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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郭洪涛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一) 　　1933年12月11日(即广州暴动纪念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主持，在北平召开了陕北几个党、团特委委员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从陕北来到北平的党、团特委委员常学恭、崔逢运(崔瑞生)、鲁贲(鲁学曾)，以及准备新派回陕北的党、团特委委员我和李铁轮。会上，先由常、崔、鲁3同志汇报了陕北的革命斗争情况。之后，由李华生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指示中谈到国际、国内的形势，并对陕北的革命形势发展作了充分估计，要求我和李铁轮回陕北后，告诉陕北党、团特委的同志，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对特委的工作，除肯定成绩外，也指出了错误，认为安定(今子长县)一支队受挫后散了队伍埋掉枪支是不对的，二支队并入三支队是取消绥清的游击活动，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错误，也是对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实际上这些情况在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只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由于缺乏经验所致，不能因此说成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和对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受认识水平限制，并未进一步展开讨论。会上宣布常、崔、鲁留北平另行分配工作，我和李铁轮回陕北参加特委领导工作。同时，还告诉我们，已派谢子长(西北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和杨璞(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后叛变)先离北平回陕北工作。 　　12月下旬，我和李铁轮来到陕北佳县，与张达志接上了头。崔田夫把其他党、团特委委员召集来，在佳县南坬村召开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张达志、高长久、马文瑞、李铁轮等7人。崔田民因去安定巡视工作缺席。 　　会议由我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工作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传达了也是错误的。会议对于当时发动游击战争的形势作了估计，决定扩大一支队，发展神府三支队和绥清二支队，新建两支游击队和开辟绥、米、佳、吴边等新的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决定，把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联会、儿童团等团体。 　　当时特委书记仍由崔田夫担任，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委员张达志、高长久。团特委书记马文瑞，委员崔田民、李铁轮。特委机关常驻吴堡北区樊家圪坨和佳县南区王家畔一带。 　　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分工领导各地工作。我和高长久、李铁轮负责佳、吴、绥、米边的工作。不久，我和高、李两同志到了樊家圪坨，并派人往宋家川(吴堡南区)找到马佩勋、胡海江(我在山西坐监狱时发展的党员)，又收编了几个绿林和搞到两支手枪，成立了吴堡抗日义勇队(当时因队里有绿林成分，没有给红军游击队的番号)，由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吴堡抗日义勇队成立后，先在绥德东区打了一家地主，有农民四五十人参加。接着，由我找到刘子义(木头峪支部书记)，研究攻打木头峪民团的计划。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夜袭木头峪民团，队伍由高长久带领，马佩勋指挥，直捣民团老窝，缴了民团的枪，并枪杀了民愤很大的团总张东蛟，这次活动正值旧历年关，官府催粮催款正紧，百姓叫苦连天，由于杀了团总张东蛟，缴了民团的枪，催粮催款的不敢下来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次战斗后，吴堡抗日义勇队又吸收了部分党团员和群众参加了队伍，特委根据这一情况，确定把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队长、政委仍由薛俊山、马佩勋担任，活动于佳县南区、吴堡、米脂东区和绥德北区，创造了佳、吴、绥、米边游击根据地。 　　谢子长同志当时早已回陕北。他先到清涧，由白雪山、王怀德派人护送到安定，正式恢复了一支队。在绥清边的清涧二支队也很活跃，由白雪山、王怀德、白如冰、王子文、崔正冉等同志领导，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除夕以后，我去曹家坬、袁家沟一带(清涧东区)，与杨璞及二支队白雪山、王怀德商定，调四支队到清涧会合二支队，配合400余名赤卫军攻打店则沟李成善民团。这一计划因杨璞在暴动前被捕叛变，临时决定提前2天行动。队伍在马佩勋指挥下，一举击溃民团30余人，缴枪10支。战斗胜利后，壮大了二、四游击支队，以后还成立了绥德五支队，由崔正冉任队长，张毅忱任政委，扩大了延川、绥清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二、五支队活动于清涧东区、绥德南区和延川东区。 　　在神府边活动的三支队和在安定地区由谢子长领导的一支队都有新的发展。一支队有枪近30支，队员三四十人，扩大了游击活动的范围。 　　在此期间，除清涧已建立县委外，又建立于神木、吴堡、绥德、安定等县委。 　　(二) 　　1934年清明，陕北特委在佳县白家崄(白备伍家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开会期间发现白军巡查，就转移到佳县南区的神堂沟召开。会议先由各委员汇报各地区的工作开展情况，我汇报了攻打店则沟民团的情况以及杨璞的叛变。