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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在陕甘宁保卫战的前线 |
|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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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急动员，保卫边区
早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习仲勋和西北局就指示边区各分区对国民党的进攻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1946年4月3日，习仲勋专门致电陇东分区党政军负责干部黄罗斌、朱敏、高朗亭等，指出：“据悉：国民党军队二十八日起严密封锁边区，各口子不准通行，并使国特配合大举活动，请通知有关方面注意免受损失，同时军事上应有所准备，防止突然袭击，在整军中国民党是无诚意的，我们戒备之心不可无，严防国民党借口挑衅(坚持自卫原则，来犯则消灭之)和国特破坏活动。”①
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军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接着，国民党军相继对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东等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所用兵力总计为193个整编旅(相当于原来的师)约160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的80％。蒋介石声称只需三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向中外记者吹嘘说：今后最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问题。
全面内战爆发后，尽管陕甘宁边区暂时未受到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但局部的进攻却连续不断。仅7月至11月，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大小进攻就达70余次之多。此时，胡宗南已经拟订好了《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呈报蒋介石，主张直捣延安，一举荡平陕甘宁边区，边区已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下。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危险时刻，边区军民高度警惕，抓紧时间，增强实力，准备以自卫战争应付国民党军的一些军事进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具体组织了边区自卫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5月2日，习仲勋签发了西北局给边区各地的紧急指示电，要求边区军民加紧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6月3日，在习仲勋部署下，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对边区的党政军民的备战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1．立即在全体干部及全体军民中进行积极备战保卫边区的紧急动员，认清蒋介石消灭我党我军的阴谋，坚决克服党内和群众中存在的和平麻痹现象，必须把备战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常抓不懈，使备战的思想动员与各项具体工作结合起来，保证军民团结一致，随时准备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打击。2．驻边区各部队必须以备战为中心，加紧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工作，做到接到命令立即出动，坚决彻底地消灭进攻之敌。3．民兵是保卫边区的重要力量，各级党委都要把整顿和加强自卫军当作最紧迫的任务，下大力按期完成。4．加强对周围国民党军队的争取改造工作，不失时机地组织爱国官兵起义退出内战行列。5．把备战动员与保护夏收、加紧生产、筹备军需物资、厉行精简节约、转移资料、布置后方等各项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带动全盘工作。此后，西北局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边区全体军民认清形势，提高警惕，实行劳武结合，生产与备战结合，一切服从于自卫战争，坚决击退任何敢于进犯之敌。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大会上，就陕甘宁形势及加强战备问题发表讲话。他集中回答了要不要备战，有没有时间备战，什么是当前的备战中心，以及边区前途等方面的问题，坚定了干部的信心，鼓舞了干部的斗志。
8月28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他指出，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反动派对边区的袭击危险，是严重存在着。因此，全边区军民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一刻不放松地增强自己的自卫力量。他分析了边区自卫战争的有利因素，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渴望和平，热爱和平，但是当蒋介石不惜破坏和平，悍然进攻的时候，边区军民也一定会像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给予坚决的回击。边区军民有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这是因为：第一，陕甘宁边区具有悠久的光荣革命历史。在抗战期内，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指导和全体军民的努力，边区的自卫力量因而大大增强。边区军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园地，他们也有能力保卫自己自由劳作的成果。去年七月关中军民在爷台山消灭进犯蒋军，就是一个例证。第二，蒋介石放在西北的反共将军胡宗南十余年来已和西北人民结下了深仇。陕西、甘肃、河南的成千上万壮丁被他抓去当兵，农民每年辛勤收获被他夺去一半以上(平均每亩地征实大斗二斗多附加二斗多，约合市斗一石)，还要‘征车’、‘征草’，百般勒索。加以特务横行，地方民主人士横遭杀害，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因此老百姓对胡宗南痛恨彻骨，他们流传着这样的话：‘胡宗南不死，老百姓活不成。’他们对于陕甘宁边区十分羡慕，称之为‘天堂’。他们对于人民军队八路军十分爱戴，他们说：‘盼八路，想八路，八路来了就有路。’可以肯定地预言，蒋军如敢于进犯边区，它的后方犹如火山一样，是有爆发的危险的。第三，由于一贯反共反人民教育，胡宗南部队军民关系恶劣，士气衰落，战斗力下降。在抗战八年中，胡部只有在河南和日军打过一次仗，而且一触即溃。胡宗南的兵抓自西北，他的官来自南方，不仅官兵不和，而且官与官之间亦是利害不一致，军官中只有具备浙(浙江人)黄(黄埔系)陆(中央陆大毕业)一(由胡的一军一师出身的)跟(跟过胡宗南)五个条件的人才有地位，一切条件不够的都受排挤，都抱不平。……军队生活是上面腐化，下面饿肚，西安附近经常有面黄肌瘦的胡部士兵在民间讨饭吃。‘我实在饿得撑不住了’，就是这些士兵常向居民发出的悲惨的呼声。抗战胜利后，他们归家之心更切。可以设想，胡宗南如驱这样的兵来进攻边区，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第四，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希望所寄托的一座灯塔。保卫这座灯塔的力量不仅有边区一百五十万军民的努力，不仅有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拥护，而且还有全国人民的声援。”②据此，习仲勋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地位是十分孤立的。如果蒋胡敢于向边区进攻，他们是注定了要失败的。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经过全边区军民的努力，是一定可以胜利完成的。
在文章中，习仲勋还要求加强宣传和动员，使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提高警惕，都有自卫必胜的信心，克服骄傲麻痹、斗志松懈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他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为保卫边区、保卫秋收、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而奋斗!他要求边区的部队指战员加紧边境的戒备，加紧训练，加强政治工作，加强纪律教育，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密切与人民的联系；呼吁全边区的神枪手、地雷王、夜老虎和民兵英雄们，实行劳武结合，生产不忘自卫，一旦蒋军来犯，就要配合我正规军，断绝进犯者的交通，破坏进犯者的运输，不准进犯者喘一口气，不给进犯者一颗粮一根草，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
10月1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局会议，研究边区的备战工作问题，决定将边区的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并建议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战时政府工作方针和任务。10月29日，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会在延安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是目前边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会议号召边区160万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的重任。这次会议后，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工作正式转入战时轨道。全边区以战备为中心，开始全面动员，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强加到边区人民头上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保证了边区在敌人的突然进攻面前始终立于主动地位。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加强了陕甘宁边区武装力量建设工作。1945年冬，中央军委调整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领导人员组成，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下辖：教导第一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教导第二旅兼延属军分区，旅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邓华；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旅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张德生；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旅长贺晋年；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旅长王维舟，政治委员马文瑞；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季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2万余人。1946年4月，又调整了部队序列，将教导第一旅与教导第二旅合并组成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将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李合邦。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辖5个旅和5个军分区，全军共2.8万人。
为了加强主力和地方部队建设，按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各地把加强和巩固自卫战争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最大的力量完成扩兵任务，广泛动员群众参加部队，充实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在扩兵工作中，习仲勋要求各地注意工作方法。1945年12月15日，习仲勋在对陇东地委关于扩兵问题的请示所作的批复中指出：“扩兵工作最好仍以扩大游击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为宜，经费被服可由延安解决为要，直接补充五旅，工作方式亦须特别注意，不必提出扩兵运动的口号，以免发生不良结果，请考虑。”③
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各地涌现了许多父子入伍，弟兄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参军的动人事迹。合水县边缘地区，20天中就有250人报名参军。镇原县一个区，两天内有60多人报名参加游击队。安塞县平桥村，75岁的叶老奶奶，主动让自己的孙子报名参军。许多劳动英雄积极参军，如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杨步浩等都积极参军。党员干部带头参军，如安塞县长贺兴旺、志丹县长赵玉文等领导干部，石秀山、王瑞臣、高善祥、樊志杰、田启元、孙立生等模范村干部等带头参军。边区政府原定为部队补充新战士6200名的任务，很快超额完成了。
此时，在王世泰、习仲勋的指挥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集中兵力对付胡宗南的作战方针。除警备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驻防三边，教导旅1个团和绥德军分区部队驻防本地及负责河防外，联防军其余部队全部集中在南线备战。边区各部队都认真开展政治动员，学习和掌握作战指导思想，既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战斗任务，又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加强防线，加紧练兵。训练内容从以技术为主转为以战术为主，反复进行实地、实战演练。指战员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习仲勋和西北局还进一步加强现有警卫队、游击队和民兵自卫军建设，提高其在自卫战争中的作战能力。同时，完善和加强了自卫战争的领导体系，整顿和扩充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队伍，加紧了军事训练。在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基干自卫军组织。县设基干自卫军大队，区设基干自卫军营，乡设连(一两个排)，村设班。县自卫军大队长、政委分别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另设一名专职大队副；区自卫军营长、教导员分别由区长、区委书记兼任，另设一名专职副营长。经过充实和整编，各县基干自卫军质量和数量都大大增强。以庆阳为例，在扩充前，全县有基干自卫军958人，扩充后达到2060人。习仲勋和西北局还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在扩充自卫军的同时，加强对自卫军进行战斗训练，培养爆破手，学习各种技术，开设工厂，制造地雷、刀、矛、土枪来装备自卫军，提高其战斗力。据陇东专署的统计，镇原等5个县2万余名自卫军普遍进行军事训练，各县自卫军大队部均举办了一两次自卫军干部训练班，有近800人学会了爆破技术，每个自卫军战士均参加了冬季训练，学会了爆炸。另据华池县的统计，80％的自卫大队战士学会了造雷和埋雷技术。此外，陇东各县还组织了近万人的担架队，并准备了设有水壶、草蓬的担架1600余副，随时出动，参加战勤救护。
边区的自卫军积极警戒边区，维护社会治安。自卫军战士下地劳动，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无敌情就加紧生产，一遇到国民党军的突袭骚扰，就拿起武器，配合主力打击进犯之敌。边境地区的自卫军站岗放哨，巡逻稽查，巩固边防。对于国民党军的便衣侦探和小股特务武装，随时予以坚决打击。内地的自卫军在不放松生产的同时，协助政府和保安机关整顿社会秩序，清查特务奸细，完成了各种战备任务。仅1946年7月至10月，自卫军就协助保安机关破获国民党特务案件134起，协助剿灭境内政治土匪109人。环县耿湾区查出了特务分子1名，车道区二乡查出了伪保甲组织，群众高兴地说：“这一下坏人都站不住脚了。”④
