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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防守边区的南大门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第一次反磨擦斗争 　　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就说：“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①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能够稳定自若地在延安指挥敌后抗战，驾御中国的政局，建设解放区，为新中国奠基，都有赖于边区为中共中央提供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在当时，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抗战八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向关中分区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其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关中分区均首当其冲。关中分区的得失对于中共中央，对于边区，对于整个抗战大局，都影响极大。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将关中分区这副重担放在习仲勋的肩上。习仲勋不负厚望，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领导军民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捍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关中分区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南端，辖区包括今天陇东的正宁、宁县和陕西的栒邑、淳化、耀县一带的部分地区。东临咸(阳)榆(林)大道，西控西(安)兰(州)公路，向南可抵达陇海铁路，震慑西安、宝鸡，它的东、西、南三面都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相接壤，形成插入国统区的一个“囊形地带”，国民党顽固派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陇东地区又与关中分区壤土相接，南与关中分区相连，是关中分区北部的战略要地，也是陕甘宁边区的西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垂涎已久，针对关中、陇东的磨擦事件接踵而至。 　　对于1939年—1940年的第一次磨擦斗争，习仲勋后来回忆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方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②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还比较积极，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正常。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阶级本性，将其政策的重点逐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上来，企图限制、束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采取各种形式，在政治上制造事端，在军事上发动进攻。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先后在全国挑起了反共磨擦，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地处南大门的关中分区和西大门陇东分区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各种手段，肆意制造磨擦事件，夺城掠地；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收买我方人员刺探军事情报；阻挠八路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动用直接包围边区的30余万军队，重点选择边区的西部战略要地陇东和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不断制造事端，发动武装进攻，对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和陇东制造的磨擦事件多达106起。其中，在关中分区，1939年11月—1940年6月，有34起，1940年7月—1940年10月，有30起；在陇东地区，1939年11月—1940年6月，有27起，1940年7月—1940年10月，有15起。③ 　　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事端和发动的进攻，采取了退让、克制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斗争，以避免事态扩大造成国共两党的最后破裂，甚至导致全民族抗战的失败，因此才把这种“外战中的内战”叫作“磨擦”。 　　磨擦的根源在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只要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磨擦就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及边区政府的反磨擦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因此，边区军民的反磨擦斗争就是在服从民族解放战争这个大前提下，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之间展开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土桥事件和庆阳事件 　　1938年12月，土桥事件发生。当时，八路军伤病员一部因西北情况紧急及避免为敌机轰炸的危险，从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疏散到栒邑县土桥镇。国民党陕西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栒邑县县长张中堂，调集第七行政区各县的保安队800余人，包围驻土桥镇的八路军伤病员，鸣枪威胁，殴打侮辱，迫令八路军伤病员退出土桥镇。八路军伤病员对闹事的保安团队，晓以民族大义，各县保安队随即退去。但栒邑县县长张中堂不肯罢休，又派人在八路军伤病员驻地周围构筑工事，封锁伤病员驻地，禁止外出购买粮食和蔬菜，逼迫出境。为顾全大局，八路军伤病员被迫撤离土桥镇，迁至栒邑县城八路军驻防营地。 　　同月，庆阳事件发生。当时，国民党顽军朱绍良部165师一个团进入陇东八路军驻地白马铺、赤城一带，进逼八路军部队，捕捉八路军民运人员，摧残当地民众运动，并扬言“指日消灭八路军，占领庆阳城(当时为八路军驻地)”。稍后，又增兵1个团，对八路军三八五旅部队取包围态势，剑拔弩张，步步进逼，一时间形势万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土桥事件和庆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严重化，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电文中除了陈述土桥事件和庆阳事件经过外，严正地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栒邑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犯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二、栒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进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退，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员暂住，否则拟请准予移住长武、彬州二县，改划该二县为八路军防地；三、陇东之庆阳、合水、正中、镇原县，陕北之洛川、绥德、清涧、米脂、吴堡、葭县、神木、府谷等县八路军驻防区域当地一部分党政人员歧视八路军部队，蜚言迭起，磨擦横生。甚者如陇东之钟专员，指挥军队侵入边区，摧残民运，如临大敌，长此不已，甚非国家前途之福，虽与栒邑淳化之驱辱伤兵情形略异，而性相同，应请通令各该地党政人员遵守法纪，重视团结，以利抗日。”④对于土桥事件，蒋介石复电：“萧主任劲光：删电悉。已电陕省制止矣。”⑤关于庆阳事件，蒋介石电称：“已电朱长官速饬王师仍返防整训矣。”⑥世人尽知这是蒋介石搪塞之词，但也表明他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理要求和正义性。 　　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大力扩大地方武装，将关中分区第一保安大队和第二保安大队扩编为两个独立营，并加强各县区地方武装建设，为反磨擦作了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两次陇东事件 　　土桥事件和庆阳事件发生不久，国民党在陇东连续挑起了两次军事进攻事件，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两次陇东事件都从宁县、镇原县开始发生，波及到陇东全境。 　　4月，国民党在镇原、宁县挑起了第一次陇东事件： 　　4月21日，朱绍良密调国民党一六五师1个营及三区专署之保安队100余人进至镇原县太平镇。随后，国民党第三行政区督察公署又调集陇东各县的保安队900多人，向镇原县开拔，对驻防镇原县城的八路军七七O团第三营采取包围态势。国民党顽固派还密令，驻在镇原县城内的保安队于22日出城，掩护城外国民党军队混入城内，里应外合，将八路军歼灭。八路军发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为了免遭暗算，不得不闭城自卫，交涉解决。不料留在城中的国民党顽固派保安队20余人，竟于25日举行暴动，响应城外国民党顽军的攻城行动。八路军乃将其武装收缴并坚决守城，听候解决。