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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章 初露锋芒 第三节 引导灾民斗争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28年8月，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绥德西区包括苗家坪、双湖峪、三皇峁、双庙湾、姜崖、郭家畔、驼巷、李银家沟、张家岔9个农村支部，都是他熟悉的地方。他剃光了头，挽上白羊肚毛巾，完全一副地道的农民打扮。经常白天躲在偏僻的草窑或庄稼地里同各村团支部书记分析团员思想动态、安排部署工作，晚上召开团员会议，讲解革命形势，鼓舞大家斗争士气。他秘密地一村一村开展工作，对团员和青年农民逐个做工作。按照团章的要求把那些政治觉悟太低，对敌斗争丧失信心的团员清理出去，培养、吸收了一批优秀青年农民加入组织。马文瑞在没有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坚持独立工作，把绥德西区的团组织巩固和发展起来，引起中共绥德县委新来的书记白明善的重视。 　　白明善又名白乐亭，绥德四师首届毕业生，曾被誉为“陕北才子”。在校期间就担任进步刊物《陕北青年》主编，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后来去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党组织派往黄埔军校工作。回陕后曾在冯玉祥部队搞兵运，前不久参加领导了有名的清涧起义。白明善有着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曾发誓说：“陕北共产党就是剩下我一个，我还是要干，献身革命，死而后已。”当时白明善已三十多岁，老成持重，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马文瑞心仪已久的领导人。他的到来，使马文瑞很受鼓舞。马文瑞视他为老师和兄长，而白也很欣赏马文瑞这位朝气蓬勃不畏艰险的热血青年，亲切地称他为小兄弟。这年11月，绥德团县委的负责人田克恭、刘植本等在白色恐怖下，或惊慌逃跑，或消极退缩，团县委工作瘫痪。在绥德县委指导下，县团代表大会选举马文瑞为团县委书记，周自歧、李树春(李景林)分别担任组织部和宣传部部长。当时团员按年龄规定转党，这年16岁的马文瑞转为共产党员，不久并任县委常委。 　　在绥德西川一带，有不少盐滩和炭窑，有一千多名穷苦盐工和炭工，他们是县委工作的重点。马文瑞常跟白明善一起去访贫问苦，秘密发展党团员，开展工运活动。他也和白明善一道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的“五抗”斗争。那时经费十分困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是窝窝头就酸菜，有时还要饿肚子。但马文瑞感到很充实：他从尊敬的领导者那里学到了不少领导群众斗争的本领。 　　1929年1月底，陕西省委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反革命势力还相当强大，因此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还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由于省委遭受破坏，被关押获释的杜衡已任省委书记，会后到陕北进行传达。 　　2月间，陕北特委在马文瑞家乡附近张家岔村柳家小店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特委负责人和委员杨国栋、冯文江、白明善、赵通儒、贾拓夫、刘澜涛、常立德和后到的谢子长及有关县的代表共十多人参加。马文瑞得到党的联络员柳丕迎的秘密通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由杜衡传达的六大会议精神，讨论分析了陕北的革命形势和党、团工作的主要任务，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应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和小股土匪中活动。陕北党的工作方向就是利用间隙，开展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适当时机进行苏维埃活动①。 　　在会议期间，马文瑞结识了来自各地的许多同志，尤其是认识了早就听说过的谢子长，格外高兴。谢子长是陕西安定县(今子长)人，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副总指挥。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任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初次见面，谢子长给马文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朴素，眼睛炯炯有神，言谈举止透出了一股对革命事业火一般的热情。”更使他兴奋的是会议关于加强农运、学运和兵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的决定，给绥德县委工作指明了方向，鼓舞了他的工作信心和热情。 　　1929年春，特委决定调白明善去米脂工作，县委书记由组织委员周发源接任，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工作，冯启明、呼永华等为县委常委，马文瑞仍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四师被封闭后不久，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委任柳砚琛为校长，恢复封闭了的学校。柳是绥德人，曾任省议会副议长，是陕北的名绅，他竭力执行国民党“清共”政策，学校除王翰屏一人外，赶走全部“旧日教员”。