边区的自卫军也是对敌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反击国民党军对边区的骚扰行动中，自卫军大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或单独作战，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关中分区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县的自卫军，仅在1个月内就打退了国民党军和“反共游击队”的18次进犯。他们还配合主力，坚壁清野，炸毁敌人的碉堡，潜入敌后侦察，扰乱敌人后方，大搞地雷阵，送饭到前线，抢运伤员，常常直接参加战斗。淳耀县爆炸组长何其海，一次埋地雷4颗，就毙伤敌人20余人。陇东分区民兵不断骚扰敌人，消灭武装敌特，一次就拆毁4座敌人的碉堡。
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各地涌现出许多民兵自卫军的英雄模范。例如，新正一区四乡民兵连长赵思泰和排长巩守信，率领30名自卫军战士，突破200余名敌军的重重包围，坚决保卫了王郎坡。新宁一区三乡自卫军队长李生金和杨富珍，率领自卫军击退敌人35次进犯，击毙敌人4名，伤敌5名，平毁敌人碉堡1座。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犯，保卫了贾义川。⑤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习仲勋和西北局要求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热烈的拥军优属活动，掀起了拥军的热潮。各地群众买肉、沽酒、赠地、赠钱、赠物，热烈慰问子弟兵。延安吴家枣园乡，5天捐献边币270元。永胜乡女共产党员贺兰英、刘玉英和王桂花等，拿出自己结婚时的新手巾等物品，慰劳新战士。就连朱德总司令都拿出自己舍不得用的毛呢军装和皮鞋，捐赠给前线的战士。1947年的元旦、春节期间，边区再次出现了拥军的高潮。
此外，习仲勋和西北局还在边境地区开始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各级党政机关动员人民群众在边境地区构筑工事，开展坚壁清野工作，随时准备配合主力和地方武装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在习仲勋领导的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组织的艰辛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各项战备工作，为自卫战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回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挑衅
北线：组织胡景铎部起义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驻榆林的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等部为配合南线胡宗南部的进攻，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的北线葭县、米脂、靖边等地。1946年9月，敌一部进攻葭县古木区的猫沟。10月4日，又进攻米脂边境海会寺。10月7日，攻打葭县古木区政府驻地。对边区的北线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946年三四月间，全面内战迫在眉睫，毛泽东亲自找习仲勋谈话，指示习仲勋和西北局，要加强边区北线的工作，组织实施胡景铎部的起义，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尔后边区全面自卫战争取得一块回旋余地。
胡景铎素具民主思想，他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与习仲勋熟识，并长期与习仲勋和西北局有着秘密的来往，参加过对日作战，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十分不满。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习仲勋积极开展胡景铎的工作。4月，习仲勋特意将与胡景铎是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调到绥德分区统战部，专门从事对胡景铎的统战工作。据师源同志回忆：“仲勋同志站得高、看得远，大局意识强，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不久，他找我谈心，考虑到一线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我又曾经追随他做了多年的统战工作，情况熟悉，就让我去任绥德地委统战部长。这时，他已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着手策划国民党军骑六师的起义。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驻地国民党骑六师师长胡景铎(胡与习、我在1928年前后都是立诚中学同学)的转化工作。按照西北局和仲勋同志指示，我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并以谈判边界纠纷为名开始与国民党骑六师秘密接触，利用我曾经安插进入的骨干分子积极向国民党军连以上指挥官宣传我党的政策，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报告了西北局。”⑥4月，习仲勋派师源到达波罗堡向胡景铎传达了中央4月12日关于“要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全党都要抓统战工作”的决定以及毛泽东对习仲勋作出的关于组织胡景铎部起义的指示。经习仲勋请示党中央，为加快胡景铎部的起义进程，师源向胡景铎传达了西北局的决定，由习仲勋、师源介绍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从1946年7月1日计算，无预备期。胡景锋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地说：“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就毫无牵挂了，就一心跟共产党走了。”⑦
1946年7月1日，在习仲勋的主持下，西北局在延安花石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北线作战的意图。会议决定以胡景铎部为策划起义的对象，派范明直接同胡景铎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及时发动胡景铎部在横山地区举行起义。会后，习仲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立即予以批准，并指示边区部队乘势发起榆(林)横(山)战役，相机夺取榆林城。为了使工作进展顺利，习仲勋曾三次找范明谈话。
7月5日，西北局联络员范明从延安动身，带着习仲勋在白绫子上写的一封信，于7月下旬到达绥德，向绥德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以及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中旬，范明来到波罗堡，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胡景铎，并传达了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景铎表示完全同意，表示绝不辜负党的信任，绝不做蒋家王朝的“一捧黄土”。范明与胡景铎商定了起义实施的十条计划：(1)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2)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3)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4)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5)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6)拟订了起义的行动方案；(7)决定了起义口号为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8)制定了起义后的三种方案；(9)起义中的其他具体问题；(10)确定了联络的办法。商定完毕，胡景铎派人护送范明回到边区，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详细审查了起义行动计划，并与范明一道去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起义计划。
在加紧开展胡景铎部起义准备工作的同时，北线榆(林)横(山)战役的军事部署亦在加紧进行。王世泰、习仲勋召集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部会议，研究制定榆(林)横(山)战役作战方案，成立了北线作战总指挥部，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当时，敌南线胡宗南部因参与迫堵中原解放军和围追堵截我三五九旅北返陕甘宁边区，而损失严重，疲惫不堪，被迫进行休整，陕甘宁边区南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局面。据此，习仲勋等决定，乘敌南线胡宗南部进行休整的机会，将教导旅、新四旅、警备三旅及新十一旅等部队集结在绥德地区，形成局部战场上的兵力优势，配合起义行动，乘机夺取榆林。
10月12日深夜，驻守横山东南交通要点石湾的国民党军保安第九团第一大队官兵率先起义，配合解放军绥德军分区部队夺取了全城。当晚，胡景铎按预定的计划，在石湾以北的波罗堡发动官兵举行起义，控制了全城。
13日，榆(林)横(山)战役打响了。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吴庄、镇川、武镇、响水堡等地的敌人发动进攻。当日，攻占了薛家寨和大理河沿岸的麒麟沟等地，扫清了横山城之外围敌人据点。13日晚，解放军绥德军分区1个营自石湾进抵高镇外围。国民党军保安第九团团副秦悦文率驻守高镇及外围吴家园子等据点的各部700余人起义。海流兔庙、五龙山、韩家岔等附近据点的小股国民党军闻讯后，也相继起义。
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镇川、鱼河堡和武镇敌人据点。15日，攻克了万佛洞、乌龙山。16日，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横山守敌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部及1个营共300余人向解放军投降，横山解放。随后，解放军集中兵力，向无定河以南残留的敌唯一的据点响水堡猛攻。敌第22军两个营在副军长胡奎僧的率领下赶来增援。20日，在援敌到达白家岭地区后，人民解放军除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响水堡外，集中主力将援敌包围，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除胡奎僧率少数人员逃跑外，其余敌人均被消灭。21日，解放军攻克响水堡。
鉴于榆林城内敌军已有了防范以及胡宗南部在南线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攻击榆林城的计划，命令北线部队除留下一部巩固榆横地区胜利成果外，主力立即掉头南下，加强南线防御。榆(林)横(山)战役胜利结束。
在榆(林)横(山)战役中，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各部5000余人起义，为此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胡景铎部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榆(林)横(山)战役的胜利清除了敌人插入边区北部的许多据点，使国民党军损失兵力7000余人，解放了无定河以南约5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2万的广大地区，扩大并巩固了边区北部防线。27日，解放后的榆横地区，在武镇成立了榆横行政区政务委员会，胡景铎任主任。
胡景铎率部起义的正义行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其他领导人都分别致电祝贺。12月中旬，胡景铎率骑六师到达延安。22日，周恩来、朱德看望了起义部队，并作了重要报告。24日，中央军委在延安枣园小礼堂举行了胡景铎和骑六师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对胡景铎和骑六师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说骑六师给西北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这次欢迎会上，毛泽东对胡景铎还风趣地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这个道路选择得是正确的。”毛泽东用两只船生动地比喻说：“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德、意、日军国主义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地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⑧
榆(林)横(山)战役后，胡宗南为了加强北线防务，并逼迫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的杂牌军进攻边区。从11月初起，将整编二十八旅一部由空运榆林。在胡宗南的强迫下，榆林的国民党军八十六师被迫出兵，对边区北部进行骚扰。11月中旬，驻榆林国民党军出动两个营，分三路进犯边区，一度侵占边区属地横山县米家园子、吴庄、兴隆等村镇。16日，又出动1个团的兵力进犯鱼河堡，当即被边区驻防部队击退。骑六师也开赴前线协同作战，并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由于邓宝珊内心实在不愿意进攻边区，加上官兵心有余悸，不敢拼命进攻，只是做个样子给胡宗南看，然后就退回了榆林。北线局面得已巩固，为解放军在后来对付南线胡宗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南线：主力部队的防御作战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攻城掠地，狂妄已极。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积极准备发动对延安的袭击。11月初，胡宗南先后从陕南、晋南等地抽调了6个旅的兵力，连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4个旅，共10个旅及1个装甲团，集结于洛川、宜川一线，作为主力，准备进攻延安。
11月6日夜，毛泽东致信习仲勋：“胡宗南第一军第九十军已开始由禹门口渡河西进，有直攻延安模样。请立即作下列处置：(一)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路民众粮食速即隐蔽；(三)集中最大兵力于富甘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即开始；(五)动员民众准备打敌。联司注意侦察。”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王世泰、习仲勋调集参加榆横战役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进至南线，加强延安以南地区的防御。教导旅及警备三旅一部沿茶坊、金盆湾、临镇、固临一线建立防线，警备一旅和新四旅在关中分区边境地带建立防线，警备三旅另一部在陇东分区建立防线，三边分区部队和新十一旅在接近宁夏的地带建立防线。为了充实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系11月10日在山西组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下辖三八旅和独立一旅)进入陕甘宁边区参战。
11月13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召开的干部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进犯的国民党军坚决赶出去，要求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成立了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战备疏散工作开始有序进行。⑨
