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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绥德分区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开展社会调查 　　1943年2月，习仲勋任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① 　　春节过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来到绥德，开始了新的战斗和工作。他住在位于县城西门内雕阳山下的“九贞观”，这是明清时期的一座道观，当时是绥德地委的办公场所。凑巧的是，他接替的又是陕甘边区的老战友张秀山的职务。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张秀山有过多次职务上的交接。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2002年5月10日，习仲勋在为张秀山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作序时，依然动情地回忆起这件事情：“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7年7月到耀县杨树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两年多时间。……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② 　　来到绥德，习仲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③ 　　从历史来看，绥德原名绥德州，享有陕北“早码头”的美誉。绥德城在古时候就处于陕西、山西、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区的交通要道上，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 　　从现实情况来看，绥德分区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全国抗战爆发以来，这里也和关中分区一样是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前哨阵地。 　　绥德分区，当时有人口50多万，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绥德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大门，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又是延安通往华化、华中解放区的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的大部分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属于陕北苏区。但在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时，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并未列入陕甘宁边区26县管辖区域(开始划定的行政区域为23个县，随后国民党政府又增加了镇原、环县、豫旺3个县)。同年冬，日本侵略军打到山西柳林一带，进而企图西过黄河，入侵陕甘宁边区。经国共两党双方商定，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划为警备区。国民党同意把原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离，由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绥德城，下辖八路军七一八团、警备一团、警备三团，负责保卫河防。但绥德的地方行政由国民党反共专家何绍南出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动派，毛泽东曾当面斥责其为“磨擦专员”。在日本侵略军人侵面前，何绍南毫无抗战之心，他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后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专事磨擦，处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何绍南在绥德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板子” (妓女)队，对八路军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唆使联保长和地方劣绅拒绝给八路军出售粮草，威胁恐吓群众不得与中共军政人员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共产党和八路军，阴谋挑起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情绪，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绥德，截断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目的。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对其晓以民族大义，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磨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一伙视中共的善意为软弱，依然公开进行反共活动。对此，边区政府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各种机会无情地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并且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下乡深入群众，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1939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从晋西北抗日前线回师边区，进驻绥德警备区，担任守备任务。何绍南一面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一面又在会后散布流言蜚语，纠集一帮地痞流氓和反动政客出来造谣生事。1940年2月，何绍南集中13个保安队，偷袭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并占领了一部分阵地。三五九旅立即奋起反击，全歼了这批顽固派。接着，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八路军部队相继解决了发生哗变的绥德、吴堡、清涧等黄河沿线的反动保安团队，制止了顽固派的挑衅活动。 　　随后，绥德警备区和特委召开了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声讨大会，揭露何绍南贪污公款，搜刮民财，勾结汉奸私贩鸦片和白银，以及暗杀抗日民众和偷袭我抗日军队等罪行，激起了地方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何绍南犹如过街老鼠，在人民群众的一片喊打声中，躲到洞中不敢出来。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专员，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5个县行政权隶属边区政府，以利河防。何绍南见大势已去，就把他的专员公署搬到城外二郎山上的寨子里，准备逃跑。29日深夜，何绍南率7个保安中队在焚毁了二郎山的弹药库后向石湾方向逃跑。这批保安队被八路军追击部队歼灭大半，何绍南只带少数人逃回了榆林。从此，八路军肃清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5个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东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进行屯垦，把守延安的南大门。习仲勋到达绥德时，八路军独立第一旅负责绥德警备区的防务，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区司令员，习仲勋任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 　　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习仲勋清醒地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反动统治的破坏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绥德分区干部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据当时在绥德师范学校秋三四班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④据此，习仲勋根据中央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并结合绥德的实际，明确提出：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用党的政策方针去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⑤ 　　习仲勋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好地方和军队，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等关系。1943年，他到达绥德不久，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也从邢台迁到绥德西山寺，徐向前任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任副校长，陈奇涵任教育长，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抗大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干部，有男生，也有女生。抗大总校在绥德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养八千到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⑥ 　　鉴于当时绥德地区干部工作面临的局面，习仲勋及时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各方面力量，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习仲勋一方面主动进行比较全面的社会调查工作，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采取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蹲点，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调查组成员包括绥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以及梅行、张力等人。春寒料峭，习仲勋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家庭和睦，以身作则，带领全村农民群众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支援抗战，使这个佃户村的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圆满地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村里邻里和睦，干群团结，在各方面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个方面走在前面，是绥德地区的模范村，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经习仲勋提议，并由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共产党员、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他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了郝家桥村。