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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

郭洪涛

(一九九六年八月)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年，我有幸参加了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工作。时间虽过去60余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三个军胜利会合了。“九一八”四周年那天，举行了盛大的联谊会，欢庆胜利会师。三军会合后，中央代表团正式成立，全面负责领导西北的党、政、军各项工作。9月17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积极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在1935年10月1日的劳山战斗中，我军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于是前方给中央代表团去信，并附缴获报纸，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彬县等地欢迎党中央、中央红军。程子华认为红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人若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红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敌北移，以此配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行动。朱理治和我都同意程子华的意见。朱并让程子华到前方，将后方的意见转告前方的同志们。当时程子华的伤病未好，躺在担架上被抬到了前方。到前方后，程子华向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等同志传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一致赞成。 　　在此期间，陕北的错误肃反进一步扩大，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同志，领导层内部对肃反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不久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也认识到肃反是错误的，决定后方不再捕人、审讯人；并派我到前方征求前方同志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准备放人。我与派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崔田民同行，于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斗的当天下午到达了前方，在富县道佐堡找到了程子华和徐海东。在一个有两盘炕的屋子里，我和崔田民坐在一边，程子华和徐海东坐另一边，我向他们讲逮捕红二十六军一批老干部没有根据，是个严重的错误。程、徐都同意这种看法，谈论中大家都深感不安。程、徐立即叫来红二十五军保卫科的负责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捕人。 　　在道佐堡时，李景林送来了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布告，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吴起镇。程子华和我立即动身前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并报告了中央代表团、西北军委。后方于是派西北军委后勤部长白如冰到保安县(即志丹县)给党中央、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程子华和我从道佐堡出发，走了一天，到了下寺湾，遇到了贾拓夫率领的先遣部队。1935年11月2日，中央、中央红军到达下寺湾。我向李维汉汇报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两支红军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了领导的情况；同时也汇报了陕北的错误肃反情况。李维汉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引我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当时主席非常瘦弱，眼窝深陷，颧骨很高，但精神很好。张闻天也很清瘦，脸色比较白，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毛泽东、张闻天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听完我详细的汇报后，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陕北肃反是严重的错误。 　　1935年11月3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程子华和我汇报了苏区、红军、错误肃反及劳山、榆林桥作战的情况。政治局常委同志们肯定了陕北工作的成绩，同时指出肃反是错误的，并派国家保卫局代局长王首道取代戴季英任西北保卫局长，处理肃反问题；将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到直罗镇，消灭尾随之敌；一路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率领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 　　在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一举歼灭了尾随之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北省和陕甘省，周恩来找我谈话，分配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并派贾拓夫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钟赤兵任军事部长。 　　为做好迎接中央进驻瓦窑堡的工作，我先行回到瓦窑堡，贾拓夫与我同行。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为红军指战员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张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们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欢呼声此起彼伏，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中央领导同志到瓦窑堡后，我请他们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很丰盛，有海参、鱿鱼等海产品，这些海味在当时陕北是很罕见的，这是解放瓦窑堡的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长征以来，这么好的饭菜，只有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聚在一起都很高兴，席间回顾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还有人唱起了中央苏区的民间小调和国际歌，气氛非常热烈。 　　王稼祥没有参加这次聚餐。他在长征中负了重伤，身体非常虚弱，是躺在担架上，抬着到陕北的。到瓦窑堡后，临时住在省委机关的院子里。李维汉叮嘱我要好好照顾王稼祥。我找来一头奶牛，让人每天挤些牛奶给他喝，增加一些营养，就这样他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起来。 　　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初冬季节，不少战士尚无棉衣，大部分同志还穿着草鞋。因此陕北省委、省政府就把解决上述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央派林伯渠负责。我派陕北省财政厅长艾楚南、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协助林伯渠做好这项工作。艾楚南、白如冰抓紧清点库存物资，很快就集中了大批布匹、棉花，后来又从白区购进一批。陕北省委、省政府还号召陕北苏区群众积极献粮慰劳中央红军。原拟在一个月内募捐粮食770担，由于群众的热烈响应，最后捐献的粮食达970多担。陕北苏区的妇女们，在省委妇女部的组织领导下，夜以继日地为红军指战员缝制棉衣和棉鞋。延川、赤源、秀延等县的妇女，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下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仅20多天，就赶制棉鞋5000双、棉服5000套。陕北省委组织群众，将军粮、棉衣、棉鞋以及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羊送交部队，使指战员们及时穿上了冬装，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除了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外，党中央还决定进一步扩大红军。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不足五六千人，加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及苏区的地方武装不足3万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1936年1月至3月两次扩红9600人，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三大主力从此统一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为以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书，收入本书时作了文字上的一些校正。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