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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章 安定地下斗争前后 第三节 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2年初，马文瑞奉调离开安定县，回到陕北特委。这时，特委机关在米脂姜家新庄一带。他被任命为特委的南路特派员，负责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危害，陕北各县党组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上敌人到处设岗，严密盘查，特委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决定减少会议，采取特委委员加强巡视的办法，与各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指导工作。当时延长、延安两县党组织遭敌人破坏后，同特委完全失去了联系。马文瑞想方设法恢复两县党组织，但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把主要活动范围放在安定、清涧和延川三个县。他经常身穿黑裤袄，头戴瓜皮帽，腿扎绑带，肩上搭个褡裢，打扮成商号里的讨账伙计，忍受着饥渴和困顿，穿梭往来在敌人关卡岗哨之间，走乡串村于坡坬沟坎之上，撒播革命种子。敌人的残酷镇压致使原来地下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有的隐蔽了，有的逃跑了，组织陷于瘫痪。有时几天联系不上一个基层组织，找不到一个革命同志。马文瑞面对艰难困境，并未灰心丧气，坚信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形势会有新的转机，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 　　1932年1月，马文瑞来到清涧。这时县委被破坏尚未恢复，但以清涧城区、东区和店子沟区委为中心的党组织，还领导着二十多个支部坚持秘密的斗争。他与城区、东区和店子沟的三个区委书记惠志明、白如冰、张承忠分别取得了联系，还先后巡视了白如冰兼支部书记的袁家沟、白振纪任书记的高杰村、李向海任书记的周家山等农村支部，有的此后还曾多次巡视，和这里的书记、党员们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马文瑞对他们坚持秘密斗争，保持组织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小岔子、店子沟、袁家沟等支部在县委被破坏后，主动与邻区绥德南区区委接上关系的革命主动性和坚定性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们每逢秋收，组织广大农民抗粮、抗捐、抗租、抗税，反对土豪劣绅各种剥削摊派的斗争，更予以高度评价。 　　2月初，马文瑞代表特委到横山、榆林视察。横山是大革命时期学运、农运和妇女解放工作比较活跃的地区，大革命后，这里的兵运和工运工作也有突出成就。1929年到1930年，共产党员高鹏飞、张生智、胡立亭等曾领导该地黑木头川的煤工、瓷泥工反对国民党政府和窑头敲诈勒索与剥削压榨的斗争取得一定成果，成立了工人协会等进步组织。快过旧历年时，马文瑞来到横山县城响水堡，与区委书记、响水堡第二高小校长曹培旺接上头。横山这时还没有县委，只有直属特委领导的区委，党、团员共有二三百人。马文瑞对横山党、团组织从1929年以来，不断派出党、团员从事兵运工作，培养出了像张东皎、高岗、曹动之、李树林、黄执中、高鹏飞、谷占峰等一批中坚分子，表示称赞。建议区委应把现有的党、团员组织起来，开展农村苏维埃运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安定一带游击战争的发展等，区委领导表示赞同。 　　在响水堡住了两天后，马文瑞来到五龙山一带。这里有几个支部，其中一个就是煤窑支部，内有不少党、团员。除夕之夜，马文瑞与煤工们一起过年。虽然没有丰盛的年夜饭，但一番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穷人脱离苦海的出路，这些亲切而激动人心的守岁夜话，却把大家说得心里热乎乎的。马文瑞也过了一个不寻常的除夕，深深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拥护革命的真实感情，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实际意义。 　　横山视察后，马文瑞来到反动派在陕北的统治中心榆林城。榆林是陕北23个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的边塞，城北即依古长城及其烽火台。由于地处陕、蒙、晋交界地带，榆林明代就属九边重镇之一。与沿边的民族和地区多有军事、政治和贸易往来，又是陕北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等经山西直通天津口岸的集散地，是一个兼具游牧和农耕经济与文化特色的城市。马文瑞第一次踏上这座闻名已久的古城，虽然为这里的古长城等历史遗存和城内屋宇的古典风格而兴叹，但更为井岳秀的封建军事统治而愤恨。 　　