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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章 安定地下斗争前后 第一节 在安定区、县委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0年7月，马文瑞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 　　安定，位于陕北高原腹地，它与瓦窑堡和清涧之间有一条横贯东西长达120里的大川道，沟通陕北上下，古代即有“边镇咽喉”之称。这里是谢子长的故乡，曾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改安定县为子长县。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建立中共安定特别支部，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和儿童团，创办农民讲习所，领导农民废除苛捐杂税、清算高利贷，公审土豪劣绅，同时推行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改革。一时民风大开，农民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土豪贪官的根基，旁及封建宗法和陋规恶习，并且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农民运动和工农红军的骨干。 　　安定北区包括任家砭、大王庙、玉家湾等村镇，这一带又是安定民主革命开辟较早的地区。1926年谢子长在任家砭活动时，发展思想觉悟高，斗争性强的任广盛入党，建立全县最早的任家砭党支部，任广盛任书记，后又任区委书记。1929年冬，国民党县长“王干猴”(王廷楠)逼死任广盛，当地群众无不痛惜。这时反动势力有所抬头，人心动荡，波及许多党、团员。 　　1930年春，成立中共安定县委，陕北特委派冯文江任书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又在冯文江领导下工作，马文瑞备感亲切，且觉肩负责任重大。 　　马文瑞的公开身份是任家砭小学教员，1929年受党指派先来的区委委员杨凤歧也是这里的教员。任家砭小学是当年任广盛亲手挖的三孔土窑设立的学校，校董都是党员。任广盛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点，马文瑞就住在任广盛家。马文瑞通过党、团和各种群众组织渠道，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和每一个党员。他意识到由于任广盛的离去，北区党的工作有所消沉，但这里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党、团员和群众思想基础较好，只要进一步组织起来，新的革命高潮还会到来。他和负责宣传的杨凤歧、分管贫农团的赵福祥通力合作，满怀信心地着力于党、团员觉悟的提高，建立秘密状态的贫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各种组织。 　　当年冬，马文瑞在任家砭小学办起了冬学，名义上教民众读书识字，扫除文盲，实际上对农村贫农团的骨干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当时上级在六大精神指引下，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打倒新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四个口号，他把这四个口号的精神，融进对农民的教育当中，由于针对性强，农民一听就懂。他还教民众唱自己编写的《五卅惨案歌》等革命歌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活跃农村文化生活。60年后，当年的冬学学员名叫任忠贤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马文瑞编写的《五卅惨案歌》歌词：“天昏地暗江河变，英日称强汉，竟把洋枪开，惨杀吾青年……同胞团结紧，不怕枪和炮，收回租界，齐心奋斗，赶走帝国主义狗强盗。”经过一段工作，北区群众一度消沉的情绪，一天天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对革命又焕发出新的信心和希望。 　　工作中，马文瑞很注意培养妇女干部，其中任志贞就是杰出的一个。任志贞是任广盛的女儿，受父亲和谢子长的影响，少年时期就有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志向。父亲牺牲后，她萌发革命思想，积极鼓动妇女放足，反对封建礼教，反对苛捐杂税，很快加入共青团。马文瑞来后，很重视对她的培养提高，给她借阅进步书刊，讲解革命道理，分配妇女工作的任务，使她在思想政治上逐渐成熟，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以后党组织资助她到瓦窑堡女子高小上学，她组织读书会，秘密发展党、团员，壮大革命力量。同时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利用学生的身份搜集敌军情报，及时报告给组织。参加红军后，她担任了陕北红军第一个女指导员，和丈夫白德胜带领安定游击一支队，转战安定、清涧、绥德等地。她不幸被捕后，敌人百般利诱和施用酷刑，逼她供出地下党的情况和在自首书上签名，都被严词拒绝。在刑场上，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杀不尽、斩不绝!”壮烈牺牲，年仅18岁。这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形象，长期留在马文瑞的脑海。后来，有人说“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时，马文瑞纠正说：“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英雄。”50年后，他曾撰文说：“每当历史向前推进，每当革命取得硕果，每当看到新一代茁壮成长的时候，我往往会想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女红军战士任志贞烈士。”并为《任志贞传记》作序，主张大力宣传这位勇敢坚强的西北地区第一位女红军干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要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7月，陕西临时省委五次扩大会议也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全省苏维埃政权。 　　