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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主政西北中央局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泽东派遣，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安排西北局书记一职的人选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这付重担放在习仲勋肩上。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 ——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①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这年，习仲勋刚满32岁。习仲勋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② 　　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后，内战的硝烟弥漫中原大地。1946年8月，习仲勋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边区力量，全力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为三五九旅的胜利返回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五九旅原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抗日战争时期，曾驻守陕甘宁边区，在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中，因在南泥湾屯垦成绩卓著而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嘉奖。1944年12月，三五九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的部队一道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创建了中原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调集20多个师的兵力，不断向中原解放区蚕食并发动进攻，到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原解放区处于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 　　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完成对中原解放区的包围后，电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五、六两个绥靖公署的国民党军共30万人，准备对中原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又命令“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即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实施攻击。”6月26日，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中原解放军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中原解放军6万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的进攻，奋起抗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解放军于26日晚，分南北两路开始突围。北路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工震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第二纵队(欠第一旅)及三五九旅等主力部队共1．5万余人，于29日突破平汉铁路敌人的封锁线。这时，蒋介石调集7个整编师的兵力，在紫荆关、南化塘等地组织多次大规模的截击合围。中原解放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突破敌人严密的包围，于8月初进入陕南的商南县境内。 　　为了配合中原解放军在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行动，习仲勋和西北局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了创建陇南游击区的工作。8月11日，习仲勋致电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甘肃工委书记朱敏、副书记孙作宾，警备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郭炳坤，具体地部署了各项工作：“(一)为配合五师创造鄂豫陕边根据地，决定由你们共同组织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内干部四十余人，均由三旅调出)，向陇南地区活动。干部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在有党的或无党的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作为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余武装部队则公开活动，并与发动起来的各部武装取得呼应，并争取成为领导这些武装的核心，创造陇南广大游击区。(二)陇南敌统治较弱，目前五师进入陕东南正是在此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宜争取半月内能派出活动。你们应抓紧时机积极准备，如挑选干部、准备服装、探好几条线等。西北局派张仲良等同志后日起程专门前来布置。(三)由你们负责布置派若干武工队性质的武装(中间须配备较多强的干部)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四)以上只限你们五人知道，由你们指定有关同志筹划，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③ 　　遵照习仲勋的上述指示，中共陇东地委、甘肃工委和警备三旅的有关领导成员立即研究部署落实的具体措施。12日，李合邦、朱敏、孙作宾就组织武装向陇南活动问题的落实情况，向习仲勋致电作了详细汇报：“(甲)关于陇南武装工作进行，根据进行以来的经验，搞武装三五人之小股出去活动不开(有一个组已回来)，因此我们原拟出计划如下：(1)两个方案一共配备100人(回骑团40人，三旅30人，工委30人)，由马思义再配备一个政治较强干部领导，仁达随同，应凯又经过固原、西吉，沿六盘山山地转达清水。或者为了配合五师及玉树兵变以及利用有马思义几次暴动和与仁达有关之甘南民变的群众起义，在海固扰乱敌人一下，再经隆德、静宁绕道陇西、武山到达成、徽一带。另一个方案是由徐国珍带三旅正规军两个连与上述一百人共三百人，由徐、马领导，仍经上述路线出去到达陇南。(2)活动方式，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活动。出行办法或者集中百人为一大股出去，或者分散成小股，每股二三十人出去。(3)时间在九月十日以前完成(此为十日讨论)。(乙)上述计划经即日与黄(罗斌)、郭(炳坤)、李(合邦)共同讨论后，改为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先派一批干部分别到徽县、清水、华亭三县党的基础较强的地方帮助就地搞起武装。二批派马思义带回骑团四十人，再配备些干部去到华亭、清水一带配合活动。……”④ 　　为了加快创建陇南游击区的行动步伐，习仲勋于8月16日主持西北局会议研究后，作出了成立陇南特委、建立武装队伍及开展游击活动问题的决定：“(1)以刘仁达同志为陇南武装司令，马福吉同志为副司令，孙作宾为政委，惠庆琪同志为副政委。(2)由孙惠刘马组织陇南特委，以孙为书记，惠为副书记，至其余为何人参加为宜，请你们商酌告西北局批准。(3)陇南武装活动以徽成为中心，向陕川及陕甘交界广大地区发展。(4)陇南党组织统移交陇南特委领导。(5)仲良同志已于昨天动身来庆，请和他详细具体筹划，争取在最短期间出动。”⑤ 　　按照习仲勋的指示，陇南特委充实了陇南游击队力量，共有178人。此后，甘肃工委相继建立了平西游击队和平华游击队。平西游击队，马思义任司令员，陈致中任政委，共119人；平华游击队，段全才任队长，张可夫任政委，共54人。各游击武装队伍加紧训练，随时准备向陇南出动。 　　这时，中原解放军主力刚到陕南一带，胡宗南部正准备以主力19个旅约15．5万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为了牵制敌人，便于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部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并配合陕甘宁边区粉碎胡宗南部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三五九旅离开陕南继续北上，在陇南建立游击根据地。8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即在两当、徽县一带分散游击，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五师及粉碎蒋介石向整个解放区进攻，帮助必大。对于将来我军向南发展则是一准备步骤。” 　　8月16日，三五九旅不顾长途转战极度疲劳，分兵两路向陇南地区转进。但在国民党军的重兵进攻和包围下，三五九旅难以在陕南和陇南立足，遂决定向陕甘宁边区兼程前进。国民党胡宗南部发觉了三五九旅北返意图之后，迅即调运整编三十八师至陇县一带，以二十八旅、八十四旅、一三五旅、一旅、一二三旅、一四四旅、个二旅等部19个团的兵力，企图聚歼我三五九旅于千阳、陇县地区。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阴谋，从8月19日起，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经三天两夜以350里之急行军，与敌人作战5次，突破了敌一二三旅、十二旅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追堵，由宝鸡、凤县间通过了川陕公路，越过了渭河与陇海铁路。因三五九旅行动迅速，胡宗南又急调整编七十六师之一四四旅和九十师之六十一旅的一个团在陇县堵截。 　　为了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连续向习仲勋写信，要求他做好接应的一切工作。据习仲勋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⑥ 　　8月19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或栒正地区。王来两电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立即部署力量，接应三五九旅。8月22日，习仲勋致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张仲良，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甘肃工委书记朱敏，警备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郭炳坤等，全面部署了接应工作：“(1)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即出动，不要迟延。(2)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都要精干，非战斗人员尽量减少。(3)派出部队经费拓夫即有电批发。但财物不要一次带的太多，以带两个月的为宜。(4)王震部今日已入陇县境，二十六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你们要做的事请赶快做，一切都要配合这个情况。(5)派出去各地区的组织与人事均同意你们的配备。但周仁山一时间不能调来。(6)边境即需派出数股小部队以连为单位在碉堡线附近活动扰乱与牵制敌人，联司即将有电令发出，望就近督促立即执行。”⑦ 　　8月22日夜，三五九旅的安危牵挂着毛泽东的心，他又致信习仲勋：“长武、邠县、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处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即告。” 　　