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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筹划陕甘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就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走出低谷，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却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此时，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的这次“围剿”完全袭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采用过的反革命策略，其特点是： 　　在政治上，实施《剿共临时施政纲要》的方针和“三分 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厉行保甲制度，设立地方保安队，加强特务活动，实行“一户通共，十户杀绝”的所谓“十户连坐法”。侵入根据地后，立即破坏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搜罗当地的反动地主、富农、兵痞、流氓组成“还乡团”、“便衣队”，配合其正规军搜捕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用酷刑残杀革命人民、逼迫自首，、威胁利诱等方法“策反”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地方红军。 　　在经济上，加紧实施《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封锁办法》等反动法令，在根据地周围构筑了大量碉堡，加紧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运入根据地。据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陕甘边境庆阳、正宁等地带与红军刘志丹部作战报告中披露：“本师自奉命进剿赤匪，关于碉堡构筑法均遵照南昌行营颁布碉堡构筑方法，于赤匪活动地带构筑碉堡，以便断绝交通而选地点：庆阳西川三十里铺碉堡五座，东川新堡碉堡二座，悦乐堡碉堡一座，连堡垒一处，元城镇、五蛟两处碉堡四座，桥沟门碉堡二座，赵家梁碉堡二座，梁家沟门碉堡一座，荔园堡碉堡二座，白豹川碉堡二座，柔远川碉堡三座。”①以上合计，仅在庆北苏区至南梁中心区一带狭小地区，敌构筑碉堡二三十座。敌军侵入根据地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破坏根据地的工农业经济，实行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使根据地经济枯竭，红军无以自存。 　　在军事上，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战略上，用6个师，30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采取大包围圈战法，分割包围；在战术上采用分路“进剿”，驻点筑碉、修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合并村庄，抢光杀光，制造无人区，加强地方民团武装、还乡团，建立“铲共义勇队”，配合正规军抢劫烧杀。对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为了达到上述战略目的，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就开始调整兵力，部署第二次“围剿”。在北线，蒋介石将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3个团的防地收缩到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进攻神府苏区；在东线，蒋介石调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六旅2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墕镇；在南线，敌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的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担负战略警戒任务；在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7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根据地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根据地和南区根据地之间待机。为了分割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蒋介石的上述“围剿”部署至1935年4月完成，历时半年。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政军干部一道认真研究敌情，分析反“围剿”的主客观条件，谋划反“围剿”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策划的第二次“围剿”战争虽然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困难。一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宽广，敌军战线过长，只能采取分线、分段“剿防”的办法，一时无法创造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除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外，其余均是杂牌军，各军阀都想保存实力，扩大地盘，因而同床异梦，各自为战，不敢打硬仗，不执行统一号令；三是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虽然装备精良，驻防在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之间的要点地区，但初到陕北作战，人地生疏，与陕北老军阀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之间旧有私仇，现在又因占了井岳秀的地盘，互有戒备，很难协同作战；四是敌军各部驻防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陕北两个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各据点之间联系十分困难，缺乏机动兵力“进剿”；五是敌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虽装备优良，兵力较强，但为消灭异己，尽量促使杂牌军打头阵，出力卖命，自己保存实力，冒功领赏，因此不能形成部队之间的有效配合。上述敌军在“围剿”行动中的弱点和困难，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来说，就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只要红军作战方针正确，部署得当，各部队英勇奋战，粉碎敌人的这次大规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刘志丹、习仲勋高兴地看到，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反“围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红色政权。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发展到5个团的建制，约2000余人的兵力，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也形成了2000余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合计兵力4000余人。与此同时，陕北苏区也得到了大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已建立了赤源、秀延、延水、延川、安塞、绥德、清涧、佳芦、神木、府谷、米西、靖北、吴堡、横山等14个县的红色政权，推翻了封建势力，实行了土地革命。为了统一领导和开展陕北苏区的各项工作，1935年1月9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推选马明方为主席。1935年1月30日，陕北苏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正式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000余人。另外地方红军游击队还有约1000余人的兵力，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合计共有2000余人的兵力。