马文瑞带着特委的五六十块大洋，以狱中人亲属的名义，通过秘密关系进入榆林第三监狱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党、团员。这座监狱原属国民党司法系统，只收陕北各县已判的各种刑事犯，1929年，井岳秀将一批政治犯关押在这里，就逐渐成为专门镇压革命人士的政治牢房。马文瑞去监狱看望时，这里关押的政治犯已有数十人。他们挤在阴冷狭小的牢房里，晚上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吃的是发霉的陈仓小米，一天两稀一稠，老鼠粪混杂其中，散发出浓浓的酸味，就这样还吃不饱。狱吏们还强迫他们磨面、搞“修建”、捻毛线织毛衣，为狱吏自己赚钱。狱中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同志们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马文瑞隔着铁窗与狱中党支部负责人王贵宾谈了话，鼓励他带领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坚持狱中斗争，配合组织营救。并把部分银元交给王，要他分给大家。王贵宾曾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1929年被组织派到井岳秀部队搞兵运工作，1931年榆林军官教育团兵变失败被捕入狱。敌人原先对王的政治身份并不掌握，后被狱中支部另一负责人景仰山叛变出卖。他在敌人酷刑逼供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向敌人吐露一句真情，于1932年3月19日遭敌人杀害。接着马文瑞又到榆林看守所看望了被关押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他告诉曹力如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鼓励他们坚决挺住，把余下的银元给了他。两年后，曹力如等三人经组织营救，获释出狱。 　　第三监狱和看守所对政治犯监管极严，连亲友都不准探视，井岳秀经常亲自抽查点名。然而马文瑞却能坦然进出看望被囚同志，一方面反映了在广大民众中乃至国民党的监狱内，始终有党的同情者和拥护者，以至出现难以想象的奇迹；另一方面表明了马文瑞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敢于冒险犯难的英勇牺牲精神。 　　马文瑞从狱中得知白明善壮烈牺牲的消息，使他悲愤不已。一向受马文瑞尊崇的白明善，由于叛徒告密，于1931年2月18日被国民党清涧县长逮捕，随即被押解榆林。井岳秀以白是清涧起义和陕北特委的首领之一，满以为从他身上可以搞清陕北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可以一网打尽，因此重镣枷锁，严密关押。国民党特务、陕北党务视察员宋志先，榆林县党务指导员孙士英亲自主持军法会审处审问。敌人经过近一年的软硬兼施，先利用宋志先与他在上海大学是同学的关系劝降，后施酷刑拷问，结果一无所获，白明善终于在1932年1月21日被敌杀害，壮烈捐躯。白明善烈士的形象常在马文瑞心中闪现，后来他曾一再撰文怀念白明善，要人们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圣洁情操，以白明善的革命精神去学习、去工作，去从事党的一切事业。 　　接着马文瑞转向南路，继续其恢复组织、联络基层的工作。他先到安定的瓦窑堡、任家砭一带活动。由于敌人的破坏和白色恐怖严重，安定的党团员大大减少了。根据特委的决定，他把安定县委改为安定区委，区委负责人有景悦礼、侯仰桓、李邦瑶、赵福祥等，景悦礼为书记。马文瑞向他们传达了特委的有关指示，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在瓦窑堡活动期间，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经常变换住所，有时住在地下党员师法直(又名郝醒民)家，有时住在地下党员营尔雄、师尊贤开的小店里。在任家砭一带活动时，他更多的是住在原来住过的老地方，那里还住着任广盛的哥哥任丰盛，任丰盛也支持革命。 　　安定的任务完成后，他仍像往常一样化装成商人，顺着川道往东去清涧。当他走到有土城围着的一个大村镇杨家园子时，突然发现城门洞前站着扛枪的敌兵。这时躲避已来不及，只有不动声色地往前走。当他走到城门口时，站岗的士兵突然把枪口对准了他，厉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马文瑞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讨账。”敌兵不信，把他带到村里去见排长，他才明白碰上了井岳秀“清剿”部队的一个排。走进一个大窑院，敌兵叫他等着。好半天，过足大烟瘾打着哈欠走到院子里的排长才开始盘问：“你是干什么的?”答：“我是个商人。”问：“到哪里去?”答：“到清涧城里要账。”排长见他从容不迫，对答自如，穿着打扮更像商人，便放了他。离开杨家园子，马文瑞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才感到后怕。和敌人面对面的遭遇，生死安危往往是一瞬间的变化，稍有惊慌失措，就可能自我暴露，为敌所乘，以至被捕杀头。