8月23日，习仲勋将有关敌情及陕甘宁边区新四旅、教导旅分左右两翼出击的方案报告毛泽东。 　　当天，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勋：“来示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告关中分区，栒邑以东不去扰击；宁县正宁及陇东分区各部则照计划办理。”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8月24日，习仲勋又致电张仲良等：“王震部现已进至陇清交界，拟继续北上，亟需沿陕甘交界及泾、渭之间地方武装配合，并进行有力策应，你们拟派出之武装和人员，千万迅即派出，以免坐失良机。并告前进及当地同志，设法与王联系并尽力协助之。”⑧ 　　习仲勋的指示下达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四旅主力为左翼兵团，迅速集结于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一线，在长武一线突破敌人的封锁；警备三旅为右翼兵团集结于陇东分区的镇原一带，在平凉、泾川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发起“迎王战役”。新四旅在宁县良平与胡宗南部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展开激战，警备三旅在镇原屯字镇、太平镇、黑渠口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为三五九旅进入边区清扫了障碍。与此同时，以一部兵力组成若干游击队，分散游击活动于栒邑山区，以迷惑敌人；另组织了三个武工队，深入麟游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也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做好接应三五九旅的各项准备工作。陇东分区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县迅速做好迎接三五九旅的各项支前工作，并动员妇女为三五九旅做军鞋8500双。在新四旅为迎接三五九旅所进行的平子战斗中，新宁县政府动员群众全力支援战斗。他们在金村、九岘、石鼓等地设立了5个兵站，筹备了粮食275石，并准备了充足的饲草，还在战场附近设立了一所临时野战医院，治疗伤病员170余名。在平子战斗中，新宁县有2000余人为部队当向导，并承担了救护伤员、运送弹药、配合作战的任务，出动担架250副。当地政府还组织妇女为部队做军鞋1000余双。战场附近的米桥、良平、平子一带有100余人为配合部队作战，捐献了老牛车80辆，麦草8万斤，用以填充敌挖掘的宽3丈、深2丈的外围战壕。在陇东人民的支援下，新四旅歼敌600余人，摧毁了敌人在山河、平子、米桥一线的军事防线，掩护了三五九旅进入边区。 　　8月27日，三五九旅及所属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在边区右翼兵团警备三旅等部的掩护下，进入陇东解放区，在镇原屯字镇与警备三旅胜利会师。月底，三五九旅另一部也在边区左翼兵团新四旅掩护下，到达正宁宫河一带。9月3日，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从平凉以西越过西兰公路，到达马渠，进入镇原解放区。至此，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的任务胜利完成。三五九旅进入镇原后，部队已十分疲劳。当时，三五九旅由中原突围时的5000余人，减少到1800余人，⑨战士们两个多月没有理发，刮胡子，时令已交9月，还穿着短裤，见到迎接自己的边区亲人，三五九旅战士们没有一个不流泪，他们和边区军民相互拥抱，述说着中原突围后几个月来寻找亲人的艰辛困苦。 　　三五九旅到达陇东解放区后，8月29日，毛泽东极为欣慰，又写信给习仲勋：“王震部主力已到边区，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对陇东分区接待三五九旅的具体工作作了部署。在习仲勋的指示下，陇东分区备级党政组织积极行动起来。8月29日，陇东分区专署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在三五九旅所必经的镇原、庆阳、合水三县保证供给三五九旅所需之粮食、草料，动员群众送菜、送粮、送水果，保证食宿。镇原县委和县政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和陇东分区的布置，动员群众给三五九旅战士做饭烧水、洗衣洗脚，理发刮胡子，并迅速发动群众赶缝了一些衣服，给战士们换上。在屯字镇，王震旅长给三五九旅全体将士讲了话。他说：“我们已经胜利地回到了边区，大家鼓起精神，甩掉棍子，回延安!”⑩三五九旅在镇原屯字镇稍作休整后，即挥师东进，渡过了蒲河。随后即向庆阳进发。庆阳县城人民闻讯，冒着大雨，扶老携幼，敲锣打鼓，携带慰劳品到十里之外迎接三五九旅到来。 　　三五九旅到达陇东解放区，使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他们酝酿着向陇东的进攻。9月1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一)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以筹划，并见告。(二)我军出至封锁线外占领多少地方，消灭多少敌人，缴枪多少，正宁、宁县、镇原一线碉堡线是否已完全攻破，或尚余多少，请饬人绘图附说送我为盼。” 　　习仲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并将边区敌我形势及我军作战方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还命令陕甘宁边区部队派专人绘制地图和文字说明上报毛泽东。 　　9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勋：“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命令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警备三旅、新四旅、教导旅等部队积极备战。三五九旅离开镇原屯字镇后，警备三旅奉命仍留在太平镇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在三五九旅走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军一千团进攻太平镇，被警备三旅击溃，俘敌甚多，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警备三旅在完成了阻击任务后，才离开太平镇。 　　三五九旅在陇东分区首府庆阳县城休整了半个月。在这期间，陇东解放区的乡亲们拉着羊，抱着西瓜，带着慰问品，络绎不绝地前来慰问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庆阳县人民为三五九旅捐献了16．9万斤麦面，4085石小麦，1320只猪、羊、鸡，14782斤蔬菜，4250双鞋，107890斤柴草。在陇东解放区人民的热情关照下，三五九旅将士们的体力很快得到了恢复。之后，三五九旅从庆阳出发，经合水，于9月17日回到了延安。习仲勋、林伯渠等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到延安十里铺迎接三五九旅。毛泽东也在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三五九旅南下将士。9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三五九旅胜利归来》的社论，号召边区军民学习三五九旅艰苦卓绝英勇战斗的伟大精神，准备迎击蒋介石的任何进攻。 　　三五九旅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就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的行动“于牵制我兵力，影响主力之作战实大。”(12) 　　二、指导甘肃的敌后工作 　　为了开展甘肃的敌后斗争，建立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支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习仲勋领导西北局成功地开展了甘肃的敌后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甘肃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动员令”后，甘肃国统区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国民党大肆惨杀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还出于内战的需要，大肆向人民征粮征款，派兵抓丁，给甘肃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仅1947年，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征粮的正税有26种，额外捐款23种，临时摊派苛捐杂税77种，合计捐税达126种之多。国民党在兰州市征丁时，以马代丁，购马3100匹，耗资30万银元，全部摊派到人民身上。 　　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激起了爱国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国统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兰州大学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遭到国民党第二十二团宪兵的阻止。与此同时，兰州被服厂、西北毛纺厂、兰州报社印刷厂等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了冲突。 　　为了开展党在甘肃敌后的斗争，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加强了甘肃党组织的建设。中共甘肃工委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西北最早恢复的组织。1945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西北局决定重新建立中共甘肃工委，由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甘肃工委书记。1946年3月，习仲勋和西北局派孙作宾、葛曼、丁志明等由延安回到庆阳，参与甘肃工委的领导工作，孙作宾任副书记，陈成义、陆为公、葛曼、丁志明为委员，加强了甘肃工委的工作。中共甘肃工委机关驻庆阳，负责领导甘肃、宁夏两省白区党的工作，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等4科，分别由陈成义、陆为公、丁志明、薛浩平担任科长。 　　1946年6月，为了迅速推动党在甘肃工作的发展，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局向甘肃各级党组织发出《对目前国民党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工委紧急行动起来，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以配合保卫陕甘宁边区。7月24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局扩大会议，研究了甘肃工作，习仲勋、张德生、马文瑞、孙作宾、范明、严克伦、胡达民等出席子会议。会议指出：“目前全国内战正发展，在此局势下国民党区工作应采取发展的方针，并在有战略意义的和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根据地。甘肃工作半年以来一般说有其成绩，但按目前局势要求，则还需大大努力。”“在新的时期中，在西北国民党区搞武装仍有其重要的意义……适合将来发展的目的。甘肃工作中，搞武装、搞若干根据地是中心问题，不可忽视。”会议还根据甘肃的具体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工作方针。对于陇南的工作，会议根据这一地区有发展武装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条件，提出“甘肃工作目前的方针，应是在陇南地区发展武装，准备建立根据地，长成强大的党的群众和军事的力量。”对于一般地区及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抓紧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派干部去有计划的开展建党工作，在社会各阶层中活动，以至准备武装工作。”