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统一领导下，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地做好准备工作，决心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南线各部队建立起牢固的防线，采用一切手段阻止和迟滞胡宗南集团的进攻，为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西调与集结赢得时间。边区军民利用林木山地构筑了纵深防御工事和多道障碍，掘断或阻塞一切险要道路，遍设地雷，加强侦察活动，时刻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分区、各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也全部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作好了战勤动员，坚壁清野，肃清敌特。许多武工队和游击队活跃在敌后，到处袭击和骚扰敌人，破坏公路和电话线，发动群众斗争，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11月13日起，南线胡宗南集团对关中分区频繁发动进攻，遭到南线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自卫军的坚决回击。12日至14日，胡宗南一部向同官以西进犯，当即受到人民解放军有力反击，俘敌100余人，国民党军被迫撤退。16日夜，整编一六五师1个营向淳耀县进犯，被人民解放军击退。17日，胡宗南一部猛攻宜君以西边区属地，经过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击退该敌，收复大片被侵占的地区。18日，整编一六五师的5个连向鄜县以南10公里之烛子沟发动进攻，经过8个小时激战，该敌伤亡惨重，被迫撤退。20日，胡宗南一部进攻关分区之建庄镇，人民解放军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24日，敌一支“民众自卫队”进犯关中分区赤水县境，遭遇人民解放军包围，全队官兵120余人缴械投降。这些战斗虽属于敌试探性质的进攻，但表明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已经临近了。
11月底，胡宗南将整编十二旅东调至邠县，命令整编二十八旅增援泾川，整编四十八旅和第二二三旅集结于同官至宜君一线，整编七十六师进入麟游山区。同时，大力修复和加固咸榆公路南段、洛(川)宜(君)公路和韩(城)宜(川)公路，加紧向前线运送弹药和粮秣。12月7日至9日，胡宗南部5个团分东、南两路，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先后占领了柳林镇、杨家店子等地。边区主力部队在民兵自卫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奋勇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击退各路敌人的进攻，收复柳林镇等失地。南线保卫战斗为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的西调争取了时间。
在南线战斗激烈进行当中，中央军委急令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第一纵队接到命令以后，立即从阳高附近开往临县，在那里补充物资弹药。贺龙也从兴县赶到临县，对部队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第一纵队在临县休整了几天，便出发赶赴延安。部队从碛口渡过黄河，经吴堡、绥德，于12月初到达延安，住在延安以南的七里铺进行休整。12月7日，全纵队在延安飞机场召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乘汽车到来，冒着寒风检阅了部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检阅和慰勉，给了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会后，第一纵队进驻延安以南战略要地，积极备战。
西线：地方部队的防御作战
为保卫边区，王世泰、习仲勋还在西线部署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防御作战。11月上旬，宁夏马鸿逵部调集5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西线地区。19日，马鸿逵部“精锐”骑兵第十九团侵占盐池县之兴武营、天池子等地，并派出小股骑兵侵扰牛毛井、聂家梁等村庄，另以第三十五旅之第一O三团等部进占石家圈、长流墩等地。马鸿逵部所到之处，拷打群众，抢劫财物，赶走牛羊，无所不为。当地群众填塞水井，埋藏粮食，积极困扰敌人。
12月4日，王世泰、习仲勋命令三边警备区打击西线进犯之敌。三边警备区副司令员郭宝珊率警备八团、城川骑兵团、新十一旅第一团以及盐池游击队、警卫队等部，乘夜奔袭兴武营、大圪塔、余庄子之敌，一举击溃敌人骑兵十九团团部和3个骑兵连，毙伤敌50余人，俘敌130人，缴获战马80余匹，骆驼百余峰，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马料等，胜利地收复了兴武营等地。马鸿逵部第一O三团和第一O四团闻风丧胆，狼狈西窜至金积、灵武一线。此后，北线的形势暂时得到了稳定。三边分区首府定边城内悬旗三日，军民万人同庆收复兴武营等地的重大胜利。⑩
与此同时，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的民兵自卫队和游击队也英勇作战，屡挫强敌。镇原县王寨塬的19名游击队员，一次打退300余名敌人的进攻。中共红井子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有60多人，曾两次深入敌区里山堡、下马关一带，捣毁王庄匡乡乡公所和里山堡保甲组织，攻克狼步掌的敌新兵训练营地，将几百名士兵解散，捉获军事教官3名。盐池骑兵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后扩编为正规的骑兵团，下辖3个骑兵连。1947年1月，经习仲勋和西北局同意，三边地委将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与定边回民游击队合并，成立回汉支队，共234人(其中回民65人)。同月，习仲勋和西北局还将宁夏工委和伊盟工委合并，成立宁绥工委，朱敏任书记，负责宁夏和蒙绥地区的国统区工作。(11)
东线：组织策划吕梁战役
鉴于胡宗南集团从山西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敌河防兵力空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军和晋绥解放军，先后发起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习仲勋受党中央毛泽东派遣，东渡黄河，协调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晋冀鲁豫部队的统一作战。
1946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军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第24旅为配合陕甘宁边区的防御作战，进军吕梁地区，在晋绥军区第二纵队(12)的配合下，22日，向守敌发起猛烈进攻，连克永和、大宁、隰县、蒲县、汾县、石楼、中阳、离石等8城以及重要城镇30余处，解放了北起中阳，南至吉县。西向黄河，东到同蒲铁路的广大地区，歼敌8个地方保安团队共5000余人，俘敌国民党晋西地区上将总指挥杨澄源。吕梁战役的发动使集中于洛川、宜川的胡宗南集团的右翼受到了严重威胁，胡宗南急忙调兵遣将，企图消灭解放军部队，解除自己右翼的威胁。
12月16日，习仲勋与彭德怀、贺龙等一起东渡黄河，传达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陕甘宁与晋绥联合作战的决定。对于这次东渡黄河参与组织吕梁战役的情况，习仲勋回忆说：“一九四六年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将近半年，西北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为了备战，彭总和我从延安动身，渡过黄河，赶到晋绥边区临县的甘泉村，会见了陈赓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3)11月16日，在习仲勋的参与主持下，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的太岳部队的高级干部在山西省离石县高家沟村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传达了中央关于发起吕梁战役的决定：为了坚持和发展吕梁解放区，确定晋冀鲁豫解放军第四纵队、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和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等部统归陈赓、王震、谢富治指挥，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地区，准备连续作战，争取再歼灭敌两个旅。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与晋绥、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一道制定了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对胡宗南6个整编旅反扑蒲县、大宁地区的行动给以沉重打击，使其损失惨重。到1947年1月2日，吕梁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一旅、第六十一旅和整编第三十八师各一部，整编第六十七旅和第四十七旅的大部、暂编第四十五师一部和大批的反动地方武装，共计1．7万人。这次战役使晋南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大大拓展了与陕甘宁边区的接壤地域的面积。由于阎锡山拼命呼救，胡宗南只好将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再次调往同蒲线，这样，胡宗南集团突袭延安的计划又一次被迟滞。
1947年1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又发动汾(阳)孝(义)战役，再次歼灭阎锡山集团1．1余万人，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自卫作战。
三、率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
为了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指挥，194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西渡黄河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全野战军共辖6个旅，2．8万余人。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规模越来越大。2月18日，胡宗南调集7个整编旅约5万人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关中分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张宗逊、习仲勋指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部队新四旅、警备三旅等部队在予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关中分区。20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关中分区首府新正县马栏镇。
2月24日，张宗逊、习仲勋接到了中央军委电报。电报除通报敌情外，还就今后的作战事宜对张宗逊、习仲勋作了指示：(一)教导旅在敌攻延时，利用交道、茶坊、牛武、临真第一线坚固阵地及榆林桥、道佐铺、清泉沟、九龙泉、南泥湾、金盆湾有利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半个月，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二)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看当时情况再决。但须做各种准备，如侦察地形、准备干粮、如何克服宿营困难等。(三)如敌进占关中，至三月十日还无进攻延安迹象时，我应于西峰、宁县、正宁、中部、马栏地区寻求歼灭敌人一团一营机会，抑留胡军主力于大关中，以便晋南陈王集团歼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张宗逊、习仲勋加紧对敌侦察和作战部署。2月25日，习仲勋在邠县大佛寺召集关中党政军负责干部开会，对关中分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等工作进行了部署。会后，张宗逊、习仲勋率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部进至新宁县盘克塬东北的武氏村。同日，张宗逊、习仲勋得悉：敌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寥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O团向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向宁县前进。张宗逊、习仲勋判断敌有向我陇东分区进攻之企图，即决心歼灭之，随即进行战斗部署。当日，张宗逊、习仲勋将作战意图上报中央军委。
26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忌急躁。
同日，张宗逊、习仲勋电告中央军委：一、侵入我关中之敌现正在构筑工事，进行清剿，除二十四旅及七十六师之指挥部已判明西移宁县、肖金外，其他各旅尚无转移之确息，唯西撤传闻较多。据传闻情况估计，敌于控制关中之后，可能继续进攻陇东，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企图侵占关中、陇东之后，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二、据上述情况，我们因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山沟狭窄，大的兵力不易展开，决遵军委二十四日电示，转到新宁以北，准备全部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之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攻延，我们于四日内，即可转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此间将向东南出击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2月28日，胡宗南命令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和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等共5个整编旅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部整编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向陇东分区发动进攻，企图在“吸引陕、甘、宁边区主力于陇东决战之机袭占延安。”(14)
根据敌军的动态，中央军委认为，敌攻陇东意在吸引西北解放军主力向西，以便乘虚入侵延安，但我方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争取分而歼之，以击破胡宗南的整个入侵计划。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三旅之第七团组成防御兵团防御东起临镇，西到鄜县的延安南部地区，保障延安的安全；命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率领第一纵队、新四旅和警备三旅之第五团组成野战兵团迅速西进，打击入侵陇东分区之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的作战方案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拟定的。据习仲勋回忆：“一九四七年春边区集团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15)
3月1日，敌二十四旅、一四四旅进占陇东分区首府庆阳。2日，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在通报了敌情后，提出三个作战方案供张宗逊、习仲勋选择：(一)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二)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三)让敌人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中央军委在电报中特别要求张宗逊、习仲勋对作战方案选择进行认真考虑，并说明理由电告军委。
3月2日晚，张宗逊、习仲勋得悉敌四十八旅于当日上午进占合水后，决心歼灭这股分散孤立之敌。3月3日，张宗逊、习仲勋电告中央军委：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一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当天，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进至合水以东地区，进占合水的敌四十八旅闻讯回撤西华池、板桥一带。据此，张宗逊、习仲勋决心在西华池围歼敌四十八旅。兵力部署是：新四旅、三五八旅进攻西华池；独一旅一个团防御板桥之敌；警备三旅五团向赤城警戒，另两个团随三五八旅作预备队。
