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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延安取枪

王世泰

回延安，轻车熟路，两天多就到了，为了防止意外，我仍住在高照家，当晚找到姚安基询问延安敌情。姚安基告诉我，情况非常紧张，区委因暴露不得不撤出延安，转移到甘谷驿以东一带活动，延安城实行戒严，进出城盘查得很紧。情况有变，增加了我完成任务的困难，心里不由得烦躁起来。接着我问：“咱们那支驳壳枪还在吗?” 　　“让区委拿去了。” 　　“还有什么枪?” 　　“一支六转子、一支独角龙。” 　　听到驳壳枪被区委带走了，我非常失望。在志丹面前，我曾保证把枪带回去，现在怎么交代?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放空炮?左思右想，无论如何要设法再搞支枪，否则无颜回去。 　　决心已定，心里反倒坦然多了。我问姚安基延安四中的同学有谁在高双城部队里作事?姚安基说有李树禄(又名李伯林，共产党员)，在高双城部队学兵连当文书。我让他设法把李树禄找来。 　　第三天晚上，李树禄来了。我告诉他这次回来的任务，请他设法搞支枪，有驳壳枪最好，没有短枪搞支长枪也行。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李树禄来说实在无法搞到枪。我叫他继续打听，看谁家藏的有私枪，有了我们买。 　　几天之后，李树禄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有门了，学兵连二排长私藏一支德国造马步枪，要卖60块现洋。” 　　我立即答应说：“好，60块就60块，我们买。” 　　树禄非常老实、忠厚，担心我们拿不出钱来，问我：“人家要现钱，钱从哪里找?” 　　“钱，你不要管。你说买枪的人要先看枪后给钱，枪不好人家还不要哩。”其实那时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想把枪拿到手再说。一天晚上李树禄果然把枪拿来了。真是一条好枪。有了枪，我不再发愁完不成任务了。 　　“钱怎么办?”李树禄小声问我。 　　我说：“没钱!” 　　李树禄当时就急了：“没钱那咋行，人家会找我算账的。” 　　“他的枪来路不明，不敢大吵大闹地要钱的。他硬要，你就说你上当啦，枪叫人拐跑了。他要耍横，你就硬起来嚷叫着拉他去连部，告他个私藏枪支的罪名。万一顶不住，你只好用自己的薪水去慢慢还吧。” 　　李树禄半天不吭声，最后说：“也只得如此了。” 　　接着，我安慰他：“革命连牺牲都不怕，还怕他要钱。你搞到一条枪，就是为革命增添了一份儿力量，游击队不会忘记你的。” 　　李树禄走后，我就开始作回部队的准备。 　　提起走，我们又犯难啦：城门盘查太严，怎么带枪出城?在延安求学时，我记得东城墙根有个大泄水洞，如果趁夜深人静时，从洞里爬出去，也许是个办法。但是，派姚安基去查看，谁知洞口早已被封死。后来我又想能不能晚间带枪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经了解，晚间城墙上敌人有流动哨，也行不通。 　　晚上，我和姚安基及其爱人徐少兰一起苦苦思索着出城的办法。突然，徐少兰指着我说：“你不是穿长袍吗，不会把枪斜背在袍子下。” 　　一句话，说得我们几个眉开眼笑，还是女同志心细。说着大家便比划起来，马步枪的枪身短，把枪背带放长背在右肩上，再把袍子衣领畅开，右肩上背个褡裢盖着，把两支小枪和子弹装在褡裢里，这样既可以走路，也可以掩人耳目，看不出破绽来，真是个好办法。 　　带枪的办法有了，还得预防城门口哨兵检查，于是我们又把李树禄叫来商议，商定我装成李树禄的弟弟，让李树禄护送我出城。我们想李树禄虽然是个文书，好赖也是个系武装带的官，一般说守城的卫兵不敢贸然阻挡。当然我们也作了多种设想：如果城门口卫兵不检查，大吉大利；如果敌人要搜查，就让李树禄态度放凶些，说“我送我弟弟回家，还盘查什么。”训斥一顿；如果万一纠缠不脱，我们就开枪冲出去。同时，让姚安基提前出城，在杨家岭对面的石砭上等我，听见枪声就说明出事，听不见枪声就说明一切顺利，他将我再护送一程。几个人都做好准备，即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第二天，城门刚开，我俩就动身了。到达城门口，非但没有受到盘查，哨兵还向李树禄敬礼致意，于是我俩又说又笑，大摇大摆地出了城门。那时，我们表面上装得轻松的样子，实际上紧张极了，当我们走到离延安一里多路的地方，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次取枪，多亏李树禄、姚安基、徐少兰，否则我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们。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