此后，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村的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从这时起，习仲勋和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开始了数十年的深厚友谊。1995年，刘玉厚逝世，习仲勋十分悲痛，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调研工作结束后，习仲勋帮助绥德县修改经济建设计划，并要求各区乡干部帮助群众制定村民公约和农业生产计划，同时要求机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他以身作则，书立典范。从而使得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分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在“抢救运动”中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 　　习仲勋到绥德后，在积极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绥德分区认真组织和领导整风运动。1942年开始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2年冬，整风运动在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的基础上进入个人反省、干部鉴定阶段，开始初步的审查干部工作。1942年11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提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⑦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以一年为期，完成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从此，整风运动进入了审查干部阶段。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陕甘宁边区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内组织不纯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之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对于干部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⑧ 　　审查干部工作开始后不久，康生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43年4月1日，康生指令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了200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5月，康生以莫须有的“张克勤案件”和甘肃“红旗党”案件为“典型”先后在杨家岭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地，作“坦白”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耸人听闻地说：“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并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⑨ 　　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名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已经出现错误苗头的审干工作继续推向歧途。他在报告中宣布经过三个月的“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时间”，“要在此地就下决心”。康生施加压力说：“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也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他们；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⑩康生的报告将运动引向了狂热的境地，整个边区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卷入了运动中。在康生报告后的十天中，仅边区政府就召开三次“抢救”大会。抢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来延安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抢救”，就连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白发苍苍的领导干部被“抢救”者也为数不少。甚至许多干部如陶铸、武竞天等也受到迫害。运动已经到了黑白不分，人人自危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期间发生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1) 　　对于审干工作，习仲勋因为有过在陕甘边区的错误“肃反”中无辜遭到迫害的痛苦经历，在干部问题上历来抱持审慎态度。到绥德分区后，又对当地复杂的政治环境作过调查，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思想清醒，态度谨慎，始终强调实事求是地开展审干工作。他认真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文件，主持召开地委机关干部动员会，依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系统地结合前段整风学习情况，进一步检查每个干部的思想作风，弄清个别同志的历史问题，普遍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风细雨”式的教育干部，对有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启发他们向党组织讲清问题，不隐瞒错误和历史问题。这样做，基本上达到了弄清问题，纠正错误，思想清醒的目的。 　　鉴于绥德分区面临的高层干部较多，外来干部较多，民主人士较多，通过统一战线工作而保留在抗日政权中的旧人员较多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绥德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和汇报整风审干工作。安志文来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已经在延安蔓延开来，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向西北局领导汇报了习仲勋的意见，特另强调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如何进行审干，请求上级给予指示。不料，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无端指责绥德地委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无中生有地说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催促绥德地委也要象延安一样开展“抢救运动”。(12) 　　这样，“抢救运动”的浪潮蔓延到绥德。绥德地委、绥德师范和抗大总校等许多单位都被卷入其中。据当时在绥德任抗大总校校长的徐向前回忆：“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此后两个月时间，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党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13) 　　齐心在回忆绥德师范的情况时这样说：“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后来，“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14)绥德师范搞出“特务”多达230人。 　　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习仲勋对于“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眼前的这场“抢救运动”的混乱场景，不由得使他想起1935年错误“肃反”时手足相残的痛苦场面，这使他心中极度的震颤和焦虑不安，从而对这场“抢救运动”由疑惑到抵制，采用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习仲勋还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党中央逐渐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问题，不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最后决定停止运动，进行甄别。7月1日，毛泽东针对“抢救运动”事态不断扩大的问题，写信给康生，要其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刊载：“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提出了九条方针。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明确指出；“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8月5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宣布：“延安对失足者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落。”10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至此，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抢救运动”开始刹车。12月，中央针对“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 　　根据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习仲勋严格掌握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采取任何逼迫性的方式，不开任何斗争性的大会，搞错的就大胆纠正，赤诚对待同志，坚持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12月2日，在绥德师范党员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甄别时，全场同志热烈鼓掌，不少人激动得流下泪来。在甄别工作中，绥德师范采用了“蛇蜕皮”的方法，对搞出来的230名“特务”逐一甄别，一些明显的错案、假案或是纯系捕风捉影的案件，像“三民主义研究会”、“太阳社”、“月亮社”、“乌云社”、“十八大弟兄”等，都一一进行了平反。 　　