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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西北军政委员会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统一。如何组织和建立廉洁高效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按照地域原则，首先组建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这是基于当时全国不同地区的政治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全国各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老解放区，有新解放区，还有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历史和经济联系的现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其中几个是在原解放区基础上建立的，内部已有一套行之有效而又适应当时形势的行政建制，且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东北解放最早，已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也建立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时，有关部门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相关机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政务院各单位正式办公的同时撤销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专门负责联系并指导华北五省及京、津两市的工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区基本是新的解放区，由于战事甫定，形势还未完全稳定，需要建立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区是从原陕甘宁边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就自然地建立在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基础之上。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并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磋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事宜。这期间，中央做出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调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率部入川，进军西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示：贺龙来京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①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②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③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是指拟于十一月下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怀的电报，就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指示：“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德怀)决定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扩大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龙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④ 　　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还在甘肃酒泉，紧张运筹进军新疆事宜。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在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正筹划率部入川的军事行动，直到十一月三日才离开北京经临汾回到西安。习仲勋具体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 　　十月三十一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各项筹备事宜。十一月二日，他再次召开会议，初步把会议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由他同贾拓夫、马文瑞等决定；同时通知驻兰州附近的第一野战军各军军长、政委出席会议；初步拟定了会议议程。十一月十日，习仲勋第三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拟设民政、财政、工业、农林、商业、交通、畜牧、水利、银行、司法、公安、劳动、民族事务、教育、文化、卫生等委、部、局、厅和检察分院、法分院，另外成立财经、文教委员会和军分会、司令部等部门。同时，提出军政委员会要配备若干党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应占到三分之一。初步决定军政委员会由三十五名委员组成。习仲勋还特别建议，民主人士马惇靖⑤可参加宁夏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⑥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由彭德怀主持，议程是：一、由贺龙传达中央有关意见；二、彭德怀作工作报告；三、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四、讨论支援解放西南问题。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讲话。 　　贺龙向会议传达了九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报告。他着重说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和提出的《共同纲领》及政协委员名单，并传达了中央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决定以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领导西北军政工作。 　　十八日，彭德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进军新疆的情况。他说：部队从陕西咸阳出发到达新疆库车，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他安排部署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冬季部队训练。二、群众工作。军队要解决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民族自治，不能说是民族自决；要政教分开，实行贸易自由和信教自由。三、肃清土匪。四、干部学习，主要学习《共同纲领》、有关理论和政策。五、生产准备工作。最后，彭德怀提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交通建设计划，强调：“五年至十年之内要特别注意节约，在数年之内不另建房屋。”⑦ 　　十九日，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上午，他主持讨论通过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下午，主持讨论支援西南进军四川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有七项内容： 　　一、关于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适应目前新形势的需要，决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一市的军政工作。委员会应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组成之，所提名单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即行成立。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另行决定。 　　二、关于部队冬季整训工作。一野自扶眉战役后，连续前进千余里至数千里，未能很好休整，决定今年冬季整训。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整训为辅，总结战斗经验，确立建设正规国防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普遍深入进行诉苦与反省，展开集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质量。并依驻地具体情况，加紧剿匪，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和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 　　三、关于地方工作。在西北有三种地区，在老区(原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半老区(黄龙地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改；在新区，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工业创造条件。在新区农村民主改革应分剿匪反霸、减租和土改两个步骤，以逐步削弱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中须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封建势力越强大地区策略的运用越要灵活，在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须采取更稳妥的步骤。 　　四、关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以利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建设新西北的伟大事业。 　　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带决定意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也就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党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自反动阶级阵营分化出来的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人物，哪怕是暂时动摇的同路人。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职务，作为联合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必须条件。目前必须从各方面检讨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不正确思想，结合学习文件教育干部，学会争取和提高党外人士以及同他们相处合作的艺术，切实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六、关于财经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但西北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周密的计划经济须要逐步地去做。一九五〇年除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玉门油矿和修通天水至兰州段铁路外，西北地方生产事业，仍应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私工矿业以恢复为主，有些部门(如纺织)应力求改进与发展，畜牧业要引起重视。具体计划由西北局财委会详加研究，提出通盘计划纲要，呈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七、关于干部教育。由于新干部成分大大增加，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和前委制定一九五〇年干部教育计划。其中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同实际结合，着重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会永远的胜利前进。⑧ 　　二十二日下午，习仲勋同彭德怀、贺龙前往兰州机场，迎接由北京飞抵兰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和著名民主人士邢肇棠⑨。他们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来参加“建设新的人民的大西北”的。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西北大厦为他们举办欢迎晚会。⑩ 　　为了统一军政领导，适应大规模军事行动业已基本结束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请示中央军委：兰州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工作任务，对于做好西北地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勋十分重视并花费了很大精力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十二月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及西安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分别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关中各地委书记会议和陕西新解放区地委书记会议。