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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章 安定地下斗争前后 第二节 支持、壮大晋西游击队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1年秋，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犹如一股涌动的鲜活血液，使处于低潮的陕北革命斗争勃发出新的生机。 　　晋西游击队，全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第一大队”，是根据1930年10月，中央北方局“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的决定，1931年5月，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领导下，与陕北特委联系商定，在吕梁山区建立起来的一支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这支部队在吕梁山深处的汾阳、中阳、孝义、离石交界地区，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开展游击活动。在这几个县地方党的指导配合下，建立农民协会，组建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创办农民夜校、列宁小学等。建立了以孝义县西宋庄为中心，面积两千平方公里，人口十余万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有长短枪八十多支。1931年8月份，遭山西军阀“围剿”，游击队辗转于深山狭谷之中，只剩三十余人，处境十分困难。游击队党总支决定向陕北转移，9月2日到石楼辛关渡，当晚渡过黄河。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为了尽快找到陕北特委，他们向西疾进，到达清涧县高杰村附近，找到地下党员白周元，要他迅速向陕北特委报告晋西游击队已到陕北，并请调配党、团员来参军壮大力量。 　　得知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马文瑞和安定县委的同志十分高兴。他立即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县委会议，研究如何支持部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等问题。同时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代表特委和安定县委看望部队，并带去一些部队急需的油印机和其他宣传用品。 　　9月5日，晋西游击队行至安定县南沟岔附近，碰上敌军官兵五六人，立即将其包围缴械。大队长拓克宽认识敌军官，就私自退还了枪械，放走了敌人。大家意见很大，认为是严重的失职行为。部队来到柳树滩召开会议，批评了拓克宽和黄子文，撤销了他俩的职务，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对于这次改选，拓、黄二人均有思想情绪，新当选的领导也多少有些顾虑。 　　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认为新选的队领导是根据多数队员的意见和民主选举的结果，应当维护。阎、吴、杨三同志，都是坚强可靠的共产党员。对阎红彦，马文瑞早在1930年冬就认识了，那时马文瑞任安定北区区委书记，在大王庙高小检查工作(那里有一个党的支部)时相识，曾作过短暂交谈。他告诉马文瑞，三道川兵运又失败了，组织决定派他去山西参与创建革命武装。1924年，年仅15岁的阎红彦就在家乡瓦窑堡参加了李象九的学兵连，1925年入党，参加过清涧起义，又在土匪中做过争取工作。他精明强干，有胆有识，作战异常勇猛，有军事指挥才能。这三位同志，都在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中，起了骨干作用。因此，应当支持他们大胆工作。于是派人去部队做说服帮助、团结稳定的工作，使部队未发生任何不愉快的现象，同心协力，共同对敌。 　　晋西游击队的到来，结束了陕北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历史，令马文瑞兴奋不已。应游击队的要求，为了壮大游击队，马文瑞和县委一班人，全力投入挑选物色兵员的工作。经过各区党委的认真工作，预备参加红军的三十多个青年确定了下来，其中有马文瑞提议的一名绥德汉子名叫马云泽。这位青年党员，原是特委指派专门负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展兵运工作的联络。马文瑞觉得游击队刚到陕北，情况不明，很需要这样一位既可靠、又非常熟悉情况、人称“活地图”的同志参加，同时继续负责同刘志丹、谢子长及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9月8日，晋西游击队来到安定西区枣树坪，通过区委书记谢德惠找到马文瑞。马文瑞把马云泽、强龙光、强世清、侯奉孝、侯奉文、侯奉来、赵世兴、郭立本、赵福祥、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惠怀玉、陈志刚、姬振元、郭万芝、王得民等一批经过认真选拔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三十多人送到了游击队。随后特委也派了些人来。这些人政治觉悟高，多数人有文化，如强龙光、郭立本曾是谢子长办的安定农讲所学员。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中的骨干分子，不少人回到安定等地后又成为创建陕北红一支队，开发陕北游击战争的开路先锋。 　　马文瑞在欢送这批青年入伍时，代表特委和县委讲了话。他说，我们陕北自古以来吃粮当兵的人不少，但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穷人自己的队伍，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们参加的是红军游击队，今后你们就是扛枪闹革命的红军战士。