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传（下）

谋划发展新思路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会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②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③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勋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④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 　　方苞向习仲勋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入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勋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⑤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第二天，习仲勋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皇岗。在边防部队的瞭望哨所，习仲勋用望远镜观看了对面香港九龙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况，并到水围大队走访了“渔农村”群众。第三天，习仲勋在蛇口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吨，有二百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高兴了起来。 　　习仲勋在宝安县还考察了两家来料加工厂，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在听取方苞工作汇报后，习仲勋指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七千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他特别强调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考虑沙头角。”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我看主要还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他还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要宝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⑦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勋。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同时，他经过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外逃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对他进一步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⑧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勋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七月中旬，省革委会便批复同意宝安提出的过境耕作问题。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搞外贸基地建设。⑨不久，省革委会又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并允许鸡场人员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宝安的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这月中旬，习仲勋回广州处理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到粤东三个地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 　　广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粤东主要是山地，有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习仲勋到粤东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考察。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勋首先到梅县。他冒着酷暑高温，翻山越岭，深入到兴宁、蕉岭、大埔等县的农村、工厂，在田间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揭批“四人帮”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习仲勋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梅县加强山区建设，打农业翻身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仲勋反复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他指出这里的山区有巨大潜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采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的收入。他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习仲勋还强调，地、县和社队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尽快恢复起来。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习仲勋来到汕头。汕头紧邻大海，水天一色。久在北方工作的习仲勋，被这里的壮美景色所吸引，连声称赞汕头是个好地方。他在汕头十二天时间里，先后到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和海丰等县(市)实地考察，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各县县委的工作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并深入到饶平县新丰公社、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揭阳县三担大队、华清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习仲勋根据汕头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打好农业翻身仗，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他说，汕头地区是人多地少，但需要具体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区则是地多人少，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生产潜力。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多地，他们实行水旱轮作和经济作物轮作，全年粮食亩产达二千六百多斤，经济作物也获得高产。”⑩习仲勋充分肯定了黄厝尾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科学种田，抓平衡增产的经验，称赞他们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在饶平县，习仲勋听了县委关于开发山区，实行林、粮间作，“一手抓了两条鱼”的汇报时，兴奋地说，这样做很对，汕头地区有一千一百多万亩山地，这个潜力大得很。这几年山区建设是个薄弱环节，今后要重视治山，把山区开发起来。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合理开发。平原地方也可以组织专业队，参与山区的开发建设。 　　习仲勋还特别重视农村的沼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他要求地、县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这两件事办好。他在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和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等企业，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不比农业少，存在着各自为政，各搞各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全局观念。 　　习仲勋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提出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努力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逐步把汕头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他还提出缺少煤、电、原材料的汕头地区，要和资源丰富的梅县地区搞经济协作区。 　　八月四日以后，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到了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七个县、市。七日，习仲勋在惠州市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惠阳县和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二十多天的“东三区”之行做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习仲勋总的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风后，下面的干部群众感到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下去调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见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端落后。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二十九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仲勋深深感到农业上的问题确实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搞清楚路线是非。 　　习仲勋深深认识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必须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为此，他提出：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只知搞粮食生产，生产布局不当，不能因地制宜，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要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中央同意这个设想，就能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两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 　　四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按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体制的相应改变，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中央能给广东地方处理问题一定的机动余地，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11) 　　习仲勋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赞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勋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还强调要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他在粤东调查结束时说，我们这次出来经过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共二十一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他说：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痛，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12) 　　习仲勋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习仲勋在调查中，还感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为此，习仲勋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勋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九月二十五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勋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勋“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13)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勋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14)他给麦子灿复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15)他还委托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为了活跃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勋同省委常委研究后，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系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16) 　　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勋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17)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在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习仲勋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讲到发扬民主时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0页。 　　②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③张汉青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 　　④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⑤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 　　⑥“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 　　⑦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443—444页。 　　⑧《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38—539页。 　　⑨《深圳改革开放史》，文物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5页。 　　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1页。 　　(11)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12)习仲勋：《1978年8月7日在惠阳地委的谈话(记录稿)》，粤办字〔1978〕62号。 　　(13)麦子灿给习仲勋的信，1978年9月25日。 　　(14)197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15)习仲勋给麦子灿的复信，1978年10月18日。 　　(16)习仲勋给广东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同志的信，1978年10月20日。 　　(17)197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