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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年关归队

王世泰

离开延安，第一天到达安塞县的高家沟门。这里有我延安四中一位同学高如华，他虽然不是党员，思想还算进步，我决定在他家住宿。 　　来到这里，不巧得很，那位同学不在家。好在进村时，我打听到他刚刚结婚不几日，所以听说他不在时，我连忙解释说：“我们是同学，我是前来贺喜的。” 　　这家人四代同堂，20多口人，适逢年关，全家老小相聚一堂，显得既有生气又很和谐。高如华的爷爷，听说我是他孙子的同学，又是来道喜的，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难得啊!你是我孙子的同学，也就是我全家的客人。快进屋。”说着，让家里人给我做饭。 　　因为是过年时节，这家生活又比较富裕，准备的年货吃食特别丰富，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摆上满满一炕桌。 　　提起吃饭，我有些作难。陕北的习惯，尤其是隆冬季节，吃饭都是要上炕就坐的，而我长袍下藏着一杆枪，咋能在炕上坐下去?把枪取出来?不仅会吓坏这家人，还得把我当成坏人看待；不取出枪，又确实无法上炕；远路来客不上炕吃饭，自然又是对好客的主人不恭。无可奈何，我只得扯谎说腿上长有疮，不能盘腿坐，就让姚安基坐在炕上，我坐在炕沿上勉强应付吃了一顿饭。 　　傍晚，高如华回来了，两人相见亲热异常，特别是如华新婚燕尔，更是春风满面。当他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给你道喜来了，”说完话用眼睛示意他不要再问，他立即会意，约我一同走出大门外。 　　到门外，我把带枪之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说：“在我家绝对不会出事，但要让爷爷知道了不好，还是把枪藏起来。”我俩边说边走，最后趁天黑把枪藏到他家房后的一间堆放柴草的破屋里。 　　藏好枪后，我如释重负，一身轻松。晚上，几个年轻人一起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地闹腾了大半夜。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头天晚上，风雪交加。清晨起来，小小的山沟成了银色的世界。地下的积雪足有半尺深，空气格外清新。在被人们称为十年九旱的陕北，冬天下这样的好雪，我不由得脱口说出：“瑞雪兆丰年!”看来，这场大雪，会给苦难的陕北带来个好年景。 　　雪，仍下个不停。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的心又飞回了游击队：同志们怎么样?志丹怎么样?特别是当我想到志丹在我临走时的嘱咐，顿时焦急起来。银装素裹的山景，我无心观赏；村中飘出的欢声笑语和阵阵香气，对我没有丝毫的诱惑力。我担心游击队转移了住地，因此，一门心思想着要尽快地返回游击队。 　　早饭后，我谢绝了主人的诚心挽留，离开高家沟门，向保安县西部方向赶路。年三十，姚安基的妻子儿女都眼巴巴地盼他回去过年，所以就让他回去了。 　　来时，我是由高桥川到延安的，沿途到处都碰到民团的哨卡；回去，我怕受盘查，改道走保安县城和永宁山中间插过去的路线。这条路山大沟深，坡陡路滑，一尺多深的积雪早已把山路中一些坑坑洼洼填得平展展的，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于山谷之中。白雪映出的强光刺得我两眼发痛，几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抄小路、钻梢林、爬山梁、跨深沟，向回赶。 　　在冰天雪地的深山里，狼和豹子常常趁机出山觅食，为了防止意外，我把枪从袍子底下取出来背在肩上。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眼前只有狂舞的雪花和怒吼的寒风。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我终于走上一座大山梁，顺风听见远外隐隐约约有羊叫声。走了七八十里路，没有碰到人家，现在听到羊叫声，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是无法形容。我朝着羊叫声的方向走去，最后走到一条沟边就找不到路了。没办法，只得横下心攀着梢林连爬带溜地下到沟底。 　　一到沟底，羊叫声反倒听不见了，只好顺着沟向前走。大约走了两个来钟头，才找到一户人家。这家男人不在，只有一个年轻女人，女主人见我背着枪直进窑洞，瞪着惊恐不安的眼睛，缄口不语。这一带据说常有土匪骚扰老百姓，她大概把我当成土匪了。 　　“老乡，你不要怕，我是过路人，天黑了，路上又不好走，我想在你家住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走。”我试探地说。 　　听说我要借宿，女主人急得抓住炕沿直往后退，怯声细语地说：“我男人出去躲账，后半夜才能回来，你……不能……”。 　　显然，女主人对我不放心，而我也考虑到在这家留宿不合适：“附近还有人家吗?” 　　