在绥德师范，习仲勋为了挽回因“抢救运动”在学生家中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把学生家长邀请到学校，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此以后，绥德师范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开展的轨道，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 　　绥德分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习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啊!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15) 　　三、喜结秦晋之缘 　　在绥德分区，习仲勋熟识了齐心，喜结终生伴侣，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58个春秋风雨相伴的人生历程。 　　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从小受到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质的熏陶。卢沟桥事变后，齐心在姐姐齐云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9年3月18日，她在姐姐的带领下来到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女战士。同年，夏季反扫荡战斗开始后，齐心表现勇敢、坚定，尽管还不够入党年龄，但党组织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冬季，她从抗大一分校第五期毕业，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1940年秋季反扫荡后，齐心被提前转为正式党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抗大总校合并，她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19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次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去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齐心是带队人之一。一到绥德，就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贞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此时，习仲勋也刚刚到绥德工作。 　　1943年夏季的一天，齐心与习仲勋第一次相遇。那是一个星期天，齐心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习仲勋，他正从绥德师范党总支委员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齐心赶紧给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看到了齐心，亲切地向齐心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齐心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当时，绥德师范的“抢救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习仲勋非常重视，确定绥德师范为地委的重点，并加强党对师范的领导，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习仲勋找齐心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习仲勋工作的窑洞里，齐心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习仲勋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挂在墙上的题词是写在漂白布上的毛笔字。习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齐心等学生代表，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齐心等人恍然大悟，他们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通过这次谈话，习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给齐心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此后一段时间，齐心作为党员学生经常参加绥师总支委员会的会议，开大会时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齐心和习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见不到面，习仲勋也经常给齐心做书面指示，使她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进展情况。习仲勋对齐心的信任，无疑是对她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齐心亲眼目睹了习仲勋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领略了习仲勋的政治家风度。地委召开扩大的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齐心参加，更使她深切体察到习仲勋敢冒风险、实事求是、勇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1943年冬季的一天，就在习仲勋去延安开会之前，正式向齐心谈到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与齐心谈话，希望她从政治上考虑，帮助她打消心中的顾虑。习仲勋还告诉齐心，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她，说他认识齐心的姐姐，而且见过她的父亲，说齐心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习仲勋曾让齐心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齐心，用她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简单。 　　有趣的是，当习仲勋看到齐心的自传中写到她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齐心却对习仲勋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过，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习仲勋和齐心在绥德结了婚。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习仲勋和齐心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庆贺。其中有习仲勋和齐心的介绍人和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的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等。那天，绥德分区保安处长、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曾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还给习仲勋和齐心拍了两张照片。宾主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习仲勋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聪慧的齐心立即明白了习仲勋的意思，她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关照自己。同时，齐心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当年夏天，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1945年，习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齐心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她才回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 　　转眼半个世纪风雨相伴的岁月过去了。1997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特意给齐心打来长途电话，庆贺他俩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她回答：“55年啦!”习仲勋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习仲勋对陪伴身边的女儿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16) 　　①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295页。 　　② 习仲勋：《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序，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一页。 　　③ 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340页。 　　④ 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一期，第37页。 　　⑤ 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341页。 　　⑥ 《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508页。 　　⑦ 王晋林，秦生：《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160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1页。 　　⑨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段回忆”，王晋林，秦生:《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 　　⑩ 刘国元等：“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理论探索》1981年第4期。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空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 　　(12) 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352页。 　　(13) 《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511—512页。 　　(14) 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一期，第37—38页。 　　(15) 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一期，第38页。     　　(16) 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一期，第37—39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