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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当家做主

《习仲勋传》编委会

新中国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变成了国家主人。然而，怎样从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参照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后改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期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指示：“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及逐渐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重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与新中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制度，关系到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体。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也思考和探索着这一重大问题。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路子，总结经验。 　　长安县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开好这个县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指导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意义。经过半个多月筹备，长安县通过五十多万农民选举投票，选出近三百名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对“把农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农民自己的行动”，“迅速发展与组织农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改革运动”③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月八日上午，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市群众日报④社礼堂举行开幕式，习仲勋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说：长安县农代会今天能在西安城举行，这是一件大事，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是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庆祝、爱护这个胜利，并使其巩固起来。我们破坏了旧的统治以后，要建设一个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所有的共产党人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旧乡保人员、坏分子混进政权，处处违反政策法令，也妨碍了农民群众很快地靠近党和政府。他强调：“以上种种，都必须很快纠正。除过我们上边注意检查克服外，还必须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只有这样‘上下夹攻’，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他要求：在农村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组织热潮，“将我们的农民大军，完全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政策指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封建的斗争。”⑤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⑥ 　　十月十二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习仲勋再次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权来自人民，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可以说这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习仲勋又谈到农民问题： 　　前几天，这里开的农民代表会，可以说是今天会议的准备会议。没有那个会，这个会便开不好。因为农民问题是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不首先团结农民，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村的很多建设工作便不能前进。因此，前几天的农代会就是讨论在农村如何建设并推选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 　　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杀地主的头，而是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劳而食又拥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村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农民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们要帮助农民，领导农民，把农村很快地建设起来。⑦ 　　第二天，习仲勋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汇报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欣慰”而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并特别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⑧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强调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⑨。 　　实际上，习仲勋在毛泽东来电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纲领》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建立人民政权的开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认为刚刚转入建设时期的很多干部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同群众联系较少(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干部占相当数量)，要去团结各界人民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经过会议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各界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威望的代表人物，他们说的话群众愿意听，又很相信；同时，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又可以在会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知识和经验。而被选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当家做了主，又会激发出他们的极大政治热情，努力协助政府工作，这实际等于使每个县增加了几百名干部。因此，习仲勋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反复强调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当前进行农村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他除两次参加长安县的代表会议外，又先后参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和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这就在西北地区开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区民主建政的高潮。⑩ 　　然而，万事开头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的。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虽经过反复督促而陆续召开了会议，但多数仍然准备不足，或人数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开会做冗长报告，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善于运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协商，甚至个别地方仍然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一种形式。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专题汇报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特别总结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建议。他提出：没有召开会议的地方，必须在月内召开；已经开过一次的也要准备开第二次，并在召开第三或第四次代表会议时，宣布代行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省各界代表会议也要在年内召开。他强调：这种会议，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定下来，这样做益处很大，需要抓紧做好。(11)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和督促下，西北地区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所属的二百九十七个县(市)级单位中，二百七十四个县(市)级单位召开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五十八个单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经过土地改革的陕、甘两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个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参加民主政权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宁夏的群众说：“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咱们可得好好地选举好人替咱们办事，不敢马马虎虎不关心!”(12) 　　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之所以有政绩，群众影响好，同他重视和坚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制度的建立，顺应民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调动了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与行使人民政权的工作，使得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普遍地建立起来，因而巩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推动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工作。”(13)“凡召开了上述会议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经过这个会议，确实‘上下通气了’”，“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和对干部作风的检讨，是较为严肃和尖锐的”，“特别是在领导人报告上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形及勇于正确地接受批评和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时候，对代表们的教育启发作用就大”(14)。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页。 　　②周恩来在第八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28日。 　　③1949年10月9日《群众日报》。 　　④《群众日报》原名《边区群众报》，1940年在延安创刊，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1年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更名为《群众日报》，1949年6月迁至西安。1953年1月成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1954年10月改为《陕西日报》。 　　⑤1949年10月9日《群众日报》。 　　⑥1949年10月10日《群众日报》。 　　⑦习仲勋在长安各界代表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0月12日。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52页。 　　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页。 　　⑩习仲勋：《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时的讲话》，1950年4月25日。 　　(11)习仲勋：《一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1月18日。 　　(12)《宁夏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1950年1月25日《群众日报》。 　　(13)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工作报告》，《西北政报》1951年。 　　(14)《把西北各级人民代表会的工作提高一步——西北民政会议对各市、县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检查总结》，《西北政报》1950年。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