当晚，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向西华池的敌四十八旅发起突然攻击，很快攻入了西华池镇，与敌展开反复争夺。但是由于对地形不熟悉，事先侦察不够周密，部队协同也不够好，未能集中兵力，坚持连续攻击。敌人在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攻击的间歇中得以喘息，不断增修防御工事，并依托工事顽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经过2天激战，到4日晚，仍来能消灭敌人，战斗呈僵持局面。5日清晨，敌二十四旅增援逼近，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击毙了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但没能全歼敌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部队也有较大的伤亡。习仲勋回忆说：“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这一仗，然后说：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16)
在西华池战斗发起的同时，陇东分区地方部队连续收复了庆阳和合水两城。
西华池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一纵队、新四旅和警备第三旅等部星夜兼程，到达延安以南的茶坊地区，随后在大、小劳山以及以东地区，构筑第三道防线，准备迎击胡宗南进犯之敌。3月11日，张宗逊、习仲勋在茶坊召开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两华池战斗未能全歼敌四十八旅的教训，动员全体指战员打好延安保卫战。彭德怀从延安赶来看望张宗逊、习仲勋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战员，他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习仲勋回忆说：“战后，彭总在鄜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然予敌以重创，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很大。”(17)
此后，张宗逊、习仲勋指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各部以昂扬的斗志投入了延安南部的防御作战，对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向延安的疯狂进攻实施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掩护中共中央、延安党政机关与群众主动撤离延安。
四、指挥延安南部的阻击战，中共中央留在陕北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2月的8个月时间中，国民党军向全国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进攻都遭受失败，被歼灭了71万余人。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从3月开始，国民党军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改采用向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战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3月1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共6个整编师15个整编旅)，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宜川、洛川和宜君、耀县地区集结完毕。11日，胡宗南由西安抵达洛川，召开了军事会议，向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宣布了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重点进攻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胡宗南共使用了34个旅约23万人的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主力是胡宗南集团的15个旅约14万人，自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进攻延安。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旅，榆林邓宝珊部两个师，分别从西、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还调集了全国空军的五分之三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只有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新四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l.7万人，以及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十一旅、骑兵第六师等4个地方旅约1.5万人，敌我兵力相比十分悬殊。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在南线，向延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保卫延安和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习仲勋与张宗逊一道指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在延安南部地区依托横宽约90公里，纵深三四十公里，共有三道防线的野战防御阵地进行机动防御，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教导旅和警备七团在临镇、金盆湾至牛武、茶坊一线组成第一和第二防御集团，第一纵队、新四旅和警备第三旅在第三道防线防守并担任总预备队。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及民兵和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南线部队进行机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
战斗一开始，敌人即使用了15个旅14万人，一天出动50余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延安和边区城镇。敌人分左右两个兵团，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领，从宜川、洛川出动，胡宗南亲到洛川坐镇指挥，他狂妄地叫嚷：“三天之内占领延安。”敌人第一线攻击部队12个旅8万余人，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人民解放军阵地，然后以步兵轻装从荒山开路，以密集队形蜂拥前冲。
当时的战场情况，习仲勋用了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18)虽然敌我兵力众寡悬殊，但由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边区全体军民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口号鼓舞下，积极利用山地、梢林，顺着山顶构成支撑点，有些地形削成断崖陡壁，组成了宽大正面的野战防御体系，有效地抗击着敌人的攻势。延属军分区的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和爆炸运动。就这样，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与敌人激战四昼夜，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很大伤亡的代价，每天只能推进几里地，敌人三天之内占领延安的狂妄企图失败了。
延安防御战役打响后，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决定放弃延安，但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决策陕北我军作战的方针。中央军委还命令晋绥第二纵队由晋西北兼程赶至延安以东地区集结。3月16日，中央军委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依据战争的需要，决定将所有陕甘宁边区境内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并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下辖教导旅、新四旅及第一纵队所属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第二纵队所属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共6个旅2.6万人；另以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十一旅、骑兵第六师等4个地方旅，共1.6万人，组编成陕甘宁边区地方兵团；以上部队统由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
16日，正当习仲勋在延安以南的前线指挥部里指挥我军作战时，突然接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发来的急电，要他星夜返回延安。习仲勋飞马急驰，用两天两夜时间赶回延安。18日，习仲勋到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驻地王家坪。此刻，他非常担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安全，当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刚一见面，就劝他们赶快离开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对习仲勋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斗争，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德怀交给习仲勋一封毛泽东的亲笔指示。在这封指示信中，党中央要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要立即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兵团前线委员会，并且指示说：“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19)
习仲勋刚刚赶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了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兵团前线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问题。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附近。于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等转移到王家坪的一个防空洞里继续开会。习仲勋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和彭总等，大家全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周副主席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我们注意对那些对撤退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20)他又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集彭总、王震和我，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我军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敌人的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我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并研究了兵力的具体部署和在青化砭打伏击战的意图。”(21)
3月18日，延安党政机关和群众都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进抵延安近郊。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留在王家坪，召集西北野战兵团的前委成员开会，研究并确定撤出延安后部队的作战行动。习仲勋亲身经历了党中央最后撤离延安的那一时刻，他记述了当时的动人情景：“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22)
18日晚，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以及群众已全部疏散转移完毕后，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野战兵团前委成员还留在延安。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苦战了七天七夜的指挥员，一批一批地挤到彭德怀和习仲勋那挂满地图的指挥部窑洞里。炮声隆隆，枪声密集，敌人已经逼近。但彭德怀和习仲勋临危受命，镇定自若，随即命令第一纵队在撤出延安后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地向安塞方向开进，并令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与敌人保持接触，使敌人误认为人民解放军主力开往安塞，诱使敌人主力北上；而令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等部队隐蔽地向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一带集结待机。在部署完毕后，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野战兵团前委成员才在深夜离开延安。
离开革命圣地延安时的情景使习仲勋终生难忘，他后来动情地回忆说：“一直到深夜时分，彭总才率领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离开已是一片火海的延安，从王家坪后沟爬上山，顺着小路悄然退去。这条出人意外的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彭总往日散步时调查过，并踩过好多遍。由此可见，这位久经征战的老军人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撤离延安，大家心情激愤而沉重。同时，敌人又这样嚣张，情况这样危急，可是身经百战、独具胆识的彭总，却一边徒步行军，一边轻蔑地嘲笑四面八方摸来的敌人：‘同志们，不要看敌人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看嘛，黄河那边的阎锡山，是个瓮中之鳖，眼前的胡宗南，又愚又蠢，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至于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小丑跳梁罢了!他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他望着延安左前方远处山头上敌人烧起的火堆，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23)
撤离延安后，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领导干部作出新的分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兼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均赴前线指挥部工作。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组成西北局后方委员会，领导后方的工作。此后，在陕甘宁边区最严峻、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习仲勋同彭德怀一道，领导一支2万余人装备落后的西北野战兵团，肩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的重大责任，与23万全部美械武器装备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决战。彭德怀和习仲勋都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大。彭德怀对习仲勋说：“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同时，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稍有不慎就要死人，性命关天呀!”
