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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领导关中分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开展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的号召，按照边区政府“以农业为主、工商业次之”的生产自救方针，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 　　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关中分区人少面积大，可开垦的荒地较多。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机关把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掀起了开荒的热潮。关中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规定党政机关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种地2亩。在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亲自动手，率先上山开荒，对群众鼓舞很大。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关中分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积极行动起来，向荒山开战，进行了必要与可能的经济建设，朝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至1942年上半年，关中首府马栏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马栏一带开荒8100余亩。清塬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亩，每年增产粮食20余万斤。马栏边区安置难民250户，帮助解决住所、农具、籽种等方面的困难，使其开荒种地。①1943年，各级机关开荒1987亩，增产粮食433石。部队开荒3．2万亩，增产粮食3300石。到1944年，分区军民开荒共36．28万亩。其中分区机关垦荒4558亩，淳耀县机关垦荒1654亩，赤水县机关垦荒1594亩，新宁县机关垦荒1792亩，新正县机关垦荒5875亩，仅在西牛庄垦荒开办农场一项，每年就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部队垦荒3．2万亩；学校垦荒8000亩。 　　在发展工业方面，习仲勋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在关中分区建立了碳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以及部分私营企业。②1942年，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共有股金21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共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区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③同年，同宜耀县衣食村开办了私营煤矿，有矿井25口，其中9口井，就出产煤炭1255万斤。④ 　　广大农民也响应习仲勋和党政组织的号召，开垦荒地，增加产量，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1943年，群众开荒11．39万亩，办义仓39处，开义田896亩，增产粮食1.84万石；1944年，群众垦荒量达到31万余亩，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据当时对新正县三区阳坡头村36户村民的典型调查，其中原有15户贫农、3户雇农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的生活水平。新正县还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此外，群众自愿向边区卖余粮8000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7.72万元，超额0．12万元。在大生产运动中，关中分区的私营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纺织业方面，全分区从事纺织业的妇女有1.21万人，纺车8522架，年纺织的衣料可供应全区63％的人口穿用。私营商业日益繁荣，仅柳林、长舌头、马栏、湫坡头等地就增加商业门店58处。 　　在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注意培养和发现劳动模范。新正县二区雷庄村的共产党员张清益就是他培育起来的一个著名的劳动英雄。张清益的伯父张治平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在新正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张治平、张清益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张治平、张清益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习仲勋的鼓励下，张治平不断进步，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参议员。在大生产运动中，由于受到习仲勋的教育，1939年，张清益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在雷庄村提议大家出力开荒种地，收获办“义仓”，并订立公约，选出公道的人管理“义仓”，遇到灾荒时，借粮给大家，收获后再加利归还。⑤张清益创办“义仓”的活动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1944年8月22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为防患未然计，备级政府应积极劝导人民创建义仓，积蓄余粮，以备万一。”⑥张清益创办“义仓”的典型经验，推动了“义仓”活动的蓬勃开展。“义仓”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各县普遍推行。张清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关中分区广泛开展学习和争当劳动模范运动，在1943年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分区表彰了劳动模范李学义。同年冬，关中分区召开大会，再次表彰奖励了一批劳动模范，推动了全区劳动模范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关中分区有40余名劳动模范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当年底，全区评出县级劳动模范57名，乡级劳动模范213名。贾恒春创办的纺织合作社和赤水县冯云鹏创办的粮食合作社，都是整个陕甘宁边区合作社活动的模范。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关中分区还开展了改造二流子的工作。所谓二流子就是一些吸大烟、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盗、拨弄事非、宣传迷信、敲诈财产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经过改造，大多数二流子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转变。改造二流子工作的开展对于发展生产，转变社会风气以及锄奸自卫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经过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分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公、私营和合作社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 　　开展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还进一步地改变了农民在大生产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为提高生产效率，纷纷建立“变工队”、“扎工队”、“请牛会”、“伙种队”、“唐将班子”等各种类型的劳动互助组织。所谓“变工队”，又叫换工队，用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以达到相互调剂劳动力的目的。