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继续调兵，他们又调集了一六五师及驻防平凉的国民党正规军共3个团，准备对八路军大举进攻。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八路军方面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抗议，后经谈判，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为配合镇原事件，一再要求八路军退出宁县县城，并要将抗敌后援会及所有抗日救国团体均交由该县政府委派的反动人员办理，我方予以拒绝。 　　方振武见阴谋未能得逞，遂回西峰专署密商。不久，国民党一六五师3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方振武亦随之赶回。 　　4月29日晚，方振武亲率顽固派保安队壮丁队共700余人，突然向八路军袭击，使八路军伤亡20余人。八路军被迫进行自卫，经两天三夜的激战，始将顽军击溃。方振武及其残部被八路军包围在城里的一座楼房中。这时，国民党钟专员预布在城外的军队也乘势攻城，八路军闭城自卫，固守阵地，待命解决。至5月中旬，在八路军代表向国民党三区专署的再三抗议下，国民党见势态对己不利，始将一六五师所部撤退，事件遂告平息。 　　第一次陇东事件后，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避免同室操戈的局面再度发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共十条，然而国民党当局对此置若罔闻，正在策划第一次反共高潮，毫无解决纠纷的诚意。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二次陇东事件。 　　第二次陇东事件是从宁县开始的，这场事件很快就扩展到陇东各县。 　　1939年12月10日晚，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率保安队突袭八路军县城驻军三八五旅三营。战斗开始后，国民党西峰专署又派保安队三个中队、军士队、一分队和九十七十师五七八团昼夜开赴宁县，增援顽军。八路军所部与顽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给顽军以有力打击。但终因事出意外，没有充分准备，加之力量悬殊，八路军伤亡严重，罗得胜营长也身负重伤，于是突围出城。12月13日，八路军警七团一营得到情报，弛援三八五旅三营。14日，他们与敌九十七师1团及保安队在东山激战，突出重围，摆脱追击，转到合水西华池一带。24日，关中部队在刘永培带领下开赴陇东，向宁县县城反攻，未能得手。后分路进占了早胜、良平、南义井等地。1940年1月，敌九十七师一个团配合保安队向八路军进攻，八路军被迫退出南义井等地。 　　在宁县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即12月12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翟大勋率保安队160余人，袭击八路军城内驻军警七团特务连，八路军进行自卫反击。在八路军的打击下，顽军纷纷逃窜，大部缴械，翟大勋也被俘，合水县即告解放。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12月12日，八路军接管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并捣毁了其第三、第四区署，拘押了两区联保主任、保甲长若干人，驱逐了国民党在此县的势力。 　　12月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孙宗濂指挥保安大队400余人，向八路军驻军三八五旅七七O团二营发动进攻。八路军沉着应战，不断出击，很快控制了西城门，消灭了朱治清保安分队，将南门守敌全部缴械。15日，顽军西峰保安队赶到，抢占了南山。同日晚，敌九十七师段泽民部进至申家塬。16日，顽军对八路军玉皇山阵地发起三次冲锋，均被击退，后因顽军援兵攻入城内，众寡悬殊，八路军在王厚安营长率领下从城墙根挖洞撤出。17日，庆环分区独立五营前来增援，七七O团也派出一个连赶来。因二营已退出县城，遂停驻于马渠。19日，八路军二营移驻石佛塬。25日包围了孟坝，消灭驻守的顽敌一个连及20余名警察，解放了孟坝。 　　1939年12月31日，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指示县保安大队副赵老五(赵思忠)率领顽军百余人，并胁迫壮丁200余人，乘元旦之机，奔袭共产党环县机关。赵匪侵入洪德区时，见驻防空虚，遂为所欲为，捣毁区政府、合作社及小学。八路军自卫军营长高三德正找人向县委写信告急，被赵匪抓获，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赵匪兽性大发，又将小学教员王佐双手刺穿，贯以麻绳，系于马后拖走。居民群集营救，赵匪竟用乱刀砍死王佐，并恐吓说：“谁要帮助八路军做事，就象这样杀掉他。” 　　赵匪一路行凶，行动迟缓，到县城时已是破晓。刚至北城门，便被八路军的自卫军哨兵发现，鸣枪报警，并进行抵抗。保安队、自卫军得讯后，在王世选、张仲海等指挥下，立即出击，战斗经历三小时后，赵匪全部败退。 　　赵匪败退后，再窜到洪德、虎洞等区进行破坏。1940年1月3日，袭击虎洞区政府一、六两乡，捣毁学校，抢劫合作社。1月8日至15日，先后袭扰洪德区和耿湾区，抢走公粮，抓走地方干部二人，当众杀害环县城区组织科长李占祥，并策动区自卫军叛变，杀害区自卫军营长胡仲学、区长朱文寿、县裁判员白廷贵等人，绑架长征女干部蔺桂兰和耿湾区政府秘书赵继文等人，并抢去枪两支。 　　正当赵匪在环县四处骚扰之际，暗藏在车道区的国民党反共分子张廷杰和一些反动分子、恶棍认为有机可乘，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散布谣言，创造恐怖，蒙蔽欺骗群众。1月21日，自卫军、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在车道区召开支前大会，欢送参军上前线的青年。张延杰同其爪牙突然组织哗变，胁迫一些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群众一起闹事，枪杀陇东军分区干部白银万、县政府二科科长李嘉成等。独立营闻讯赶来，叛众大部溃散，小部在八路军的追击下随张延杰逃奔豫旺一带。1月25日至28日，赵匪继续窜回环城、洪德等区，筹划自卫军叛变，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洪德区保安科干部王仲武、陈志范被害。 　　此次环县事变为害最大。涉及5区21乡，18个区、乡政府和4所学校被毁，区乡级干部47人被杀害，20余人被抓走，损失长短枪29支，5处合作社被抢劫，损失合作社股金2800余元，群众的大批牛羊、粮食及衣物也遭抢掠。 　　第二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陇东地区的具体表现。在这次陇东事件中，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存亡于不顾，调集部队，网罗地方豪绅、土匪流氓，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家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栒邑、淳化事件 　　在关中分区，1939年5月24日，国民党栒邑县长张中堂制造了杀害八路军伤病人员的惨案。当天，八路军残废院采购员陈应通外出购物，为国民党栒邑县保安队杀害。八路军伤病人员闻讯后，悲愤不已，自动派出20余名代表前往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并要求保障残废院的安全。不料，张中堂早有预谋，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指挥保安队用排枪扫射八路军残废人员代表，当场惨杀9名残废人员。此后，张中堂又调集保安队第六团、第九团的1000余兵力，向八路军栒邑县城驻军独立一营发动了猖狂的进攻。28日夜，保安队分路向栒邑县城发起7次猛烈攻势。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八路军驻军和残废院撤离栒邑县城，退至店头、骆池等地。当八路军撤退之时，张中堂又指挥保安队捕去八路军伤残人员17名，并将其中14人杀害，其余3人生死未卜。⑦至此，栒邑县城被国民党顽固派袭占。 　　栒邑流血事件的发生，造成了很大震动。6月5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处经由周恩来、董必武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制止事态的扩大。但蒋介石置若罔闻，遂使事态继续扩大。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此期间，顽固派挑起淳化事件。淳化县城位于一条南北走向的川道中，当时，八路军独立二营驻守县城的南关，国民党军队驻守县城的北关，两关相距200米左右。由于淳化县城北高南低，驻守北关的国民党顽军居高临下，不时向驻守南关的八路军守军哨所投掷砖石，继而发展为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迫八路军部队退出县城，八路军独立二营部队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24师突然向八路军独立二营守城部队发动大规模围攻，独立二营沉着应战，连续击退国民党顽军的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持续了两天。国民党顽固派不肯罢休，继续调兵遣将，发动新的进攻。为顾全抗战大局，避免同室操戈，使事态继续扩大，八路军独立二营忍辱负重，撤出淳化县城，退守马家堡。淳化县城为顽军占领。⑧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顽军发起武装进攻64起，抢劫骚扰38起，先后占领了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区域淳化、栒邑、宁县、正宁4个县城以及新正四区、六区和赤水县的关庄、梁庄等地共6个区43个乡的地域。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投降反共分裂活动进行斗争。9月16日，毛泽东在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磨擦采取“人不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关中分区和陇东地区的反磨擦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进行的。