1930年秋，省委派来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任陕北特委书记，北方局也派孔祥祯、高维翰(李杰夫)来到陕北，主要是贯彻“左”倾冒险主义。10月初，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根据“左”的错误精神，把党、团特委和群众组织合并为陕北行动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了《对陕北工作决议案》，会议充满了暴动的火药味。会后暴动标语贴满了绥德城，大搞飞行集会，砸掉了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牌子。这些轻率的举动，立即引起敌人的警戒。会议结束，与会的张德生、刘澜涛准备返回榆林，刚走到北城门口即被逮捕；绥德四师召开大会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大会尚未结束，国民党军队便包围学校，解散了四师，声言三年不能开学。在安定，冯文江发动党、团员在从县城到瓦窑堡30里路上大贴标语，大投传单，招致身份暴露，县委全体人员不得不离开安定。井岳秀驻神木高志清部一骑兵连已初步为中共所掌握，因为准备不足仓促暴动，也惨遭失败。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其他各地所谓暴动和起义也只是到处张贴标语，抛撒传单和群众集会，结果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就在陕北各地贯彻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党、团组织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在安定北区的马文瑞虽然也当了区“行动委员会主任”，却沉着冷静地应对突发的盲动风暴。他怀疑和忧虑：难道革命就这么容易，一蹴而就吗?敌人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这样靠标语和口号将之打败吗?虽然这时他还不能从理论上辨析正误，但他却抓紧了时机，扎扎实实地在农村开展积蓄革命力量的基础工作。所以在“公开暴露”给各地党、团组织和骨干分子带来严重损失和站不住脚的情况下，安定北区的党、团组织和各外围组织却完好无损。 　　1931年初，北方局派王芾南向陕北特委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取消了陕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陕北特委决定马文瑞任安定县委书记，并派慕嘉绩和两位农民党员景悦礼、赵福祥和他一起组成新的县委，机关驻任家砭。 　　错误路线的贯彻执行，致使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陕北各地。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一些同志思想动摇，给开展革命活动造成了困难。马文瑞到县委后，工作更加慎重了，他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应当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决定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份担任国民党地方行政负责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徒，决定对全县党、团组织清理整顿。坚决清除了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甚至动摇变节分子。同时提出仍然按照六大精神，秘密发展组织，争取群众。要求每个党、团员都要在自己周围团结几名群众，把握农村形势，扩大党的活动范围。他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到党在农村的各个据点，具体巡视和指导。这种坚实的秘密发动和扎实工作，虽然没有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却使党在农村稳健地恢复着、前进着。不到一年，全县除南区蟠龙一带因靠近瓦窑堡敌占中心没有党、团组织外，其余4个区委和12个党支部，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党、团员达120多名。① 　　这年春，谢子长在中央特科受训结业后，被陕西省委任命为军事特派员，回陕甘从事兵运工作。他四处奔波，加上敌人通缉，更是行踪不定。他回安定后，白天隐蔽在山里，夜晚回村工作。来任家砭活动时，和马文瑞住在一个窑洞里。马文瑞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尤其注意做好他的安全工作。谢子长见马文瑞工作稳重、扎实，在安定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后大胆沉着地开展恢复工作，十分赞许：陕北地方党的工作要都像安定这么扎扎实实地搞，会很快出现一个好的局面。在相聚的几天时间里，他俩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从兵运工作谈到地方工作，从革命事业的发展谈到辉煌壮丽的未来。谢子长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给马文瑞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几年来他虽历经挫折，却仍然热情奔放、生气勃勃，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给马文瑞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激励着他在艰难险阻面前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当年秋天，陕北特委委任马文瑞为团特委书记，因工作需要，暂留安定继续担任县委书记。 　　① 《中共陕西省子长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9.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