你们要时刻不忘自己是革命战士，是替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为人民着想。马文瑞的讲话，使大家很受教育和启发。临别时，接兵的吴岱峰紧紧握住马文瑞的手说，感谢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帮助，感谢安定县委为部队补充了新生力量。 　　晋西游击队找到了陕北党组织，得到了人员补充和物资支持，士气高涨，队伍发展到近百人。他们离开安定，向西经安塞向保安进发，一路处决国民党县府班头，两次击退民团阻截。在保安县境听说刘志丹到了甘肃，当部队准备向甘肃陇东进发寻找刘志丹时，得到井岳秀部驻保安的高玉亭营步骑三百多人前来进攻的消息，游击队即沿安条岭转向北进。途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没收地主财产分给群众，在北进途中以少胜多，勇猛击退高玉亭营。 　　部队北上到靖边，为适应蒙汉边界沙漠草原地带的作战，便在三边一带打土豪、搞马匹，扩充了骑兵。本来打算与红二十四军会师，不料红二十四军遭遇强敌，全军覆没。游击队南下返回安定，在寨儿山、营盘山两次打败敌万宝山营和民团的袭击。这时，清涧、延川一带的“土客”杨琪、杨鼎、杨桐、萧永胜等和山西过来的“土客”师储杰部约一百二十人，先后向游击队表示，愿接受改编，联合行动。 　　所谓“土客”，是指为富豪大户往返陕北和山西之间走私贩运大烟充当保镖的民间武装。这些人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氓无产者，对革命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同情心，但长期厮混于江湖，有匪盗行为，对革命又有破坏性。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晋西游击队提出“土客”必须遵守以下几条才能联合行动：服从队委领导，不抢穷人东西，不强奸妇女以及准备戒大烟瘾，成立执法队监督执行。同时明确收编不是将“土客”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而是将他们另编为陕北支队。上述改造“土客”的意见报安定县委审定。马文瑞和县委成员们讨论后，基本同意游击队的意见和办法，惟对“准备戒大烟瘾”一条认为暂时不提为好，因为“土客”们大多吸食大烟，难以接受，不利于逐步团结，改造他们。由于讨论时陕北特委派来的张资平也在，马文瑞这时也是特委委员，因此安定县委的决定也代表了陕北特委的意见。随即派慕嘉绩去部队传达。两股“土客”即按上述条件接受晋西游击队改编，联合行动。随后，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又向师储杰部派去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五名党员，分别担任各队指导员。这时，全队步骑兵达到三百多人。晋西游击队的扩充和改编，始终是在马文瑞和安定县委的支持帮助下进行的。 　　10月初，晋西游击队在南沟岔村得到地方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全歼敌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排，并一度攻进瓦窑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游击队在转战中，急需食盐和一些宣传用的纸张、粉笔和军号嘴之类的物品，马文瑞和县委得知后，派慕嘉绩到瓦窑堡去购买。慕嘉绩购置妥当，在送往部队的路上遇见了玉家湾战斗后疯狂报复的敌人，搜出了他所带的物品。敌人严刑拷问，要他供出游击队的去向，他宁死不招。敌人将他押到瓦窑堡枪杀，残忍地将首级割下，悬于城门示众。马文瑞对这位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同志英勇就义，悲痛万分，伤心地流下了热泪。愚蠢的敌人，以为悬头示众可以镇压人民，却不懂得，这一沾满鲜血的共产党员头颅的悬挂，激发起的不是恐怖而是愤怒和仇恨。一个人倒下去了，千百个人站起来了。游击队以更猛烈的战斗打击敌人。 　　当部队从延川雁门关撤退到折家坪遭敌围攻，疲惫不堪时，马文瑞派人帮助他们在安定县的凉水湾进行休整，并将陕北特委要“游击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的指示转给他们，帮助他们与刘志丹会合。 　　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到达甘肃合水、华池一带，打土豪分财产，深得群众拥护，终于站住了脚。11月中旬，南下南梁堡与刘志丹部及其联络的民间武装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率领下，东冲西闯，驰骋陕甘边境。在此基础上，1932年冬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此西北地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正如马文瑞在《回忆录》中指出的：“晋西游击队对于西北革命武装和苏区的建立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在西北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81年，晋西游击队的三位老战士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共同写了《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长文。文章最后写道：“晋西游击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是在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参加下取得的。” 　　晋西游击队的发展和西北红军主力部队的建立，无疑离不开马文瑞和安定县委早期所起的重大作用。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