并告诫甘肃的各级党组织说，“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尽量求隐蔽，多作合法斗争。”对于靠近陇东解放区的边境地区的工作，会议提出：“党要搞秘密武装，以非法武装斗争与公开合法斗争配合。”并要“准备配合保卫边区的战争，在一定时机下起义，配合我军解放本地区。” 　　这次西北局会议分析了甘肃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了中共甘肃工委的任务，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措施，指明了甘肃工作的发展方向，对于甘肃的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9月，习仲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相继从边区派出陇南游击队、平西游击队、华平游击队等三支武装队伍，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配合三五九旅，开辟敌后根据地。9月3日，陇南游击队和平西游击队从环县庙儿掌出发，向敌后进军。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部队，陇南特工委和平西工委成立了临时指挥部，马思义任司令员，孙作宾任政委。陇南游击队和平西游击队离开陇东解放区后，向西南前进，到达固原境内的头营、三营一带，在此歼灭敌人的一个数十人的保安队，然后分兵两路，陇南特委率领陇南游击队继续向南，进入六盘山区，平西工委率领平西游击队留在原地活动。 　　陇南游击队越过西兰公路，于9月8日到达隆德附近。这时，敌军发现了我军的行动，遂派平凉保安团赶来堵截，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陇南游击队冲破敌人的围攻，到达泾源附近，这时平西工委率领平西游击队赶来增援，两支队伍又重新会合，后继续前进。当我军到达泾源、平凉交界的老龙潭一带时，陷入敌人的重兵合围，经过3天激烈的战斗，我军突出了重围，但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平西工委委员魏子义和电台台长英勇牺牲，电台丢失，与西北局的联系陷于中断。 　　面对这一情况，9月11日夜，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在大关山顶召开了会议，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在远离边区，与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失去联系，部队目标暴露的情况下，盲目前进有较大的危险性，遂决定返回边区。随后，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越过米岗山，跨过西兰公路，回到了边区的环县庙儿掌。 　　在此前后，华平游击队也在华平工委的率领下，从镇原孟坝出发，先后经镇原的惠家沟门，平凉张家河、关家雅河等地，到达华亭县境内的海龙山。在这里与优势的敌人遭遇，战斗中副政委黄鼎牺牲。后来，华平游击队也撤回了边区。 　　陇南特委、平西工委、华平工委领导各自的游击队向敌后开展的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达到开辟甘肃敌后根据地目的，但为以后的甘肃党的力量的发展和敌后武装斗争的开展，作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准备。 　　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犯的形势下，12月8日至15日，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讨论甘肃的工作。在这次会议印发的《西北局讨论甘肃二工作的记录》中，明确指出了甘肃工作的意义：“保卫边区，打垮胡宗南，解放西北，这是今天西北党的任务，而甘肃在西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甘肃工作的好坏，对党解放西北的任务来说，其作用非常大。因此，西北局要求在甘肃工作的全体干部党员，重视这种工作，并为甘肃及西北人民的解放，积极坚决的进行奋斗。”会议还规定了党在甘肃工作的总方针：“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关于甘肃工作的具体任务，会议提出了陇南地区、陇东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具体工作方针，并提出了实现这些任务的5项措施。会议号召“甘肃所属全体干部和党员积极紧张起来，深入地了解各种情况，具体细致地布置各项工作，争取在三几个月以内，打下开展陇南等地游击战争的基础。”会议决定调整甘肃工委的领导人员，朱敏调任三边地委副书记，孙作宾接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12) 　　习仲勋主持的这次西北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了5个月来甘肃的工作，指出了甘肃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甘肃工作发展的方针、任务和措施，大大加快了甘肃工作发展的步伐。 　　1947年2月19日至25日，在习仲勋的指示下，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召开统战部长会议。会前，习仲勋专门对这次会议的研究的重点和任务作了指示。2月13日，习仲勋在致李合邦等的电报中指出：“统战部长会议，请着重将镇原平凉及其东南各县工作，详细讨论具体布置，好好总结十八保经验，研究如何开展两面政权，准备武装力量，建立城镇内应工作，发展党员，加强党员教育和活动，开展对外侦察及宣传攻势等问题，务于一月内能有新的进展，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13)这次统战部长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措施。在此之后，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又陆续派出了大批干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恢复了原有党员的组织联系，发展了新生力量，逐渐打开了甘肃工作的局面。 　　为开展陇南工作，习仲勋和西北局先后派出高健君、司国权、苏星等同志前往徽县开展工作，努力贯彻西北局指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徽县工委，吴治国任书记。到1948年初，在天水、西和、秦安、成县、康县、两当、甘谷、武山、礼县、清水等县建立了基层党支部132个，党员约2000余人。 　　对于陇东边境地区，甘肃工委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在与陇东解放区环县、庆阳、镇原、宁县等县域邻近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建立党的组织。宁县工委划归甘肃工委后，甘肃工委调整了宁县工委领导机构，先后由李科、刘永培任工委书记，潘国亚、万青山先后任副书记，加强了力量，领导武工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甘肃工委建立了中共海固工委，丁志明任书记。甘肃工委还建立了中共华平工委，张可夫任书记。华平工委积极在泾川、崇信、平凉、华亭、隆德、静宁、固原等地开展活动，使党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平凉、镇固、华亭、崇信等4个工委和1个直属工委，并建立了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武装，初步开展了游击战争。 　　对于兰州地区，习仲勋和西北局先后派出罗杨实、苏星、葛曼等骨干到兰州，与原在兰州的地下党员吴鸿宾、张一悟、陆善亭、梁朝荣、杨春霖、王新潮等人取得了联系，积极活动，逐渐打开了兰州地区的工作局面，恢复了党的组织，发展了新党员，陆续建立了一些党的基层支部。除市区外，兰州组织还在郊区的榆中金家崖、皋兰石洞寺等地的农民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开展农村工作。这个时期，兰州党组织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国民党政权中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如许青琪、史鼎新、魏自愚、周服之、陈本身、杨子实等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后来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于陇右地区，习仲勋和西北局先后派高健君、牙含章、万良才、肖焕章、毛得功等陆续前往陇右一带开展工作，与甘南民变失败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郭化如、肋巴佛、杨右柏、夏尚忠等人取得了联系，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陇右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核心，组建了陇右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陇渭支部，郭化如任书记。中共陇渭支部在参加过甘南民变的贫苦农民和斗争骨干中发展党员，组成了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1947年8月，中共陇渭工委成立，高健君任书记。 　　甘肃聚集着回、藏、东乡、保安、撒拉等多个少数民族，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党的工作是甘肃工委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工作的发展，1947年6月，按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甘肃工委召开了回民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甘肃回民工作问题》和《回民自治纲领草案》，推动党在张家川、徽县和临夏等地回民工作的开展。 　　在甘肃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得到初步发展后，习仲勋指示甘肃工委采取措施，选调和训练干部，进一步加强党和武装组织的建设。1947年9月5日，习仲勋和西北局致电指示陇东地委：“我主力不久将向甘境出击，甘肃党应及早派干部分别出去加强各地工作领导，准备配合我军行动，并请准备二百干部作新区工作，望地委及工委专门讨论一次，并将布置与甘境情况报来。”(14)12月1日，习仲勋等致电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1)俭电悉。陇东工作问题张李在此曾作深刻检讨，已嘱合邦将此次土地会议精神带回去领导全党彻底检讨。望和地委各同志秉此精神努力。(2)成立教导队，很好；从平东挑选好的贫雇农进来训练，尤有必要，不但平东应如此，甘肃其他地区亦应先调一批同志进来训练，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和将来新解放区的干部。训练内容主要应是游击战术和基本技术(投弹、射击、爆破)，至于制式训练等则无必要，更应教会他们作群众工作，弄懂游击战就是群众运动的思想，拿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解放军宣言、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好好进行政治教育，这是最基本的。”(15) 　　1948年10月19日，习仲勋和西北局再次调整了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人员，决定由孙作宾、陈成义、黎光、李培福、徐国珍5人为委员，组成甘肃工委，孙作宾任书记。11月13日，习仲勋和西北局再次发出《对甘肃工作指示》，认为：“甘肃工作最近一年来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陇渭工作有很大的开展，该地区基本上实行了党与民变基础相结合和党员掌握武装的正确方针。今后工作应以陇渭工作为基础，向南、向西发展，大大加强陇南工作，并向河州回民区发展。”同时，习仲勋和西北局也指出了甘肃党的工作的不足：“陇南及海固工作进展缓慢，主要由于工委领导重视不够。”