然后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根据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日益展开的形势需要，决议：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为创造一师红军而斗争；武装开辟村庄，扩大已有的游击根据地，并进而连成一片；普遍地成立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成立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还决定召开一次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对神堂沟会议的决议进行具体部署。 　　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送来两封他们给红二十六军的秘密指示信，说他们和红二十六军失掉了联系，要陕北特委转交，陕北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没有直接关系，要请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转交。 　　5月初召开了王家畔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团特委委员有崔田夫、马明方、高长久、李铁轮和我5人，崔田民、张达志两人因事未参加。这次会议主要传达神堂沟会议精神，交流各地打游击的经验。王家畔会议后，马明方、李铁轮留特委机关工作，筹备将特委机关搬到清涧去。其他委员分赴各地。张达志和我同行，因怕暴露，还把我化装成一个贩卖瓷器的商贩，赶着一头毛驴，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两封密信放在驴鞍子的夹层里。我们从吴堡北区的樊家圪坨动身，到绥德田庄分手，张达志到清涧，我去安定，到安定后我就把信交给子长同志，因陕北红军要南下和红二十六军汇合，这两封密信就由我们带去了。不久，陕北特委增加了白如冰、马佩勋为候补委员。 　　神堂沟和王家畔会议是很重要的，对于发展陕北红军和扩大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这两次会议上，应该说我是有错误的，如曾经说过北方代表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和对游击战争消极怠工已经得到了部分纠正。因为特委并没有犯这些错误，所以部分纠正的说法本身就是不对的。 　　6月，特委决定集中一、二、五支队，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兼任总指挥，我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即带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配合数百群众武装一举攻进了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放出被关押的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近百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开一个县城这在当时来说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一胜利大大地鼓舞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在佳、米、绥、吴边，先后成立了佳县六支队和米东十五支队，扩大了佳、吴、绥、米边游击根据地。在西部各县，也积极开展了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且扩大了一支队。以后，在安定民团做地下工作的栾新春和贺吉祥等同志，打死了民团中的3个反动分子，把队伍拉出来，改编为横山八支队，活动于横山、安定、米西边界。当时，马明方与李铁轮也在佳、吴边积极开展活动。以后为了将特委机关从佳、吴边转移到清涧，崔田民、李铁轮和马明方都先后到了清涧东区。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又先后建立了府谷、佳芦(佳县北部)、佳县、米东、赤源(即安定西区)、秀延(安定、绥德、米脂、清涧各一部)、安塞、靖边、米西、横山等县委。 　　(三) 　　1934年7月间，陕北特委决定由谢子长和我率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到陕甘边会合红二十六军，以取得红二十六军的各种帮助，并要求红二十六军一部北上陕北活动，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敌人。同月，两军会合于南梁，在阎家洼子召开了两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郭洪涛、贺晋年、龚逢春等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连以上干部，以及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政委以上干部。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调高岗到上海临时中央局学习受训(后未去)，四十二师政委由谢子长兼任，师长仍由杨森担任。会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政委仍由郭洪涛兼任。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作战等问题。会上还由龚逢春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两封指示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由于同志们当时没有识别出这个‘左’倾路线的指导思想，没有引起争论和表示不同的看法，我在会上发言，也拥护了这些错误批评。会后，由四十二师党委书记龚逢春整理了记录，这个记录曾送给中央驻北方代表。 　　我在会后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整理的记录，写过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我在这篇文章中，错误地引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对红二十六军的错误批评。以后虽经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至今仍引为内疚。 　　