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轮流并集体地给参加变工队的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所谓“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所谓“唐将班子”，一般有班头、领班、书班。主要有专门卖工的、半卖工的、半买工的、完全变工的几种形式。“变工队”和“扎工队”这两种形式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最为普遍。据关中分区、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缺一个县)的统计，到1943年春季，共有4588个变工队，参加变工的劳动力32081人；扎工队或唐将班子553个，参加的劳动力5919人；集体开荒队75个，参加的劳动力1365人。在陕甘宁边区的各分区中，关中分区参加劳动互助合作的劳动力比例最高，达到36％。其中同宜耀的唐将班子由过去的22个，发展到134个，参加唐将班子的劳动力由350人发展到1504人，占该县全部劳动力的63％。淳耀县的搭工组织由25个，发展到193个，增加了8倍。陇东分区占全部劳动力的20％。夏耘期间，陇东分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有13547人，占全部劳动力的33％，比春耕时节的20％提高了13％。⑦劳动互助组织的普遍建立，加强了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的协作关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当时，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劳动效率一般比没有组织农民的劳动效率提高50％，变工队、扎工队2个农民的劳动可以抵没有组织3个农民的劳动。有的模范变工队1人的劳动就可以抵没有组织农民2人的劳动。 　　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肯定了农民群众发起的劳动互助组织。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他说：“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⑧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对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进行组织和领导。习仲勋特别强调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群众自愿原则，要实事求是，反对搞形式主义。习仲勋指出：“毛主席曾提倡‘组织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生产成绩，‘组织起来’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所以组织劳动力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现在边区各地存在着很多变工队，它是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组织的，确实在生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只有数目字而无实际活动的变工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⑨ 　　在习仲勋的求实思想引导下，根据地的劳动互助组织由群众自发行动进入了自觉发展的阶段。 　　各种变工组织由搞农业生产发展到开展拦洪漫地、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从事运盐等活动。1943年11月1日，《解放日报》报导：“过去关中修埝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东家修西家不修，所以一面修一面又冲开了，结果始终修不住……今年则走上了集体修埝。”“一区蒙家村二十多人七天完成七十多亩，大家实行换工，男子专门修，女人割草喂牲口”……。”在运盐活动中，淳耀县的白塬村，采用变工队运盐的方式，抽出各家的牲口，抽出一两个劳动力运盐，本人的地由留在家里的人变工耕种，解决了运盐人员的后顾之忧。 　　许多劳动互助组织把互助活动与拥军支前、优抗、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新正县的别岭村、淳耀县的白塬村，凡是动员在外抬担架的人，在外一天算工一个，参军的家属无劳力，由代拉代耕队耕种，各家交的公粮，由变工队统一轮流打碾入仓。关中的许多唐将班子在休息时，还读报纸、教唱新编的秧歌。⑩ 　　在习仲勋的正确引导和积极帮助下，关中分区涌现出一批闻名陕甘宁边区的、形式多样的模范劳动互助合作组织。下面的两个劳动组织就是典型： 　　白塬村的变工队。淳耀县白塬村是一个包括3个自然村的行政村，村主任石明德领导全村72户的大变工队，把全村的男全劳力组织起来作主要耕作农活；把6个老汉组织起来变工垫圈、割草、做零活；把11个娃娃组织起来变工放牛；把21个妇女组织起来变工做饭、锄地、纺织；把全村的耕牛组织在搭工组里，全村的驮运牲口组成运输队，长年不散。变王队还进行开义仓地、运盐、优待抗属、送公粮、自卫动员等活动。1943年白塬村粮食收获量比1942年增加了200石，亩产比邻村高7升到1斗。这是一个由“搭庄稼”形式发展而成的变工队的典型。 　　后殿村的唐将班子。同宜耀县的后殿村是一个行政村。过去每年锄草时节才组织唐将班子。1942年有10人组成扎工队，换工少，卖工多。1943年，在乡长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开荒唐将班子，开始10人参加，几天后增加到15人，10天以后又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劳动力，分了组开荒，相互竞赛，开荒的成绩一天比一天提高。这个唐将班子取消了包头的“抽空工”及其一切迷信习惯，并增加了读报、教唱秧歌等活动。到1943年5月，共开荒130亩，超过了原定100亩的任务，成为一个唐将班子的典型。⑩ 　　同时，习仲勋还领导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创办了公营，性质的合作社组织。1942年以前，关中分区就已经建立了供销合作办事处。县、区、乡大都有供销合作分社，这种机构是群众联合经营的集体商业组织，经营的商品有布匹、食盐、百货、皮毛、纸张，用以满足群众和部队的需要。当时，国统区缺少食盐，而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定边两县都大量出产食盐。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弱点，陕甘宁边区组织力量，发挥盐业优势，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 　　1941年5月20日，习仲勋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12)习仲勋积极扩大关中的食盐运销渠道，用食盐在国统区换回了大量布匹、棉花、日用百货和军用品，从而打破了封锁，活跃了边区经济，克服了财政困难。另外，还用食盐、皮毛、甘草等产品，收购枪支、弹药、药品、纸张、染料等，为部队筹集资金，解决装备供应。 　　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习仲勋还组织驻守关中的八路军部队创建了“军人合作社”，开办了不少小作坊，在交通要道上还设立了“骡马店”，摆上杂货摊，为部队积累了不少资金，同时也改善了部队生活。 　　拥军优属，优待移民难民，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的优秀儿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号召，参加了八路军，或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或留守后方，巩固边区，为抗日战争流血流汗。 　　为了支援八路军的革命斗争，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迅速掀起了拥军优属热潮。关中的新正、新宁等地是革命老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拥军优属传统，他们与八路军建立了骨肉之情，负水难分，许多群众舍生忘死，不辞劳苦，掩护部队，救护伤病员。逢年过节，群众主动筹集慰劳品，学校组织秧歌队，慰问当地驻军和军属。为了解决烈军属的生产生活困难，习仲勋发动群众，组织常年性或季节性代收，砍柴担水。对一些生活较困难的烈军属，政府不仅减免公粮而且还发放救济粮款。当地群众也经常集粮集物，帮助烈军属解决困难，使烈军属的生活有了保障。 　　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关怀，使烈军属们感到温暖，他们也积极参加生产自救，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出现了许多值得赞颂的模范人物，新正县三区一乡的模范抗属就是一例。1939年，张荏英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后，经常给丈夫送鞋袜、衣服和零花钱，给予关心和支持。