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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郭洪涛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 　　60年前，我国西北古城西安爆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的西安事变。我个人当时在我党中央部门工作，目睹了中央怎样解决这一事件的经过。6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深感那次事变中党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方针是何等的正确和富有远见。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根据地时，我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11月3日，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上，我汇报了陕北苏区的情况，接着党中央就决定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西安事变前两个多月，我从省委所在地安塞谭家营村赶到保安(即志丹县，当时中央的所在地)参加中央讨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那次会议之后，中央又调我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秦邦宪)，将我留在保安。西安事变爆发时，我正好住在张闻天同志隔壁的一间窑洞里。 　　西安事变虽然是张、杨独立发动的一个突发事件，事先我们党并不知道，然而它的发生却不仅与当时整个民族危机形势有关，而且也与我党进入陕北后制定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及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有关。那时，扩大抗日联合战线是我党的重点工作，党中央成立了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由于陕北根据地周围大多是东北军，对白军的工作也是以东北军为主。 　　早在1935年10月，榆林桥战斗中，东北军有一个叫高福源的团长在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当天晚上，程子华同志把他找来，一边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和崔田民在旁听着。高说，东北军是抗日的，打红军是被逼的，要求将他放回去做抗日工作。程子华说，不能放你。高说，既不同意放，那就把我杀了吧。程子华说，也不能杀，我们有个红军干部学校，让你到那里去教书，为抗日培养军事人员。怎么样?高听了喜出望外地说：“我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定能教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于是由我给红军干校校长写了介绍信，介绍高到瓦窑堡红军干部学校去任教。我见到中央领导之后，将这件事向张闻天、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非常重视。周恩来同志遂决定派高福源利用其特殊身份，回去做王以哲、张学良的工作。后来这位高团长的确在最初我们同东北军沟通联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党在1936年上半年对东北军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上层同他们订立停战协定，周恩来亲自同张学良举行会谈，直接派出常驻东北军的代表等等；在下层，包括给他们送“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品，甚至在某些地区举行红军与东北军战地联欢等等。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秋冬之交，摆在东北军、西北军面前的形势是：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进一步推向高潮，然而蒋介石仍在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兵遣将要大举“围剿”红军。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在甘南的会师，使得广大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看到了红军力量的壮大和抗日的决心。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看清了蒋介石的阴谋伎俩，这就是既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来消灭红军，又借“剿共”为名来削弱和控制东北军、西北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二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在西安发动了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一举扣留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我党中央，征求我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保安城，上上下下沉浸在一派兴奋之中，干部、群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的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人，今天遭到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有的说蒋介石阻挠抗日，这一下扫除了障碍，抗日有了希望。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一般干部群众中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建议张学良立即把蒋介石公审处决；另一种则主张把他押到苏区来看管，然后再作处置。由于大家对蒋“剿共”罪行的愤怒，当时还没有听到有人主张释放他。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最为繁忙紧张的还是中央的领导同志。12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记得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的上午，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里召开的，会议的范围不大，出席会议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目前在世的大概就是列席会议的冯文彬①同志和我了。 　　记得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张闻天同志。会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接着周恩来同志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提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张闻天也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周恩来的意见一样，主张“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外，还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虽然在事变之前我党已有明确的“逼蒋抗日”方针，但是在蒋已被张、杨扣留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当时是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除蒋；有的同志则不同意除蒋，认为蒋虽被扣，但他还是代表国民党正统，如果把蒋介石除掉，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当时张闻天同志就是持这种意见，后来事变的发展，证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惟独张国焘提出，不但要公开审蒋，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 　　由于事变发生突然，对外界的反应知道不多，会上谁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见，因此会议在方针问题上没有能做出明确的决策。毛泽东同志最后说：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道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他着重强调要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并指出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我的发言只是从组织工作的角度讲了一点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因此党在白区的工作很重要，建议党校多招收些适宜做白区工作的同志加以培训，以便派出去加强白区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次会后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周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将军举行多次商谈。同时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英美派的态度也日趋明朗：亲日派竭力鼓动讨伐西安，英美派则愿意为保蒋做出妥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赴西安。周恩来同志将这些形势的变化不断用电报报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这些对于中央最终做出正确决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12月19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经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张闻天同志在这次会上也有一个发言，他着重讲了在当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不能反蒋的道理，他特别指出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张闻天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一致，是很不简单的。 　　我也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深受启发和教育。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两个重要文件。前一个文件是我党公开表示和平解决事变主张的一个正式文件，后一个文件则是向广大干部和党员解释为什么采取和平解决的一个党内指示。事实表明，我党的这一方针推动了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而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了扭转整个时局的枢纽。 　　关于这次事变，共产国际是有指示的，不过指示到达得比较晚，和平解决的决定实际是我党独立自主作出的，其结果却同晚来的共产国际指示基本一致。我清楚地记得，19日会议后隔了一天，我到张闻天同志那里请示工作的时候，他拿出一份刚收到的共产国际电报给我看，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他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变。接着开了干部会，毛泽东作报告，向大家指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应当指出的是，我党在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在军事上是同时作好了打的准备的。事变发生不久，我党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协议，成立抗日援绥联军，并统一了军事部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迅速向西安集中，而把延安、甘泉、富县让给红军驻防，以便对付南京政府亲日派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先后委派江华同志为延安警备司令员，李坚贞同志为延安工作组组长。我也是作为先遣人员和李坚贞同志率领的工作组在中央到达延安之前一道进入延安的。我到后给中央机关看好了房子。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随中央机关一起进驻延安城。为此延安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大会是我主持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到陕北是为了抗日，希望大家要处处想着抗日，事事想着抗日。当时会场上群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我党中央的崇敬和爱戴。我党中央自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8年3月离开陕北，中央在陕北14个年头(13年零4个月)，在这里推动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了整个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以上由于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所以印象很深。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我党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才结束了10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时期，并经过8年艰苦抗战，才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救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是我党建立的不朽功勋。 　　* 本文原载199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① 冯文彬同志已于1997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