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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剿匪反霸斗争

《习仲勋传》编委会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潜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不断与各地土匪、恶霸地主勾结，乘机组织武装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北地区匪患历来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余分子，勾结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残余土匪势力，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抢劫群众牲畜和财物，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的首要工作，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组织领导了这场斗争。 　　习仲勋堪称“老西北”，对西北地区匪情比较了解，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详细情况及活动规律。当时，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个，达十三万人，裹胁群众约九万人。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区。他们自恃有一定力量，盘踞一隅，与人民为敌。这些股匪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一类是惯匪，以抢劫钱财为目的，称霸一方。两类股匪都有国民党特务把持和操纵，既相互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和争斗，情况十分复杂。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习仲勋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西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中“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察，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①。 　　习仲勋十分关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剿匪斗争动态，及时指导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总结检查关中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剿匪为中心，结合有重点地开展反恶霸”的方针。他说：“为什么新区农村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以剿匪为中心呢?这就因为不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仍然阴谋捣乱，农村封建恶霸势力仍然未曾摧毁，广大群众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散匪仍然继续潜伏活动，匪患仍然是新区农村的严重问题。”②他认为：前一时期，陕西采取以军事清剿为主，结合政治争取瓦解和收编改造，已消灭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改造为主，配合军事清剿，肃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众、胁从分子，进而组织民兵，实行自卫，巩固农村革命秩序，为进一步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他特别重视在剿匪中要发动群众，强调：只有老老实实把群众工作做好，匪患方可从根本上肃清。③ 　　这一时期，甘、宁、青、新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剿匪斗争。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人员)，利用回汉民族的历史隔阂和当地干部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于五月八日组织武装暴动，抢劫商民，破坏治安，致使当地居民无法正常生活和进行生产活动，有四五万人逃往绥西④地区。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习仲勋在会上说：这次暴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当地匪徒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所有各级干部必须有明确的敌情观念，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任何麻痹疏忽都会招致祸患。他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立即作出具体部署，加强肃清匪特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有效办法，如慰问团、团结会等方式，深入宣传，平息骚动事件。加强民族团结，特别应注意做好干部整训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⑤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在剿匪问题上，任何性质的土匪，包括特务领导的武装暴动在内，都要当做群众问题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发生错误。对土匪要坚决消灭，这是原则。但应当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办法才为正确，必须研究，否则不能达到消灭之目的。”“在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的办法。”⑥ 　　在平息平凉、固原匪患的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和习仲勋的有关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慰问团慰问群众，发放救灾款，派医疗队给群众疗伤治病。同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和平凉专署具体拟定了剿匪的政策和策略，首先在回汉群众中揭露匪特，解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实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公开镇压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在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把群众和土匪严格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剿抚结合。在工作中，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不要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主动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争取已经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当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紧紧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个核心，把复杂的矛盾层层解开，集中打击了一小撮匪特。当地政府又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发扬民主，诚恳地征求回汉各界人民的意见，纠正与改进过去一切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与缺点，加强和群众联系，整顿干部作风”⑦，迅速稳定了形势，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剿匪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八月二十七日，西北军区司令部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报告青海军区剿匪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的彭德怀、习仲勋十分高兴，立即复电：“我一军一部追剿恶匪马虎臣、马文英、马祯、冶青祥等，已歼其大部，甚快甚慰!