在家里，她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尊敬公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纺纱45斤，织布13匹。1944年12月，她被新正县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会的劳动英雄，《解放日报》还报导了她的模范事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还开展了优待移民难民工作。当时，河南、山东、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贫苦农民，由于不堪忍受日寇的蹂躏或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大批逃往陕甘宁边区避难。为了妥善安排这些移民难民的生产生活，1943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移民条例》规定：“凡边区以外，因原地生活困难天灾影响无法自食，沦陷区人民不堪忍受敌人压迫进入边区及边区以内地少人多者愿移入垦区者，均称移民或难民。移民和难民开垦公荒，三年免交公粮，开垦私荒，三年免交地租，义务劳动在最初几年全免或酌减。”并规定，移民难民不分阶级、民族、职业，一律享受现定之优待。1942年，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关中分区制定了移难民暂行办法，成立了县区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移民区，千方百计地安置移民、难民，组织移难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吸引了大批移难民来边区谋生。仅1943年就安置移民、难民4000余户，1．2万余人。关中分区动员2000个劳动力，帮助新来的移难民开春荒，避免耽误开荒季节。当时属于关中分区管辖的新正县是边区安置移民的重点县之一，从1941年到1943年5月，全县共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约占当时新正县人口总数的21．4％。其中，马栏区安置移民最多。1940年以前，马栏区仅有334户，到1944年增加为1250户，人口比原来增加了3倍。对移难民住所问题，分区发动老户代为其修旧窑、打新窑或腾让窑洞、房子；对移难民的口粮问题，一是政府无息借贷，二是老户低利借给；三是发动移难民开荒，多开多借；四是劝募救济。并规定，移难民开公荒地，谁开的归谁，并发给土地证，三年免缴公粮；开私荒地，移民有权使用土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同时，分区还发给移难民农贷，解决农具、籽种等困难。 　　各种劳动互助组织也积极帮助难民、移民开荒种地，建家立业，克服生活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同宜耀县四区的劳动互助组织帮助移难民种地1335亩。在赤水县，由于劳动互助组织的帮助，移难民多开荒1000亩。“有许多唐将班子规定了帮助移难民的办法，不准嫌难民的饭坏，有的班子给难民开荒时不吃饭(新正别岭村的班子)。有的变工队帮助难民种地不要难民还工，也不吃饭(赤水陈建伯的变工队，十一个人、十四个牛这样帮助了难民十四天)。”(13) 　　党和政府的关怀，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照顾，使那些原来一贫如洗的移民难民，一两年内不仅生活能够自给，而且生产资料也有所增加，其中部分移民、难民户达到了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他们深深感到边区政府好，共产党好，积极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有些还被评为移民英雄，受到奖励。1943年，关中分区仅移民就开荒3．87万亩。赤水县涌现出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冯云鹏所在的乡有移民、难民117户，400余人，刚来时生活困难。冯云鹏创办粮食合作社，筹集粮食，借贷给移民、难民，待到移民、难民有收获后，逐年归还。这种合作方式，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广。(14)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关中分区战胜了严重的困难，普遍地改善了军民的生活，为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习仲勋后来说：“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15)同时，它还进一步改善了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工作干部，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也为今天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楷模。 　　在1943年2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兼旅政委习仲勋因“近年来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之干部”，被评为劳动英雄，受到了隆重奖励。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16)这个题词，习仲勋长期带在身边，成为鼓励他努力为党工作的一面镜子。 　　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关中地区的实际，成功地领导关中分区人民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当时，在关中分区，有两类不同的地区：一类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即原苏维埃根据地区域，这类地区主要包括：赤水县的一、二、三、四、五区，新宁县的一、二、三区全部和四区的2个乡，新正县的一、二、三区，淳耀县的六区全部和五区的1个乡、中心区一部等；另一类是未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即西安事变后逐步形成的统一战线区域，这类地区主要包括：淳耀县的一、二、三、四区和五区的大部，赤水县的六、七、八、九区，新宁县的五区全部和四区的3个乡，新正县的四、五、六区全部和中心区的一部。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大约有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经过土地革命，基本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同时，还有不足半数人口的地区，未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在这些地区仍然占统治地位，农民依然忍受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政治上虽然翻了身，经济上却还未翻身。 　　开展土地登记，保护土地革命成果 　　在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习仲勋和关中分区主要是按照边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土地登记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地权。 　　当时，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又可以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是彻底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在这类地区，苏维埃政府不仅颁布了土地法令，而且在土地分配工作中做得比较细致，在地里插了牌子，并经政府登记造册备案，地权明确，这类地区约占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地区的三分之一。 　　第二类是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在这类地区，或者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势的紧迫，虽然进行了土地革命，但分配土地的工作做得不细致，不彻底，显得“潦草”和“粗糙”。如有的只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土地“谁种归谁”，而未经切实的分配，既未在地里插牌子，也没有登记造册，缺乏法律保证；或者在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分了地也没有人要，苏维埃就规定，“谁种归谁”，没有人种的地，即为“公田”；更有一些地方，甚至连群众大会都不开，政府一宣布，就算进行了土地革命；少数地方，只打了大地主、大土豪，对一般地主未动，土地也未分配。 　　第三类是当时一些苏区的边缘地区，地主豪绅慑于红军的威力，苏维埃政府还未建立时，一些大地主豪绅早早逃亡了，留下的地主，也不敢向佃户收地租。