在阎家洼子会议上，任命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这对陕甘边和陕北两支兄弟红军的进一步团结协作，统一步调，共同对敌，特别是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仅依靠陕北武装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 　　由于陕北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扩展到10余县境，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当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会合红二十六军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期间，军阀井岳秀的军队配合地方民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根据地，进行“清剿”捕杀、抢劫和破坏村庄。 　　8月间，红二十六军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赤卫大队，在谢子长统一指挥下，进入安定一带，首先在景武家塌(安定西区)消灭了敌人一个连；接着在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击溃敌人一个连，消灭其两个排；随后又在清涧东区的河口(这是敌人在该区的一个孤立据点)击溃敌人一个连，收复了河口镇。三战三捷，缴枪近百，俘敌数十，粉碎了白军和民团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但在河口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负伤，当时他正在指挥战斗，负伤后一直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以后因为流血过多，伤口疼痛，才揭开外衣让我看，并对我说：“我负伤了。”我建议部队后撤，并派人送子长回后方养伤。子长不幸于1935年2月因伤重去世，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失去了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领袖和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此时，陕北特委机关已迁移至清涧东区一带。 　　(四) 　　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准备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在这期间，陕北特委及时召开了寺墕里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决议，并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实行分配土地；扩大红军编制，将陕北一、二、三游击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还决定李铁轮任团特委书记。会后，陕北特委利用敌人二次“围剿”尚未进行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做了大量的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1．加强政权建设 　　从1934年9月开始，在赤源、吴堡、清涧3个县先后成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以后秀延、靖边、安塞、米西、横山、绥德、延水(延川东部)、延川、延长(北部)、佳县、米东(即米脂东部)、佳芦(佳县北部)、神木、府谷等县的各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在此期间，除神木、府谷和佳县边苏区有3个县外，安定、米西、安塞、靖边、横山边苏区，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延长边苏区，绥德、米东、佳县、吴堡边苏区，共有14个县(有的一个县分为两个县，有的是一个县的一部分)，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 　　这时，由于陕北特委机关设在清涧，地点不适中，为便于领导，又将特委机关迁至赤源、秀延一带。 　　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大会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政府组织法》等法令。省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先后由张毅忱、吴居第负责)、财政(艾楚南)、教育(陈蓬飞)、土地(王子文)、劳动(祁明珍)、经济(惠子明)、粮食(先高旭光，后罗成德)等部和保卫局(先由崔田民兼，后由刘子义负责)。还专设了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才等)。成立了陕北总工会(高长久任主席)。1935年夏，李铁轮前往北平执行任务，团特委书记由慕纯农担任，团特委委员有白治民、高朗山、史秀云、王月明、黄静波等同志。 　　2．实行分配土地 　　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陕北特委决定在几个主要根据地内实行分配土地，并具体规定了土地政策，各县先后展开了分配土地的群众运动。 　　开始由于绥德、清涧两县委不懂如何分配土地，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后，没有分配给农民。当时正值春耕，他们就采取不分土地先种地的办法，依靠贫农会以村为单位集体种地。在收获的粮食中，一般属于军工烈属土地内的分给军工烈属；属于地主土地内的除给地主留出口粮外，其余全部交公。在清涧县的少数村庄里发生过集体吃饭的问题。这种作法因为没有把土地分给广大农民，也没有确定土地所有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这两个县委还决定焚烧地富的文约帐簿，但在执行中，有些村庄也发生过焚烧一切文约帐簿，以致影响了商人与农民的债权利益。 　　陕北特委认为，这两个县的某些作法是不妥当的，主要是缺乏经验。马明方和我到清涧后，批评了他们这种作法，之后随即进行分配土地的试点，我参加了袁家沟分配土地的工作。袁家沟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作法是：(1)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2)中农土地不动；(3)红军、贫雇农分好地；(4)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5)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6)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为此，我们办了训练班，在各地都进行了土地分配。尽管在某些地区执行土地政策方面有偏差，但总的说，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它初步摧毁了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给广大群众的粮款捐税负担。