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一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成立两年多来，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反“围剿”作战经验，红二十六军已具有一次歼敌一个团规模的作战能力，红二十七军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部队；二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辽阔，红军回旋余地大，加之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各地的斗争，主力红军不用分兵固守，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三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群众条件好，群众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壁清野，封锁消息，敌人进人苏区后，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耳目失灵，饥渴交加，处处受到游击队和赤卫军的袭扰，行动十分困难；四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军大兵团作战困难；五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摆脱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从根本上保证了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刘志丹、习仲勋也分析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面临的困难和不利条件：第一，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两块苏区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名义上红军是两个军，两个师，实际上没有军的领导机构。与敌军相比，在兵力上和装备上，敌人占明显的优势，红军仅及敌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第二，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被敌军分割包围。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各根据地之间也被敌军点线封锁割裂，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第三，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反“围剿”战争开始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存在着两个领导体系。陕甘边苏区党和红军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苏区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1935年1月31日的《陕甘边红二十六A来件》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在陕北各县有陕北特委，在陕甘边有陕甘边特委，此两特委，谁领导谁，不清楚，关系不密切。”②这种情况不利于反“围剿”的统一行动和统一部署。第四，红军主力未形成攻坚作战能力。当时，敌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交通据点，修筑碉堡、工事，加固阵地，步步为营，红军没有强大的炮兵、工兵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尚不能强攻敌军重兵防守的城镇。 　　根据上述分析，刘志丹、习仲勋等开始在陕甘边区组织和实施反“围剿”斗争，党政军民齐动员，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投入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 　　二、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在刘志丹、习仲勋认真谋划陕甘边区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陕北党组织的上级中央北方代表也在思考着这一问题。1934年10月，中央北方代表派出特派员黄翰来到陕北苏区视察工作，根据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黄翰作了三点指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以八十四师为骨干，并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武装斗争；积极做好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黄翰的上述指示为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特派员黄翰的指示精神，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在伤势恶化的情况下，邀请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和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两苏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计。 　　1935年1月上旬，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的护送下，刘志丹离开南梁，前往陕北，同在安定县水晶沟养伤的谢子长，商谈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加强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等问题。经过商讨，刘志丹和谢子长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的周家睑召开联席会议，深入讨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没有出席会议，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共同商讨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原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任书记，习仲勋等为委员。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随即撤销，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各县委的工作。会议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选举刘志丹为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 　　经过认真讨论，周家崄会议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商讨的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工作政策和策略方针等，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组织和反“围剿”军事行动，从组织上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指挥工作，对后来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土地革命蓬勃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西北军委确定了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反“围剿”行动部署。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并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 　　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谢子长终因伤势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人民的重大损失。 　　刘志丹的反“围剿”动员令发布后，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统一安排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实际，立即在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反“围剿”的动员和部署。习仲勋说：“在马鸿宾以10个团向陕甘边进攻时，我们粉碎‘围剿’的战略计划是：放弃南梁苏区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展。在果果川、头道川一带创造发展了新苏区。骑兵团在韩城、宜川、白水、蒲城一带切断冯钦哉的后路。关中红一团向正宁一带敌后进攻，并配合关中游击队坚持斗争，王宝珊带游击队向陇东发展，二团向三边发展，红三团、义勇军则上陕北配合红二十七军消灭高桂滋敌军。