凡是西安事变前三年地主未收地租，在内战时期又建立了红色政权的地区，都属于这类区域，视同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在第三类地区，农民的地权不明确，加之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给一部分地主进行或明或暗的复辟活动以可乘之机，农民的地权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地权，以保证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所取得的既得利益。 　　在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的土地问题中也有一个新的情况，即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在土地革命时逃离了苏区，抗日战争开始后，又回到家乡，因没有了自己的土地，也要求政府给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以维持生计。 　　为了保障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农民在土地革命中所取得的地权，1937年9月，边区政府决定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并进行土地登记，以法制的形式，确保农民已经取得的土地所有权。 　　9月20日，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共17条，规定：凡农地、林地、牧地、房屋、荒地、水地及其他水陆天然富源，除公共性质的以外，所有人必须依本条例向当地县政府领取土地所有权证，并以此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在该所有权证发出以后，原有关于土地所有权之各种契约，一概无效。条例具体规定了“土地所有权证”的颁发和申请登记具体办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由于种种原因，土地所有权证的申请登记和发放工作延期到1938年4月正式开始。在登记工作开始后，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边区煽动地主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强迫农民交还已分得的土地及房屋、牲畜，强迫欠债户交还已被废除的债务，唆使已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分子利用土地登记的机会，企图收回已被没收和分配的土地，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阻止农民将已经分配的土地进行登记，而强制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这样，一开始，土地登记便成为地主势力企图复辟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革命成果之间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为了打击地主复辟势力的破坏活动，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边区政府起草了“停宄除奸”布告，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宣布：“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之土地、房屋及已经废除之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17) 　　6月9日，边区政府又作出了《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的处理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场鲜明，界限清晰，既保护了农民的地权，也顾及了逃亡地主返回边区后生计方面的具体情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成为边区处理已经土地革命地区土地纠纷的基本准则和法律依据。 　　在进行土地登记，发放土地所有权证的过程中，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机关领导人民同顽固分子和地主复辟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经过艰苦努力，到1938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关中分区的土地登记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有一些农民不懂得土地登记对保障地权的重要性，有许多未登记或漏登，加上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关中分区反复制造磨擦事件，许多地区局势紧张，土地登记工作在一些地方没有能够顺利开展，一些地主势力进行抵制，威胁利诱，一部分农民不敢到政府那里去登记，一些土地被地主登记了去，致使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革命的成果。 　　土地登记工作结束后，在已经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仍然存在着因土地租佃关系，而引发的土地纠纷问题。虽然经过了土地革命，分配了土地，但因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转让他人，地权发生变化。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土地租佃关系，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它同封建主义的土地租佃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少数地主富农强夺强占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农民无地或少地的现象重新出现。 　　针对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存在的种种土地纠纷与租佃问题，习仲勋深入实际，广泛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有关法令制度，结合关中分区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1941年，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关中分区制定并颁布了《关中调整土地暂行办法》。《关中调整土地暂行办法》规定，在土地分配过的地区，其基本政策是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对于地主亦设法使其有必需数量的土地耕种，以保障其生活；在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其政策为保障农民既得利益，地权仍归农民所有，同时设法照顾地主的生活；在三年未收租子的地区，虽未明确宣布分配土地，但农民曾经过流血斗争，依法令地权确定为农民所有。该“办法”实施后，进一步保护了关中分区农民的既得利益，巩固了土地革命的成果。 　　在保障地权的活动中，习仲勋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在他的努力下，关中分区很好地解决了其辖区内少数民族的土地问题。据1940年的统计，新正一区一乡的回民的土地占有状况是：原来的富农、中农(共5家)有土地的占2.5％；原来的贫农雇农在苏维埃时期分得土地的占42.6％；抗战后迁入分得以前剩余土地的占2.3％；抗战后迁入由政府借给公田耕种的占45.5％；抗战后迁入(都是近期迁入，政府还来不及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与有土地的人伙种的占6.7％。(18)这就是说，47.4％的回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45.5％的回民耕种政府的公地，基本上不交地租；6.7％的回民与人伙种，受剥削；尚有0.4％的回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边区的回民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主要是要解决未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土地问题。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地主的，这类地区的土地租佃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租种类和伙种类。 　　从租种类来看，还可细分为三种：定租、包山租、活租。 　　定租，也叫“死租”，即租额以土地面积来计算，不论收成丰歉，都以租佃双方议定的租额交纳。