“有，离这儿七八里地有个大庄子。”说着她走出窑洞门，给我指了指方向。 　　我沿着那位女人指的方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继续上路，此时那女人惊恐的面容在我脑子里翻腾着：难怪人家害怕，我背着枪，大年三十在大山沟里行走，谁见了能不产生怀疑?为防万一，我边走边想编就了一套应付盘查的话：要有人问我的来路，我就说我是延安四中的学生，和崔登第是好朋友，他过阴历年结婚(此事崔登第告诉过我)，我是前去贺喜的；要有问起带枪的事，我就说是保安县团总曹力如买的枪，让我给他捎回去。不想我编的这一套话，还真都用上了。 　　摸黑走了十来里地，大约到晚上十点多钟，来到一个有八九户人家的庄子。当我刚刚走到村口，就被一群狗围起来，狗群连扑带咬，凶猛异常。狗叫声，惊动起守岁的(三十晚上人们都有守岁的习惯)老乡，村子里跑出不少人给我挡狗，询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连忙把途中编的那套话告诉了他们。这时只见一位老人，走出人群拉住我的手说：“我就是崔登第的舅舅，你就到我家吧。”听说我是崔登第的同学，全村人都来看我了。我想这个村子可能都是同姓，与崔的舅舅是本家；也可能是深山老林里很少来外人，大家来看看稀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本来我发愁在这深山老林里无宿可投，结果竟被当做上宾招待了一番。所以，虽然冒雪一天走了百十里地，晚上吃了顿丰盛的年饭，有猪肉、羊肉等菜，还有白酒和稠酒。酒足饭饱后，睡得香甜，乏气顿然消失。 　　翌日清晨，雪霁天晴，空气特别清新，正是赶路的好时机。早饭后，我告别了主人继续上路。雪虽然不下了，路仍然非常难走。中午，到达保安县川，为了躲避敌人的哨卡，我径直通过大川，登上一座大山，山上林木茂密，道路崎岖，走来走去迷失了方向。我索性坐下休息，就着雪吃了些干粮。这一天，走了约百十里路，两腿沉得像灌了铅似的，一坐下来就不想再动了。 　　天又完全黑了，四野寂静无声，天上星星不时闪烁，大地在雪光的反照下，灰灰蒙蒙。今夜的归宿又在哪里?我的胆子大，在同学中是有了名的，但此时此刻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发怵，身上冒出冷汗来。在这原始森林里露宿，不冻死也得受野兽的袭击。想来想去，横下一条心还是走。在森林里又找了一阵路，才找到一条人行小道，这样摸着黑下了山，到达洛河边。洛河已经冰封，我小心翼翼走过洛河，沿河而上，小半夜才走到一个村庄。大年初一，人们照例睡得很迟，村中家家门前挂着红灯，颇有些辉煌的气势。因怕进村后群狗来围，我便轻轻走到一家窑洞门前。 　　走进窑洞，正巧女主人在揭馍馍，猛然见个生人进来，吓得“啊!”的一声，一屉子馍馍全扣在地下。她家里人听见叫声从套窑里都跑了出来。我被这种场面搞得很尴尬，直说对不起，随即又搬出那套假话来。世界很大，但有时也很小，这家偏巧又是崔登第的亲舅舅家，距离崔登第家只有五里，自然留我住宿，我又被热情地招待一番，暖暖和和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九点钟左右，崔登第就被他舅舅打发人叫来。两人见面，高兴得连蹦带跳，这不仅因为我俩是同学，更因为我俩同在党内，是同志。 　　保安县山沟里，识文断字的很少，村上人知道我们是学生，纷纷请求我们给写对联。义不容辞，两人整整写了大半天。对联内容都是我们现编的新词，可惜现在连一条也记不起来了。 　　崔登第告诉我，志丹游击队近日活动在王庄一带，离他家杨坪有40多里。知道志丹活动的确切地点后，我当即写了封信，让他找人送去。信中内容主要是说我已搞到一支马步枪、两支小枪，由于人生地不熟，行动不便，请求派人前来接应。 　　志丹接到信后，立即派中队长魏佑民、警卫员郭立本和一个绥德籍战士来接我。他们骑着马，不到晌午就到达杨坪。下午，我们一行四人离开杨坪，傍晚回到游击队驻地。 　　志丹听说我回来了，忙迎出窑洞，满面笑容地说：“辛苦了，辛苦了!快进窑洞暖和暖和。”说着把我拉进窑洞，用目光从上到下打量我。这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充满着喜悦，充满着信任，像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但我心里很内疚，原说要取回驳壳枪的，结果没有完成任务，于是低声说道：“我没有完成任务。”志丹哈哈大笑：“你不仅完成任务好，表现更好。区委把枪拿走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用计搞来这支德国造马步枪，可真不容易，你为革命立了一功。”     　　我把几支枪交给志丹，志丹把两支小枪交给别人，把马步枪又递给我说：“这支枪今后归你用，希望你要勇敢、顽强地战斗。”自此以后，志丹对我比较信任，有什么重要任务都忘不了我。我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主要是志丹着意在培养我。因此，我常为能在这样一位亲如兄长的首长领导下为革命而战感到莫大的荣幸。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