙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加上原来的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共辖六个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驻湫头镇。同年10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任职未有变动。全县辖六个区，人口3万余人。 　　(六)新宁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宁县设立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机关先驻九岘，后驻金村。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子午岭山区根据地，发动群众，筹建革命政权。在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建立起来后，创立新宁县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1月，新宁县在杨家塬子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杨有鹏任主席，胡金玉任副主席，下设粮食部(部长王立元)、财政部(部长杨万恒)、保卫部(部长王清殿)、教育部(部长屈纪军)、军事部(部长谭得智)、土地委员会(主任胡金玉)等工作机构。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驻杨园子、左家川、石鼓、下齐家等地。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九岘区)，主席张荣德，副主席张恩元，机关先后驻马洼、南嘴子和月牛坡等地；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金村区)，主席杨玉山，机关先后驻金村、元乐等地；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湘乐区)，主席朱正元，机关先后驻巴原、石鼓等地，管辖着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平子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永康，机关驻平子镇，新宁县所辖区域东至芦宝梁，西至石鼓的黑庄子，南至西坡，北到盘克的史候堡，辖人口3万余人。 　　(七)荏掌办事处。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任，共产党人王占奎、吕兴财、许兴堂等来到宁县盘克塬南川荏掌、潘村、罗候、武洛一带开始革命活动，秘密成立了荏掌办事处，许兴堂任主任，王占奎、吕兴财任委员。在合水游击队黄克秀部的帮助下，荏掌办事处组建了游击队，队长张生才，指导员郭秀宁，并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荏掌办事处管辖范围主要是盘克、荏掌、罗候、武洛一带，在其成立初期与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没有建立组织联系，直至1935年冬，荏掌办事处才与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 　　(八)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南区革命委员会派赵红军在正宁的下南坡头、栒邑底届一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红色政权组织，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梁文汉任县政府主席，李银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永红县委，赵红军任书记，赵清宝任副书记。永红县苏维埃政府管辖南坡头、罗沟圈、郭村、榆家庄、寺村、店子河、底庙、房家塬、牛家坡等十几个村庄。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永红县政权解散。 　　此外，在陕西省境内，习仲勋还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边金山)，安塞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巨德)，鄜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鄜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赤淳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宋飞)，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27)等县级红色政权。 　　从各县红色政权的发展规模可以看出，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名副其实的西北地区的第一个边区级的体系完备的苏维埃政府，是建立了边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层次非常齐全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建立这样一个苏维埃政府，习仲勋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 　　八、制定和实施“十大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今天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对于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能够制定如此完整的根据地政策发出了惊讶和赞叹!很难想象，如此一大套完整的根据地建设政策竟然出自寨子湾的那些破败的窑洞之中。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寨子湾的那些窑洞里，习仲勋的目光如此深邃，能够提出如此先进的政策，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完备，非常合乎陕甘边区实际。 　　以下，我们撷取其中的主要内容加以记述： 　　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主要包括：     　　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 　　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依需要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以满足贫穷农民的迫切要求，调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 　　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中心区域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各地互相调剂余缺。 　　为了使上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在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群众、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也先在阳坡头等乡村搞分配土地的试点，接着在正宁县湫头区的西头、范家洼、南邑、吕家沟圈、洼坡岘、岘子等地开始分配土地。不久，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派出工作组在三嘉、长舌头区及湫头区各乡分配土地，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当时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开始时，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是张步清，他是横山县人，逃荒来南梁，本来家境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家庭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开垦了大片荒地，还雇工耕种。此后，张步清对土地革命斗争不热心了，当刘志丹批评他时，他还辩解说：“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习仲勋说：“你不把土地委员长换了，看土地革命能搞下去吗?”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委派了工作积极认真的孪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使分配土地的工作得到了顺利开展。 　　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时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制定并发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1936年，依据农户经济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份。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发展根据地经济     　　在习仲勋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的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其内容是： 　　设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边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繁荣苏区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活。解决红军的财政供给。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军粮供应，保证人民生活。苏区政府的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或在市场购买。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不征粮。争取“二流子”(28)参加生产。 　　对红军家属、社会残废、孤寡者实行救济。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加强廉政建设。 　　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正像当时参与南梁根据地建设的张策后来回忆的那样：“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29)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习仲勋等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它物资想办法运进来。 　　当时，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白区来的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了战士不懂礼貌，告诉那个红军战士，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30)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却慢慢清淡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31)对此，习仲勋等高度重视，积极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习仲勋和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终于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33)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习仲勋决定自己动手，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怎么印制货币?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于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共有3名工人，其中就有1934年3月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时，红军在元城战斗时“请”来的那位绅士高明山。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高明山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极出力献策，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反复实验，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苏币共印制了3000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但是，“苏票”刚开始进入市场流通时，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到集市去时也只观望，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4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据张策后来回忆：“苏票与银元等值。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33)“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厂基础。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其意义不亚于反“围剿”战斗，习仰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凭着自己的智慧，赢得了胜利，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 　　陕甘边根据地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为了改善边区群众的生活，习仲勋十分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刘志丹曾经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34)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指示，决定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予民生息方针，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除分配一部分给贫苦农民外，还留一部分作为政府、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留下来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廉政建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35)他又说：“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36)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值得注意的是，习仲勋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采取从实际出发，搞活经济、搞活贸易、解决民生的种种措施，与时隔数十年后他领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竟然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正是在陕甘边区的成功实践，使习仲勋形成了务实、开放、创新、亲民的工作风格，也正是陕甘边区乃至后来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典范，给了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勇气和目标。