五、赢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
3月19日上午，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虽然延安只是一座空城，但胡宗南骄傲得不可一世，大肆宣传其重大“胜利”，他捏造战报，向蒋介石报捷：“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电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除表示“嘉勉”，要亲自到延安视察以外，并命令胡宗南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
19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撤出延安以后，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积极行动，执行彭德怀、习仲勋将胡宗南的“牛鼻子”牵到安塞方向的任务。骄横的胡宗南果然上钩，他错误判断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安塞，急忙带着他的指挥所从洛川赶到延安督战，命令其第一军军长董钊率精锐部队整编第一师3个旅、整编第九十师2个旅沿延河向安塞攻击前进。我独一旅二团二营看到敌军行进速度放慢时，就向他们打冷枪，敌人立刻追击，加快了行军速度，战士们戏谑地称之为“枪打慢牛”。3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将胡宗南5个旅的主力顺利地牵到安塞方向。
就在胡宗南这5个旅出发之前，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边区群众和侦察员的报告：已经进至延安东北拐峁村的敌三十一旅，正在打听前往青化砭的路程，并在准备干粮，打算进至青化砭设据点，保障胡宗南侧翼的安全。根据这种情况，彭德怀、习仲勋决定在青化砭至拐峁的延榆公路伏击敌三十一旅，随即命令第一纵队赶到公路以西，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公路以东，新四旅从青化砭向南，布成一个口袋阵。彭德怀、习仲勋的前总指挥部设在青化砭西北的高山头上。
3月24日拂晓，各部队按时进入指定的设伏阵地，指战员在冰雪还未消融的阵地上趴着，从拂晓等到黄昏，也不见敌人的影子。有些干部沉不住气了，说敌人恐怕不一定来了吧?彭德怀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找到，必然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要来。”接着，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后拟订了战斗动员令，在战场散发，鼓舞了指战员必胜的信心。(24)
3月25日拂晓，部队再次进入伏击阵地。上午10时，敌整编三十一旅旅部和所属第九十二团全部进入伏击圈。二纵独四旅迅速堵住“口袋”，新四旅在北面向下压，东西两边山上的部队勇猛向下冲。一时军号嘹亮，枪炮齐鸣，手榴弹和炮弹在敌群中开花。这些负荷过重的敌军士兵，本来已经累得走不动了，突然遭到伏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完全失去指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2900余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青化砭战斗的场景，习仲勋是这样描述的：“枪炮声一响，我们正用望远镜观察时，只见尘土飞扬，战斗却结束了。没有想到结束得这样快，我好像觉得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说：‘打了还不到一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嗷!’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将军，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喜形于色，神采奕奕地打着拍子，哼着歌曲。我军退出延安仅六天，就在青化砭初战告捷，这是何等振奋人心啊!”(25)青化砭战斗结束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转移到蟠龙西北部地区待命。
我军进入驻地以后，周围的群众牵羊抱鸡，带着各种物品前来慰劳子弟兵，一定要部队收下。群众说：“你们不收，国民党兵就会抢去的。”这种情况下，有些指战员产生了“宁肯我们自己吃掉，也不留给敌人”的错误思想。他们不经领导批准，随便收群众的东西，个别的甚至不付钱。彭德怀、习仲勋发现了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后，利用战斗间隙，整顿纪律，纠正了部队中一切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
青化砭战斗之后，胡宗南才发现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方向，急令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掉头向东。彭德怀和习仲勋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敌人10余旅七八万人马，摆开几十里方阵，经青化砭一直推进到延川、清涧，游行了400多里，结果扑了个空。4月3日，敌人主力又向西折返，占领了子长县(瓦窑堡)，敌人大游行，处处扑空，战线长补给困难，弄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4月6日，敌军除留一三五旅守备子长县外，主力南下青化砭、蟠龙补给粮食。
4月12日，胡宗南令其一三五旅从子长南下，敌整编二十九军和整编第一军从蟠龙、青化砭出动接应，企图寻歼我主力部队。彭德怀、习仲勋得知敌人动向以后，命第十纵队的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一线组织防御，吸引敌整编第一军5个旅向西；独一旅和警备七团在羊马河以南，阻击敌整编二十九军4个旅；集中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在瓦窑堡以南设伏。4月14日上午10时，敌一三五旅进入羊马河地区，落入了彭德怀、习仲勋设下的伏击圈，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迅速收紧包围圈，发起攻击。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至下午4时，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全部被歼，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被俘。对于此次战斗，习仲勋回忆说：“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敌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眼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部队在距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着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26)羊马河战斗首创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以来我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傍晚，西北野战兵团除留侦察部队与敌人对峙外，主力迅速秘密地撤出阵地，向安定以北地区转移。
羊马河战斗后，敌整编一军和整编二十九军为寻找人民解放军主力，又在子长东南无粮无人的地区游行数日，到4月20日，疲惫不堪地回到蟠龙、永坪地区休整补给。4月下旬，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的部分人员在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渡口集中渡河。蒋介石错误判断：“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延榆公路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一举歼灭在葭县、吴堡地区，或逼我东渡黄河。4月26日，胡宗南倾其全部9个半旅，分两路北上绥德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只留整编一六七旅旅部率一个团，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其前进补给基地。而有趣的是，此刻我野战兵团的指挥部就在敌人的重兵之中隐蔽着。习仲勋回忆说：“使我永远难忘的是，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的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周围山头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都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率领我们向蟠龙扑去。”(27)
敌军主力北上绥德后，蟠龙之敌孤立无援。彭德怀、习仲勋令三五九旅一部、独立第五旅和绥德军分区部队佯装主力，引诱敌人北上；以三五九旅主力在清涧以西，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监视和阻击可能出犯之敌；集中第一纵队、独立第四旅和新四旅共4个旅秘密南下，攻击敌人重要的补给基地蟠龙。
担任诱敌北上的部队，一路上丢下一些符号、臂章、破旧衣物等东西，造成大部队“溃逃”的景象，并在黄河沿岸布置渡河假象，迷惑敌人。敌军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又开始大游行了，本来干旱少雨的陕北，这时也凑热闹下起小雨，泥泞不堪的黄土高原，使敌军吃尽苦头。5月2日，敌军游行了7天后终于到达绥德，董钊、刘勘兴高采烈地给胡宗南发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当将共军主力压至黄河边，一举歼灭之。”
彭德怀和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南下后抵达蟠龙后，命第一纵队集结在蟠龙西北的核桃坪一带，二纵独四旅集结于蟠龙东南的何家峁子，新四旅集结于蟠龙东北的卧虎镇，伺机攻歼蟠龙守敌。守备蟠龙的敌一六七旅是胡宗南的精锐，装备精良。蟠龙周围修有很多地堡、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有交通壕、外壕连接，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各种火器都有精密的射击计划。敌主力北上之后，蟠龙守敌又冒雨继续加修工事。因此，这一仗是啃骨头的硬仗。
5月2日黄昏，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开始向蟠龙外围发起攻击，三五八旅攻占田子院寨子和蟠龙西北敌军阵地，独一旅歼灭老庄、新庄各高地敌人，乘胜向小庙梁、磨盘山攻击。新四旅和二纵独四旅也分别从蟠龙东北、东南发起攻击，向前推进。5月3日，我军向蟠龙核心阵地发起总攻，但因敌人工事坚固，我军缺乏重炮，攻击未能奏效。彭德怀、习仲勋立即下令停止攻击，发动班、排战士召开“火线诸葛亮会”，集中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广大指战员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意见和建议。蟠龙战斗间隙中，开展的“火线诸葛亮会”，是彭德怀、习仲勋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发明创造，这种做法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此后在全军推广。
5月3日下午，我军改变战法，采用对壕作业和爆破技术，以微小的代价，破坏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迅速歼灭了集玉峁守敌，并向蟠龙以东敌炮兵阵地发起攻击，残敌放弃阵地，逃入蟠龙镇。4日黄昏，我军对蟠龙镇发起总攻，在轰隆的枪炮声中，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冲入蟠龙镇街区，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镇内守敌全被消灭。这次战斗，全歼敌精锐一六七旅旅部及四九九团，歼灭敌军6700余人，活捉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粮食、军衣等许多军用物资。习仲勋风趣地说：“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获得的大量物资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从绥德返回蟠龙增援时，彭总早已指挥我们机警地跳在一边，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兵，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弹药，穿着敌人送来的夏衣，吃着敌人送来的‘洋面’，整整休息了七天。”(28)
蟠龙被围时，胡宗南急令董钊、刘戡带其整编一军、整编二十九军回援蟠龙。但是远在绥德的数万敌军，失去了补给，无法行动，胡宗南只好派飞机空投接济。5月5日，敌军放弃绥德南返。独一旅一部追在敌人的屁股后面，不断袭击敌人，还抓了些俘虏，弄得敌人不敢走大路，天天爬山路；不敢住窑洞，夜夜露宿山头。敌军还因为群众坚壁清野，一路上寻不到粮食，只能吃些面疙瘩汤，军衣也挂得破破烂烂，狼狈不堪。5月9日，敌整编一军、整编二十九军回到蟠龙时，看到的是一六七旅覆灭的狼狈景象，而我军早已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了，胡宗南摸不着头脑，只得干瞪眼。当年新华社记者评论蟠龙战役时，用一首打油诗讽刺胡宗南部狼狈的处境：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撒出延安后的一个多月时间中，赢得三战三捷，歼敌1.4万人，更加坚定了边区军民打败蒋介石、胡宗南的信心。
六、挥师陇东、三边
我军取得蟠龙大捷之后，胡宗南集团“游行”了两个多月，损兵折将，粮食补给困难，士气低落，在疲惫不堪的情形下，虽然已侦察得知我军主力在安塞、真武洞地区休整，但已无力再战，只得将其部队集结在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补给休整。
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边区军民5万余人举行了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宣布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仍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和中共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会上，彭德怀和习仲勋都讲了话。彭德怀说，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指挥，战斗一定会胜利!