1939年1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讲了关中分区和陇东地区的反磨擦斗争问题，指出：“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对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⑨据萧劲光回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亲自起草的文电稿就有140多份。在这些文电手稿中，反映了毛泽东在指导边区反磨擦斗争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⑩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侵袭的斗争中，毛泽东对写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最后写道：“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杀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异以刀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言外之意，就是要蒋介石停止与日寇勾结。对于陇东事件，毛泽东还在以萧劲光名义给程潜的电文中写道：“镇(原)宁(县)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11)义正词严、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 　　在反磨擦斗争中，确保边区安全，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战略基点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必须坚决保卫之。” “即延(安)失，仍然坚持边区。”(12) 　　1940年1月10日，边区政府就国民党顽固派在关中分区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致函关中专署专员习仲勋，指示要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防止顽固分子的欺骗宣传；在必要的时候，要在群众中揭露顽固分子的阴谋。(13) 　　在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时任关中分委书记、行政督察专员、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的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胜利地保卫了边区，支援了前线，巩固了抗日的后方。 　　1月21日，在第二次陇东事件日益严重化之际，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 　　据此，习仲勋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我们的主要策略，还是下面三点：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磨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目的。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本准绳。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战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习仲勋指出，关中分区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我们也同样的要以内外部的力量粉碎反共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极广泛、极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起来，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提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工作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14) 　　2月15日，边区政府再次函示关中专署专员习仲勋，认为：虽然在今天和平妥协投降的空气相当浓厚，反共反八路军及取消边区、消灭边区的阴谋仍然存在，并且形势相当严重，但整个合作局面还是存在的。今后政治的、武装的磨擦仍然会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发生。根据这一形势，一方面要提高警惕，灵活地回击一些可能的磨擦，必要时给予严重打击；另一方面应争取同情者，以巩固团结，反对一切磨擦。(15)     　　当时，关中分区党政机关驻地在新正县马家堡村。马家堡村，位于栒邑县城以东20公里处，村子东、北两面建有土城墙，筑有城门，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村堡。马家堡村以东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军队的驻地。两村之间仅有一里之隔。3月31日，驻职田镇的国民党顽军预备第三师第一营突然用大炮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四区看花宫一带发动猛烈进攻。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部队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击溃了来犯之敌，阻止了顽军的进犯行动。 　　5月8日，习仲勋在写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自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职田镇军事磨擦事件以后，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军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在目前，我们总的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保卫家乡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其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分区的总任务。”并提出，关中分区要“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以区为单位组织二三十人的游击队，以乡为单位组织五至十五人的游击小组，现在就打下这个基础。”(16) 　　此后，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组织力量，领导军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有力回击。5月8日，国民党顽军预备第三师和陕西保安四支队一部向新正县六区一、二乡进攻，当地游击队、自卫军奋起反击，挫败了顽军的进攻。5月19日，国民党顽军进占新正县西坡村，炮轰马家堡。当晚，关中分区部队撤出马家堡。6月，国民党顽军陕西保安四支队两个中队向赤水县井村进犯，关中分区部队将其全部、干净地消灭。6月下旬，国民党顽军保安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进犯，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也向新正一区进攻，正面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7月，关中分区部队奋起还击，击溃了来犯之敌。8月，关中分区部队消灭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堡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一部。在此期间，习仲勋率关中分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90余次，警备八团和分区保安独立三营等部队先后进行了马栏、庙湾、井村、转角镇等较大的战斗，拔除敌据点10多处，消灭顽军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给顽军以有力痛击。在反磨擦斗争中，关中分区部队收复了马栏、照金两个区，还新建了瑶曲、庙湾、柳林等3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扩大了关中分区。 　　习仲勋在对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中，总结了军事斗争胜利的意义。他在报告中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栒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我有了巩固的后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首先振奋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广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平日帮助反共的保甲长及士绅，同时也争取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地援助郭、李二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使我们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阵地。”(17) 　　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以后，7月22日，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反磨擦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的任务。