这是关中分区最流行的一种租佃形式。租额在各县差别很大，高的达到30％，低的5—6％，中等水平的15—20％。租额多少的主要依据是土地的质量和收获量，土地肥沃，收获量多的租额就高。 　　包山租，在地广人稀的山区，地主给佃户划出山头，租地面积不精确，通常以一架山，甚至几架山来计算，确定每年应交纳的租额，租额一般不高。在关中分区的桥山山脉地段，这种租佃关系比较常见。 　　活租，也称分租，“指地分粮”，在租额计算上，正好与定租相反，租额不以面积来计算，而在收获时由租佃双方按当年收成的好坏，按比例分配。因此，地租的绝对量不固定，随年成的丰歉、收获量的多寡、租佃双方的分成比例的增减，每年都有变化，故称活租。在关中分区的一些地方比较流行，其他地方较少见。 　　伙种类，也可分为两类：伙种和安庄稼 　　伙种，地主出土地、牲畜、籽种、肥料等，粮食的收获量，一般按租四佃六分配，即出租人得40％，承租人得60％。这种租佃关系在各地都存在。 　　安庄稼，也称安伙子，出租人不但租给承租人土地，而且提供牲畜、籽种、肥料、农具，以至供给承租人及其家属的吃用粮食、耕畜的饲料、居住的房屋、窑洞和用具。在庄稼收获后，按双方协议的分成比例分配，然后承租人把借的粮食、籽种和耕畜的饲料归还给出租人。一般是对半分成，即出租人和承租人各得50％。 　　此外，各地还有雇工、佃当、奉牛羊、赘押、高利贷等封建剥削形式。名目繁多的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削弱封建剥削关系，调节各阶级的利益关系，保护和解放边区的生产力，调动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使关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有饭吃，有衣穿，在根据地造成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成为边区的重要任务。同时，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在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势在必行。 　　从1937年开始至1938年，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宣传活动。但是，由于当时在未进行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区域内国民党政权机关的阻挠和磨擦事件的干扰，减租减息政策未能有效地得到贯彻。反磨擦斗争胜利后，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统一战线区域的格局，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从1940年至1942年，关中分区开始进行减租减息，根据关中分区的实际，提出了对半减租的原则，即在原租额中减去50％。但是，因当时国民党调大军对关中不断进行骚扰破坏，关中的局面很不稳定，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仅用行政的办法包办代替，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得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进行得很不彻底，各县普遍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以及佃权无保障，甚至发生地主收回土地的问题。(20)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强调党在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为落实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1942年10月1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精神是，要将运用政府权力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并把减租作为中心工作。 　　西北中央局的指示发布后，减租减息运动在关中分区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迅速开展起来。为了不妨碍生产，减租运动主要集中在当年秋收季节以后进行，也就是在交租的时节进行。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步骤，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减租会等各种农民组织，使减租减息斗争逐渐成为集体性和群众性的运动，引导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减租减息运动形成高潮后，关中分区积极领导，分步实施，使这场运动扎实有效地在各县广泛开展。 　　第一阶段，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关中分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等群众组织，把租佃双方的情况，即地主的土地占有状况，租种、租额的状况和收租、减租的状况，以及农民土地典当、旧租、旧债的状况和交租、欠租的情况了解清楚。情况明，决心才能大，减租斗争才能搞好。政府和群众的减租斗争决心，来自于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来自于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 　　第二阶段，全面地宣传党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使群众真正明白，党的政策是照顾“两头”，即保证农民得到减租减息的实惠，也顾及地主的必要利益；既使农民有减租的积极性和信心，也使地主不至于负隅顽抗。在一些斗争形势比较复杂的区乡，针对农民怕变天，怕共产党撤走，怕地主反攻倒算等思想顾虑，向佃户进行保证佃权、保卫边区的教育，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广大佃农认识到，减租必须靠共产党，只有开展减租斗争，才能保证佃权。 　　第三阶段，开展清算、减租和退租。清算就是将佃户与地主之间的租佃关系搞得一清二楚，即把土地的租种和原租额，按照政府规定的减租率算出应减租额和应交租额。然后，根据政府的规定，1939年以前的欠租，予以废除，即“勾欠”。1940年以后的租子，应减租，凡是已按原租额交租的，由地主退还应减的租子，即“退租”；尚未交租子的，按应交租额作为欠债，由佃户根据实际情况交足欠租。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清算、减租和退租是最中心的环节，可使佃户真正受益，并有效地限制封建剥削，进一步调动佃户减租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是地主最害怕的，使他们利益受损失，在政治上威信扫地。清算、减租和退租工作的具体做法是，一般先召开租佃会议，由租佃双方到场，说清各自交租和收租的状况，并清算自1940年以来多交多收的租子的数量；然后召开佃户会议，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减租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最后召开全村大会，公布清算结果，并当场退租。同时对那些抗拒减租的地主分子，予以揭发和处罚。会后，佃户欢天喜地，纷纷背粮回家，减租斗争进入高潮。据统计，淳耀县勾欠和退租1535石，赤水县勾欠和退租1280．23石。 　　在这阶段，关中分区十分注意对地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使斗争限制在法定的减租范围内，避免采取消灭地主经济的政策，只是削弱地主对佃户的封建剥削，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第四阶段，勾账，换约，保障佃权和租权。这是巩固减租斗争成果的最重要的措施。勾账，就是把一切老账、旧账和多年的陈账和多年的欠租，有的甚至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欠租，一律作废、勾销，不留后患，使佃户心里踏实。换约，就是把一切旧的契约作废，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的规定，签定新的契约，把租佃双方的土地数量、租种、租额和租佃期限，以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和证明人共同签署，租佃双方各折一份保存。租佃双方的这种合同，有效地保障了佃户的佃权和地主的租权，使佃户再无后顾之忧，对于佃农改善耕作，改良土壤，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至此，减租斗争基本结束。据统计，仅淳耀县换约953户。 　　减租减息斗争后，边区的绝大多数佃农，都能够按减租以后的租额交纳租子。但也有极少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关中分区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边区政府的交租政策，保护了地主的租权。