为了加强上述地区的工作，习仲勋和西北局决定“调高健君负责陇南工作，赵崇德负责海固工作，陈致中负责陇渭工作。”同时，西北局还对“加强城市工作”、“积极进行党的发展与教育工作”、学习“陇渭武装斗争的经验”、“反对工作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指示。(16) 　　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力量加强后，坚决执行习仲勋和西北局制定的工作方针，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的力量，组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为甘肃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中共甘肃工委取得了新的进展。新建立的陇南工委，仅在半年时间里，便建立县工委5个、区工委8个、党支部538个，有党员4300余名(17)到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甘肃前夕，中共甘肃工委已在42个县市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陇右工委、平东工委、陇南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宁县工委等直属工委及16个县级工委，30个区级工委，130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最多时发展到1．6万余人。 　　这一时期，中共甘肃工委根据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将开展地下武装斗争作为甘肃党的工作的中心环节，组建了一大批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活跃于敌后。中共陇南工委、中共平东工委、中共宁县工委等都建立了游击队，有的发展到数千人。这些武装力量在掩护各地党组织，护送进步青年进边区，歼灭小股敌特，破坏敌人交通，袭扰敌人，打击国民党地方团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作战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地下党组织根据习仲勋和西北局关于“农村统战关系以乡镇长为主”的指示，大力开展红村子运动和组建两面政权、两面武装的工作，将国民党乡镇政权和自卫武装改造成为名为国民党，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和武装。如甘肃的中共陇右工委就掌握了国民党会川、渭原等县的自卫队及当地60％的乡村政权，为以后这些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地下党组织还根据习仲勋等的指示：“同甘肃地方派上层多数建立来往以至掌握”，“对统战关系态度要诚恳，又要警惕，不要要求过高”的精神，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国民党阵营中的爱国官兵和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站到人民一边。各地党组织将抄收和印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与新华社的消息，通过邮寄、投递、张贴等多种方式，送到一些上层人士手中，使他们了解了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促使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地下党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批原国民党阵营内的爱国人士投向了人民阵营。在甘肃，国民党西北行辕中将参谋史鼎新、甘肃保安副司令周初祥、天水专员高增级、平凉保安副司令任谦等，都毅然脱离国民党阵营。 　　甘肃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有力地支持了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分化瓦解了敌人，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向国统区进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加速甘肃的解放，习仲勋和西北局又发出了《目前甘肃工作的指示》，指出：“解放军不久即将向甘肃进军，甘肃一部和大部之迅速解放已很逼近，甘肃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陇南、平凉甚至陇渭、皋榆等地准备迎接全面解放。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甘肃可分为三类地区，即陇南平凉等很快即可解放地区，皋榆等稍后即将解放地区和河西等尚需相当时间才能解放而中共尚无工作基础地区。”“工委对此三类地区应分别先后缓急，有重点的，都不放松的具体领导。”指示认为：“两年来甘肃党积极发展组织与开展武装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陇渭、陇南等地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目前形势已使敌区工作由农村为主，长期隐蔽建立个别据点，一点一点进行工作的环境，进入由乡村到城市全面开展工作的新环境。”在这种形势下，习仲勋和西北局向甘肃党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加强城市工作”，“武装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还要求甘肃工委加强工委本身工作”，加强对所属各工委及敌区情况有系统的研究了解和进行及时具体的指导。”(18) 　　按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甘肃各级地下党组织加强了武装力量的建设。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陇右人民游击队由100余人发展成为一支下辖6个中队、2个独立营、1个回民支队和各县游击队约3000余人的革命武装。中共平东工委、陇南工委、海固工委也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武装力量，开始建立小块根据地。在解放大军尚未到来之前，陇右人民游击队积极开展敌伪政权的接收和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工作。在陇右地区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陇右人民游击队先后解放了陇西、渭源等县城，为解放军进入这一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甘肃党组织还为配合解放军作战，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收集工作。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情报，编印了《甘肃敌兵力调查》、《甘肃工业、政治情况及国民党在甘肃的组织活动概况》、《陇东地区敌地方武装调查》等，以及兰州、天水、西峰、平凉、陇西等重要城镇的地图，详细标明了敌人兵力部署、仓库位置、交通道路等内容，方便了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兰州市的地下党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入敌军南山几个阵地侦察，把地图巧妙地送到解放军手里，为解放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针对甘肃多民族的特点，甘肃党组织编写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回民问题的一般简况》、《甘肃番民概况》等资料，为解放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及后来人民政权制订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甘肃党组织各地的党组织积极在国民党统治区充分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的进攻作战。在农村，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在城市发动工人、学生进行护厂、护校斗争。1949年，国民党甘肃政府主席郭寄峤，企图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以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在中共皋榆工委的领导下，兰州人民掀起了反对郭寄峤运动。3月29日，兰州市的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大、中专学校学生涌向城区，举行游行示威，在街头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政府压榨群众的罪行。学生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反动政府只得宣布暂缓发行“建设公债”，斗争取得了胜利。甘肃各地人民的斗争，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进军。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党组织还按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开展了民族工作。临夏、甘南等地的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8月19日，当人民解放军渡过洮河，向康乐进发时，中共康乐县的地下组织，耐心细致地开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说服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康乐境内后，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一些被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的官兵主动放下了武器，使康乐实现了和平解放。21日，当人民解放军向临夏进发时，临夏的党组织积极宜传党的民族政策，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消除民族隔阂。地下党员拜学忠邀集了当地回汉族名流在南关清真大寺开会，协商迎接解放军事宜，公推回汉族4位老人，渡过大夏河，前往回回崖迎接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到达河滩关时，受到了临夏回汉群众数百人的夹道欢迎。在甘南，地下党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对藏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取得了成效，为后来甘南的和平解放准备了条件。 　　1949年7月26日。在甘肃大部地区获得解放的形势下，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甘肃行署、甘肃省军区，张德江任省委书记，王世泰任行署主任。至此，甘肃工委胜利完成了习仲勋和西北局交给的光荣任务。甘肃的历史掀启了新的一页。 　　三、正确开展土改工作 　　习仲勋在西北局工作期间，根据边区的实际，正确地领导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共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各解放区必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除继续坚持减租外，应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里，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削弱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开始向消灭封建制度的分配土地阶段转变。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迅速展开。 　　