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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章 初露锋芒 第四节 发动绥德农民斗争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29年4月下旬，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代表特委出席。马文瑞在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个他早就仰慕的人，不禁打量了一番。刘志丹修长清秀，一副平民装束，平易热情，没有一点架子。他向这位新上级和原县委书记白明善，详细汇报了绥德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周发源放弃领导，不务正业的行为。特别是他提出饥荒已经遍及陕北，党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号召广大灾民向地主豪绅、封建军阀作斗争，革命的烈火就会燃遍陕北的富有革命胆识的建议，得到刘志丹、白明善的重视。刘志丹说：你的意见很好，你们应该坚决领导灾民开展要食粮、要救济的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白明善也深表赞成，认为这完全符合中央六大提出的加强农民运动，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总路线，并说这是当前革命的重要任务。他们同时批评了周发源在轰轰烈烈的饥民反抗斗争浪潮中的失职行为，支持马文瑞挺身而出，勇挑革命重担，积极组织灾民开展斗争。 　　马文瑞回到绥德不久，传来了榆林红石峡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红石峡会议集中批判了杨国栋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所谓“军事工作”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撤销其特委代书记职务，决定由刘志丹主持特委工作，重点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了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白军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的工作)和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以做白军工作为主。同时根据当前灾民自发起来分粮、吃大户的情况，决定加强党对灾民斗争、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会议精神使马文瑞很受鼓舞，更加增强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马文瑞与呼永华、冯启民等中共县委负责人商议后，即以党、团县委名义，通知全县5个区，届时带领灾民进城，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要粮斗争，同时向各村镇印发了传单和“鸡毛信”。 　　7月9日清晨，约有四五千农民带着预备装粮的口袋，拿着棍棒和农具，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涌来，党所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斗争爆发了。 　　马文瑞负责县城指挥，由四师调来的党、团员学生党永亮、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吴志渊、李光白、许金河等化装成农民，往返穿梭于人群之中，宣传鼓动。 　　马文瑞高兴地看到铁茄坪村的“揽工汉”党员、区委书记崔文宪(崔田夫)身背口袋，带领南区几百个农民冲来了；北区区委书记马明方发动的一批农民蜂拥而至；东区的霍维德率领着饥民队伍更是争先恐后，势不可挡……马文瑞和这些熟悉的骨干，一个个亲热地打着招呼，大家都有一种革命的盛大节日的兴奋感觉。 　　惟独周发源置身事外，听说大批农民进城了，怕农民抢他的店铺，急急忙忙关紧店门，被在城里忙碌指挥的马文瑞看见，生气地批评他完全是“利令智昏”了。 　　大批灾民的涌来，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紧张，急令关闭城门，阻止民众入城。马文瑞鼓动大家砸开4个城门，强行进入。反动营长杨向枝忙令士兵鸣枪示警，但哪能吓住像山洪一样的人流。民众一路叫着喊着：“我们要饭吃!我们要活命!”直奔县政府。 　　正在召集城里士绅们商议对策的县长，一听灾民冲进县政府，慌忙跳后墙逃走。县长跑了，众人来到城隍庙湾士绅安文钦家要粮，不料安文钦和家人早已躲了，在他家里也未找到粮食。 　　愤怒的人群又冲进西街巷一家蛋粉厂。这家蛋粉加工厂，是山西一个资本家开办的。低价收购当地农民鸡蛋，加工成蛋粉，再高价卖到天津等地。他雇用一百多个童工，工资很低，劳动强度却很大。农民一听说蛋厂老板怕天下雨，影响蛋粉生产，敬奉“火神”祈求天旱，对此愤恨不已；又听迷信的人说是厂里的大烟囱整天冒着浓烟，熏得天不下雨时，仇恨尤不可遏，不管是不是计划斗争的目标，冲进去砸设备，抢蛋粉充饥。 　　声势浩大的灾民队伍闹了整整一天，仍然不散，敌营长杨向枝害怕了。他派人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密议后，扬言给进城的每个农民发钱以平事端。是接受呢，还是继续斗争?马文瑞召集各区负责同志在县城南关二郎山开会。有人提出，要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敌人以小恩小惠企图转移斗争目标，这场斗争应坚持下去。但马文瑞和多数同志认为，虽然敌人被迫拿钱给灾民，只是个安抚平息斗争的手段，但参加斗争的灾民得到了实惠，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如果硬要群众空着肚子马上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势必失败，反倒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大家同时认为，这次斗争虽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却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气味，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敌人也不得不正视和屈服，有利于今后的斗争，于是决定接受救济。杨向枝在城南搭起的台子上讲了一通话后，挨个给每个农民发了一块银元，斗争暂告结束。 　　绥德灾民的斗争与陕北各地农民的反抗互相呼应。在绥德灾民斗争的同时，出现了榆林镇川农民抗地亩捐的斗争，米脂、葭县一带饥民吃大户的分粮运动，吴堡岔镇农民清算县财政局长薛有年经济账目的斗争，清涧、神木、府谷为抗粮而进行的“交农”①斗争，以及安塞饥民的“三抗”(抗粮、抗捐、抗税)，“三要”(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斗争等十多个县、十数万农民参加的群众运动②，民众斗争情绪之高，示威反抗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的土豪劣绅，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农民运动中，各地党、团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绥德西川一带千余煤炭工和盐工成立了党、团和工会组织，陕北开始有了工人出身的党、团员。 　　绥德农民运动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但有些还存在着自发性质，带有一定的盲动倾向。70年后，马文瑞在回顾这段斗争历史时曾说：“这次绥德饥民斗争，是我们党在陕北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斗争，组织严密，斗争的结果也令人满意。”但“当时斗争经验不够，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动群众，将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引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马文瑞和县委一班人审时度势，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处理，避免了盲动冒险带来的损失，同时促进了陕北各地农民的斗争。马文瑞在县委主要负责人背离革命的关头，勇挑大梁，又一次展示了他对革命的忠贞和坚定。这一切，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③ 　　① 陕北农民的一种斗争形式，即把锄头等农具交到县政府，以示罢工抗议。 　　② 赵通儒：《流产中的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1956年6月，原件存中共子卡县委研究室；李文芳《自传》，1949年8月30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