1979年4月，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际，习仲勋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散会后，邓小平同习仲勋进行了谈话，话题就是从陕甘宁边区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邓小平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37)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思路竟来源于深处内陆的陕甘宁边区，由此，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南梁那开放的集市，那粗糙的货币，那吸引外来商人的政策! 　　加强军事斗争，开展“扩红”运动 　　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 　　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成连、成排地编人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 　　刘红军阵亡战士，不论是正规红军还是赤卫军、少先队，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 　　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多人，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高。 　　在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陕甘边红军兵强马壮，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首先向敌人的环县政府所在地曲子新城发起了进攻。曲子新城是1932年修筑的。1933年，国民党环县政府由环城南关迁驻曲子新城。城内驻有环县民团100余人，另有环县保安队20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立场反动，处处与红军为敌。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于是，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汇合，红军共有步、骑兵战士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干部和游击队干部一起在悦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在战斗中，国民党县长见势不妙，化装后仓皇逃遁。敌人的一个顽固反动据点就这样被红军拔除。 　　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 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缴获的一部分粮食和衣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群众见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民团头子和保安队被红军除掉，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块石块，无不拍手称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会后又把红军在曲子的革命活动传向四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贫苦人民听了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听了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南梁根据地。 　　接着，在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红军主力又发起了拔除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的战斗。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这两个据点的敌军经常对庆北苏区进行骚扰，敌军对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穷凶极恶，干尽了坏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11月29日，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包围了五蛟堡和刘坪堡这两个谭世麟匪军的反动据点。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不敢抵抗，赶紧弃寨而逃。红军乘胜追击，一举将敌军消灭。这样，敌军在庆北境内的反动据点被扫荡无遗。 　　不久，为了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和军需物资，红军主力长途奔袭长武县城。1935年1月，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在获悉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决定化装奇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塬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装成敌军，然后浩浩荡荡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土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霎时间，长武城外，烟尘飞扬，战马嘶鸣，杀声动地。敌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军骑兵战士已冲进了长武城内，敌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乱作一团，鬼哭狼嚎。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敌群，只见子弹呼啸，马刀闪光，红军战士猛杀猛砍，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趁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3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啊极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敌交通要道西兰公路，对陕甘两省都产生了强大的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上说，陕甘边区的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晋阳日报》报道说：“共匪刘志丹红军5万余人进攻长武。”这说明，曲子战斗和长武战斗对敌人的震动有多大!由于敌人的报纸对陕甘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了西北红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最新消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几次战斗起到了沟通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联系的作用。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1935年2月上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又挺进延安西北的高桥川等地开展游击活动。2月12日，在延安游击队的配合下，诱出延安城守敌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民团300余人。在高桥川口，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残敌仓皇逃回延安。高桥川战斗后，延安守敌成了惊弓之鸟，被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团团包围起来，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横扫延安周围地区的反动民团，首先歼灭了延安三十里铺民团，接着相继歼灭了临镇、金盆湾、云岩、北池镇等地的反动民团，还迫使后湫天、狗头山两地的民团主动放下武装，接受红军的改编。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还截获敌军的运输队，缴获货物300余驮，敌军新军装200余套。骑兵团兵锋所向，势如破竹。 　　在四十二师骑兵团驰骋疆场的同时，红二十四师第二团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各路游击队，也进军陕北，向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势。1935年1月上旬，在刘志丹亲自率领下，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隆安、平桥等地的反动民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护送刘志丹到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伤势日趋恶化的谢子长。此后，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在南下返回南梁途中，在延安蟠龙镇、榆树峁等地又歼敌数百人。 　　胜利的捷报，频频传到南梁根据地，这些捷报向人们宣告：在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掩护和帮助下，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已经成熟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铁的西北红军。 　　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列宁小学 　　习仲勋十分重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及子女的文化水平。 　　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广泛地向根据地人民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的优越性。 　　信任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等发动群众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张静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设备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教材先用“三字经”，后来自编了油印或手抄的课本。开始编的课本有些空泛，如讲“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一类的话。刘志丹说：“要先讲爱国爱民道理。”他还说：“老先生讲孝道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38)后来，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在太白等其他乡村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 　　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坚持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非常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都市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她写得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性格开朗。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她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后来担任了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后来的党史学者们注意到，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完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的时期，习仲勋却能够在陕甘边区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确实需要有很大的气魄和胆识。由此展开联想，我们将陕甘边区的这些知识分子政策与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什么“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39)这种非常荒谬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比较，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作为特委机关报，习仲勋还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红色西北》。这两个油印小报，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起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政权都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1934年10月，在刘志丹、习仲勋的主持下，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张家岔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定”。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扫盲为主。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一次，刘志丹正在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前来检查工作，刘志丹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话。习仲勋一向把刘志丹当作领导者，论年龄刘志丹比习仲勋长10岁。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从此，20岁的习仲勋更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习仲勋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重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红军干部学校改建为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党政干部学校的创办提高了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5年7月，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这所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赢，教育长张文舟。