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并结合边区的土地问题的实际现状，经过认真思考，于7月21日签发了西北局关于减租和查田的指示。这个指示从边区的实际出发，正确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的庆阳、镇原、合水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达到彻底减租。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指示还说，边区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在内战时期曾经分配了土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已解决，但地权纠纷及少数重租剥削现象还存在，应即进行土地登记，解决纠纷，确定地权和贯彻执行土地租赁条例中减租率的规定。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派出了3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三边，帮助当地开展查减工作。 　　9月，边区各地在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赁问题的同时，开始试办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工作。边区土地改革工作步入了新阶段。 　　12月，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该草案规定，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50％。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1倍。富农土地不得征购。 　　在试办征购的过程中，习仲勋和西北局及时总结并推广了庆阳县王家塬乡的成功经验。王家塬乡的主要经验是：在征购地主土地前，充分发动农民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清算斗争，打掉地主的威风气焰，使农民看到自己的力量，然后由群众讨论地主的地征不征、征多少留多少、地价定多少等重大问题，再实施征购，由农民分地、丈量土地，地主写约，结果所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 　　根据这些经验，习仲勋和西北局于1947年1月24日发出指示：土地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其具体做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赎买。土地征购的过程实质就是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农村中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前从未分配过土地的370多个乡，经过发动群众深入查租减租，在清算的基础上用地主土地清偿对农民的欠债，共有120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在榆横新区，习仲勋和西北局普遍实行了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活动，对个别群众痛恨的恶霸进行了清算。     　　中共中央对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的做法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的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3月，由于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土地改革被迫中止。后来，当胡宗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土地改革才又重新全面展开。 　　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开展整党工作的决议。 　　西北局义合会议结束后，陕甘宁边区的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同封建剥削阶级作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一种“左”的思想情绪也日益抬头，滋生蔓延。有些地方片面宣传所谓“贫雇农路线”、“彻底打乱平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采取许多过火的做法。各地程度不等都出现了“左”的偏差，有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如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严重混乱，许多无剥削行为或有轻微剥削行为的劳动农民被错定为地主富农，随意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有的地方划成分只看铺摊大小、财产多少或生活好坏，在筷子里选旗杆，或把成分已经转化的旧地主旧富农重新拉出来斗争；使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受到严重侵犯。连一些中农也被触动，遭到冷遇和排斥；集镇、县城的许多工商业者被斗，其店铺作坊资产被没收分配；对地主富农不给生活出路，挖底财，分浮财，扫地出门；普遍使用肉刑，乱打乱斗，乃至乱杀人，逼死人。一些坏人乘机兴风作浪，搞报复干坏事，借口“打破旧框框”和“反对走旧干部路线”，完全撇开原有基层党政组织，党员、干部不分好坏一律“超越”，或统统搬开，或挨个斗争，一些农村党支部基本瘫痪；社会秩序产生混乱，生产活动无法进行。 　　“左”倾错误造成某些地方农村阶级阵线严重混乱，使贫雇农感到孤立，广大中农及其他许多应当团结争取的人民受到侵犯和打击，基层干部党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对解放区的稳定与生产建设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如葭县城关群众总结说：“贫雇农在外独跳哩，中农关门在家睡觉哩，地主富农逼得寻死上吊哩。”(19)清涧县勤劳致富的老贫农黄中金也痛心地说：“冤枉冤枉真冤枉，屈了我生产好劳动，……吃穿二字均节省，几年节成了新富农，帮助国家打胜仗，他们计划把我斗，斗了我生产好劳动，我一觉睡到大天明。”(20) 　　这时，陕甘宁边区保卫战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为了具体考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继续行军转战的途中，从葭县到米脂杨家沟，坚持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了解到杨家沟贫农团将一个地主婆吊打的情况后，当天召开了当地乡干部和贫农团负责人会议，亲自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为了更好地指导各方面的工作，积极准备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28日在杨家沟召开了会议，即十二月会议。这是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共19人。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三大经济纲领，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指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方针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谈到西北的工作，充分肯定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的巨大成就，认为两边区政治领导比较成熟，比过去更满意，更有希望，同时也指出两区土改整党中产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各地批评了右的错误，于是反封建斗争在农村蓬勃开展起来，其主流是好的，但在主流东去时也卷起几个浪花，如有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损害了工商业，有的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甚至还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他要求全党加强政策观念，牢固树立起团结和争取90％以上的人的思想，维护主流，反掉浪花，使老区的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必要的保障。他对西北解放区寄予厚望，指出西北已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在内线打破胡宗南的进攻并迫使他转入防御，今后则要把陕甘宁晋绥变成我们的巩固后方，更有力地支援前线，为今后解决大西北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的负责人认真总结两区的工作，并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表示，回去以后要迅速传达贯彻这次会议决定和毛泽东的重要报告，继续努力，发扬成绩，纠正偏差，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坚决完成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 　　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把习仲勋叫到自己的住处，让他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征求了习仲勋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见解，他勉励习仲勋要认真学习理论。毛泽东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毛泽东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毛泽东的教诲使习仲勋感到温暖，也使他心里亮堂了。(21)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习仲勋立即赶赴米脂、绥德、子洲等地，传达毛泽东的报告，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工作。1948年1月2日，他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和各县土改工作团党员200余名开会，详细宣讲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用好，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研究政策，掌握政策。他紧密联系边区工作的实际，指出在土改中只有正确分析农村阶级，才能正确地对待各阶级。划定阶级成分必须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以及与占有生产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为依据，当前尤应注意纠正把中农搞成富农等过“左”的偏向。鉴于“胡祸”而后天灾给边区造成空前严重的大饥荒，他强调，各地必须把土改与救灾紧密结合起来，重灾区应立即停止土改，全力救灾。在此期间，习仲勋针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接连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分区、各县党政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制止并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行为，把土地改革尽快引到党中央所确立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1月4日，习仲勋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他正确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慌恐。”