在此前后，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们集中精力开展政治攻势，派出宣传队，对新区的群众和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大力宣传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是当前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宣传边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情况，揭露了顽固派造谣生事，蓄意制造分裂，企图消灭八路军的丑恶行为。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们曾以保安政治处的名义，向第三师写了封信(关中报上还曾登载)，要求他们立即向我们停止军事攻击，两方各派人员调解此事。……我们曾借关中报及各种书信、标语、传单屡次揭露过顽固派的阴谋，屡次唤醒边区群众起来保卫家乡，屡次向友区群众说明过内战对他们是有害的，应要求停止内战。为了深入这些工作，更为了改变战时组织形式，曾接连组织了几次工作组下区乡帮助工作。”(19) 　　关中分区军民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界人民的支持，在整个反顽斗争中，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了支援八路军的反顽斗争，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了捐献“劳军粮”的活动，关中人民广泛响应，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通过停发军饷来困死八路军的阴谋。 　　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也一致声讨国民党顽固派黑了心肠，忘了亡国之仇，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为了表示他们对八路军的同情之心，一封封慰问信，一件件慰问品源源不断地从抗日前线，从延安中央机关，从陕甘宁边区其它各县、区、乡，从长江、黄河沿岸各省的国统区、沦陷区，寄到关中分区，从而大大激发了根据地军民保卫边区的战斗情绪。为了反对制造纠纷和磨擦，人民强烈呼吁：“国共两党两军，要团结起来，共同结成抗日阵线，把枪口一致对准日本强盗，这是当前国家的大局和民族最高利益!”(20) 　　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关中分区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遂以失败而告终。 　　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就曾深刻地指出：“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派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21) 　　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结果充分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国民党顽固派在挑起磨擦事件时，企图一举消灭关中分区的八路军，驱逐共产党，摧毁关中分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关中分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但没有被消灭，被驱逐，反而更加壮大。关中分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二、第二次反磨擦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针对关中分区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顽固派并不甘心失败，又在1941年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严阵以待，进行了第二次反磨擦斗争，对顽固派的新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保卫了边区安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0年3月，蒋介石下达了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从8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决心封锁边区，并有决心攻占边区南方、西方及西北方的战略要地。目前该三方已处于严重状态中。”(22)为此，顽固派修筑了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黄河，绵延数省的碉堡封锁线。封锁线分为5道，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 　　在关中分区的周围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修起了一道东起黄河，经陕西宜川、洛川、宜君、同官、耀县、淳化、栒邑，接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西峰、镇原，人宁夏境内，构筑了一道贯通三省，长达千余里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碉堡群之间，有战壕相通，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仅洛川至中部县相距不过80里的地区，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518座之多。国民党顽固派利用碉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挠行人通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和群众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和日用百货等边区缺乏的货物一概不准流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边区的农副产品以及土特产品也不准向国统区输出和交易。对于一般商人、脚户，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车辆牲畜外，还纵容匪兵沿途抢劫。 　　为加紧进行反共活动，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将邠县、淳化、耀县、同官、洛川、栒邑等地的反动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邠洛区动员指挥部，派遣梁干乔任专员兼指挥官，对付关中分区。为了封锁边区，梁干乔建立了以镇保为单位的地方反动武装，到处抓丁拉夫，致使淳化、耀县、栒邑等地的青壮年被抓的抓，逃的逃，长期不能归乡，田园荒芜，万户萧条。梁干乔为修碉堡封锁线，在各地强征民夫，拆房砍树，每隔500米就修一座碉堡，日夜防守，严加盘查。(23) 　　1941年，蒋介石调动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部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其嫡系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有9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内计2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约30余万人。胡宗南除用12个步兵师对付日寇和担任西安、汉中等地的警戒外，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有14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其中，胡宗南在关中分区周围共计部署了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步兵旅的兵力，专门用于对付关中分区。具体分布是，第九十军之三十三师和新编骑二师在洛川，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和第十六军之一O九师在中部，第十六军之陕西保安第一旅、第二旅在宜君，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在淳化、栒邑，该部自攻占淳化、栒邑两个县城后，向关中区边(我边区之南面突出部分，在淳化、栒邑两城以北)加紧进攻。第九十六军之二十四师在三原，第七十六军之第八师在甘肃之正宁、宁县，准备向关中分区进攻。其第八十军之第九十七师在西峰、镇原，新十二军之新三十七师在平凉一带，分割关中分区和陇东分区的联系。胡宗南在陇东分区周围部署了8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共计10余个师的兵力，准备向陇东分区进攻。(24)这样，胡宗南对关中分区和陇东分区共投入了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3个步兵旅的兵力，占其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总兵力的100％。为了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还在边区周围扩建或新建了20余个飞机场，并不断挑起磨擦事件。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全国范围内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点地区在皖南，进攻主要目标是江南的新四军。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应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奉命北移。6日，当途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这支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和失散。军长叶挺将军被扣押，政委项英遇害。