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又与中央红军的干部营(即原中央红军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由此可知，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正是后来的抗大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习仲勋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后来说：“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40) 　　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统一战线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对国民党杂牌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说： 　　“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41)“当时孙殿英到宁夏后，曾写信与我们联系，”(42)陕甘边区党政组织给他回信做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的统战工作很有成绩，为后来党中央在西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 　　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等，红军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方针、政策。而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在党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11月10日，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荔园堡将郭宝珊所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四十二师的一支主力团队。 　　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认识，并向苏维埃政府靠拢。 　　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刘志丹、习仲勋坚持实行的统一战线方针，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到全国其他根据地，就会发现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在当时许多根据地中，几乎都视统一战线为禁区。比如，徐向前同志就说过，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红四方面军后来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的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资料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加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徐向前还沉痛地说：“左”的东西，开始往往被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革命形式掩盖着，一时不易被人识破。然而，它的灾难性后果，总要集中爆发的。一旦爆发，局面即难以收拾。(43)真理往往是在比较中被认识和把握的。我们之所以进行横向比较，是因为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揭开陕甘根据据地“硕果仅存”的秘密所在。毛泽东说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习仲勋在陕甘边区就已成功地认识和掌握了这个重大的法宝。 　　正确开展肃反工作 　　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肃反工作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明确作出如下的政策规定： 　　对犯人分别主犯与从犯。对属于敌探及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若群众愿出面作保，且不杀也无损于革命的，可以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镇压的政策；一般豪绅地主只向其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处决人犯需经过群众大会，不搞秘密杀人。 　　“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造出了非凡的革命业绩，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很大进步，南梁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它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结晶，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的长征准备了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地，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的，人总是要落在一个地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从这点上说，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定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44) 对于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和影响力，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在西北的实地采访，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他针对着政府(指国民党)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利、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45)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使其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壮大，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由于刘志月、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坚强领导，陕甘边以及后来发展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它其所以能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习仲勋作了深入的分析，总结了它的发展规律。 　　习仲勋深刻地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把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农村，主要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栒邑起义、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蒿店兵变等，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 　　其次，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共产党人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丁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其三，“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其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培盛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份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份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份，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其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表现为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晴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① 李忠全，胡民新：“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第26页。 　　② 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5页。 　　③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60页。     　　④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7页。     　　⑤据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记载，供给处主任王世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127页。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51期。 　　⑥一说王泰吉兼红三团团长，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51期。 　　⑦“王殿斌1979年6月谈南梁一带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27页。 　　⑧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谈话”(1945年7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⑨“王殿斌关于南梁根据地情况的谈话”，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210页。 　　⑩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51期。 　　(11)马仰西：“庆比苏区的创建与路线的执行”，载《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945页。 　　(12)据刘约三：《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和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记载，合水游击队政委为孙帝国。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13)一说樊登奎。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14)即赵铁娃。 　　(15)据刘力贞，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记载，劳动委员朱永清，三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43页。 　　(16)据刘力贞，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记载，财政委员武生秀，三秦出版杜，1998年10月第一版。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43页。 　　(17)张明科：“保卫南梁”，《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886页。 　　(1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74页。 　　(19)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74页。 　　(20)贾巨川：《习仲勋传》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329--330页。 　　(21)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5页。 　　(22)“庆北苏区的创立与路线的执行”，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第116页。 　　(23)李鸿章，李海红：“习仲勋在曲子县”，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环县文史资料》第五期，2008年11月17日印刷。 　　(24)《陕西省志．第五十卷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08页。  　　(25)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陕西文史资料》1980年第9期. 　　(26)一说为正旬彬革命委员会。 　　(27)刘力贞、张光：《人民英雄刘志丹》，三秦出版杜，1998年10月版，第81页。 　　(28)“二流子”指那些游手好闲、骗钱害人、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人。 　　(29)“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230页。 　　(30)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 委会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81页。 　　(31)王西林，高有才，张怀仁：“在南梁的几件事”，《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11--312页。 　　(32)王西林，高有才，张怀仁：“在南梁的几件事”，《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12页。 　　(33)“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羊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230页。 　　(34)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35)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36)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37)余玮：“邓小平与中国经济特区”，《甘肃党史工作}，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8年第4期，第77---78页。 　　(38)马文瑞：“群众领袖 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军事科学出版杜，2003年9月版，第81页。 　　(39)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218页。 　　(40)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65页。 　　(41)“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4年第1期，第12页。 　　(42)“郭洪涛1945年7月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版，第434页。 　　(43)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300--301页。 　　(44)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698页。 　　(45)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背向”，《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93--794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