习仲勋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卖国头子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到处失败之后，企图最后挣扎，便把胡宗南这最后一宝搬了出来打陕甘宁边区。但是并不能吓倒我们，我们是吓不倒的，只能越发证明他们就要很快的崩溃，很快的完蛋。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磨难。胡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作，他们完全像禽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凄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们一定要很快地讨还这笔血债，消灭胡宗南!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29)他还号召后方的全体群众和干部，更加紧张地工作、生产，更好地完成每个人承担的任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加紧春耕，抢耕抢种，多打粮食，多造军火，多造手榴弹、地雷，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为消灭胡宗南而奋斗。
在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激战时，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侵入陇东、三边分区。青海马步芳的整编第八十二师师部和第一百旅驻在西峰镇、宁县地区，其骑兵第八旅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宁夏马鸿宾的整编第八十一师师部、暂编第六十旅驻环县、将台、元城地区，第三十五旅驻羊圈山地区，骑兵第二旅驻木钵、曲子、悦乐、阜城地区；马鸿逵整编第十八师分驻在盐池、定边、安边一线。
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地区龙安镇休整时，因胡宗南集团大肆抢掠破坏，粮食供应非常困难。为解决我军的粮食补给，经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认真研究，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制定了《陇东作战命令》，决定集中主力西进陇东，歼灭二马的有生力量，然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调动胡宗南集团，继续寻机歼灭敌人，并解决粮食问题。5月21日，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率领下，西北野战兵团兵分三路，从真武洞出发，向陇东开进，经过八九天艰苦的行军，越过陕甘交界人烟稀少、梢林遍地的子午岭。途中，习仲勋向彭德怀详细介绍了陇东解放区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群众条件，为制定陇东战役计划作准备。
30日，右路第一纵队向将台的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了上校团长马奠邦。马奠邦是马鸿宾的女婿，第一纵队将他押送野司，彭德怀、习仲勋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经过一番教育，将其释放。中路新四旅也攻下悦乐，消灭了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于29日包围合水，向守敌新编骑兵第八旅发动进攻，31日，攻入合水，但因敌援军逼近，遂撤出战斗。
就在西北野战兵团西进陇东，发起陇东战役之时，胡宗南根据美国提供的无线电测向仪，探知靖边县王家湾一带有一个强大的电台群，据此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就在这里，决定乘西北野战兵团远在陇东之机，派刘戡率领4个半旅约5万多人，从延安、安塞出发，偷袭王家湾。6月7日傍晚，刘戡率领的敌人北路大军占领了青阳岔，敌南路大军已临近王家湾。当南路敌人距王家湾不到10里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昆仑纵队开始转移。敌人发现了昆仑纵队的行踪，继续尾追。昆仑纵队在天赐湾遭遇刘戡率领的敌人大军，处境万分危险。
中共中央机关昆仑纵队的遇险，使彭德怀和习仲勋万分焦虑。习仲勋回忆说：“当时，彭总和我正率西野主力远在陇东作战，急得坐卧不安。”(30)“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彻夜不眠，寝食俱废，在枪弹横飞的阵地上同我商量，要我发个电报，让靠近中央机关的地方军队，不计一切危险和牺牲，务必保证党中央的安全。”(31)习仲勋立即电令三边、绥德分区部队、游击队全部出动，袭击和扰乱敌人，分散目标，不惜任何代价顶住敌人。彭德怀也命令王震率领部分骑兵日夜兼程赶往天赐湾援助中共中央机关，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当时，敌人已经进到距离中央机关的隐蔽地只有四五百米的地方，突然在敌人的后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是我地方武装按照习仲勋的命令，向敌人发起了袭扰和进攻。敌人果然向枪声响起的地方扑了过去，使中共中央机关脱离了危险。
6月17日，昆仑纵队和毛泽东脱离险境后，顺利到达小河村。彭德怀、习仲勋得到消息，非常高兴。习仲勋回忆了彭德怀听到消息时的动人神态：“后来，当他得知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高唱《东方红》歌曲，还满怀激情兴奋地向周围同志讲述中共的历史，讲述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走了多少曲折复杂的道路，才有了这样伟大的党中央，才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希望大家深切懂得和万分珍惜这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当时彭总讲述这些情况时的动人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激动。”(32)
6月中旬，彭德怀和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由华池、合水地区北上，进攻曲子、环县。兵力部署是：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包围环县县城；第二纵队在城东南和西南协助攻城并负责打援；教导旅在环县以西准备打击增援的敌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分区独立二团在三岔、驿马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陇东分区回民骑兵团对洪德城方向警戒。
6月15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对环县县城发起总攻。三五八旅和新四旅相互配合，经过一昼夜的激烈争夺，于16日中午，胜利地攻占了敌人的主阵地王家原，新四旅同时攻占了玉皇山。敌人全线动摇了，下午一时，敌人扔下山炮、野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从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的结合部城东原突围逃跑。三五九旅一直追到洪德城附近，除了部分骑马的军官和骑兵逃脱以外，其他残敌全部被消灭。环县战斗，西北野战军给予敌第八十一师歼灭性打击，歼敌1000余人，缴获了敌人全部重型武器。
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西出陇东的行动，出乎胡宗南意料。为防范人民解放军南下关中，胡宗南急调整编第三十六师在栒邑、邻县、长武一线加强防御。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彭德怀、习仲勋决定收复三边。6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迅速从环县北进。26日，收复甜水堡。29日，收复宁条梁。30日，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向定边发起攻击，教导旅到定边西南，截击可能向西逃跑的敌人。守敌骑兵第十旅第二团放弃定边县城，绕到长城外面逃跑，西北野战兵团占领定边。7月2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7月7日，第一纵队攻占盐池城，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1个连，敌人向西败退，至此三边分区全境收复。
七、沙家店鏖兵，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
从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到同年7月7日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分区，在不到4个月时间，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以极端劣势的兵力和装备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歼灭敌人近3万人，稳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局势，为全国大反攻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在此之后，研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各个野战军的相互配合问题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当务之急。为此，毛泽东多次与彭德怀、习仲勋之间函电交驰，商讨着战略反攻的大计。7月初，毛泽东电告：“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33)7月1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催促彭德怀、习仲勋：陈赓十九日到小河，请你们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16日，彭德怀、习仲勋离开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向小河村进发。当彭德怀、习仲勋到达小河村时，十七八位中央领导同志迎了上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看到一身征尘的彭、习时，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34)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小河会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陈赓、王震、张经武等。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把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用五年时间解决对蒋介石的斗争问题。
小河会议作出了“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布局。三军挺进，即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南下。两翼牵制，是指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军北上出击榆林，继续把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拖住；许世友、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一部把敌人引向胶东地区。
小河会议还研究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决定组建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地方工作统一起来，由贺龙司令员负责，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后勤基地。毛泽东还亲自安排习仲勋返回后方主持西北局的工作。但是，由于前线工作十分繁重，习仲勋身兼前线和后方两付重担，依然协助彭德怀指挥着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小河会议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对西北战场极为重要，而且对全国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7月23日，西北野战军从三边东移至子洲县水地湾、双湖峪等地集结。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书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后勤司令员刘景范。10月9日，中央军委又任命张宗逊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成立后，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的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辖独二旅、独五旅)由葭县以北西渡黄河，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全军增至5万人。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加强后方工作，决定统一晋绥与陕甘宁边区两个解放区的领导，将晋绥军区再次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组成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的领导机关：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委张仲良，参谋长张经武，下辖晋绥军区、吕梁军区、绥蒙军区及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其中，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及负责人是：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高锦纯，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政委张邦英，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委李景膺，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委郭炳坤，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仲良。
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组建，加强了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指挥，增强了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内线反攻作了重要的准备。习仲勋身兼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两个统帅机关的领导职务，一方面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面大大拓宽了他的工作责任领域。正因为如此，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35)
8月初，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进抵榆林近郊。至7日，肃清外围据点，完成对榆林包围。10日至11日，西北野战军两次攻城，但均未奏效。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深怕榆林丢失，宁夏就会孤立。于是，急令胡宗南以10个半旅6．3万多兵力，分路北进，井以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沿长城外沙漠地区，取捷径日夜兼程，增援榆林。
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胡宗南部北进的情报，预计敌人沿咸榆公路经响水堡、归德堡北上的可能性较大，准备在归德堡地区打援。不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5个团，避开了我军阻援部队，于ll日晚逼近榆林。野司认为我军已经达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兵团准备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目的，为取得主动，果断地决定部队撤出榆林战斗。为此，命令第二纵队向长乐堡移动，诱敌北进，其余各部队于12日向榆林东南方向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第一纵队转移到归德堡以东的万家寺一线山区集结。为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迷惑敌人，野司决定以一个小部队掩护习仲勋率领西北局机关和后方医院等单位，迅速东渡黄河。敌人根据空中和地面侦察，误认为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胡宗南下令“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钟松率整编第三十六师进到榆林城后，第二天即掉头南下，他自恃“援榆有功”，骄横异常，叫嚣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和整编九十师由绥德向葭县北进，妄图和钟松夹击我军在葭县西北地区。
形势非常严重。敌南线刘戡率领的5个整编旅与北线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南北相距不过50里，并向东封锁了黄河渡口，向西控制了咸榆公路。至此，西北野战军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昆仑纵队都被挤在榆林、葭县、米脂三县交界的南北约40里，东西约50里的狭小地区内，我军背靠沙漠，侧水侧敌。危急时刻，毛泽东下令要昆仑纵队轻装，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习仲勋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劝毛泽东率党中央机关暂过黄河，他回忆说：“党中央转移到葭县附近，前有滔滔黄河，后有十万追兵。情况很危急。我们立即命令三纵侧击刘戡，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同志暂过黄河。刘少奇、朱老总等也来电坦诚相劝。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大家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失信于民呀!’‘现在是历史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要为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一仗打得好，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36)