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的。”1月9日，毛泽东回复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22) 　　1月15日至16日，西北局召开会议，由习仲勋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并报告在绥德分区视察情况。全体与会者认真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重要报告，深入研究如何把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及各项政策原则在边区具体化，确定土改、整党、救灾、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实施步骤和方法。17日，西北局举行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和西北局的有关决定。习仲勋在会上再次号召全区党员干部认真深入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武装思想，指导工作。他严肃地指出，通过战争和土改，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甚至部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较低，政策策略观念差，对新鲜事物缺乏感觉，对实际运动也不分析研究，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或只凭老经验办事简单孤立盲目地去做工作，包办代替，尾巴主义，宁“左”勿右，急于求成，结果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了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所以，广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重视学习革命理论，相互注意研究政策和策略，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持久地开展一场新的学习运动，以适应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 　　1月19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去电，习仲勋在电文中报告说：“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在电文中，还对老区阶级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有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因之，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1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的来电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的形者，务须密切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用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23) 　　此后，纠‘左’纠偏已经成为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的关键环节与首要任务。习仲勋和西北局明确地指出：‘左’的倾向集中表现在：错误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甚至有意提高成分去分果实，乱找斗争对象，把劳动者订成剥削分子，普遍使用肉刑，逼死人打死人，乱没收财物，破坏工商业，把基层干部党员一概排斥在群众队伍之外，对军干属也不加任何区别照顾地乱斗，甚至扫地出门，对坏人的胡作非为不加制止，以致在农村引起严重的浪费和破坏恐慌逃跑等不正常现象。习仲勋要求各级党机关和土改工作团切实负起责任，加强领导，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去纠‘左’纠偏，并指出纠‘左’的关键在干部，各地领导干部要首先打通思想，带个好头。 　　习仲勋还认真研究了各地土改产生‘左’倾偏差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干部在工作脱离了实际，主观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所造成的。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开展了对边去农村土地实际状况调查研究。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陕甘宁边区基本区(即老去和半老区)的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延属、三边、陇东及绥德、关中两分区一部分，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解放区，总人口约75万。这些地方的土地问题早已解决，封建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现在仅有若干漏划的地主富农及个别原来的地主和富农非法收回业已分配出去的土地，定边、曲子等少数地区也有分地不够彻底的地方。此外，一些地广人稀地区的移民增加，需要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但不属于反封建性质的问题。另一类老解放区，包括绥德、关中两分区的部分地区及延属分区所属鄜县的一部分，总人口约45万。这些地区虽未进行过土地革命，但抗战以来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又经过清算和征购地主土地运动，所以土地也已大体分配。只是在征购时给地主留下较多较好的土地，一些富农的多余也从未动过，某些地方仍有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胡宗南军侵占期间有若干地主富农分子又夺占了群众的土地。还有一类是榆横半老区，人口约10万。该地区尽管解放较晚，但同样经过1946年冬到1947年春的减租、清算和土地改革斗争，其土地占有状况与长期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老区大体才相近。 　　习仲勋经过分析研究发现，上述三类地区都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通过历次的土地斗争和多年生产建设，其土地均大体平分，约50％左右土地的所有权业已转移，许多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所以中农已经成为农村中的最大阶层，一般都占40％—60％，个别村子甚至达到70％左右，其中约半数又属于贫雇农上升类型。他们是生产的主力军，又是战勤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在支持战争和社会经济生活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进一步发展成为富裕中农乃至新富农，而这既是减租减息以来长期鼓励的方向，又是现实的需要。如果再搞“彻底平分”，就必然会侵犯广大中农的利益，伤害他们的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脱离农民中的大多数。 　　第二，地主和旧式富农的数量一般很少，而且其大多数参加生产劳动已在5年以上。吴堡、清涧、子长等地，由于土地革命比较彻底，已无地主和旧富农。所以地富占农村户数8％、人口占总人口10％的概念在这些地区已不适用。倘若硬要按新解放区的比例数划定地富，就会把成分已经转化的旧地主旧富农，甚至把通过劳动致富的富裕中农和新式富农列为这次土改的斗争对象，必然会扩大打击面，也使其他劳动阶层恐慌不安，无心生产。 　　第三，由于大多数农民都拥有相当的土地，农村阶级矛盾一般不如新区那样尖锐激烈，这些地方的封建势力仅仅作为一种残余，已不在农村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一味追求“轰轰烈烈”的表面形式，盲目发动斗争，那就必然产生由少数人认为地制造斗争的现象，或让坏人钻了空子。过火行为只能让多数群众感到害怕，表示退缩。 　　第四，真正无地少地的农户，一般只占当地总农户的25％以下。原有的贫雇农经济状况维持不变的为数很少。现有贫雇农中的多数，都不是因封建剥削关系而造成的，情况相当复杂。所以这些地方组织贫农团，一般人数较少，有威信有能力的骨干不多，以致很容易让坏分子、二流子混进来甚至篡了权，由这些人领头搞平分没有不出乱子的。因此，决不能把贫雇农领导搞成形式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人为地和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一切，而应注意发挥中农、特别是新中农的骨干作用，由贫农和中农里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参加农会及基层政权的领导工作。土地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要进一步富裕，仍须积极引导农民不断发展生产，凭劳动发家致富。在前一段土改工作中，正是因为对边区土地阶级现状缺乏具体分析，忽视了老区半老区的固有特点，使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犯了“左”倾错误。(24) 　　2月6日，毛泽东将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三种不同情况的地区，在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的初步意见电告李井泉、习仲勋，征求他们的意见。2月8日，习仲勋第三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去电，认为：“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我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少的地方(在陕甘宁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有贫雇农)，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农同意下，吸收其当选农会会长。政府村乡长，主要的吸收中农中公正积极分子做这些工作(因有很多中农就是以前的贫雇农)，老区的农会及政府委员会中，必须有贫农地位，以其三分之一为适宜。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否则，将会发生农村工作的混乱。”(25) 　　在这期间，习仲勋还专程赴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杨家沟请示汇报，磋商大计。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和西北局负责同志反复研究，深思熟虑，郑重决定将“抽补调剂”作为边区今后土改的指导方针。即针对老区半老区土地早已大体平分而某些地富仍占有较多较好土地的情况，一般应以村为单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分配给少地和地不好的农民，清查没收漏划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以及以多报少的黑地、公地、庙地、学田、绝门地等，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彻底纠正以往分地中的不公现象，通过适当抽补调剂，达到基本持平的目的；即使在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少数地区，一般也不再采用打乱平分的办法，而是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抽补调剂，以减轻社会震动，安定人心，促进生产，既能较好地解决土地问题，又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基本群众。