例如，赤水县五区六乡的佃农陈三冬一年没有给地主交租。地主杨运龙向乡农会主任报告了这个情况，请求农会帮助。后经农会调查属实，农会主任就到家说服陈三冬交租，陈三冬交了租。事后，地主杨运龙逢人便说：“农会对咱地户和佃户都好，农会真公道。”(21)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解放了边区的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新正县双龙区的208家佃户，减租以前每年交租171石，减租后只交65石，减租率达到62％。农民赞扬说：“减租使俺得到了‘半翻身’。”许多佃户成为自耕农，从而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 　　减租减息运动也促进了边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地主投资发展工业、商业。如，庆阳“八大家”之一的刘宪庭，卖地投资工业，兴办“庆兴纺织厂”。他说：“一顷地租出去，一年可收租子5石，如以夏秋各半计算，照现在的粮价总数可以值30余万元。如果把土地卖了投资纺织，每顷以200万元作资本计算，一年的纯利最低也在一倍以上。”(22)这有利于边区的进步和发展。 　　三、从事文化教育建设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把文化教育事业放在与生产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抓，使关中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发展各项教育事业，提高边区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 　　教育事业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事业。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是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只有发展了边区的教育事业，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才有深厚的基础。 　　干部教育工作。抗战时期，党和边区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比重大，他们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虽有革命积极性，但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一批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革命青年，虽有爱国热情，但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只有大量地培养干部，加强与提高干部教育，才能适应民族战争形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后，习仲勋认真在关中分区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组织在职干部边学习边工作，从此，在职干部教育逐步开展起来。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运动动员大会。此后，关中分区成立了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职干部教育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的决议》，该“决议”作出具体规定：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各级党政干部一律参加识字组，务期于1940年内消灭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识1000字；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建立学习制度，制定学习计划；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等处学习；各分区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了各类干部学习的课程和制度。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由此，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普遍开展起来。 　　为了保证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质量，习仲勋和关中分委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订的《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的精神，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组织方式、学期、经费、考试及奖惩制度等作了具体安排。 　　关叫，分区在职干部教育主要包括：业务、文化、政治、理论等方面内容，以文化为主。业务教育，主要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学习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学习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决定等。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高低分为高、中、初三级进行，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及自然、社会常识和有关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于部进行革命的基本理论教育，或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著作。 　　利用农闲时节，习仲勋先后在关中分区举办地方干部训练班7期，每期半年，对320余名区、乡干部进行文化、政策教育和政治形势教育。通过训练班的学习培训，提高了区乡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习仲勋和关中分委还利用各类学校培养干部。在各类学校中开设干部教育班级，提高干部的素质。1938年冬，关中分委派出五六十名干部到陕北公学工农训练班学习。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时，在该校增设了妇女班和特别班，培养妇女和各类干部；鲁迅师范学校也担负着培训县、区机构教育行政干部的任务；1938年7月，陕北公学在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从延安迁至新正县看花宫与分校合并。在新正县看花宫办学的一年时间里，陕北公学先后办了54个队，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干部被分配在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各条战线，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国民教育事业。抗战初期，由于旧社会文化落后，愚昧迷信，导致了学校教育事业非常落后。除了少数城镇外，在农村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的子弟入学无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5％以上。正如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县100人中识字者只有2人，再如华池等县则200人中仅有1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总人口1％。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120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23)这种状况严重地束缚了广大群众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 　　1938年至1939年，习仲勋和关中分委利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全分区完小由4所增至9所，有学生400余名；初小由170所增至243所，有学生7000余名。1939年后，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关中分区的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1941年全分区完小减少到6所，在校学生497名；初小减少到129所，在校学生3554名。