17日，蒋介石公然发表谈话，反诬新四军是“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也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时发表军委发言人的谈话，要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等12条，才能“平复”事态。 　　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在皖南，但是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相呼应，积极配合。“其中除专任封锁者外，有三师两旅兵力，最近一星期来向我南方突出地带攻击甚紧，战况激烈，目的在截击我突出地带，准备第二步进攻边区中心地带，因之该突出地带，岌岌可危。”(25)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第一步是夺取关中分区，第二步向北进犯，直取延安，同时夺取三边和陇东地区。因此，他们对关中分区的军事磨擦行动有增无减，首先进攻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侵占了边区的一部分地盘。 　　为了应对国民党胡宗南部对边区的进犯，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东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进行屯垦，把守延安的南大门，同时又令警备一旅全部开赴关中分区。同年8月，警备一旅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正式成立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习仲勋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兼警备一旅政治委员，警备一旅旅长文年生任司令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26) 　　关中分区武装力量的增强，为胜利开展反磨擦斗争准备了条件。在习仲勋政委和文年生旅长的带领下，关中分区部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备一旅三团、八团和各县保安大队，在邠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进攻关中分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地方保安部队激战3昼夜，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地区。接着，我军向榆林发起进攻，收复榆林。后又转兵土桥镇和正宁县，均将进犯之敌赶回了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中国共产党表示强硬立场和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后，又遇到了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政治上输了理；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但没有取得日本侵略军的欢心，反而遭到了大肆的进攻。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从“顶峰”跌落下来，军事反共事实就此终结。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抵御日本侵略军的进攻。2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关于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策略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并提出对于国共关系的八字方针：“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共靠拢。因为“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12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27)自此以后，中共中央一直坚持“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政策，在政治上坚持12条，要求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在军事上，坚持自卫原则，不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报复措施，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三、第三次反磨擦斗争 　　1942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朱绍良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出面诬蔑共产主义和共产党。4月，甘肃民变发生，至5月扩大到22个县，参加人数达到数万人。蒋介石估计边区方面会支援甘肃民变，打算以此事为借口，向边区发动进攻。但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阵地，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任何借口。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镇服共产党的良机。同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调集河防部队开赴边区周围，准备新的进攻部署。为此，国民党当局令五十三师由韩城河防开赴洛川，接替暂骑二师的防务，暂骑二师进至耀县地区；令一六七师由大荔河防开赴邠县；令潼关河防之第一师和华阴一带的第七十八师准备交防，向边区周围开拔；令驻防甘肃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令炮二旅在淳化成立第二指挥部，驻王曲之装甲二团(战车坦克70余辆)装油待动。 　　5月13日，胡宗南制定了对边区作战的军事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28)国民党各部在7月初准备完毕，待命进攻边区，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将计划上报蒋介石时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主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时间，预定七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成战局。”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表明，其进攻时间定在7月28日。胡宗南称一星期完成战局，表明这是一次闪击行动。对此方案，蒋介石批示：“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29)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于7月8日发出《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为此，“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并要求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30) 　　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致电胡宗南，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图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31)要求其悬崖勒马，停止进攻。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挑起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阴谋。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关中分区紧急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开展了保卫边区，反对国民党内战阴谋的第三次反磨擦斗争。各地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此时，虽然习仲勋在1943年春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绥德分区任分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和独立一旅政委，但他在关中分区长期开展工作，与人民群众形成的鱼水深情，成为反磨擦斗争的力量源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习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这次关中分区反磨擦的群众动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我们来看看经过习仲勋长期教育、动员、组织起来的关中各界群众是如何积极参加反磨擦斗争的。 　　当时，关中新正县湫头塬的动员大会，参加群众达到千人以上。回民乡的同胞，武装齐全，全体参加，并推代表讲话。回民代表贾纪明在大会上发言说：“土地革命前，我们这里的回民，常受国民党的种种压迫，派款派粮都比汉民重，和汉民打官司总是回民输，弄得我们家家无吃无穿。自这里成了苏区，我们回民就不受压迫了；一切负担和汉民一样，前年还选了回民当乡长，自己管自己。这几年我们这几十家光景都过得很好。千万不要叫顽固分子打来，来了就不得了!现在咱们回民团结起来和八路军一道抵抗，保卫咱们新区县。” 　　同宜耀县以乡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每会均有三四百人参加。同宜耀县庙湾开动员大会时，后殿村劳动英雄张振边在大会上说：“顽固分子像四五年前的土匪一样，他看见谁发了财，就抢谁。咱们边区共产党、八路军辛辛苦苦领导老百姓开荒生产，安置难民，大家都有了饭吃。