在这个计划下，进行了反‘围剿’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南梁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总是和我们一起坚持战争，终于在刘、高统帅下的红军主力在杨家园子、延长、靖边等战役后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③ 　　三、南梁中心区的艰苦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移至下寺湾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率先发起了向陕甘边苏区的进攻。敌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敌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城子等地。敌人采取了“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35座。 　　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游击队、赤卫军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了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升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袭扰敌军，造成了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按照刘志丹、习仲勋等确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鄜县、甘泉等地向根据地进犯的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后因敌军密集，无法捕捉战机，遂回师陇东，迎击进犯陇东之敌。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蛟的敌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50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崾岘战斗。当时，敌三十五师一○五旅马殿邦团占领悦乐后，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田崾岘。敌军进占后，一面强迫群众集中，建立“战略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工事筑碉堡，准备在摸清红军虚实后，向南梁发动进攻，在未摸清红军主力部署之前，固守悦乐。驻守在田崾岘的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附近的制高点，并在上面修筑了大量工事。根据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决定进攻田崾岘据点的敌军。红军部队兵分三路：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插田崾岘制高点；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从两翼左右夹击，对制高点上的敌军实施迂回包围，并阻击来援之敌。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发起猛攻，敌军猝不及防，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将制高点上的敌军一个连全部歼灭。在附近的敌营部和另外两个连慌忙赶去增援，被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阻击而无法前进。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在歼灭了制高点的敌人之后，乘胜追击，与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配合，从三面包围敌军。敌军见三面被围，处境孤立，怕遭全歼，仓皇逃回悦乐。这次战斗打得干脆漂亮，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崾岘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 　　当时，红四十二师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谢子长负伤后，师政委由张秀山担任)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奔袭歼灭之。 　　六寸塬是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土原，有很多小山包，形成一道山梁。敌人在山梁上修了很多工事，并设置鹿砦，上挂手榴弹，以防红军偷袭。 　　红军经长途行军，于4月3日凌晨到达六寸塬山梁下的村子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天亮后，开始向山梁上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     　　敌军听见沟下枪响，立即进入阵地，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拼命进行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由东南面向山梁上发起多次冲锋，均被敌军火力阻止，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多钟。当红三团一、二连再次攻到敌人阵地前沿时，骑兵团突然由左面的山梁上向敌人阵地冲锋，但被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止。骑兵团伤亡很大，团长赵国卿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被迫后撤。在撤退时，红三团一、二连的步兵队伍被冲乱。此时，敌一○五旅赶到，趁机反攻。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遂主动撤退。在撤退途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六寸塬战斗遂告失利。 　　六寸塬战斗后，为了加强主力红军，“由习仲勋决定吴岱峰任三团团长，派赵启明、李启民、张文舟任连排长。随后举行党政军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肯定估计到敌军必然要进占南梁地区。”④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 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得悉红军主力已撤离南梁，转兵陕北的消息后，恼羞成怒，倾巢出动，占领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互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习仲勋率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和保卫大队、赤卫军100余人安全转移。敌人不甘心，又调集500余骑兵紧紧追击刚刚转移的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4月16日，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汇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率部阻击敌军。习仲勋在赤卫军的掩护下，奋力拼杀，冲出重围。 　　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突围进入白沙川后，敌人又紧迫而来。在危急关头，习仲勋等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政府保卫大队和赤卫军掩护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经过激烈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梅生贵一个人，还英勇地击退了敌军的数次冲锋。梅生贵终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政府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奉命率部苦战，掩护习仲勋等突出重围。突围后，习仲勋才发现，自己的双脚都被马镫磨了两个血洞，所骑的白色战马也被条条鞭痕染得血红。对于这次难忘的战斗，王殿斌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当时，省政府经白沙川向洛河川迁移途中，被马家军队追了10余里路，后被敌人包围，习仲勋同志被围在当中，我与习的警卫员且战且退，到后半夜，行至瓦子川，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不见了习仲勋同志，找了很长时间，才在一个梢沟里找到了他。我们集合了40余人，在瓦子川驻了7天，后到大东沟驻了3天，被马家军发现追杀，我们又被打散，习仲勋同志骑马脱险。