1942年，关中分区按照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对小学教育进行了整顿，实行精简，提高质量，采取加强完小和裁并初小等措施，将140所学校合并为117所，有学生3343名。 　　关中分区在抗战以前没有一所中等学校。关中分区的中等学校是在抗战以后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分为中学教育与师范教育两种，主要有鲁迅师范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 　　1939年10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派干部到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筹办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在马家堡正式成立，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1939年冬起，因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关中分区，迫使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屡次迁移。习仲勋对第二师范学校师生的安全非常关心，他强调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还要准备接收分区被顽军侵占区小学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磨擦斗争中办学。”(24)仅1940年3月30日至1942年底两年多时间，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先后6次搬迁，7次建校，历经艰难坎坷。在频繁迁徙、转移的艰苦跋涉中，全校师生遵照习仲勋的教诲，以顽强的毅力，坚强的战斗精神，战胜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的艰难困苦，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边区教育厅规定的教学任务。(25) 　　在艰苦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一面学，一面做，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缝衣，做饭，砍柴烧木炭。1940年，挖窑洞14孔，开荒100亩，烧木炭1．5万斤，烧柴全部自给。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师生们用弹壳和木棍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用猪鬃制成牙刷，用核桃制成算盘珠，用石板和沙盘代替纸张，用香火和石日晷代替钟表，用食盐代替牙膏。就这样，既克服了困难，又学得了文化知识，还锻炼了革命意志。让习仲勋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26) 　　1937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筹办下，鲁迅师范学校在延长成立，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鲁迅师范学校迁至关中分区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1939年3月学校由马家堡迁至照前村。7月，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学校迁回延安，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延安师范学校，即边区第一师范学校。在关中分区办学的1年多时间内，鲁迅师范学校培养了300余名学生。鲁迅师范学校从成立到撤销的两年半时间里，毕业和中途分配工作的学生共1093名，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教育工作。抗战开始后，关中分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开办冬学。冬学，是利用冬节的空闲时间，对群众实施补习教育的一种形式。边区的冬学运动是在每年9月底到年底利用农民秋收后的冬闲时间，开展集中学习的运动。冬学运动主要对象是不识字的成年人和青年人，特别是农民群众中的一些人，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因此，冬学是开展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普及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边区经常的一种学制。 　　习仲勋对发展冬学活动很重视，他从边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当掌握的方针：(1)坚持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好。(2)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节生产相结合。今天边区的经济发展了，人民需要文化是事实，然而发展文化必须和发展生产相辅前进。(3)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群众做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这不仅群众有兴趣，容易学，并能够学一下就会用，长期不忘，同时还能够打下向前发展的基础，提高学习情绪，巩固学习信心。(4)冬学运动，要和冬节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捌，等，取得有机联系。这样使得冬学会更有内容，人民可在冬学内学到更多更有用的实际知识，并用以进行边区各种长期建设。(5)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中参加冬学运动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农村内成千上万的文教干部，假如把他们统统提高一步，对于长期开展边区经济，巩固边区，建设边区，是一支骨干力量。(6)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流经验，不要采取一般贯注式。教员到农村，尽可能由这自愿聘请，不一定要由上面全派，实行民教民的方针。冬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意见，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对于《千字文》、《百家姓》等书，如果群众要念，可以让群众去读。(7)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必须把计划放在群众力量、群众觉悟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地凭借于我们自己主观上的臆想。只要办好一处冬学，就可以推广起来，办好许多处冬学。(27) 　　习仲勋告诫各级党政组织要根据群众的情趣，通过墙报、壁报、戏剧、读报、秧歌、唱歌、说书等各种民间文娱形式，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如关中中心区庄庄子冬学的寇金魁编了个《毛主席爱老百姓》的歌，受到区上的奖励，在他的影响下，群众兴起了编歌热潮，文化教员便以他们的歌词为教材，教他们识字，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关中分区中心区一区三乡冬学是6个村合办的，这6个村相距约四五里，人口比较集中，教员便按地区将学员分成10个组，依次每10天轮流教学一次。(28)1938年至1939年，关中分区举办冬学班200处。1939年后，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冬学活动受到影响，冬学仅剩28处，有学员506名。 　　1941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冬学活动的开展。关中分区榆树湾的冬学是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的典范。榆树湾是新正县马栏区四乡的一个村庄。冬学是由劳动英雄惠海山在唐将班子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由惠海山经过个别思想工作动员组织起来，把劳动与学文化相结合。因为有学习的积极性，效果好，又是由劳动英雄创办的，消息一下传开了，影响附近30里，一月之内，全乡成立了7所夜校，对冬学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29)在边区群众的广泛参与下，边区成为一个大学校，夫教妻，子教父月，兄教弟，互教互学，特别是小学生担任“教师”，在扫盲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抗战以前，关中一带只有民间的民歌、社火、秧歌以及陇东道情等文艺活动。