有了衣穿，他就要来打抢我们；八路军在山上开荒种地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顽固分子看见就‘不悦意’，想来发洋财，顽固分子想害死咱们老百姓，咱们要和他拼个死活；老百姓人多势众一齐来，不要‘你躲我避’，牺牲小利益，帮助八路军，和八路军一齐来保卫咱们家乡。”他的话引起了乡亲们的共鸣，台下的老百姓都点头说：“对呀!” 　　新正县马栏区召开的群众动员大会上，三乡中农翟立财说：“我过去种地主三十亩地，每年出租五石；八路军到这里以后，这里新政府成立了，政府规定‘二五’减租，每年少出一石二斗多，……八路军吃苦得很，自己开荒种庄稼，不扰乱老百姓，过去国民党军队在马栏驻的时候，白天是军队，晚上就是土匪，真吓得很。”新正县马栏区三乡富农薛老四说：“八路军未到这里以前，几十年我就未脱过衣服睡觉，狗一咬我就上山了；顽固分子来了，和过去一样，土匪还会起来，那就过不成日子了。” 　　同宜耀县三区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地主何生云上台讲话，他说：“有人说我愿意叫顽固分子进攻边区，我不愿意得厉害。我看见耀州的地主的日子不如我过得好。边区老百姓负担轻，又能安稳过日子。” 　　关中分区的群众还自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各种支前和战地服务工作。 　　关中分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自卫军，掀起了武装自卫的热潮。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关中各县均建立了人数几百人的脱产人民自卫队。自卫队干部和战士的成分有了改造，清洗了一些坏分子，吸收了一批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当干部。大多数装备了新式武器。同时，基干自卫军扩大了20％，普通自卫军扩大了10％。自卫队与自卫军的武器得到了补充，基干自卫军每人都有精良的武器，普通自卫军均有长矛、大刀、土枪。人民对于参加武装的热情很高。同党耀县二区五乡的群众为保卫家乡，1942年冬自己买了8支步枪，这次自卫动员一发动，在五乡乡长领导下，立刻就集中了12个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员，拿起武器，保卫边区，保卫家乡。同宜耀县一区扩大脱产自卫队，许多群众对干部说：“我们担心的，就是你们不叫我们，若战争打开，我们非找你们不可。”一区三乡模范党员吴耀才听到县上的号召后，自己首先参加了脱产的自卫队，并积极说服邻居，又吸引了6个人来加。该乡的农民赵有财，正在地里锄草，干部给他讲了一下，他把锄头放下，就到区上参加了自卫队。四区衣食村党员杨万清。以身作则动员本村10名青壮年农民参加了脱产自卫队。这样，同宜耀县组建脱产自卫队的工作不到10天就顺利完成了。 　　自卫队和自卫军配合主力积极进行自卫战争，他们侦察敌情、清查人口，捉拿坏人，建立哨所，监视顽固派军队与检查行人。顽固派军队几次袭击边区时，都先被自卫军哨兵发现，报告政府和居民，及时采取了必要的自卫措施。 　　关中分区的人民群众还立即组织好了支前队伍。新正县马栏区全区组织了9个运输队，54头牲口。运输队员大会上自动订立了三条纪律：牲口鞍架、口袋随时要准备好，不准借故不去；经调不去或偷跑者由乡长与队长代雇牲口，工钱、脚钱、盘缠均由本人负责；驮的东西要负责保管，遗失要本人负责。有一次，八路军某团在张村驿出动，请区政府帮助他们动员牲口，区政府经一夜动员，人民群众牵着120头牲口，鞍架齐全，自觉集合在团部门口，等待出发。当形势紧张时，7月6日，同宜耀县四区，一个晚上就动员了大批群众牵着200头骡子帮助部队运输。八路军部队出去看地形，所到之处，老百姓都热情招待，烧开水，做饭，就连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也同样拥护边区和八路军。当国民党五十三师部队开到边区边境洛川一带时，洛川边界的老百姓，把十七八岁的青年妇女送到边区，他们害怕顽固派军队奸淫，说：“八路军是好军队，不奸淫妇女。” 　　在关中分区征公粮的活动中，人民群众情绪异常热烈。群众一片的呼声是：“只要八路军能打胜仗，挡住顽固军队，出点公粮算什么?”同宜耀县四区石节村主任，1942年出了3斗公粮，1943年在村民大会上自己要求出5斗；从前的老村主任，在1942年出公粮8斗，在这次群众大会上要求出9斗。为了当天入仓，许多群众冒着大雨背上去送。四区的王宏宽冒雨争先把公粮送到仓库，见大家都未到，惟恐小麦坏了，就将小麦摊在炕上，烧火烘干，才缴到仓库里。(32)    　　从关中分区的自卫战争的动员和准备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习仲勋在关中分区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出现了万众一心保卫边区的工作局面，才出现了如此激动人心的自卫战争的组织场景。它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赢得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赢得战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反击和边区军民一次次击退了顽军的试探性进攻，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四、爷台山反击战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大会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8月，习仲勋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在这时，陕甘宁边区南线关中分区的局势陡然紧张，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组建前线指挥部，习仲勋受命担任政委，率领4个旅8个团的大部队奔赴关中前线，组织和指挥著名的爷台山战役反击战。 　　1945年6月，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的时刻，国民党顽固派肆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矛头指向了英勇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借机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在这个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习仲勋参与指挥的爷台山反击战，一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夺取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向日寇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成功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爷台山战役的直接诱因是淳化事变和方里事变。当时，因国民党邠洛区动员指挥部专员兼指挥官梁干乔在其辖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激起民变，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罪状，撤了梁干乔的职，派亲信李静谋接任指挥官。李到任后，按照祝绍周的旨意，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不断寻衅滋事。李静谋派亲信到国民党陕西保安二团任副团长，伺机取代刘文华团长的职务，派土匪吕石山接替了独立大队长李承学的职务。李静谋还搞“点名发饷”，对外出的、警戒的、出差的人员一律不发饷。李的一系列行为，激起官兵的强烈愤慨。6月26日晚上，在国民党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的组织下，其部下击溃了李静谋的指挥部。之后，刘文华率部起义，毅然投奔关中分区。这就是淳化事变。 　　淳化事件后，驻防淳化县方里镇的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团长曾海蕃惶恐万状，感觉方里镇保武装对其威胁甚大，即下令捉拿前任镇长张锡畴。张锡畴与镇长宋增录商议后，以催粮为名，将镇保武装拉到镇外，并派人与保安三团进步士大夫兵余增贤联系，准备袭击曾海蕃的保安三团。7月5日，余增贤发动两个连另一个排起义，烧毁了10里封锁线上的碉堡。7月14日，方里镇外围据点被逐一攻克，保安三团团部被包围。曾海蕃于黄昏带20余人逃往耀县。这就是方里事件。 　　淳化事变和方里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歪曲事实，大造舆论，说“淳化兵变是共产党给撑腰的”，“共产党遂乘机侵据淳化、通润、方里等要地……欲向三原、同、耀，夺取西安”等。以此为借口，蒋介石命令防守河防的国民党军队9个师，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同官、耀县、淳化、栒邑等地，准备从南线进攻边区。 　　为了制止国民党军向边区的进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命令关中分区部队和民兵保持高度警惕，进行重点防御，以淳化县爷台山为主阵地，迟滞和消耗国民党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备一旅三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等部队奉命迅速进入战斗阵地，一面加紧构筑工事，一面派出巡逻分队警戒，密切注意国民党军的动向。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门户，又插入蒋管区的突出地带，南可进逼西安，东可切断咸榆公路。早在1939年，胡军就曾进攻关中，侵占几座县城，但大部分地区仍控制在八路军手中。但胡宗南不夺取这里就如鲠在喉。1943年6月，又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两个集团军迅速攻占关中，再进攻陕北。这一计划被地下党员、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秘密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代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质道：“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与此同时，周恩来途经西安，就此事专门询问胡宗南。胡宗南做贼心虚，矢口否认。