由于抽补调剂方针完全切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因而立即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3月以后，针对少数地方纠“左”仍不彻底的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局又连续发布指示，要求这类地区应继续做好复查纠偏工作，不能说因春耕已到而中止，必须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认真清理完毕，真正落实政策，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劳动，努力生产。于是，清涧等县纷纷派出小型工作组，由县级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当地农民的劳动情绪随之迅速恢复，稳步提高。 　　习仲勋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亲自到绥德调查，及时总结和推广黄家川村土改经验。 　　黄家川村在绥德县义合区三乡，属于老解放区。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进入该村后，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共同进行调查研究，终于批准本村存在的土地问题，然后既积极引导贫雇农，又重视做中农的思想工作，把他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一块商议如何调剂土地。经过反复酝酿和充分协商，最后决定把各家占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相结合，制定出按人口平均产量为标准并适当照顾贫苦老弱残废的抽补方案，主要动用地主的超出土地与公地，不足部分再动员极个别中农真心自愿献出的少量土地，合理兑换远近地和调剂园地。分配方案张榜公布，再提交全村群众大会复审通过后执行，其结果，不仅较好地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同时又巩固地团结了全体中农。全村各阶层群众都表示满意，劳动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去。 　　习仲勋将黄家川村土改经验的有关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新华社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于2月28日全文播发了这条电讯。3月12日，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老区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与其他两个材料汇集在一起，亲笔批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毛泽东还说：“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26)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在习仲勋的不懈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得以纠正。到1948年4月，已在492个乡近60万人口的地区(约占老区半老区总乡数的一半，总人口的一半)调剂土地约90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 　　四、开展整党运动，加强党的建设 　　习仲勋在担任西北局书记期间，领导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开展了整党运动，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无论是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或经过减租的地区，都是有长期斗争历史的。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党组织，斗争历史最久，经验最丰富，它们都在战争、支前、生产和土地改革中，领导群众斗争，获得了显著的成效。1947年3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后，陕甘宁边区党的各级组织紧紧依靠边区人民，浴血奋战，以少胜多，取得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巨大胜利。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也暴露出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少数党员缺乏斗志，怯敌怕战，退却逃跑，敌我不分，包庇反革命，打骂群众，强迫命令；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也混进了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边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妨碍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习仲勋所指出的那样：“在战争与土地改革工作中，已经逐渐暴露出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着若干严重现象：许多地方，经过十年和平生活，满足于现状，阶级观念模糊，长时期群众工作薄弱，对敌斗争思想准备不足，党和政府组织内存在着作风不纯和某种程度上成分不纯，许多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军队中尚有军阀主义残余，使党的政策和统一领导不能很好贯彻，以致造成了工作中的不少损失。”(27)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的重大决策，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顿运动。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在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的分别主持下，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会议在部署土改工作的同时，严肃批评和纠正了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某些离开党的路线、方针的问题以及违反纪律的倾向；对于干部中出现的阶级观念模糊、对敌斗争不坚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予以揭露、批评和教育。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开展整党工作的决议。义合会议的召开，对于推进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义合会议后，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由于是同土改同步进行的，任务重，工作量大，区乡干部力量比较单薄。为了保证整党工工作的质量，边区、地、县三级党政组织都选派了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到乡村，帮助开展土改和整党工作。在边区的整党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始终按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开展工作，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给群众评议，对于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及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揭发和纠正得比较彻底。在组织整顿方面，着重解决放弃领导，不按政策原则办事和阶级成分不纯的问题；在思想作风整顿方面，在党员和党员干部中，着重纠正了缺乏胜利信心，缺乏革命斗志，不敢大胆地执行政策，阶级立场不稳，入党动机不纯，打骂群众，强迫命令，搞宗派，包庇坏人等问题。经过这次整党运动，党的队伍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习仲勋认为，义合会议的召开及有关整党工作决议的认真贯彻，对于陕甘宁边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习仲勋指出：“在最近半年内，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是：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著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这是与去年十一月间召开的义合会议分不开的。”他又说：“在这个会议上，彻底地将这些离开党的路线政策的严重现象和右倾思想揭发出来，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依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决定了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认真进行整党工作的方针，并在各地坚决执行，使党在思想上、工作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陕甘宁边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如果没有这个会议，会妨碍争取战争胜利。这个会议的缺点是，在土地改革工作问题上，没有按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工作方针，以及没有提醒大家防止‘左’的倾向。这些缺点曾使以后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28)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取得了伟大胜利，西北野战军已转入外线作战。这种大好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党运动，克服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25日发布《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利用秋冬季节，区分不同类型的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条件，有计划、有步骤、讲政策地完成有关各项任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习仲勋主持下，西北局于7月19日至8月5日在延安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学习讨论党中央指示，总结自义合会议以来的边区工作，研究部署农村整党等任务与工作步骤。鉴于战争已经稳定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边区失地基本收复并开始处于相对安定环境中，会议决定遵照党中央的统一安排，除新区和接敌区应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外，在基本地区(包括老区和半老区)配合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工作，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分期分批进行整顿。会议确定基本区农村党支部的整顿工作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各分区和县一般到年底应完成三分之一左右，在1949年春争取完成全部任务。会议规定整党的方针是整顿、发展和教育，即经过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党员与群众，采取党内外民主相结合的办法整顿基层党支部，以教育改造为主，把整党与发展新党员结合起来，在处理党员问题上必须坚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坚决把那些真正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严重违法乱纪而又不思悔改分子等坏人清洗出党。