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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勋等赴京参加会议。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勋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①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②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入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勋，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不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③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十六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拨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④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⑤。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勋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熟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⑥，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勋的心里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仍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⑦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确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考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⑧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⑨，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⑩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1)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0页。 　　②《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1)，1978年11月11日。 　　③《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5)，1978年11月14日。 　　④《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7)，1978年11月16日。 　　⑤《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7)，1978年11月16日。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34页。 　　⑦《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23)，1978年11月27日。 　　⑧《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59)，1978年12月11日。 　　⑨指国家计委在《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中指出的：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行以下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和经济责任制；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52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