结果，“内定”的进攻夭折了。现在日本人就要投降了，胡宗南攻占陕北的梦想又死灰复燃，集结重兵于关中分区外围地区，用3个师直接进攻爷台山。 　　7月20日黄昏，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等部，由淳化县城进至方里镇以南地区。7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向爷台山地区发动进攻，关中分区赤水县保安大队巡逻分队与敌先头部队首先接火。巡逻分队随即撤退。国民党军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了碑子崾岘。22日，国民党军用重炮向八路军爷台山前沿阵地实施轰击，大部分工事被摧毁。八路军部队收缩防线，坚守爷台山主峰阵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暂编十五师向栒邑土桥方面，暂编五十二师向上下墙方向都发动了进攻。 　　对于国民党军队向爷台山地区的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极大的克制态度呼吁国民党停止进攻，避免内战爆发。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揭露国民党进攻爷台山发动内战的指示，指出，我除坚守自卫原则坚决抵抗外，应立即向大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各国使节、新闻界朋友揭露此事，呼吁他们一致起来，要求蒋、胡马上撤兵，退回原防，停止内战。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其制止对爷台山的进攻。 　　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要求置之不理，继续向爷台山发动猛烈进攻。守卫爷台山主峰阵地的八路军6个连的部队英勇自卫，阵地岿然不动。在激战两日不克后，国民党又于23日调预备三师投入战斗。敌人在10里宽的正面战线分四路向爷台山发起连续的攻击，但都被八路军击退。24日，国民党援军继续向边区开进。25日，敌人以炮火为掩护，用大约两个团的兵力向爷台山轮番攻击，战斗异常激烈。 　　26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政委关向应等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并主张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考察真相。 　　7月27日，国民党军对爷台山发动了更为凶猛的炮击，敌人的进攻行动近乎疯狂状态，爷台山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八路军在坚守了7天后，终因寡不敌众，奉命撤出战斗，放弃了爷台山、熊家山、官庄、于村、宋家洼、杨家沟圈、张家岭、十里原一线阵地。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1个村庄和边区宽100里、纵深20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国民党军占领爷台山地区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百姓的农具、家具、衣物、房屋都被烧毁，人民群众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十里原、西坡、张家岭和刘家堡村，匪军就抢劫群众小麦300多石，群众损失达到400余万法币。 　　国民党军的暴行，激起关中分区广大群众的愤怒。“武装起来，保卫边区”成为分区各地群众的中心口号。地方武装和民兵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打退小股敌人的进犯。赤水县一区民兵50余人配合关中分区部队作战5天，牵制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行动，毙伤敌人5名。淳耀县五区民兵在一夜间就连续3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犯。新正县马栏区的群众踊跃参加民兵，新参加的民兵就超过原有民兵的半数。7月，国民党军1个连企图进攻赤水县一区新庄子，被当地民兵毙伤3名。8月1日，国民党军1个连又向赤水县秦家坡进犯，乡长和指导员组织民兵击退敌人，保护了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33) 　　8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吁请调查淳化事件真相》的社论，新华社也接连发布和报道了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获得了政治上胜利。 　　为了制止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阴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会同关中分区部队，准备发起反击行动，挫败敌人的新攻势。为了协调上述部队的行动，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受中央派遣，担任政委，副政委谭政，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张经武任参谋长(未到)，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临时指挥部设在新正县马栏镇。习仲勋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赶赴马栏镇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爷台山反击战。 　　张宗逊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研究了敌情后，决心乘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打击敌人的气焰。作战部署是：新四旅5个营配山炮1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出太远，得胜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珍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大军云集，大战在即，发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开展支前工作刻不容缓。习仲勋又与关中分区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共同制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下发了《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对各级党政机关提出如下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应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据此，关中分区迅速动员民兵近1200人，组成56个民兵游击小组和3个爆破组，严阵以待。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赤水、淳耀县迅速联合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具体负责担架、运输、向导、军鞋、筹粮、烧水、做饭和抢救伤员等各项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赤水县就组织支前队员1400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6万余斤，送军鞋1万余双。 　　各参战部队在马栏镇集结后，张宗逊、习仲勋等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在会上，张宗逊对爷台山反击战作了具体的战役战斗部署。习仲勋作政治动员，他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派遣了9个师，侵占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习仲勋要求各部队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34) 　　8月7日，各部队从马栏镇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域前进。张宗逊、习仲勋率指挥部机关从马栏镇，前移至距爷台山20里的兔鹿村。 　　爷台山位于乔山山脉的南端，海拔1313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大肆抓民伕，修筑工事。在东起孟户梁，西到老庄子一线，抢修了大小10余多座碉堡和一些掩体、埑壕等工事，其中尤以主峰的大碉堡，分上中下三层，周围设有许多射击孔，下面筑有一道深2米、宽3米的环形战壕，又与伸向四面的10余个暗堡沟通，上下周围形成了严密的火力体系。防守爷台山阵地的是胡宗南的暂编五十九师三团的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重机枪排。主峰内是敌暂编五十九师的所谓“常胜连”，配备轻重机枪7挺。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邠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准备再次扩大进攻。 　　8月8日黄昏，在张宗逊、习仲勋指挥下，八路军部队冒着暴风雨，在民兵向导的带领下，迅速向爷台山敌前沿阵地运动，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夜晚23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发向天空，反击战总攻开始了，参战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东西几十里的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枪炮声伴随着雷雨声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新四旅十六团一营一连利用漆黑的夜色摸到敌人前哨阵地胡家嘴，趁其不备全部缴了敌军的械，夺取了阵地。