在这几个会议的讲话中，他对西北的政权组织、部队整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把党的政策与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引导各级干部更好地掌握政策，稳步推进各项建设。根据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加强新老干部间的团结和学习，提出对新干部要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要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马明方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邦英、韩兆鹗任副主席。习仲勋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指出：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对统一领导陕西人民加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等工作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所以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习仲勋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大家都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抱一样的态度，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好。”(11)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这是“西北区各省市高一级的地方军政领导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12)。当日举行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副主席分别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明确阐释了新生政权的施政理念，表达了当好人民忠实勤务员的决心。他说：“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入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习仲勋诚恳地说： 　　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13)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在陕、甘、宁三省局部地区执政十四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即行撤销。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本共同纲领原则，依据西北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西北地区目前工作任务”(14)。彭德怀作了《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习仲勋作了《关于协商军政委员会各委、部、局、厅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意见》的报告，贾拓夫作了《关于西北地区一九五〇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结果》的报告。 　　会议按地区分五个小组对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通过了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清理旧债等暂行办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报告了工作。这是人民民主联合政权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意愿。“会议的民主精神表现很好，在讨论问题时，各委员及列席代表均表现认真负责诚恳率直的态度，大体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期望，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会议中人人说话，对的意见都采纳，不对的反复研讨解释清楚后取消，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付表决”。(15)凡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让全体少数民族委员一致同意后才作决定。 　　习仲勋主持二十六日的大会讨论。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习仲勋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机构设置的报告时，集中讨论了“行政人员是否兼职监察委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有些省的许多监委是由行政首长兼任的，军政委员会下设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对此，委员有不同意见。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发言说：行政首长兼任监委，有检查工作之便，没有坏处。今天的行政与监察是统一的，严格划分似无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员认为，监委不宜由行政人员兼任，监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对行政积极从事帮助，一方面还要在“消极”上纠举弹劾，监委要专业化。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行政人员还是尽可能的不加入监委会好，他们加入监委不能专心把工作做好；同时行政与监察明确划分开来，在群众中会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据中央监委情形，少数行政人员加入也不要紧，但以非行政人员做这项工作较宜。同时还要看我们提出的这些监委人选是否适当。”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许，大家发言讨论更加积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使监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会议于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彭德怀、习仲勋和贾拓夫的报告，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的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及工作中心和步骤，指出了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主，确定了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的具体任务及恢复与发展工业、交通事业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指出春荒的严重性，必须大力组织生产救灾，做到不饿死一个人”(16)。由此，西北地区恢复经济和开发建设以及社会改革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正如张治中副主席在闭幕词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对于这次会议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彭主席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习副主席主持会议筹备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员的态度谦虚和论事客观等主要因素所达成的伟大胜利。”(17) 　　像这样发扬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层次会议，在习仲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举行过六次。一九五一年春，在第三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习仲勋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上，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进步，很多党外人士的进步，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如果过去有些党外人士还有某些做客态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挑起担子来了。我们有了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巩固团结，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证。”(18)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军政委员会会议一年开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开两次较为合适。每次会议都应当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可以相当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这样好处很多。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心参与政事，并从此得到教育，和我党联系密切了，也就起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参加过会议的都有进步。(19)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意见，称赞他送来的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此时，习仲勋已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那还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彭德怀要去北京开会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对自己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仲勋)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20)彭德怀放心地把西北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交给习仲勋，表明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相互信任，紧密团结，革命情谊是极其深厚的。此后，凡彭德怀离开西北期间，都由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身份履行职责。一九五〇年十月以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勋肩上。 　　①《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76页。 　　②贺，指贺龙。 　　③《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77页。 　　④《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79页。 　　⑤马惇靖(1906—1972)，回族，字立青，甘肃省临夏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军长，中将衔，1949年9月19日在宁夏省中宁县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军区司令员，甘肃省第一、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⑥马鸿宾(1884—1960)，回族，字子寅，甘肃省临夏县人。国民革命军将领，1949年9月在宁夏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⑦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记录，1949年11月18日。 　　⑧《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1949年11月。 　　⑨邢肇棠(1894—1961)，甘肃省通渭县人。曾任西北国民军第二军第五混成旅团长。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 　　⑩1949年11月28日《群众日报》。 　　(1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11页。 　　(12)《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1950年。 　　(13)《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14页。 　　(14)《西北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关于第一次会议情形的报告》，1950年1月。 　　(15)《西北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关于第一次会议情形的报告》，1950年1月。 　　(16)《西北军政委员会给中央关于第一次会议情形的报告》，1950年1月。 　　(17)1950年1月28日《群众日报》。 　　(18)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巩固成绩，克服缺点，争取更大的胜利》，1951年3月31日。 　　(19)《习仲勋同志关于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4月10日。 　　(2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30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