后又集合了一些人，才到阎家湾驻下来。”⑤这次南梁突围斗争的经历，给习仲勋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突围战斗的残酷情景常常在后来他的梦中再现，战马的奔跑声和激烈的枪声常常将他从酣睡中惊醒。对于在南梁突围战中掩护过自己的王殿斌，习仲勋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全国解放后，习仲勋先后5次邀请王殿斌到北京，每次都要王殿斌住上一段时间。王殿斌没有儿子，心里多少有点遗憾，习仲勋就爽朗地让自己的儿子远平给他做儿子。2000年，王殿斌逝世后，习仲勋让秘书发了唁电，还叫夫人齐心和儿子远平、女儿桥桥去南梁时，专程到林镇黄渠村王殿斌的家中看望其家属，给王殿斌唯一的女儿王玉萍留下600元现金，习仲勋一生不忘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挚的情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⑥ 　　习仲勋脱险后，带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赤 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 20多天后，敌军又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并在胡皮头村召开群众大会。会议 由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聚德主持，习仲勋同志讲了话。赤卫军、群众约20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进驻洛河川，原属安塞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的桥扶峪区、下寺湾区、王家坪区转为边区政府直辖一、二、三区。⑦ 　　6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距甘泉县城70余里位于洛河川的下寺湾。从此以后，下寺湾就成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驻地，习仲勋当时住在下寺湾的义子沟。     　　习仲勋到达下寺湾后不久，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据当时的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回忆：“陕甘边特委在南梁时书记惠子俊后调西北工委任书记，陕甘边由特委书记李生华继任，李生华担任后又去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是由习仲勋兼着。”⑧与此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设立了南区和东区革命委员会，政府各委员会的领导人亦有变动：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贾生秀 　　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生华 　　劳动委员会委员长：牛永清 　　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 　　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马锡五 　　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冯锡玉 　　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 　　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文 　　南区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后张邦英、秦善秀) 　　东区委员会主席：马文瑞 　　此刻，身兼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职务的习仲勋肩负着整个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神圣使命，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敌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掩埋转移，把牛羊赶进山里隐藏起来，敌人找不到粮食，做饭又没有锅，就四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枪。一些群众不得不返回家里。敌人又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去向。敌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3000块，马两匹，缉拿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南梁人民一心向着红军，向着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实行法西斯的保甲制度，将南梁中心区的南梁堡、小沟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南梁人民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国民党反动派在摧毁根据地的同时，还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这些地头蛇，由于情况熟悉，对革命有着刻骨仇恨，对人民的残害更为狠毒。他们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战士伤病员。骑兵团长赵国卿在六寸塬战斗中受伤，因伤势严重，不能行动，被安置在南梁附近的森林里，后被敌人搜山捕去，遭到杀害。“还乡团”的反革命报复活动，残暴之极，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主力红军北上陕北后，习仲勋在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中，领导着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羊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员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广大人民群众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严密封锁消息，造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良好条件。战斗中，赤卫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踊跃参战，救护伤员，送水送饭，打扫战场，不惜大批人力、物力，甚至生命，全力支援反“围剿”战斗。 　　当时，南梁地区的游击队、赤卫军战士，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迂回外线外，大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侦察敌情，积极打击敌人，袭扰敌人，使敌人一夜数惊，疲于奔命。奉命坚持陕甘边苏区斗争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纵横驰骋在陕甘边苏区的广大地区，牵制和打击敌军三个师的兵力，占敌军投入“围剿”作战总兵力的60％以上，有力地袭扰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个方面的敌军的“围剿”行动。 　　按照刘志丹、习仲勋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下寺湾进入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月21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崾岘歼灭敌民团武装160余人。然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170余匹战马补充给骑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500余人，战马500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又分别到宜川、鄜县、澄城、合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甘井镇、咨村等50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又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又回到下寺湾地区。为了巩固骑兵团开辟的新苏区，习仲勋和陕甘边区党政组织决定设立东路指挥部。“习仲勋派马文瑞到东路指挥部当政委兼红泉县县长，曹力如任总指挥，当时发展到400多名党员。”⑩ 　　红二十六军第一团遵照刘志丹、习仲勋的部署，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配合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国民党军驻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新正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迎战，毙敌数人，余敌溃退。