该匪是互助、门源、祁连、民乐、永昌间祁连山南端最大一股政治土匪，并望一、三两军进剿部队继续努力，克服困难(进山部队带皮衣棉衣)，彻底干净、一个不留的捕捉散匪。”⑧ 　　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几百支大的股匪已基本消灭，只有少数漏网匪首和惯匪还在甘青新、甘青川和甘青交界的山区活动。这些土匪的匪首多是马步芳部的旧军官，同台湾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其中有的为匪数十年，杀人成性；有的是部落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继续为匪作恶。他们挑唆民族关系，裹胁群众，与人民政府为敌。习仲勋对继续解决这部分政治土匪十分重视，西北军区有关匪情的电报，他每报必读，对一些重要的都及时作出指示，提出要求，转有关部门落实，有的还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对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问题，他处置果断，措施得力，使事件尽快得以平息。 　　甘肃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四个县(四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汉民族聚居地，数百年来民族纠纷不断。一九五〇年春平凉叛乱平息后，以马国瑗(西吉沙沟教主之子)、马国琏(隆德新店教主之子)和杨枝云(海原韭菜坪教主)为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煽动，网罗了三百多名地主、恶霸、惯匪和国民党残留军政人员，以道堂、寺院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提出“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农”的主张，叫嚣“前方细菌战(指朝鲜战争)，后方斧头干”。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他们再次煽动数千人叛乱，波及四个县的六十六个乡，裹胁群众上万人，攻打区乡政府和西吉县城，抢劫公粮一百多万斤，破坏电杆电线八十多里。 　　叛乱发生后，习仲勋和张治中立即指示平凉军分区和地委、专署负责人深入各县，具体领导防匪剿匪工作，在军事进剿的同时争取群众、孤立匪首。西北军政委员会再次派出慰问团，慰问在叛乱中受伤害的回汉群众，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传达军政委员会对他们的关怀与慰问”，“讲明平息匪乱的各项政策与有关救济、医疗的原则，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⑨，迅速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习仲勋还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及时“驳斥敌人，揭穿敌人的叛乱阴谋，用向匪区发传单及召开群众会的办法宣传之”⑩。 　　武装叛乱的主力被剿匪部队击溃后，匪首马国瑗、杨枝云等带着少数残匪继续流窜，企图东山再起。少数阿訇及地主也在暗中活动，秘密开会，制造谣言，散布“大爷再有口唤，还不得不去”的言论，恫吓威胁群众。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指示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来平息匪乱。他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单凭“武的不行。甘肃有个大教主叫马震武，他一句话可以煽动回族群众起来叛乱，一句话也可以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们一个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习仲勋亲赴兰州，分别找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马震武谈话，指出：“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哪怕他昨天还拿枪和我们对抗，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的‘来降免死’政策。”之后，马震武同孙作宾深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11)。 　　在甘青川边界的剿匪中，习仲勋注意发挥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步芳、马鸿逵的残部马良、马元祥等人，聚集在甘青川交界处夏河县南部的藏族部落阿木去乎，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把这一地区变成所谓“陆上台湾”，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还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三路司令”，马元祥为“第一〇二路司令”，十多次为他们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一九五二年四月中旬，这股反动武装纠集千余人，围攻地方政府，煽动藏民部落叛乱。 　　当时，许多部落头人受马良、马元祥的蒙骗和收买，与人民政府为敌。阿木去乎地域辽阔，多是树林和草原，匪特凭借这些条件猖獗活动。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进行政治争取，即组成甘南藏区访问团，由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任总团长，前往阿木去乎开展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有些人对任用黄正清顾虑重重，而习仲勋对黄正清充分信任，多方做解释工作。访问团临行前，习仲勋关切地对黄正清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黄正清没有辜负习仲勋的期望，“按照习书记交待的办法”(12)，深入甘南藏区，向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了马良和马元祥。之后，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进剿，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任命黄正清为第三副司令员。出发前，习仲勋为黄正清饯行，并送他一支小手枪，叮嘱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同时授受他应对国民党特务拉拢的策略。黄正清十分感激习仲勋的关怀和信任，在剿匪中不辱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方法得当，策略正确，阿木去乎叛乱很快得以平息。 　　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共消灭各类匪特近九万人，平息武装叛乱多次，盘踞在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①《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8—99页。 　　②习仲勋：《在陕西关中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9年12月23日。 　　③习仲勋：《在陕西关中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9年12月23日。 　　④绥西，指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时属原绥远省管辖，故称绥西。 　　⑤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五次行政会议记录，1950年5月16日。 　　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 　　⑦平凉专署四五两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6月。 　　⑧彭德怀、习仲勋致廖王并张甘转三军首长报军委的报告，1950年8月27日。 　　⑨《西北军政委员会平凉专区慰问团工作报告》，1952年5月29日。 　　⑩习仲勋对宁夏省委报西吉匪情的批示，1952年4月16日。 　　(11)《孙作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6页。 　　(12)《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5—306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