猝然而至的险情，考验了马文瑞的沉着冷静，临危不惧。 　　安定杨家园子脱险后，马文瑞来到清涧县城。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碰巧遇见了一位延长的党员谭生彬。马文瑞多次想与延长党组织取得联系而找不到线索，却意外地见到了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缩、不动摇，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同志，不禁喜出望外。两人来到东城门外一片枣林中，马文瑞向他了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当地党、团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叮咛他回去后从抗粮抗税入手，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团员，整顿原有的党、团关系。并告诉他特委机关已转入农村，这对避开敌人搜捕、领导农村革命斗争很有利。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革命的高潮就会迅速到来。谭生彬找到了特委的关系，同时听了马文瑞一番分析和指引，十分高兴，信心倍增。他回到延长和党员李春光等人一道恢复了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5月17日，他们鼓动数千名农民携带农具、器械包围县城，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历时十多天，直至县长答应农民提出的条件方才罢休。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打破了延长县革命斗争的沉闷局面，革命形势获得新的转机。 　　这年夏秋之交，马文瑞作为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再次来到榆林。这时榆林的县委和区委自1931年4月遭到破坏后尚未恢复，城里的党组织大都分布在学校内，如榆林中学、职业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等，此外还有陕西第三监狱中的一个支部。榆林是军阀井岳秀的巢穴，以往各学校都是中共重要的活动阵地，因此国民党军警大大加强了对各校的监控，对榆中控制尤其严密。反动当局在榆林各校宣传封建礼教，对抗进步思想，镇压革命学潮，破坏党的组织。在各校之间实行封锁，不许学生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活动十分困难。马文瑞一到榆林，就设法同这几个学校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不能在学校里活动，就约定在莲花池接头。莲花池是榆林城中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大水池，夏天，荷花盛开，这在大半处于沙漠包围之中的榆林城，可谓别有洞天。他们白天在莲花池中的小亭子里开会，见有人来，就装着观赏荷花。晚上宿在南关一家小客店。不料和他同睡一个通铺的竟是个小偷，因盗窃案被发觉，半夜警察来抓，马文瑞还以为是来抓自己的，赶紧从后门跑了出去，虚惊一场。这个小客店已不安全，就由地下党员曹士荣安排住在榆中学生宿舍。 　　马文瑞与三校党的负责人作了交谈。他说，榆林各校尤其是榆中富有革命传统，1925年和1926年先后发动过两次矛头直指井岳秀的学潮，揭露了这个军阀的反动面目，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但也是最早被敌人发觉，最早遭到井岳秀武力镇压的。这里面有应该坚持的东西，也有不能忘记的教训。他指出，在敌人的反共高压下更要讲究斗争的原则和策略，先要注意保存自己，逐步扩大力量。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各级组织沟通联络中断，经受斗争挫折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听到上级党的负责人鼓励和指导，备感亲切和鼓舞。 　　此后，马文瑞继续艰苦奔波，秘密串联，先后联系上清涧县的地下党领导刘耀三、唐洪澄，又陆续与延川、绥德等县的党、团组织联络，恢复了关系。还巡视了葭县、吴堡等地。经过马文瑞和众多革命中坚分子艰苦卓绝的工作，陕北地区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23个县中，21个有了党、团组织，贫雇农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80％以上，革命活动迅速在农村深入发展。许多村庄开辟为“赤色村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像安定的任家砭、绥德的铁茄坪、米脂的姜家新庄、清涧的小岔子、神木的贾家沟、葭县的南坬、吴堡的樊家圪坨等，在陕北游击战争尚未开展之前，实际上已经公开成为红色堡垒和中心区域，为以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