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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习仲勋传》编委会

西北地区有五省一市，其中四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七百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熟知西北的状况，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的小天地，而是广大的西北五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是比过去复杂得多了。”①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是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杰出领导人。他不管是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西北中央局②书记，还是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都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善于团结同志，谦逊宽厚，坦诚待人，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受到大家的敬佩，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扩大统一战线，要不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同民主人士特别是各民族上层人士合作，成为新生政权建设的关键之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党政主要负责人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先后邀请了许多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翙、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少人参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各地区和各市县，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习仲勋以他的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两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习仲勋非常重视和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他在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的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成绩，群众已开始相信我们确实与国民党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干部普遍存在着主观急躁情绪，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习仲勋思索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等分别作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法院方面工作的报告。特别是政协会议，不但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各界代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列席，还有意识地邀请了爱国人士列席会议。各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集思广益、谏言献策的气氛十分热烈，使大家深受感动。毛泽东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要求“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采用这种方法”③召开会议。习仲勋和彭德怀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为会议的形式和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 　　习仲勋和彭德怀研究确定，于七月中旬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习仲勋为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他提出：“这次会议，我们学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经验，有意识地吸收各方面人物参加：有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有各省、市行政首长及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有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还有各起义部队的将领等，连旁听的共有四百余人之多。这样，就使通过联合政权所接触联系和团结各方面群众的范围，比较上次会议广泛得多了。”关于开会的方法，习仲勋说：“就是将我们的工作状况，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经过这样的工作，将我们懂得的东西变为大家都懂得的东西，将党的决定变为人民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基本方法。”他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们一党包办，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这就是要承认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我们只把党外人士摆样子，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让人家发表意见，并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而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形式上领导人家，实际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④ 　　为了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认识，切实开好这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会议要解决的事项。习仲勋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题为《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及土地改革、财经工作等问题。 　　七月七日，习仲勋又召集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共党员干部开会，作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他告诫各级党员干部，要克服过去在情况比较单纯的“小天地”中养成的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适应变化了的工作环境，把现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他说：个人的某些习惯和作风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团结党外人士不等于不提意见，提意见也不等于不团结。“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次邀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会，就是为的要他们将满腹牢骚当我们面前发泄出来，要他们将各种意见都向我们提出来”。他强调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将来可以办而暂时办不到的就讲清道理”。他说：“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两种偏向，采取正确态度。”“我们的原则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应当做政治问题看待，力求做好。”⑤他最后叮嘱党员干部要按时到会，按时散会，这点党外人士很重视。 　　在习仲勋和彭德怀等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悉心指导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十日在西安群众堂隆重开幕。会议以“继续巩固各族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反封建统一战线”等为指针，特别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三十四人和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一百三十六人，特约旁听者一百六十八人，“共计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回、蒙、藏、维、哈、撒(撒拉族)、乌(乌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约占五分之一。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⑥。 　　大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肯定五个月来工作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的报告中，都主动地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使与会的民主人士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确是为了做好工作”。“会议进行的方法是先提出报告，再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为主要的方式，占了七天会议的一半时间)，然后把意见集中到大会讨论，做出决议”。为了启发和鼓励党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会前将甘肃省兰州市民主人士杨慎之写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原原本本地印发给各委员及列席人员。这封信反映了中共基层干部在认购公债、征税等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时称“万言书”，其中不乏激愤之词。此信的印发“减除了许多人讲话的顾虑”。由于这些举措，会议气氛十分民主。“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得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⑦ 　　这次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真正开成了一个实行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基本实现了习仲勋在会前的设想。特别是与会代表根据各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反响很大。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部门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和研究落实这些提案，使各项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上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有四件涉及工商业中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十分重视，列为重点提案认真研究，八月初下发了落实意见，饬令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抓好落实。⑧陕西等省根据提案建议，广泛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开办了十六个职工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职工达三千六百余人，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集体合同，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基本上扭转了部分工人片面要求福利的观点，端正了‘面向生产’的新劳动态度，教育纠正了某些资方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怀疑顾虑态度，使劳资关系基本上纳入正轨”。⑨甘肃省按照提案建议，“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在各行业中展开广泛的学习运动”，向工商业者及工人、店员和学徒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普遍提高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觉悟，更由于工会的教育说服，纠正了部分工人的盲目翻身、单纯福利观点及报复心理。资方解除了很多顾虑，如怕清算、怕斗争、怕加税、怕没收，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忧虑、装窘，不敢拿出资本投向生产的情绪。劳资双方对政府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后，资方谅解，劳方觉悟，化猜忌而为团结，双方步调逐渐趋于一致，都认识到了唯有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对双方有利”。兰州市半年多时间解决大小劳资纠纷二百九十余件，纠正了公私关系上存在的矛盾，确定了公私经营范围、地区范围、零售范围，并通过加工订货、贷款、组织联运联销等办法，具体扶助私营企业，稳定了社会各阶层。⑩ 　　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共识。