特别是把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广大群众确确实实地享受到了革命的成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陕北特委接到中央的土地法以后(省政府也转发了)，也按土地法规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办理。但各地分配土地的工作已经结束，所以并未执行。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政府在社会肃反、统一战线和边界工作等方面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反革命的地、富、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没有很好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等措施，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动分子，也有杀错人的情况。对待各种上层分子，没有很好地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待边界工作没有同中心地区区别对待，有些地方出现过赤白对立的现象。这些情况一经陕北特委发现，都制止了。 　　3．建党和干部训练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在县一级分别建立党、团县委组织。在红军游击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由于群众斗争形势和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基层党组织已不相适应，同时在斗争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积极分子。陕北特委根据这些情况，采取积极发展党员的方针，接收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入党，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在各县还普遍办起了短期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党、团文件，上级指示和法令，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政治常识和游击战争基本知识等。有的边界地区还办起了流动训练班。这些干部训练班的效果都很好，为各县、区、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4．陕北红军一、二、三团和红二十七军的成立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努力创造一师红军，在1934年9月间，陕北特委将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红一团由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红二团由任三任团长，马万里任政委；红三团由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同时，又新建了第一、二、三游击支队，分别在安定、清涧、神木等地活动。 　　1934年冬，晋、陕军阀6个师的兵力第二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特委根据当时的敌我情况，作了两个反“围剿”计划：一个计划是，针对敌已进入根据地，兵力分散的情况，确定先把陕北红军一、二两个团集中起来，成立红二十七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分散的兵力；另一个计划是，由我向北方代表巡视员黄汉提议，通过他去信陕甘边特委，请红二十六军主力一部到陕北，会合红二十七军，集中力量消灭已深入苏区的敌高桂滋部，由于谢子长正在养伤，我建议调刘志丹来指挥两军作战，黄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写信给陕甘边特委。这封信是特委送给谢子长转交的，他看过后表示同意，并派交通送给陕甘边特委，至于两军会合后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由哪些同志担任什么职务，当时都未具体商定。 　　为了实现前一个计划，1935年1月下旬，集中陕北红军一、二团于赤源白庙岔，由特委宣布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正式成立。师长先后由杨琪、贺晋年担任，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三团当时留在神府边活动，后改为神府独立团。在佳、吴两县委领导下，集中了几支游击队成立了红五团，团长王士杰，后改为红三团，团长王士杰。以后在吴堡又成立了战斗团，团长慕生忠，即以后的红四团。游击队发展得也很快，各县都成立了游击队，如新建了延长、延安、宜川等游击队，开辟了延长、延安、延川、宜川等地的游击区域。加上原有的游击队，已经扩大到20多个游击队。在内蒙古乌审旗还成立了骑兵游击队，由曹动之任队长。 　　当我红一团、二团集中后，敌正分进围攻我根据地，入侵之敌除增强原有据点兵力外，还建立了一些新的据点，分连排四出活动，寻找我军作战，捕杀我干部和积极分子，抢劫粮食牛羊，大肆破坏村庄。还组织了保甲制度，企图摧毁我生存活动之基础。我军主力在群众武装普遍开展游击活动的配合下，在秀延南沟岔歼敌2个排，并于清涧高杰村击毙高桂滋部1个连长，俘敌30余人。后在延川贺家湾击溃敌人1个连。三战三捷，缴枪百余支(陕北红军第一次缴获轻机枪数挺)，俘敌百余人，粉碎了敌人分兵四出活动占领根据地及成立保甲制度的企图，收复一部分为敌占据的地区，取得了反二次“围剿”斗争的初步胜利。 　　陕甘边特委在研究了黄汉的信后，同意调刘志丹到陕北指挥两军作战。刘志丹于1935年2月1日(或2日)来到陕北，于2月5日在赤源周家硷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接着讨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计划。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集中红军主力在陕北与敌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组织上、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书，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校正。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