4月，回民支队在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敌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7人，缴获步枪6支，机枪1挺。4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得知金村庙已驻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倾巢出动，穷追不舍。当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时，在半坡受到优势敌人前后夹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抢占盘克塬的一个高地，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但二连却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二连顽强抵抗，战斗从上午11时进行到下午3时，打退了敌军多次强攻，击毙敌补充营副营长以下10人。但因众寡悬殊，二连难以在白天突围。夜幕降临后，二连跳崖突围。金村庙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怀治等30余人壮烈牺牲，20余人被俘。但这次战斗表现了红一团这支新组建的红军部队顽强作战、不怕牺牲的品格和优秀的政治素质。红一团突围后，转移到九岘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战后第四天，宁县三支队指挥员刘永培受党组织派遣从小石崖前往金村庙一带收容失散和受伤的红军战士，失散的战士陆续回到红军部队，被俘的红军战士也最终返回红军的怀抱，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根据刘志丹、习仲勋的命令，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击活动。4月21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敌军，并将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月20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敌八十六师的后方地区活动，摧毁了张廷祥匪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敌人的保甲政权，迫使张廷芝、张廷祥匪部逃回了靖边、安边老巢。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起镇之敌民团，解放了吴起镇。红二团在两个来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敌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根据地。6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的命令，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习仲勋在下寺湾，不仅思考着、筹划着整个陕甘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他还时刻关心着南梁，关心着老根据地群众的安危。1935年1月，习仲勋将王英找去谈话，叫他去庆北开辟新苏区。不久，敌人“围剿”庆北苏区，王英带领庆北保卫队坚持斗争，后转移到保安休整。习仲勋闻讯后，写信叫王英带着庆北保卫队到洛河川，当王英带着队伍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阎家湾时，早已等候在窑洞前面半坡上的习仲勋高声喊：“王英同志，你们回来了，叫部队到村子住下休息!”接着，习仲勋详细听取了王英对庆北工作的汇报，并叫总务人员杀猪宰羊，慰劳来自庆北的全体指战员。后来，习仲勋又安排王英开辟中宜苏区，叫杨占鏊带领庆北保卫队返回庆北，恢复苏区。(11) 　　习仲勋还领导着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庆阳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作战后，剩余人员在元城进行整编。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100余人。4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7个分队。奉习仲勋命令，庆北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在保安、吴起、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12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发展到60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 　　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敌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敌人大部撤离，习仲勋加紧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这时，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1935年9月下旬，在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华池战区在南梁的恢复地区正式设立。华池战区管辖原庆北县和华池县的红色政权。此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区、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南梁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当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骑兵团及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广大根据地牵制和打击南线、西线、西南线“进剿”的敌军主力的时候，陕北战场捷报频传。 　　3月，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离开南梁，挥师陕北。4月15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达陕北安定县李家岔、黄家峁一带，受到陕北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二十六军主力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杀猪宰羊，犒劳红军、赤卫军，少先队站岗放哨，作向导，传递情报；妇女缝补衣服，做鞋袜，看护伤病员。陕北人民的拥军热情使红二十六军指战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杀敌的决心，要积极勇敢地作战，消灭更多的敌军，来报答陕北人民的期望。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义勇军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经靖边进军横山。4月22日，在横山寺儿畔歼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大大鼓舞了陕北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的热情。 　　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胜利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会师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兵力近1000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二、三团共有兵力1250余人。两部共2100余人，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4挺。这时，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的决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白鉴任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任秘书长，朱子休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下辖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有了统一的作战指挥机构，保证了反“围剿”作战的顷利进行。 　　4月下旬，敌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各部向陕北苏区实施向心挤压。