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关于土改整党的总结报告》，报告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党的状况，指出：“边区党是老党。领导过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抗战时期领导了十年和平建设，以人力物力支援了其他解放区；近一年多又领导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打退了胡宗南的进攻。这是在中央领导下，边区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努力、牺牲流血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有这些成绩并不等于党内没有问题了，今天无论在党的干部中间，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中间，都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即作风不纯和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 　　关于思想不纯的问题，习仲勋指出：陕甘宁边区成绩显著，“抗战初期，因得到中央直接的密切指导和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有不少干部却把它当作包袱，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全国各解放区都有飞跃发展，日新月异，边区在许多地方早已落在其他解放区的后面，但党里面那股骄气则远未曾认真克服。特别是打退胡敌进攻后，这股骄气又逐渐发展起来。” 　　关于成分不纯的问题，习仲勋指出：“由于党的领导机关长时期内忽视农村支部工作，很少发展新党员，很少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具体指导，成分不纯的问题也发生了。如不少支部出现一些蜕化分子或混进流氓分子，思想作风不纯则发展到极严重程度。如强迫命令、打骂人、耍私情、贪污腐化、压迫群众等。这些现象，已使农村党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真正起领导核心作用。”(29)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习仲勋提出开展认真的整党工作，必须从5个方面入手：1．整顿党的农村支部；2．对每个支部、党员都要做历史分析，掌握充分调查材料，听取各方面群众意见，反复研究，得出正确结论；3．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教育；4．建立强有力的支干会，选拔农村支部中最好的党员组成之，使之成为全支部团结的核心；5．改进和加强支部的领导。 　　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分区、各县先后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干部会议，传达习仲勋报告和西北局的有关决定的精神，搞通政策，统一思想，然后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在各级干部会议上，各级党的负责同志，都按照习仲勋的要求，说明正确开展工作的全部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明确划分开来，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到9月底，各地所有直接参加农村整党等工作的干部全部到达了乡村并开始投入工作。 　　陕甘宁边区这次农村整党工作的具体步骤是： 　　第一阶段，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由工作组分别召集乡党支部党员会议和群众会议，宣布整党的意义、政策和方法，正式公开党的组织。 　　第二阶段，党内继续开会，检讨支部工作和每个党员的表现，彻底揭露存在的各种问题，初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认识到错误何在及如何改正错误。 　　第三阶段，请党外群众选派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支部党员大会，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然后支部成员和党员依据群众的批评意见，先在党内会议上，接着再在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全体党员会议上做进一步的反省检查，表明态度，同时也允许他们解释或申辩，并继续征求党内外的批评意见。 　　第四阶段，党内开会慎重讨论和决定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意见，再同群众代表一起讨论这种处理办法是否得当，其后在召开有党内外群众参加的大会，由党支部总结工作，宣布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决定，大力表彰好的党员和干部，号召全体党员向他们学习。 　　第五阶段，及时将阶级异己分子、奸细分子、叛变投敌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洗出党的队伍，同时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的基础上，积极吸收那些业已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最后改选乡党支部，选拔思想好、作风正派、深得群众拥护爱戴的党员参加支部领导工作。 　　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正确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过整党，纯洁并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农村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党员干部积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的威信和号召力也大大增强，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坚强核心和战斗堡垒。不少优秀分子积极主动申请加入党组织。从陇东分区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元城、柔远、八珠、木钵、环城等5个土改区的情况来看，“新党员都是乡村中各种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乡村中的好干部。新党员的增加，使土改区党员在分布上和与总人口的比例上都发生了变化。如元城一乡有人口1600人，原有党员9人，占总人口的0.56％，新发展党员15人，现有党员占总人口的1.5％；柔远四乡有人口983人，原有党员35人，占总人口3％，新发展党员17人，现有党员占总人口5％；八珠四乡有人口1321人，原有党员22人，占总人口1.66％，新发展党员17人，现有党员占总人口2.8％。”(30)整党工作还推动了农村各项活动的开展。一大批优秀分子，被群众推选为人民代表，或参加了村、乡、区三级政权的领导工作，为恢复经济与支援战争而忘我工作，使陕甘宁边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① 转引自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宽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9页。 　　②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95页。 　　③ “习仲勋致李合邦、朱敏、孙作宾等电——创造陇南根据地工作布置”，《甘肃党史资料》第六辑。 　　④ “李合邦、朱敏、孙作宾关于组织武装向陇南地区活动问题致习仲勋等电”，《甘肃党史资料》第六辑。 　　⑤ “习仲勋关于成立陇南特委及人员配备致李合邦等电”，《甘肃党史资料》第六辑。     　　⑥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12月，第295—296页。 　　⑦ “习仲助关于派出武装接应王腿部队致张仲良等电”，《甘肃党史资料》第六辑。 　　⑧ “习仲勋关于尽力以地方武装策应王震部队致张仲良等电”，甘肃省档案馆复印件。 　　⑨ 王保生：“跟随王震下江南”，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496页。 　　⑩ 王保生：“跟随王震展下江南”，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496页。 　　(11) 转引自秦生：《四北解放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4页。 　　(12) 《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存甘肃省档案馆。 　　(13) “习(仲勋)致李(合邦)等电—对统战会议的指示等”，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252页。 　　(14) “西北局对陇东地委陷电补充意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257—258页。 　　(15) “习(仲勋)马(明方)复陇东孙(作宾)二十八日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253—254页。 　　(16) 王晋林，秦生：《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94页。 　　(17) 秦生：《西北解放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07页。 　　(18) 王晋林，秦生：《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94—195页。     　　(19) 《葭县两个月土改工作报告》，1948年2月。 　　(20) 陕甘宁边区政府编：《绥德分区1947年冬至1948年春土改材料摘要整理》，1948年。 　　(21)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6—297页。     　　(22) 习仲勋：“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8—40页。 　　(23) 习仲勋：“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3—44页。 　　(24) 朱凯，郭林，吴璋：《陕甘宁边区》 (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58—168页。 　　(25) 习仲勋：“关于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给毛泽东复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48页。 　　(26)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27) 习仲勋：“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习仲勋文选》，央文选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7—58页。 　　(28) 习仲勋：“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习仲勋文选》，中央文选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7—58页。 　　(29) 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关于土改整党的总结报告”(1948年8月4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258—262页。 　　(30) “中共陇东地委组织部关于农村支部情况的检讨及今后如何进行整党的意见”(1948年9月13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335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