重新进校学生须交“取具保证书”，不得“有轨外行动”，教材“另行采用完善书籍”。但学生中仍有一批党、团员，在秘密地活动。 　　马文瑞和团县委的同志常去四师开展工作。当时正逢柳砚琛的儿子病故，柳常闭门在家，不来学校，马文瑞就住在学校里活动。一次团特委负责人李文芳来绥德帮助工作，也和马文瑞一起住在学校里。后来柳砚琛得到告发，一天晚上突然带人提着马灯来到学校，一直撵到马文瑞和李文芳躲藏的同情革命的厨师伙房，冲着他们厉声呵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四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马文瑞沉着回答。 　　“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来这里捣乱，快走!” 　　马文瑞、李文芳只得离开学校，一口气跑到南关一户姓李的卖蒸馍的家里，向住在这里的特委书记杨国栋报告了情况，又一同离开绥德县城。当他们向北走到五里店时，杨国栋不顾安危竟抖起阔少爷的性子要打枪玩玩。马文瑞赶紧阻止，才安全地到达十里铺。不久四师张榜开除了周自岐、徐步岳等党、团员。以后陕北特委便派高崇实、高植民参加团县委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隐蔽活动，团县委机关转移到绥德龙湾一个农民的两孔石窑洞里。他们刚住下来，就被一个“要饭的”认出，问高崇实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以为暴露了身份，就回米脂去了。马文瑞仍然坚持下去，巡视指导基层团的活动，也帮助了解和做些党的工作。 　　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党、团工作的重点由城镇、学校转向了农村，通过办冬学等方式，教育农民，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农民党团员，陕北革命开始进入一年多的稳步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绥德农村的党、团组织也得到健全和较大发展。全县东西南北中5个区，都设有党、团区委和所属的党、团支部，马文瑞经常和5个团区委书记高承训、田庆昌、崔逢吉(崔田民)、马述寒、马锡候碰头联系，指导他们的工作，全县团的组织和青年工作相当活跃，团员达三四百人，在校学生里还有一批少先队员和儿童团。 　　1929年春，陕西已连遭两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多以树皮、草根为食，陕北灾情更加严重。定边、安边、横山等地连树皮、草根也被剥挖净尽，灾民饿死无数。侥幸活着的，不是卖儿鬻女，就是逃往山西、宁夏等地。饿殍载道，惨不忍睹。眼看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知道，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粮食在地主的粮仓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琛、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翰屏、李正斋和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数十石或百石以上不等。这些地主豪绅不但不发放粮食救济灾民，反而利用灾荒发家暴富。大地主借“筹赈”之名，行贪污自肥之实，中小地主贵卖粮食，贱买土地乘机兼并，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的或党团组织领导的分粮吃大户的斗争。马文瑞认为，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自救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点燃他们心中反抗求生的烈火，同地主官绅作斗争。 　　马文瑞和团县委一班人把准备发动绥德灾民起来斗争的决定，向县委书记周发源作了汇报，谁知周发源只顾做生意赚钱，竟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公然故意推脱，放弃对饥民斗争的领导，依旧跑山西，做生意。 　　周发源出身于商人家庭，学生时期读了些马列的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他接任冯文江的县委书记后，提出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办个商店，以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后，他见经商有利可图，便整天忙于商店经营，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了一边。马文瑞和县委委员呼永华、冯启民等对此很有意见，几次找周发源面谈，都没有效果。 　　于是他们经过商量，就组织饥民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要求救济，向地主绅士安文钦要粮食，均由于力量不足，形不成强大的压力而无结果。 　　绥德城周围饿卧路旁的饥民，成群结伙地到地主王文卿家去要吃，地主给每人一个糜子面窝窝头，饥民都很感动。南区铁茄坪党、团支部领导六十二村群众，开展了要义仓的斗争，每户只给了半升黑豆就算了事。马文瑞看出，这些小打小闹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饥民的根本问题，还给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造成一个伪装慈善蒙骗群众的机会。于是他和呼永华、冯启明商量，还是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饥民斗争。县委书记周发源不行动，他们打算以党、团县委的名义，联合行动。 　　① 刘澜涛谈陕北党史问题。1959年5月23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