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进驻清涧县与安定县之间的杨家园，修筑碉堡，建立据点。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和刘志丹决心乘其立足未稳，歼灭敌人。5月7日拂晓，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向杨家园据点的敌军发起攻击，在吴家寨歼敌500余人。同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护送400余驮军用物资及军官家属，由绥德经清涧前往安定县瓦窑堡，陷入陕北游击队、武工队及万余名赤卫军的包围之中。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发起围歼战。经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军。 　　吴家寨战斗和马家坪战斗的连续胜利，打开了陕北反“围剿”斗争的新局面。这两次战斗．，共计歼敌八十四师两个营又一个连，俘敌近千人，缴获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56挺，迫击炮两门，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收缩据点。5月10日，敌安定县城和延川永坪镇的守军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强大威力的震慑下，弃城而逃。红军乘胜前进，解放安定县城。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安定县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要求在5月底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5月中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东进至清涧县无定河边一带地区。5月20日，红军以长途奔袭战术，全歼驻守绥德、清涧交界张家圪台的敌八十四师一个连。接着，又在三皇峁歼敌一个连。5月22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移至清涧店子沟地区，制造攻击清涧和绥德县城的假象，红军则隐蔽行动，星夜南下。30日，红军向延长发起攻击，全歼守敌，解放延长县城。6月1日，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及地主民团，惧遭歼灭，弃城而逃，退往清涧县城，红军乘胜解放了延川。接着，前敌总指挥部按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决心拔除两块苏区之间的敌军据点，为此制定了先打甘泉县城，后攻安塞县城，孤立延安城敌军的作战计划。 　　6月4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甘泉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的消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敌军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苏区下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上旬，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来到下寺湾后，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阎家沟灵台召开了反“围剿”祝捷大会。“群众为自己的军队杀猪宰羊进行慰劳，习仲勋主持在下寺湾北召开了有军民几千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军容整齐，轻机枪、重机枪摆在台前一大片，后边又伴有从延长缴获的大批战马。刘志丹、习仲勋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实际这次祝捷大会，也是一个新的大进军誓师大会，紧接着部队出发打高桥、新洛寨、李家塌、靖边等，胜利捷报不断传来，全区上下人心振奋。”(12) 　　6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敌安塞县城兴隆寨。该城三面环沟，一面靠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俘获敌新旧两任县长，缴获了全部敌伪公文档案和关防印信，解放了安塞县城。 　　6月22日，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战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敌军闻风披靡，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获解放。从而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此后，北线的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继续向根据地进攻。前敌总指挥决定以敌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攻克靖边县城，打击敌八十六师，解除陕甘根据地北线的威胁。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6月28日凌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入进攻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发起强攻，在东南城角打开了突破口，夺取东门。上午，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突破敌军的防御，夺取了敌军城隍庙据点，与红二十六军部队形成夹攻态势。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部队攻占钟鼓楼，全歼守敌。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歼灭西山寨守敌，控制了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攻占北城门楼。城内大部敌军被歼灭。残敌退踞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向敌发起最后攻击，敌营长屈子鹏见大势已去，带领几个残兵逃窜，被红军击毙，红军歼灭600余人，靖边战斗胜利结束。 　　6月3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解放了保安县城，保安境内仅剩下旦八寨土围子一个敌人据点。至此，北线敌八十六师的“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南线进攻敌军被迫撤退，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个县的广大的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①“国民党军队马鸿宾部一九三五年，‘围剿’陕北、陕甘边根据地时的部署”，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283页。   　　②“映甘边红二十六A来件”，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88页。     　　③“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中工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09页。 　　④“张文华1983年11月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80页。 　　⑤1959年4月23日西北局党校访问记录：“王殿斌谈苏区的创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年3月第一版，第420页。 　　⑥张新民：“走南粱，怀习老”，《陇东报》2002年版。 　　⑦“王华等7人1984年7月24日至27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69、472页。 　　⑧“刘景范1984年5月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移住洛河川”，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79页。 　　⑨《陕西省志·第五十卷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09页。 　　⑩“张文华1983年11月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81页。    　　(11)王华:“在庆北开辟新苏区的斗争”，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972页， 　　(12)王华：“陕甘边东区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1014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