在危急关头，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力挽狂澜，发起了沙家店战役。全军将士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不顾饥饿、疲困和艰难险阻，以高昂的战斗意志投入了激烈的战斗。8月17日，刘戡部继续向葭县逼进。钟松远离主力孤军冒进，竟以第一二三旅和第一六五旅之四九三团为前梯队，从镇川堡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前进；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为后梯队，向沙家店及其以东前进。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在沙家店地区伏击歼灭孤军冒进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纵队集结在高柏山、老虎疙瘩地区，协同第二纵队在沙家店地区围歼敌军后梯队。第二纵队由北向南进攻，第一纵队绕到沙家店西南地区，由西南向东北进攻。
20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首先向沙家店的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发起进攻。接着，新四旅、教导旅也在常家高山向敌第一二三旅攻击。这样敌三十六师被我军分割包围，切成两块。下午1时，彭德怀发出总攻击令：“彻底消灭敌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彭德怀的命令传达后，全军振奋，个个奋勇争先，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除敌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人逃跑外，敌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一二三旅全部被歼。沙家店战斗，我军共毙伤俘敌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等共6000余人。
对于这场伟大的战斗，习仲勋回忆说：“我们抓住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以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警备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持抗击刘戡所部西援；以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包围并攻击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以教导旅、新四旅对西援进至常高山之敌一二三旅发动猛攻。经过十个小时激战，即于八月二十日傍晚，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取得歼敌六千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37)“沙家店战斗大获全胜的次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飞马来到前线指挥所里，向指战员热烈祝贺这一伟大胜利。毛主席说：‘这一仗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38)
沙家店战役以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转入内线反攻。此时，陈赓兵团在8月23日胜利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集团处于南北两面作战，潼关、西安一线空虚，胡宗南被迫令其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南撤，对西北野战军取防御态势。8月24日，敌军除派出小部队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主力部队则开始收缩，准备南撤。8月29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新的作战部署。决定追歼和阻止胡宗南集团南撤。
8月27日，敌人开始沿咸榆公路南撤后，西北野战军调集兵力，追击南撤之敌。9月10日，解放军迅速赶到了延川西南的关庄、岔口地区设伏。9月14日，当敌军沿大相寺、关庄一线高地齐头并进时，解放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分四路由南向北进攻。至17日，解放军结束了关庄、岔口战斗。此次战斗，重创敌第十二旅、敌五个旅等部，歼敌4000多人。
9月20日，敌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南撤到延安后，狼狈不堪，急需休整补给。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百余公里交通线上只有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和二十四旅，以及三十六师一六五旅残部等分兵把守。延安南面西起洛川、同官，东至黄龙山区，敌人也只驻有6个团兵力。
根据敌人布防的态势，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协同作战，决定采取内、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以第二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之警备一旅、警备三旅、骑兵六师等部队，(39)南下黄龙山，发起黄龙战役，进行外线作战，调动和分散延安的敌人主力，创造歼敌战机。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留在陕北，进行内线作战，以第一、第三纵队分别歼灭延川、延长、清涧等地之敌。贺龙、习仲勋命令警备一旅、警备三旅、骑兵六师和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南下黄龙山区后，一度解放了黄龙、韩城、白水、宜川等县，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10月下旬，第四纵队撤至临固地区，第二纵队渡过黄河以东进行休整。黄龙战役胜利结束。继第二纵队和第四纵队发起黄龙战役后，留在陕北的第一、第三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等部也发动延(川)清(涧)战役，歼灭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整编二十四旅等部共8000余人，先后收复延川、延长、清涧、绥德、子长等地。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的指示。
在这期间，贺龙、习仲勋还利用战斗间隙时间，检查子地方武装工作。据当时负责领导甘泉武工队的甘泉县委常委贾俊英回忆：“这年九月，当我由甘泉率领武工队到麻子街时，恰好遇见了贺龙和习仲勋同志到这里部署工作。……贺老总环顾我周围的武工队战士，手指着大家的背包问我：‘大家鼓鼓囊囊地背着些什么呢?’我笑着回答：‘这是剥的敌人的皮子(伪军军衣)，有时我们还有用场呢!’他又说：‘你们背上那么多东西行军太吃力了。’我说：‘现在多受点苦没关系，等打起仗来，有机会用上它，打仗就松多了。’习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地说：‘看这个老贾，敦敦厚厚的，打起敌人来，心眼还满多哩!过去我知道你有一股子冒险劲儿，战斗的实践给你增加了智慧，以后要多想点问题，细心些才好。’当晚，两位首长留我们大家一起吃了小米晚饭。次日，首长们南下，我们又向延安行进。”(40)
之后，为了扫清北线障碍，巩固我军后方，造成我军南下的有利态势，保障驻葭县神泉堡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党中央批准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进攻榆林的计划，并批准以教导旅和新四旅组成第六纵队，由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张贤约任副司令员。习仲勋说：“此后，我西野领导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党中央安全，于十月底，率部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敌城防坚固，我军缺乏重火器，加之准备不足，马鸿逵倾巢迅速增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歼敌六千八百余人后撤出战斗，转入新式整军。”(41)
10月24日，第一、三、六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团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开进。第一纵队由下盐湾、西岔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到27日分别围歼了归德堡、三岔湾等外围据点之敌。其他部队也扫清了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外围据点的敌人，并占领了飞机场，击毁了敌人一架运输机，将榆林城团团围住。31日，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和六纵队新四旅一部，采取爆破手段攻占了瞰制城南的三叉庙和凌霄塔两个坚固据点。
11月2日黄昏，西北野战军集中火力对榆林城进行强攻。由于我军第一次进攻榆林之后，敌人又对城防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进，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对这个新的情况，我军事先没有发现，加之我军炮兵火力太弱，不能有效地压制敌人，所带的云梯长度不够，搭上城墙就被敌人甩下来的手榴弹、追击炮弹炸毁。激战持续到3日凌晨，仍然没有突破城防，彭德怀下令停止强攻，改用挖坑道爆破来攻城。
11月6日，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以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宁夏保安第一纵队等3．5万人，组成援榆兵团从定边出发东进。11月8日晚11时，我军再次发起攻城战斗，因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即发起攻击，敌人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这时，马鸿逵的援榆兵团逼进榆林以西地区。11月10日，野司决定先打援军，只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主力向榆林西南的元大滩开进，打击宁马援军。14至15日，我军在元大滩和宁马援军激战，敌人以飞机掩护，向三五八旅阵地冲击。三五八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我军歼敌4000余人，敌军向西撤退。当我军主力准备返回榆林继续攻城时，知悉宁马和榆林守敌已经会合，根据这新的情况，野司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
此后，西北野战军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中旬，分别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保安(今志丹)和晋南曲沃地区，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诉苦，就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统治的苦，诉地主欺压穷人的苦；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通过这次整军运动，提高于部队为解放劳苦大众，为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而战的政治觉悟，达到了加强部队纪律，增强部队团结，提高斗志，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整军运动，党中央、毛主席赞扬这是新式整军运动。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部队开展群众练兵运动，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部队士气旺盛，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术技术准备。
自1947年3月到12月底的9个月中，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以及民兵武装共计歼灭国民党军8万余人，使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研究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这次会议共进行了20多天。出席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前委全体成员及纵队团以上干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彭德怀作《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贺龙和回到陕北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先后讲话。会议认真讨论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会议按照中央的部署，决定立即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会议结束时，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他、吃他，不让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是一次十分及时而重要的会议，它深刻总结了9个月来西北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经验，研究制定了我军转入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八、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出陇海，直插大别山，陈赓率太岳纵队进军伏牛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出击中原，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大量歼灭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西北的胡宗南集团也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
这时，虽然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还有29个整编旅共33万多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处于守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陆续从陕北、晋南战场抽调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五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配合刘峙兵团，准备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增援中原战场。胡宗南集团9个整编师28个旅中，只剩17个旅用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其主力整编二十九军刘戡部及所属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集结在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团，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阻止我军南下；整编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的七十二团和陕西保安第六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的解放军西渡；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欠第七十二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领整编第十七师的十二旅、四十八旅和陕西保安第十一团驻守延安和维护延安到鄜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则驻守同官、三原等地。青海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驻庆阳、合水、西峰；宁夏马鸿逢整编第八十一师另两个旅驻守安边以西地区；邓宝珊部驻守榆林。
第二次攻打榆林之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休整，进行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
针对敌人的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指示西北野战军，在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根据中央严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春季作战方案，即“南下陕中，威胁西安；利用陕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主力，调回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作战计划是：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合阳四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其两侧地区之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42)