抗战爆发后，国内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战士、艺术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纷纷奔赴陕甘宁边区，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宣传活动，使边区的抗日文化事业迅速得到发展。因为有了这个好的背景，在习仲勋的大力倡导下，关中分区的各种文艺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文化的发展首先是文艺的繁荣。关中分区的群众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最有影响的是新正县马栏区汪庭有创作的《十绣金匾》，经过著名音乐家的修改和润色，成为优秀的民歌，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从边区一直唱到全国解放，至今还是很有影响的革命歌曲。 　　新宁县南仓村社火队也曾经闻名陕甘宁边区。新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创编了许多反映新生活的秧歌剧本，组织群众排演。1939年，刘志仁编演的《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卢沟桥》等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1940年后，刘志仁编演的《新阶段》、《自卫军受训》、《救国公粮》、《新十绣》、《反对磨擦》、《保卫边区》、《大生产运动》、《四季歌》、《百团大战》、《读书识字》、《反特务》、《边区好政府》、《改造二流子》、《劳军歌》、《减租》等剧目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既宣传了边区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又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1944年，刘志仁在边区文教英雄大会上荣获特等艺术奖，被誉为“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关中分区八一剧团也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关中八一剧团是关中分区在1942年1月，将关中剧团、关中警备区的关警剧团与七月剧团合并组建的。关中八一剧团所演剧目，除了传统剧目外，还结合边区实际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统治，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教育边区人民发展生产的新剧目。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八一剧团先后排演秦腔现代戏、传统戏，眉户现代戏、传统戏，歌剧、话剧等剧目250余个。其中有赵伯平和张剑颖创作的反映边区新生活的《新考试》、《大上当》、《特种学校》、《关中四杰》、《张清益》、《胡文贵》、《石明德》、《冯云鹏》等；改编的秦腔古装戏《三滴血》、《石达开》、《风波亭》等；同时先后排演了《屈原》、《军民一家》、《劳军》、《民族魂》、《白毛女》、《三岔口》、《那台刘》、《中国魂》、《投降之味》、《一条路》、《好男儿》、《关中炮火》、《好儿童》、《桃花村》、《小放牛》、《做军鞋》、《抓壮丁》、《坏蛋》、《上前线》、《打麻雀》、《金莲痛史》等剧目，在关中分区各地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高度重视新闻事业的发展。边区文化事业的繁荣也反映在边区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上。为了宣传群众，习仲勋和关中分委于1940年4月创办了中共关中分委机关报《关中报》。该报初版时为两版油印周刊，编辑由具有一定业务能力和熟悉分区各地情况的人员担任。习仲勋和关中分委始终注重《关中报》的质量，不但对报纸的内容亲自审定，还为报纸撰写文章。《关中报》每期稿件都能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介绍国内外大事，反映分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边区群众的声音，语言通俗，贴近百姓，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分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对发动群众，拥军支前，发展生产，拥政爱民，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起了很大的作用。至1945年4月，共出版382期，发行32．1万份。《关中报》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 　　① 郑文杰，刘敏卓：《红色马栏》，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54页。 　　③ 张志英：“习仲勋在正宁革命活动事略”，《陇东报》，2002年7月5日第7版。 　　④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79页。     　　⑤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07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341页。 　　⑦ “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1944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25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885—887页。 　　⑨ 习仲勋：“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1946年5月13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5页。 　　⑩ “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1944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11)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26页。 　　(12)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03页。     　　(13) “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1944年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14)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524页。 　　(15)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8页。 　　(16) “中共西北中央局奖励二十二位生产英雄，溺职人员同时受到惩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18) 《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4页。 　　(19) 《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50页。    　　(20) 中国抗日战争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58页。 　　(21) 中国抗日战争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61页。 　　(2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42页。 　　(23)《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页 　　(24)《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58—159页。 　　(25)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校史序言”，《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5页。 　　(26) 习仲勋：“开展冬学运动应当掌握的方针”(1944年11月23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13页。 　　(27) 转引自郭林：“陕甘宁边区冬学的种种形式”，《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1944年教育汇编。 　　(28) 中国抗日战争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644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