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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参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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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道路而闻名于世的。
在漫长的28年艰难跋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过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而红旗不倒的只有一块，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
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从1935年到1948年，一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
因此，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深情地说：
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①
在黄土高坡上长大的高岗参与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
1|狱中探望刘志丹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和谢子长参加了1930年8月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寻机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会后，刘志丹继续辗转于陕甘边一带搞兵运工作。
193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继续与苏雨生部合作，争取联合苏雨生部参加到计划中的西北反蒋大同盟中。
有奶便是娘，占山便是王，这是军阀的共性，苏雨生也不例外。自被“马家军”击溃后，他又收拾残部，逃到了陕西，投奔了杨虎城，被杨虎城收编为警备骑兵旅，驻防彬县。
由于有过与苏雨生合作的经历，刘志丹接省委指示后，立即率部来到了彬县，任苏雨生部团长，驻守旬邑职田镇。刘志丹在职田镇一方面训练部队准备起义，一方面发动群众，分了地土老财的钱粮，大地主刘日新上吊自杀。
刘志丹的义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遭到了地主老财的攻击。气急败坏的当地豪绅联名写状子到西安诬告刘志丹，说“渭华暴乱的匪首”又在旬邑作乱。
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指示下，反复无常的苏雨生借机逮捕了刘志丹，并给刘志丹戴上了12斤重的铁镣，严刑拷打，押入大牢。
刘志丹的被捕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并委派时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岗赶到彬县探望刘志丹。
高岗是离开老家高家沟后来到省委机关担任交通工作的。接省委的指示后，高岗即刻只身一人来到了彬县监狱，与刘志丹会面。
高岗后来回忆说：
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②
关于刘志丹入狱后省委派人来看望的情况，虽然目前一些出版物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有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之间的大段对话，但实际上这些很生动的内容都是对高岗在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记述的演绎。因为当事人刘志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回忆，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另一个当事人高岗的这段简短叙述。
然而，那些大段描写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如何交谈的著述，并没有说这个“省委派来的人”就是高岗。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地开展兵运工作，在西北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亲自找杨虎城说情，请求杨虎城命令苏雨生放人。
在多方营救下，杨虎城下令苏雨生放人。曾经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彬县接刘志丹出狱，使愈挫愈坚的刘志丹重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中。
2|参加陕甘游击队
1931年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工作。
陈珪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他当时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四面楚歌，处境不利，急需帮助。所以，他虽然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却仍然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也借此以陈的名山义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招兵买马，寻机兵变。
这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策动甘肃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委派与刘志丹多次交往的高岗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
关于高岗与刘志丹在这期间的联系情况，长期与高岗在一起工作的张秀山曾经有过如下回忆：
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塬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③
然而，这些单纯的兵变明显带有盲动的痕迹，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与陈珪璋冲突中被打散。
部队被打散后，刘志丹只身回到了南梁堡，高岗则又返回了驻西安的陕西省委。
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战屡败，使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恰在此时，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阎红彦，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陕北硬汉，1909年9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不满15岁的阎红彦就因生活所迫，到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
李象九是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革命气息浓郁，使阎红彦迅速成长。1925年4月，不满16岁的阎红彦便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阎红彦跟随李象九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西进。9月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到陕北后，9月6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的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来到了阎红彦的老家安定县，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上了头，并通过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也迅速地由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
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珪璋部兵变失败后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为了加强对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领导，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了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
从此，高岗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
3|临镇失守
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
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
1931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1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
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
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
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
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
《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④
《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
“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
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
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
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
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
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
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
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30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儿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1928年到1929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
当时，我们也想找刘志丹，我们那时有四十多条枪，六七十个人，大部分是徒手，多半是大刀、长矛。他们动员我们去找大部队，我们也愿意一块联合行动。于是，把自来得枪还给了高岗，把我们先锋队编成两个中队，他们十九个人编成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并任先锋队总指挥。
我们大队从临镇以南往下，赶了几天，高双成派两个营又追我们，我们决定经南泥湾、延安南三十铺、高桥川绕过安条岭到保安瓦子川再到合水太白去盘克塬找刘志丹。因我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三十铺红市沟养伤。红市沟老乡均是横山下来的移民，很好，高岗认识。于是，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带队向盘克塬方向去了。
高岗带部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粮食，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十来条枪和八十多匹骡马，平均每人一匹马。刘志丹想成立骑兵，高岗就准备带马回去。这时，敌人在延安的驻军二五六旅得知了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追了上来。保安县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部队进到安条岭的深腰，山岭上的敌民团首先开枪，正好打在后卫部队。马怕枪，往后便跑，冲散了尾随之敌，部队乘机躲进树林隐蔽撤退。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一人向右侧逃脱了。⑤
能如此详细地叙述高岗临镇战斗后情况的人，看来只有高朗亭了。从高朗亭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高岗在临镇失守后，既没有投降，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收拾残部，继续在战斗中寻找大部队。虽然高岗在安条岭战斗中又一次“逃脱”了，但在后来的叙述中读者们还会看到，在当年那种革命力量弱小、战斗异常复杂惨烈的环境下，部队被打散、领导人频繁更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1981年6月3日，同样参加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王世泰说了这样一番深有感触的话：
我到陕甘游击队的那一年，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领导水平，实际也是时代条件问题。⑥
4|西安脱险
安条岭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高岗腿部负伤，只身一人拄着一根树棍来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之后又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处躲避养伤。后又辗转数日，于1932年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
由于高岗对临镇战斗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予高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这是高岗的第一次被撤职，而此时的陕甘游击队，也正处于连续失败的艰苦时期。
临镇战斗后，陕甘游击队转入韩城县境，打算在韩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韩城位于关中和陕北之间，是进出潼关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战略选择而言，落脚此地建立根据地并非上策，因为敌人绝不容许在此战略要地形成革命根据地，必然疯狂地进行“围剿”。果然，6月下旬，敌人派出重兵，向游击队据守的禹山、香山阵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顽强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过半，被迫放弃阵地，退入桥山。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人拦截，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
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6月底，部队在梁家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对游击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并决定全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高岗正是在梁家堡会议后回到部队的。高岗归队不久，即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
1932年冬，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高岗奉命来到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部队进行了联络，并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将陕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1933年春，高岗奉命来到了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
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春率部举行了麟游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并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先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和骑兵团团长。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的领导下，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
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时，高岗已经回到了陕西省委。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不妙，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趁乱跑开脱险。
这次西安脱险，是高岗传奇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后来也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最为可信的，是当事人贾拓夫在当时的回忆。
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就陕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叙述到“福盛楼事件”时说：
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的地方，秘书处、军委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饭馆去开。开会是岳栋(即萧章)、励君(即杜衡)、高麻子(即高岗)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旋即出去，也不注意，并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账。岳栋、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账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而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个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⑦
高岗“幸逃脱”后干什么了呢?
贾拓夫在这份报告中继续说：
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
“高饶事件”发生后，贾拓夫还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谈到过这次“福盛楼事件”：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到西安。高岗在做了王泰吉骑兵团的哗变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萧章、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借吃饭的机会召开省委会议，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捕人(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萧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
在这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回忆材料中，贾拓夫还认为：
高岗能爬上去，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二是1937年苏区党代表会议，那时高岗的地位已开始形成。由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使许多同志含冤，高岗代表了一方面，得到了大会代表的拥护，在选举边区书记时，高岗得票最高。三是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会议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⑧
虽然“爬上去”的用语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今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2页。
② 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
③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97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
⑤ 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⑥ 《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⑦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
⑧ 《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年4月4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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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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