为了保障部队向外线进军的胜利，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陕甘宁解放区的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还组织晋绥边区人民从千里之外送来粮食、药品、被服，同时还动员陕甘宁边区成千上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出征。
我军转入外线后，第一个攻击目标确定在哪里?习仲勋是这样回忆的：“针对胡宗南确保延安、洛川、宜川，阻我军南进和防御态势，西野指挥部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把突出方向选择在宜川更有利于围城打援，在运动中全歼守敌与援敌。二月十二至十六日，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共八万余人，分别从保安、绥德、米脂和晋南曲沃地区向宜川开进；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三、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并将敌压缩于城内。”(43)
1948年2月，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2月16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线隐蔽集结；同时电告第二纵队，待宜川战斗打响之后，迅速从禹门口强渡黄河，直奔瓦子街。2月20日，西北野战军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战役第一步骤，以夺取宜(川)、韩(城)、石(堡)、合(阳)四城，并准备各个歼灭可能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七师及第九十师。”22日，三纵、六纵开始向宜川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宜川外围的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暗秘密开进，于24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宜川城。一、四纵队则隐蔽集结在洛宜公路两侧的瓦于街一带。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往东经任家湾到铁笼湾，山势险峻、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谷，便于我军伏击援敌。这时，黄龙山区寒风呼啸，由于人烟稀少，部队只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但是，全军指战员情绪高昂，阵地上响彻“消灭整编二十九军，活捉刘戡”的口号声。
我军包围宜川的军事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实现了围点打援的目的。习仲勋是这样说的：“这时，胡宗南急令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共四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二十八日进入瓦子街至任家湾的一个狭长小川道内。”(44)
宜川被围后，彭德怀即电告三纵和六纵，要求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逼敌呼救求援。担任主攻的三纵独立二旅和六纵教导旅先后占领了宜川外围要点老虎山、虎头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人压缩在城内。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急忙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主观成性，刚愎自用，至此仍坚持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组而成，现以三个纵队攻宜川，一个纵队在河东，不能打大仗，他遂命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九十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经瓦子街驰援宜川。这时，西北局所属的西安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及时搞到了有关绝密军事情报，迅速电告习仲勋和西北局，使彭德怀准确获悉了刘戡部的动向。2月26日，刘戡率部出发，径直沿洛宜公路向宜川开来。2月28日，西北野战军发出“进字第二号”命令：“本野战军决定于明(二十九)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刘戡在通过瓦子街以后，向公路两侧的山梁各派一一个旅，整编第二十六师四十七旅在左，整编第九十师六十一旅在右，搜索前进，掩护全军沿公路前进。敌四十七旅和六十一旅刚登上山梁，进至任家湾和丁家湾地区就遭到我三纵独五旅部队和六纵教导旅一部的阻击。我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这时，刘戡认为我军阻援的部队不过一个纵队，不超过8000人，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于是，仍下令其六十一旅继续向铁笼湾攻击前进。
刘戡的轻敌冒进，为我军全歼敌人援军创造了有利的战机。习仲勋说：“我军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头截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三月一日上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全体官兵，斗志昂扬、顶风冒雪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五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随即挥师东进，迅速攻克宜川。”(45)
当时的详细战斗经过是这样的：28日晚，敌援军后续部队已经通过瓦子街，进入瓦子街沟底的公路，敌军拥挤在沟里，队形混乱，刘戡决定调整部署就地宿营，并占领附近高地，将六十一旅撤回到任家湾以南高地，构成环形防御。刘勘计划在29日进至宜川，因而仍摆着进攻的架势。当夜大雪下个不停，敌援军也没有认真构筑工事，这给我军歼灭援敌造成很为有利的形势。我一纵隐蔽地紧紧尾随敌援军开进，在查明敌援军后续部队已全部通过瓦子街之后，2月29日凌晨2时，独一旅由张献村出发，攻进瓦子街，歼灭了敌后卫整编九十师搜索连，断绝了敌军退路。刘戡发觉前进的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也被切断，已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企图迅速集结突围，急令整编九十师一个团争夺瓦子街，同时又向瓦子街东南山派出部队，抢占高地控制向南逃跑的道路。瓦子街东南山原部署由二纵堵击，但由于雪路难行，路途较远，该部未能赶到。一纵首长当机立断，决定以独一旅担负歼灭洛宜公路北山的敌人；三五八旅立即向东南山攻击，堵击敌人，主动担负起二纵的任务；另以七一五团一部进到小寺庄，阻击敌人后续部队的反扑。
战斗打响以后，独一旅首先攻占东北山高地，连续打垮敌整编五十三旅一五八团的多次反扑。瓦子街东南山高达千米，刘戡的军指挥所和整编九十师师部都以此山为屏障，配备了一五七团和一五九团两个主力团和较多的重武器，妄图拼死抢占各要点。三五八旅明白夺取东南山，关系全局，即令七一四团迅速抢占要点，堵住南向缺口，封闭敌人退路。我七一四团首先夺取了瓦子街东南一里处的一个大山头，控制了制高点，接着乘胜夺取了第二个山头。著名战斗英雄刘四虎冲锋在前，他带领全班攀着荆棘、踩着积雪，勇猛地直逼敌人阵地。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扔手榴弹，他用刺刀把敌人的手榴弹拨开，在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摔出一颗手榴弹，趁势冲人敌阵，踢翻了敌人正在射击的轻机枪，刺死了射手，又连续刺死刺伤6名敌兵，终因多处负伤，流血过多，昏倒在战壕里。我军后续部队冲进战壕，肃清残敌。敌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督令五十三旅组织兵力轮番向我七一四团实施反冲击，并以化学追击炮轰击我军阵地。我七一四团经过激烈争夺，攻占敌人一五九团重兵坚守的主阵地，使敌军师指挥机构均暴露在我军面前。刘戡严令敌军疯狂反扑。阵地上硝烟弥漫，经过整天反复肉搏争夺，七一四团战至黄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在方圆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毙伤敌人近千名，终于封闭了敌人可能突围的唯一缺口。这时王震率领二纵赶到，也投入了战斗。黄昏，我军紧缩包围圈，将敌压缩在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在我军的合围下，敌刘戡部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敌军士气颓丧。29日夜大雪仍下个不停，我军务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积极准备翌日总攻。3月1日上午9时许，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总攻击的命令。刹那间，阵地上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动地，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一纵由西向东，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六纵(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三纵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四面八方对敌展开围歼战。这时，刘戡绝望地致电胡宗南：“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敌人仍作困兽之斗。战士们高呼：“活捉刘戡!”坐在山坡积雪上，向敌群飞速滑去。战至下午5时许，敌军全军覆没，严明被击毙，刘戡自杀身亡，其余无一漏网。
瓦子街战斗后，宜川完全陷于我军重兵包围之中。3月2日晚，我三纵、六纵攻城部队向宜川城发起总攻。三纵独二旅从小北门杀入宜川城，迅速夺取了内七郎山；六纵教导旅一团和新四旅十六团也从南面和西南面攻占凤翅山主峰。独二旅利用曾被我军释放过的俘虏军官，士兵喊话，巷战进展迅速。到3月3日拂晓，守敌从城里伸出白旗投降，敌旅长张汉初束手就擒，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习仲勋指出：“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五个旅二万九千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十一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五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46)这是西北野战军在新式整军运动后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改变了，西北野战军直指关中，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给边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并希望广大指战员继续努力，为解放大西北而战。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联名发出贺电，向西北野战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慰问。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召开了万余人的盛大的祝捷大会，习仲勋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边区人民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在生产战线上打胜仗，重建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的家园，积极支援前线，解放大西北。大会还通过了致毛泽东主席及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致敬电。
① “习仲勋关于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袭击给黄罗斌等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区的军事斗争) (下)，第74页。
② 习仲勋：“提高警惕保卫边区”，《解放日报》，1946年8月28日。
③ “习仲励对陇东地委关于扩兵问题的请示电的批复” (1945年12月15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第64页。
④ 《陇东报》，1946年11月23日。
⑤ “边区政府关于嘉奖各地民兵英雄的命令”，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31页。
⑥ 师源：“我的革命挚友同乡习仲勋同志”，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209—210页。
⑦ 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181—182页。
⑧ 中共富乎县委党史研究室:《富平丰碑》，2006年9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⑨ 贾巨川：《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450—451页。
⑩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第297页。
(11)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陕西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第298页。
(12) 1946年10月10日组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下辖三五九旅和独立六旅。
(13)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0页。
(14) 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页。
(15)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6页。
(16)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6页。
(17)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1页。
(18)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3页。
(19)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3页。
(20)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3页。
(21)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2页。
(22) 习仲勋：“红日照亮子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9页。
(23)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4页。
(24)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9—340页。
(25)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5页。
(26)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5页。
(27)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1页。
(28)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6页。
(29) 习仲勋：“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5页。
(30)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1页。
(31)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5页。
(32)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5页。
(3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5页。
(34) 《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35)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1页。
(36)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1页。
(37)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7页。
(38) 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37页。
(39) 1947年9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骑兵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廉政委。
(40) 贾俊英：“延安保卫战中的武工队”，《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一版，第226—227页。 (41)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8页。
(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43)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8页。
(44)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8页。
(45)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8—469页。
(46) 习仲勋：“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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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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