刚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论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九五〇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时，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因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做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11)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12) 　　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出席各族委员二十七人，各族列席者七十五人，西安各机关干部及民主党派列席者七十五人，与会委员和列席人士多为各族过去的当权者和宗教职业家(王公、贵族、千百户、阿訇、活佛、教主、起义军官、地主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极少数。”彭德怀、习仲勋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多次接见各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习仲勋在开幕讲话中指出：随着西北各地的解放，西北各民族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 　　会议初步检讨了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广泛宣传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确定了西北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的各民族人士和干部了解了工作情况，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的任务，并适当批评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会议对重大问题采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在小组会上着重启发他们发言，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及时解释，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地进行了检讨”，“基本上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他们在开会之前疑虑很多，甚至恐惧，思想非常庞杂，但参加会议过程中，各种疑虑逐渐消释或大为减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并认为在大会讲话是政治地位，因而争先讲话”，“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都在大体上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13)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习仲勋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半年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开了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一九五二年春召开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三次会议，习仲勋都出席并作了讲话，还分别与委员谈话，有的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经常就民族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对民族工作定期检查指导。(14)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主动团结上层分子，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勋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强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各民族的关系日益融洽。 　　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习仲勋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成为朋友，与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其中，他与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几十年的友谊堪称楷模。 　　黄正清，四川顺化(今理塘)人，在藏族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一九二〇年春，他随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活佛嘉木样(黄正清的二弟)迁至拉卜楞寺(今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后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八月率部起义。他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由相识到相知。黄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勋的高雅举止，侃侃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5)特别是满口陕西关中话的习仲勋，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在工作中，习仲勋对黄正清充分信任，总是给以热情鼓励，黄正清随时都能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交流思想。习仲勋也在大的任务来临之时，当面征求黄正清的意见，并鼓励他大胆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黄正清把习仲勋看做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直至习仲勋到北京工作，两人仍然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四十年后，黄正清撰文回忆他同习仲勋这段交往时，激动地说：“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工作之余，我是他家的常客，时常一起谈论形势，谈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也谈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有时谈天说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谈到高兴时候，我们一块儿欢笑同乐；有时我给他讲藏族人民对抗马家军阀暴虐的斗争史。当汇报藏区农牧业生产、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况时，他是那样地认真倾听，时而还记笔记。每每说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贫穷落后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是啊!共产党要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各民族共同过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16) 　　习仲勋和党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除黄正清外，他还结交了许多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马腾霭、邢肇棠，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还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张治中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17)邓宝珊一次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18) 　　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环是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习仲勋在一九五〇年底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们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19)。毛泽东很赞同他们的意见，很快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大区负责人参考。 　　针对两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在甘、宁、青、新四省陆续建立了贸易专业机构二百一十一个，先后组织了约六百五十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机构和小组，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新疆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编者注)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粮食”(20)。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换一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十五块砖茶。藏族群众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在他们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政治好。发展生产，是最实际和最有内容的群众工作。”(21)西北地区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肃的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放映电影、免费巡回医疗等形式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习仲勋亲自率团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还多次深入到青海、甘肃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办公地址就由西安迁到兰州，以便更好地就近为各少数民族服务，并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每遇学院开学和学员毕业，习仲勋都要亲临并讲话。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指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视和关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政府也拨出相当多的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政府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所有这些，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为剿匪反霸和开展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习仲勋在西北公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2日。 　　②1949年6月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称交替使用。为不致混乱，本书统一为：1949年6月前称中共西北中央局；之后称中共中央西北局。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8—79页。 　　④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7日。 　　⑤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7日。 　　⑥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 　　⑦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 　　⑧西北军政委员会厅秘字第293号令，1950年8月7日。 　　⑨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之第五、六、七、八提案落实情况的呈报，1951年2月28日。 　　⑩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之第五、六、七、八提案答复执行情况的呈报，1951年3月9日。 　　(11)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12)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13)汪锋：《关于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1950年8月8日。 　　(14)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各省市都应在五月份召开一次民族工作会议或统战会议的通知》，1952年4月15日。 　　(15)《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0页。 　　(16)《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0页。 　　(17)《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1页。 　　(18)《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25—326页。 　　(19)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几项重要工作的报告，1951年1月3日。 　　(20)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年1月至10月工作报告》，《西北政报》第2卷，第8页。 　　(21)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