新四旅七七一团二营六连以迅猛之势，向孟户梁碉堡之敌发起了猛烈进攻，仅10多分钟时间，就全歼守敌1个连又1个排，缴获轻重机枪6挺，步枪60支及弹药一批。新四旅七七一团一营一连，负责消灭熊家山阵地之敌。在向导带领下，一营一连巧妙地从小路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敌人突遭打击，惊恐无措。一营一连顺利地夺取了阵地，消灭了守敌。 　　最激烈的战斗在爷台山主峰阵地。主攻爷台山主峰阵地的是新四旅十六团一营二连、三连。在一营长任英魁、教导员刘光汉的率领下，一营二连、三连，沿着陡峭的山间小路，绕过敌前哨阵地，从山底上至山腰，然后由西南方直插敌主峰大碉堡阵地。主峰阵地的敌人，依托坚固的工事和有利的地形，拼命用各种火器组成了一道道交叉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一营二连、三连的进攻道路。二连和三连的战士们连续发起了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伤亡严重。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命令二营四连增援一营二连、三连作战。一营长任英魁重新调整部署，再次带领部队向爷台山主峰阵地发动猛攻。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任英魁壮烈牺牲。(35) 　　激烈的战斗进行到9日凌晨4时，除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梁、熊家山，新四旅十六团攻占胡家嘴等几处阵地，歼敌一部外，其他各部队的攻击均未取得成效，爷台山的战斗呈现胶着局面。 　　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勋调整兵力部署，果断地命令第二梯队三五八旅投入战斗，配合新四旅十六团夺取敌爷台山主峰阵地。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接到命令后，马上令其第八团增援爷台山主峰战场，并集中全旅的3门山炮和两个团的8门迫击炮，用强大的炮火压制敌人。新四旅十六团一营二连继续担任主攻。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党军“常胜连”打起仗来赤膊裸体，手中美国造卡宾枪发出咔咔的响声，火力密集，枪弹如雨点般的向八路军战士扫射过来。十六团二连多次冲击却接近不了“常胜连”的阵地。战斗中，连长又英勇牺牲。战士们急红了眼，喊着说：“不消灭爷台山敌人，决不下火线!”在炮火轰鸣中，突击队员踩着战友的血迹，一批批往上冲，一批倒下，又一批冲上去，几个浑身是血的猛士终于突入顽军阵地，与“常胜连”展开白刃格斗，其他战士紧跟着冲了上去，铁打的阵地终于被一举突破。与此同时，三五八旅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冲进敌人主碉堡的外壕，战士尹玉芬首先登上敌人碉堡。二营的其他连队紧跟着冲上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经新四旅十六团一营和三五八旅第八团二营的联合进攻，反复冲杀，至下午2点全部消灭了爷台山主峰阵地上的敌军。 　　在此前后，三五八旅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5个碉堡，全歼守敌。八路军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收复大片地区和被占村庄，残敌狼狈逃出边区边境地区。     　　8月10日，爷台山反击战胜利结束，八路军收复了爷台山地区及关中分区的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5个连及一个营部，缴获19挺轻重机枪及大批枪支、弹药。 　　8月12日，美军调查组来到爷台山进行了所谓“现地调查”，想寻找一些指责八路军的口实。习仲勋命令警备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等陪同美军调查组到阵地上实地察看，阵地上到处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印着“美国制造”英文字样的弹壳和弹药箱，还有八路军缴获的美式武器。这样的调查结果，使美军调查组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爷台山反击战的真相也大白天下。一些进步报刊及其他一些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国民党在军事上吃了败仗，在政治上也输了理，处境更加孤立。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讲演，对张宗逊、习仲勋指挥的爷台山反击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36)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军事进攻，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安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②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2—293页。 　　③ 闫树声，胡民新，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页。     　　④ 《新中华报》，1939年2月25日第3版。 　　⑤ 《新中华报》，1939年4月7日第3版。 　　⑥ 《新中华报》，1939年4月7日第3版。 　　⑦ 《新中华报》1939年6月9日第3版。 　　⑧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52页。 　　⑨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0页。 　　⑩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700页。 　　(11) 《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第39、40、45页。 　　(12)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754页。 　　(13)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0页。     　　(14) 习仲勋：“关于关中分区的反磨擦问题”(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页。 　　(15)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4页。 　　(16) 习仲勋：“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总策略”(1940年5月8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页。 　　(17) 转引自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89页。 　　(19) 习仲勋：“关于反磨擦斗争情形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军事斗争》(上)，第127页。 　　(20) 张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2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7月版，第679页。     　　(22)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稿：“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中央档案馆编：《陕甘于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23) 《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杜2006年6月版，第168页。 　　(24)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稿：“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     　　(25)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稿：“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近况”，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 　　(26) 闫树声，胡新民，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7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49—50页。      　　(28)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准备致八路军新四军电”，《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华版，第340页。 　　(29) 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中国人民大举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3期，第100页。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71页。 　　(31) “朱德致胡宗南电”，《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80页。 　　(32) 刘景范：“陕甘宁边区民众自卫动员总结”，《解放日报》1943年9月29日。 　　(33) 《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72页。     　　(34) 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396—397页 　　(35) 《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174—175页。    　　(36)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